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善恶报应习俗

二 “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以忍为核心的处世哲学

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来说，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如何才能获得“天国的恩赐”？只有“行善积德”。怎样才算“行善积德”？对于广大臣民而言，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忍”字——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规规矩矩地做奴隶。《见闻杂记》卷一〇说：“问人欲积善从何处做起？一曰从忍耐起，凡事含忍得，不计较人，不求胜人，此便是善”。

佛说：“诸众生以种种恶害加之，我能忍耐不起瞋恚。”又说：不论遇到什么艰难与凌辱，都要“安忍而不动心”。说“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大珠禅师语录》卷上说：“忍辱第一道，先须除我人，事来无所受，即真菩提身。”《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也说：“心不外游，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无，即是佛道。”《五灯会元》卷二《明州布袋和尚》所载一偈尤妙：

是非憎爱世偏多，子（仔）细思量奈我何。宽却肚肠须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若逢知己须依分，纵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头事，自然证得六波罗。

宋代有一个故事，说状元、理学家张九成告老还乡，一天参访喜禅师。喜禅师说：你来有什么事？张九成说：“打死心头火，特来参喜禅。”喜禅师故意说：“缘何起得早，妻被别人眠。”张九成登时大怒，骂道：“无明真秃子，焉敢发此言。”禅师这才慢慢揭破谜底说：我轻轻一煽，你就起火，怎么能参禅？张九成恍然大悟，惭愧不已。可见，佛教告诉人们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生哲理：为了信仰，为了解脱，必须“要自己忍受困乏，招致苦难、酷刑和痛苦，从而显示自己的精神……人所忍受的痛苦越可怕，他也获得愈大的神的光荣”（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道教也在大念“忍”字经。《洞真智慧观身大戒》说：“唯慈、唯爱、唯善、唯忍，能行此四者，亦与道为邻矣。”又说：“道学当忍人所不能忍，衣人所不能衣，学人所不能学，容人所不能容，受人所不能受。”《洞玄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教人要“忍苦甘贫，悔往修来”。《玄都律文》则宣扬“德为医也，行为药也”，“劳苦不恨为一药”，“安贫不愿（怨）为一药”；又称“以贫妒富是一病”。只有替富人毫不抱怨地劳作并温顺地忍受剥削者加在他们身上的重荷和困苦的人，才能获得神灵的褒奖，死后升入天堂和天国，子孙富贵。那些不能容忍剥削者的统治，敢于抗议和奋起同他们作正义斗争的人，就是万恶不赦的罪人，就要遭受现世报应，死后坠入地狱受“无间苦”。

影响所及，使“忍”之一字，几乎成为古代社会所有臣民（有时恐怕连皇帝也不能例外）立身之圭臬，处世之法宝。民间俗谚说：“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慎子》逸文）“不痴不聋，未堪作大家翁。”（《古谣谚》卷一〇）“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一朝之忿可以忘身及亲，锥刀之争可以破家荡业。”（《琴堂谕俗编·戒忿争》）“忍事敌灾星。”“得饶人处且饶人。”（《吴下谚联》）“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士大夫同样崇奉“忍”字哲学，而且创造了许多“佳句”。譬如：“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针口过残春。”“百战百胜，不如一忍，无言万当，不如一默。无事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黄庭坚《赠送张叔和》）“忍气饶人祸自消。”（《警世通言》卷一一）《笔畴书》说：“心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济。君子立心未有不成于容忍，而败于不容忍也。”明代著名学者陈白沙（宪章）《忍守箴》说：“七情之发，唯怒为遽，众怒之加，唯忍为是，当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励。”杨洪道《六忍》尤其指出要能忍触——他人触犯我而能忍；忍辱——他人凌辱我而能忍；忍恶——我憎恶他人而能忍；忍怒——我恼怒他人而能忍；忍忿——忿则憎而发之轻也；忍欲——有乞求、欲望而能忍。他说：“这六忍，戒之一身，则一身安，戒之一家，则一家安，推之以处人己之间，则所遇皆安而少悔尤了。”最有趣的是明人郑瑄所撰《昨非庵日纂》，简直是士大夫这种人生哲学的汇编。试举几则：

佛语“随缘”最有意味，有多少自在安舒，世人欲享和平之福，终身受用此二字不尽。（卷六）

人大言我小语，人多烦我少记，人悸怖我不怒，淡然无为，神气自满，此长生之药。（卷七）

见美女时作虎狼看，见黄金作粪土看，这个中享了多少清福。让他说话我只闭口，让他指责我只袖手，这个中省了多少闭气。（卷一三）

另外，流传最广，至今仍常在人口的什么“难得糊涂”啦，“吃亏是福”啦，“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分风平浪静”啦等等，都是这种人生哲学的反映。

这种人生哲学，成为中国士大夫立身、持家、处世、任官、教子的基本原则。俞成《萤雪丛说》记载：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居，举家和睦无异议，别人问他，如何能达到如此境界？张公艺只写了一个“忍”字回答。这是以“忍”持家。《古谣谚》卷一〇引《官箴》说：“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又说：“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戒庵老人漫笔》卷七记载：明代光禄卿王守和从未与人有过忿争，在几案间大书忍字，帏幌、帐幔之类，统统绣上忍字，他曾对皇帝说：“坚则必断，刚则必折，万事之中，忍字为上。”皇帝闻言大喜，赐帛以示旌奖。这是以“忍”任官。至于以“忍”教子，例子更多。吕近溪《女小儿语》有一首很俏皮的小诗：“打骂休得烦恼，受些气儿灾少。谁好与我闹气，是我不可人意。”《琴堂谕俗编·戒忿争》有一个故事说：唐代娄师德告诫他的弟弟道：“我非常担心你争强好胜，与人相争。”他的弟弟回答：“请放心，有人唾我面，我自己擦去就是了。”娄师德听了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假如有人唾你，肯定是这个人盛怒于胸，你擦了，就是忤逆了他的心。为什么不等它自己干！”好一个“唾面自干”哲学！《见闻杂记》卷八记载：明代尚书林退斋临终时没有其他话，惟以“学吃亏，忍辱”五字遗传子孙。

