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刘志丹——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楷模

　　center李庆东　垡弘　杨晓武

　　center（陕西行政学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精华，因此，一个真正的中共党员必然会自觉坚持实事求是。刘志丹就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人。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艰苦斗争中，他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同党内“左”右倾错误展开坚决斗争，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实践证明，他不愧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楷模。

　　@@出路何在？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左”倾错误，其中尤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

　　当时，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以毛泽东、方志敏等人为首的马列主义者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主张走夺取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道路。

　　那么，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呢？这不能不引起刘志丹的深思。

　　早在1927年秋天，刘志丹就开始思索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有一次，他对王子宜等人说：这次大革命失败，除了蒋介石、汪精卫背信弃义，还有我们党内有些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让搞武装，对国民党一味退让，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拿屠刀来割我们的头。

　　于是，刘志丹决心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决策，搞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1928年5月，他与唐澍等人领导的渭华起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一次伟大尝试。这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点燃了西北大地革命的星星之火。

　　从1929年春开始，刘志丹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兵运方面，试图从旧军队中培育革命武装。数年内，他先后在陕甘边界领导了六次“兵变”，但均以失败告终。

　　随后，刘志丹又将精力集中在创建人民武装上。1931年9月，他在桥山山脉中段的子午岭建立了党在西北掌握的较早一支人民武装——南梁游击队。10月，他率领这支游击队与阎红彦等人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在甘肃合水县林锦庙一带胜利会师，并肩展开游击战争。

　　1932年1月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又奉命在该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此后，在刘志丹等人领导下，陕甘游击队转战陕甘边境，屡挫敌军，不断扩大游击区域，并一度占领陕西旬邑县城。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刘志丹逐步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经常对指战员们讲：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要遭到失败。他认为，在陕甘革命力量暂时弱小的情况下，革命根据地只能建立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山区，我们要成功非靠山不可。

　　7月初，刘志丹在照金根据地对习仲勋推心置腹地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由此可见，他认定的革命道路，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井冈山道路。

　　然而，刘志丹的这一理论和实践，却遭到了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某些领导人的排斥和打击。

　　7月23日，为了落实《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艮到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当时，陕甘游击队因奉省委命令东进韩城作战失利，刚刚返回甘肃宁县麻子掌一带休整，而陕甘敌人又在策划新的进攻，形势十分严峻。但是，李艮却无视这一客观事实，要求刘志丹等人20天之内在五顷原完成分配土地和建立根据地两项任务。

　　五顷原村位于甘肃正宁县城附近的湫头原北端，全村仅10多户人、500多亩土地，属于敌我拉锯地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因北，刘志丹和阎红彦等人据理力争，认为五顷原不具备分配土地和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应该暂缓执行这一决议。然而，李艮不仅断然否决了他们的意见，而且还给他们扣上“右倾分子”、“梢山路线”、“逃跑主义”等帽子，强令立即执行。

　　正当陕甘游击队在五顷原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之时，陕甘敌人却乘机对游击队发动了“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李艮先下令游击队主动进攻王郎坡，失利后又提出“死守五顷原，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原一寸土地”的口号，接着又下令游击队围攻正宁县城并占领交通要道，与敌人打硬仗。结果，游击队三战俱败，被迫撤退到旬邑县马栏镇，人数也由400多减员到200多。

　　在马栏镇，刘志丹等指战员对李艮的“左”倾军事冒险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8月中旬，李艮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

　　9月中旬，游击队奔袭保安县城失利，部队减员严重，敌军又步步紧逼，刘志丹等人决定将陕甘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于是，刘志丹率领70多人转移到甘肃的庆阳合水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南下之争

