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上）

十、中国古代武器青铜弩的类型与演变

　　郭永淇

　　一、引言

　　弩是中国远射兵器家族中的一员，是继弓之后的又一远程杀伤性武器，与弓相比，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准确性更高。它从产生到退出历史舞台，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弩的分类与发展演变，对于认识弩在兵器发展史中的地位意义重大。同时，弩在发展过程中形态与结构的变化也从侧面进一步揭示出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水平。本文将从弩的分类开始，逐步讨论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及追溯其源流，并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二、中国古代青铜弩的类型

　　弩是一种装有“延时结构”、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是在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弩的结构比弓复杂，但其原理是在弓上安装木臂和简单的机械，主要由木臂和弩弓两部分组成。弩弓一般是用多层竹材合制的复合弓，形似扁担，故俗称“弩担”。弩臂用坚木制成，前部有一横贯的用来固定弓的容弓孔，使弩弓不能左右移动。木臂正面有一条放置箭镞的沟形矢道，使发射的箭能直线前进命中目标。弩机安装在木臂的后部。牙钩住弓弦，上面装有“望山”作为瞄准器，下面装有悬刀作为拨机。发射是把悬刀一拨，牙就缩下，牙所钩住的弦就弹出，这样箭镞就发射出去了。以上介绍的是弩的基本结构与原理，是其他各种弩都共有的特点。随着后世对弩的不断改进，弩的结构与形态越来越复杂，故可分为两大型：

　　A型：手持小型弩

　　其特点是个体较小，利用人体作为支架与平衡点：一手手持弩臂中部，另一手托住弩机尾端，起平衡作用。A型弩又根据其张弦方法的不同，分为：臂张弩、蹶张（脚张）弩和腰开弩等三种亚型。

　　Aa：臂张弩。

　　臂张，是因为弩机上没有郭，完全依靠手臂力量张开弓弦，故名臂张。由于是用人臂的力量张弦，故这种弩力量不是很大，且使用起来也较为方便。臂张弩是早期弩的基本类型，从弩的产生到退出历史舞台都一直存在。根据其发射原理及后世的不断改进，可划分为四种亚式：

　　AaⅠ：单发臂张弩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出土的绝大多数弩机属于单发臂张弩。

　　（1）无郭单发臂张弩

　　战国弩机一般不用郭，而直接把各零件通过销子装到木弩臂中去。如长沙南郊扫把塘138号墓出土了一件铜弩机。木臂，前后用两段坚木斗合而成，通体髹黑色漆，两端通长51.8厘米，前宽4.8、中宽2.7、后端宽2.9厘米，厚约3.4～3.5厘米。前端两侧加有一块薄板，以增加置弓处的宽度，以防弓断。上面平，下边两端稍厚。木臂上平面有放矢的凹槽，接近后端的槽较深且宽，是放箭尾羽的地方，距望山处12.4厘米，由此可知羽的长度。臂的前端作弯曲形，用以承弓。前端两侧各有一小耳，可能为绕绳系弓之用，也可供悬挂之用。臂的两侧中部有凹槽，便于手握。后端即为装置机件的部位。

　　机件为铜制，有牙（钩括）两个（上一个有望山）和悬刀（扳机）、拴塞等组件，无铜郭。悬刀长6.7、上端宽1.5、下端宽0.5厘米。两件牙：置于后端，用以钩弦。使用时拉弦触望山，牙即上升，将弦钩住。在机件的下面有半环形木板和小木柱，便于把握，而且张弓弦后可起保险的作用，避免随时可能触动悬刀。根据其同时出土的器物组合判断，约相当于战国晚期。

　　长沙东南郊左家塘新生砖厂15号墓和长德德山12号墓出土的铜弩机与扫把塘138号墓出土的弩机十分类似，且年代也基本相同，均属于战国晚期。另外，长沙扫把塘148号墓、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和陕西临潼秦始皇陶俑坑也发现了类似的弩机。

　　（2）有郭单发臂张弩

　　战国弩机大都无郭，各零件直接通过销子装到木弩臂中，结构不够牢固。从汉代开始，出现了铜制弩机匣――郭。

　　如葬于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的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曾出土过两件木弩模型，上面所装的机栝是用灰黑色的牛角制造的，外面即装有牛角制成的郭，也发现了类似的弩机。阜阳汝阴侯夏侯灶（死于初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5年）墓中，出土了三件鎏金铜弩机，大小不同，但都有郭。其中最大的一件郭长16.5、宽3.8、高3.3厘米，木臂已朽坏，残长50厘米；中型的一件郭长14、宽2.7、残存木臂长36厘米；最小的一件郭长19、宽2.6、高2.8厘米，木臂残长48厘米。满城汉墓中共出土16件实用弩机，全部带郭。还有1958年长沙南郊钟馗庙一号墓出土的东汉铜弩机和1956年长沙沙湖桥45号墓出土的西汉铜弩机也都带郭。

