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刘志丹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的贡献

　　center盖军　李东朗

　　center（中共中央党校）

　　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这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它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和开创新中国的雏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与西北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西北共产党人的探索和奋斗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党的组织，西北革命才蓬勃发展，根据地才得以形成和巩固。

　　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刘志丹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在兵运活动中，他指示跟随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要“抓紧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党领导的正规军队成立后，他以过去多次起义和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提醒大家，注意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做好思想工作；对于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一再告诫说，“一定要抵御反动派的腐蚀利诱，要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坚持革命志向”，并要求“在那个环境里，要发展组织，决不许混进来一个不可靠的人”。在当时远离中央、与南方根据地难以及时沟通和充分借鉴各地先进经验的条件下，西北根据地党的建设经历了艰苦的探索过程，刘志丹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武装斗争中促进党的建设

　　组织建设适应和配合党的政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武装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成为全党的最大政治，也成为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促进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规律。西北党的建设也是循着这个途径而进行、发展的。刘志丹长期主要从事军事斗争工作，他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建树也主要是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形成的。

　　1928年秋，刘志丹在参与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后，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返回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时任陕北特委书记的杨国栋慑于国民党在陕北的统治者井岳秀实行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提出暂时停止党组织活动。刘志丹和特委的同志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9年4至5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集中反对杨国栋的右倾错误。在刘志丹等人的力主下，会议重点讨论了加强武装斗争的问题，根据陕北的实际情况，决定以多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而以争取白军工作为主，即确定了大力开展兵运工作的方针。回顾西北革命历史，应该说，这次会议对陕北革命斗争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改变了党的领导不力的状况，正确而坚决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明确了党在陕北开展革命斗争的方向。会后，陕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大批党团员到陕甘宁地区各色军队和绿林土匪武装中开展兵运活动，陕北党组织大规模的兵运工作由此开始。这个工作重点的确定和实施，对西北革命斗争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后来西北根据地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明确了党在陕北的工作方针之后，刘志丹身体力行，投入到争取白军的武装斗争的工作中。1929年至1931年春，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兵运活动，例如，掌握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到军阀苏雨生部任副团长，到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任骑兵第6营营长，“太白收枪”受挫后再到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继而又到军阀陈珪璋部任第11旅旅长等。虽然这些兵运工作最终都失败了，但是，通过这些兵运活动，积累了开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尔后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借鉴。从组织工作的角度考察：第一，多次拉起基本可以独立掌握的武装力量，寻机打击了一些反动军事势力和土豪劣绅，在刘志丹周围团结和凝聚了一批革命力量。第二，使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失去组织关系、不知如何开展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明确了斗争方向；使一些在当地难以立足的共产党员有了存身之处，继续为革命而奋斗。第三，通过兵运，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并从中发展了党员。如王世泰回忆说，在苏雨生部补充团时，“志丹指示我们要利用暂时稳定的机会，抓紧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那时，我们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党员，虽然党员身份不公开，但活动搞得还是有声有色的，经过一段工作，战士们情绪比较稳定了，我们吸收了几个党员。我记得我们那时的党员有刘志丹等二十几名。二十几名党员，在当时可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他们分散在各个连、班，起骨干带头作用”。第四，在这些军队中和陕甘宁人民中传播了革命的思想，扩大了党的（通过刘志丹）的政治影响。如当时在陕甘地区曾流传这样的民谣：“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再如，先后与刘志丹交往的国民党军官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刘保堂等，都深受刘志丹政治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些，就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他和其他党员所从事兵运工作连续遭到失败以后，刘志丹深感单纯的兵运是不行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而毛泽东在南方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给了他很大的启发。1931年夏天他曾对习仲勋说过：“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刘志丹总结经验教训后，坚定地走井冈山的道路。

　　1931年7月，刘志丹毅然来到桥山山脉中段的子午岭地区，联络旧部，进行整编，9月，建立起南梁游击队，全队300多人，编为3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以此为开端，刘志丹在西北的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组建革命军队的阶段。这年10月下旬，他领导的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会合，建立了中共队委会，加强了党对这两支游击队的统一领导。随后部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这支队伍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又改编为红26军第2团。激荡西北的革命军事斗争开始了，西北的革命斗争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刘志丹长期置身于这支革命军队，担任重要的并在很长时期担任主要的领导职责，在领导军事斗争的同时，关注党的建设，并通过军事斗争推动西北党的建设不断发展。