　　中共陕西省委某些领导虽批评了李艮的指挥失误，但并未纠正他执行的“左”倾错误。

　　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临时中央北方会议和“八一”批示精神，并商定陕西开辟苏区和建立正规红军工作。在这次会议上，省委某些领导人指责刘志丹等人执行“富农路线”，犯了“上山逃跑”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必须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同时，他们又错误地估计了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通过了一个贯彻王明“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26军决议》，要求陕甘游击队立即“在新胜利中创造陕甘边新苏区，成立英勇的红26军，以燃起北方苏维埃的火把”。

　　会后，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赴陕甘边境巡视陕甘游击队工作。杜精于权术和诡辩，思想意识极坏，是党内著名的“左”派人物。他考察的结论是：领导人思想右倾，游击队成分复杂，“只有肃清这种错误，党的路线才能有保障”。

　　根据杜衡这一歪曲事实的考察结论，中共陕西省委先后两次派杜衡赴陕甘边根据地执行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任务。

　　第一次在1932年12月上旬。省委派杜衡到游击队驻地，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暂辖一个团即红2团），并在渭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久，游击队在宜君县焦家坪和淳化县铁王镇两战两胜，歼灭民团100多人，初步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在此情况下，杜衡被胜利冲昏头脑，“左”倾面目迅速暴露，主张红2团今后应立足打大仗、打硬仗。他拒绝了刘志丹等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命令红2团主力先硬攻庙湾民团，后又死守芋园阵地。结果使红2团蒙受重大损失，不得不突出重围转赴外线作战。

　　第二次在1933年4月下旬。杜衡以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的身份返回照金根据地，继续推行“左”倾冒险错误。当时，由于陕甘数千敌军四面围攻，王世泰、刘志丹等又率红2团主力跳出包围圈转战于旬邑、宁县和宜君等县，根据地的斗争十分艰苦。在此情况下，杜衡又由极“左”变为极右，极力主张放弃照金南下另谋出路。

　　刘志丹等人与杜衡的南下之争，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5月25日，刘志丹率领红2团摆脱敌军围攻后返回照金北梁休整。6月17日，为了商讨红2团的下一步行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2团党委在北梁召开了联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围绕红2团今后动向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以杜衡等人为一方，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他们的理由主要是照金周围敌人力量大，群众基础差，部队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而渭华地区情况正好相反，故红2团应立即南下渭华地区，开辟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新苏区。

　　以刘志丹、金理科（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等人为一方，主张继续坚持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他们认为，只要依托桥山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就可以不断巩固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明确指出：“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

　　然而，杜衡不仅拒绝了刘志丹等人的正确意见，而且还给他们扣上“一贯右倾”等大帽子，强行通过了南下决定。

　　从某种意义上讲，南下之争是一场是否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争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革命者坚持从陕甘客观实际出发，努力将马列主义理论与陕甘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因此，他们的意见不仅可行，而且也符合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以杜衡等人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从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出发，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办事，认为革命形势好转时便急于求成，大搞“左”倾冒险主义，看到革命形势逆转时又惊慌失措，迅速滑向右倾逃跑主义。他们的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背道而驰的。

　　6月20日，在杜衡等人的指挥下，刘志丹、王世泰等人忍痛放弃照金苏区，率领红2团主力踏上了南下渭华地区的悲壮历程。22日，当红2团行至三原县寇家庄时，杜衡突然提出要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匆匆将政委一职交汪锋代理，7月，杜在西安被捕后叛变。

　　刘志丹等人率领红2团渡过渭河进入西（安）蓝（田）地区后，不断遭到敌人正规军和民团的围追堵截。7月中旬，红2团在蓝田张家坪一带陷入陕西警备第3旅唐嗣桐部和地方民团的重围，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才转入秦岭山中分散活动。

　　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和汪锋等人历尽千辛万苦返回照金根据地。在此前后，红2团的30多名党员骨干历尽劫难胜利归来。

　　这场灾难更加坚定了刘志丹走井冈山道路的决心。为此，他立即按照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理论和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精神，积极整顿军队，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努力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

