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赌博习俗

9、无声落叶萧萧下——叶子、马吊、纸牌

　　在《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和流传至今的清代年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生动的斗纸牌场面，参与此中的人员也十分广泛，上至老太太、老爷、太太，下至家丁、仆妇、丫环，似乎都十分热衷于这类赌博游戏。

　　纸牌又叫“叶子”，斗纸牌又称为“叶子戏”或“斗叶”，它最早起源于唐代。据清人赵翼《陔余丛考》考证：唐同昌公主会韦氏族于广化里，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又引马令《南唐书》云：李后主妃周氏又编《金叶子格》，谓叶子“即今之纸牌也”。赵氏由此而得出结论：“则纸牌之戏，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浒》人分配者，盖沿其式而易其名耳。”时至今日，国内不少地方（如扬州）仍然将纸牌称做叶子，称斗纸牌为“玩叶子”。

　　唐代叶子的具体形制、规则已无从得知了，留下的只是有关它起源和流传的种种传说。

　　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卷九《杂录》云：

　　唐太宗问一行世数，禅师制叶子格进之。“叶子”言“二十世李”也。

　　用拆字的方法把“叶子”二字说成是“二十世李”，影射唐朝李氏可传二十世，这与东汉流行的“谶纬之说”颇为相似，也类似于明末流行的《推背图》一类谶言。再把它附会于唐代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一行大师，使它更加玄乎其玄，其为牵强附会，一望可知。

　　下面的另一种说法恐怕也属杜撰：

　　世传叶子，晚唐妇人也，撰此戏。

　　——清·褚人获《坚瓠十集》卷一

　　宋人欧阳修对此另有说法：

　　叶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后有之。说者云，因人有姓叶号子清（一作清或作晋）者撰此格，因此为名。此说非也。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数难卷舒，故以叶子写之……骰子格，本备检用，故亦以叶子写之，因以为名尔。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犹然，后渐废不传。今其格世或有之，而无人知者。

　　——《归田录》卷二

　　欧阳修此说比较有说服力。照他的解释，所谓叶子，原先不过是一种狭长的纸片，有如今天的卡片。唐以前的书籍，都是卷轴形式，文人书籍太多，不易检索，就在每个卷轴后面附一纸片，写上书名或内容大意，是为叶子。唐代流行骰子戏，骰子格名目繁多，有人便将它们一一记在叶子之上，以备检索，时人称为叶子格。用叶子格进行的游戏称为叶子戏。

　　叶子戏有两种，其一是用于行酒令。《归田录》和《渑水燕谈录》都有“当时士大夫宴集皆为之”的说法。正如后人所说，“叶子行觞，欢场雅事也。”（《安雅堂觥律·跋》）唐代的叶子戏到北宋时便逐渐失传，而新的叶子戏又不断问世，其形制、花样也不断翻新，流传至今的尚有不少，著名的如明代陈老莲的《水浒叶子》和《博古叶子》，这种酒令叶子又称为叶子酒牌。

　　另一种叶子戏就是用叶子来进行的博戏，这类叶子可以叫做博戏叶子。一九7五年，德国学者冯·柯克博士在新疆吐鲁番的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张博戏叶子，这张已知存世最古老的博戏叶子现收藏在柏林一博物馆中，据考证，它产生的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十一世纪，也就是北宋前期。按吐鲁番远离中原社会，博戏叶子流传到此，决不会是在它最初产生的时代。它必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流行过程，得到比较广泛的接受之后，才有可能离开中原社会向西流传。由此，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推测：叶子博戏开始流行的时代，最迟不会晚于公元十世纪，也就是唐末五代时期。

　　北宋中期以后，叶子博戏在汉人中渐渐绝迹了。李清照在《打马图序》就说：“长行、叶子、博塞、弹棋，世无传者。”然而在北方的辽国，叶子戏却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大众的喜爱而广为流行。据《辽史》记载：

　　（应历）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辽穆宗）与群臣为叶格戏。

　　自辽以后，叶子在北方民间甚为流行，金、元时期更甚。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元世祖时曾一度加以禁止，规定“犯者流之北地”。但是此禁令的效果皆微。叶子戏继续流行，终于在明清时期成为社会上最为盛行的博戏。

