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赌博习俗

1、从管仲到雍正皇帝——历代王朝的禁赌法令

　　公元一七二九年，清雍正皇帝曾发布一道上谕历数赌博的危害：“荒弃本业，荡费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父习之则无以训其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论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人心风俗之害，诚不可以悉数。”（《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二）从雍正皇帝之口说出的上述危害，其实质是赌博危及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经济基础以及政治基础，由此而出现的盗贼匪类将直接威胁帝国的生存，因此必须严加禁绝。所以，中国古代各个王朝都对赌博制定了种种禁令和惩治措施，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效果。

　　据文献记载，我国从殷商时期起就出现了赌博。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赌博已成为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一种恶习。由于它悖礼害义，助长游惰习气，危害社会治安，因此，处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动荡时期中的各国统治者，在变法图强的同时着力惩治赌博，著名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对赌博的危害非常警惕，他曾严正地告诫齐桓公：以往不少无道之君之所以亡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沉迷于享乐和赌博。管仲还将禁赌作为一年四季重要政务之一。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成为春秋时期最先称霸的强国。

　　战国时期最先称霸的魏国更是首创立法禁赌。魏国改革家李悝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其中的《杂律》规定：“博戏罚金三盪（‘盪”为“盫’（酹）字之误，是当时货币计量单位），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明董说《七国考》引东汉桓谭《新论》）也就是说，凡赌博者均被罚款。对于王位继承者的太子，更是应德才兼备，故应从严要求，初次赌博将被用宽大的竹板责打；如再犯，则重打；如仍屡教不改，则取消其太子的名位而另立之。

　　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李斯制定的《秦律》在严惩奸邪盗贼和游惰者的同时，还规定对私自赌博的官民处以“刺黥”之刑，即在脸上刺字，重者更要“挞其股”，许多赌徒往往在重打之下命归黄泉。

　　汉代的统治者对禁赌也比较重视。汉代的法律《汉律》现已失传，但据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考证，其中有关禁赌的法令当与《法经》相同。汉武帝曾经亲自制定十二条戒文，其中一条就是戒赌。据《汉书·功臣表》记载，当时诸侯王犯赌博罪要被处以“完为城旦”的刑罚，即剪去胡须及鬓毛，发配到边塞，白天站岗放哨，夜晚修筑城墙。汉武帝时安丘侯张拾、侯黄遂、樊侯蔡方都因赌博而被判处死刑，同时爵位被夺，国被取消。有一次，有大臣向汉武帝进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要求进行惩处。于是汉武帝下令清查，结果有数千人受到牵连，被判处轻重不等的刑罚。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分裂、时局动荡，加之玄学兴起，世风大变，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摆脱传统束缚的趋势，赌博即在这种特殊环境中迅速广泛地蔓延开来。由于皇帝、士族带头赌博，三国、两晋时没有禁赌的法令，只有一些地方官吏如陶侃等自发地禁赌（见下节）。到刘宋时期，这种状况有了变化，当时赌博者被查获，官员免官。如大臣王景文官至给事中、右卫将军，侯爵刘康祖官至员外郎，均受到此等处罚。到齐梁时，处罚加重，凡士人赌博，将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充军，刑期不定；而普通百姓赌博，则判处徒刑二至五年。后来，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了优待士人，将士人赌博者仅免官，百姓则判徒刑三年（见《梁书·昭明太子传》）。不过，上述受罚的只是“私赌”，而公开的、大规模大赌注的“官赌”则属合法。正是由于这种法律上的缺口，当时的赌风不仅未被制止，反而愈益炽烈。

　　在唐代，由于重建并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儒家学说又重新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因此违礼害义的赌博当然被严禁。《唐律疏义·杂律》明确规定：凡是参与以财物作赌注的赌博者，输赢在五匹绢以下，各杖一百；输赢在五匹以上者，按盗窃财物罪论处，以五匹合徒刑一年计算，十匹二年，以此类推。提供赌场、赌具和召集赌博者，也按上述办法处置。另外，赌饮食和以弓射赌可不以赌博论。《唐律疏义》完成于高宗时期，而到唐玄宗时，社会风气趋于奢糜，从皇帝、贵族、百官直至下层小民都沉迷于赌博，《唐律疏义》的禁赌法规成为一纸空文。

