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生活风俗

10、死后合葬

当妇女休止了一生的艰辛，在光影寂灭处得到永恒时，对丈夫的依附仰承并未结束。一俟夫亡，还必须与之合葬，使原有的家庭格局延伸向阴间冥府之中。

随着母权制的崩溃，父权制的日益巩固，葬俗也发生了倾向于男性中心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男子死后，以妻妾或女奴殉葬。在一九五六年发掘的齐家文化遗址上，曾先后两次发掘墓葬一百三十八座，使原始社会末期的葬俗得到再现。这批墓葬有合葬墓二十四座，其中男女成人合葬墓十六座，每墓骨架均为两具，一般都是一具为仰身直肢葬，位于右边，另一具为侧身屈肢葬，位于左边。经鉴定居右直肢仰身者为男性，居左屈肢侧身者为女性。男子仰面舒直、女子侧身屈局的葬式，显示了男子在社会和家庭居于统治地位，女子则是从属和依附性的。这些墓葬的尸体都是一次性埋葬的，在通常情况下男女不可能同时死去，这应是男子为主体而把女子作为殉葬者来处理的。这种男女合葬的葬式显然是后代夫妻合葬的雏形。

据《礼记·檀弓上》所说，夫妻合葬“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看来周代形成定制。《诗经·王风·大车》有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毛传》解释：谷者，生也，“生在于室，则外内异，死则神合，同为一也。”这是一个立足于男性立场的机智的辩护。说穿了，“死则神合”并不是承认妇女死后具有了与男子同等的待遇，而是强调其死后不可独立下葬，仍应归于丈夫之一尊。

东周以后，对偶婚趋于稳定，夫妇合葬成为普遍的风俗，其葬式不仅同穴，而且同椁。椁是棺外的套棺。上古棺厚四寸，椁厚五寸，“以斯知不欲速朽也”（《礼记·檀弓上》）。《礼记·檀弓下》载：“孔子曰：卫人之皃也，离之；鲁人之皃也，合之；善夫！”孔颖达疏证：“皃谓合葬也，离之谓以一物隔二棺之间于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犹生时，男女须隔居处也。”“鲁人则合并两棺置椁中，无别物隔之，言异生不须复隔。”不管二棺之间间隔与否，显然都在同椁之中。相比较而言，鲁人皃葬之法更符合人之常情些，且有圣人称善，遂成定制，后世夫妻合葬便是两棺紧接为常式。汉代以后夫妻合葬并穴而不同椁，据朱熹解释，那是因为上古椁是以许多木材做成的，大小可随人所欲，后世椁用全木，没有如此巨木可为大椁，所以合葬者只能同穴而异椁了（《朱注礼记》）。理由不大充分，聊备一说而已。

夫妻二人，死亡时间有先后，一般是取新丧至前丧葬所合葬。如《后汉书·孝仁董皇后传》：“后忧怖疾病，暴崩，丧还河间，合葬慎陵。”唐天授三年正月六日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参军事张（玄弼）君墓志铭云：“（子柬之）奉夫人遗诲……移玄弼与夫人合葬于安养县西相城里之平原。”元和十年八月四日大唐故河南府密县丞薛府君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云：“夫人……皃于密县府君之穴，遵旧礼也。”但也有取前丧至新丧之所与新丧合葬的。如《后汉书·光武郭后纪》载：“光武郭皇后，真定皅人也，父昌。建武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遣使者迎昌丧柩与主合葬。”《后汉书·清河孝王刘庆传》云：“左姬字小娥，姊字大娥。二娥数入掖庭。和帝赐诸王宫人，因入清河第，及后（庆）幸爱极盛。姊妹皆卒；葬于京师。庆薨，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丧与王合葬广丘。”

合葬之妻，依礼制当以正妻元配皃之。明穆宗即位时，朝臣曾专门讨论是孝洁皇后与大行皇帝合葬还是以孝烈皇后合葬呢？若遵遗嘱，当皃孝烈，但舍元配了。后提议依礼法以元配孝洁皇后合葬皃庙，而别祀孝烈皇后，这一提议得到了穆宗的支持（《明史·后妃传》）。但实际上历代贵贱（尤其是士庶阶层）对这一礼制遵守得不很严格。如果元配无子，继室有子，则往往母以子贵，以继室为皃，甚至元配有子，继室亦可皃葬。如唐永贞元年十一月一日故桂州临桂县令范（奕）府君墓志铭云：“前娶夫人河南独孤氏，一子遥。继室夫人陇西李氏……（范奕）与李夫人同皃。”这是从葬礼上承认了“接脚夫人”在家庭关系中的正常地位。

不过，这种选择的尴尬和厚此薄彼的矛盾在更多的情况下用前后数妻同时合皃的方法调和了。汉王盱墓内共四棺，除盱一棺处，其余有三女棺，很明显就是王盱的大妻小妻了，生前皆为收用，死后也统统招纳（《乐浪》）。汉文陵中共有四棺五尸，由遗存敛具考证，中棺之遗骸为男子，而中棺、东棺、旁棺之北向者皆为女子。据椁室构造看，建墓初意只容中、东两棺，其他女棺都是后来为淡化炎凉而改造墓穴，增设位置的。唐代大中初东都留守左衙飞骑将上轻车都尉曹庆先后三娶，据墓志铭云：“夫人樊氏，先公而亡，公先娶陇西李氏……又娶清河张氏”，曹庆的侄子在办理丧事时，“启樊氏叔母、李氏叔母窀穴，合皃玄宫。”这种一视同仁的处理方法也确实可以减少后辈调节先尊亡灵关系时的种种心理负担。

