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著名军事家——刘志丹

　　center张宏志

　　center（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说到军事家，人们会想到统帅千军万马，驰骋疆场，身经百战，赫赫战功……这当然是军事家，是一般军事家。还有另一种军事家，他了解自己的国家，目睹黑暗统治，他首先是政治家；他热爱人民，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他是革命家；在残酷的斗争中，他懂得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创建革命武装的斗争中，为了一枝枪、一粒子弹，而情愿去冒一切风险……就是这样，他创建了几人、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的革命军队。以这样弱小的革命武装，转战于敌人的重兵之间，使敌人闻风丧胆，这就是人民的军事家——刘志丹。尽管这里没有数万或数十万大兵团的野战、会战和决战，然而却拥有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独立支撑的一块根据地，并且是在党内“左”倾错误严重破坏下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一、刘志丹的军旅生涯

　　1.创建革命武装

　　刘志丹的军事生涯始于1926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终于1936年4月三交镇作战牺牲。戎马倥偬历十年，从1926年到1931年夏，刘志丹从容不迫地应对各种恶劣环境，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其间历经了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他四次拉起队伍，四次失败，四仆四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革命气魄。这些失败使共产党人得到了经验增长了才干：干革命首先要有枪杆子，这是一个朴素的观念；枪杆子从哪里去抓？枪在敌人手里，在反革命军队里头。从那里去抓，这是又一个朴素观念。走了弯路，吃了大亏，认识了一个道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利用现成的旧时武装，一切旧时的武装都不能生成革命的军队。而这一点正是列宁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条件，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根本途径是走向人民，在人民群众中去创造人民的军队。正像刘志丹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时所说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搞红军单靠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去搞。”从这以后，刘志丹便甩开了军阀部队而另寻途径了。

　　1931年9月，刘志丹携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后，很快收编了三股地方武装，终于组成了一支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1931年10月20日，陕北游击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南梁林镇会合。随后在敌军中从事兵运工作的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高锦纯等一批共产党员陆续转来。从此，中共陕西省委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两支游击队会合后，于1932年2月在正宁县北柴桥村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命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兼军委书记。全队编为3个大队、直属骑兵队和警卫队。全队700人左右，现代武器和刀矛各半。陕甘游击队是以江西红军为榜样，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一支正式红军。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各地党组织共同努力下，刘志丹经过三年奋斗，终于创造了一支红军队伍，从此开始了陕甘边界的游击战争。

　　2.初试锋芒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命令游击队南下，建立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谢子长则主张依托桥山，建立以正宁为中心的桥山南段红色政权。

　　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进至马家堡，部队分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参谋长：吴岱峰；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重远。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即行撤销；新支队编成后，分别进入西路、渭北地区。

　　第三支队于4月24日逼近永寿县城监军镇，歼灭该镇民团一部，俘获人枪各30余。4月30日，诱歼常宁镇民团，俘获人枪各50余。随后，支队展开于永寿、乾县、礼泉、彬县分散游击，开展打土豪发动群众的革命斗争。

　　陕甘游击队进人渭北、西路地区后，强烈地刺激了敌人。渭北是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接壤的过渡地带，素为关中藩篱；位于这一地带的三原、富平，是进出西安的门户；三原北部的嵯峨山，富平北部的将军山，鸟瞰关中平原。省委所构思的渭北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就在这一地区。西路，为陕甘纽带，西兰公路横跨其间，是进出陇东的走道。渭北和西路，是敌人战略上的要冲地域，不迫使我退出这一地区，敌决不会罢手。5月初，敌军开始调动组织“围剿”，敌军的行动方针是分区“清剿”，机动追歼。

　　省委获悉敌人情报后，指示游击队迅速北进，甩掉敌人的“围剿”。5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各部先后北撤，10日，在旬邑县清水原完成集结。

　　部队在清水原集结时，省委决定恢复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李杰夫兼政治委员，杨重远为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第三支队长由白锡林出任。第五支队建制不变。中国共产党陕甘游击队委员会（下称队党委）也随之恢复。队党委恢复后，讨论部队行动方针时，刘志丹认为，部队应北进作战。队党委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出击宜（君）中（部）洛（川）。

　　5月15日，陕甘游击队夜袭马栏，初战告捷，全歼守敌511团两个连，缴枪200余枝。17日，红军沿马栏河经转角，向宜君前进，首歼凤凰山守敌两个连，再歼焦坪镇、五里镇两个民团，一日三捷，计俘获人枪各500余。五里镇战斗后，部队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红、筹款。当地贫苦群众革命热情极高，纷纷要求参军，部队顿时扩大到1500余人，而且装备精良，除人手一枪外，还有三四十驮备用枪械。陕甘游击队在五里镇稍事休整后，继续北进。5月22日，首向南迂回，进入白水县，继而锋回遽转，北归宜君，再歼宜君民团。然后沿咸（阳）榆（林）公路西侧山地疾驰北进。23日袭占中部县（今黄陵）隆坊镇，全歼守镇民团。红军在这里停留数日，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做群众工作。

