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

2.战前浙江的工业与战争损失

一般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虽然比较艰难，但其中的工业化还是有一些成就的。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第一，沿海地区和内地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据统计，战前中国的3935家现代工厂有62%分布在江苏和浙江地区。第二，产业结构中轻工业的比重大于重工业。浙江地处沿海，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渗透较早的地区之一，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现代工业的产生有催生的作用，因此，浙江的现代工业较之中国内地的其他省份起步较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的建立，稍后又有杭州的通益公纱厂、萧山的通惠公纱厂的相继建立，揭开了浙江现代工业的序幕。20世纪初，浙江人投资办厂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到1911年，浙江的各类工厂有2493家（包括手工工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欧战，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暂时得以放松，再加上民国初年一些鼓励实业的政策导向，浙江的丝织、棉纺、针织、碾米、造纸等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实业的政策和措施，比较重要的有1929年的关税自主、1931年的“裁厘改统”、1933年的“废两改元”、1935年的法币改革等等，这些措施为工业的发展创设了重要的条件。此外，从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里，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内战不断，有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有国民党内部新军阀的战争，也有国民党与中共武装力量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但总的来说，上述内战对浙江影响不大，这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浙江工业发展的。因此，经过十年的建设，浙江工业化水平还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到抗战爆发前，可以说浙江的工业化进程在国内是较为领先的。

浙江的电力工业是战前发展最快的行业。早在1897年，杭州、宁波两地的一些工商业者就设法集资创办浙江省电灯公司和宁波电灯厂，但由于当时晚清政府的干预和商民筹办资金的困难等因素最终夭折。直到1911年杭州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终于正式建成了板儿巷电厂并向杭州城区供电，此后在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温州、吴兴等地的一些富商士绅竞相兴办电力企业。由于办电厂有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就连一些较小的县城和集镇也逐渐办起了小电厂。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了鼓励并规范民营电气工业发展的法规，到1929年，全省仅登记在册的民营电气企业就达104家。为了扩大电气工业的规模，同时也为了加强政府对工业经济领域的控制，1929年浙江省政府决定将原来由官商合办的杭州大有利电灯公司收归官办，易名为杭州电厂，到1932年10月，该厂装有7500千瓦中温中压凝汽轮发电机组两台，成为浙江省最大的发电厂，它与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南京下关发电厂并称为东南三大电厂。民营电气工业收归官办激起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抗议，1933年，杭州电厂又改组为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为总厂，海宁、余杭等地设分厂，并成立了董事会，设管理处于上海，再度成为民营企业。鄞县的永耀电力公司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民营电力企业，该公司于1935年用招标的方式向上海瑞士代理商新通贸易公司增购了32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一套，还向德商购买了3300千瓦发电机组一套，到1936年总装机容量达8100千瓦，比初装机容量增加了161倍，一跃成为东南地区的重要电力企业。除了这些较大的电力企业外，这一时期，由于浙江各地新办工矿企业较多，对电的需求量增加，因此也刺激了浙江中小型电厂的发展。1927年到1931年全省建立了33个厂，这些电厂基本上是商民投资，电厂多以柴油机作发动力，容量大到数百千瓦小则数千瓦，一般是白天开机碾米，夜间发电照明，分散经营，自发供给。到1936年，浙江的电力工业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电力工业的资本额也呈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如杭州电气公司的资本额为3000000元、鄞县永耀电力公司资本额为1220000元，绍兴大明电力公司资本额为700000元，吴兴电气公司资本额为417000元，永嘉普华兴记电力公司资本额为300000元。全省有56个市县拥有发电厂，总数达到了110座，装机总容量为29829千瓦，年发电量为5056万千瓦。电力工业的发展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保障。