　　三国时期也出土类似弩机：江陵纪南城出土黄武元年弩，武昌洪山石嘴三国砖室墓出土一件吴弩机。一直到清代的双机弩，都带郭。

　　AaⅡ：连弩

　　汉代已出现连续射箭的连弩，但考古出土的实物至今仍未发现，有明确记载的连弩是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的。《三国志・蜀书》说：“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魏氏春秋》亦载：亮“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里记载的略具体些，但所谓“十矢俱发”是不对的。关于连弩，有如下记载：“又有诸葛弩，其上刻直槽，相承函十矢，其翼取最柔木为之。另安机木，随手拨弦而上，发去一矢，槽中又落一矢，则又拨木上弦而发。机巧虽工，然力甚绵，所及二十余步而已。此民家防窃具，非军用器。”。《武备志》中也有关于连弩的“诸葛分形弩图”一幅。

　　从以上资料及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来看，连弩主要的特点是加了一个箭槽，可以放十支短箭，另有一个张弦的扳手。发弩时只要将扳手向后一扳就可以了，扣动扳机将箭发出，则箭槽中又有一箭掉下来，确具有“便捷轻巧”的特点。

　　连弩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清代，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士兵仍使用此弩，架于墙上，用来防御。

　　AaⅢ：双矢并射连发弩

　　1986年荆沙铁路（荆门至沙市）考古工地江陵县秦江嘴墓地47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双矢并射连发弩。当时与此弩一块出土的武器还有铜箭、铜戈、长木弓、长矢、短矢和短木弓等，放置在头箱及棺两侧。放在竹笥内的弩、短木弓和短矢保存完好。弩通长27.8、通高17.2、宽5.4厘米，髹黑漆，整体可分为矢匣、机体两部分，机体又包括木臂、活动木臂、铜机件。

　　双矢并射连发弩与普通单发臂张弩相比，结构要复杂得多，因而功能也比普通弩优越，可连续发射十次，每次可发射两矢，提高了发射效率。双矢并射连发弩的产生，是春秋战国时期力学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成就。

　　江陵战国晚期楚墓出土的双矢并射连发弩是首次发现，后世的弩不见这种结构，但这已为汉代以及三国诸葛亮的连弩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此，初步推断三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AaⅣ：双机弹弓弩

　　双机弹弓弩是清代所独有的一种臂张弩。采用的技术也是某些火器的制作技术。弩机部分大多由圆形轴、转盘机牙、方形轴、铁钉帽、保险孔、扳机和弹簧片的机件组成。由于有两个机牙，故称双机弹弓弩。现存的只有故宫武备库的一件。

　　根据其内部结构，可归纳出以下几点：由四部分组成，即机牙、转盘、扳机和弹簧片，四部分由两个轴带动。机牙具有手柄、瞄准、夹铅弹或挂弦三种作用。当扳机与转盘卡住时，向下压扳机，利用了杠杆的作用，很省力地使扳机与转盘脱开。装有弹簧，发射后扳机能立即恢复原状。有保险装置。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双机弹弓弩比前代弩机先进得多，但随着火器的兴起，战争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双机弹弓弩并没有大规模地用于装备军队，到了19世纪，最终退出了战争舞台。

　　Ab：蹶张弩

　　蹶张，是因为弩的弓弦拉力很大，只有“超足而发”，即用脚踏力量张开发射，称为“蹶张”。最早的蹶张弩大约在战国时就已出现。秦朝使用的木郭铜弩机已是蹶张且弓力很大，弩臂长71.6厘米，木弓弘长117～140厘米。这也同时解释了进入汉代以后为何弩机都基本上带有铜郭的疑问。

　　汉代根据出土的实物可知，蹶张弩弓力有三石、四石、五石和六石等几种。据北京大学所藏西汉铜权，上有“武库一斤”铭文，称后约252克，这即当时汉代一斤的重量。又据《汉书・律历志上》载：“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计算出1石=120汉斤=30.24公斤。故可知上述几种弩力量分别为：