　　这时，17路军特务团进入宜君，与86师511团会合，于25日进抵中部县，沿洛河两岸向北搜索前进。27日，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富县吉子岘。此时，陕军警卫团已尾随而至，其便衣队已先机埋伏于庄内。正当红军忙于设营之际，敌先头分队与庄内便衣突然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跃起反击，首将庄内之敌驱逐，随即布阵拒敌。战斗愈演愈烈，敌军愈打愈多，后续梯队接踵而至。此时敌511团已绕于红军背后，并向两翼迂回，红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而且地形也不利，吉子岘东面背靠洛河，西、北两面则为洛河支流环绕，南面沟壑交织，守则无依托，退则不能机动，敌情与地形十分不利，部队处境险恶。在这样的情势下，刘志丹决计徒涉洛河，向东突围，并决心弃辎重，轻装疾进。红军此举，出敌不意，部队突围成功。当红军踏上洛河左岸时，洪峰咆哮而下，将敌拒于右岸。此役红军虽然脱险，但舍弃了全部辎重，扔掉了三四十驮枪械，部队也散失（伤亡甚微）300余人。

　　5月30日，陕甘游击队进至洛川、富县、宜川三县之交的牛武镇。这时，86师256旅513团陈卓武部一个营由宜川县城西进至英旺镇，企图阻拦红军东进。刘志丹决定，击敌于立足未稳，求以全歼。5月31日凌晨，部队从现驻地出发，强行军奔袭英旺，午前8时，与敌接战，出敌不备，一举将其全歼，俘获人枪300余，战马百余匹，弹药2万余发。

　　至此，86师256旅511、513两个团均被红军歼灭一个营以上，被迫转取守势，17路军警卫团亦已退回原防，敌人的“围剿”就此收场了。陕甘游击队自5月15日夜袭马栏，至5月31日英旺获捷，历时半个月，转战7个县，挺进700里，历经九战，八胜一败，歼敌86师256旅四个整连、一个整营及大量民团，共计俘获人枪各1400余。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崭然而出，指挥艺术初试锋芒，从而在广大干部和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对游击队的胜利不但不予鼓励，反而指责刘志丹“图小利而误大局”，命令刘志丹率军南下，建立以韩城为中心的东路地区根据地。刘志丹原拟在陕北建立根据地，不得已南下，结果，陕甘游击队于6月中旬败于韩城。退回桥山南段正宁地区时1400人的队伍仅剩200余人。刘志丹被革职，阎红彦出任总指挥。

　　阎红彦决定以正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此时，谢子长组织和领导了西华池兵变，百余人参加红军，连同当地参军的农民，陕甘游击队迅速扩大到500余人。8月中旬，敌人来攻。省委任命的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命令游击队以阵地防御死守根据地，不放弃苏区一寸土，结果仅坚持了数天，部队被打散。8月底，部队在旬邑县马栏集合了200余人。阎红彦被革职。省委重新启用谢子长，任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建队10个月来，杜衡直接指挥的三次行动（出击渭北、夺占韩城、死守正宁）三次失败，三次撤换总指挥。而刘志丹指挥向陕北发展，九次作战，八胜一败。杜衡指挥的失败，说明他们对形势估计的盲目性和军事上的无知，这种状况与其战略指导责任是不相称的。

　　3.险恶中苦斗

　　省委书记杜衡对自己在战争中的错误不但没有丝毫认识，反而产生了对游击队干部的惩办主义。1932年12月19日，杜衡来到部队，将排长以上干部全部免职。24日，部队在宜君县转角村（今属旬邑）宣布陕西省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42师第2团，从班长中选出王世泰任团长，政治委员由杜衡兼任。

　　广大干部和战士对于杜衡的做法是有疑惑的，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表示服从省委决定。谢子长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刘志丹和杨重远留在军中。新任团长王世泰和全体官兵一致恳请杜衡留下刘志丹、杨重远。在这样的情形下，杜衡才同意留下刘、杨。随后，谢子长、阎红彦即离开部队去上海中央“受训”。

　　中共陕西省委随后决定，以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相机向渭北、西路发展，以期迅速造成威逼西安的形势。

　　红2团团长王世泰在刘志丹辅佐下，迅速打开了照金地区的局面。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薛家寨宣告成立，红2团也由原来的200余人发展到500余人，连同当地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照金根据地拥有1200余人的武装力量。刘志丹被任命为红2团参谋长。

　　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杜衡等头脑发昏，他强令红2团南下渭华，恢复渭华地区的革命斗争，以造成南（渭华）北（照金）夹击西安的形势。

　　1933年6月17日，在照金苏区北梁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边区政府、红2团党委联席会议，会议记录杨文谋。会上，杜衡极力鼓吹南下渭华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以刘志丹、金理科为代表，反对红2团南下渭华，主张坚持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的发言被杜衡打断，并给他扣上“一贯右倾”的大帽子。

