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论刘志丹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中的杰出贡献

　　center郭林

　　center（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中，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的杰出将领、西北人民衷心爱戴的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刘志丹烈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纪念刘志丹烈士诞辰100周年之际，回顾他的革命一生，研究他的革命活动，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和高尚品德，对于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弘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团结进取、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武装斗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就是在武装斗争中实现的。刘志丹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刘志丹提出了走井冈山道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思想，并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在南梁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装，开辟了南梁游击区，为正式组建工农红军、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找到了方向。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8月7日于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以后，党及时发动了湖南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同一时期，党在各地发动了百余次武装起义。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陕西相继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虽然三次起义都失败了，但它们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了我党从事武装革命的军事骨干，唤醒了人民群众的斗争觉悟，积累了武装斗争和建立苏维埃的基本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在中国革命发生伟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从黄埔军校毕业并参加了北伐战争，在蒋介石“清党”中从冯玉祥国民军撤回、被中共中央从上海派回陕西工作的刘志丹，即被派往我党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中参加组织和领导渭华起义，起义中担任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渭华起义是刘志丹领导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的首次尝试。他不仅直接指挥了激烈的战斗，而且进行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群众工作。斗争实践极大地锻炼了他的指挥才能，积累了宝贵的军事工作和群众工作的经验，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从总结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处理许权中一事中，也使刘志丹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必须克服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才能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只有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动起义，才有可能胜利。起义失败，并没有使刘志丹丧失进行武装斗争的信心，反而更坚定了他的决心，此后，他在武装斗争的道路上一直走了下去。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指示到达陕西之后，中共陕西省委把开展兵运工作、积蓄力量发动革命兵暴作为这一时期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心工作，并派了大批党、团骨干到白军部队中去开展工作。刘志丹按照省委指示，在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时认识到，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灵活应用各种办法，把各种民间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他批评了特委负责人不搞武装斗争的倾向，提出通过白色（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灰色（做土匪武装的工作）和红色（建立工农武装）三种形式，以白色形式为主的武装斗争策略，得到特委会议通过。此后陕北的兵运工作有了蓬勃发展。

　　刘志丹亲自实践了各种形式的兵运活动。他利用白色形式先后在保安县夺得团总，在宁夏军阀苏雨生、王子元，陇东军阀谭世麟、甘肃军阀陈珪璋部队中取得团长、营长、旅长职务作掩护，积极安插和培养革命力量，准备兵变。他利用灰色形式在陕甘边界南梁一带教育哥老会上层克服封建思想，维护穷人利益，启发哥老会群众的革命觉悟，积极联络庆阳、合水一带的民间武装站到革命一边。他也曾在军阀部队的基础上组织起一支几百人的武装，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根基，兵暴活动都失败了。

　　刘志丹在兵运活动中四次受挫，两次被军阀关押，经组织营救才脱险。但失败和挫折并没有吓退刘志丹，他从失败中看到，利用军阀只能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也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就要拉出去单搞。他总结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的这一思想，是受到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走上井冈山的启发，也是他多年从事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和实践总结。这一认识，不仅使他自己明确了今后的奋斗方向，而且正确指出了陕西省委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错误估计斗争形势，导致了指导思想上的盲动主义，没有深入农村，致使兵暴屡屡失败，损失了革命力量。此后，他在探索以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上一直走了下去。1931年7月，刘志丹武装斗争的方向转向了山高林密、人口稀少、社会情况比较复杂、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陕甘边地区。他在桥山山脉中段的子午岭山区联络旧部，争取当地饥民和绿林武装，先后组建起三支队伍，并指导他们在山区占据一定地盘，为实现武装割据创造条件。同年9月，终于整编组建起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同时正式成立了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亲任书记和总指挥。

　　南梁游击队成立后，刘志丹十分重视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断给战士灌输革命道理，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同时注意整肃军纪，开展群众工作。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部队士气旺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使刘志丹和南梁游击队名声大振，队伍迅速由300人扩大到400余人。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党领导下的队伍，这样一块红色区域，才使陕北游击支队有了落脚点，使两支革命武装的大会合有了立足点，从此壮大了陕甘边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为正式组建工农红军、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游击战争准备了条件。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同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打出了革命红旗，这标志着西北革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进入了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虽然刘志丹在陕甘游击队成立初期没有担任主要领导，但他在其中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刘志丹为陕甘红军择定了正确的战略方向和军事后方，从而开辟了陕甘边根据地，使游击战争有了广大的回旋余地和可靠的后方，走上了胜利发展的新时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良好条件。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发展道路。从陕甘游击队成立到恢复红26军42师，在选择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区域和军事活动方向上经过了几次南下北上的争论和行动，也几受挫折，最后在刘志丹的战略构想下才走上了正确道路。这其中经过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正宁的寺村原时期，二是耀县的照金时期，三是庆阳的南梁时期。