　　两宋时期，一方面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赌博随之兴盛；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禁赌的规定亦更加严厉。在《宋刑统》中，惩治赌博的条文虽与《唐律疏义》完全一样，但与法律有同样效力的皇帝诏令，则对赌博处罚极严。宋太宗淳化二年二月诏开封府：严捕赌博之人，犯者斩；窝藏者及提供赌博场所者同罪（《宋会要辑稿·刑法》）。此虽临时之制，以后仍以律文为准，但乱世用重刑，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于军人犯赌，轻则判刑二年，重则处斩。（《宋会要辑稿·刑法》）至于士人（包括官员）赌博，除按律被处以杖刑或徒刑外，还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重入仕途。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士人萧玄之考中进士，荣登龙门，这时有人向皇帝告发，说萧玄之本名萧琉，曾因犯赌博罪被处以杖刑，改名赴举登第。真宗命人查实后，取消了他的进士，并罚铜四十斤，遣送回家。（《山堂考索》）

　　宋代统治者在严厉禁赌的同时，针对当时全国民众都沉迷于“扑卖”（一种以掷钱定输赢来进行货物的买卖的游戏）的实际情况，在不危及社会治安的情况下，规定每年元旦、寒食、冬至，开封府准许士庶“关扑”（即扑卖）三日。到南宋时期，政府更放宽了限制，大多数节假日均可关扑。

　　兴起于北方草原的女真族，在建立金朝、控制了东北、华北地区后，也逐渐染上了奢侈和赌博的恶习，对此，金世宗完颜雍曾下令禁断双陆赌博。金代刑律中关于百姓犯赌博罪的处罚与宋代基本相同，但对官员赌博又另有规定，据《金史·刑法志》载：品官赌博，赃不满五十贯者按律杖一百，初犯者可以钱赎罪，再犯者即实杖，不准折赎。对此，皇帝这样解释：“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

　　元初，忽必烈皇帝励精图治，大力整肃风纪，严惩包括赌博在内的各种奸猾行为，至元十二年下诏：禁民间赌博，犯者流放荒无人烟的大戈壁。元朝的法律是《至元新格》，其中关于赌博的法令比宋代更详细：凡赌博钱物者，杖七十七，钱物没收充公；开赌场者同罪。官员赌博者，一律罢免现职，一年之后才能任低级随员，永远不可能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此外，被拿获的参赌官员还须交钞银一百两与告发人充赏。凡再次赌博者，加徒刑一年。至于主管官员，对赌博犯应捕故纵则要被处以“笞四十七”的处罚；如收受赌博犯给予的财物，将按赌博罪论处（《元典章·刑部》）。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低贱，对社会恶习非常了解而且十分痛恨。他建立明王朝后，一方面积极恢复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一方面以严刑峻法惩治奢侈奸猾游惰之徒。据周漫士《金陵琐事》记载：“明太祖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这种惩治，在古今中外可谓绝无仅有。洪武二十二年又下诏：凡赌博者斩断手腕。没有手，看你如何赌博。这与伊斯兰国家凡偷盗者断手的处置一样。朱元璋之子明成祖朱棣秉承父志，于上台的当年下诏，将赌博犯按重罪处治。英宗正统年间，鉴于赌博重新泛滥，大兴县知县马通向皇帝上表治赌，他提出一个严厉而有趣的惩治办法：凡赌博者，一律判处运粮到边疆哨卡的惩罚。这个建议得到批准。从此，那些游手好闲奢侈浪费的赌徒一经被拿获，即被强迫负重运输，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常常是不胜劳苦而毙命中途。不过，这项处罚只实行了二十几年。到孝宗继位后，将赌博犯加重处罚，发配边疆充军。而作为官员后备军的国子监生员，如赌博则取消功名，问发为民，从此仕途断绝。明神宗万历年间，明朝法典《大明会典》修成，减轻了处罚，但规定更详细，赌博犯除按唐宋以来规定的杖八十以外，对惯犯则还要枷号两个月，偶犯枷号一个月。而职官赌博受刑罚后，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这种区别对待，有利于社会治安和吏治的改善。

