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刘志丹、谢子长与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创建

　　center梁严冰

　　center（延安大学）

　　近代以来，陕北人民在陕北这片黄土地上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陕北苏区和红军就是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发展起来的。1935年月2月以前，陕北存在着地域上隔绝但又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一是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拥有一支红军，即红26军；一是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也拥有一支红军，即红27军。1935年2月5曰，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安定（今子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这两支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的统一指挥下，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使陕北成为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后最终完成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日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不仅如此，陕北根据地还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唯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根据地，因此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创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史和延安时期的研究，无论是通史性著作还是专题论文都十分丰富，但对中央红军到来之前的陕甘边、陕北红军创建及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本文意在通过对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边、陕北红军创建的考察，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生、艰难曲折的发展壮大，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提供一观察视野。

　　@@一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时，陕西籍旅京学生李子洲、魏野畴等人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指导下，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假期回乡后，他们又广泛而热情地宣传五四运动的内容、性质和意义，使陕北这一相对偏僻的地方，不但比较早地接触到了马克思的主义，而且很快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在陕北各地积极创建党团组织，扩大革命影响，并领导开展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组织和全国一样，进入了创建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革命武装也由建立红军游击队进而形成大规模的正规红军。

　　当时，陕北的榆林中学和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德四师）是我党在陕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这两个学校之所以成为陕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与杜斌丞和李子洲有极大的关系。在1923年前，榆林中学是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可谓陕北最高学府，从1923年起，校长杜斌丞先后从北京、天津等地聘请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魏野畴、李子洲等来校任教。这些人来榆中后，“大胆改革，宣传民主思想，号召学生讲民主，反封建；讲科学，反迷信；宣传新思想，反对旧思想……传播马列主义，讲述革命道理”。使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风气变得活跃起来，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思想进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骨干，这些人以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创建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我们党在陕北出了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谢子长。他们是井冈山道路在陕西的代表。”

　　1924年春，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和杜斌丞的邀请，李子洲到榆林中学任教，同年7月，李子洲又被推举为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到绥德四师后从各地聘请了一批学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校办学，并经常给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马列著作，在学校教师还与学生一起研究《共产主义ABC》等党的重要理论和有关时局的主张，还采用学生讲演、时事报告会、讨论会等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绥德四师在李子洲等人教育和影响下，广大学生的政治眼界大为开阔，激发了他们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心，同时也鼓舞他们投入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去。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的传播，使陕北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再一次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故而清涧、佳县、安定、米脂、神木、府谷、吴堡、横山、保安、安边、定边等地的青年纷纷到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批初步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先进分子逐渐成长起来，并开始建立党团组织。1924年冬，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等在绥德四师建立起党小组，当年12月，又成立了团支部。之后，1925年初，瓦窑堡军队团支部在三连建立，史唯然任书记。1926年初，谢子长（时任石谦部第12连连长）与李象九又在安定县成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陕北其他地方如定边在1926年2月成立了党支部，延安在1925年秋冬建立了团支部，1926年下半年成立了党的支部，安边也于1926年10月成立了党支部。这样，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党团组织在陕北逐渐建立起来，并积极开展革命运动，当时，陕北的学生运动在李子洲等人的领导下如火如荼，谢子长领导的安定县农民运动，从1927年2月起，逐渐扩展到陕北各县，先后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运昌、李耀辉、王伯阳等，当众烧毁文契，宣布废除苛捐杂税，贫苦农民无不拍手称快，赞誉谢子长为“谢青天”。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力量不断壮大。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统一领导陕西、甘肃两省的工作和革命斗争。到1927年5月前后，陕西地区党组织发展到7个地委、37个特支、党员2177人，甘肃地区有特支4个，党员30名。陕北、陕甘地区的革命潮流与全国一样正日益高涨的时候，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是，该年6月前后，中共陕甘区委对时局即将发生的大转折已经有所预感，并且出席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张含辉等人又带回了武汉方面形势变化的情况，于是，陕西党组织对当时形势变化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并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故在全国白色恐怖的局面下，“陕北党组织并没有受到摧残”，“党的主观力量在全省范围陕北要算最强大了”。

