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赌博习俗

6、呼卢院落争新岁——岁时节令的赌博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盙盙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这首著名的《元日》诗，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千家万户喜气洋洋庆贺新春佳节的欢快景象。

　　岁时节令，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不同程度得到享受的日子。早在西周时期，乡村的农奴们在辛劳一年之后，都要“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经·七月》）随着时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节日逐渐增多，年节文化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就汉族而言，比较重要的节日就有元旦、上元（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等。每逢这些节日，人们一方面要郑重其事地举行各种祭祈和祈禳活动，来祈求上天、祖宗和神灵的保佑。一方面要举行各种传统的游乐活动来纪念和欢度佳节。如元宵观灯、中秋赏月、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七夕乞巧等等。岁时节令，也是人们脱却拘束、轻松愉快的日子，为了取得最佳的愉悦效果，除了上述的那些传统游乐，人们往往不拘小节地寻求娱乐、刺激，赌博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赌博活动在古代岁时节令中常常表现得十分突出，是年节文化的丰富内涵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有其自然的原因。

　　岁时节令的丰富内涵，构成了一幅幅浓缩的社群生活场景，它既源于日常生活，又有别于日常社会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特且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岁时节令的赌博活动，其实也就是日常社会生活中赌博活动的浓缩和集中，之所以如此，有如下几个原因。

　　中国传统的赌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参与赌博的人们一般都限定在一个个大致固定的人际范围或环境之中，形成一群群彼此相熟的“牌友”、“赌友”。其二，中国式的赌博一直被称为“博戏”，是因为它带有浓重的游戏娱乐色彩，如纸牌、麻将、骨牌、双陆、状元筹、升官图等，都需要相当宽裕的时间才能玩得尽兴。然而在平时，人们各自为衣食前程而奔忙，闲暇的时间并不多，脾味相投的赌友们很不容易凑到一起“盘肠大战”。再则，赌博或多或少总需要一定的钱财，普通人平时由于各自的原因，即使有闲暇，也不一定有充裕的赌资，这两个时间和金钱的问题，在节日期间一般都能得到解决。人们在这时摆脱了工作和社会的负担，能无拘无束地娱乐、消遣。为了欢度节日，人们也不同程度地作了物质上的准备，喜欢赌博的人自然为此准备了“赌本”。

　　第三，节日可说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特且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些特定的日子内，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可以超越特定文化、风尚允许的范围，这种“越轨行为”不会受到指责，而是被整个社群文化心理视为“合理”。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一直视赌博为恶行、恶业，历代官府也都颁有禁令。但在一些重要节日期间，整个社会却几乎一致地对赌博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官府或者明令开禁，或默许纵容，不加管束。许多平日不许子弟家人赌博的家庭，这时也破例允许大家博戏取乐，而那些平日就喜欢“牧猪奴戏”的赌徒，此时更是如鱼得水，尽兴大赌了。在这些特定的日子里，赌博的娱乐功能在整个社会的反对力量面前显得异乎寻常的强大。

　　上述三点原因，使赌博活动在各种节日期间不同程度地加剧。其加剧的程度与节日的重要性是成正比的。

　　一岁之首的新春佳节，旧时又称“新正”，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也是一年中赌博最盛的时期。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人们为新年准备了充裕的物资，喜戏赌博的人们为自己留下了专门的“赌本”，连小孩子也有“压岁钱”充作赌资。新年又是全年时间最长的节日，从腊月底到正月，历时一个月以上，此时乡村尚在农闲之中，大小衙门一律“封印”，各种店铺作坊也要关门停业多日，“学房中放年学，闺阁中忌针黹，都是闲时”。士、农、工、商，妇女儿童，各色人等都有充分的闲暇。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正处于隆冬时节之内，人们绝大部分活动是亲朋故旧之间的酬拜、交游、宴饮，这些活动都限制在户内进行，在文化娱乐相当单调的古时，人们的兴趣很容易趋向于赌博这一极富刺激性的娱乐。

　　由于文献的缺乏，唐代以前岁时的赌博情况已经无法具体了解了。而两宋以下的社会在春正期间的赌博活动之广泛，却是引人注目的。

　　在北宋的都城东京，每到正月初一，开封府照例要贴出榜示，开放“关扑”三日。在这几天内，城中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商贩们“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东京梦华录》，下同）招徕人们前来“扑卖”。在城内的繁华地段，“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吸引人们前来“关赌”。黄昏已至，包括“贵家妇女”在内的士民大众纷至沓来，“纵赏关赌，入场观看。惯习成风，不相笑讶”。这种万众踊跃，参加关扑或纵赏关扑的现象，在宋室南渡后的京城临安（今杭州）继续存在下去，而在时间上则大大延伸了。在这个时候，关扑与其说是一种赌博，勿宁说是一种游艺娱乐活动，还更符合它此时所表现出的社会功能。