浙江自从清末以来即有少量煤矿得以开采，但浙江煤的储藏量较少，据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统计，浙江的煤矿储量为1亿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浙江只有长兴、寿昌两个较大的煤矿。长兴煤矿建于民国初年，原本是商办煤矿，但在20年代前期由于地方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只好停办。1927年12月，浙江省建设厅以长兴煤矿长期停工拖欠矿税为由，对该矿收归官办。1928年7月，省政府又将该矿移归中央建设委员会办理，并组织了长兴煤矿代办。收归官办后，由于国家资本在资金调拨、设备配置方面均比民营时有较大优势，所以长兴煤矿在经营上较前有所好转，1929年每日煤产量可达10多吨，最多时可达到百余吨，1931年日产最高时达到了600吨以上。但该矿官办的时间并不长，1932年，再度改归民营。1936年浙江全省的煤产量为242472吨（主要是长兴煤矿的产量）。

战前浙江的机械工业虽然并不发达，但也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据统计，全省有106家机械工厂，主要分布在杭州、宁波、温州、镇海、吴兴等地，资本总额为354100元。

浙江的造纸业长期以来主要是手工造纸，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浙江的机器造纸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1927年，民族资本家竺梅先和金润庠在购买了嘉兴和丰纸厂（后易名为“民丰”）和杭州武林造纸厂（后易名为“华丰”）后，逐渐扩大生产规模，初期经营黄纸板，由于该品种本轻利重，再加上产品运输时所占吨位较高，舶来品利润不大，所以纸板市场一直看好，以后两厂又日渐扩大纸板品种。1936年民丰造纸厂依靠本国技术力量，试制成功了生产工艺复杂的卷烟盘纸，在市场上取代了外国进口货，并获得了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专利。除华丰、民丰两大造纸厂外，温州的温溪造纸厂、杭州的美利造纸厂、萧山的勤业造纸厂也都有一定规模。

丝绸业是浙江传统的大宗产业。1924年至1929年间，是浙江机械缫丝工业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全省共兴办了机械缫丝厂19家。1928年，杭州纬成厂拥有新式座缫车488台，年产生丝可达640关担。1929年浙江省建设厅拨款在杭州武林门外兴建了杭州缫丝厂，引进群马式立缫车等设备，成为全省丝厂技术改造的试点。

1929年以后，浙江的丝绸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波及到了中国，浙江作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自然免不了受冲击。此外，由于日本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将战火引向中国东北和上海等地区，这些地区正好是浙江丝绸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区域，因此，在30年代初期，浙江丝绸业一度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

为了扭转困境，政府和商民都作了努力。浙江蚕业公会联合会在致实业部的信中建议政府“从速于最短时期内筹设国外生丝推销机关及国内生丝统制机关，如华丝外销能打开出路，内销能稳定市场，则停工之丝厂均可复开，农民生计及工人失业问题不难根本解决”。在民族工商业者的推动下，浙江省建设厅先是颁布了四项救济办法：第一，由各县市的有关部门组织公共烘茧，烘成干茧储藏待售；第二，劝导蚕农成批收集蚕茧以便于脱销；第三，各县市银行及其他借贷机关发放低利干茧抵押贷款；第四，各地原有蚕行蚕库租给蚕农储存干茧。这些措施对于蚕农和厂商摆脱困境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国民政府后来又发行“江浙丝业公债”，用来改良蚕桑、救济工厂和改进丝厂设备。1932年，浙江、江苏两省与国民政府实业部又商定所谓“治标”办法，主要内容是：财政部暂停征收生丝出口税和特税；由江浙两省政府发行“库券”400万元，所发库券分四年还清，年息六厘，厂丝出口拨补以此项库券拨给；由江浙两省的金融机构贷放丝蚕款300万元，每担丝出口补助140元、补助共20000担，剩余的20万元作为两省改良蚕业之用；浙江和江苏两省金融业照例做生丝押款至少400万元；由江浙两省劝导金融业及丝蚕商通力合作，收蚕缫丝；由政府规定鲜蚕收价和烘茧费用，以免放价竞买。1935年以后，浙江省蚕丝统制委员会统购统销了改良蚕种，又把统收来的全部蚕茧委托缫丝厂承缫，同时该会还筹款16万元拨借各厂装置新式缫丝机械，当时全省有丝厂33家，有缫丝车8595台。这些措施对丝绸业走出低谷产生了重要作用。以杭州为例，1936年时全市机台达14700台，绸厂140家，机坊4000户，生产绸货11035千匹，产值达到了4116万元。