　　@@二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9月上旬，李子洲（1927年7月下旬，李赴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携带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指示从武汉回到西安，9月26日晚到27日晚，中共陕西省委（7月11日，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第一政扩大会议在西安红埠街9号秘密举行，会议听取了李子洲传达的八七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议案等。省委在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加强军事工作，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别任务”，并进一步提出了“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同时指出“党应该掌握武装力董，组织革命的兵变，对党员进行军事教育，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根据会议精神，陕西党组织在1927年10月和1928年夏发动和领导了西北地区著名的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沉重地打击了西北反动统治阶级凶恶气焰，深刻地培养和教育了一大批干部，使他们懂得：“（甲）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单有武器没有农民不行，单有农民没有武器也不行。（乙）必须依靠乡村并进行游击战争，打阵地战不行，在城市要道不行。（丙）必须有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盲动主义不行”。刘志丹、谢子长等并没有因暂时的失败而屈服，他们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再接再厉，回到陕甘边界和陕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整顿地方党组织。但此时，陕北特委负责人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刘志丹、谢子长和其他特委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从1929年到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等利用各种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部队和社团进行兵运活动。刘志丹于1929年夏秋，打入陕北军阀张庭芝部队：1930年春，又打入驻甘骑兵第4师苏雨生部队任16团副团长。陕北特委同时派张秀山、贺晋平、张东皎、高鹏飞等一大批党团员相继进入苏部工作，并秘密建立了党的军委。随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又同陕北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霖部队活动。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随谭部驻防庆阳、吴起交界的二道川，准备利用机会举行起义，不意突遭袭击而失败。这种在特定的环境下发展革命武装的做法，当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的，但并不是根本办法，正像刘志丹后来总结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谢子长也认为：“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要靠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和逐渐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基于此认识，1930年8月中旬，刘志丹和谢子长等一同回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编制游击队，立刻开始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献传到陕北，对陕北、陕甘边红军的建立和发展游击战争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1930年12月，经陕北特委批准，刘善忠和高朗亭等集资买枪，在横山、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安定、米脂等县积极进行秘密串联，设立秘密联络站点，为发动游击战争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9月22日，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性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革命队伍在甘肃省合水县灵锦庙同杨重远、阎红彦、师祝杰率领的晋西游击队、陕北游击队部分胜利汇合，是年冬，根据形势的发展该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1932年2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意见，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在陕甘边界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与国民党军阀血战数十次，战无不胜，扩大了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500余人，并且“帮助正宁、山水、淳化农民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赤卫队，帮助三原、富平、彬州、礼泉、宜君、中部等数十县工农分配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数百万……推进了西北革命迅速向前发展”，加之当时陕甘边地区发生连年灾荒，抢粮、分粮斗争遍及各地，民变、民暴此起彼伏，形成了日益高涨的群众斗争潮流。根据陕甘边地区出现的有利革命形势，中共中央适应形势的发展研究了陕西特别是陕甘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适时地向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两项互相联系的重要战略，即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26军。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分析了陕西形势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斗争中“日益壮大起来”的实际情况，向陕西省委提出了“在积极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苏维埃区”的任务，中央决定，按红军编制法，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出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中央要求，在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区域中，必须立即彻底执行“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彻底的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以建立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2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决议》进一步强调要把红26军“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苏区”。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发出《指示信》，重申中央关于创立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要求“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的加强这一工作”，“立刻成立红军一团”，“开始有计划的游击运动”。根据党中央的上述决议和指示，中共陕西省委相应地通过决议并发出指示，具体部署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组建红二十八军的工作，1932年6月1目，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关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创造新苏区与开展游击战争运动”是“陕西全党的一个中心任务”，决定在陕甘边地区组建农人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进行土地革命，“在各地的游击运动中抽出一部分最精锐的部队编成一团”，紧接着，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一指示和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进一步提出，“必须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决议》还指出：“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执行以上任务最主要的中心”，为了加强边区工作，“立刻成立陕甘边特委，旬邑、淳化地方党部由边特去领导”。根据省委会议和《决议》精神，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于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26军第2团（当时只有一个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任军团两级政委。

　　红26军正式成立后，即在照金地区游击队的紧密配合下，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实施以革命武装开辟陕甘边新苏区的计划。在开辟根据地过程中，尽管杜衡一度在政治上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红26军在省委的领导下，排除干扰，历经艰难险阻，开创了大块根据地，到1933年上半年逐渐形成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起断头川、王家沟，南到老牛坡、桃渠原，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的照金革命武装割据区域，面积约5000平方里。

