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

序2

1.全国性抗战损失研究概况

战争损失指的是交战国在战争进程中以及由于战争的结果，在前方和后方所遭受的人员损失和物资损失。战争损失可分为直接的损失和间接的损失，直接的损失与各种武器的杀伤破坏有关，而间接的战争损失则包括因战争引起的各种生命和财产损失。简单地说，战争损失主要是指军民伤亡和公私财产直接和间接的损失。

中国在近代史上多次经历战争，但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多数以失败而终，每次战败后又多以割地和赔款了结。列强在索取战争赔偿时表面是依据其所谓军费和损失确定数目，实际上往往很少考虑这一层就提出勒索数目，甲午战后日本的索赔就是一个典型。由于中国每每处于战败国的地位，对于自己在战争中所真正受到的损失从未作过认真的调查和统计，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决不相信日本会再次赢得战争，抱定了中国必胜的信念，甚至早在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后，施肇基就代表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希望国联调查中国的损失，并要求日本作出赔偿。一些学者也对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中中国所遭损失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和统计。

全面抗战爆发后，更有学者潜心钻研战争损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潘嘉林和韩启桐就是其中的两位。潘嘉林在1941年春写成了《抗战三年我公私损失初步估计》，韩启桐于1944年发表了《中国对日战事损失的估计》，后者成为中国学者研究战争损失最有影响的成果，它根据多方面的材料，用比较科学的统计方法估算了从1937年7月7日到1943年7月6日共六年时间里中国所遭受的损失。根据韩启桐的统计，中国在抗战六年之中陷区总面积5781000平方公里，陷区内至少有半数以上地方作过一次以上战场，被灾地域则更为广阔，可达上述面积的七成以上，至于后方地域，至少有23个省区遭受了轻重不同的轰炸灾祸。中国所受损失达国币44967571000元，如以1936年法币与美金之比价，约13359416000美元。若以战前全国人口总数479084651为准，每人平均负担法币94元，或美金28元，此数目在当时虽已是十分巨大的数目，但韩氏还是充分地估计到了其保守性，认为“这一估计当然是属于最低的数字，因为其中有许多有意或无意的缺漏，致有多次损失都未计入，预料将来损失调查及估计方法改进以后，我国全部损失增为上数之一倍，也是很可能的事”。韩启桐的战时损失研究为国民政府战后对日索赔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抗战胜利后，韩氏被聘为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特聘委员，参与对日抗战损失的调查工作。韩启桐在战争期间关于战争损失的研究也开启了中国学者以个人力量从事该项研究的先例。

就在韩启桐等学者钻研中国战争损失的前后，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注意到了进行战争损失调查的重要性。1938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参政员黄炎培等首次郑重地提出提案，建议政府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黄炎培的提案不但获得大会通过，而且也引起了最高当局的重视，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抗战损失调查的工作交给了行政院。1939年7月，行政院颁布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通令全国中央机关及各省市县政府分别调查，每半年具体呈报一次，并指定由国民政府主计处审核汇编所有调查资料。

当抗日战争进入后期，盟国对日作战形势日渐好转之时，1943年11月17日，蒋介石指示行政院：“自九一八以来，我国因受日本侵略，关于国家社会公私财产所有之损失，应即分类调查统计，在行政院或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机构，切实着手进行，勿延。”在蒋介石的指示下，1944年2月5日，行政院成立了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因日本的入侵中国所蒙受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以备向日本要求赔偿。1945年4月26日，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又改属内政部，从此直到1946年11月（此后该委员会改称赔偿委员会，隶属行政院），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抗战胜利时，鉴于对日索赔在即，蒋介石再次下令：“敌人投降后，关于抗战损失调查工作，应加紧进行，务于最短期内办理完竣，以便据以对敌清算为要。”据此，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更是加紧工作，后来国民政府提出的关于抗战损失的各项统计多以此阶段的调查、整理和统计为基础。

国民政府对抗战损失的调查虽从1939年即着手进行，但其机构迭次变更隶属，再加上调查工作一直在战争中进行，因此调查和统计的难度是很大的，以至于在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很难拿出一组令人信服的数字。1945年10月中旬，行政院汇总了一部分省和政府部门的调查情况，编成了《财产损失报告表》和《人口伤亡报告表》，初步估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争结束的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计为3100372亿元（法币，以1945年8月价值折算），未折合的价值9033.7亿元。各地所报的人员伤亡只有516609人。这组数字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人、财损失的第一次初步统计，由于当时绝大部分省份、部门尚未上报损失材料，因此这组数字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1945年11月以后，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到1947年初，形成了《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该说帖较为具体地列举了中国所受损失的情况。