　　6月下旬，红2团从北梁出发南下。24日凌晨抢占了渭河渡口，出敌不意，守敌一个连被我缴械。这时发现已误人西安城郊。部队在灞桥早饭、小憩。中午向临潼前进，当晚在骊山宿营。红2团顺利度过了在渭河南岸的一天。但是人们都预感到了前程的险恶。敌人完成部署以后，一场恶战已无法避免。当晚团党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上有人主张前进，有人主张后退。刘志丹比别人考虑得更多，进亦险恶，退亦艰难，进之险，尚可回旋，退之艰，唯有死战；再以党内是非而论，中途退回去，胜败都“错”，败于前进，覆车犹可鉴。两弊相衡，败于进，不败于退。刘志丹最后说：杜衡是坏人，我们自己搞起来的队伍，他硬是要我们自己去搞垮，我们唯一的任务，是设法保全部队，现在只有前进了。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刘志丹的持重和远见。

　　6月25日，红2团准备出发的同时，陕军警3旅唐嗣桐部亦已赶到。红2团先敌数分钟抢占了隘口，从而保证了部队向蓝田方向的秦岭山区进发。唐嗣桐咬住不放。红2团以步骑各一分队，交替掩护，梯次撤退，边退边打，日经五战，跑路150里；指战员们精神抖擞，为了保全红2团这个战斗的整体，每一个人都下定了牺牲的决心。

　　7月2日，红2团拟经许庙东折，北越箭峪岭，向华县的高塘前进。清晨，部队向许庙攻击前进，不料敌民团凭坚死守，无法通过，被迫退回原驻地，另寻路径。这时许庙方向之敌反扑过来，堵塞了红2团前进之路，后面的追兵也同时赶到。这里地形十分不利，右为悬崖，左为峭壁，东西无路，南北受敌，处境十分险恶。红2团在长期战争中练就了过硬的战斗作风，尤其是指挥员的身先士卒。刘志丹、王世泰、汪锋决计死战突围，率领全军首先将尾追之敌打垮，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全力突击当面之敌。随营学校的学员们，在危难时刻发挥了战斗骨干的作用，带头冲杀。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勇猛作风，终以自己的血肉杀出了一条通路，保障了全军突出重围。于是部队转锋向东，绕过许庙，直插箭峪岭。刚刚走出20里，敌民团又蜂拥而来，狭路相逢勇者胜，红2团再度将敌打垮，这一天历经三次恶战，前进90里，晚间宿营涧峪口。这里是进出秦岭的山口，渭华起义的策源地——高塘已在面前了。

　　7月3日拂晓，唐嗣桐旅向涧峪口袭来，红2团陷入敌军重围，部队按预定地点分散突围。6日始在洛南两岔河会齐。至此，红2团离开照金根据地已经一周。一周之内，找不到党的地方组织，联系不上群众，在敌人重兵围追之中，孤军奋战，全力苦撑。虽然部队情绪不衰，但毕竟已经元气大伤，许多忠勇的同志阵亡，骨干损失很大。在这样的情势下，团党委召开会议，研究行动计划，会议研究南下柞水，期与红29军联络（红29军已经失败）。7日休息一天，8日出发南进。不料，敌军在红2团行动方向上预有准备，所有南去的要路、隘口都布置了兵力。当红2团行至张坪时，突遭唐嗣桐旅袭击，部队被打散，刘志丹、王世泰、汪锋各带一个分队在深山密林中辗转相互寻找。

　　刘志丹所带分队百余人，在渭河河畔大部牺牲，突围出去的少数人也无处集结。刘志丹一人避入深山，几乎饿死，幸遇蒲永胜而得救，在蒲处休养数日，继续入南山寻找部队。后来于7月中旬终于与王世泰等人会合。当刘志丹见到同志们时，长期的饥饿与感情的激动，竟使他晕了过去。同志们一面设法弄来一碗米汤，一面给他擦枪，他的驳壳枪沾满了泥污，机头和枪栓已很难张动。刘志丹吃下一些东西，恢复了神志。部队继续在深山里周旋。敌人搜索仍然很严，部队处境愈感艰难。盛暑7月的秦岭山区，气候变化无常，连日大雨瓢泼，同志们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在深夜的大雨中，体弱的同志已是生命垂危。几个体壮的同志围在刘志丹身旁，用自己的体热温暖他的生命。最后设法燃起了一堆火，才使一些同志免于冻死。危难之中，同志们期望未来的战斗而追求生存。最后决定分散行动。刘志丹、王世泰、杨文谋带一路；吴岱峰、高锦纯带一路；分途突围，最后终于脱险，10月初，先后回到红26军。各路脱险归队者总数约80人。

　　红2团500余人，是在三年兵运工作、两年游击战争中经过五年陶冶的队伍，是在艰苦斗争中聚集起来的精华，500颗革命种子，却被杜衡一下子给断送了。从红2团惨痛失败中反思教训，更证明刘志丹的想法是正确的。

　　@@二、第一次反“围剿”，游击战术形成

　　刘志丹等脱险归来时，敌人开始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在强敌进攻下，边区党政机关从边区政府所在地薛家寨突出重围，照金根据地即告丧失。