　　以寺村原为中心的根据地，是在陕甘游击队南下渭北、旬邑后回师正宁，在发动农民群众斗争中建立的，虽然只坚持了一个月，但它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初创阶段。在这里，由72村的农民代表选举成立了第一个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组织了赤卫军、贫农团，进行了打土豪除恶霸，开仓放粮接济饥民的群众斗争，扩大了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但在陕西省委要求游击队选择在关中大中城市外围三原、渭北和西路一些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下，游击队撤离寺村原南下旬邑后，正宁根据地失守。

　　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后，刘志丹、阎红彦率领第三、五支队按照省委指示进入西路、渭北地区活动，但还是不能立足。省委遂又恢复了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他随即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广泛宣传陕甘游击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与国民党军阀做必死斗争的、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号召劳苦群众及白军士兵和红军游击队团结一致，积极参加红军游击队，为打倒国民党军阀的剥削压迫、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同时，刘志丹选择北进作战路线，转战于富县、洛川、中部、宜君各县，半月内九战八胜。但韩城一战由于考虑不周，遭到敌人重兵围攻而失利，红军损失过半，只得越过子午岭退入正宁麻子掌一带。在讨论南下还是北上问题时，刘志丹坚持提出北入桥山中段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意见，最后得到队委会通过，决定以正宁为中心，相继向旬、耀、庆、合发展，在陕甘边界建立根据地。于是不仅恢复了正宁根据地，而且在谢子长西华池起义的支持下，陕甘游击队扩充成为3个大队、500余人。就在游击队重新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时候，“左”倾教条主义的空想和瞎指挥又使红军游击队丧失了战机，在一月之中军事上连遭三次败仗，全队分散突围集结于马栏时只保存下200余人，正宁根据地也得而复失。陕甘红军游击队这时又面临着择定比较稳固的军事后方的问题。

　　1932年12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下，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并决定以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这是因为照金位于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铜川市印台区、王益区）六县之交，这里地形复杂，山峦叠嶂，沟壑纵横，曾是陕甘游击队开辟的游击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建立照金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初期虽然被排斥在领导班子之外，但他依然积极协助领导工作，以声东击西、攻其不备的战术，亲自指挥，取得了焦坪等战斗的胜利。1933年1月，他担任团参谋长后，红2团转战外线，寻机打击围剿敌人，并取得了东进攻取金锁关、南下三原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的胜利，在照金外围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地方游击队迅速扩大，于是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同时刘志丹以枪支弹药和干部支援陕北红一支队，鼓励他们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军事斗争的同时，根据地建立起党、政、群各级组织，进行了土地分配，照金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发展。红26军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在薛家寨建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和随营学校，储备了大批物资，使红军休整有了比较可靠的后方。

　　然而，正在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敌人“围剿”苏区的关键时刻，发生了“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杜衡强迫红军主力南下渭华地区的极其错误的行动。此时，刘志丹坚决反对盲目南下，仍然坚持以桥山山脉中段为依托发展巩固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他说：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但却被杜衡扣上“一贯右倾”的帽子。结果红2团南下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渭华地区遭到严重失败，刘志丹与少数骨干历经艰险才回到照金。根据地军民在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领导下，与敌军进行了顽强战斗，但在叛徒出卖下，薛家寨于同年10月中旬陷落。血的教训证明刘志丹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

　　根据地中心究竟建在什么地方，成为薛家寨失守后红军指战员和陕甘边特委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又一次选择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时刻，时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刘志丹起了关键作用。在他的积极建议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于1933年11月3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照金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和教训，清算了杜衡的“左”倾冒险错误，统一了思想。根据刘志丹的构想，会议作出三项重要决定：1.建立红26军42师，撤销临时总指挥部。2.建立三路游击区，组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积极向南发展；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向南北两面发展；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向北发展；红26军南北策应，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连接起来，形成广大的根据地。3.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地区，包括葫芦河发源地的各支流川道，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中心是位于庆阳，与合水、保安、甘泉交界的南梁堡。而桥山山脉连接着陕甘宁3省18个县，回旋余地大，刘志丹、谢子长曾在这里从事兵运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境内敌人多为小股地主武装，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具有建立根据地的许多有利条件。1934年1月，刘志丹接任红42师师长后，红军不断出击，很快建立了2、3路游击区，并帮助装备了地方游击队，使2、3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根据地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体系。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有了统一领导。5月，恢复健全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刘志丹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红军和各路游击队。在他亲自指挥下，根据地军民历时7个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根据地迅速扩大，并恢复了照金苏区。11月初，在荔园堡正式选举成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以刘志丹为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军事建设得到全面发展。随着南区的发展、东区的开辟、西线庆北地区的扩大，陕甘边的游击战争走上了军事战略上的统一。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旬邑、淳化、中部、耀县、宜君、华池、宁县、正宁、合水等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时，红42师已经发展到5个团、1500余人。同时，立足于南梁根据地，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红26军与陕北红军的配合行动更加密切，队伍日益壮大，西北土地革命的新局面将要到来。实践证明，刘志丹不愧是英明的战略家、军事家，更是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具有开拓精神、深邃眼光的优秀的红军将领和群众领袖。

