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善恶报应习俗

二 杀生食肉报应与食素放生习俗

杀生食肉报应是佛教传入以后才产生的，我国古代原来并无此说。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二《犬》条引《月令》：“孟春勿杀孩虫、胎夭飞鸟。”《说文》：“未生曰胎，初生曰夭也。”《吕氏春秋》则说：“无杀孩虫胎犬飞鸟。”《论语·述而》云：“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都是说人们在捕食时，应爱惜初生方长之物，以使自然之赐源源不绝。

古人不但不戒杀生食肉，而且以食肉为贵。所谓“肉食者谋之”、“肉食者无墨”，是说富贵者才有肉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是说经营得好，老了才能吃到肉。可见当时肉食的珍贵难得。到汉代，人们仍认为：“众万二千物皆生中和地中，滋生长大……菜茹众物，当入口者，皆令民食之……复以六畜不任用者使得食之，肥美甘脆之属皆使食。”（《太平经》）

佛教东来后，列“杀生”为“十恶”之首，其说行于民间，遂在爱惜初生方长的观念上发展，形成了杀生食肉报应的观念。陶弘景《周氏冥通记》卷四记载：“乙未年六月十三日，范帅告勿食肉事。”“乙未年六月十五日，范帅遣人来重责食肉事。”《太平广记》卷一三一引《搜神记》：晋元帝时，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土人陈甲，因射杀一条长六七丈的大蛇，被蛇魂报复而死。又说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广州有三个人因煮食蛇卵而暴死。可知至晚在东晋南北朝，民间已接受了佛教戒杀生食肉之说。到唐宋，此论泛滥于世，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一曰杀人有报。凡与人争斗不胜，复以计杀之；谋财害命，因淫杀人；不问情由，滥杀平民、“海盗”，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他人至死；因妒杀妾，杖杀婢仆；医技庸劣，使病人丧生，总之，凡致人死命者，均遭报应，一般是以命相抵。《夷坚志》支庚卷七记载：南宋初年某人，枉杀吏人盛珪而幸免于阳罚，一天晚上在屋里自己跳浪不已，好像与人格斗，呻吟很苦，而且久不绝声。他母亲和妻子感到很奇怪，跑去探望，又无他人，以为是发酒疯，将门锁起就走了。直到半夜，呻吟声才停息。次日入视，人已经死了，遍体青痕。当时都说，这是“冤鬼报仇”。

二曰杀禽兽有报。佛说：“凡能动者，皆佛子也。”所以，举凡屠牛宰狗，杀猪烹羊，乃至于鸡鸭鱼鳖，鳅蛙螺蚌，虾蟆蚯蚓，毒蛇鱼卵，莫不罹报。真可谓万物皆神灵，动辄遭报应。受报者，或报死，或报病，或报天灾，或报屋宅闹怪不已，或报来世转生该物，或报为所杀同类击毙。受报方式各异，很多与其所对待禽畜的方式相同。如以开水浇活鸡以啖食者，受沸汤倾身之报，“跳掷呼叫，与鸡正同。”有的以屠猪狗等为业，所杀的竟是自己父祖诸辈的化身，甚至把亲生儿子当作獐子加以屠戮。《夷坚志》支景卷五记载：宋代台州近城有个屠户童七，累世以杀猪为业，每年所杀不啻千数。淳熙元年（1174）除夕，家人梦见已亡祖考全部汇集，诉说道：“因小七不改故业，我辈皆已十余次做猪，死于其手。今圈中所蓄，全是我辈。不过偿还冤债已经够了，切勿再加杀害。”天亮后跑去看，众猪头全部变成人，有的像祖，有的像父，有的像叔伯，有的像姑姐妹，而下体还是猪。都悲酸流泪，七嘴八舌地向前来看望的后辈们诉说，内容与昨晚梦中所告相同。童七等大惊失色，立即把全部存猪舍入佛寺，而且饭僧忏佛，痛自洗悔，改货绵纱布帛以自给。同书支庚卷二又载：平江屠户贾循，以卖獐为业，凡二十余年，赢利丰厚。一晚大醉，把一个十岁的亲生儿子认作是獐，束缚于桉。妻子跑来抢救，贾循扬刀威胁，不敢向前，眼睁睁看着丈夫像宰獐一样将儿子肢解剖剥。当时人都说这是“多杀招报，冥理章章”。真是骇人听闻。