　　明清时期流行的博戏叶子有两大类，一类很简单，几百年来基本没有变化，这就是印有骨牌图案的纸牌。南宋以后，骨牌广泛流行，但它体积较大，制作不易。后来，人们便将骨牌的图案印在叶子上，一直流传至今。这种纸牌西方人把它称做“Chinese domino cards”，意思为“中国多米诺纸牌”（“多米诺”是英文“骨牌”的意思）。保存至今的清代纸牌，两头印着相同的骨牌点子，中间的空白处印有人物或花卉图案，最常见的是各种戏曲和《水浒》人物。这些图案纯粹是为了装饰，与牌的内容并无联系。

　　每种纸牌的内容和名称与相应的骨牌完全相同，如重六又叫天牌，重幺也叫地牌，重四也叫人牌等等。每种牌的张数都增加到四，共为八十四张，较之骨牌的三十二张增加了一倍半。像骨牌一样，它也有许多种玩法。如成都地区流行的“乱撮”，与骨牌的“打天九”很相似。另一种流行的玩法叫“斗十四”，参加者一般为四人，每人先抹十五张牌，然后依次出牌抹牌，他人出的牌，如本人手中有“对子”，可以“碰”下，称为“坎”。如下家手中的牌可与上家出的牌点数相加为十四，则可将这张牌“吃”下，例如天牌可以吃地牌、虎头可以吃钉子、八点可以吃六点等等。最先将手中的牌全部碰成“坎”或凑成若干副十四点者为胜。其余各家将按事先约定的金额付钱给赢家。

　　由于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这种纸牌被大量制作，广大下层市民即使无力购买骨牌，也可以拥有这种价廉的纸牌。清代后期，麻将牌风行天下，但纸牌并未消失，同样盛行不衰。不过，麻将牌主要流行于官僚、士大夫、商人和较富裕的市民之中，纸牌则主要流行于下层社会。因此，有人称麻将是牌戏中的“雅士”，而纸牌则是博戏中的“俗人”。

　　骨牌叶子从材料来看属于纸牌，但从内容来看只不过是骨牌的简单摹仿，因此，在整个博戏发展的系统中并无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真正在博戏发展中异军突起，别开生面的是纸牌的另一个大类，也是它的主流部分，这就是马吊牌系统。

　　所谓马吊牌系统，是指以马吊牌为代表的一大类纸牌博戏，它包括马吊牌、斗虎牌、默和牌和碰和牌，后来又融合了骨牌的形式而演变为麻将牌。由此可见，这一类纸牌对于近几百年以来中国赌博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也是其他博戏所不及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吊牌做一番详细的研究。

　　马吊牌产生于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五十一回中就有潘金莲与王潮儿斗马吊牌的描写。一般认为《金瓶梅》一书写作于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7），由此推衍，马吊牌的产生不会晚于明中叶。从现存于世的明末清初的马吊牌来看，所印图案与前述一九7五年发现于吐鲁番的古叶子颇多相似之处，二者之间应当存在一脉相承的渊源。由此可以认为，马吊牌虽然产生于十五世纪，但它的前身早在十世纪或更早就已经问世，并且向西方流传了。

　　关于马吊牌的得名，有两种流行的说法。一说称，马吊又名“马掉脚”。打牌时，必须四人共玩，分为四方，各自为战，若缺一人就像马失一足一样，不可行，故名“马掉脚”。（见汪师韩《叶戏原起·叙》）然而，马吊牌不仅四人能玩，三人、两人同样能玩，于是又有一种说法由此说而衍生：四人玩，叫马吊，因为马四条腿；三人玩，叫蟾吊，因为传说蟾有三条腿的；两个人玩，叫梯子吊，因为梯子只有两条腿。（见《金瓶梅鉴赏辞典》第三7二页）

　　另一说法是由马吊牌本身的形制而产生的。此说认为，“马”是筹马之马，“吊”是提取之意。中国古代有一种雅戏——投壶，游戏时要“为胜者立马”，马成为胜利的象征。在各种博戏中，则有筹作为计算输赢的工具。以后，筹、马二字相混，都成为标志胜负输赢之词。到了唐宋以后，人们用纸片为马，上面用文字或图案标明赌博者输赢金钱财物的数目，后来人们索性直接用这些“纸马”来进行游戏或赌博，因为它是纸片，故也叫做“叶子”。所谓“马吊”，即是以纸制之马互相提取，马大的提取马小的，也就是“以大击小，以多胜少”之意（见杜亚泉《博史》）。这种说法解释了马吊牌的形制和规则，比前一说似乎更有道理。

　　事实上，从马吊牌身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流通货币——铜钱和纸币——“交子”、“会子”的形象。