　　@@二、为统一和巩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建立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可以说是刘志丹早就有的想法。他在1932年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中就宣告，陕甘红军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创造西北工农红军”。这一想法经过数年游击战争的考验更加明确和成熟。包家寨会议关于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构想和决策，就是统一两块根据地的具体步骤。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要求红42师和各路游击队配合地方党的力量，“把陕北苏区与照金苏区打通（即是由三原的武字区起一直到绥远的边境止），彻底解除国民党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为此，边区党和红军积极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为提高指战员的军事政治水平，在南梁荔园堡开设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并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在根据地周围普遍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深入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斗争；开展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团体。7月下旬，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率领1、2、5支队南下陕甘边，与42师在南梁会合后，于庆阳阎家洼子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红42师党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决定谢子长兼任红42师政委，率红3团开赴安定、清涧一带，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尽快地把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在刘志丹的热情支持下，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数百枚银元以作军需。通过阎家洼子会议，加强了兄弟部队的团结友谊，统一了红军步调。红3团北上后，刘志丹指挥红3团和各地游击队在陕甘边南线和北线作战，策应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保卫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年底，刘志丹又亲自率领26军2团北上陕北，这样，两军的相互配合支援更加密切，两块根据地都得到很大发展，为统一打下了基础。

　　1934年11月后，蒋介石集团调集陕、甘、宁、晋、绥5省6个师30个团约5万军队，准备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西北两块根据地和红军的尽快统一。于是，经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于1935年2月5日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党和红26、27军的斗争。刘志丹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担任了西北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会前，刘志丹于1月下旬率领红42师2团到达陕北后，即专程前往赤源县水晶沟看望在河口战斗中身受重伤的谢子长。两人就党和军队的统一问题、第二次反“围剿”问题及西北红军今后的战略、部队建设、土地革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会后，刘志丹再次看望了谢子长。2月21日，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病逝。刘志丹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

　　刘志丹亲自起草并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分析敌我斗争形势，阐明反“围剿”的重大意义和必胜条件及斗争策略，号召苏区军民积极投入战斗。动员令发到各地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党、政、军、团及群众组织，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动员作用。思想准备的同时，军事上他下令把各地红军游击队按作战区域统一整编为游击纵队，并对各地赤卫队队长进行短期轮训。刘志丹亲自上课带操做示范，讲解游击战术和红军纪律，操练各种武器，提高赤卫队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调集红26军主力北上，于5月1日在白庙岔与红27军会师，在当日举行的万人联欢大会上，刘志丹做了鼓舞人心的动员，部队情绪十分高昂，接着成立了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他不辞劳苦调查研究，亲临实地选择有利战场，集思广益，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决定先采取调虎离山、诱敌出笼之计，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或采取伏击办法歼灭敌人，消灭分散在绥德、清涧、安定、延川中心苏区的孤立之敌。第二步集中优势兵力向苏区外奔袭，打击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城镇，力争尽快与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从2月至6月底，红军转战千里，接连攻克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广大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围剿”，西北红军的实力在战斗中得到很大发展，根据地日益巩固。

　　1935年7月，国民党蒋介石又调动东北军、山西阎锡山和宁夏马鸿逵部队共10万兵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重点进攻陕北苏区。在西北工委领导下，刘志丹对敌情认真分析后决定，乘敌之隙，各个击破。他不顾疲劳，继续指挥和率领红军、游击队英勇作战，取得了高家塌、慕家原子、定仙墕等多次战斗的胜利，迫使晋军退回山西不敢再过黄河。红25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到正在文安驿地区休整的西北红军后，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25军的指令》，专门召开干部会议，号召部队指战员向红25军学习，并率部回到永坪镇。9月中旬，红26、27、25军在永坪胜利会师，成立了红15军团，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又与军团长徐海东指挥红军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粉碎第三次“围剿”打了第一个大胜仗。