　　此前，7月28日，省委委员杜衡被捕，该杜随即叛变，向敌人告密，全省党组织遭到破坏。

　　在这种情势下，红26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只有独立支撑。严酷的革命形势把刘志丹推上了历史舞台，人们把希望的目光集中在刘志丹身上。1933年11月3日至5日，边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接受了刘志丹等的方略：重建红26军42师；全军和党政机关退向桥山山脉深处，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会后，11月7日，红26军42师宣告成立，现有400余人编为红3团、骑兵团，师长王泰吉，政治委员高岗，刘志丹任参谋长。中旬，党政人员进入南梁地区。经过三个月努力，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南梁苏区即告建成。这时，红42师重又扩大为700余人，连同当地游击队，已建立起1500余人的革命武装。

　　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当局对南梁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调集兵力计8个团约万余人。敌人的部署是南攻、北堵、东阻、西进。在敌人看来，中、宜截击线，使红军不能东去；洛河川封锁线又阻红军不能北进；南面是大军压境，西面则重兵临门；如是便可迫使红42师于陕甘边决战。但这却形成了敌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加之各派系之间相互掣肘，于是便给了红军以可乘之机。敌军与红军兵力对比为8：1（敌万余，主力红军和游击队计1300余），但综观全局，形势并不甚严重。根据这种情况，刘志丹决定以二路（南梁）、三路（照金）游击队分别钳制疲惫西线、南线之敌，置北、东两线之敌于不顾，集中兵力打击敌之总预备队王子义团。这就意味着腰斩敌军战线中央。而实现这一计划，作战时机惟在分裂敌军战线，使王子义处于孤立暴露之时。这就必须创造战机。

　　为达到这一目的，2月上旬，刘志丹率红42师由南梁地区南下，穿过敌军山河一带防线，突然出现在照金地区，示形于南，然后抛开当面之敌，向东北方向宜君地区转去，歼瑶曲民团，俘获人枪各20余。随即再歼小石板民团，俘获人枪各10余。继而突袭五里镇，歼民团40余。未及敌人查明动向，红42师已折向西北，涉过沮水，进入中部县西北隆坊一带游击区。2月中旬歼灭店头民团，俘获人枪各20余。然后沿葫芦河经张村驿、直罗镇，于2月中旬末回到南梁苏区，在东华池一带集结休整。

　　为使敌军骄者益骄，疲者愈疲，创造更加有利的战机，红42师在根据地稍事休整后，便大摇大摆地向洛河川前进，以北进会合陕北红军模样吸引敌军注意力。但当红军进入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境后，却突然折向西北，突袭保安县蔺家砭，击溃大匪霸张廷芝部蔺士耀营，俘获人枪各50余。然后溯三道川向甘肃省华池县进发，在瓦窑（蔺家砭西南12里）杀了一个回马枪，歼灭尾随红军之敌张廷芝一个骑兵连。继而抛开张匪，向元城（华池县西北方65里）疾进，攻敌不备，歼灭民团谭世麟部30余人，缴枪30余枝。继而直取赵梁子（元城西北68里），再歼谭世麟部一个骑兵连。

　　至此，红42师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折中部，西返南梁；继而兵进洛河，挥师华池；千里转战，盘旋在敌军战线外翼，只打民团小敌，却不碰敌军主力，示形而不出战，引而不发。红军此举，先是助长了敌军骄横，继而消磨了其锐气。敌人却错误地认为红军怯阵避战；而当其处处扑空，欲战而不得时，其锋芒便减去了许多。是谓纵敌之骄，而击其堕归。战机就这样造成了。

　　红42师在元城、赵梁子两战成功后，挥戈南下，于4月初，到达西华池。次日，王子义从庆阳方向赶来，向红42师发动猛攻，红42师起而应战。刘志丹指挥红42师与敌周旋两天，第三日，终将该敌全歼。此次战斗，红42师缴步枪600余枝、驳壳枪50把、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生擒600余人。红42师仅有轻微伤亡。这是陕甘边红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胜仗，也是在敌我兵力相当的情形下而全歼敌军的模范战例，在西北红军战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页！王子义团的覆没震撼了敌军整个战线，各路敌军纷纷退去。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标志着西北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

　　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创造了红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说的是红军在战略战术上的流动性、突然性和进攻性。刘志丹作为西北红军的统帅，把这些原则灵活地应用于西北根据地的具体环境。井冈山红军实行的是“敌进我退”，“退”乃避敌锐气。为此目的，西北红军在敌军“围剿”时，没有实行退却，而是采取了“敌进我进”，即跳至敌军战线外翼，盘旋于赤、白交界线上，其达到的目的，仍然是避敌锐气。所以如此，因为一则，陕甘边根据地范围小，且不巩固，红军力量亦弱，作向心退却，回旋余地甚小。而敌军亦是同样的弱，赤、白交界线上空隙很多，十分便于红军机动，同时又可乘势扩大红军影响，有利于扩大根据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说的是发挥红军作战的主动性、灵活性。而主动性、灵活性之争取，关键在于变化敌我之间的内线和外线的关系。在敌军发动“围剿”时，敌处外线进攻，我处内线防御。当敌处于驻滞状态或疲惫不堪时，正是我由内线转入外线的有利时机。西北红军在实现这一原则时，不是袭扰当面之敌，而是以更加迂回的行动纵敌之骄，松懈敌军战斗意志，瓦解敌军战线，用以创造战机。如前所述，当敌军进入苏区后，始终不明红军去向，攻无目标，战无对阵，其求胜之心便挫折了许多。战机就是这样逐步成熟的。“敌退我追”，说的是内线与外线、防御与进攻等关系变换的时机，在敌人退却时最为适宜。换言之，即战机来临。在实现这一原则时，西北红军并不是直接进攻退却之敌，而是在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实现的。如前所述，在歼灭王子义团时，红军先是由内线转入外线（千里转战，突然出现在王子义面前）；再是由外线变换为内线（突然退却，诱敌就范）；最后以突然而猛烈的动作转取外线进攻，将该敌全歼。

