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民族精英　党员楷模

　　center熊美杰

　　center（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20世纪30年代中期，红军东征，时任28军军长的刘志丹在前线指挥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3岁。刘志丹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东赞誉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在他诞辰90周年之际，江泽民曾题词“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和高尚情操，对于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出生入死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

　　刘志丹早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在共产党员、老师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的教育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就参与领导了进步学生运动，成为当地著名的学生领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受组织委派奔赴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军事知识和技能，为以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1926年10月黄埔军校毕业后，刘志丹被党组织派往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曾任第4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长。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缜密的工作参与了对国民军的政治改造。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其军队中进行“清党”，将刘志丹等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威逼他们宣誓脱离共产党，否则要“查明枪决”。刘志丹等毫不畏惧，断然拒绝，后设法辗转河南、湖北等地，机智脱险，被党组织派回陕西。

　　1928年5月，他与唐澍等人领导了渭华起义，在距国民党反动政治中心西安约80公里的渭南、华县地区，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50多个乡、村的苏维埃政权，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物，恶霸、豪绅被铲除，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这次起义虽然坚持了两个多月失败了，但却在西北地区开创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先例。

　　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回到陕北，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参与特委的领导工作以后，他在陕甘边境全力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他和王子宜、曹力如一起，利用地方绅士与县民团的矛盾，巧妙周旋，夺取了县民团的领导权，刘志丹当上团总，在民团中建立党组织，整顿纪律，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把一个为国民党政权效劳卖力的反动团伙，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1930年春，刘志丹动员大批党员先后打人陕北高志清、杨庚武部，宁夏苏雨生、甘肃谭世麟等军阀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他利用在苏、谭部队任营长、副团长的合法身份，组建学兵队，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进行军事训练，为党培养积蓄了一批军事干部。

　　1931年3月，刘志丹奉命任苏雨生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后来准备起义时，不料被当地豪绅告发，刘志丹被捕，囚禁彬县。他“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的工作，毫无惧怠”。旋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后，又以军阀陈珪璋部第11旅旅长的名义继续从事兵运。此间，又遭叛匪扣押，后经好友相助营救，得以脱险。

　　同年9月，刘志丹偕马锡五等先后到达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三支武装集合整编建立了南梁游击队。10月下旬与阎红彦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会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支部队在陕甘边境和陕北、关中一些地区东西闯荡，南北驰骋，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刘志丹总结汲取了渭华起义和陕西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心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说：“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单纯的军事行动是一定不会胜利的”，“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难免处于困境”。他认为要到偏远的梢林山区，不只建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邻近地区建立几个，以便有回旋的余地。

　　1932年秋，刘志丹在照金北面的金刚庙见到了习仲勋，他对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好照金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志丹走后，还特意留下了特务队，由习仲勋领导指挥。习仲勋积极开展游击运动，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1933年6月，红2团在“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下，南下失败。刘志丹辗转深山老林，受尽冻饿劳累，全身患疮疾，疲惫不堪。经王世泰、吴岱峰等的救助和地下党的掩护，几经风险，历遭磨难，于中秋节回到照金根据地的薛家寨。11月，包家寨会议后，恢复了26军并成立了42师，刘志丹先后任参谋长、师长。根据刘志丹的意见，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桥山一带，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庆阳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计划建立以安定为中心的第一路、以南梁为中心的第二路和以照金为中心的第三路游击区。

　　1934年2月至6月，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兵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42师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巧妙部署，奋力抗击，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5月，陕北军阀井岳秀的86师由各县民团配合，对陕北根据地“围剿”，在谢子长率领下，红42师第3团及陕北游击队，英勇作战，分割围歼，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

　　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4省军阀部队约4万人，对陕北、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经过5个月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保存下来的唯一的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

　　@@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政策

　　刘志丹善于从革命的实践中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的普遍真理用于西北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