　　首先，表现在革命军队党的建设上。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成立之初，由于处在革命军队的初创时期，更由于“左”倾领导人的瞎指挥，曾屡受挫折，甚至有南下终南山的严重失败，同时内部也发生过收缴刘志丹领导的第二支队武器的“三嘉塬缴枪”事件，但刘志丹始终以高昂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来建设这支革命的武装。在遇到挫折后，他坚忍不拔，从不气馁，并帮助和鼓励战友们坚定革命信念。据张策回忆说：“在红26军转战过程中，一部分同志产生消极的悲观情绪，曾有一个同志向刘志丹提出疑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出一个局面？’志丹同志当即答复：‘不出三五年嘛。’他的答复干脆而肯定，我听了之后，也不知道什么道理，但是感觉精神振奋，对革命充满希望。”而对于革命内部的不正确做法和受到的错误打击，他正确对待，顾全大局，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刘志丹同志是一个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在正确处理党内矛盾问题上，刘志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和无微不至关心同志、帮助同志，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和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的优秀品质，赢得红26军广大指战员的信任和爱戴，维系和锻造了这个革命的战斗集体，发展了这个革命的战斗集体，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这个军队的党的建设。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几经挫折而不垮，并且不断发展，越来越强，党员的作用、部队党的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5年12月有关部门在考察西北革命根据地情况时指出：“陕甘党的同志，红26军工作最好。”毫无疑问，这是与这支部队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并且长期领导这支部队的刘志丹，与他的工作、影响和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引导了许许多多的人走向革命、走向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的陕甘宁地区，人民痛苦不堪。国民党当局苛重的捐税和草菅人命的反动统治，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和任意欺压，使人民处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此时来过陕西的国民党要员何应钦也被迫承认：“陕西人民之苦甲于全国。”因此，到处充满了革命的干柴。刘志丹等领导红军转战陕甘，所到之处打土豪分财物，发动人民起来革命，在穷苦大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人由此参加红军、参加革命。牛书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军区副政委、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程时说：“曾在1932年夏季，刘志丹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店头镇、隆坊镇打土豪分财物，张贴告农民书、告国民党士兵书，宣传抗日。有不少贫雇农参加了游击队。我记得有王文定、苏继堂、孙振海等一二十人。我在隆坊镇见到刘志丹，他和我谈过话，主要问了我学校的情况，讲了一些抗日道理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动员我们参加抗日，这给我很大的影响。……1934年夏，已参加红军的亲友捎信让我参加红军。我走了一百多里路，到了陕甘交界的小石崖兔洛尾村参加了红军，投入党的怀抱。”曾任甘肃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李培福，曾任空军某军军长、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放牛娃出身的刘懋功，曾任国防部第22器材基地司令员、领导创建新中国储存库的贾乾瑞，等等，一大批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才和新中国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回顾他们的历程时，都说是在刘志丹革命活动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再次，推动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军事斗争带动地方党的组织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一方面，革命军事斗争在打击敌人的同时，更加广泛也更加有力地传播了革命的思想，在穷苦人民中间引起震撼、引起向往，吸引他们参加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军事斗争打击敌人，扫除敌人在当地的统治，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群众运动中发现和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党的组织发展的重要前提。西北党组织的大发展也是如此。西北革命获得蓬勃发展是在红26军重组特别是第42师成立之后。这时，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失去与上级的联系，避免了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刘志丹充分展现了他作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始人的才华。他提议红军的战略重点北移，在以南梁为中心的桥山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并领导红军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和对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转战陕北，连克六座县城，开创了西北革命的大好局面。同时，采取坚决的措施加强党的建设。一是，解决了自照金根据地丧失后陕甘边特委不健全的问题，以红42师人员为主组建了新的陕甘边特委，加强了党对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二是，在战争空隙，以红26军主力配合三路游击队，大力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在组建基层政权的同时，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形成西北根据地党的建设大发展的局面。第一，在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区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如，庆北地区原来没有党组织，曾担任庆北地区最早一个党支部书记的李培福回忆说，他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武装来庆北活动后知道红军的，后来他在与红军游击队的接触中逐渐懂得了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革命武装，因此就帮助游击队做事、参加了红军。“1933年9月的一天，红军游击队的王宝珊同志找我和何兴发、蒋桂堂等6人谈话，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们6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于是，都被吸收入了党。……以后，又陆续发展了20多个党员，壮大了革命力量。”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南梁根据地的第一个党组织白马庙党支部是这样建立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富西、正宁、赤淳、中宜、华池、宁县等地的党组织也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抗战时期，上述地区大都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所辖地。1943年，时任中共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在总结关中党组织的发展历史时说，关中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实现的，“它的发展与壮大是在红军游击队的武装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26军的直接帮助与指导，是关中党发展存在的有力支援”。第二，恢复和发展各地原有的党组织。如1933年照金根据地失陷后，国民党军队残酷屠杀，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责成第三路游击队尽快恢复根据地，经过艰苦的斗争和细致的工作，到9月该地革命形势重新高涨，基层政权和党的组织相继建立。保安县党组织在1931年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秋王子宜、赵耀先经组织营救出狱后，组建了一个党支部。1934年陕甘边特委决定：“恢复保安党的组织，尽可能的找过去同志的关系，并以脚扎川、吴堡川、白豹川为中心，建立农民支部。”经过努力，到1935年初，全县建立了7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00多人。其他如旬邑县、淳化县以及陕北的延长县等地的党组织，都是在这个时期重新组建和获得发展的。