　　清王朝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强化的王朝，也是法网最严密的时期，对于赌博，其惩治措施也最严厉、详密，特别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清朝统治者始终把赌博与乱民、盗贼、娼妓一起列为社会四大恶习，认为“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肤、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过于此四恶，并认为“民间恶习，无过于博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三九）。因此每位皇帝上台后都下诏严禁，并将查禁赌博列为“地方之要务”。

　　由于赌博须有赌具、赌场和赌徒方能进行，清政府的禁赌主要从这三方面进行。同时，官员和旗人是清王朝的政权基础，所以对他们赌博的处治也更为严厉。

　　一、赌具之禁。清统治者认为：“若不严禁赌具，究不能除赌博之源”，“欲杜此恶习，则赌具之禁，自不可不严。”因此，凡为首造卖赌具如骰子、纸牌、骨牌等者，发配边卫永远充军，为从者亦要视其情况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或处三年徒刑；藏匿不销毁者也要发配边卫永远充军。至于旗人，雍正时规定一律处以绞监候，即绞刑，待秋后处决。乾隆时稍微放宽一些，但至少也要发配边远之地充军。

　　二、赌场之禁。雍正时规定，凡开赌抽头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对于旗人开设赌场，康熙、雍正时均处以绞监候。乾隆时则规定：初犯者发配极边远地区充军，再犯就绞监候。同时，赌场房屋一律没收充公，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赌场的问题。

　　三、赌徒之禁。清代《大清刑律》中对赌徒处治的条款基本沿袭明律，凡赌博且有其他劣迹者，处杖八十枷号两月；无劣迹者杖八十枷号一月。赌场钱物充公。而无论满汉官员赌博，都罪加一等，一律革职为民，永远不准再入仕途。

　　严刑峻法虽然颁布全国，但主管官员如何执行则是关键问题。清朝统治者也深知此理。鉴于以往历代禁而不止、有法不依而赌风日趋炽盛的历史教训，清代法律特别强调主管官员应负职责，并对之有奖惩的具体措施，防止“走过场”。

　　1.凡下属官员赌博，均逐级追查其直接主管上司的责任，如：县属职官，责之知县；府属职官，责之知府。以此类推。倘若明知下属赌博而不揭发处理者，降官三级，失察者也要降官一级，罚薪俸一年。

　　2.凡拿获赌徒及赌具，其制造赌具之家出于某县，即将该县知县革职、该府知府革职留任、该省督抚司道等主要官员降一级留任。反之，如知县能查获并惩治赌具制造犯，知县加官二级、知府加一级、督抚司道等省官记录二次，以资奖励。雍正皇帝还专门发布上述命令，规定要永著为例，世代遵守。

　　3.凡官员能查获赌博，所获银钱财物，全部作为赏金给与拿获之人，以刺激官员查办的积极性。

　　另外，为了发动民众举报赌案，清王朝在对告发者进行奖励的同时，对知情不报者亦给予重处。凡旁人举报者，将所获赌场钱物一半给举报者充赏；赌徒自己自首者，免罪，并退还所输钱物；地方保甲长和邻居知而不报者，杖一百，如收受赌徒和赌具制造者的财物，则从重处杖一百，徒刑三年。同时，清王朝还特别对亲属告发予以鼓励和宽大，“如同居之父兄伯叔据实出首，本犯亦准免罪”。

　　由于清王朝的上述严密的措施，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之朝特别重视禁赌，所以取得了较大成效，据史载，康熙时经严禁严惩赌博，“由是斗狠酗博之莠民屏息而不敢出”；雍正时对赌博“严申纠禁”、“日夜捕缉”，在他执政的十三年中，出现了“赌博及造赌具者渐已改业而家室以安”这一少有景象。

　　然而，自乾隆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风俗的日渐紊乱衰败，特别是统治者对禁赌不再像其先王那样重视，赌风又逐渐开始蔓延。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社会风气更加败坏，加之西方的赌博如赛马、扑克、彩票等乘机来华，清政府从咸丰十年（1860）起开始允许闱姓赌博并从中抽税，到光绪十年（1884）广东官方将赌博合法化，这样，遍及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赌博更是畅通无阻地泛滥成灾了。

　　从本质上讲，在封建社会中要想完全禁绝赌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私有制和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作为封建国家来讲，禁与不禁、严禁与弛禁、真禁与假禁，其效果大不一样。上述中国历代特别是清代的历史教训就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