就浙江工业的区域布局来看，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浙江的重要工厂区域分布如下：杭州有工厂121家、嘉兴14家、平湖49家、宁海23家、长兴10家、吴兴36家、鄞县208家、慈溪55家、余姚15家、奉化10家、定海18家、瑞安17家、黄岩62家、乐清25家。可见战前浙江的工业厂家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及温州地区。这些统计虽然并不全面，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浙江工业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

从战前浙江工业资本中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比例来看，战前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国家资本的比重也是远远低于民间资本的。据统计，1935年时，全国范围内的国家资本占整个资本额的12%，而民间资本则占到了88%。就浙江而言，国家资本的比重似乎还要低，除了在公路和铁路等交通运输领域外，工矿企业中基本上不存在国家资本。

战前浙江手工业仍然保持着传统优势，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众多，1936年全省从事手工业者不下500万人，而此时全省的人口为2033万人，从事手工业者占到了总人口的25%。不少手工业品销往海外，从1933年浙江手工业产品的出口来看，主要有杭县的麻布、黄烧纸、草鞋、竹篮，海宁的羊皮、羊毛，富阳的纸、伞骨，于潜的桃花纸，海盐的土布、夏布、皮毛，平湖的小布，武康的帚把、竹筷、黄沙缸，德清的烛芯，鄞县的草、麻制品，奉化的纸，绍兴的锡箔，余姚的草帽，黄岩的草席，天台的棕线，衢县的花笺纸，江山的土纸等。到1936年浙江的草帽、草席、刺绣等输往美、法、英及南洋各国达1200万元以上，纸伞、纸扇、毛笔等手工业产品更是遍销国内外。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浙江的手工业虽然从业人员多，但其产值仍大大低于机制工业，我们从《1936年浙江工业产品的产量和产值统计表》中明显可以看到这点。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战前浙江工业的基本情况：在浙江的产业结构中，重工业虽然并不算发达，但电力工业还是有相当的成就，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保障；煤炭工业虽然厂家不多，但生产规模还是有了提高；在造纸业中，传统的手工造纸业渐呈衰势，机器造纸业有了一定的规模；以丝绸业为主的轻工业在商民的苦心经营下，走出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仍然保持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就全省的工业结构来看，机制工业厂数虽不及手工业家数，但产值和资本额都远远超过了手工业。从投资的主体来看，官办工矿企业很少，民营企业占据着主导地位。就工业的区域布局而言，工业重心基本上在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和温州地区，其他地区则相对薄弱。总体说来，浙江整个工业的局面呈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淞沪战役接近尾声之际，战火蔓延到浙江。12月下旬，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大部分沦陷。日本侵略者由此开始了对这一地区工商业野蛮的掠夺与摧残，钱塘江以北地区的工商业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此后日军在1941年又发动了宁绍战役，1942年发动了浙赣战役，浙江的沦陷区进一步扩大到浙东、浙西南地区，这里原有的工业基础同样遭到了巨大破坏。

战时浙江工业损失的第一种类型是由于日军的军事进攻，一部分原有的工业因工厂或机械被毁等原因失去了生产能力，从而造成了损失。

战前浙江的电力工业有110余家，抗战期间损失惨重，如嘉兴永明电气公司事务所的房屋毁于战火，杭州电气公司在国民党军队退出杭城时曾将闸口新发电厂内的机器自动破坏了一部分，以防资敌。杭、嘉、湖地区沦陷后，“华丰”、“民丰”等大型造纸厂被日军强行霸占，耗资10万元筹建的温溪纸厂无法经营，一些勉强开工的纸厂也由于原料昂贵相继歇业。浙江的机械工业也同样损失巨大，规模较大的武林、大来、协昌、胡金兴、应镇昌等五家机器厂本来准备装箱运往四川，但只有一部分零件运到浙江尚未沦陷的地区，据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估计，杭州搬到金华的工业设备仅及整个设备的1/10。1942年日军进攻温州期间，从城区掠夺各种机械设备等，仅城区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3792万元。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到1945年，浙江的机械工业厂家只剩下22家。浙江的棉纺织工业本来就比较脆弱，据1934年调查，全省大小工厂32所，布匹产量共计643620匹，到1945年9月，产量仅有77572匹。丝绸业被破坏的情形更为严重，日本侵略者不仅给丝织业造成了濒于覆灭的境地，也给广大的蚕农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全省战前共有大小私人种场达105家，在战争中90%被摧毁，如杭州的西湖、萃盛、西溪、凤亭等种场，嘉兴的明明种场，都是规模较大的种场，均被战火所毁坏。战前浙江省30个县桑树栽培面积为2658194亩，桑叶产量为18366410担，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防止中国军队袭击，将沿交通线两旁的桑树大部分砍伐，战争结束时只剩下十之三四。

