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字军东征与圣殿骑士团
前面谈到过，教会一直在试图遏制骑士贵族好战的倾向，企图通过上帝的和平与上帝的休战运动以及禁日禁季，来减少骑士的好战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并不断耐心地劝说他们应当承担保护教会、妇女和弱者，执行社会正义等责任。战争是骑士最基本的职业，企图让骑士放弃从事战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教会将骑士的草莽之气，转向有利于西欧社会的和平和有利于拓展基督信仰的战争，这就是十字军东征（1096—1270）。十字军东征对骑士的品质的内涵并不是全面的否定改变，而是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和改造。
总体上讲，十字军东征是西欧基督教会和封建主联合对东方发动的一场扩张和掠夺的战争，也是教会企图将暴乱成性的骑士引向东方的“祸水东引”。当然，促成十字军东征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政治或经济动机，而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和信仰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其影响和后果也是多方面的。有关十字军东征的评议和争论，众说纷纭，这里就不再赘述，下面仅就十字军东征对骑士精神品质所产生的影响这一主题进行叙述。
首先，基督教所独创的“正义战争”理论是对骑士尚武精神和英勇品质的一个巨大的鼓励培育和发展。在十字军东征以前，对于战争的态度，基督教会最初是反对一切战争的，认为一切战争都是有罪的，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是拒绝服兵役的，但是在中世纪，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教会需要战争来抵御外部的进犯捍卫自身的安全，为此，教会中就有许多教士直接参加和指挥了战争。在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中，就讲述了堂赫罗尼莫主教参战的请求，“熙德堂罗德里戈，您在好时辰佩戴宝剑，今早我为您做了弥撒，求您赐我恩宠吧：请派我上头阵冲杀！”“注释1”同样，在法国史诗《罗兰之歌》中，当罗兰挑选后卫部队时，主教屠宾说，“以我的头颅为凭，我也要去。”“注释2”最终屠宾主教同罗兰并肩与摩尔人作战，英勇战死。教士不仅参加了对异教的战争，而且也参与了对封建贵族叛乱的镇压。11世纪，罗柏特的儿子亨利一世曾对教皇说，主教和主持们不能参加出席理姆斯会议，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去镇压一处叛乱。“注释3”
从此可以看出，其实教会从本质上讲，是并不反对战争本身的。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运动的反战倾向，主要是针对危害西欧社会秩序、教会和无武装人员的战争，反对基督徒之间进行战争。在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运动中，1054年在纳博内（Narbonne）的一次会议上，教会就号召骑士贵族宣誓：一个基督徒不应当杀死另一个基督徒，因为杀死一个基督徒毫无疑问就等于是溅基督的血。“注释4”教会所倡导的这个宣誓暗藏着巨大潜在的寓意，即禁止基督徒之间的战争，而赞同反对基督的敌人和同异教的战争，以及旨在压制抢劫和私战，保护僧侣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和非战人员，如商人、农民和妇女等利益的战争。换句话讲，对异教和不信教者以及旨在保护非参战者、维护捍卫法律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而同基督徒进行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这样，教会就为战争制定了规则，也为它自身对战争前后自相矛盾的做法找到了自圆其说的理论，而教会这种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理论，其实不过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翻版。奥古斯丁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光明的、善的、完美的上帝之城和罪恶的、撒旦创建的地上之城斗争的历史，是善与恶斗争的历史，是光明世界取代黑暗世界的历史。因此，所谓的“正义”战争自然就是上帝之城的壮举，而“非正义”战争则是撒旦地上之城之作恶。
这样，教会为战争创建了一种规范，即“非参战者”和“参战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而在这之前，西欧社会是不存在关于战争规则的，根本无所谓“参战者”和“非参战者”、“武装者”和“非武装者”之区分，更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野。现在，根据教会的战争原则，战争应该是：武装者对武装者，而不能殃及非武装者；针对异教和暴乱的战争是“正义”的。
教会对战争所进行的这种界定的目的和意义，是由此可知的，即“使战争基督教化，因为需要战争来扩张信仰；减少战争的恐惧、遏止残酷的本能并使人类的战斗倾向服从行为的准则，因为没有这种准则，战斗只不过是大屠杀而已。”“注释5”教会将骑士对战争的嗜好即“徒逞一时之气”的英雄主义，转向为信仰为基督的圣战——十字军东征。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号召骑士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就讲道，“过去从前是强盗的人，现在可以成为骑士了”。“注释6”“让从前同自己兄弟战斗的人，现在同野蛮人，上帝的敌人战斗。”“注释7”而教皇格雷戈里则进一步声称，骑士是圣彼得的附庸，为教皇而战的人，就是基督的骑士。“注释8”在这里，教皇格雷戈里理论的目的就在于将世俗贵族的附庸骑士转变为教会的附庸、基督的骑士，效忠于教会的骑士，使他们为上帝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正义”而战。
教会发动十字军东征，并不是为了对骑士战争职业进行遏制，更不是对骑士杀人进行禁止，而是禁止杀基督徒，禁止西欧基督徒之间进行的战争，鼓励对异教进行杀戮的战争，弘扬骑士尚武的精神。过去，教会反对战争，反对杀人，认为杀人是一种罪过，那么，骑士进行战争，总是带着一种罪恶感，良心自责，惟恐死后，灵魂无法得到拯救，为此，他们经常以捐献来赎罪。现在，杀人不再受到谴责诅咒，相反，受到赞誉和奖赏以及具有极大的荣誉。现在，骑士们在为上帝而战，为“正义”而战，战争不再是邪恶的，而是上帝的事业，是为了铲除基督上帝的敌人，扫除世界上的邪恶，战胜撒旦魔鬼，伸张“正义”，光复“正义”。骑士之所以佩带十字架标志，就是以此证明他们是代表了上帝的“正义”，体现上帝的支持和赞扬。第四次十字军的主要政策计划的参与者维尔阿杜安（Villehardouin）的回忆录的编者，在绪论中这样写道：“十字军的纯粹宗教因素对他有影响，他被教皇巨大的宽容所感动，他相信这次远征冒险是正义的，是上帝赞誉的事业。”“注释9”不仅十字架成了战争“正义”性的标志，而且圣旗也是“正义”的象征和代言。一位名叫比萨（Pisan）的骑士准备进行冒险，从摩尔人手中收复撒丁（Sardinia）时，得到教皇的支持，教皇赠送给了他一面圣彼得旗子。以后，罗歇·吉斯卡尔（Roger Guiscard）准备光复阿拉伯人占据的西西里，教皇亚力山大二世赠给他一面圣旗。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也有相同的举动。“注释10”圣旗的赠与，就在于要证明战争的合法性，是得到教会或上帝认可的“正义”的战争，而不是非“正义”的。
正义的战争，给骑士们以巨大的勇气和斗志。过去，他们战斗受到教会的谴责和猛烈的抨击，现在，则受到教会的奖励和鼓舞。对此，教士圣贝尔纳·克莱沃（Bernard of Clair-vaux）就曾说过，“既然他们是基督的敌人，对他们杀戮，也就不犯罪过”。“注释11”对异教的杀戮不仅是不会犯下罪孽的，而且是“正义”的，这更加鼓励和激发骑士原有的英雄主义，“‘正义’战争成为消除良心上罪恶意识的一种方法，因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伤害和危险，可刺激一种原来无生气的和迟钝的性质，恰好像战争有力量来鼓起热忱，并作出忍耐、勇敢和自我牺牲的奇迹那样。”“注释12”同样，让·德比埃伊（Jean de Bueil）在《勒茹旺瑟尔》（Le Jouvencel）中描述到，“正义”是对骑士战斗激情的巨大的鼓励：“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是战斗，在战斗中你如此爱你的伙伴，当你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你表现得十分好，不禁热泪盈眶，当你看到你的朋友如此英勇用自己的身躯去贯彻完成上帝的命令时，你的内心不禁充满了怜悯与巨大的对忠诚的甜蜜。”“注释13”正是这种“正义”情感和信念的激励，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当中，英国国王理查一世表现出大无畏对死亡的蔑视，一次次冒着危险解救他的骑士。第七次十字军，法国国王面临危险时，则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气概。
