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善恶报应习俗

二 积阴德习俗

通过什么途径求取来世幸福？世界各民族大异其趣。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民族讲究做礼拜、祈祷、忏悔和赎罪。伊斯兰教民族则以“五功”为桥梁。佛教向佛性的靠拢，要经过“戒—定—慧”三个阶段的修行。人们借助自己的毅力，节制七情六欲，这是“戒”；用禅定方法，收心敛性，便是“定”；而净化了自己，便大觉大悟，涅槃新生，此即“慧”。在不少国家里，不少狂热的宗教信徒为要平息上帝的愤怒，用种种严酷的痛苦来折磨处罚自己，不惜摧残自己的肉体，甚至以身饲猛兽。古代中国人信奉善恶报应，其求取来世幸福与今生富贵最主要的途径是“积阴德”。

在古代，无论士庶，都虔诚地相信“积阴德”，把它看作是聚财货、遗子孙的资本。在古人看来，人要想能够安身立家长育子孙，不可仅恃其智力，还必须行善积德，然后才能得到天地的赐福，鬼神的佑护，身体康强，家门昌盛，子孙逢吉。倘若惟恃智力，多行不义，不佑于天地，不福于鬼神，没有不遭灾殃而覆亡的。报应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孙。因此，阴德是不可以不修的。宋朝人把那些处心积虑求财蓄货以遗子孙的人，看作是“守钱奴”、“为子孙作牛马”，是再愚蠢不过的事。主张以经以术，以德以礼，以廉以俭，最主要的是以阴德遗子孙，给他们开辟一条宽广的光明大道，自己去求取富贵。不少古人还认识到，财物久聚，不是以水火之灾去，就是以偷盗之厄去，或是因为兵燹疫讼、不肖子孙而耗荡。要想家道常青，子孙不匮，必须以积阴德培植根本。也就是说，与其将一大堆不知什么时候耗散了去的财货留给子孙，倒不如周人之急，多做好事，让天地鬼神把荣华富贵源源不断地赐予子孙。因此，在封建时代里，人不论士庶，家不论贫富，都以行善积阴德为意，所谓“笃意植媺？庆，以遗后人”。在重视积德的同时，又注意家族。认为如果二者兼得，子孙一定不会沦落，即使万一沦落，也不至于太过狼狈。应俊《琴堂谕俗编·积阴德》有这么一首诗：

好阴地不如好心地，好住场不如好肚肠。

心地肚肠好，子孙代代昌。

心地肚肠恶，子孙代代殃。

古人不论对什么事，都喜欢用“阴德”或“遗恶”等来品评一番，所为醴泉芝草，必有根源。倘若有谁家道中兴，官运亨通，子孙富贵鼎盛，世人就会认为是这个人有“阴德”或其祖先“遗泽”所致。反之，如果哪家有不肖子孙，财去势消，仕途穷蹙，世人也会指指点点，认为是这个家伙不积德，有“隐恶”或其祖先“遗恶”所致。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三笔卷八中说：据我观察，世家巨族，子孙通显，但假如其本人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虽然身居高位，也不见得其祖上“遗德”如何深厚。相反，如果政绩突出，勋名显赫，道德文章足以涵盖一时并且流芳后世，虽然品位不高，他祖先的“积累”必然既深且厚，深得天地鬼神的青睐与宗族乡党的向心。因此，在宋代就有“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俗谚了（《鹤林玉露》卷六，丙编）。

积阴德以其表现形式之不同，可分为两种。一是把佛教“活昆虫，施箪豆”似的说教视为积阴德。包括食素放生，供佛布施，烧香念经，刻经造像等。其中尤以放生为重要。佛说：“一切众生皆吾爱子，一切血属皆吾性命。”如果能够放生，不但与物为恩，而且又集无穷之福。黄光大《积善录》也说：所谓积阴德，即常操不害物之心，出入起居，时刻注意，这就是积阴德。譬如看见飞蛾扑火，苍蝇坠水而能救它，也是积阴德。据说宋代有个姓莒的士子，用一根竹竿作桥，让一群蚂蚁渡过小溪。当时不过是闹着好玩，后来进京赶考却因此捞了个头魁。有如此好事，哪个不乐为！于是，使先秦时期只存在个别地区的正旦放生习俗，很快流行开来，形成一个全民性的风习。

富家巨室非常热心于供佛布施，修斋造像，迎神赛会，把它们看作是积累功德的好事，虽然破费资财，也在所不惜。但对于利物济人，又每每以无钱推诿。许多贫苦百姓为了摆脱今生苦难，乞求来世幸福，也迷信此说，“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范缜《神灭论》）为人婢仆者不忘珍惜一虫一蝶之物命，为人佣耕者不顾妻儿饥寒而斋僧布施，甚至卖儿贴妇以供僧，祈望一旦获福。不少贫苦人家，妻子衣不遮体，幼小的孩子因饥饿而嗷嗷啼哭，而一旦得到几个钱，必然要请一个和尚来，供他吃饭。这种情形，唐代就非常普遍。开元十九年（731）四月唐玄宗有一个诏令说：“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尽躯命以求缘，竭资财而作福，未来之胜因莫效，见在之家业已空，事等系风，犹无所悔。”（《日知录之余》卷三）