　　11月3日，在刘志丹的建议下，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包家寨会议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核心运用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理论解决陕甘革命具体问题的一次会议，是在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被破坏后独立自主决定自己方针政策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初步清算了李艮、杜衡等人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倡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番号，先建立42师，开辟以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并在南梁、关中和陕北建立三路互相呼应的游击总指挥部，借以拓展我军回旋余地，进而将三地连成一片。

　　包家寨会议后，在刘志丹等人领导下，陕甘革命力量迈入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新时期。

　　@@“肃反”前后

　　1934年至1935年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大发展的时期。

　　1934年2月25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正式形成，它包括以华池、保安为中心的陕甘14个县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红42师和第2、第3路游击总指挥部也有了较大发展。

　　1935年5月，在刘志丹等人的正确领导下，红26军和27军于赤源县白庙岔胜利会师。在三路游击队的大力配台下，两支主力红军并肩作战，先后胜利粉碎陕甘敌人的两次大规模“围剿”和多次围攻，歼敌近万人，初步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建成了比较统一巩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截至1935年6月底，西北革命根据地先后在陕甘20多个县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并将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拥有正规红军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4000多人。

　　然而，这一大好形势却差点断送在几个执行“左”倾错误的人手中。1935年秋末冬初发生在陕北的那场“肃反”就是他们几个秉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进行的一场拙劣表演。

　　1935年7月中旬，正当刘志丹等人率领主力红军准备粉碎陕甘晋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人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西北工委会议。会议错误地估计了西北革命形势，从而提出了在陕北推行“进攻路线”的主张。在政治上，要求陕北的党组织和红军立即完成连接陕南、四川、青海、甘肃和新疆的任务；在军事上，则提出了“全面出击”和“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等口号，并命令红26军迅速攻打瓦窑堡和延安等城市。

　　刘志丹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对推行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有力抵制。他认为，上述主张和口号都是错误的，完全脱离了西北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和敌人陈兵15万“围剿”的客观事实。当前，我们应以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为主要任务，而我军的战术仍然应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战性质的运动战。

　　永坪会议后，根据敌情我情的特点，刘志丹等人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决定先打敌人力量较弱的东线晋军，再打武器差的北线陕军，然后打击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南线东北军，借以彻底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

　　然而，刘志丹的这一正确意见和决策，却未得到采纳。

　　8月上旬，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员指示红军北上攻打神（木）、府（谷）。在这一指示受到刘志丹等人抵制后，于下旬在文安驿召开的前总会议上，他重申永坪会议“左”倾冒险主张和口号，大反所谓的“取消主义”，并给刘志丹等人戴上“右倾取消主义分子”等大帽子，这就为尔后的“肃反”制造了舆论，埋下了伏笔。

　　9月16日，刘志丹等人率领红26、27军与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率领的红25军在永坪镇胜利会师（不久奉命改编为红15军团，以徐为军团长，程为政委，刘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同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组成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翌日，在永坪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西北红军、红25军主要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对西北军委进行了改组，免去了惠子俊的西北工委书记和刘志丹的西北军委主席职务。党政军的这一重要人事变动，又为尔后的“肃反”造成了组织基础。

　　10月2日，在徐海东、刘志丹等人指挥下，红15军团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在劳山歼灭东北军110师师直属队和两个团共3700多人，击毙师长何立中等，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初战胜利。

　　正当我军乘胜出击扩大战果之时，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中执行“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却搞起了亲痛仇快的“肃反”运动：他们以“右倾分子”、“白军军官”和“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下令逮捕了刘志丹、惠子俊和习仲勋等30多名陕甘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并残酷地杀害了200多名红军和地方干部。