　　刘志丹以卓越的战略家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经过多少次出生入死的战斗和斗争，在艰苦探索中，虽远离中央，但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的精髓，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西北具体实际相结合，终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建立起人民的军队，创立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唯一没有丧失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从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由此出发，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胜利，刘志丹在其中的巨大贡献是永不磨灭的。

　　@@三、以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品德维护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大局

　　在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的杰出贡献，不仅是率领人民军队进行了革命战争，单纯是一个军事将领，更使党和人民群众永远敬佩、热爱、怀念他的是，他那全心全意为人民谋解放、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血肉感情；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革命意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党性原则；胸怀大局、不计名利、勇于牺牲的高贵品质和处处以大局为重的耿耿丹心。正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人民群众和红军战士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才能在党和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从而凝聚起民心、军心、党心，不仅使武装斗争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而且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维护了西北根据地的大局。这是刘志丹对西北革命根据地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

　　刘志丹来自贫穷的陕北农村，虽然出生在比较殷实的人家，但从小生活在群众之中。军阀官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民间富有反抗精神的传统，孕育了他对旧势力仇恨的种子。他在榆林中学读书时曾将黑暗势力比做万恶的狂风，将自由、光明和革命风暴比做清风使者、细雨神仙，将劳苦大众比做被狂风肆虐的小草、小树叶。他呼喊着小草、小树叶要“赶紧召集同伴，拿起百折不回的精神，拼命的与狂风飞沙相抵抗”，争取自由与光明。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立志改造旧社会、渴望组织民众投入斗争的壮志雄心跃然纸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坚定了他为祖国、为人民求解放的信念。他表示要“不怕牺牲，杀开血路”，“决心为民要共产”。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时时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他走到哪里，就把革命道理讲到哪里，了解民情的工作做到哪里，带领军队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组建人民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分粮分田，为穷苦百姓解决困难。同时，他还非常善于启发、团结那些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各种人一起奋斗，他认为“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要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团结广大民众，团结各界人士。因此，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十分热爱刘志丹，热爱红军游击队，编了许多民歌歌颂他们。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支持和信任，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以壮大发展的力量源泉。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但他虚怀若谷，作风朴实，平等待人，处处关心、爱护战士。在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他和普通战士一样行军打仗，同甘苦共患难。一到宿营地，他总是抢着查岗哨，帮着碾米做饭，照料伤员。筹集的衣物他也总是让先发给伤员和别的同志。行军中他的战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并亲自牵马。他的夫人给战士干部缝衣做被已成为经常。每当革命受到挫折，他总是循循善诱地鼓舞士气，教导指战员们坚定革命信念。他常说，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正如朱德评价的那样，刘志丹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他从不揽功归己、委过于人，打了败仗首先自己承担责任，做自我批评。他这种无私的战友深情、自觉的模范行为、不怕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和英明干练的指挥才能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战士干部都非常信赖他、支持他。正因为如此，虽然经过了无数次失败，但失败和挫折并没有压倒以刘志丹、谢子长为杰出代表的西北革命战士。从南梁游击队到红26、27军的建立，从南梁游击区到大块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刘志丹不同于一般的人格魅力和高贵品质体现在他那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既坚持真理又能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赤胆忠心和党性原则上。刘志丹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在榆林中学时是团组织负责人和“宣传成绩最佳”最活跃的党团员，经常受到组织表扬。黄埔军校的深造、大革命军队工作的锤炼和血与火的考验，更赋予他坚忍不拔、坚定不移的军人气质和知识与胆魄。回到陕西后，他就任过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陕西省委候补常委、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一段特委工作。这些高层职务使原本就具有领导才能又忠诚热情的刘志丹更加成熟和具有了全局眼光。正像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充满曲折一样，刘志丹个人的政治道路也因为坚持正确路线而不断被杜衡等党内错误路线代表者指责为“游击主义”、“梢山主义”、“逃跑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不公平待遇，几起几落，甚至被关入牢房。面对个人的得失，刘志丹从不计较，无私无畏，襟怀坦白，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同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仍然积极工作，尽一切可能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体现了极强的党性原则。

　　三嘉塬缴枪事件中，他以极大的耐性，协助谢子长稳定队伍；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时没有给身为同盟军副总指挥的刘志丹安排任何职务，他也毫不计较，依然按组织安排去省委汇报工作；在宁县麻子掌南下北上、分与不分的争论中，他坚持北上把部队带到桥山中段南梁地区活动的主张，更坚持红军不能分裂的原则。1932年底，红26军第2团成立时，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游击队的创立领导者却被杜衡开除出部队。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刘志丹才被留下，任政治处长。他不计职位高低，热情支持、帮助王世泰团长指挥作战。就是在1934年7月的阎家洼子会议上，红26军仍然受到“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不实之词的指责。永坪会师后，他又被不公正地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更具有历史性也更能体现刘志丹高贵品质和党性原则的是他在错误“肃反”中的大义凛然和高风亮节。