　　新正期间的赌博，一直要进行到“上元”（即元宵节）之后。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记述吴地节令风习时，就有“酒垆先叠鼓，灯市早投琼”的诗句，上元节中，酒店里先传来艺人的鼓声，那些早早来到灯市的人们，不是来看灯，而是呼卢喝雉、掷骰赌钱。灯节过后，赌风才逐渐平息下来。

　　城市街头的“关赌”盛况如此，民居院落中的聚赌同样进行得热火朝天。宋代乡间习俗，除夕之夜聚博，谓之“试年庚”。虽然输赢金钱不见得大，但事关次年的流年、收成好坏，因而人们为了争得吉利的彩头，“呼卢喝雉连暮夜”，各不相让，形成一幅“呼卢院落争新岁”的风俗图景。

　　新年期间赌博活动之广泛，娱乐色彩之浓重的特色，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同样的明显，甚至有所过之。

　　在清代，新正期间家庭中盛行赌博游戏，是当时的社会风尚，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大都如此。赵翼的《檐曝杂记》记有如下一段轶事：

　　雍正年间，状元王云锦在元旦早晨入宫参加朝贺大典后回到家中，就与几位朋友“作叶子戏（打纸牌），几局之后，忽然有一张牌不见了，无法继续下去。不得已便罢了牌局，饮酒为乐，后来有一天偶然入朝，皇帝问他，元旦那天怎个度过，王据实回奏，雍正很欣赏他的诚实无隐，便拿出一张纸牌给他，道：把这个拿去，继续你的牌局。”王云锦一看，正是元旦失落的那一张。

　　这则轶事本意是说雍正时利用特务做耳目对臣下侦察控制之严密。同时也说明岁时赌博在官僚大臣之中已成风气，连素来待臣下“刻薄寡恩”，又对赌博深恶痛绝的雍正帝也不得不对之表示理解和宽容。

　　“法网严密”的雍正皇帝尚且如此，地方官府对新正期间的博戏就更加宽容了，旧时有的地方官府（如四川成都）每年正月初六要贴出告示：“破五已过，禁止赌博。”表示初五以前人们可以任意赌博为乐。

　　从除夕到初五，是新年期间最重要的日子，也是赌博最兴盛的几天。除夕之夜的赌博，一般在家人之中进行。清人让廉的《京师风俗志》记道：

　　除夕……家庭举宴，少长欢喜，儿女终夜博戏玩耍。

　　《燕京岁时记》亦记云：

　　京师谓除夕为三十晚上……黄昏以后，合家团坐以度岁，酒浆罗列，灯烛辉煌。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

　　自初一开始，亲友邻里之间互相往来酬拜，宴饮之后，往往继之以博戏。一首《竹枝词》这样描绘新年期间的小家妇女：

　　西邻东舍任往还，为斗花牌输几钱，向晚归来重整鬓，看人门内笑扶肩。

　　——清·王崇简《王正谱俗竹枝词》

　　宛然一幅优美生动的新春行乐图。

　　虽然官府规定“破五已过，禁止赌博”，但不过是官样文章，一纸空文。实际上，正月期间的赌博往往持续到元宵节之后乃至整个正月。《红楼梦》第十九、二十回写贾府在正月十五元妃省亲之后的消闲，我们可以看到阖府上下，几乎都沉溺在赌博游戏之中：

　　“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闺阁中忌针黹，都是闲时。”惯爱斗牌的贾母，白天不尽兴，晚上“犹欲和那几个老管家的嬷嬷斗牌”。“凤姐正在上房算了输赢账。”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倚老卖老，输了钱，迁怒于人，排揎丫头袭人。而那些大大小小的丫头晴雯、绮霞、秋纹、碧痕也“都寻热闹找鸳鸯、琥珀等耍戏去了”。此处的“耍戏”用贾宝玉的话说，是“床底下堆着钱，还不够你输的？”连那几位冰清玉洁、高贵典雅的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也同样“掷骰子，赶围棋”，虽然其意不在输赢，但输赢却是存在的。如果清代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现象，珍爱自己创造的“山中高士晶莹雪”、“世外仙姝寂寞林”的曹雪芹是不会编造如此情节来“损害”自己的造物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赌博在清人娱乐活动中的重要和赌博的娱乐功能在岁时节令中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