　　1929年秋，刘志丹主持陕北特委工作，针对当时陕北党内一些人主张只依靠少数人拼命，不顾一切地蛮干的思想，在榆林开会时说：“我们要运用各种办法团结民众，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军政官员、绅士、老先生，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做工作，争取他们，我们才有基础，站住脚。”他不但说服大家争取群众，建立革命武装，而且身体力行。当时宜川后九天山寨和黄龙山有千余人的土匪武装，其中周维祺股力量较大，贾德功、梁占魁、郭宝珊等都是山上的名人，有的还和刘志丹、谢子长相识。他俩决定派人捎信多次联系，经过反复的工作，周维祺带领100多人到保安三道川来参加革命起义，郭宝珊带300多人来参加革命军队。志丹通过时任国民党暂编第13师旅长的老同学刘保堂的关系结识了第13师师长陈珪璋。陈见志丹才略出众，气度不凡，要求他作自己的高级参议，并与志丹结拜为兄弟，刘志丹利用陈的名义拉起了一个旅的队伍，从事兵运工作。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革命，1930年春，刘志丹经人介绍加入了时在陕甘宁地区有很大势力的哥老会，利用合法身份争取大爷伙、兄弟伙走革命的道路。在他的教育影响下，该地区哥老会的头领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踊跃参加革命。保安县的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带领数百名成员参加了革命，5年后，马锡五当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子长县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以后当了红29军军长。争取过来的哥老会大批成员，在刘志丹创建革命武装力量时，主动捐献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有的动员兄弟伙参加红军游击队，有的养护红军伤病员、当侦察员等，对革命做出很大贡献。后来毛泽东在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赞扬说：“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几年来，他在旧军队中培养成长起来的韩练成、牛化东、郭宝珊等后来都成为人民军队中的将领。

　　刘志丹常说，在白色恐怖严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硬拼是要吃亏的，必须实事求是地决定红军的作战任务。1933年初，“左”倾错误执行者排挤了刘志丹的领导，提出“一鼓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周围的豪绅地主武装”，极力主张红2团攻打庙湾民团。刘志丹根据当时军情民心主张暂时不打庙湾，他分析说，庙湾团丁多是亡命之徒，占据险要的地势，我们暂时无力吃掉它；团总夏老么与游击队保持一定的联系，帮我们买过物资和弹药。如果硬打，会给红军活动带来困难，给根据地老百姓带来危害。“左”倾错误执行者一意孤行，结果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战，后又错误地烧了香山寺，上千名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5月，“左”倾错误执行者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刘志丹坚决反对，他说“渭华起义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且地处交通要道，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近。我们费尽心机，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左”倾错误执行者不但不听，反诬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最终导致南下失败。

　　1935年初，红军在消灭对绥（德）、清（涧）苏区危害较大的定仙墕之敌时，总攻即将开始，志丹发现敌人据点土围子非常高，工事坚固，周围地形开阔不易隐蔽，便当机立断，停止进攻。决定另选敌之据点，消灭守敌。当时指战员和群众很不理解，议论纷纷，要求按原定计划执行。志丹一方面指示张达志向大家作解释，一方面安排新的部署。第二天拂晓，志丹率部向临近的张家圪台守敌发起猛攻，不到两个小时全歼守敌，群情振奋，称志丹用兵如神。

　　刘志丹经常教育根据地的同志说：“我们办事一要方向对，二要合情合理。”他在领导群众分田中，主张要打击土豪劣绅，没有罪恶的地主可以不斗争，还分给一份田；就是在斗争有罪恶的大地主时，也主张不搞过激行动，一般不从肉体上消灭，富农大都不动。对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只要本人愿意革命，一律吸收。一次，部队到了安定县（今子长县）一个村庄，有个出身地主家庭的青年学生杨成森，要求参加红军，管人事的同志不愿接收。志丹知道后说：“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走什么路是可以选择的，他既愿意革命，就应该接收。”杨成森入伍后表现很好，全国解放后任民政部部长助理。

　　由于受敌人“共产党要铲除商人”的反动宣传，边区根据地内没有商店和集市了。刘志丹要求和白区有关系的同志去请商人来，制定出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亲自给商人讲解宣传。商店开门营业了，市场恢复了，边区的山货土特产运出去，人民急需的生活用品从外边运进来，方便了群众，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地处晋陕两省的交通要冲罗峪口镇，平时市场繁荣，东征时，新上任的镇苏维埃政府主席，不懂党的政策，随便没收了一些商店的货物，引起了工商业者的恐惧和不满。志丹知道后，对这位镇政府主席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亲自逐个登门向商人赔礼道歉，归还被没收的货物，商店恢复营业，群众反映很好。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和“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清除的时期，刘志丹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竟被颠倒成为“罪状”。在陕北“肃反”中被逮捕囚禁。

　　曾参加审查错误肃反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王首道后来回忆说：“所谓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的路线。”