　　总之，刘志丹在革命转折时期的正确选择、正确决策推动了西北革命的胜利发展，而革命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建设。

　　@@在统一战线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革命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这是毛泽东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历史证明，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时常牢记和认真运用这一法宝。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进人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且卓有成效地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在进行西北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他曾反复向对此不理解的同志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针对当时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具体情况，他指出，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我们灵活运用各种办法，关键是团结民众，再就是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军政官员、绅士、老先生，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站住脚。清醒的认识变成了自觉的行动。他十分注重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开展了多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陕甘宁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派系很多、构成混乱，相互之间矛盾丛生；哥老会组织在当地颇为盛行，群众很受迷惑，其影响和势力很大；由于各种原因聚啸山林打家劫舍、对抗官府的土匪也有多股。在分析这些情况后，刘志丹对其中的一些国民党军官、对一些哥老会首领、对一些土匪头目进行了大力的争取工作，取得了十分有效的成果。

　　第一，争取一些人转向革命。如，马锡五是永宁山哥老会的“大爷”（领头人），教过书，为人正直。刘志丹就去找他，给他讲革命道理，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结果，从1930年起，马锡五一直跟随刘志丹进行武装斗争，并经他联系各地“大爷”，使200多个哥老会成员参加了革命。1935年，马锡五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他曾任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粮食部长、主席，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陇东分区专员和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所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曾在各抗日根据地推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一再勒索和压迫被迫做了“山大王”的，侠义正直，他手下的大多数追随者都是仇视土豪劣绅的贫苦农民。为争取他，刘志丹曾两次派黄罗武、后又派马锡五去做他的工作，在他军饷困难、弹药不足、军心不稳时，给他送去羊、马等物资帮助他。郭宝珊在谈到他起义的经过时说：“在行军途中，曾碰到红军的骑兵部队，并没有向我们开火（当时红军骑兵想消灭我们是很容易的）……在我拉上部队没有什么去处的时候，碰到马锡五来慰问我们，刘志丹也派人给我们送了三匹马。这时我觉得红军对我还是不错，投了他们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就下了决心投奔红军。”几经争取，终于把这支武装引上了革命道路。郭宝珊加入红军后，作战勇敢，服从命令，立下许多战功，后来加入共产党，解放后曾担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所部先编为“义勇军”，后正式改编为红军部队，扩大了红军的力量，而跟随他起义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革命干部。