在这种举世奉佛求福的氛围下，出现了一种不惜将肉体献给僧侣，名叫“大布施”或“以身布施”的习俗。《日知录之余》卷三《僧尼之滥》条记载：元朝时，从王妃到百官臣僚的所有妻妾，全部受戒，经常延请僧师到家中受戒。每受戒，必与僧师双双进入卧室，登床榻，而且还要把蚊帐放下来，然后“诵咒作法”。凡受戒之时，丈夫从外面回来，听说娘子“受戒”，则绝不进屋，也不能进屋。一些守寡的王妃公主，每隔几天就亲自到僧师那里受戒，任由和尚们颠鸾倒凤，奸淫作法。叫做“大布施”，又叫“以身布施”。这种风流行径，在中原内地的士庶家庭中也有流行。

为了获得通往天国的门票，那些平时连手也不让他人触摸，甚至连脸蛋也不愿让别人多看几眼的公主王妃、佳人命妇们，这时竟心甘情愿地“恣其淫污”，而她们的丈夫竟也不以戴“绿头巾”为耻，或反以为荣。

降及清代，达官贵族的妻妾闺女仍以获得僧道的淫幸为通神之道。《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一记载：京师城外有一座白云观，每年元宵后开庙十来天。是时，倾城仕女都要去游拜，叫做“会神仙”。观中房闼数十间，衾枕帐具的陈设极其华美，是专给朝贵妻女们来宿庙“会神仙”用的，平常人连看的福分还没有呢。特别是白云观住持高峒元，与总管太监为盟兄弟，以神仙术得慈禧太后青睐，红极一时。凡达官贵族的妻妾子女有姿色者，都寄名为义女，一旦得其淫幸，就以为是莫大的荣耀。

在古希腊、罗马以及叙利亚和腓尼基的神庙里，充当这种角色的不但有女子，还有青年男子。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这种作为圣礼的性行为是互相以神为对象的。性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跟神结合。信徒们觉得，他（她）在跟“神”性交时，使神得到快感，从而博得他的欢心，这一来，就完成了崇拜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望获得神的庇护和来世幸福。我国元代的“大布施”、“以身布施”，清代的“会神仙”等，当是出于这种信仰。在人间还“一日夫妻百日恩”呢，何况是神！

二是以与人为善如修桥铺路等为阴德。《琴堂谕俗编·积阴德》说：“知善之可欲为而力行之，知不善之不可为而不为，不求知，不责报，不以隐显二其心，夫是之谓阴德。”并进一步指出“阴德”与“阳德”的区别：社会上有一等乐善好施的人，他们布施棺椁、砌水井、修桥铺路、建造码头等等，这些事，虽然也是一念之善，但其作用彰彰在人耳目，这是“阳德”。只有那些广推善心，务行方便，不沮人之善，不成人之恶，不扬人之过，人有窘乏，我接济之，人有患难，我救助之，人有仇雠，我劝解之，不大斗秤以牟利，不深机阱以陷物，随力而行，就像耳鸣心跳一样，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这才是所谓“阴德”。但在广义上，二者都是阴德，都是好事，都能获得神灵的福佑。

这一类阴德所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据《琴堂谕俗编》、《积善录》、李昌龄《乐善录》、《朱子治家格言》、陈耆卿《赤城志》卷三七、熊勉菴《宾善堂不费钱功德例》、朱柏庐《劝言》等书所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诚实不欺。其中有：与人同事不生异心，贫不思害富，富不可欺贫，不唆人离间骨肉，不恃乖愚拙，不恃强以凌弱，不挟众以暴寡，不逞勇以苦怯，不辱人求胜，不轻以坏事疑人，用秤不捺分量，不行使劣假银，不强买计买亏人命本，不口是心非，不彰人短炫己长，拾财宝还人，捡遗物于道路做标记以待其取，不沉匿借物，不说欺狂语，不说尖酸刻薄语，不评人阴私，不谈人闺阃，不欺侮残疾愚痴及老幼病人，不窃人私书，不沉滞人书信，不乘火窥人妇女，不借救火携人物件。

孝敬父母尊长。其中包括：父母前解一怒舒一忧，父母怒责顺受，劝父母改一过迁一善，不暴亲短，不令老亲任劳，不厌恶老病父母举动，对亲不疾声厉色，不傲慢尊长，糕饼药饵必先父母而后儿孙，不说他人父祖卑微。