受难的基督耶稣
宗教的癫狂和黩武结合，骑士精神的英雄主义融入了宗教情感，便是巨大宗教狂热。这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的，“是的！道德与宗教、信仰与爱，是直接相互矛盾的。谁只要爱上了上帝，谁就不再能够爱人，他对人间失去了兴趣，可是，反之也然。谁要爱上了人，那就不再能够爱上帝，不再能够拿自己的热呼呼的人血徒然地在一个无限的对象性与非现实性之虚空的空间中蒸发掉。”“注释14”信仰虔诚的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对人间失去了兴趣，而且会导致极端狭隘的仇视，这正如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指出的，对上帝的过度虔诚，会导致“信奉狂”，把虔奉上帝本身视为理想，把对神的牺牲和献媚看成美德：“这种心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为神的尊荣而起的妒忌。信徒表示他的忠诚，怎样能够有比由在这方面的敏感表示他更好的方法呢？圣徒对极微末的对神的侮慢或轻忽愤怒，神的敌人必须受耻辱。在心思过度狭窄并意志过度活泼的人们，这种忧虑可以变成了他唯一的事业；并且人曾经宣传要派遣十字军，曾经煽动大屠杀，只是为了要消除一个他们幻想别人曾加于他们的对上帝的轻蔑”。“注释15”
正是这种宗教的狂热，从而导致了震撼整个西欧世界的耶路撒冷的狂暴大屠杀，但是这一切对于十字军骑士来说，则被认为完全是为了上帝和“正义”，而对邪恶进行扫除和涤荡的壮举。十字军骑士的这种认识，正如1147年，在里谢雷谢斯（Richereches），保存的一份有关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契约上所说的：“路易，法国光荣国王，正在筹划镇压基督十字架的敌人。”“注释16”同样，1248年，当准备进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也声称，“我离开法国，不是为我的父亲，也不是为了我所受到的伤害报仇，而是为了我主基督耶稣报仇。”“注释17”十字军骑士把对异教徒的屠杀，看成是为耶稣复仇和对十字架的敌人进行涤荡，看成是“正义”对邪恶扫除之壮举。“正义”的战争，的的确确给骑士注入了战斗的激情和勇气。据《纪尧姆·德奥朗热》（Guillaume d'Orange）一书中记载，维维安（Vivien）为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挽救他自己生命的举动而感到惭愧，“那是多么愚蠢，上帝为了将我们从我们致命的敌人解救下来，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忍受巨大的痛苦，我却只想到追求自我的生命。”“注释18”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正义之形象无疑激起了骑士们巨大的战斗热情和无所畏惧忘我的牺牲精神。
这种宗教癫狂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使十字东征延续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前后历经八次之多，而且使整个西欧上上下下都陷入了这种狂热。在这种狂热中，骑士的黩武好战的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和发展。
其次，十字军东征运动，不仅是对骑士英勇品质的培育和发展，而且是骑士虔诚宗教品质的外露，同时也是对骑士的虔诚宗教情感的培育和打造。在基督教中，教徒宗教虔诚情感往往是通过参加洗礼、圣餐、弥撒、忏悔、布道、朝圣等一系列宗教仪式来培养的，而在这些宗教仪礼中，朝圣被看成是对虔诚宗教情感进行表现和培育的最高形式，也是一个基督徒一生的最高追求和理想，以及赎罪的最好的方式。到遥远的陌生的异国他乡去朝圣，路途的艰辛和充满着种种的危险，生死难以预测，都是对信徒的宗教信仰的巨大的考验和磨练，没有顽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信念，是根本无法进行这项圣事的。中世纪朝圣的人，在准备朝圣之前，大都为自己准备了后事，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回来。在某种程度上，十字军东征运动就是西欧骑士的一次集体朝圣。
从渊源上讲，十字军东征与古老流行的苦行形式朝圣有着密切的关系。1095年，乌尔班教皇在克勒芒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布道后的八个月里，就有成千的骑士聚集在诸侯的旗帜下。乌尔班教皇的宣传鼓动之所以在骑士当中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和狂热，就在于十字军东征是古老的朝圣赎罪方式的延续和发展。乌尔班宣称，凡是参加十字军的人皆可赎罪，在同异教战斗中而战死的人，可以升入天堂。
在中世纪，苦行和赎罪，赎罪和罪恶感，罪恶与上帝惩罚之间是密切相关的，罪恶感和与之相联系的上帝惩罚，促使人们通过苦行的方式赎罪，以求免遭地狱之惩罚。1248年，著名的骑士理查德·苏阿尔德（Richard Suard）瘫痪在床上，他恳请上帝让他通过这种病魔的痛苦折磨，以洗刷他从前的罪过。“注释19”苦行是中世纪人们赎罪的方式，而朝圣是一项巨大的苦行，因而被看成是赎罪的最有效的方法，骑士贵族贝尔纳·格罗（Bernard Gros），1050年就曾到罗马朝圣以赎他与克吕尼（Cluny）修道院的土地纠纷所犯下的罪过。“注释20”12世纪，英国威廉·马歇尔的传记记载：年轻的王子亨利在临终之际，说他发过十字军誓言，但是却从来没有启程到圣地去，因而请求威廉替他实践他的诺言，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并送给威廉绣有红色十字架的十字军披风。“注释21”在这里，年轻亨利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通过威廉的朝圣苦行，来代他向上帝祈求宽恕他生前所犯的罪孽。同样，1142年，庞斯·卡尔瓦伊拉（Pons Calvai-ra）曾声称，他去圣墓朝圣是为了祈求上帝宽恕他儿子所犯下的罪过。“注释22”
全副武装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左）与随其参加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fort）
朝圣被中世纪人们看成是赎罪的最虔诚的最有效的方式，假如说十字军之前，朝圣只是骑士个别的现象或行为，那么，十字军东征则使骑士的朝圣成为一种普遍的举动，十字军东征激发了骑士们的罪恶感和对赎罪的渴望甚至是狂热，引发了骑士们大规模的普遍的赎罪行动，骑士们试图用剑赢得上帝的宽恕，获得灵魂的拯救。
1148年，就有两位骑士兄弟声明了他们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我们两位兄弟，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恶，渴望赴耶路撒冷，渴望抛弃所有的坏的习惯。”“注释23”1248年，英国累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 of Leicester），戴上十字架加入了十字军，以求免除他的罪过，使他的灵魂升入天堂。许多骑士们也出于相同的目的，加入了十字军。“注释24”与此同时，处在病中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26—1270），不顾法国贵族和他母亲的谴责和严厉的批评、主教的苦苦劝诫，以及法国面临着德国的觊觎和英国侵略的威胁，执意要去参加十字军。“注释25”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所以在病中，萌发参加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到圣地去的念头，就是因为所生之病使他想到死亡和死亡相关的末日审判、地狱惩罚的恐惧。许多骑士都是出于罪恶感和对末日审判的恐惧，参加了十字军。13世纪，第四次十字军的参加者维尔阿杜安（Villehardouin）指出：“十字军有纯粹的宗教渊源：‘许多人参加十字军，是因为前往圣地具有巨大的赎罪功能，’”“注释26”1249年，拉马尔什（La Marche）伯爵于格·勒布兰（Hugh le Brun），曾蒙骗了他的女婿英国国王亨利三世（1216—1272），并把他出卖给了法国国王，然而，以后他为此感到忏悔，为了赎这项罪和所有其他罪过，他戴上十字架标志去朝圣。“注释27”1250年，英国的罗格·德蒙塔尔特（Roger de Montalt）等骑士贵族卖掉庄园，加入了法国国王路易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行列，而这些英国的骑士参加十字军的目的，正如他们聚集在伦敦时所声称的，“推迟拯救自己的灵魂或推迟服侍天堂的国王，而服侍世俗的国王，是耻辱的。”“注释28”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Clermont）布道号召骑士前往耶路撒冷解救主的墓地