　　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是西北红军建军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红42师转战千里，九战九捷，历时两个月，其战略战术，体现了游击战的高级形态，包含有运动战因素，表明了它已经迈入了正规红军的新历程。红42师在反“围剿”作战中，前期，出奇制胜，打了许多巧仗；后期，由于处境恶劣，不得不拼了许多硬仗。第一次反“围剿”中的红42师，打出了军威。它能走，会打，长于奇袭，善打硬仗，练就了过硬的战斗作风。这支年轻的红军，已经是以胜利者之威而震慑强敌了。它的指挥员刘志丹，则是智勇双全，不但具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学会了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形成了军事领导的权威。而指挥权威的建立，尤其是战略指导的决定权之集中，则表明了红军的军事领袖的形成。刘志丹已经是全军上下一致尊敬的军事权威了。

　　@@三、第二次反“围剿”，正规兵团的指挥艺术

　　1934年是胜利的一年，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都获得了大发展。1935年1月25日召开的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30日，陕北红军第27军亦告建成。

　　1935年2月5日，中国共产党西北工委、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委，同时宣告成立，从此，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红26、红27军两支红军，形成了统一领导，西北革命根据地即告建成。两委成立前，2月初，刘志丹曾两次去安定县水晶沟探视伤病交加的谢子长。西北红军的两位领袖就重要问题尤其是当时形势中最为紧要的反“围剿”作战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两位战友谈到红26、红27两军统一指挥问题，刘志丹说，大战迫在眉睫，我一直担心即将开始的反“围剿”，这次，敌人“来者不善”，红26、红27军还是由你指挥。谢子长说：强敌压境，我也忧心忡忡，我现在的病情，怕是不能和同志们一起战斗了，两军指挥全靠你了。刘志丹又说：有你在，自然应由你来指挥，在你健康未恢复前，帅你来挂，我来挑担子。此时此刻，两位领袖想的是让红军去打胜仗，去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这次会晤，是西北红军建军历程中的重要历史情节，它给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红军战士以深思，给后人以启迪。两委成立后立即投入第二次反“围剿”。刘志丹肩负起统帅责任。

　　敌人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不但地方军阀慌了手脚，蒋介石也坐卧不宁了。1934年10月以后，蒋介石的统帅部便直接筹划对西北红军的进攻了，调河南驻军高桂滋第84师入陕。这样敌人的“围剿”便演变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组织的全国性内战了。蒋介石纠集第86师（陕北军阀井岳秀）、第84师（中央军旁系高桂滋）、第35师（甘军马鸿宾）、第42师（陕军杨虎城）、第61师（蒋嫡系胡宗南）共5个师25个团4万余人。敌人的战略方针，是妄图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进行摧毁性的“分区清剿”。不图重兵速进，只谋逐区蚕食，逐地推进，逐渐压缩，迫红军于狭小的圈内，聚而歼之。敌人的这一方针，实际上是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堡垒主义于西北的再用。

　　综观全局，敌人在纵长（北迄府谷，南至三水）1500里、横宽（东临黄河，西接环江）500里的广大地区，部署了五个“围剿”区。即神府区、米佳吴区、安绥清区、南梁区、三淳耀区。就敌军态势而言，北线的神府区是钳制方向；米佳吴区则是一个缓冲地带；南线的三淳耀为监视地区；西线的南梁地区是进攻重点；而其战略重心则在安绥清地区。敌军这一部署，战线广袤千里，空隙很多，加之敌人派系之间的矛盾，战略上难以协调。这种形势，既便于红军主力寻敌弱点，猎获目标，又便于游击队回旋穿插。

　　刘志丹根据周家崄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亲笔草拟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2月18日发布全军。动员令分析了全国和陕甘地区的革命形势，着重指出：此次敌人“围剿”规模虽大，但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弱点很多。胡宗南、杨虎城、马鸿宾、井岳秀都各有打算，不会冒舍本之险。只有高桂滋，气势汹汹，甘为马前卒，而冒险深入。这个敌人于我危害甚大，打破该敌，“围剿”便基本上粉碎了。

　　关于反“围剿”任务。动员令指出：中共西北工委决定，集中兵力，打破高敌战线，而后向南向西发展，以便将陕北、陕甘边连成一片，并打通与神府苏区的联系，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