　　马吊牌一般寸许阔，三寸长，用裱好的几层厚硬纸印成。背面黑色或绛红满花，都是“方胜”或“蛀字”等细碎花纹，图案完全相同，有如今天的扑克牌。每副牌共有四十张，分为“文钱”、“索子”、“万字”和“十字”四门。

　　“文钱”门共有十一张牌，它们分别是空没文、半文和一至九文，其中以空没文一张为尊，牌面空白，顶上印有“尊空没文”四字，因此又称为“空汤”。半文一张上绘花枝果实，又称为“枝花”。一文至九文上分别印有一至九枚铜钱的图案。

　　“索子门”共九张牌，即一索至九索，以九索一张为尊。索是绳索之意，古时用绳索穿钱，一千文钱穿为一索，又叫一串或一贯。所以几索便是几串钱之意。每张牌上分别印有从一到九串铜钱的图案。

　　“万字”门也是九张牌，即一万贯至九万贯，以九万贯为尊。每张牌顶处写着“×万贯”的字样，中间的空白处分别绘着一位《水浒》人物，他们是：雷横（九万贯）、索超（八万贯）、秦明（七万贯）、史进（六万贯）、李俊（五万贯）、柴进（四万贯）、关胜（三万贯）、花荣（二万贯）、燕青（一万贯）。

　　“十字门”共十一张牌。同“万字门”一样，也绘有水浒人物，分别为：宋江（尊万万贯）、武松（千万贯）、阮小五（百万贯）、阮小七（九十万贯）、朱仝（八十万贯）、孙立（七十万贯）、呼延灼（六十万贯）、鲁智深（五十万贯）、李逵（四十万贯）、杨志（三十万贯）、扈三娘（二十万贯）。其中百万贯又称“百老”、千万贯又称“红千”、万万贯又称“万胜”。

　　马吊牌的形制，反映出宋代以下商品经济繁荣，金钱和商品对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宋以下风靡于世的话本小说就有许多反映商人市民生活，宣扬发财致富的主题内容。而在赌博文化之中出现这种与前代迥然不同的，赤裸裸地用整套货币形象来表现的博戏，也正表现了这种社会心理和趋向。从空没一文到万万贯，人生的追求、地位和名望，既倚仗财力，又表现在金钱的积累上。有钱便可胜过他人，慧者得利以兴，愚者因利以亡。至于在牌上绘有宋江等水浒人物形象，既反映了当时通俗文学的巨大影响，也反映出人们对勇敢忠义行为的敬仰。因此，可以说一副马吊牌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要素的集中反映。

　　据明人潘之恒《叶子谱》所言，马吊牌的玩法大致如下：

　　马吊以军令行之，法分四垒……各执其八而虚八为中营，主将护之……选将以卢卜（即掷骰），植帜于坛，而三家环攻之。

　　以此看来，打马吊是以仿军令为斗牌之法，四人斗牌，每人为一垒。四人轮流抹牌，每人八张，余八张为中营，类似今天“打百分”的底牌。众人用投骰子来举出“主将”，类似后世的“庄家”，主将可以支配“中营”的八张牌。其他三人则联合为一家，共同与主将斗。斗牌的原则是以大击小，牌的大小以“十字”、“万字”、“索子”、“文钱”为序，由大渐小，只有“文钱”一门是以小管大。在斗牌的过程中以己方的牌与他人的牌凑成各种名目的“色样”以论胜负，“色样”的名目繁多，有“鲫鱼背”、“双叠”、“例卷”等等，不一而足。

　　据《叶子谱》所云，马吊牌最初起于江苏昆山一带，明万历、天启年间流行南北各地，打法又各有异同，北方流行的称为“京吊”、南方流行的称为“吴吊”。上述潘氏所云，大概就是“吴吊”之法。

　　马吊牌变化繁多，有很强的娱乐性，故盛行不衰，尤其得到士大夫的喜爱，还给它取了一个雅号叫“无声落叶”。明末清初的士大夫之热衷马吊牌，竟然到了如痴如狂的境地。据当时人申涵光《荆园小语》云：

　　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吴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哉。

　　历数各个朝代士大夫赌博活动，这种“热情”大概要算空前的了。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马吊牌逐渐绝迹。在此之前，它的一个改良品种——默和牌已经悄然而兴。后来，默和牌同骨牌的形制和规则进一步交融，便演变成为风行大陆和海外华人社会至今，被称为“国赌”的麻将牌。为了叙述方便，详细情况且待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