首先，说帖统计了中国的被灾范围：“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为第一期，计一年四月，已遍及13个省，北起黄河流域察、绥、晋、冀、鲁、豫6省，中达长江流域苏、浙、皖、鄂、赣5省，南及珠江流域粤、闽2省。经过剧战的地方总达256市县。第二期起自27年秋末，截至32年7月6日，计时总达四年又八月。战场仍以第一期被侵各省为主，另增湘、桂、滇3省，各省遇战县数多少不一，山西省特多，计61县。次则浙、鄂、粤、赣4省均在30处以上。再次如豫、桂2省亦各有约20处，其他皖、湘、苏、闽、鲁、绥、滇、冀8省则有15处至1处不等。合计15省共有295市县。第三期自33年7月6日起至34年8月14日止。敌后游击为制敌有效战术之一，自僻野山谷以至城市据点经常皆在战斗中。概括言之，山西境内不独争斗频繁，规模亦特巨大。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带每为敌军扫荡中心。除若鲁南、豫北、苏北、淮东乃至地形复杂区域如苏、浙、皖边区，豫、鄂、皖边区及太湖等处，亦为互争之地。择其较著者计有84市县作过游击战场，计黄河流域50处，长江流域32处，珠江流域2处。八年来全国曾蒙战祸区域全国共有□□省467市县。日本空袭广及16省，内含战区粤、豫、赣、桂、浙、闽、皖、湘、鄂、滇10省及陕、川、黔、甘、青、康等后方6省。空袭灾区至少应有23省。幸免于害的除东北4省不计外，仅远居边陲的新疆、蒙古、西藏三地而已。”

其次，说帖对中国公私财产直接损失也作了初步统计。根据这个说帖，公私财产直接损失为31330136000美元。此数字尚不包括东北、台湾及海外华侨所受的损失，亦不包括军费在内。这组数字的形成是根据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及胜利后所作的“偏于估计之统计”数字，再参照中国国民富力及各种资产状况由各方面专家研讨而定。这组数字由于是出于应急的需要，即远东委员会当时正准备召开日本赔偿会议，时驻美大使顾维钧电催国内提供详情，以备提交会议，因此统计数字缺陷甚多。第一，它未将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损失统计进去。第二，在地域上未包括中国东北、台湾及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

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工作报告全面地列举了中国在抗战中的各项损失，这是中国政府对中国在抗战时期所蒙受的损失以官方名义发表的第一次统计数据，根据该报告，中国的人财损失如下：

公私财产直接损失：31130136000美元

公私财产其他（间接）损失：20444741000美元

军费损失：4168967000美元

军民总伤亡：12784974人

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

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

平民伤亡：9134569人（死亡4377504人，负伤4737065人）

由国民政府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主持的中国战争损失的调查与统计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它为我们后来开展专门的研究搭起了一个基本的平台。对于国民政府抗战损失调查的史事，台湾学者迟景德先生专门著有《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国史馆印行），该书以研究设置抗战损失调查的机构沿革为经，损失调查统计工作为纬，并随文附有各种抗战损失调查表，颇具学术价值。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损失问题，除了国民政府所公布的数据外，战后一些国际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史学工作者从各个方面继续展开研究。其中，中国军民的伤亡问题尤其受到关注。联合国秘书处早在1947年2月公布中国死于战争者为900万人，伤者不可胜数。外国学者在有关的论著中对中国战时的伤亡人数往往只是作一般的估计，而且悬殊很大，最低估数为310万人，最高估数为3500万人，这些数字多数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统计和调查基础之上，并无多大参考价值。

在中国内地学者中，李新认为中国军队伤亡40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以上，共计2200万人，胡绳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认为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计2100万人以上。军事科学院在80年代后期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认为中国军民在战争中的伤亡数为2000万人（包括国共双方的军队伤亡数）。刘大年认为，中国为战胜法西斯死亡2000余万人。何理在《抗日战争史》一书中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30万人，人民伤亡达1800万人，共计2130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其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认为八年间关内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在内）达2100万人。罗焕章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人民死伤1800万，共计2180万人。王桧林认为中国军队伤亡为380万人，民众伤亡1800余万人（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共达2100万人。

上述各说法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基本上是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至1945日本战败投降这八年的伤亡数，这些数目其实也只是这些学者们在其有关的著述中附带提及的问题，并不是对中国伤亡人数的专门论述。国内目前对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伤亡人数较为完整的统计数据有刘庭华在《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中提供的数据：国民党陆军阵亡1319950人，失踪130126人，负伤1761335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合计3216079人；中共武装部队中伤亡584267人，民众伤亡18744974人，共计损失人口22545320人。其次，较为全面论述中国战时人口损失的专门论述有孟国祥、张庆军发表的《关于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一文，该文对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战争损失调查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一个较为确切的最终数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曾经陈列的中国军民伤亡人数（1937年至1945年）为21685000人，但后来将陈列数字改为3500万人。1988年以后，中国军事科学院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进行了重点研究，他们根据东北新发现的近60座“万人坑”以及对日军制造的“无人区”进行实地调研，对战争前后人口变化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材料，此外还发现了大批的日军修筑“机密工程”后屠杀劳工的遗址。他们在分析调研的基础上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此说法被广为采纳。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该项研究的完整成果，因此不少海外学者颇为困惑，诚如台湾学者迟景德先生所言：“本人绝非要否定这些统计数字，但以两岸相隔阂，事有不通，诚不知其统计数字是如何产生的？是经过重新普查？抑或是根据资料透过研究作合理的推估？”