十字军东征对骑士们宗教情感的影响，不只是体现在使骑士们普遍参加了十字军，而且也表现在骑士们近乎是狂热的捐赠。捐赠如同朝圣一样，也是一种赎罪的方法，但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捐赠同朝圣一样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现象存在，而正是十字军东征使捐赠成为一种广泛的时髦的社会运动。1114年，雷蒙·贝朗热伯爵三世（Raymond Berenger III）将一座庄园捐献给医院骑士团时，就认定医院骑士团是一个精神富有的组织，“恰如水可灭火一样，施舍可以消灭罪孽。”“注释29”正是出于赎罪的目的，使雷蒙家族不断向教会或骑士团进行捐赠。1115年，雷蒙·贝朗热伯爵四世（Raymond Berenger IV）捐献了圣厄拉利（Saint Eulalie）庄园，并谈到了捐赠的原因是：“为了赦免我的罪过和所罗门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以及父亲灵魂的健康。”“注释30”的确，许多捐赠是为了祈求原谅宽恕捐赠者以及他或她亲戚祖先的罪孽。
到雷蒙五世（Raymond V）（1148—1195），图卢兹（Toulouse）伯爵时，他和他的妻子康斯坦丝（Constance），曾多次向医院骑士团捐赠土地。1158年，他们给圣吉勒斯（Saint Gilles）的医院骑士团捐赠了一块土地，在1164年，又捐赠了更多的土地。在一份契约中记录了伯爵虔诚的表白，“既然人是那么脆弱，容易滑向罪恶，既然人的生命恰如预言家说的，‘人就像草一样，生命就像花一样昙花一现。’……‘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像水蒸气一样短暂，那么，我们的生命又究竟是什么呢？’；因此，我的贵族告诫我：‘卖掉或赠送掉你所有的，要知道在天堂里是不需要你的财富的。’”“注释31”
许多骑士不仅直接参加了十字军，而且还进行了捐赠以强化赎罪的效果。在朝圣之前，朝圣的人往往都会将自己的家产土地捐赠给教会，以求净化心灵，这绝非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1147年，罗歇·卡尔卡索纳伯爵一世（Roger I of Carcassonne）在前往乌特勒梅尔（Outremer）时，将财产捐赠给了杜岑斯圣殿骑士团（Temple of Douzens）；1157年，阿尔芒·波尔多（Armand of Bordeaux）启程到比利牛斯（Pyrenees）时，进行了捐赠；在1159年，威廉·维萨恩（William of Visan）出发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对在里谢朗谢斯（Rich-erenches）的圣殿骑士团进行了财产捐赠；1175年，庞斯·达维斯（Pons Davis）在他的儿子里戈（Rigaud）去圣地亚哥（Santiago）朝圣时，对圣殿骑士团进行捐赠。“注释32”
捐赠的形式不只局限于财产，而且还包括一些政治经济上特权的赋予。1115年，雷蒙·贝朗热伯爵三世给予了圣殿骑士团许多免税特权，并在1130年，成为圣殿骑士团的一员。1156年，德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将医院骑士团的所有财产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予以免除帝国税的特权。以后，德国的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奥托四世、查理四世，也都如此。“注释33”
十字军东征，将朝圣和捐赠发展成为中世纪的社会运动，从而提升和塑造了骑士的宗教情感。当然，十字军的概念是不只局限于东征上，西班牙收复失地的运动也是可称之为“十字军运动”。西班牙收复失地的运动从8世纪开始，到15世纪结束，历时漫长的八个世纪。这当中，得到了西欧各地贵族骑士的持久的有力的支援，倘若没有来自西欧教友的支持，单靠西班牙基督教徒的力量，是无法在1492年将摩尔人赶出格拉纳达的。在整个中世纪晚期乃至近代，天主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特权和强大“顽固”的势力——天主教的堡垒，就足以说明了教会所鼓动组织的十字军所起的作用，也足以说明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在这漫漫的历史过程所起到的无法估量的作用。正是这种信仰的支撑，才致使贵族骑士，一代又一代地甘愿地奉献于失地的收复运动。历时二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既是骑士宗教虔诚情感的最好的展示，同时也是对骑士虔诚宗教情感的一次大规模的普遍的培育和锻炼，而且促进了骑士荣誉观念的培育和发展。
再次，尽管圣殿骑士团骑士被告诫，他们不是在为荣誉而战，而是为胜利而战，然而，十字军运动不但没有摧毁骑士世俗的荣誉观，相反，强化了骑士的荣誉感。参加十字军不再被视为是为了虚荣，而是被视为在从事伟大的冒险事业。过去，教会认为骑士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比武和战争，是为了虚荣，并对骑士追求荣誉的行为进行痛斥。1130年初，圣贝尔纳就曾指出，带着愤怒与贪婪虚荣的动机导致他那个时代的骑士进行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战争。“注释34”13世纪，著名的布道者雅克斯·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就曾列举了骑士参加比武的十项罪过，其中的一个罪过就是参加比武大会的骑士犯了傲慢的罪过，因为他们追求人们的赞扬与虚荣。尽管教会对骑士从战参加比武进行了种种斥责，但是实际上教会所反对的既不是战争比武本身，也不是反对骑士所追寻的荣誉，而是反对骑士所进行的战争和比武是为了世俗的目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高尚的人应该渴望荣誉与赞扬，并通过完成伟大的艰难的事业来获取。如果这事业只在世人眼中而不在上帝眼中，那么它不高尚不值得。荣誉只能够通过巨大的战功来服侍荣耀讨好上帝来获取，否则就是虚荣。
过去，骑士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封主或国王而战，现在，骑士是为上帝的事业、为“正义”而战。骑士不再是暴徒的同义语，而是变成了上帝的战士，基督的骑士，是代表“正义”，代表善和光明，代表上帝。骑士不再是被贬斥的对象，而是成为被赞扬的偶像，晋升为人们瞩目的甚至景仰的称号和偶像。十字军东征是骑士最大的冒险，既可以效忠服侍于上帝，又可以赚取世俗的奖励和名誉。骑士在同异教战斗中，既赢得了在现实世界中的荣誉，也获得了在下个世界的拯救。在号召骑士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教皇乌尔班就许诺，凡是参加十字军的骑士，可以免除一切罪过，倘若战死，则灵魂可以升入天堂。同样，教皇格雷戈里指出，骑士同贵族的亲近不可能超过教皇，因为贵族给予骑士的是支离破碎的、转眼即逝的土地与掠夺物，而教皇给予的却是永远的祈祷与祝福，免除他的罪恶。“注释35”按照教会的许诺和宣传，作为基督战士，骑士们可以获得宽恕罪孽的回报，赢得圣彼得在今生和来世的祈祷和祝福。
1249年，当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和法国骑士们在塞浦路斯遭受饥饿时，迅速得到德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的援助，他给法国骑士送来了食物和军事援助人员。“注释36”德国原本是同法国是两个相对立冲突的对手，素有积怨，然而德国皇帝却能够抛弃前怨，给法国骑士以支持，而且还惟恐别人说他不如别人，就是因为十字军东征被看成是整个西欧的伟大事业，是荣耀上帝的事业，是巨大的荣耀，不参加或不支持十字军就是无异于不荣耀上帝，是不仅要受到整个社会的斥责反对，而且还要遭受上帝的惩罚，因此，面对法国骑士的困境，德国皇帝才表现出如此大度，就是为了获得上帝的荣耀而不是诅咒。
最后，十字军运动，促成了骑士精神和宗教信仰完美的结合，产生了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是由两位骑士在1119年创建的，并且得到了教会和世俗大贵族的大力支持和赞扬，香槟伯爵于格（Hugues）和安茹（Anjou）伯爵菲尔克（Fulk）就曾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教会则委托贝尔纳·克莱尔沃（Bernard of Clairvaux）（西妥修道院的创建者）为该组织起草了章程。圣殿骑士团一经建立就很快在西欧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乃至风靡，成为当时西欧仅次于教会的最为严密最为系统和机构最为庞大的组织，除了设立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的总部外，西欧各地都有它的分支机构，这种发展状况远远超出了创建者最初的梦想。圣殿骑士团骑士是教会的理想骑士的典范，完全体现了教会对骑士的完美设计——精心挑选的、虔诚的、守纪律的、英勇的、清贫圣洁的。
