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刘志丹革命精神与崇高品质的文化探析

　　center尚建飞

　　center（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刘志丹将军不仅是陕北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用自己的生命再现与诠释了天下为公、疾恶如仇、自强不息等等中华民族的美德。今天，我们在赞美他的革命精神与崇高品质之时，不禁要问一问，是什么因素促使他要带领劳苦大众，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以至纵有百般曲折亦不能动摇他坚定的信念与远大的理想？我们知道，20世纪初期，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接着由于巴黎和会引发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其后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败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相继发生。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自然会产生诸多英雄，刘志丹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除过这些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之外，我们还想知道，在他成长、奋斗的过程中是什么直接的因素导致他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质的形成。这就需要从个人生活的文化背景方面来考察、分析。所谓文化，一般是指意识形态或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具体地讲，“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本文所作的文化探析，主要是对刘志丹革命精神与崇高品质发生过影响的知识、信仰、道德及传统等方面因素的考察分析，以便使我们对这位民族英雄精神世界的发展演变历程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一、陕北地方文化是刘志丹革命精神得以诞生的摇篮

　　文化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宽泛，但它是通过特定的地域及时代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化对个人的品质、德行之产生所起的作用时，首先应该考察一个人所赖以生长的地方文化。刘志丹是陕北人，陕北的地方文化是他的革命精神与高尚品质得以形成的先天条件。其中对刘志丹革命精神与高尚品质产生直接影响的应该是陕北地方文化中所蕴含的反抗精神与淳朴的民风。

　　刘志丹将军的家乡在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它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西北部。这里温差较大，春旱严重，降水变率大，并且“由于黄土具有质地匀细、组织松散、富含钙质、易溶于水等特点，加之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以及流水长期侵蚀，在埋藏地形的基础上，形成了塬、梁、峁、沟壑等地形。”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另外，由于军阀官僚和豪绅地主的残酷统治，当地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因此，许多人迫于生计，从事于贩牲口、运盐以及帮外地商客“赶脚”的行业。这就造就了陕北人闯世界的个性和顽强的生命力。1925年暑期，刘志丹正是利用为关中商客“赶脚”的行当，不仅解决了去三原参加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的费用，而且还赚到了买进步书刊的钱。

　　从秦汉以来，保安就是关中地区防御北方民族侵扰的军事重镇。此地居民大都是屯兵戍边将士的后裔。他们秉性刚毅豪爽，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自古以来，这里的人民就积极参加反抗残暴统治者的行动。“据民间流传，在隋朝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名叫石彤的农民英雄。为了反抗隋炀帝荒淫残暴的统治，他聚集了近百名饥饿农民打地主、杀官宦，给穷苦农民分粮食、分浮财，把县官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走了。到了明朝末年，这里又出了一个名叫王墩的好汉，他发动了数百名穷苦百姓，组织起来，从这里出发，加入了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大军，跟着闯王大旗，直打进北京城，推翻了明朝的黑暗统治……”正是由于身处这种拥有反抗暴政传统的环境中，刘志丹从小就带有疾恶如仇的秉性。此外，其祖父刘士杰虽是清同治年间的拔贡，但秉性刚直，喜打抱不平，颇受乡亲敬重。祖父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可以说是影响他性格形成的直接因素。在其祖父影响下，刘志丹十分同情劳苦人民。他与家里的长工关系很好，经常听他们讲述贪官豪绅的罪恶和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为民除害的故事，这些都孕育了刘志丹改造社会、铲除不平的思想种子。

　　我们通过对刘志丹家乡风土民情和他成长环境的考察，发现它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这里的人民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是自古以来这里就具有反抗暴政的传统。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为刘志丹革命精神与高尚品质的形成提供了先天条件。虽然，刘志丹从小就拥有了形成反抗压迫和不屈不挠性格的可能性，但是还必须有外在的条件把它们引导、实现出来。尽管刘志丹祖父是直接影响他的人，然而，使刘志丹真正走向成为一个民族英雄道路的却是他所受到的教育。

　　@@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使刘志丹的革命精神与高尚品质得以熏陶

　　综观刘志丹所接受的教育，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文化教育与军事教育两个部分。在1926年初以前，他主要获得的是传统文化、算术、地理和世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从1926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学习，他开始掌握军事知识并在实际应用当中拓展视野。这些知识为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与崇高品质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1909年至1919年，刘志丹是在老家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北30里的芦子沟村度过的。在此期间，他就读于本村的私塾，接受的是传统的旧式教育。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刘志丹如何学习《三字经》、四书五经以及诸子百家和其他古代文献典籍情况的直接材料，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经典本身的内容来推断它对刘志丹的影响。传统的旧式教育固然有许多弊端，诸如天人感应，“穷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然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传统中优良的东西。《三字经》开头便说：“人之初，性本善。”这就为初学的人指出向善的路径，在其内心植下取义成仁的种子。孔子指出，“仁者，爱人”，就是说，作为一个知识修养完备的人应该会把人当作人来看。《中庸》主张，“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有真实、实在和果真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天”的准则是真诚，“人”的准则是使自己变得真诚。如果说《中庸》注重人的内在修养，那么，《大学》则侧重于如何把求知修养与天下国家联系起来。《大学》认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说，个人的真才实学与真诚品质不仅使自己有一身正气，而且能使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富强，最终会让天下太平。天下是百姓的天下，这一点孟子早在先秦之时已指出了。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种民本思想使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深深地认识到，国家与统治者是建立在百姓之上的。如果一国无民，哪有社稷与国君存在的道理！真正的统治者会爱护老百姓，为他们主持公道，不是一味的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不通人情的怪物！诸子百家与其他古代典籍中的经典作品，在旧式私塾教育中一般均列为必读书目。假使刘志丹有所涉猎，也许是受其祖父的影响，但并非是主要的。