战时浙江工业损失的第二种类型是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采取了直接的掠夺，其中主要是对各地所存物资和工矿原料的掠夺。

在整个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抵抗乏力，仓皇撤退，使得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更大损失。在永嘉，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大量物资未及时转移，仅中央各运输机关的桐油、锑、丝、茶等损失就达650万元左右，县仓库损失米3076斤，商会损失米12万斤，商家损失1800万元左右，住户损失约200万元。在瑞安，据估计商家损失60万元，住户损失40万元，空袭损失26万元。在慈溪，日寇大肆掠夺，按户搜劫，致使中央贸易委员会寄存庄桥（现属宁波市）之物资，全部被劫，而民众之粮食、金属器皿、财物等，亦尽行劫去，装载帆船30艘，运往宁波。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鉴于国内资源贫乏，十分重视对占领区工矿资源的掠夺。日本的“华中矿业公司”就是专门在华中、华东从事矿业掠夺性开发的机构，该机构通过直营矿山的采掘和买矿等手段将工矿资源大量运回日本。浙江的氟石资源特别丰富，战前日本已垂涎三尺，1941年日军发动宁绍战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夺取氟石资源。象山境内的茅洋氟矿是一个老矿，在日军侵占茅洋的四年里，从茅洋挖走的氟矿石估计有10万吨，其中有5万吨经石浦港运往日本，还有5万吨因运石船“兴丸号”于1945年4月2日被盟军飞机炸沉而未运出。日军掠夺氟矿资源的情况从日方自己的统计中也可以得到说明，据统计，仅昭和19年7月份的采掘数量就有：金华矿区1021吨，武义矿区4634吨，义乌矿区1321吨，湖州矿区941吨，象山矿区3500吨，共计11417吨。武义矿区是日军采掘的重点，浙赣战役发起后，日军参谋本部指出必须获得沿途的氟石矿作为军用。日军大本营在7月28日的命令中规定：部队在浙赣后撤时，退至金华、武义地区为止。其目的就在于掠夺该地区之氟石资源，实现其“以战养战”的阴谋。日军为迅速盗取武义氟石矿，进行机械化开采，用暴力征用大批民工与军队俘虏充当矿工。到日军撤退时，仅留存的氟石矿就有近万吨。据初步估计，该矿被采大约达30万吨以上。至于其他战略物资，日军更是大肆掠夺。例如在温州，日军也供认：“旅团驻守在温州附近，搜集物资，运往后方，直至撤离。”

各类金属、木材也是日军掠夺的重点。日军占领当局指定日本的昭和通商、津下本洋行、庄保洋行等作为在杭州地区、宁绍地区与金华诸暨地区专事收购有色金属的商社；指定三河兴业、中国兴业、津下本洋行等收购上述地区的铁类。据日本方面自己的统计，昭和17年在浙东夺取的重要战略物资计有原木20945根，坑木311659根，坑木用原木235912根，有色金属652311斤，银币白铜币13982枚。昭和18年在浙东的金华、兰溪、武义、义乌、东阳、诸暨、浦江等县夺取物资计有铁屑175094公斤，铜币179638公斤，其他有色金属143769公斤。昭和19年上半年在浙江取得物资计有铜币3500公斤（14028911枚），黄铜7000公斤，氟石16982吨，铅5000公斤，松材5826石（112405根），杉材31384根。