杀生罹报，食肉者也不能幸免。凡食猪狗牛羊，鸡鸭鱼鳖等，报应同杀生几乎一样。《夷坚志》支甲卷九和支丁卷八记载：从四妻袁氏，好事口腹，脍鲤蒸鳖，朝暮烹食，后来报难产死，死后到阴间还要受各种酷刑，受无量之苦。某官狄氏得到一只巨大的蟹，五个儿子高兴地烹饪分食，相继病死，狄与妻未吃，独得存活。

虐待畜生也同样受罚。《夷坚志》支甲卷二和三志壬卷八记载：河府茶河县上源村杜泾郎中，买了一头驴，日夕乘骑，而且喜欢醉后骤骋无度，稍慢则执鞭痛殴之。某天晚上，杜抽之愈酷，最后被驴蹶坠、踢咬，P股、大腿肉差不多给啃光。铅山县吏祝六，喜欢将活鸭用带子绑住两翼，然后取炉灰杂盐，扑入鸭两眼，放在地上，欣赏鸭子脚高脚低、如痴如舞的傻状。等鸭子完全瞎了，才杀掉。每次往亲朋家饮酒，他都要弄一个鸭子来，如此表演一番，自以为能，搞了十来年。晚来得病，先瞎，继而脚软，行走宛如鸭舞，也被折磨了十来年才死。

杀生食肉辄受谴遭报，一旦放下屠刀，弃荤食素，便可立地成佛，获得善果。据《夷坚志》记载：临江军新喻县张氏，以杀猪为业，后经僧侣导以因果报应之理，遂改做其他买卖。张氏素无子，因此得了个聪明儿子，读书登第获大官。若不但戒杀生食肉，而且能放生事佛，善果更大。有预章百姓熊慎，改打鱼为鬻薪，在他极端穷困之时，捡得黄金数斤，一举暴富。唐代韦丹，就因为放了一只大鼋，高中五经博士，仕途坦荡，官至御史大夫。吉州隆庆长老了达曾救活五只新鼠，得净笠衣及茶一角之报。报偿好像轻了些，但所至之处不需蓄猫，鼠绝不为害。简直是佛法无边，不但可使人升官发财，连害人之物也可变为大有灵了。如能平一冤狱，活人一命，更是胜造七级浮屠，善果无限。曾卖国降金的张邦昌死后，其族弟居会稽，府官逮捕其家良贱六十余口置于狱，以为必死，祈求姚时可偷偷买来毒药十数服，准备一旦诛命下达，即服毒引决。姚时可全力劝阻，而且上奏呈情，得宋高宗下谕赦免。事后，这个已被算命先生断定要绝香火的姚时可，竟连生八子，而且个个聪明了得，次第登科。当时说是“阴德之报”。如果不能得官得财，得子得第，佛祖也可让你无疾坐化，异香遍体，或在你的便桶上长出一朵金莲什么的，耸动视听，扬名一时。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八记载：德清金氏女，嫁胡城马军巷张生，食素仅十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六月十三日卒，时年四十九岁，死前一日撒了一泡尿在桶里，放在另一间房子。丧事办完，已时过半月，来清理尿桶时，发现桶盖被顶起寸余，长出青莲花一枝，花中有数蕊，此后几天继续发育分蘖，共长出莲花十二朵，叶子呈茄色，每一朵花中都有金粟四五粒。每天观者如堵。作者说：“佛家惊动人如此，人恶得不信而奉且趋之邪。”不过四十九而亡，似乎早了点。