第一，加入圣殿骑士团，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最初骑士团的条例规定候选人必须是自由人，但是随着13世纪该组织的完善成熟，征募的对象逐渐只局限于骑士的儿子或后裔，而且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和仪式，以及向骑士团捐赠财富，才能有资格被接纳。13世纪末，在加入圣殿骑士团时，要询问加入者一系列问题，如“你信基督吗？你结过婚或许诺给其他组织吗？是骑士阶级吗？是否贿赂过其他人以求加入骑士团吗？负债了吗？是否有神秘的弱点”“注释37”等。而且还要给予许多忠告，进行庄严的发誓许诺。
第二，作为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必须遵守严明的纪律，在加入骑士团时，就被告诫要做骑士团的奴隶，为了它，可以把自己的意愿放在一边，服从骑士团的主持和其他监管人，遵守贞洁行善的好习惯，安贫乐道，保卫耶路撒冷王国，征服还没有获得的，决不允许基督男女被杀，看管好骑士团委托给的财富，没有监管人的同意，不能擅自离开。骑士团骑士的日常生活也正如所告诫的那样严谨，午夜，钟敲响后，骑士们上床睡觉，夏天早晨4点起床，冬天6点起床；吃饭时，一般骑士先吃，然后是仆人，通常是钟响一下，骑士们就座开始进餐，钟响第二下，其他人才能就座用餐；食物十分丰盛，每个人享有平等的食物，吃饭时保持平静，睡觉时要安静，甚至行军时也如此，不经允许不能洗澡、上街、吃药、遛马等。在战斗中没有命令，不准进攻。
第三，圣殿骑士团骑士过着圣洁虔诚的生活，正如1180年，彼得·特鲁卡斯（Peter Trucus）被接受为医院骑士团时所发的誓言那样：“我，彼得·特鲁卡斯，将自己奉献给高贵的上帝、神圣的玛利亚、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所有兄弟、创始人罗伯特。我发誓，坚守圣洁、克己服从、清贫地生活。”“注释38”圣殿骑士团成员个人无私有财产，衣食朴实无华，注重保持精神的和谐，严禁虚荣和愚蠢的游戏，如打猎、讲故事、世俗的娱乐，倡导蔑视对个人外表的关注，提倡留短发，不理胡子；临睡前，要到教堂吟13遍“我的圣父”，在上床前，再吟诵一遍“我的圣父”。早晨起床，到教堂听弥撒。吃饭时，由一位教士高声讲道，直到进餐结束。
第四，圣殿骑士团骑士不仅要恪守圣洁生活，绝对服从纪律，还要坚韧顽强英勇。骑士热拉尔·德科（Gerard de Caux）在加入骑士团时，就被告诫：“你不要只认识到我们外表与别人与众不同，……当你想睡觉时，你必须清醒；当你想吃饭时，你必须挨饿，为了上帝的荣誉和心灵的安慰，你能做到吗？”“注释39”作为骑士团骑士应该比狮子勇猛，比羊羔驯服温顺，机敏忠诚地捍卫圣殿。
正是因为圣殿骑士团骑士拥有这些品质，使他们在行军与战斗中表现出纪律严明和作战勇猛的作风，从而使圣殿骑士团一举成为十字军中的精锐之师，圣殿骑士团骑士和其组织形式也成为骑士们竞相模仿和奋斗的目标，一时间各种类型的骑士团在西欧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在第一次十字军前，由来自阿马尔菲（Amalfi）的商人为香客建立的，由本尼迪克蒂恩（Benedictine）教士管理的医院——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146—1149），也开始参加战斗，到12世纪中叶已成为军事组织，同时保留了慈善机构特征。1164、1170年的圣地亚哥（Santiago）骑士团和阿尔坎塔拉（Alcantara）骑士团等，纷纷在西班牙建立。“注释40”1198年成立的条顿骑士团，主要在欧洲和波罗地海地区作战。在卡斯提，有大量僧侣骑士团，如，约翰骑士团、圣雅各骑士团和阿尔坎塔尔骑士团以及卡拉特拉瓦（Calatravo）骑士团，在同阿拉伯人战斗。这些后来的形形色色的骑士团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或者是在存在的时间上，都未能够超过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的成功和由此带来的模仿，说明了它的确是骑士的楷模，是骑士精神和基督精神的最完美的融合，否则是不会有如此巨大的经久不衰的反响和回应的。圣殿骑士团在当时西欧骑士贵族的心目中，是神圣的荣耀之地，是精神信仰的宝库，而且以能加入其中为荣耀。圣殿骑士团是骑士精神与宗教精神的结晶——“虔诚、克己、忠诚、英勇的品质和美德”。
骑士的精神品质，英勇、虔诚、荣誉观、服从和遵守纪律的原则等，一直是教会孜孜以求的对骑士的期望，在本章的第一节中，教会就在理论上进行了界定和论述，而十字军运动对骑士品质塑造的贡献，就在于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提升培育改造了骑士的精神品质，骑士的黩武变成了圣战，英勇演义为忘我的自我牺牲，骑士的个人冒险成了上帝的伟大事业，骑士对个人荣耀的追逐变成了对上帝荣耀的渴望。更为重要的是十字军使教会在实践中按照它的理想缔造了骑士的楷模和榜样——圣殿骑士。十字军运动体现了教会对骑士精神品质的影响和作用，实现了从理论过渡发展到实践阶段的质的飞跃和发展。
“注释1”《熙德之歌》（赵金平译），第97页。
“注释2”《罗兰之歌》（杨宪益译），第44页。
“注释3”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下册，第353页。
“注释4”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20.
“注释5”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下册，第354—355页。
“注释6”Sidney Painter，French chivalry，p67.
“注释7”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释8”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释9”Villehardouin and De Joinvilie：Memoirs of the crusades，pⅩⅩ Ⅲ。
“注释10”Keen Maurice，Chivalry，p48.
“注释11”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09.
“注释12”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下册，第354—355页。
“注释13”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7.
“注释1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第800页），转引自吕大吉《宗教学通论》，第628页。
“注释15”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第365—366页，转引自吕大吉《宗教学通论》，第633页。
“注释16”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4.
“注释17”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45.
“注释18”Keen Maurice，Chivalry，p51.
“注释19”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c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30.
“注释20”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4.
“注释21”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95.
“注释22”Dominic Selwood，Knight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释23”Dominic Selwood，Knight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释24”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29.
“注释25”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31.
“注释26”Villehardouin and Joinvilie：Memoirs of the crusades，pxiii。
“注释27”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95.
“注释28”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205.