战争期间浙江工业损失的第三种类型是日军通过多种手段利用原有工业基础服务其侵略战争。日本入侵浙江后，为了维持长期占领的需要，设法利用原有的工业设备，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军入侵杭州后，将艮山门外的旧发电厂经修理后于1939年1月恢复发电，各项营业均由日军严密监视。为了全面控制京沪杭一带的电力工业，1938年6月，日本占领当局还成立了华中水电有限公司，一元统制该地区的电气水道事业。对于浙江的丝绸业，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杭嘉湖地区后，即着手筹划对浙江丝绸业的“统制”。1938年8月，日本国内一些大的蚕丝团体与伪实业部在上海联合成立了“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中公司”）。该公司通过浙江省伪建设厅先后在杭州、嘉兴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支店），在湖州、长安、硖石、海盐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具体执行“统制”事宜，从而在浙江沦陷区全面垄断了蚕丝业的各种环节。第一，统制蚕种。由于浙江本地大量蚕种场的存在不利于日本倾销其国内的蚕种，所以他们设法削减浙江原有的各蚕种场，经常借口中国蚕种有病毒，强令集中烧毁。仅1941年江浙两省就烧蚕种60万张，与此同时，日本则强行向浙江输出蚕种。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间日方共输出蚕种达140万张，占全部配发蚕种量的一半。第二，统制茧的收购。华中公司控制了浙江及江苏约三百多个茧行，他们不准商人自行收茧，所有茧行一律由华中公司订约收购，他们往往是先下令严禁蚕茧运到上海，然后抑低价格强迫农民出售。第三，统制制丝。杭嘉湖地区沦陷后，日伪对沦陷区的缫丝厂基本上采取了两种控制方式，即军事管理与委托经营。“军管”一般是在日军强夺后转托会社经营；“委托”则是由日方委托商家经营。浙江当时一些大的丝厂如杭州丝厂、纬成丝厂、天章丝厂、长安丝厂等都分别被日本侵略者以上述方式占有。日伪既控制这些厂家的生产也控制了其外销，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上述丝厂所产的两万多担生丝全被日伪掠夺，华中公司通过出口攫取了大量外汇。

正是通过上述这些不同的形式，浙江在战前建立的工业化基础遭到了重大打击，浙江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受到重创。

对于浙江各地工业所受的损失，浙江省政府在战时就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要求各地将每次战事所受的损失加以调查并上报，从现存档案材料来看，各地上报到省政府的损失一般是在刚刚经历战事不久，对损失数量的调查和统计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一般来说只会存在因调查的仓促而导致的不全面性。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组织各地和各部门对抗战时期的损失加以全面调查和统计，据此，浙江省形成了一组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抗战时期工业损失数据，战时浙江工业损失最大的是战前工业较为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地区。我们透过一些零星的统计数据也不难看出这些地区所受损失的程度：奉化县战时工业损失为145万元；桐乡县工业（主要为电灯厂、造船厂、榨油厂、碾米厂）损失为752500000元。嘉兴县战时直接工业损失（包括电业）为780000元；平湖县工业损失（包括电业）为400000元；鄞县工业损失为3151万元（包括电业）。浙江省在抗日战争时期各类工业的损失中，仅在国民政府经济部注册的269家工厂的损失就达15402884元。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仅沦陷区的直接工业损失就达392亿元（1945年币12月的法币币值）。考虑到战前浙江官办工矿企业很少，因此这组数据也可以看做是浙江民营工业的损失。此数据中尚未包括电力工业和煤炭工业这样一些较大的行业损失，也未包括因战争所致的间接损失，因此这组数字还是相当不全面的，尽管如此，它毕竟是浙江省政府根据各县市各部门上报的原始数据汇总而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即使仅就这一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战前浙江建立的现代工业基础，在战争中遭到了重大的破坏。虽然在战争期间浙江省政府在大后方的处属地区也建立了一些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处属地区的工业发展，但这些工厂多与军需相关，战争一结束，这些厂家便多趋于萎缩，对于浙江区域的工业化进程没有特别的推动作用。战后摆在面前的任务首先是对被破坏的工业基础的重建，这使得浙江这个在中国还算工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的整个工业化进程大大地放慢了，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浙江人民的一笔巨债，诚如有的史家所言：“我们可宽恕他们的滔天罪行，但不能忘记这一笔总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