　　关于反“围剿”作战计划。动员令指出：红42师主力第3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84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机动作战；红42师第1团，进至耀县柳林地区，监视钳制敌军胡宗南第61师，开展三淳耀宜游击战争；红42师第2团完成阻击敌军马鸿宾第35师的任务后，迅速脱出战线，进至顺宁地区，开辟定（边）环（县）新区；骑兵团进至黑水寺地区，相机东进，开辟宜川新区，并积极向韩（城）合（阳）一带游击，扩大政治影响；红42师主力转至外线后，留地方游击队坚持南梁地区内线斗争，陕甘边后方机关相机转至洛河川，背靠陕北坚持斗争。

　　神府独立团开展现地斗争，准备应付恶劣环境，坚持独立作战。为了加强陕北各游击队的军事指挥系统，以有效的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西北军委将各游击队统一编为六个纵队。任务是：第一纵队由米西向北发展，以策应神府独立团；第2、第5纵队坚持绥德、佳县、吴堡地区斗争，并相机沿黄河向神府方向发展；第三纵队向靖边县长城内外发展，威胁井（岳秀）军侧后，并积极创造新区；第四纵队向安塞、延安方向发展，对安塞、延安县城取包围态势；第6纵队向东发展，隔（黄）河与晋军对抗；没有编入纵队序列的第9、第17两支队，向延长、宜川方向游击，与红42师骑兵团相呼应。

　　动员令要求全军上下实行严格的军事化（正规化），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反对散漫现象和游击习气，保障统一行动。

　　动员令对建立战时供应、补给、修械和后方医院等做了具体布置。提出在清绥地区和下寺湾两地建立军委办事处和陕甘军事委员会，负责战争勤务工作。

　　这个动员令的精髓是集中兵力。刘志丹对于军事战略上集中兵力和政治策略上利用矛盾，认识之深，运用之妙，使他在敌人第二次“围剿”那样严重、复杂的形势下，保持了清醒的战略头脑，从而得以自如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对于战场上的五个敌人——胡宗南、马鸿宾、杨虎城、井岳秀、高桂滋——采取了弃胡，甩马，钳制杨，集中兵力打击高桂滋、井岳秀。这样，敌军25个团（战役打响，又增加了晋军孙楚3个团）便被甩掉了17个，剩了高、井8个团。而对高、井两敌，又采取了先打高、再打井的策略。这是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决定性一着。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始于1934年12月31日南沟岔战斗，止于1935年6月28日解放靖边县城。全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战役第一阶段：红27军前哨战（1934.12.31-1935.4.30）。

　　战役第二阶段：红军主力兵团组成，实施内线反攻（1935.5.1-5.10）。

　　1935年5月1日，红42师第3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下称义勇军）与红84师在白庙岔会师，当日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西北红军由此组成了一支主力兵团。总兵力计红42师第3团和义勇军，共900余人；红84师1、2、3团，共1200余人。总计2100余人，长短枪1500余枝、轻机枪4挺。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组成后，开始内线反攻，首战取得了杨家园则、马家坪战斗的胜利，解放了安定县城，打破了高军在赤源、秀延地区建立的丁字形战线，消灭了深入苏区内部之敌，以粉碎敌人的逐区“清剿”。杨家园则战斗总计毙敌营长以下50余人，俘敌500余人，缴长短枪500余枝、轻机枪12挺。这一仗打得干脆利索，大获全胜。这一胜利，使红军装备大为改观，机关枪由原来的4挺增加到16挺，“老套简”、“汉阳造”也换上了捷克式，2000多人的部队已是人手一枪。军威之振，士气之高，可想而知。马家坪一战毙敌40余人，俘敌45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枝、轻机枪18挺、重机枪2挺、迫击炮2门、银洋数十万元，400驮军需物资悉数而收。

　　这一胜利影响所及是多方面的。红军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变化，战士们第一次领到了饷，第一次穿上了新军装。全军上下一色草绿色的细布军服，在军帽上缀上红五星，军容、军姿整齐了许多。此外，还将内衬的衣服发给了地方党政干部和游击队。

　　陕北前线红军在杨家园则地区的胜利，意味着红军转入进攻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战役第三阶段：玉家湾会议，红军转入外线反攻（1935.5.11-6.28）。

　　5月10日，西北工委、军委在安定县玉家湾召开会议。前敌总指挥刘志丹向西北工委作了军事形势报告，并对下一阶段作战提出建议。会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转人外线进攻，转换战役方向，由打高牵井，转为打井牵高。行动方针是，首先剪断高军南部战线，甩高军主力于北（绥德地区），以解除红军南进的后顾之忧，进而集中兵力打井岳秀。西北工委充分估计到战役发展的有利形势和不利因素，号召西北红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再接再厉，一鼓而胜，在“红五月打通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前总根据玉家湾会议精神，全面考虑红军的战略利益，决定先攻打延长。从直接的军事利益来说，延长作战是对敌南部战线的侧翼突破，敌军南部战线将因失掉延长而瓦解，这样红军便砍掉了长蛇阵（绥德一延长一延安）的尾巴，打开了红军南进门户，再则，便于与正在发展的甘泉、宜川地区连成一片，使红色区域向南推进200余里。还有，延长是油矿区，打下延长不但可以接济红军的军需，而且有利于根据地财政贸易。为了保证攻打延长的胜利，刘志丹提出了佯攻绥（德）清（涧）、诱敌北向、攻敌不备打延长的作战方案。5月20日，全歼敌499团一个连。随后红军移入清涧店子沟地区，在这里虚张声势，摆出攻打绥德、清涧的姿态。敌军果然上当，这时，红军则秘密南进，25日，到达大连沟一线，隐蔽待机。在刘志丹巧取延长城的作战方案下，28日拂晓，红军突然发起攻城，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未经大的战斗，延长城就被红军完全占领。至此，延长全境即告解放。