“注释29”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0.
“注释30”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6.
“注释31”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2.
“注释32”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释33”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1.
“注释34”Sidey Painter，French knight，p153.
“注释35”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释36”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80.
“注释37”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22.
“注释38”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25.
“注释39”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21.
“注释40”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13.
§§第四章 骑士精神与妇女
总体上讲，十字军东征是西欧基督教会和封建主联合对东方发动的一场扩张和掠夺的战争，也是教会企图将暴乱成性的骑士引向东方的“祸水东引”。当然，促成十字军东征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政治或经济动机，而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和信仰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其影响和后果也是多方面的。有关十字军东征的评议和争论，众说纷纭，这里就不再赘述，下面仅就十字军东征对骑士精神品质所产生的影响这一主题进行叙述。
首先，基督教所独创的“正义战争”理论是对骑士尚武精神和英勇品质的一个巨大的鼓励培育和发展。在十字军东征以前，对于战争的态度，基督教会最初是反对一切战争的，认为一切战争都是有罪的，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是拒绝服兵役的，但是在中世纪，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教会需要战争来抵御外部的进犯捍卫自身的安全，为此，教会中就有许多教士直接参加和指挥了战争。在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中，就讲述了堂赫罗尼莫主教参战的请求，“熙德堂罗德里戈，您在好时辰佩戴宝剑，今早我为您做了弥撒，求您赐我恩宠吧：请派我上头阵冲杀！”“注释1”同样，在法国史诗《罗兰之歌》中，当罗兰挑选后卫部队时，主教屠宾说，“以我的头颅为凭，我也要去。”“注释2”最终屠宾主教同罗兰并肩与摩尔人作战，英勇战死。教士不仅参加了对异教的战争，而且也参与了对封建贵族叛乱的镇压。11世纪，罗柏特的儿子亨利一世曾对教皇说，主教和主持们不能参加出席理姆斯会议，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去镇压一处叛乱。“注释3”
从此可以看出，其实教会从本质上讲，是并不反对战争本身的。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运动的反战倾向，主要是针对危害西欧社会秩序、教会和无武装人员的战争，反对基督徒之间进行战争。在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运动中，1054年在纳博内（Narbonne）的一次会议上，教会就号召骑士贵族宣誓：一个基督徒不应当杀死另一个基督徒，因为杀死一个基督徒毫无疑问就等于是溅基督的血。“注释4”教会所倡导的这个宣誓暗藏着巨大潜在的寓意，即禁止基督徒之间的战争，而赞同反对基督的敌人和同异教的战争，以及旨在压制抢劫和私战，保护僧侣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和非战人员，如商人、农民和妇女等利益的战争。换句话讲，对异教和不信教者以及旨在保护非参战者、维护捍卫法律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而同基督徒进行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这样，教会就为战争制定了规则，也为它自身对战争前后自相矛盾的做法找到了自圆其说的理论，而教会这种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理论，其实不过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翻版。奥古斯丁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光明的、善的、完美的上帝之城和罪恶的、撒旦创建的地上之城斗争的历史，是善与恶斗争的历史，是光明世界取代黑暗世界的历史。因此，所谓的“正义”战争自然就是上帝之城的壮举，而“非正义”战争则是撒旦地上之城之作恶。
这样，教会为战争创建了一种规范，即“非参战者”和“参战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而在这之前，西欧社会是不存在关于战争规则的，根本无所谓“参战者”和“非参战者”、“武装者”和“非武装者”之区分，更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野。现在，根据教会的战争原则，战争应该是：武装者对武装者，而不能殃及非武装者；针对异教和暴乱的战争是“正义”的。
教会对战争所进行的这种界定的目的和意义，是由此可知的，即“使战争基督教化，因为需要战争来扩张信仰；减少战争的恐惧、遏止残酷的本能并使人类的战斗倾向服从行为的准则，因为没有这种准则，战斗只不过是大屠杀而已。”“注释5”教会将骑士对战争的嗜好即“徒逞一时之气”的英雄主义，转向为信仰为基督的圣战——十字军东征。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号召骑士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就讲道，“过去从前是强盗的人，现在可以成为骑士了”。“注释6”“让从前同自己兄弟战斗的人，现在同野蛮人，上帝的敌人战斗。”“注释7”而教皇格雷戈里则进一步声称，骑士是圣彼得的附庸，为教皇而战的人，就是基督的骑士。“注释8”在这里，教皇格雷戈里理论的目的就在于将世俗贵族的附庸骑士转变为教会的附庸、基督的骑士，效忠于教会的骑士，使他们为上帝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正义”而战。
教会发动十字军东征，并不是为了对骑士战争职业进行遏制，更不是对骑士杀人进行禁止，而是禁止杀基督徒，禁止西欧基督徒之间进行的战争，鼓励对异教进行杀戮的战争，弘扬骑士尚武的精神。过去，教会反对战争，反对杀人，认为杀人是一种罪过，那么，骑士进行战争，总是带着一种罪恶感，良心自责，惟恐死后，灵魂无法得到拯救，为此，他们经常以捐献来赎罪。现在，杀人不再受到谴责诅咒，相反，受到赞誉和奖赏以及具有极大的荣誉。现在，骑士们在为上帝而战，为“正义”而战，战争不再是邪恶的，而是上帝的事业，是为了铲除基督上帝的敌人，扫除世界上的邪恶，战胜撒旦魔鬼，伸张“正义”，光复“正义”。骑士之所以佩带十字架标志，就是以此证明他们是代表了上帝的“正义”，体现上帝的支持和赞扬。第四次十字军的主要政策计划的参与者维尔阿杜安（Villehardouin）的回忆录的编者，在绪论中这样写道：“十字军的纯粹宗教因素对他有影响，他被教皇巨大的宽容所感动，他相信这次远征冒险是正义的，是上帝赞誉的事业。”“注释9”不仅十字架成了战争“正义”性的标志，而且圣旗也是“正义”的象征和代言。一位名叫比萨（Pisan）的骑士准备进行冒险，从摩尔人手中收复撒丁（Sardinia）时，得到教皇的支持，教皇赠送给了他一面圣彼得旗子。以后，罗歇·吉斯卡尔（Roger Guiscard）准备光复阿拉伯人占据的西西里，教皇亚力山大二世赠给他一面圣旗。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也有相同的举动。“注释10”圣旗的赠与，就在于要证明战争的合法性，是得到教会或上帝认可的“正义”的战争，而不是非“正义”的。
正义的战争，给骑士们以巨大的勇气和斗志。过去，他们战斗受到教会的谴责和猛烈的抨击，现在，则受到教会的奖励和鼓舞。对此，教士圣贝尔纳·克莱沃（Bernard of Clair-vaux）就曾说过，“既然他们是基督的敌人，对他们杀戮，也就不犯罪过”。“注释11”对异教的杀戮不仅是不会犯下罪孽的，而且是“正义”的，这更加鼓励和激发骑士原有的英雄主义，“‘正义’战争成为消除良心上罪恶意识的一种方法，因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伤害和危险，可刺激一种原来无生气的和迟钝的性质，恰好像战争有力量来鼓起热忱，并作出忍耐、勇敢和自我牺牲的奇迹那样。”“注释12”同样，让·德比埃伊（Jean de Bueil）在《勒茹旺瑟尔》（Le Jouvencel）中描述到，“正义”是对骑士战斗激情的巨大的鼓励：“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是战斗，在战斗中你如此爱你的伙伴，当你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你表现得十分好，不禁热泪盈眶，当你看到你的朋友如此英勇用自己的身躯去贯彻完成上帝的命令时，你的内心不禁充满了怜悯与巨大的对忠诚的甜蜜。”“注释13”正是这种“正义”情感和信念的激励，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当中，英国国王理查一世表现出大无畏对死亡的蔑视，一次次冒着危险解救他的骑士。第七次十字军，法国国王面临危险时，则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气概。