　　1919年至1921年，刘志丹就读于永宁山县立高等小学堂。他在这两年期间才开始接受算术、地理、历史等近代西方科学知识。教他课的老师叫李子才，“他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痛恨旧的封建专制，向往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策，常常向我们（作者注：指刘志丹、王子宜等人）灌输这些东西，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但是，这个李老师一年半以后就走了，使刘志丹等刚踏入新知识大门的学生们辍学了。然而，当人的求知本性被唤醒之后，是不会轻易地沉睡的。刘志丹与其同学决定到榆林中学去求学。如果说这两年对刘志丹的知识积累有所影响的话，那就是开启了新思想的大门。

　　@@三、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使刘志丹的革命精神与高尚品质得以自觉

　　1922年，刘志丹与其同乡好友一道报考榆林中学。经过考试，刘志丹以优异的成绩被破格录取。至1925年离开榆林中学，前往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刘志丹在榆林呆了三个年头。这三年可以说是刘志丹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新文化运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到了拯救民族危难的正确道路。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榆林道与榆林中学的一些情况，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刘志丹获取新知识的具体条件与客观环境。榆林道统辖榆林、延安两府23县。榆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贸集散地，这是由于它北通蒙古，东至山西、直隶，与蒙古、山西、直隶等地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同时，教育事业也比较发达，是当时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中心。榆林中学在陕西省是很有名气的，不仅是由于校长杜斌丞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开明人士，采取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而且是因为当时榆中聚集了一批从北京回来的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师队伍。特别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魏野畴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李子洲二人都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是西北地区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人。他们在榆林中学积极传授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这样说，当时榆林与榆林中学是陕北地区了解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于此生活与学习，可以紧跟全国发展的大趋势。这为刘志丹树立远大理想与人生志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刘志丹在榆林中学期间，除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之外，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此时的刘志丹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社会问题上面，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等，积极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他在魏野畴、李子洲二位老师的引导下，组织同学在榆林中学办起了“平民学校”，专门为那些上不起学的童工进行义务教育。同时，他利用自己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之便，组织同学并亲自带头演戏、写文章、写诗歌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积极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堂进行文化侵略和间谍活动的罪行，并胜利领导了反对旧势力的罢课风潮。在社会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学生的进步活动必须要有一个像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组织指导才行。刘志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在于实际应用。社会的支柱是养活了我们的农工大众，他们如果都起来革命，中国革命岂能不成功！”1924年，刘志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担任了榆中团支部书记，随即转为共产党员，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同年7月，他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参加了在三原召开的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他满怀激情地为大会题写了“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充分体现了刘志丹的斗争勇气和决心。同时，通过几年的斗争也使他认识到，和武装的敌人斗，自己也必须武装！当1925年秋天，上级党组织决定派刘志丹去黄埔军校学习时，刘志丹格外的兴奋。这可以看作是他以武装斗争创建西北红军与西北革命根据地所需军事知识贮备期的开始。

　　1926年初，刘志丹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学习。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培养军事干部而创办的军事院校。当时的黄埔军校中，从教官到学员，有很多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样的环境中，刘志丹一方面学习军事理论，另一方面深入学习和体会马列主义。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这正好同时满足了刘志丹进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知识的要求。同年秋季，刘志丹在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誓师大会。毕业后，刘志丹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领导武装起义、开展兵运活动、建立陕甘游击队和西北红军的革命斗争。

　　我们从刘志丹受教育情况看，这些知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为他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使他从小就懂得了，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应该兼济天下苍生，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一个人要成为政治家，他就应该看到，百姓才是国家社稷的根本，政治家只不过是作为组织百姓更好地生活的人。这些因素为刘志丹养成以天下为己任、平等待人、大公无私的品德起了良好作用。在榆林中学期间，由于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组织同学办平民学校、领导学生运动，使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他的进步思想与革命志向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引导，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开始了他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艰苦奋斗的革命生涯。在党组织的派遣下，他有机会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为他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所把政治思想教育与军事训练同等对待的学校里，他不仅提高了理论修养，而且掌握了进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军事知识，拥有了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刘志丹革命精神与崇高品质的形成，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就其文化教育方面的因素分析，既有家乡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而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和党的培养才是他革命精神与崇高品质形成的决定因素。正是马克思主义，使他找到了拯救人民苦难的正确道路，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理想信念，在革命实践的千锤百炼中成为一个深受党和人民爱戴的、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具有崇高品德的人民英雄和共产主义伟大战士。纪念刘志丹，就是要学习他那坚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胸怀大局的坚强党性和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贡献一生的高尚品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振兴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