　　在陕甘边革命形势胜利发展和红26军组建的同时，陕北红军游击队的组建也进入了迅猛分展时期。基于前面提到的高朗亭和刘善忠等人在陕北各地秘密活动串联，有了相当群众基础，1932年3月，经陕北特委批准，中共延川县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队长刘善忠，政委高朗亭，活动于延川、延长、清涧、安定、绥德一带，4月18日夜，游击队在200余农民配合下，袭击延川永坪镇，全歼守镇团民，缴枪17支。战后，延川游击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随后又于10月1日，陕北特委决定将先锋队称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9支队。这是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一支队成立之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土豪劣绅，影响很大，轰动陕北，《大公报》声称“陕北绥德、清涧南部发现百余赤匪，为首者刘法（善）忠，高朗亭是也”。1933年4月7日，陕北特委又将一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一支队，陕北游击队成立后。得到陕甘游击队和刘志丹的很大帮助，先后派史法直、强龙光、高鹏飞等人到陕北游击队，并赠送了枪子弹药，使部队战斗力大大加强。到6月，一支队发展到4个分队，80余人枪。一支队的建立与发展，说明了在陕北创建红军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于是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洼召开，此次会议是陕北革命斗争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陕北游击战争由组织准备转向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的转折点。会议一致认为“陕北具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决定进一步组建工农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陕北红军第一支队及其根据地延安、延川、安定、清涧等地区。此外，在清涧地区组建第二支队，在神（木）府（谷）地区组建第三支队。其他地区也要创造条件，尽快地组建游击队和开创根据地。会后，根据会议精神，1933年8月5日，崔田民等在清涧王家山组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2支队，11月7日，高朗亭、马万里等在神木县松树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3支队。这样，陕北红军游击队开辟了神府（神木和府谷）、绥清（绥德和清涧）及安定三个战略区域，陕北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的发展时期，加之此时谢子长于1932年底去上海中央局“受训”后，也于1934年1月回到陕北，并被中共中央北方代表任命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这使陕北的红军游击队战士更加信心倍增，他们奔走相告：“老谢回来了，有办法了”所经地区的人民“争来欢迎‘谢青天’”。谢子长回到陕北，给敌人以很大震动，也鼓舞了人民群众革命斗志，陕北红军的势力进一步壮大。1934年2月4日，陕北特委在佳县宣布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紧接着，3月8日，在绥德县的苏家圪坨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鉴于红军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陕北特委于1934年4月4日，在佳县南区神堂沟召开了党团委扩大会议，决定在条件成熟时组建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到年底扩编红军一个师。于是，7月8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总指挥部成立后，谢子长等人率红军游击队第1、2、5支队、赤卫队、少先队600余人，一举攻入安定县城，打开监狱营救出许多被捕同志和红军游击队员家属，缴枪数十枝。之后，陕北特委又于1934年7月10日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特务队，负责保卫陕北特委机关的安全和筹款集资等任务，佳县县委又组建了第6支队，7月15日，安定县又成立了陕北红军第8支队。这些游击队成立后，都积极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各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斗争。

　　为了进一步扩大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和加强两支红军联系，谢子长等决定率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2、5支队和赤卫队200余人南下，7月25日到达南梁与红26军42师会合。谢子长、刘志丹等老战友重逢，叙旧言欢。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红42师召开了欢迎大会，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荔园堡的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和部队生活管理经验，搞了战术演习，并派人到陕北游击队讲解中华工农民主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在陕甘边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42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并介绍了陕北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兄弟部队之间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气氛甚为热烈。刘志丹还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赠送给陕北红军游击队一批武器，对陕北游击队支援很大。

　　7月28日，谢子长带领陕北红军游击队参加了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于召开的红26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推举谢子长为红26军42师政委。会后，谢子长率红26军3团返回陕北，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县连打胜仗，粉碎了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役中不幸负伤。10月，中共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瀚来陕北，统一陕北、陕甘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北游击队。遵照北方代表指示，1935年1月30日，陕北各路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7军84师（后改为81师，师长先后为杨琪、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下辖1、2、3团。不久，流动于米脂、佳县、吴堡地区的第6、第15支队合编起来，组成独立第5团。因红3团流动于神府地区，不能与主力师会合，于是将其编为神府独立团，将独立第5团改为红3团，纳入84师建制。至此，陕北拥有一个师的主力红军，又有一个正规独立团，几十个游击支队。这样，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从能对付敌人的地方武装和以排连为单位的正规军，发展到可以对抗整营整团的敌军了。

　　根据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壮大，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书记谢子长（一说刘志丹）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和两块根据地，并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第二次“围剿”。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靖边，环县等游击区，实现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形势。这样，根据地的人口达到100万，根据地的范围发展到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南到淳耀，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并在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西和陇东的30个县，其中陕西25县，即府谷、神木、米脂、佳县、绥德、吴堡、横山、靖边、定边、保安、安塞、清涧、延川、延长、延安、甘泉、宜川、富县、中部、宜君、同官、耀县、旬邑、淳化：陇东5县，即正宁、宁县、合水、庆阳、环县。革命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之后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广泛出击，不仅吸引了数师敌军，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的军事行动，而且这个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也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

　　@@小结

　　总之，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统一、由建立红军游击队进而形成大规模的正规红军。同时，两支红军在创建过程中密切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逐渐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中，苏维埃控制了陕西和甘肃22个县；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总计5000人”，并“在刘志丹指挥下，可以用无线电与西部和南部的红军主力部队直接联系。当南方的红军开始从闽赣根据地撤出后，这些陕西山里人大大加强自己。”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后最终落脚陕北，完成伟大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志丹与陕甘地区的兵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