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酒习俗

4.从饮酒习俗看民族心理

　　饮酒是中国历代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饮酒活动透射着中华民族的性格、情趣和精神寄托。透过饮酒习俗，我们可以发掘出一些民族心理的积淀，这些民族心理的积淀是中国酒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饮三杯酒与“三”的特殊含义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对“三”有特殊的理解。古代中国人认为“三”是最圆满的。《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自汉代始，三出阙成为帝王威仪的象征，例如唐代大明宫的含元殿前树三出阙；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前的三出阙遗址，至今历历可辨。在民间谚语中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和“三人成虎”的说法；再如礼俗中的三鞠躬，发誓中的三击掌等做法。为什么“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这样特殊的位置呢？这里面包蕴着中华民族的哲学内涵。在远古时，我们的祖先最早只有“一”和“二”这两个数，“三”的概念是经过长期的认识和思辨才产生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说，统一的事物可分成对立的双方，对立的双方产生第三者，新生的第三者产生了千差万别的东西（万物）。儒家学派也重视三，《论语》讲：“吾日三省吾身”，“三思而后行”等，都十分强调这个“三”。其实这个“三”并不单单是数量上的“三”，而是一种思辨的优选法。如果“一”是一种方案，“二”是另一种方案，究竟选择哪种方案好呢？按“一生二，二生三”或“三省”、“三思”的逻辑，就是既不采纳“一”方案，也不采纳“二”方案，而是取两个方案之长，弃两个方案之短，创造第三方案，这第三方案比起前两个方案来，是最圆满的。

　　在我国各族的饮酒习俗中，多有“敬三杯酒”、“罚三杯”的劝酒方式。这个“三”就含有最圆满的意思。《坚瓠集》说：“然罚饮之数，多限以三。吴谚谓：‘客来迟，罚三锺。’未始无本。韩安国作几赋不成，罚三升；兰亭之会，王子敬诗不成，罚三觥。景龙文馆记御诗序云：‘人题四韵，后者罚三杯。’又，郝隆不能诗，罚依金谷酒数。”金谷酒数是三斗（酒具）酒。褚人获在书中引了许多资料，说明自古以来罚酒限以“三”的习俗。罚酒如此，敬酒也是如此，“三杯美酒敬亲人”之举历代皆沿袭不变。酒席之上，酒三巡后再自由饮酒之风，不但汉族如此，少数民族也大多这样，《酒歌集》说：侗族酒宴上，“主人指定座中年轻的亲属持壶（俗称‘酒司令’），负责斟酒、劝酒、罚酒。第一杯从左边转起，喝完了；第二杯再从右边转来，称为‘左发右顺’，第三杯才是自饮。这酒筵开场的三杯酒，在座者不分宾主、不管酒量大小，一律人人干杯。”

　　由此可见，敬酒用“三”，说明敬酒者的情已很圆满了，劝三巡酒也是这个意思；而罚三杯酒，也是由“圆满”之意引申而成的“极限”之意，被罚者饮了三杯酒，说明他已完全认错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中华民族古老的哲学意识，在其流传演变过程中，也逐渐地渗透到饮酒习俗里，在潜移默化中被人们所接受。

　　劝酒之习与民族心理

　　我国饮酒习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劝酒。酒宴上的歌以送酒之习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都是直接和间接劝酒的手段。主劝客酒，客敬主人酒，客人互相劝酒，以及罚酒、赌酒和斗酒等，直到皆酩酊大醉才结束。“劝君今夜须沉醉，尊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韦庄《菩萨蛮·劝酒》）不一醉方休客人就等于不领主人的深情，反之，似乎主人不想法把客人灌醉，也不够意思。于是乎，“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黄周星在《酒社刍言》中说：“世俗之行苛令，无非为劝饮计耳，而不知饮酒之人有三种：其善饮者不待劝；其绝饮者（酒量小，一喝就醉者）不能劝，唯有一种能饮而故不饮者宜用劝。然能饮而故不饮，彼先已自欺矣，吾亦何为劝之哉？故愚（作者自称）谓不问作主作客，唯当率真称量而饮，人我皆不须劝。”黄周星所言极是，他讲的道理也不深奥，人们一听就明白，一想就会通。而且与黄周星见解相同的历代皆大有人在，但是为何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呢？这正是风俗所具有的独特约束力。不论人们是否愿意如此，但是约定俗成的力量却会迫你就范。那么，劝酒习俗所透射出的社会心理究竟是什么呢？初步探寻可知，大约不外乎“好客”与“礼”这两层意思。

　　夏商之时，人们（奴隶主贵族和一些自由民）饮酒多在各种祭祀之后，人是代替诸位神灵享口腹之乐的，谁能喝多少就喝多少，以醉为限度。当时人们能“靡明靡晦，式号大呼，俾昼作夜”（《诗经·大雅·荡》）地狂欢饮酒。到了周代，饮酒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顾炎武在《日知录·酒禁》中说：当时饮酒，“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不得醉焉。”这显然是周代贵族和自由民按周礼的仪度化要求而采用的饮酒方式。今存的《仪礼》十七篇中就有许多关于这种饮酒方式的文字。孟僖子曾说过这样的话：“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强调了仪度修养的重要性。仪度修养的关键是谦恭待人，即所谓“让，礼之主也。”（《左传·襄公十三年》）“卑让，礼之宗也。”（《左传·昭公二年》）这种谦恭待人的仪度修养要求人们“动则思礼，行则思义。”（《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于是在酒宴之上，主人谦恭待客，宾客谦恭谢主人，“宾主百拜”，喝酒只不过是一种礼仪的方式而已，无怪乎能“终日饮酒，不得醉焉”了。

　　周代这种强调礼的仪度化的饮酒方式，在后来历代的国宴一类的大型酒宴上得到延续。除此外，它还对历代社交宴会和民间的酒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主人不劝酒，客人不便多饮酒的社会心理。这种由礼仪的积淀而演变形成的社会心理，刺激着好客的主人千方百计地劝酒，于是各种劝酒方式也应运而生了。

　　好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朋友来了有好酒”是我国人民好客的具体体现，劝酒是表达这种好客心理的一种习俗。我国各民族中多有劝酒的习俗，但是比较起来，许多兄弟民族的劝酒方法远比不上汉族劝酒方法那样丰富多彩。探讨其根源，恐怕与“礼”（仪度化的礼）的影响程度有关。也就是说，兄弟民族的劝酒心理主要是好客，而汉族的劝酒心理除了好客外，还有仪度化礼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