　　第二，与一些人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利用他们为革命斗争提供便利。当时，陕甘边地区许多地方都有民团，刘志丹提出应对其区别对待：凡与我军为敌对抗，我有力量消灭的，坚决消灭，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力量壮大，再消灭之；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存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他的这一策略，对红军和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谈到西北革命历史时，当年的领导人几乎都会提到罗连城。罗是陕甘边小石崖民团团总，又是一个哥老会大爷，政治上态度中立。刘志丹在进行军运时就派马锡五去联络他，送他许多东西，与他建立了统战关系。后来，他帮助红军买了许多的子弹和粮食，红军游击队在作战失利后曾多次到他的防地休整，尤其是他曾帮助红军寄养过许多的伤员。还有建庄的贺世兴、篙嘴铺的贾生财、太白镇的李绪增等民团首领，红军都与之建立联系。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的张邦英，就曾由刘志丹安排到这些民团驻地养病。他回忆说：“我们常常将缴获的大洋、烟土、牲口等送一些给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买些子弹、医药，掩护伤病员，探听敌情，允许我们的部队从他们的驻地周围通过等。这对便利我军行动，克服某些困难，起了一定作用。”民团团总马海旺，在刘志丹的影响和帮助下，走向革命，后来成为在延安成立的全国哥老会会长，陕甘宁边区中华抗日救国会副主任。西北地区另一个有名的民团——夏老么民团，刘志丹也曾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他也帮助红军买过弹药、物资。红26军成立后，根据刘志丹的建议，红军再次与他达成了协议：两家继续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这在当时，对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是十分有利的，但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贸然命令部队进攻，结果给红军造成很大的损失。至于哥老会首领，刘志丹联络得更多，如苍沟的马大爷、东坪的冯大爷等都是他亲自联系的。在南梁，不少哥老会为红军掩护过伤员，或帮助过其他革命工作。有一个郑大爷最后脱离哥老会，成为根据地赤卫队的总指挥，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另外，刘志丹还与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建立联系，“通过志丹的关系，安塞、保安县政府的不少人经常给我们送来关于敌人方面的情报”。

　　第三，传播革命思想，为后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可能争取的人，刘志丹都是大力争取。国民党军旅长刘保堂，刘志丹少年时的同学，刘志丹对其做了许多的工作，使其思想发生转变，他曾感叹地说：“我明白了，和你们交往值得！”他为刘志丹的兵运工作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后来想参加红军。刘志丹对他说：“你现在用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对革命事业更有好处，时机成熟就可以过来。”此后刘保堂一直暗地为党工作，直至1941年被敌人发觉暗杀，而其部队中的进步军官后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刘志丹还多次给国民党军团长左协中、曹又参写信，劝导他们走向革命。结果对左、曹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拿着刘志丹的信说：“你看，这可是大手笔呀！大道理小道理都感人至深。”在抗战后期，他俩分别率部起义了。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这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在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个人在党内曾多次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受过打击、撤职等处分，但他都能以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正确对待这些遭遇，不顾个人荣辱得失，正确地对待领导、正确地对待同志，顾全大局，积极工作，努力弥补领导和同志们工作的失误，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1.面对本部被缴枪事件，能冷静处理

　　南梁时期曾经发生过一起严重的“三嘉塬缴枪”事件。1931年10月下旬，陕北游击支队寻找刘志丹部队到南梁，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1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第2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同时，部队成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为委员，支队均建立了党支部。1932年1月，因为部队给养困难，2支队第1大队长赵连璧带一部分人外出打土豪。因为打击面过宽，并在集市上抢了群众的东西，造成不良影响。少数领导人认为第2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于1932年2月6日缴了第2支队的枪，当场打死了赵连璧。对于这种突然袭击，刘志丹很不理解，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但他能从党的利益出发，维护这支合编不久的部队的统一，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事件后他去西安向省委作了汇报。事隔几十年以后，1985年，中央对此事作了结论，指出：“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2.被错误撤职，能以大局为重

　　陕西省委为贯彻“左”倾冒险主义，不断派人到游击队来巡视。错误地认为，陕甘游击队有严重问题，队伍不纯，无法执行土地革命，扩大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不能执行省委的路线和政治任务。省委常委杜衡到达游击队后，在宜君杨家店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上，对游击队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把他们学习井冈山道路的做法说成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原游击队排以上干部全部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现了杜衡的“以无产阶级的至诚，执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正确路线、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给予我的任务”。

　　对于杜衡的错误决定，同志们不服气，要闹。但刘志丹以大局为重，他劝同志们不要闹，一闹他们就会说是反党，矛盾将更加激化，劝大家服从这个决定，从革命的全局利益出发。他在被领导的岗位上，仍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党的事业，对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帮助2团团长王世泰制定作战计划，参与作战指挥，直至挽救败局，重返照金根据地。王世泰回忆说：“左”倾领导错误造成红26军南下失败，300多个情同手足的兄弟，血洒疆场，他和刘志丹死里逃生于1933年阴历八月十五日回到照金的薛家寨时，“‘志丹回来了！’‘志丹回来了！’这激动人心的声音，犹如平地卷起的一阵狂飙，飞扬在薛家寨的上空。根据地的领导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负责人王泰吉、习仲勋、张秀山、高岗、黄子祥、杨森迎出来了！先于我们回来的红2团指战员吴岱峰、高锦纯、黄罗斌、刘约三等迎出来了！红4团、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的战士们也迎出来了。”是啊！是刘志丹领导他们从无到有地创建了红军和根据地，又是刘志丹不顾个人得失，保持了这支革命武装的团结和重新集结，所以，广大指战员们视刘志丹为他们的“主心骨”。