社会上，人们更是言“忍”言“耐烦”，以“忍”和“耐烦”三字处世。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打折手臂往袖子里藏，含冤忍屈，不敢诉诸阳罚，潜心期待“阴谴”，就是这种处世哲学所造就的典型心态。《阅微草堂笔记》卷一〇记载：清代乡里有个姓崔的人，同豪强打官司，有理而不能申，不胜其愤，几乎想自杀。晚上梦见亡父对他说：“人可欺，神则难欺。人有党，神则无党。人间所受冤屈越厉害，地下的申雪就越欢畅。我是冥府司茶吏，已经看见判司给那恶棍注籍了，你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崔氏自是怨尤都泯，恚愤全消，再不复一言。既然“人间之屈弥甚，则地下之伸弥畅”，那就等着看作恶者断子绝孙恶疾暴亡的好戏得了，何须破家耗财苦苦打官司呢？更不必自寻烦恼上吊服毒什么的了。

更有甚者，别人勾引自己的妻子通奸，也忍隐不发，甚至还要给奸夫送上几十两银子偿还“宿债”。《阅微草堂笔记》卷一四记载：清代有个商人外出经商，妻子被邻人勾引通奸，历时两年之久。商人回家后得知其事，怒不可遏，想发其奸事，夜里听到狐神对他说：“邻人前世为巨室，君为出纳，因其倚信，贪污了他很多钱，冥判以妇偿债，一夜准宿妓之价销金五星，现在所欠只有六七十余金了。销尽自绝，你不必羞躁愤懑。你如果不信，试以所欠还他，看他如何。”哦——老婆与人通奸原来是自己有“宿罪”！于是，这位商人不但怒气全消，羞躁全无，而且还真的捧上八十两银子献给奸夫。我们不得不对善恶报应的这种功能表示钦佩！

能“忍”者还果真有获得“天报”的呢。《涌幢小品》卷一七和卷一三载有两则故事。一个是明代崇仁县人谢逑，邻家占他地界，他说：“占得地，占不得天。”“忍”以了之。享寿七十五，子孙繁盛，多有显者。一个是华亭人曹宪副，与邻家有“世怨”。邻人用白垩将他的姓名写在牛P股上以侮辱之也好，故意殴打他的僮仆以挑起事端也好，或公然致信辱骂也好，全都忍隐不发。如果对方骂得太狠了，还让僮仆过去请他别累着了。曹公因此享寿九十，卒时有紫云自天而降，萦绕尸体。当时人以为曹公是“仙去”了。

除了忍还是忍，人人如此，事事如此，天长日久，使中国人身上的人格尊严和荣誉感消磨殆尽，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最终锻成了以“忍”为核心的奴性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一个致命缺陷。清代一村叟堪为这种心理的典型。此村叟之为人也，“淳淳闷闷，无计较心；悠悠忽忽，无得失心；落落漠漠，无爱憎心；坦坦平平，无偏私心；人或凌侮，无竞争心；人或欺绐，无机械心；人或谤詈，无嗔怒心；人或构害，无报复心。”（《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七）几乎是无知无觉的行尸朽木。这种神经质的恐惧，这种对天帝、亡灵、阴间法庭和地狱痛苦的宗教恐惧，压制着人的意识，无疑是培养暴君和奸官的温床。

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形成以“忍”为核心的奴性心理的根源，但善恶报应教导人们“要顺从和忍耐”，等待神灵的“公正裁决”，以乞求来世的幸福，则是加速这一心理的形成并使之凝固起来的思想意识方面的重要原因。这种以“忍”为核心的奴性心理，毫无疑问，是我国民族从漫长的封建时代文化困境中积淀下来的国民劣根性之一。它不仅在封建时代削弱了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而有利于封建统治；在今天，则使人们习惯于等待国家从上面赐给自己法制、平等、民主和其他权利，而不习惯于利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要这种劣根性的国民心理还潜藏在人们的深层意识中没有被充分地揭露和净化，我们这个民族就不可能真正摆脱愚弄。一个社会只有在它感到自己是由下而上地治理着的时候，才是民主的社会。等待上面的命令，等待上面赐予阳光与雨露，然后把一切错误归于上面，这不是民主的社会。数千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容忍——容忍他人的欺侮，委曲求全；容忍各种社会弊端，反正“大路不平有人踩”；容忍统治集团的为所欲为与腐朽，反正“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歪风压倒了正气，各种弊端在膨胀……因此，容忍罪行就是参与罪行的一种方式。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后遗症。

不知是否物极则反，近年来有不少青少年，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动辄老拳相对，匕首相向，互相“斗狠”、“较英雄”，绝无一点宽容忍让之意。这实际上是缺乏涵养与德行的表现。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摒弃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逆来顺受、以“忍”为核心的奴性心理，另一方面在处理日常人际关系中，又要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讲究宽容、忍让的传统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