受难的基督耶稣
宗教的癫狂和黩武结合，骑士精神的英雄主义融入了宗教情感，便是巨大宗教狂热。这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的，“是的！道德与宗教、信仰与爱，是直接相互矛盾的。谁只要爱上了上帝，谁就不再能够爱人，他对人间失去了兴趣，可是，反之也然。谁要爱上了人，那就不再能够爱上帝，不再能够拿自己的热呼呼的人血徒然地在一个无限的对象性与非现实性之虚空的空间中蒸发掉。”“注释14”信仰虔诚的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对人间失去了兴趣，而且会导致极端狭隘的仇视，这正如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指出的，对上帝的过度虔诚，会导致“信奉狂”，把虔奉上帝本身视为理想，把对神的牺牲和献媚看成美德：“这种心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为神的尊荣而起的妒忌。信徒表示他的忠诚，怎样能够有比由在这方面的敏感表示他更好的方法呢？圣徒对极微末的对神的侮慢或轻忽愤怒，神的敌人必须受耻辱。在心思过度狭窄并意志过度活泼的人们，这种忧虑可以变成了他唯一的事业；并且人曾经宣传要派遣十字军，曾经煽动大屠杀，只是为了要消除一个他们幻想别人曾加于他们的对上帝的轻蔑”。“注释15”
正是这种宗教的狂热，从而导致了震撼整个西欧世界的耶路撒冷的狂暴大屠杀，但是这一切对于十字军骑士来说，则被认为完全是为了上帝和“正义”，而对邪恶进行扫除和涤荡的壮举。十字军骑士的这种认识，正如1147年，在里谢雷谢斯（Richereches），保存的一份有关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契约上所说的：“路易，法国光荣国王，正在筹划镇压基督十字架的敌人。”“注释16”同样，1248年，当准备进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也声称，“我离开法国，不是为我的父亲，也不是为了我所受到的伤害报仇，而是为了我主基督耶稣报仇。”“注释17”十字军骑士把对异教徒的屠杀，看成是为耶稣复仇和对十字架的敌人进行涤荡，看成是“正义”对邪恶扫除之壮举。“正义”的战争，的的确确给骑士注入了战斗的激情和勇气。据《纪尧姆·德奥朗热》（Guillaume d'Orange）一书中记载，维维安（Vivien）为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挽救他自己生命的举动而感到惭愧，“那是多么愚蠢，上帝为了将我们从我们致命的敌人解救下来，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忍受巨大的痛苦，我却只想到追求自我的生命。”“注释18”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正义之形象无疑激起了骑士们巨大的战斗热情和无所畏惧忘我的牺牲精神。
这种宗教癫狂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使十字东征延续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前后历经八次之多，而且使整个西欧上上下下都陷入了这种狂热。在这种狂热中，骑士的黩武好战的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和发展。
其次，十字军东征运动，不仅是对骑士英勇品质的培育和发展，而且是骑士虔诚宗教品质的外露，同时也是对骑士的虔诚宗教情感的培育和打造。在基督教中，教徒宗教虔诚情感往往是通过参加洗礼、圣餐、弥撒、忏悔、布道、朝圣等一系列宗教仪式来培养的，而在这些宗教仪礼中，朝圣被看成是对虔诚宗教情感进行表现和培育的最高形式，也是一个基督徒一生的最高追求和理想，以及赎罪的最好的方式。到遥远的陌生的异国他乡去朝圣，路途的艰辛和充满着种种的危险，生死难以预测，都是对信徒的宗教信仰的巨大的考验和磨练，没有顽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信念，是根本无法进行这项圣事的。中世纪朝圣的人，在准备朝圣之前，大都为自己准备了后事，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回来。在某种程度上，十字军东征运动就是西欧骑士的一次集体朝圣。
从渊源上讲，十字军东征与古老流行的苦行形式朝圣有着密切的关系。1095年，乌尔班教皇在克勒芒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布道后的八个月里，就有成千的骑士聚集在诸侯的旗帜下。乌尔班教皇的宣传鼓动之所以在骑士当中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和狂热，就在于十字军东征是古老的朝圣赎罪方式的延续和发展。乌尔班宣称，凡是参加十字军的人皆可赎罪，在同异教战斗中而战死的人，可以升入天堂。
在中世纪，苦行和赎罪，赎罪和罪恶感，罪恶与上帝惩罚之间是密切相关的，罪恶感和与之相联系的上帝惩罚，促使人们通过苦行的方式赎罪，以求免遭地狱之惩罚。1248年，著名的骑士理查德·苏阿尔德（Richard Suard）瘫痪在床上，他恳请上帝让他通过这种病魔的痛苦折磨，以洗刷他从前的罪过。“注释19”苦行是中世纪人们赎罪的方式，而朝圣是一项巨大的苦行，因而被看成是赎罪的最有效的方法，骑士贵族贝尔纳·格罗（Bernard Gros），1050年就曾到罗马朝圣以赎他与克吕尼（Cluny）修道院的土地纠纷所犯下的罪过。“注释20”12世纪，英国威廉·马歇尔的传记记载：年轻的王子亨利在临终之际，说他发过十字军誓言，但是却从来没有启程到圣地去，因而请求威廉替他实践他的诺言，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并送给威廉绣有红色十字架的十字军披风。“注释21”在这里，年轻亨利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通过威廉的朝圣苦行，来代他向上帝祈求宽恕他生前所犯的罪孽。同样，1142年，庞斯·卡尔瓦伊拉（Pons Calvai-ra）曾声称，他去圣墓朝圣是为了祈求上帝宽恕他儿子所犯下的罪过。“注释22”
全副武装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左）与随其参加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fort）
朝圣被中世纪人们看成是赎罪的最虔诚的最有效的方式，假如说十字军之前，朝圣只是骑士个别的现象或行为，那么，十字军东征则使骑士的朝圣成为一种普遍的举动，十字军东征激发了骑士们的罪恶感和对赎罪的渴望甚至是狂热，引发了骑士们大规模的普遍的赎罪行动，骑士们试图用剑赢得上帝的宽恕，获得灵魂的拯救。
1148年，就有两位骑士兄弟声明了他们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我们两位兄弟，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恶，渴望赴耶路撒冷，渴望抛弃所有的坏的习惯。”“注释23”1248年，英国累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 of Leicester），戴上十字架加入了十字军，以求免除他的罪过，使他的灵魂升入天堂。许多骑士们也出于相同的目的，加入了十字军。“注释24”与此同时，处在病中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26—1270），不顾法国贵族和他母亲的谴责和严厉的批评、主教的苦苦劝诫，以及法国面临着德国的觊觎和英国侵略的威胁，执意要去参加十字军。“注释25”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所以在病中，萌发参加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到圣地去的念头，就是因为所生之病使他想到死亡和死亡相关的末日审判、地狱惩罚的恐惧。许多骑士都是出于罪恶感和对末日审判的恐惧，参加了十字军。13世纪，第四次十字军的参加者维尔阿杜安（Villehardouin）指出：“十字军有纯粹的宗教渊源：‘许多人参加十字军，是因为前往圣地具有巨大的赎罪功能，’”“注释26”1249年，拉马尔什（La Marche）伯爵于格·勒布兰（Hugh le Brun），曾蒙骗了他的女婿英国国王亨利三世（1216—1272），并把他出卖给了法国国王，然而，以后他为此感到忏悔，为了赎这项罪和所有其他罪过，他戴上十字架标志去朝圣。“注释27”1250年，英国的罗格·德蒙塔尔特（Roger de Montalt）等骑士贵族卖掉庄园，加入了法国国王路易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行列，而这些英国的骑士参加十字军的目的，正如他们聚集在伦敦时所声称的，“推迟拯救自己的灵魂或推迟服侍天堂的国王，而服侍世俗的国王，是耻辱的。”“注释28”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Clermont）布道号召骑士前往耶路撒冷解救主的墓地
