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赌博习俗

10、“方城之战”——麻将牌

　　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大陆到海外华人社会最为流行的游艺和赌博方式首推麻将牌。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穷僻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围桌而坐，进行着激烈的“方城之战”。在赌博文化中，麻将已经成为无人不知的“国赌”。

　　麻将牌又称麻雀牌、马将牌。打麻将又叫“雀戏”。现在流行的麻将分为三门，即“筒”（又称“饼”）、“条”（又称“索”）和“万”，每门都是从一到九各四张，另加“红中”、“发财”、“白板”以及“东、南、西、北”各四张。有的地方还要加上“春、夏、秋、冬”或“梅、兰、竹、菊”等花色，称为“花麻将”。

　　从麻将的形制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它同马吊牌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马吊牌分为四门，即“文钱”、“索子”、“万贯”和“十万贯”，很明显，“文钱”就是麻将“筒子”的前身，“索子”便是“条子”的前身，“万字”与麻将的“万”除了图案不同，已无什么差别。“文钱”的“空没文”其实就是麻将的“白板”。“半文”（即“枝花”）就是麻将的“发财”。只是多了“十万贯”一门。

　　大约在清初，发现了一种马吊牌的变种，是为默和牌。乾隆年间马吊牌逐渐绝迹，默和牌继续风行。它沿袭了马吊的牌式，但去掉了“十万贯”一门，剩下的“文钱”、“索子”和“万贯”一律改为从一到九，另加三种“幺头”。这样，就向麻将牌迈近了一大步。

　　默和牌先是每种牌由一张增加为两张，共六十张。后来受骨牌“碰和牌”的影响，又增加到四张，共一百二十张。默和牌的基本打法是四人成局，每人抹十张牌，以三、四张同“门”之牌相连为一副，三张同色之牌也成一副，三副牌俱成者为胜。这与麻将的打法已经很接近了，只是少了麻将打法中的那一对“将牌”。《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有一段贾母、薛姨妈、王熙凤等人斗纸牌的文字，有的学者认为她们打的就是默和牌。文中不仅出现了“二饼”这样的麻将牌名，而且她们的打法和技巧术语都与麻将十分相似了，但默和牌仍然是纸牌形式。

　　后来，人们又在“饼、索、万”三门之外加进了“东、南、西、北”四种，并把三种“幺头”改为“中、发、白”（又叫“龙、凤、白”），牌的形状材料也仿骨牌改为骨面竹背。这样，一种集纸牌和骨牌的形制、规则于一身的新牌种——麻将牌便产生了。据说，麻将的最终定型是在太平天国军中完成的，徐珂的《清稗类钞》有“叉麻雀”条云：

　　粤寇起事，军中用以赌酒，增入简化、索化、万化、天化、王化、东南西北化，盖本伪号也。行之未几，流入宁波，不久而遂普及矣。

　　这一传说很可能是附会之辞，不过，麻将牌最初确实流行于浙江的宁波一带，时间也正当清道光、咸丰之际，也就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

　　麻将最初叫做“马将”，有人认为就是“马吊”再增加“东西南北”四张“将”牌而得名（见杜亚泉《博史》）。又称为“麻雀”，则是“马吊”一词的音转，在它的发源地江浙地区，人们称鸟类为“刁”（读去声），可见，“麻雀”即是“马吊”，也可以从语言学上得到证明。至今，广东、香港地区的一些渔民仍然将麻将称为马吊。

　　麻将的战术、变化十分复杂有趣，但基本打法却很简单，容易上手。打麻将须四人成局，轮流坐庄，每局开始时，庄家用两粒骰子掷出点子以决定从何处抹牌，然后每人抹牌十三张，庄家多抹一张，以便打出。接着从庄家开始依次打牌、抹牌、吃牌、碰牌，称之为“行张”。先将自己的牌凑成四组零一对者胜，称为“和”。每组牌为三张，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称为“坎”，即三张同色之牌，比如三张“发”、三张“东”或三张“七万”等。另一种叫做“成”，是同一门点数相连的三张，如“三、四、五万”，“七、八、九筒”等等。一副对子也叫做“将牌”。