台湾学者关于中国战争伤亡数目多引用何应钦的说法，即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军人伤亡（陆、空军）3216087人，人民直接、间接死伤者2000万以上。此外也有学者在平民伤亡人数上持不同看法，如周一行在《日本侵华史实录》中，认为中国平民伤亡人数为2842万人。美国学者何炳棣认为，据保守估计，1937年到1945年的战争中，在中国直接造成的人员伤亡总数为1500万至2000万人。

到目前为止的战争期间伤亡人口的研究基本上不是建立在各省区统计的基础之上，因此，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人口伤亡3500万的说法总是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有鉴于此，开展对区域战争损失的具体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公私财产损失（更多情况下称“经济损失”），因研究的难度较大，虽在不少有关抗日战争史或民国经济史等学科的论著中有相关的成果，但研究角度一般是放在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或资源掠夺这些层面，系统全面的损失研究还不多见。不过这一问题已经逐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有些省份的学者也开始了对本地区战争损失的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每年的课题指南中也将各省战争损失研究列入招标课题，此举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各地战争损失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中国抗战损失的研究特别是公私财产的损失研究，目前的研究趋势正在走出就损失论损失的视野，已有不少学者将中国战时损失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为我们研究抗战损失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学界对于现代化的问题争议虽多，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都承认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其核心是工业化的问题。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本来就很晚，而且在初期的启动过程中受到了外来侵略势力和中国传统的双重挤压，刚有起色，就遭遇了亘古未有的战争――抗日战争，这场延续了14年之久的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然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国外和境外研究现代化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都比较关注。

90年代早期，台湾的郑竹园先生在《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文中，高度概括了中国抗战损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

“1937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把自1912年以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腰斩，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战后各国对战时经济所遭受的损失，都有详尽明确的匡计，以作为要求对方赔偿的依据。不幸中日战争甫告结束，内战随之爆发。对这一场创巨痛深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失，及其发生的深巨影响，竟无人作全面的估计。使下一代的中国人欲求一较完整的记录不可得，这实在是这一代中国人的失职与遗憾。”

进入新世纪以后，虞和平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就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损失。这种损失，在经济上的表现，一方面是在沦陷区内大量的华资企业遭受日本侵略战争的直接毁损，生产力遭受重大伤害，劫后余生者也几乎全部都被日本侵略者所占据，即使在日本侵略者的强迫和中国人民的努力斗争下生产逐渐恢复，也曾经一度出现过像所谓上海孤岛经济这样的生产上的表面繁荣，但是在实质上所有沦陷区的中国经济都已沦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资源提供系统，完全失去了以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的现代化意义。另一方面是，在抗日后方，随着国民政府和战争地区大量华资企业、文化教育机构的迁入，以及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和自我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进行后方的战时经济建设，从而对作为后方的西南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客观的空间传动作用，使西南地区的经济水平和中国的工业化布局发生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但是这种发展和变化不是出自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必然结果，而是在战争逼迫下的临时选择和无奈之举，不仅效果有限，而且代价巨大。”

以上这些论述还是比较宏观性的，但它们代表了抗日战争损失研究的一种新的方向，即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损失问题放到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历程中去考察，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中国现代化问题本身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抗日战争损失的研究不至于简单地作成一个数量考订。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将一些特定区域的战争损失与该区域现代化的进程联系起来加以实证性考察，抗战损失的研究无疑会更上一个台阶。

2.浙江抗战损失研究概况及本书旨趣

就浙江抗日战争损失的研究而言，虽然说比较现成而又系统的研究成果尚未问世，但战争损失的研究毕竟是整个浙江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它涉及日军侵略的过程、日军的暴行、日军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统治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要深入研究浙江抗日战争时期的损失问题自然离不开这些相关研究的学术基础。