　　在红军强大声势震慑下，延川守敌一个营及民团、警察数十人弃城逃往清涧。高军84师再无力组织进攻了。至此红军反“围剿”已经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西进（接着北上）打井（岳秀）的机会已经到来。

　　延川、延长解放以后，高军已经一败涂地，红军东线之祸患业已解除。前总决定，集中兵力打击西线井岳秀，首先攻克盘踞在安塞县境的各个白点。安塞县是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的一个中间地带，盘踞在这一地区的敌人像一根白带子隔在陕甘边、陕北两区之间，剪掉这根白带子，两个红色区域便连成一片。

　　6月12日，前总派红84师第1团、红42师第3团围攻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在红军强大声威震慑下，守敌一个连和民团扔下县府机关于13日夜逃往延安城。红军活捉新旧两任县长及全部县府人员，收缴了全部文书档案及印信关防。

　　6月17日，刘志丹亲自指挥红84师第1、第2两个团攻打安塞李家塌。李家塌坐落在两沟交点的山角上，三面是天然断崖，一面是人工削成的陡壁、壕沟，寨墙就修筑在这个亢凸点之上。敌人凭靠着李家塌的险要地势，筑成一个坚固的巢穴，豢养着一支200多人的反动武装，是安塞最后一个白点。战斗开始后，敌人凭险死守，红军在三天内轮番攻击，均未奏效，指战员们开始产生了一种拼命情绪。

　　22日，刘志丹亲临第一线，在寨子南面山坡上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敌情和地形，搜索每个可以辨认的目标，最后发现山岩上有久经雨水冲刷而形成的石槽，双手可以抓紧石槽之间的凸棱和草木梯次上攀，双脚移阶而上。刘志丹立即找来师长杨琪、师政委张达志和主攻团团长贺晋年，也请他们认真观察。最后大家确认此处可以攀登。随后便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由贺晋年带领一个由37人组成的奋勇突击队，攀上南面的崖顶，并火速登上寨墙，成功后向东发展，打开寨门，迎接主力入寨。刘志丹指挥20挺机关枪进行火力掩护。第2团选择若干点，实施佯攻，钳制敌人。当日下午2时，各部按预定方案，全线打响，激战至下午7时，战斗胜利结束。

　　6月23日，前总成立了临时法庭，刘志丹亲自审判唐海鳌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头目，当场宣布判处死刑。至此安塞全境宣告解放。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参军参战热气腾腾。尤其是赤卫队员、少先队员，成群结队来部队报名要求参军。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已经由白庙岔会师时的2000余人发展到4000余人。

　　红军解放安塞以后，已兵临靖边。靖边守敌共计600余人。刘志丹决定以5倍于敌的优势兵力速战速决。战斗于6月28日拂晓开始，当日12时胜利结束。毙俘敌营长以下600余人，缴各种枪550余枝，六〇迫击炮4门，七五迫击炮2门。俘国民党县长、民团总指挥、肃反会主任、警察局长、县党部书记长和一大批土豪劣绅，共1000余人。6月30日晨5时，保安守敌弃城逃走，保安县城即告解放。至此，红军反“围剿”战役第三阶段即告终止。第二次反“围剿”全部战役也宣告胜利结束。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主力兵团转战800里，解放县城6座，毙俘敌3000余人，缴枪3000余枝，各种口径迫击炮6门。陕甘边游击队和红42师胜利完成了西、南两线的战略钳制，歼敌千余，克据点50余座，开辟了定靖、甘宜、富中宜3个游击区，并新组建了红42师第4团。虽然神府地区遭受了损失，但整个西北革命形势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地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红军迅速壮大了。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北迄长城沿线、南抵“北山”南缘、东临黄河、西接环江的30个县，其中包括陕西省25县，即府谷、神木、米脂、佳县、绥德、吴堡、横山、靖边、定边、保安、安塞、安定、清涧、延川、延长、延安、甘泉、宜川、富县、中部、宜君、同官、耀县、旬邑、三水。甘肃省陇东5个县，即宁县、正宁、合水、庆阳、环县。在这个广大红色区域，还掌握有6座县城。西北红军亦已成长为一支正规兵团：红26军42师5个团，即步兵第1、第2、第3、第4团和一个骑兵团；红27军84师3个团，即第1、第2、第3团，神府区还有一个独立团，全军7000余人。此外还有广大的地方武装。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西北军委和前总的成立，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组成，标志着西北红军已经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即由游击军、游击战向正规军、运动战的提高。经过反“围剿”战争的洗礼，表明了西北工农红军已经组成了一支完全能够胜任野战任务的主力兵团。随着主力兵团建成，主力军、游击队、赤卫队三者的军事职能即野战化、地方性、群众性有了明显的分工。而这种分工，也就是游击军向正规军的提高、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西北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的这一转变，标志着西北革命斗争已经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四、将军早逝，天才夭殇