守信重义。主要有不负财物寄托，引过归己，推善与人，不忘人恩，不念人恶，当与人财物不迟时，见有当救者勉力必救，不见财毒害，不妄起淫心，不污人名节，不落石下井，散药石以济病人，为粥食以食饿者，怜男女之无归而为之婚嫁，悯旅丧之不举而为之津遣，收养弃子，不埋没寄托子女姓氏……

有无相助患难相恤。包括见人不善委曲劝诲，见人忧患善为劝慰多方解救，遇急病无人料理者即代请医调治，水流尸骸禀官捞起掩埋，道路遇死人倡募棺木，地上见遗骸收聚掩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扶瞽目病残人过危险道路，见乞人哀叫，辄与之钱，或与之残羹剩饭。

仁慈爱物，与人方便，多做好事。包括凡事肯替别人想，凡物肯替别人惜，友爱兄弟，联属乡党，全妇女贞节，延续人嗣，劝人亲戚邻里和好，息人争讼，劝人不溺子女，见播人过者止之，见扬人善者和之，劝止人不嫖赌，婚姻未成者赞助之，伉俪将乖者劝和之，不毁人成功，不助人为非，指引迷路行人，指点涉水深浅，剪道旁荆棘免刺人衣，除当路瓦石免蹶人足，泥泞中安石块，断绝处架木板，黑暗中照人一灯，雨中借人雨具，人渴时与杯水喝，修桥道以便行人，筑堰塘以利农亩，兴造不妨邻人风水，行路不践人禾稼，见人冢棺暴露以土掩之，申雪人冤枉，不以己私之利而妨害他人，凡事有负于心有害于物者皆不忍做，凡事有便于人有利于众者皆所乐为，宁可输人便宜不可讨人便宜，等等。

节俭，不抛弃五谷。

不殄暴物命。包括不伤残天物，不无故宰杀，不以口腹之欲而杀物命，不毁禽兽巢穴，不取鸟卵，三春不打鸟，义犬不卖屠家，不食耕牛犬肉，见渔猪屠户劝其改业，启蛰不杀，方长不折，等等。

敬天畏神。包括存心依天理王法，做事畏天地鬼神，传说因果方术，传布感应善书，不秽用有字纸张，安贫守分，不生歧求，不谤僧道，等等。

所有这些内容，不论士农工商仆役，虽寻常之人亦可为之，是“不费钱的功德”，或叫做“大众功德”。观其内容，儒家思想的影响如孝、仁义、“存天理，灭人欲”；释氏之说教如慈悲惜物命以及鬼神思想等虽确然存乎其间，但其实质，却是古代劳动人民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正面反映。它以“阴德”的形式告诉世人，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勉励世人多做善事，积德后人，不做坏事，以避殃咎。由于社会上因“积德行善”而致子孙后世或自己生子得第、富贵显达者不时或闻，促使世人愈发笃信而尽心。于是——

劝导子孙暨世人“造桥修路宜助财力”者有之。《袁氏世范》卷三说：如果乡里有人领头募集钱物，以造桥修路、打造渡船的，应该随力赞助，不可说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因为一旦道路桥梁修成，我们早出晚归，人马仆从无疏虞，乘轿骑马，过桥渡河，不至于担惊受怕等等，都是所获之福。何况还有鬼神的福佑呢！

数十年如一日修桥筑路不辍者有之。《神僧传》卷二记载：东晋时，峡州有个叫程夷的富人，曾梦到一处冥府，见左廊下男子妇人衣冠严整，个个兴高采烈；右廊下全都是枷锁缧绁之人，哀号涕泣，悲悔惨绝。旁边有人告诉他：左廊是修桥筑路之人，右廊则是毁坏桥路之人。如果你希望福寿，当自己考虑择取。程夷醒来后，即发下心愿：要做“左廊人”。凡百里之内，桥梁道路，一一修整，历数十年，于桥梁道路上用工不倦。后来，享寿九十二，五世昌盛。

助资建郡学、修缮县学者有之。《莆阳比事》卷六记载：宋代莆阳郡置郡后二十多年未立学馆，咸平（998-1003）初年，方仪上书朝廷乞建郡学，并且倾囊赞助，使郡学得以建成。莆阳郡某县县学年久颓坏，当官的根本不管。陈可大率领族人集资修缮，并出资购置学田作办学的经济基础。

建义学、义庄者有之。《莆阳比事》卷六记载：宋代黄公裕，在自己住宅的正南面建了一所义学，聚集四方英俊，并订立了五条学规要求学人。陈俊卿有一座南园义庄，对宗族中的贫困者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赈济，或女孩长大了无妆奁嫁资啦，人死了无棺具啦什么的，都给钱物助成其事。据记载，宋代还有范仲淹、陈居仁、游洋林、朝散髦、吴文肃公、刘签判、彭汝砺等都建有义庄，帮助宗族中的穷困户，特别是那些鳏寡孤独之人。宋以后，历代建义学、义庄的不胜枚举。《郎潜纪闻》二笔中说：从北宋范文正公（仲淹）首建义庄以来，士大夫竞相仿效，争建义庄，我朝崇尚风义，凡以义田义产敬宗收族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的，每年不下数十百家。