既然佛开了口，说只要弃荤食素，放生事佛，即可立地成佛，获得善果，而且又有那么些人，就因为吃了几年素，放了一仓鱼什么的，就可以得财的得财，得官的得官，使那些被饥寒疾病折磨怕了的人，富了还想更富的人，哪个不眼红，哪个不心动！由此，你效我法，代代承袭。于是乎——

食素戒杀生之俗产生了。贫苦百姓本来一年到头难得见几回荤腥，这下只要初一、十五给老佛焚上几炷香，点明食素奉佛的心志就行了，毫无为难之处。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吃菜事魔”，就是以“不茹荤腥”来联络苦难弟兄的。方勺《泊宅编·青溪寇轨》说他们：“原其平时不饮酒肉，甘枯槁，趋静默，若有志于为善者。”为难的倒是那些家饶于财，谷陈而帛腐的富有者们。但为了更富有，更长命，子孙后代更兴旺，富贵不辍，也只好强忍口腹之欲了。而且，果真就有不少“平生不茹荤腥，居之甚安”者。连富有四海的皇帝老子，有不少也勒紧裤带坚持素食。像前面提到的梁武帝、后陈武帝、唐懿宗、元仁宗等，都谨奉佛戒，不食鱼肉。当然，如果实在打熬不住，想吃肉而又要保持素食之名，能言善辩的士大夫们也是很容易找到借口的。苏东坡《仇池笔记》卷下《戒杀》说：“犹恨未能忘食味，食自死物可也。”《酉阳杂俎》续集卷五说：“若食肉而诵经，则佛不之罪，倘若肉过于经，则同样受罚。”于是，在“这是狗咬死的”、“那是老虎咬死的”、“摔死的”、“淹死的”种种借口下，奉佛持戒的信徒们便可以大开食戒，大饱口腹之欲了。至于怎样才算是“肉过于经”，只有天知道了。

在食素奉佛蔚为习俗的社会氛围下，尤其是在家庭坚持素食的熏陶下，不少孩子从髫龄之时就对人类的肉食本能感到厌恶，摒弃腥味。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一《寄禅和尚行述》记载：寄禅和尚本湖南湘潭黄氏子，其母“奉观音大士甚虔”，方髫龄之时，即摒弃荤腥，随母拜月，喜听别人谈神仙佛事，长大后即投寺为僧。《神僧传》中有不少和尚也是这样出家的。据说宋太宗的一个公主也因为不食荤而削发。

先秦时期斋戒不忌酒肉的古老习俗改变了。原来只忌食“菜之有辛臭者”的习惯一变而为忌食酒肉。据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一《斋戒不食肉》条考证，先秦“所谓荤，乃菜之有辛臭者（如葱蒜之类），斋则忌之。即所谓变食而非鱼肉也。古人惟忌日及居丧不御酒肉。”据《史记》、《汉书》记载，斋戒忌食酒肉之习滥殇于汉。因受佛教影响，在魏晋以后，即为人们普遍接受，习以成俗。《梁书》说，梁武帝奉佛戒不食鱼肉，惟菜羹粝饭。刘勰尝奏请二郊农社亦从七庙之制，不用牺牲，但供蔬果，诏从之。郊庙尚不用腥血，则斋戒可知。此后史传记载日益繁夥，以前则少见。