　　在关押期间，西北军委保卫局执行错误“肃反”的负责人对刘志丹等人大搞逼供信，甚至以活埋相威胁，逼迫他们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行”，借以证明“左”倾路线的正确和“肃反”运动的必要。在生死考验关头，刘志丹仍然坚持实事求是。他对被关押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反复叮咛：“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就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10月19日，毛泽东等人进驻吴起，闻知“肃反”一事后，便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刀下留人”。接着，中央成立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西北苏区的“肃反”工作，并派王首道、刘向三和贾拓夫等人飞马赶赴瓦窑堡，接管了戴季英控制的西北军委保卫局。11月7日，张闻天等带领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了刘志丹。毛泽东亲切地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们受委屈了！”刘志丹激动地向毛表示：“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联名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书，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兼任）和瓦窑堡市警备司令。不久，又任命刘志丹担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红28军军长等职（1936年4月，又任西北军委委员）。

　　刘志丹虽蒙受不白之冤，但却能正确对待。在11月底的平反会上，刘志丹在严肃地批评了“肃反”运动的错误后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不要认为我们做的什么事都是正确的，我们也有错误。当然，我们不是右派，但是工作中有没有右倾错误或其他错误，我们要冷静地回头想一想。”

　　不仅如此，刘志丹还经常劝说受过迫害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件事。12月后，刘志丹曾先后找张策、王世泰和习仲勋等人谈话，劝勉他们“要顾全大局，听从中央安排，让中央在以后的实际工作和战争中考验我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吧”。

　　刘志丹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1936年3月底，他襟怀坦荡地率领红28军渡河东征，转战晋西北以打通北上抗日道路，直至4月14日在指挥攻占中阳县三交镇（今属柳林县）战斗中不幸左胸中弹牺牲。

　　@@历史启示

　　我们认为，对刘志丹的最好纪念，就是认真反思历史，努力继承和发扬他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在新时期争做实事求是的模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英勇奋斗。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讲，刘志丹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主要有以下四点。

　　1.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的精髓，努力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过程中，刘志丹就是这样做的。

　　建国后，习仲勋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明确指出：当年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北党政军领导核心的最可贵之处，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重大贡献。应该说，这一评价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它抓住了刘志丹实事求是精神的精华和他对革命的最大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坚持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陕甘边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决心走井冈山道路。他提出以桥山为依托创建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并与“左”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从而使西北根据地由小变大，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成为党中央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他的这一理论和实践，不仅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且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坚持实事求是要付出一定代价，有时甚至要冒杀头的危险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因创立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遭受排斥打击的现象屡见不鲜。毛泽东、邓小平、方志敏等人都多次受到过“左”右倾错误的排斥打击，而死在“左”倾错误执行者和“肃反”屠刀下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其数当以万计。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奋斗过程中，刘志丹因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先后遭受执行“左”倾路线的李艮、杜衡等人的排斥打击。特别是错误“肃反”中，他与30多位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非法关押，200多名红军营以上军官和县以上地方干部被秘密杀害，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件有名的冤假错案。

　　上述情况表明，坚持实事求是并非易事，必然要付出一定代价，有时甚至要冒杀头的危险。因此，只有具有超人勇气和胆略的人，才能做到为真理挺身而出。

　　3.正确对待犯“左”右倾错误的同志，要立足于帮教而不能一棍子打死

　　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贯认为，对待历史上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我们应该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在对待犯“左”倾错误的人时，刘志丹就采取了这种正确的态度和做法。在平反会上，他一方面指出：“这次肃反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他则对犯错误的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他说，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平反后，当有些受迫害者因一时想不通要求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控告犯错误的人时，他便耐心地劝解说：不要着急么，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的结论。

　　上述事实说明，刘志丹的态度和做法是正确的。这种立足帮教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和做法，是值得我们肯定和敬佩的。

　　4.今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仍需反“左”防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今天，当年那场“肃反”运动的是非曲直虽已画上句号，但围绕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斗争并未结束。建国后，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重申反“左”防右问题。1981年3月27日，他在同军队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要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就必须“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既反对落后于现实的右的倾向，又反对超越现实的“左”的倾向，才能真正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现在，我们已经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斗争。我们相信，只要以刘志丹等真正的共产党人为榜样，自觉反“左”防右，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就一定能够夺取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