　　劳山战役刚刚胜利之后，还在大敌当前之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竟然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肃反”。他们诬陷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白军军官”，以欺骗手段将身为红15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调离前线要逮捕入狱。而逮捕密令及人员名单恰巧送到了刘志丹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可以有躲避危险的多种选择，但他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分裂，不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断送在敌人的“围剿”和内部的火并之中，面对被枪毙的可能，他毅然作出了牺牲个人、保全革命大局的选择，立即去到瓦窑堡。果然他一到，就被不由分说地投入监狱，戴上手铐脚镣，受尽折磨，就连五岁的女儿也不能幸免被监禁的苦难。幸亏中共中央及时到达陕北才纠正了错误“肃反”，将刘志丹和被捕人员全部释放，挽救了唯一幸存、可以落脚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在严肃批评“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的同时，不仅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而且一再强调团结，强调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他经常对受过监禁的同志做说服工作，劝慰他们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党中央会解决好，要求大家以大局为重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向中央红军和兄弟部队学习。在刘志丹崇高精神境界的影响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陕北。对于刘志丹在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维护西北革命根据地大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人民英雄、红军模范、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是值得我党学习和效法的。

　　@@四、打通东进抗日北路通道，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失败走向胜利的新局面。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体制随着有了重大变动，成立了西北中央局、西北军委和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西北根据地党、政、军的工作。1935年11月刘志丹出狱后担任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为保卫、扩大根据地和红军，为准备抗日，不懈地工作。他指挥地方部队有力配合了直罗镇战役。12月8日，与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表《告陕甘苏区劳苦群众书》，号召根据地工农群众踊跃参军，粉碎敌人进攻，保卫苏区，保卫家园，并受毛泽东派遣，考察黄河沿岸地形，为东进抗日作准备。

　　1936年初，为首先在西北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准备对日作战。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宣传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月25日，刘志丹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共同发表了《为红军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号召东北军退出内战，与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刘志丹率领红28军担任侧翼，为东进扫清北路通道。党中央交给红28军的任务是：“主力须移于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达撤退，肃清吴堡、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装相继渡河，向柳林、军渡以北山西地方发展苏区。”

　　2月下旬，红28军首先在绥德义合打垮敌人一个团，接着在佳县阎家峁打垮敌86师六个骑兵连和几个步兵连的堵截，于3月中旬经佳县城北和通秦寨以南到达神府特区境内，20日，在佳县杨家堰歼灭敌人一个营。神府特委在贾家沟为红28军举行了热烈的欢迎祝捷大会，刘志丹在会上作了东进抗日的重要讲话，并参加了一次特委常委扩大会议，与特委同志共同研究扩大苏区加强地方工作的许多问题。接着他率军攻占了神木县沙峁镇后，部队沿窟野河南下到达靠黄河不远的贺家川一带休整，准备渡河，月底，红军占领吴堡、神木。刘志丹对神府特区的领导非常尊重，经常向他们通报红军的战斗情况。神府苏区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积极为红军渡河准备了充足的粮食、鞋袜、船只和水手，许多群众把自己的树和门板都捐献出来，并帮助红军侦察敌情。刘志丹亲自和木匠、水手交谈，登上天台山观察敌情，选择渡河地点。

　　3月31日拂晓，按照西北军委命令，红28军在刘志丹指挥下，冒着敌人的炮火，于当天渡过黄河，占领了兴县罗峪口镇，开始扫除罗峪口至黑峪口一段黄河封锁线，连获胜利，并给神府特区支援了许多枪支弹药。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刘志丹，指示红28军逐步向南行动，并从即日起直属本部指挥。4月13日，为恢复黄河交通，打通前方与陕北的联系，配合南线红军进逼汾阳，刘志丹按军委指示，率领红28军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进击。部队从白文镇出发进至中阳县三交镇（今属柳林县）。14日，当刘志丹亲自到第一线观察战斗情况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不幸壮烈殉职，英勇牺牲。他以鲜血与生命实践了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斗到死的誓言。

　　刘志丹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牺牲时只有33岁，然而他短暂的生命却是伟大光辉、永垂不朽的。他高尚的情操、优秀的品质、宽阔的胸怀、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赤胆忠心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他对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镌刻于中华史册，千秋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