　　@@顾全大局忠实履行党的宗旨

　　中央曾经指出：“刘志丹同志是一个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准确地揭示了刘志丹精神境界的特点和人格魅力的源泉。

　　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地区作战失利，部队转移到正宁一带休整。当时有人提出：“愿南下的跟我们走，愿北上的跟刘志丹走。”游击队面临分裂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由于刘志丹、阎红彦对指战员们的耐心说服和坚决反对，“分家”未成事实，挽救了党领导的成立不久的武装力量。

　　当年冬，根据中央指示，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这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红军，无端指责刘、谢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撤了他俩的职。谢子长被送到上海“受训”，刘志丹虽被留在部队，但不给分配领导工作。志丹含冤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他一方面申明大义据理力争，一方面服从命令维护团结，并积极支持协助红2团团长王世泰的工作，并指挥部队在三原、淳化、耀县等地进行游击战争，为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志丹虽远处西北一隅，但心系全党，关心全局。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他积极动员群众热情接待，要求红26军广大指战员和地方游击队做好团结工作，一再号召大家向红25军学习。当他得知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北上陕北时，立即建议红15军团南下接应。他曾多次遭受错误路线和宗派活动以“整军”、“反右”、“肃反”等名目下进行的打击，但他始终能从党和革命利益出发，忍辱负重，从不计较个人恩怨。1935年9月，刘志丹为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在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了劳山战斗的胜利，为反“围剿”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设计将他骗离前线，途中，志丹遇见给前方送信的通信员，通信员将信交给了他，他拆开一看，原来是一份保卫局逮捕红26军和红27军一些领导人的名单，他是被捕的第一名。志丹看后，泰然自若，遂将信退给通信员送交前方领导。为了顾全大局，他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只是担心这样搞“肃反”会把西北这块根据地葬送掉。他本来打算回瓦窑堡向有关领导当面申述理由，制止错误肃反。可是他一回到瓦窑堡，不容分说，就被逮捕。囚禁期间饱受重镣酷刑、凌辱摧残。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纠正了错误“肃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大批西北根据地领导被释放。当时曾被关押的许多同志不满错误“肃反”，要求严惩“左”倾错误的主要执行者。刘志丹向这些同志解释说：“问题总算弄清了，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再不要提这回事了。”

　　刘志丹无限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他在入党时说：“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就是奋斗到死。”从此，他把一切献给了党。他宣传教育群众，唤醒民众的觉悟，起来闹革命。他带领组织起来的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打开反动政府的粮仓，救济苦难饥民。他带领军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扩充力量，建立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政权。他终生为了人民，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从不扰民。每到一处他总要部队把老百姓的村庄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吃了饭，碗要洗净放整齐，水缸担满。吃了老百姓的粮，要统计出米多少，面多少，开出条据把钱放在碗里。一次红84师的一个团打土豪时，一位战士私自拿了两件妇女的服装，他立即召开全团大会批评，并给予处分。这些细小的做法戳穿了反动派对红军的诬蔑，赢得了人民的信赖。

　　家乡的群众常说刘志丹是个公而忘私，不知有家的人。1934年2月，志丹带领红军住在保安县刘家砭，这里距他家只有5里路，但他没有回去。为了解决革命经费问题，刘志丹劝父亲变卖了家中的土地、牲畜等一切能够变卖的东西，毁家纾难。敌人抄了他的家，把房子也烧了，大人小孩四处流浪，志丹知道这件事后，没有对任何人讲。当部队的一些同志听到后要派红军去营救，志丹不让去，说打击敌人对根据地“围剿”更重要。

　　他像一团烈火，无论到哪里，都能把广大干部、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形成战斗的集体。他关心爱护干部战士，情同手足，无论谁家里有了困难，他都尽力帮助。他作风民主，和善可亲，虚心听取大家意见，从来不以总指挥、师长、军长而自居。

　　志丹一生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只知吃苦，不图享受。他牺牲后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除了衣袋里几份党内文件和6支香烟外，其他一无所有。

　　刘志丹无限热爱人民，人民忠心拥戴自己的领袖。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府地区，有不少老百姓从远道赶来，要亲眼看一看刘志丹。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从人群中挤到刘志丹面前，拉着刘志丹，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激动地说：“好哇，好哇……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好人啊！”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领人民上横山，一心闹共产……”这首高亢淳朴，感情真挚，发自群众内心的民歌，至今还留传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