　　1935年夏，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对红军下一步行动做了预测：长征中的红军可能奔向陕北，故此，于9月间对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进行调整加强，亲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接着蒋介石便向陕、甘派遣重兵，加紧部署对西北红军的“围剿”，企图一举荡平西北根据地，使长征途中的红军和中共中央无处落脚。

　　蒋介石一面命陕、甘、晋、宁、绥五省地方军阀联合围攻西北，一面大举调兵，除东北军主力外，还动用了蒋家嫡系。八九月间，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67军王以哲部、51军于学忠部、骑兵第2军何柱国部、57军董英斌部，先后自鄂豫皖、河北等地开往陕西和陕甘边；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征部，第10师谭自新部和宁夏马鸿逵部，山西孙楚部、李生达部以及甘肃朱绍良部也纷纷开入陕西。

　　西北工委和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对敌情作了认真分析后，决定乘敌部署尚未就绪之际，首先打击东线晋军渡河之先头部队。8月初，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进至清涧县之袁家沟、花岩寺一带，秘密插至吴堡县宋家坡地区。前总决定首先消灭慕家原守敌，以便于我军在这一带扩大回旋地区，利于机动作战。慕家原是个土寨子，寨墙坚固。守敌是晋军206旅一个连。红27军84师一个团担任主攻，10日拂晓，贺晋年带领红一团偷袭慕家原，未克。第二天前总把红26军42师红3团也投入战斗，部队很快冲进寨内，守敌一个连全部消灭。之后，刘志丹按预定计划又消灭了3个连的援军，首战告捷。

　　慕家原战斗后，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南下新庄一带（绥德东南约40里）集结待机。此时陕北游击队第2、第5纵队正在围攻定仙墕。定仙墕是敌军吴堡、绥德外围重要据点，又是敌军伸向苏区的一只触角，守敌为晋军412团一个营。该敌在红军围攻下频频告急。晋敌正太路护路军第三旅旅长马延寿率第6团前来增援。红军运用了围点打援战术。刘志丹在定仙墕东北面两道山梁上布置好伏击阵地：义勇军和红42师3团占领北面山梁；红84师1、2团占领南面山梁；两军构成一个口袋阵。同时，派出陕北游击队绥德五支队向枣林坪方向侦察警戒。8月21日上午，援敌从枣林坪出发，向定仙墕疾进，红42师将其拦在阵地前。敌军全力反扑，连续攻占了几个山头，向定仙墕接近。这时，红84师从敌军侧翼杀过来，予敌重创。敌损失惨重，呈现动摇。红84师抓住战机，派有力部队绕到敌后，侧击敌背，敌军顿时全线溃乱，狼狈逃窜，红军在追击中将其全歼。定仙墕守敌也于同时覆没。这一仗，打死打伤敌副团长齐汝英以下200多人，俘敌1800多人，缴八二迫击炮6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37挺、长短枪1680余枝、骡马80余匹。战后，红84师1团把缴获的迫击炮、重机枪集中起来，正式成立了机炮连，这是西北红军首次成立的重兵器连。尔后，部队转移到安定县文安驿地区。稍事休整，又出师横山一带，打击北线敌人。

　　1935年9月18日，红25军与红26、红27军在永坪会师组建起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时，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正在发展。红15军团成立后，立即投人反“围剿”作战。10月1日，在徐海东、刘志丹指挥下，获劳山大捷，歼东北军第110师，击毙师长何立中。

　　西北红军反“围剿”获捷同时，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的“肃反”工作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劳山战斗后即将刘志丹逮捕，险些酿成大祸。庆幸的是，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迅速查封了西北代表团“肃反”执行机关保卫局的“肃反”工作档案，对“肃反”工作实施强行制止。中共中央成立了专门审查“肃反”的执行机关——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工作于11月底结束，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为刘志丹等众多被捕同志平反。12月，中央组建红28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全军1200余人，辖250、251、252团。

　　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至3月底，展开于同蒲铁路以西，南北起迄隰县、兴县之间的吕梁山区数十县，分兵发动群众。4月3日，毛泽东决定收拢兵力，集中作战，相机西渡回陕，故于3月30日命令红28军东渡黄河，肃清沿岸之敌，掩护主力后方，以保障全军回师西渡。3月31日，刘志丹率红28军在神木贺家川山坡渡口湾东渡黄河，奉命攻歼三交、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4月14日，红28军在进攻三交镇作战中，杰出的军事将领、民族英雄、人民领袖刘志丹军长英勇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光辉事迹、军事才能和革命精神永远留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