　　3.蒙冤入狱，依然耿耿丹心

　　西北根据地在刘志丹领导下取得了重大胜利，解放了6座县城和广大农村，把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了西北根据地和红军，已经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左”倾错误的阴云不散，有些人仍把刘志丹说成是“老右倾”，否定红26军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成绩。1935年，“左”倾分子继续并进一步诬陷刘志丹为“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10月劳山战役之后，将刘志丹骗离前线。

　　刘志丹面对保卫局逮捕自己的密令，对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行径十分愤慨。但为了避免革命队伍的分裂，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去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但他一到瓦窑堡就被投入监狱，甚至连他的妻子和幼女也被禁闭起来。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始终泰然处之，并坚持不说假话。他对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当时如果不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刘志丹就可能惨遭杀害。

　　对此天大的冤屈和无端的迫害，刘志丹冷静对待，始终顾全大局。在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的座谈会上，他一再谦虚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当时，许多受到迫害的人情绪激动，要求他向党中央告状处理犯错误的人，他做了许多劝解工作。在对部队讲话时、在和同志谈话中，他一再强调指出，党的利益、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要加强团结。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紧密无间。事实上，他清楚地知道，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虽然否认了“反革命”的罪名，但仍然留有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尾巴。他一直未对别人讲，更没有闹情绪，而是在革命实践中经受党的考验。东征出发时他对妻子说：“这次出征对我仍然是一个考验，事实会证明一切的。如果我死了，是作为一个革命党人牺牲的。”这充分表现了刘志丹作为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周恩来对他的品德给予高度的评价：“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在党的作风建设中树立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有力保证。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作风，而许多优秀共产党人在培养与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中身体力行、积极实践，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刘志丹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第一，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结合西北的实际开展革命斗争，是刘志丹领导开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方法和领导特点。绝不能简单地照搬书本和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他和党内唯书唯上的“左”倾领导人的根本分歧，也是他曾屡次遭到错误打击的根本原因。但他对此始终不渝，坚持根据陕甘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革命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坚忍不拔的优良作风。

　　比如，在红军发展战略问题上，他从实际出发，坚持在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1932年7月，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的李艮既不懂军事又不顾实际情况，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北方六省会议和省委决议的精神，提出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并要在20天内分完土地等一套“左”的计划。刘志丹认为在尚未建立政权的地方不能过急地进行土地革命，坚持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战争。李艮听不进正确意见，给刘志丹等戴上“逃跑主义”、“上山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加以打击，撤销了刘志丹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并强令进攻敌人设防坚固的城镇，致使部队连打败仗。但刘志丹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1933年6月，在陕甘边特委、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26军联席会议上，他再次明确提出：应当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特委书记金理科等赞同刘志丹的意见，但红26军政委杜衡实行家长作风，凭借权力否决刘志丹的提议，强令红军南下，结果遭到严重失败。在重建红26军后，刘志丹又一次提议研究红军战略发展的决策问题，并详述在南梁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南梁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北起定边、盐池，南至关中的照金，连接陕甘边18个县，山大沟深，梢林密布，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便于红军回旋；二是该地是陕甘两省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虽有小股土匪和地方反动武装，但都不敢与红军对垒；三是该地群众多是外地难民，深受封建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而且他和谢子长早年在这一带进行过革命活动，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便于发动群众起来革命。1933年11月的包家寨会议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实践证明，刘志丹的战略思考是符合实际的，正是这个决策开创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大好局面，从而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在军事斗争的一系列问题上，他都强调和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因此提出的对策大都切实可行。他的这一优良作风，党中央在1943年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刘志丹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