出财物赈济贫困者有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杭州城里的富家大户，其中有不少是喜欢积德行善的。他们都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每当看到这些人买卖不利，为贫困和债务缠绕，观其声色，辄以钱物周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有的死后缺钱少棺，妻子儿女束手无策，无法安葬，则散给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碰到大雪天，路无行径，贫苦人家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或是无家可归，冻饿于道的，这些富户们挨家挨户地亲自察看，知其确实孤苦艰难，到更深人静时就以碎银或纸钞插在门缝中，以周其急。住家第二天早上开门就能得到，宛如天降。或是把棉被棉衣等物散给贫寒者，让他们御寒保暖。西湖老人《繁胜录》也有类似记载：在大雪之夜，富家大户派遣心腹之人，把银子凿成一两、半两一块，用纸包好，夜深时挑那些贫穷人家的窗子或门缝，塞入救济。白天则给穷人散发棉絮和纸被，饭帖子更是散济无数。其余在饥馑灾荒之时以米煮粥救济饥民的，简直史不胜载。

埋枯骨瘗孤尸者有之。古人认为，凡人死后肌骨未葬于土，则其“魂神”不为阴司所籍，离散恍惚，如醉如梦，无所归依。假如人们能够掩埋遗骸，葬骨迁神，使之得归泉壤，精魂有托，那将是无上的阴德。因此，古人乐为其事者，在在有之。《青琐高义》前集卷一记载：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黄河在高湖一带决口，自泰山而东，方圆千里，尽为漂没。当时又逢山东大饥歉，灾民们家破人亡，四处流徙，白骨蔽野，不知其数。有一个姓方的富户，令人收遗骨达数百具，择地安葬，并亲自作文祭奠，号曰“丛冢”。《甲申杂记》说：浙江润州金坛县，熙宁八年（1075），饿殍无数，陈亢修了一座万人坑，收葬遗尸，每一具尸都给供上一碗饭，一张席和四帖纸钱，葬尸不可胜计。《莆阳比事》卷五也记载说：宋藻任浙东提举时，恰逢永嘉遭遇海啸之灾，宋藻躬巡阡陌，埋葬遗尸七千余具。其余郊野葬骷髅，水滨祭饿鬼，高原埋遗骸的，载籍繁夥，不胜枚举。

……

其他种种积德行善事例，在野史笔记，尤其是各地方志中，有大量记载。古人积德行善，主观目的当然是为了祈求今生或来世的幸福，遗德子孙，是极端自私自利的。范缜就曾指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但为什么对穷亲戚和其他贫困者又全无怜恤之情呢？完全是“厚我之情深、厚物之意浅”。因此，即令是把一丁点东西送给亲友，吝啬之情即耸动颜面，而如果是斋僧布施，哪怕是千钟万担，也心甘情愿。这难道不是因为供僧可以获得“冥资”，接济亲友或穷人却无法得到“遗秉之报”吗？

事实上，不少古人是因为婚后多年不育，或光生女孩没有男孩，或子嗣早夭，或六畜瘟疫，疾病缠身，屡考不第，做下罪孽等原因而行善积德的。据《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山西一富室，因婚后多年无子，遂“捐金助赈”；某宦家遭狐祟，请术士来治，不料反受狐妖戏弄，宦者以为是“阴责”，赶快捐金九百建了座育婴堂；还有一个富户，积粟千担，虽遇饥馑，一毫不拔。忽然一天在身边捡得一纸，上面写有“积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归，祸之丛也”诸语，认为是“神谴”，忙不迭招集仆隶，尽散积粟。但是，不管这些人出于什么背景和动机而行善，在客观效果上，积阴德却可使为之者在后世子孙荣华富贵的幻想中获得心理的极大满足，也可让贫急之人得到一时之助，或使社会得到永久之利。陈录《善诱文》记载：东汉东平宪王苍，是汉显宗母亲的弟弟，汉显宗曾问他：您老在家，觉得什么事情最快乐？回答非常爽快：“为善最乐。”历代积德者的善行，其遗迹如堰塘堤坝码头桥梁等，至今仍历历可见。我的故乡广西柳城县，现在还有许多旧时吃素行善者修建的挑水码头和拱桥，只是年久失修，有不少已经损坏了。所以明人李乐评论：“出一个丧元气进士，不若出一个积阴德平民。”（《见闻杂记》卷七）积阴德的社会效果（特别是第二类）似未可轻易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