十字军东征对骑士们宗教情感的影响，不只是体现在使骑士们普遍参加了十字军，而且也表现在骑士们近乎是狂热的捐赠。捐赠如同朝圣一样，也是一种赎罪的方法，但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捐赠同朝圣一样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现象存在，而正是十字军东征使捐赠成为一种广泛的时髦的社会运动。1114年，雷蒙·贝朗热伯爵三世（Raymond Berenger III）将一座庄园捐献给医院骑士团时，就认定医院骑士团是一个精神富有的组织，“恰如水可灭火一样，施舍可以消灭罪孽。”“注释29”正是出于赎罪的目的，使雷蒙家族不断向教会或骑士团进行捐赠。1115年，雷蒙·贝朗热伯爵四世（Raymond Berenger IV）捐献了圣厄拉利（Saint Eulalie）庄园，并谈到了捐赠的原因是：“为了赦免我的罪过和所罗门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以及父亲灵魂的健康。”“注释30”的确，许多捐赠是为了祈求原谅宽恕捐赠者以及他或她亲戚祖先的罪孽。
到雷蒙五世（Raymond V）（1148—1195），图卢兹（Toulouse）伯爵时，他和他的妻子康斯坦丝（Constance），曾多次向医院骑士团捐赠土地。1158年，他们给圣吉勒斯（Saint Gilles）的医院骑士团捐赠了一块土地，在1164年，又捐赠了更多的土地。在一份契约中记录了伯爵虔诚的表白，“既然人是那么脆弱，容易滑向罪恶，既然人的生命恰如预言家说的，‘人就像草一样，生命就像花一样昙花一现。’……‘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像水蒸气一样短暂，那么，我们的生命又究竟是什么呢？’；因此，我的贵族告诫我：‘卖掉或赠送掉你所有的，要知道在天堂里是不需要你的财富的。’”“注释31”
许多骑士不仅直接参加了十字军，而且还进行了捐赠以强化赎罪的效果。在朝圣之前，朝圣的人往往都会将自己的家产土地捐赠给教会，以求净化心灵，这绝非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1147年，罗歇·卡尔卡索纳伯爵一世（Roger I of Carcassonne）在前往乌特勒梅尔（Outremer）时，将财产捐赠给了杜岑斯圣殿骑士团（Temple of Douzens）；1157年，阿尔芒·波尔多（Armand of Bordeaux）启程到比利牛斯（Pyrenees）时，进行了捐赠；在1159年，威廉·维萨恩（William of Visan）出发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对在里谢朗谢斯（Rich-erenches）的圣殿骑士团进行了财产捐赠；1175年，庞斯·达维斯（Pons Davis）在他的儿子里戈（Rigaud）去圣地亚哥（Santiago）朝圣时，对圣殿骑士团进行捐赠。“注释32”
捐赠的形式不只局限于财产，而且还包括一些政治经济上特权的赋予。1115年，雷蒙·贝朗热伯爵三世给予了圣殿骑士团许多免税特权，并在1130年，成为圣殿骑士团的一员。1156年，德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将医院骑士团的所有财产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予以免除帝国税的特权。以后，德国的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奥托四世、查理四世，也都如此。“注释33”
十字军东征，将朝圣和捐赠发展成为中世纪的社会运动，从而提升和塑造了骑士的宗教情感。当然，十字军的概念是不只局限于东征上，西班牙收复失地的运动也是可称之为“十字军运动”。西班牙收复失地的运动从8世纪开始，到15世纪结束，历时漫长的八个世纪。这当中，得到了西欧各地贵族骑士的持久的有力的支援，倘若没有来自西欧教友的支持，单靠西班牙基督教徒的力量，是无法在1492年将摩尔人赶出格拉纳达的。在整个中世纪晚期乃至近代，天主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特权和强大“顽固”的势力——天主教的堡垒，就足以说明了教会所鼓动组织的十字军所起的作用，也足以说明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在这漫漫的历史过程所起到的无法估量的作用。正是这种信仰的支撑，才致使贵族骑士，一代又一代地甘愿地奉献于失地的收复运动。历时二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既是骑士宗教虔诚情感的最好的展示，同时也是对骑士虔诚宗教情感的一次大规模的普遍的培育和锻炼，而且促进了骑士荣誉观念的培育和发展。
再次，尽管圣殿骑士团骑士被告诫，他们不是在为荣誉而战，而是为胜利而战，然而，十字军运动不但没有摧毁骑士世俗的荣誉观，相反，强化了骑士的荣誉感。参加十字军不再被视为是为了虚荣，而是被视为在从事伟大的冒险事业。过去，教会认为骑士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比武和战争，是为了虚荣，并对骑士追求荣誉的行为进行痛斥。1130年初，圣贝尔纳就曾指出，带着愤怒与贪婪虚荣的动机导致他那个时代的骑士进行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战争。“注释34”13世纪，著名的布道者雅克斯·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就曾列举了骑士参加比武的十项罪过，其中的一个罪过就是参加比武大会的骑士犯了傲慢的罪过，因为他们追求人们的赞扬与虚荣。尽管教会对骑士从战参加比武进行了种种斥责，但是实际上教会所反对的既不是战争比武本身，也不是反对骑士所追寻的荣誉，而是反对骑士所进行的战争和比武是为了世俗的目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高尚的人应该渴望荣誉与赞扬，并通过完成伟大的艰难的事业来获取。如果这事业只在世人眼中而不在上帝眼中，那么它不高尚不值得。荣誉只能够通过巨大的战功来服侍荣耀讨好上帝来获取，否则就是虚荣。
过去，骑士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封主或国王而战，现在，骑士是为上帝的事业、为“正义”而战。骑士不再是暴徒的同义语，而是变成了上帝的战士，基督的骑士，是代表“正义”，代表善和光明，代表上帝。骑士不再是被贬斥的对象，而是成为被赞扬的偶像，晋升为人们瞩目的甚至景仰的称号和偶像。十字军东征是骑士最大的冒险，既可以效忠服侍于上帝，又可以赚取世俗的奖励和名誉。骑士在同异教战斗中，既赢得了在现实世界中的荣誉，也获得了在下个世界的拯救。在号召骑士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教皇乌尔班就许诺，凡是参加十字军的骑士，可以免除一切罪过，倘若战死，则灵魂可以升入天堂。同样，教皇格雷戈里指出，骑士同贵族的亲近不可能超过教皇，因为贵族给予骑士的是支离破碎的、转眼即逝的土地与掠夺物，而教皇给予的却是永远的祈祷与祝福，免除他的罪恶。“注释35”按照教会的许诺和宣传，作为基督战士，骑士们可以获得宽恕罪孽的回报，赢得圣彼得在今生和来世的祈祷和祝福。
1249年，当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和法国骑士们在塞浦路斯遭受饥饿时，迅速得到德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的援助，他给法国骑士送来了食物和军事援助人员。“注释36”德国原本是同法国是两个相对立冲突的对手，素有积怨，然而德国皇帝却能够抛弃前怨，给法国骑士以支持，而且还惟恐别人说他不如别人，就是因为十字军东征被看成是整个西欧的伟大事业，是荣耀上帝的事业，是巨大的荣耀，不参加或不支持十字军就是无异于不荣耀上帝，是不仅要受到整个社会的斥责反对，而且还要遭受上帝的惩罚，因此，面对法国骑士的困境，德国皇帝才表现出如此大度，就是为了获得上帝的荣耀而不是诅咒。
最后，十字军运动，促成了骑士精神和宗教信仰完美的结合，产生了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是由两位骑士在1119年创建的，并且得到了教会和世俗大贵族的大力支持和赞扬，香槟伯爵于格（Hugues）和安茹（Anjou）伯爵菲尔克（Fulk）就曾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教会则委托贝尔纳·克莱尔沃（Bernard of Clairvaux）（西妥修道院的创建者）为该组织起草了章程。圣殿骑士团一经建立就很快在西欧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乃至风靡，成为当时西欧仅次于教会的最为严密最为系统和机构最为庞大的组织，除了设立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的总部外，西欧各地都有它的分支机构，这种发展状况远远超出了创建者最初的梦想。圣殿骑士团骑士是教会的理想骑士的典范，完全体现了教会对骑士的完美设计——精心挑选的、虔诚的、守纪律的、英勇的、清贫圣洁的。
第一，加入圣殿骑士团，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最初骑士团的条例规定候选人必须是自由人，但是随着13世纪该组织的完善成熟，征募的对象逐渐只局限于骑士的儿子或后裔，而且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和仪式，以及向骑士团捐赠财富，才能有资格被接纳。13世纪末，在加入圣殿骑士团时，要询问加入者一系列问题，如“你信基督吗？你结过婚或许诺给其他组织吗？是骑士阶级吗？是否贿赂过其他人以求加入骑士团吗？负债了吗？是否有神秘的弱点”“注释37”等。而且还要给予许多忠告，进行庄严的发誓许诺。