日军在浙江的暴行研究是一直受到重视的问题。早在50年代初，《浙江日报》专门就日本侵略浙江的暴行开辟了专栏，征集到了大量战争受害者当事人的回忆。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部门所编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的最初几期刊登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回忆性文章，各县市的文史资料部门也多将日本侵略本县市的历史编有专辑，这在现在看来都是很重要的口述史料。各县市的地方史志部门也做了大量相关的工作，他们在编写本市或本县的地方志过程中，基本上每一个地方的方志都列有“日军暴行录”的专目，将日军侵略本地的大概情形作了交代，而且大多数的县市还将本县市的人口损失和财产损失情况作了汇总。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了《铁证――侵华日军在浙江暴行纪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该书分“同胞亲人血泪控诉”、“残害平民罪恶滔天”、“细菌战争灭人性”、“日军在浙暴行综述”等四个部分，对建国五十年来各地大量回忆材料和地方志相关记载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其中的“日军在浙暴行综述”按年代顺序将日本在浙江的暴行作了全面的考订，并被收录于《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李秉新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被海内外学者广为引用。同一时期，浙江省档案馆和浙江省党史征集委员会联合编辑出版了《日军侵略浙江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这是一部档案资料的汇编，全书分六大部分，分别为“日军对浙江的军事侵略”、“日军在浙江的政治统治”、“日军对浙江的经济统制”、“奴化怀柔的文教侵蚀”、“日军在浙江暴行一斑”、“日军侵略浙江造成的损失”等。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日本侵略浙江的最为详细的资料性书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所公布的战后浙江公私财产损失的若干材料尤为珍贵。

在日军暴行的研究中，由于受近年来民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推动，学界对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暴行的研究成绩相对也比较突出。上个世纪的80年代，浙江大学的徐绍全教授就在不少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专题研究论文，奠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基础。到90年代，主要有浙江师范大学的张世欣先生著有《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该书以义乌县的崇山村为考察对象，较为详尽地披露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经过及对当地所造成的影响，是日军实施细菌战个案研究的代表作。邱明轩所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以非常翔实的资料（档案资料和采访笔录等）全面地考察了日军在衢州实施细菌战的战争罪行，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晓强博士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课题《日军在浙赣地区的细菌战》，在《浙江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篇有关日军细菌战的专题研究论文。旅日的王选女士一直致力于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调查与研究，在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大量的调查材料。

日本对浙江的经济掠夺以及对沦陷区的经济统治直接与抗战时期浙江的经济损失相关。这方面的成果较为系统的主要有楼子芳主编、笔者也参加编写的《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另外也多见于一些行业史或行业志的著述，如浙江金融史、浙江公路运输史、浙江丝绸史等。专题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所编的《浙江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

专门研究浙江抗战损失的成果也还是有的。笔者曾写过一篇《浙江抗战损失调查概述》的短文（载于《浙江档案》1998年第7期），台湾的王梓良先生写过《八年抗战中浙江省损失调查》的文章（载于台北《浙江月刊》第5卷第7期），但这两篇文章都失之过简，难以看出浙江抗战损失的全貌。

概括而言，经过学术界的同仁从各方面的努力，与浙江战争损失相关的研究，的确成绩不小，但上述研究中明显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探讨日本侵略者对浙江人民杀戮的暴行还是经济掠夺的暴行，我们的研究偏重于揭露和谴责，缺乏一种量化的考察，以至于我们只知道日本欠浙江人民的生命，欠浙江人民的财产，但欠多少生命，欠多少财产，则说不清，道不明。

因此，本书的写作将立足于学界业已积累的学术基础，旨在从下述研究路径对日本侵略浙江的八年里浙江的损失作出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第一，首先考察浙江各地沦陷的经过及日本侵略者对浙江的统治形式，以期说明为什么日本侵略者会使浙江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第二，简要回顾战前浙江经济文化所达到的水平或取得的成就，以战后浙江省各县市组织的调查及形成的材料为基础，得出因日军的入侵所造成的浙江各类经济文化损失概数（或称公私财产损失），主要包括金融、工业、交通、农村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第三，考察战争中浙江平民的各种伤亡类型及大致伤亡人数。

通过上述路径，希望能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自己的一点学术贡献：第一，比较明确地回答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的平民伤亡人数大致有多少，浙江的经济损失有多大。第二，初步回答战争的损失对于浙江区域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作用到底如何。

我深知，仅凭个人的努力，要完成这项研究是十分不易的，因为抗日战争在浙江持续了八年，浙江省被灾范围很大，另外，有关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地方当局关于战争损失调查的档案资料十分有限，而且相当零散，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有些行业的损失，由于战后初期没有形成较为详尽的统计材料，现在将其量化也是很困难的，但我想，能量化的尽可能量化，不能量化的期待后来者的继续深入，在这个领域里即使是迈出一小步，也总比老用一些模糊的词汇如“不可估量”、“难以计数”等来概括抗日战争时期一个省区的损失要更好一些。

在材料的使用上，本书重点利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杭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其次将充分利用各县市新修的地方志资料，另外也将使用政协文史系统所编的各种文史资料和其他的一些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