　　第二，重视人民，想着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最大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源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个优良作风，在刘志丹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他把红军与人民的关系看得非常重，提高到了党性原则和胜败存亡的高度。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为我党绝对领导的、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红军。刘志丹常说：“群众宣传好了，我们就能打胜仗；群众宣传不好，没有人替你通风报信，就要挨打。”在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成立后，一些同志对游击战争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方针不清楚，1934年秋刘志丹专门给他们讲话，指出，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争实际上是农民战争，是党领导下的一场广泛的农民战争。因此，在战争的过程中始终不要忘记一定要向广大农民群众敞开大门。这样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争才有广阔的复杂前景，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我们的队伍就不可能发展，甚至有失败的危险。在实践中，刘志丹非常注意解决人民的疾苦。一方面坚决打击欺压人民的官吏军匪、土豪劣绅；另一方面虽然当时红军面临的斗争紧张激烈、生活条件十分艰辛，但每当打了地主老财，就把财粮、土地、衣服等东西全部分给穷人。同时，十分严明红军的军纪，他要求部队处处维护群众利益，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凡是吃了老百姓的米、面等，必须付钱，即使群众不在家，也得将钱留在容易看见的地方。刘志丹本人更是善待群众，平易近人，热情和蔼，不摆官架子。每到一地宿营，志丹总要找当地群众或熟识的人谈话，一方面询问周围敌情，另一方面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有一次，当地八九个老农民来看他，他工作之后回到住地已是深夜，但还是一方面热情与来人交谈，一方面尽其所有给大家煮南瓜吃。老农民感动得吃不下去，他却不答应：“你们看我来了，我应该招待你们，招待得不好，大家不要见怪，可是不吃不行。”细微处见精神，由此可见刘志丹对人民的感情和共产党人的作风。正是因为这样，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刘志丹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作为红军部队的指挥员，刘志丹没有一点特殊化。战士穿什么他穿什么，战士吃什么他吃什么。黄罗武回忆说：“刘志丹也经常把自己骑的马让给伤病员骑，有时还帮助炊事员做饭。战士行军打仗过分疲劳，他就替战士站岗放哨。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真是同甘苦，共命运。”部队由此而形成了团结友爱的战斗集体，刘志丹的优良作风和光辉形象更为战士们所敬仰和爱戴。

　　第三，作风民主，严以律己。在党内、军内，刘志丹平等待人，尊重同志，爱护战士，和蔼可亲，因此大家都称他“老刘”，与他的关系很近，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愿向他说。他总是等人把话说完，再谈自己的意见。刘志丹常说：“要避免错误就要讲民主，善于听取大家意见。”几次打仗，命令已经下达，但有同志根据新情况提出不好打，或者损失太大，他马上接受意见，改变作战部署。许多次战后，他召集同志们研讨战况，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正因如此，所以他少犯错误，有了错误也能很快纠正。

　　正因为刘志丹具有作风民主，所以同志们畅述己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有一次，在红26军42师师委会上，一位同志在一个问题上转不过弯来，不肯接受刘志丹的意见，并当场争辩起来，但刘志丹并没有计较他。后来的斗争发展证明志丹的意见是全面、正确的。刘志丹的平易近人、虚怀若谷、赤诚相见、诲人不倦的良好作风是永远值得学习和怀念的。

　　刘志丹的民主作风，还体现在正确处理党、政、军的关系上。由终南山回到照金之后，陕甘边的一切军事活动，都是在刘志丹亲自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他事实上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核心，颇孚众望，又屡立战功。但他不自矜功，能正确处理好军队同党、政的关系，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1934年在南梁建立了革命政权，习仲勋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尊重根据地的党政领导，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在领导层当中形成了团结、民主、协作的良好氛围。

　　同时，刘志丹勇于自我批评。他常说，自己也犯错误，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就是犯的大错误。红26军南下失败后，有的同志责怪刘志丹没有负起责任，刘志丹一点也不为自己开脱，而是反思。他说：“极‘左’的人最后会走上极右。杜衡把部队葬送了，他又叛变投降敌人了，这是对我们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事情未经历过，总是不深刻，这下我们就知道‘左’是什么东西了。”在被错误逮捕关押之后，他仍主要是进行自我反思，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的这种闻过则喜、从高从严要求自己的作风，是非常感人至深的。

　　在刘志丹身上，还有着艰苦朴素，勤政廉洁，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等优良作风。他的这些优良作风，给党员和红军战士树立了表率，在人民群众中塑造了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