　　由于麻将形制复杂，每副和成的牌也都面目各样，各不相同，按照各种规则和惯例，人们把各种特定的排列组合分为不同的等级，一般称之为“番”，每副牌番数越多，胜者所获也越多，是为“大牌”。常见的大牌有以下几种：一副牌全为一门，称为“清一色”；一副牌里“中、发、白”三种全部成“坎”，叫做“三元会”，“东、西、南、北”四种都成坎或成对的牌，叫做“四风会”；每组牌都有“幺”（一或九），一对将牌也为“幺”，叫做“全幺”。不过，大牌并不常见，通常出现的都是番数较少的杂牌，番的规定各地不尽相同，比较流行的如：将牌为“二、五、八”者有一番；全副牌成坎者为“对对和”，有三到四番；相反，无一组成坎者称为“平和”，也有番；整副牌全无“幺”者称“断幺”，有番，而每组牌者都有“幺”，就是“全幺”了。可见，由于具体组合不同，各种牌都无所谓好牌或坏牌。这就使麻将牌显得复杂多变，趣意十足，引人入胜。

　　《清稗类钞》的“赌博类”中抄录了一首“麻雀诗”，现节录如下：

　　麻雀何难打，只求实者虚。逢和须要算，死听不为输。三项家家大，双风对对符。自摸清一色，喜煞牧猪奴。今日赢钱局，排排对子招。三元兼四喜，满贯通全幺。花自杠头发，月从海底捞……勒子看人倒，病张摊我拈。四圈输八吊，一客累三家。包子连连吃，头儿屡屡拿。不愁输得苦，明日早来些。

　　从诗中记载的当时流行的牌式花色和打牌术语来看，一个多世纪以来流行的麻将打法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从清朝同治到光绪年间（19世纪70年代），麻将由江浙闽粤沿海地区传到北京、天津地区，随即迅速扩散至全国。由于它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刺激性，又极易入门，所以很快就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当时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就是一位麻将迷。据《清稗类钞》“赌博类”记载：

　　孝钦后（慈禧）尝召集诸王福晋、格格博，打麻雀也。庆王（奕劻）两女恒入侍。每发牌，必有宫人立于身后作势，则孝钦辄有中发白诸对，侍赌者辄出以足成之。既成，必出席庆贺，输若干，亦必叩头来孝钦赏收。至累负博进，无可得偿，则跪求司道美缺，所获乃十倍于所负矣。牌以上等象牙制之，阔一寸，长二寸，雕镂精细，见者疑为鬼斧神工也。

　　这样的牌局，已不是普遍的赌博或消遣，而是一种变相的行贿受贿。有人说，晚清的吏治已经腐败得无以复加，于此场景中也可见其一斑。

　　紫禁城中的太后、妃嫔、福晋、格格喜欢打麻将，紫禁城外的王公贵族、将相大臣、八旗子弟以及遍及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商人、市民也大多喜爱此道。无论豪门巨富还是普通人家，平日邀亲朋好友叉叉麻将消遣娱乐，每逢婚丧喜庆更是大开雀局，麻将成了民间极普遍的娱乐活动，也成了赌馆招徕赌客的重要手段。在香港，麻将馆以俱乐部的名义招徕人们打麻将赌博，老板以入场费代替头钱，入息颇丰，而且躲避了禁赌条例的取缔，百余年来一直是香港惟一“合法”的赌博业。其原因之一就是当地官方和民间都认为打麻将是一种传统娱乐，不应该当做赌博加以取缔。

　　讲究雅趣的士大夫们对麻将也是“情有独钟”。晚清士大夫的冶游，有“看花”与“看竹”之说，“看花”是狎妓，“看竹”就是打麻将。此说的由来是起于麻将牌的竹背，又寓有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意，即“不可一日无此君”，其迷恋程度之深，恐怕远胜对于昔日的马吊牌。当时许多的名士如珍妃姊妹的老师文廷式，著名的改良思想家、大才子梁启超等人都酷爱打麻将，梁任公一生又以报人知名，据说他的许多著名社评，都是在麻将桌旁口授而成。

　　考察了麻将牌的形成和流行历史，我们可以说，麻将被人称为“国赌”，实在是名下无虚。这不仅在于它的广泛流行，还在于它是千余年来中国主要博戏流派的集合体。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骰子、骨牌和纸牌的主要内容和形式都十分巧妙地集于麻将一身，使它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麻将实在是中国古代博戏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