道教形成后，不仅继承了祭祀前进行斋戒的传统，而且把一年中的六个单月和每月的初一日、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分别定为“六斋月”和“十斋日”，把三元日（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八节日（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甲子日、庚申日、本命日（自己的生日）、忌日（父祖的亡日）等列为道教信徒必须持戒修斋的时间。从而给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的民间生活以巨大影响。在世人纷纷佞佛诵经的时候，封建帝王也加入了这一向佛祖献媚求佑的竞争的行列，而且带着人主的至尊，强迫全国臣民戒杀修斋，以最宏大的佞佛规模来博取佛祖的厚赐，以使龙颜永驻，一姓之天下万世不衰。据《唐会要》记载，武德二年（619）正月二十四日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永为常式。”查《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同月又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关屠宰杀戮，网捕畋猎，并全禁止。”其后，开元二十二年（734）有“三元日各断三日”的敕令，乾元元年（758）四月二十二日有“每月十斋日及忌日，并不得采捕屠宰，仍永为式”的敕令。到宋代，赵氏皇帝不仅继续遵行并且发展了唐朝的规定：“其大祭祀及致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日月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宋刑统》卷三〇）由此，道教领头，皇帝争先，把个原已颇感热闹的食素戒杀生习俗搞得更加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成为一个举国遵行的普遍习俗。《九国志》说：“南唐大臣多蔬食，月为十斋。”宋代更不得了。赵与时《宾退录》卷三记载：“宋人以每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谓之十斋。”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二有一条清代俗谚说：“在家敬父母，何必远烧香。持斋胜念千声佛，作恶空烧万炷香。”古代百姓是把持斋食素看作是讨好佛祖，为今生或来世求得好运气的重要手段的。

这种全民食素修斋的风习在年节习俗中积淀下来，就有了正月初一禁杀生不动刀的习惯。据说，正旦禁杀生的习俗起源于南梁。《荆楚岁时记》记载：当时民间正月初一不杀鸡，初二不杀狗，初三不杀猪，初四不杀羊，初五不杀牛，初六不杀马，初七不行刑。在此以前正月初一是杀鸡的。时至今日，不少地区民间还有此习遗留。一些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如壮族，也有此俗。猪、鸡、鸭等禽畜必须在年前几天杀好收拾干净，以备新年祭祀和食用。

生日放生之俗形成了。放生之习在我国起源甚早。《孔丛子》卷五记载：春秋时期民间有正旦放雀的习惯，以示“重生”。有个邯郸人仿效此法，在元旦早晨给赵王献上一雀，并给雀缀上五彩丝线，赵王大喜。但有的大臣却认为这是“委巷之鄙事”，不美。传说楚汉相争时，项羽曾追逐刘邦，刘邦避于一井，两只斑鸠落在井口上。项羽追到时，有人报告井中有人，项羽却说：“井有人，鸠不集。”使刘邦幸免于难。所以后来汉成帝专门下了一道昭令：“除正旦杀鸡与雀。”于是，正旦日为斑鸠等鸟雀放生的民间风俗更为流行了。

但这一习俗的广泛流布和承代延续，则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南史》说：梁武帝时，谢微做了一篇放生文，甚为当世所赞赏。梁元帝时，荆州有放生亭碑。唐朝乾元年间（758-760），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颜鲁公碑》记载说，当时是“环地为池，周天布泽，动植依仁，飞潜受获”。五代后蜀时，成都人竞相在三元日到大慈寺东北的放生池投放鹅鸭（何光远《鉴戒录》）。到宋代，世人生辰多以放鸟鸽为祝寿方式，至习以成俗。苏东坡有“记取金笼放雪衣”的诗句。自注云：杭州人以放鸽为太守寿。魏泰《东轩笔录》卷一〇记载：王安石任相时，每逢生日，朝臣们都献诗赞颂，僧道献功德疏以为寿，舆皂走卒则都手拿雀鸽之笼，到府上放飞，叫做“放生”。当时，一位叫巩中的光禄卿，既不懂做诗，也不会诵经，于是学着舆皂走卒们的做法，装上一大笼雀鸽，到主客跟前开笼放飞，一边放一边高声祝颂：“愿相公一百二十岁！”宋代除生日放生习俗外，四月八日供佛之时放生的习俗也很兴盛。当时，杭州西湖被朝廷定为放生池，每到这一天，邦人数万，云集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梦粱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