第二，作为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必须遵守严明的纪律，在加入骑士团时，就被告诫要做骑士团的奴隶，为了它，可以把自己的意愿放在一边，服从骑士团的主持和其他监管人，遵守贞洁行善的好习惯，安贫乐道，保卫耶路撒冷王国，征服还没有获得的，决不允许基督男女被杀，看管好骑士团委托给的财富，没有监管人的同意，不能擅自离开。骑士团骑士的日常生活也正如所告诫的那样严谨，午夜，钟敲响后，骑士们上床睡觉，夏天早晨4点起床，冬天6点起床；吃饭时，一般骑士先吃，然后是仆人，通常是钟响一下，骑士们就座开始进餐，钟响第二下，其他人才能就座用餐；食物十分丰盛，每个人享有平等的食物，吃饭时保持平静，睡觉时要安静，甚至行军时也如此，不经允许不能洗澡、上街、吃药、遛马等。在战斗中没有命令，不准进攻。
第三，圣殿骑士团骑士过着圣洁虔诚的生活，正如1180年，彼得·特鲁卡斯（Peter Trucus）被接受为医院骑士团时所发的誓言那样：“我，彼得·特鲁卡斯，将自己奉献给高贵的上帝、神圣的玛利亚、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所有兄弟、创始人罗伯特。我发誓，坚守圣洁、克己服从、清贫地生活。”“注释38”圣殿骑士团成员个人无私有财产，衣食朴实无华，注重保持精神的和谐，严禁虚荣和愚蠢的游戏，如打猎、讲故事、世俗的娱乐，倡导蔑视对个人外表的关注，提倡留短发，不理胡子；临睡前，要到教堂吟13遍“我的圣父”，在上床前，再吟诵一遍“我的圣父”。早晨起床，到教堂听弥撒。吃饭时，由一位教士高声讲道，直到进餐结束。
第四，圣殿骑士团骑士不仅要恪守圣洁生活，绝对服从纪律，还要坚韧顽强英勇。骑士热拉尔·德科（Gerard de Caux）在加入骑士团时，就被告诫：“你不要只认识到我们外表与别人与众不同，……当你想睡觉时，你必须清醒；当你想吃饭时，你必须挨饿，为了上帝的荣誉和心灵的安慰，你能做到吗？”“注释39”作为骑士团骑士应该比狮子勇猛，比羊羔驯服温顺，机敏忠诚地捍卫圣殿。
正是因为圣殿骑士团骑士拥有这些品质，使他们在行军与战斗中表现出纪律严明和作战勇猛的作风，从而使圣殿骑士团一举成为十字军中的精锐之师，圣殿骑士团骑士和其组织形式也成为骑士们竞相模仿和奋斗的目标，一时间各种类型的骑士团在西欧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在第一次十字军前，由来自阿马尔菲（Amalfi）的商人为香客建立的，由本尼迪克蒂恩（Benedictine）教士管理的医院——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146—1149），也开始参加战斗，到12世纪中叶已成为军事组织，同时保留了慈善机构特征。1164、1170年的圣地亚哥（Santiago）骑士团和阿尔坎塔拉（Alcantara）骑士团等，纷纷在西班牙建立。“注释40”1198年成立的条顿骑士团，主要在欧洲和波罗地海地区作战。在卡斯提，有大量僧侣骑士团，如，约翰骑士团、圣雅各骑士团和阿尔坎塔尔骑士团以及卡拉特拉瓦（Calatravo）骑士团，在同阿拉伯人战斗。这些后来的形形色色的骑士团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或者是在存在的时间上，都未能够超过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的成功和由此带来的模仿，说明了它的确是骑士的楷模，是骑士精神和基督精神的最完美的融合，否则是不会有如此巨大的经久不衰的反响和回应的。圣殿骑士团在当时西欧骑士贵族的心目中，是神圣的荣耀之地，是精神信仰的宝库，而且以能加入其中为荣耀。圣殿骑士团是骑士精神与宗教精神的结晶——“虔诚、克己、忠诚、英勇的品质和美德”。
骑士的精神品质，英勇、虔诚、荣誉观、服从和遵守纪律的原则等，一直是教会孜孜以求的对骑士的期望，在本章的第一节中，教会就在理论上进行了界定和论述，而十字军运动对骑士品质塑造的贡献，就在于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提升培育改造了骑士的精神品质，骑士的黩武变成了圣战，英勇演义为忘我的自我牺牲，骑士的个人冒险成了上帝的伟大事业，骑士对个人荣耀的追逐变成了对上帝荣耀的渴望。更为重要的是十字军使教会在实践中按照它的理想缔造了骑士的楷模和榜样——圣殿骑士。十字军运动体现了教会对骑士精神品质的影响和作用，实现了从理论过渡发展到实践阶段的质的飞跃和发展。
“注释1”《熙德之歌》（赵金平译），第97页。
“注释2”《罗兰之歌》（杨宪益译），第44页。
“注释3”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下册，第353页。
“注释4”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20.
“注释5”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下册，第354—355页。
“注释6”Sidney Painter，French chivalry，p67.
“注释7”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释8”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释9”Villehardouin and De Joinvilie：Memoirs of the crusades，pⅩⅩ Ⅲ。
“注释10”Keen Maurice，Chivalry，p48.
“注释11”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09.
“注释12”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下册，第354—355页。
“注释13”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7.
“注释1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第800页），转引自吕大吉《宗教学通论》，第628页。
“注释15”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第365—366页，转引自吕大吉《宗教学通论》，第633页。
“注释16”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4.
“注释17”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45.
“注释18”Keen Maurice，Chivalry，p51.
“注释19”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c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30.
“注释20”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4.
“注释21”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95.
“注释22”Dominic Selwood，Knight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释23”Dominic Selwood，Knight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释24”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29.
“注释25”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31.
“注释26”Villehardouin and Joinvilie：Memoirs of the crusades，pxiii。
“注释27”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95.
“注释28”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205.
“注释29”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0.
“注释30”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6.
“注释31”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2.
“注释32”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释33”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1.
“注释34”Sidey Painter，French knight，p153.
“注释35”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释36”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80.
“注释37”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22.
“注释38”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25.
“注释39”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21.
“注释40”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13.
§§第四章 骑士精神与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