不容否认的是，自战国以后，儒生与方士，儒家与阴阳家、神仙家逐步趋同合流，并建构起一套完整的封建神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与芜杂的民间宗教拍合，对中国历代各个阶层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这样影响使死亡与生存同样被误解。而这种误解促成了一个虚诞冥世的出现。因而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深深烙印着一个与现实世界对等的家庭结构。如果说以元配合皃是现世家庭的主体在冥世的再现的话，数妻合皃则是现世家庭多妻婚媾的完整复制了。

正是这种潜意识的存在使合葬免不了种种荒谬谲怪。“招魂合皃”可算一宗。这是指女方死难不得遗骨或卒后埋葬墓所失寻，在丈夫死后举行一定的迷信仪式，招女魂灵，与夫合葬。《后汉书·邓晨传》载，邓晨娶光武帝刘秀的姐姐刘元，在一次战事中汉兵大败于长安，刘秀单马逃遁，遇见刘元，赶忙上前，令上马随行。刘元审时度势，自知弟独骑可脱，若再携救她同行，必将两殁，不肯从弟而遇兵难。光武帝即位，封谥元姐为新野节长公主。邓晨卒，特下诏举行隆重礼仪招迎新野公主之魂与邓晨合葬于北邙，并亲自乘舆临丧送葬。后代亦有这类虚诞之事。如唐故隰州大宁县令王（纂）君墓志铭云：“夫人吉氏，去贞观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终于积德坊……以乾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招魂合葬于邙山之阴。”

另外一宗大概要算“两殇合葬”了。有些少年男子尚未聘定就早早夭亡了，孤栖黄泉岂不寂寞？于是便找一个年龄相当的亡女合葬为伴，仿佛成夫妻之配，安慰孤魂。《周礼·地官·媒氏》有“禁迁葬者与嫁殇者”语。郑玄注：“嫁殇者，谓嫁死人也，今时娶会是也”，“生不以礼相结，死而合之，是亦乱人伦者也”。可见这种陋俗（后世称为冥婚、虚合）早已有之，但直至汉代都为礼制所禁止，舆论所谴责。汉后这种陋俗渐盛。曹操幼子曹冲早夭，操甚悲哀，先欲聘司空掾邴原亡女合葬，遭邴原拒绝，终于聘甄氏亡女与之合葬（《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唐代此风亦盛，如中宗之子李重润十九岁为则天加害，中宗即位，追赠皇太子，谥曰懿德，陪葬乾陵，并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旧唐书·懿德太子传》）。这一记载已被当代对懿德太子墓的发掘证明，太子墓石椁内存男女二人骨架，即李重润与冥婚合皃的裴女。另外，韦后为其弟韦洵和萧至忠亡女冥婚亦见诸正史。今存唐代墓志中也不乏这种记载。唐后男权更重，陋习愈深。《元史·列女传》中记录了一个凄极哀绝的故事：东平须城人杨氏，丈夫郭三，从军襄阳。杨氏在家奉事公婆，是远近闻名的孝妇。至元六年，郭三死于戍所，此时杨氏尚在青春年华，母亲劝她改嫁，杨氏号痛自誓，母亲也便作罢。后丈夫遗骸还家，公公说：“新妇这样年轻，最终恐怕是留不住的。但果真这样，我儿子岂不是要永远鳏居于地下吗？”便求本乡亡女尸骨与郭三幽契合殇。杨氏知情后更加悲痛欲绝，绝食五天后自缢而死，家人便将她与夫合葬，陪伴亡灵。

也正由于人妻合葬被赋予了婚媾团圆的象征意义，许多男女欲爱而又不能得其所爱者往往借此作为最后的精神寄托。焦仲卿与刘兰芝被专制的家长棒打鸳鸯，团圆无望时，双双自绝，情感天地、“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这根深叶茂的连理枝正是尘世间人对殉情合葬中爱的因素的肯定。另一个千载流传的华山旁的合葬故事更加催人泪下：

南朝宋时，南徐有一年轻的士子从华山畿前往云阳，见客舍中有一女子正当十八九岁芳龄，心中非常爱慕却又无从达意。后思念过度，突发心疾，母亲觉得事情蹊跷，仔细询问原因，士子具实以告。母亲就到华山寻访，终于找到了这个女子，向她详细叙述了儿子沉溺痴情，身染疾病的来龙去脉。女子深为感动，脱下蔽膝，告知其母将此置于士子席下便可救之。其母依言行事，不几天果然儿子病情好转。但一天他忽然揭开席子，抱持住女子蔽膝，吞食而死。欲绝时嘱咐母亲说：“葬时车载请从华山畿经过。”母亲听从了他的意见。当牛车要到女子家门时，老牛突然停下不走了，无论怎么打也不肯挪步。女子闻讯忙对送丧人说：“请稍等片刻。”不一会她洗好澡，化了妆，悲歌而出：“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歌毕棺盖应声而开，女子跳入棺中自封于内，家人叩打，女子毫不理会。人们无可奈何便合葬了这对青年男女（《古今乐录》）。这一显然经过文人加工过的传说为“合葬之礼”晕染上了一层爱的春光，同时也在男女归宿形式上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二重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