　　三石=3×120汉斤=90.7公斤四石=4×120汉斤=120.9公斤

　　五石=5×120汉斤=151.2公斤六石=6×120汉斤=181.4公斤

　　山东沂南汉画像砖上有用脚张弩的图画，是站着开弩。可看到张弩人口衔弩箭，双目圆睁，双脚踏弓，双手拉弦，形象强劲有力，栩栩如生。《武备志》中也绘图说明了蹶张弩的张弩方法。

　　Ac：腰张弩或腰开弩

　　腰开弩，是将“身平坐地上，以弩平放面前，左右脚掌俱踹入担内，紧挨弩身，挂上腰钩，钩住弩弦，两手扯腰钩索，两脚膝掌支住前一牮（jian），身体往后一倒，一齐用力，其机自起，挂住机钩。”

　　根据换算，七石、八石、九石弩基本上需用腰开，即200公斤以上必须用腰开。如四川郫县太平公社的一坐晋墓中，出土了一件蜀汉景耀四年（公元261年）制作的铜弩机（缺悬刀）。弩机郭上刻有铭文“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纪业、史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33字。从十石机可看出，此蜀汉铜弩机必是腰开弩。《武备志》中也有“上腰开弩图”一幅。图说中还叙述了动作要领，并提出注意，防止受伤，从此可知这种上弩法利用了全身的力量。

　　到了明代，仍有腰开弩的痕迹，清朝中期消亡。

　　B型：大型机械弩

　　大型机械弩是相对于手持弩而言，它往往是利用某种方式把若干个弩结合起来或是利用机械支架来增强弩发射时的威力与稳定性，在战略与战术上往往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根据大型机械弩的不同形态与结构，可分为4种不同类型：床弩、双飞弩、连城弩和伏弩。

　　Ba：床弩

　　床弩是将一张或几张弓安装在弩床（发射台）上，绞动后部的轮轴，利用轮与轴的半径差产生强力并用锤击牙以张弦。多弓床弩以几张弓的合力发箭，弹射距离远远超过单人使用的各类弩。

　　床弩在我国的发明不晚于东汉。《后汉书・陈球传》载：在一次战争中，陈球曾“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余步，多所杀伤。”这种能射矛的大弩应为床弩，不过因是“弦大木为弓”，故此时的床弩可能还处在弹弓的阶段。

　　南北朝时对床弩相当重视。东晋末年卢循领导的起义军进攻建康，《宋书・武帝纪》谓：“（卢循）遣十余舰来拔石头栅，公（刘裕）命神弩射之，发辄摧陷。循乃止，不复攻栅。”这种威力很大的弩在《纪》中又称之为“万钧神弩”，无疑是床弩。有意思的是，1960年在南京秦淮河出土了一件南北朝时期的大型铜弩机，长39、宽9.2、通高30厘米。如予以复原，其弩臂之长当在两米以上，可见这件弩机是床弩上用的。它的出土地点接近当年卢循进军的战场，虽不能指此为战争遗物，但可以看作床弩已较前为多的实物证据。

　　床弩在唐代也称为绞车弩（见杜佑《通典・兵二》）。

　　床弩在宋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武经总要》所载床弩，自二弓至四弓，种类很多，大体上有：三弓床弩、手射床弩、斗子弩、三弓斗子弩、小合蝉弩、双弓床弩、大合床弩。张弦时绞轴的人数，小型的用五至七人，大型的如所谓的八牛弩，需要一百人以上。瞄准和击牙有人专司其事。可见，床弩在宋代发展到了巅峰，但随着火器在战场上初露头角，床弩便逐渐的退出实战领域了。

　　Bb：双飞弩

　　《武备志》中载有“双飞弩图”。弩弓放置在一个简易的木架上，弩臂后部加以支承，拉弓上弦的绳索引到下边，可能是两弩的绳索共同拴在一块木板上，这样，如放箭，随其高低用脚着力一踏，其机扯下弦。“去箭发远三四百步，射人极准”。这种弩最早出现于明代，多用于防御战。

　　Bc：连城弩

　　连城弩是一次可发数箭的车弩，这种弩的弩床较宽，弩臂也较宽，可以并排放置四支怒箭，同时发出，威力较大。产生于唐代。

　　Bd：伏弩

　　伏弩也称为窝弩，耕弩，是专门在设伏时使用的一种武器。这种弩出现得很早，应用也相当多，最早记载的是秦始皇修建陵墓时“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进者辄射之。”而后之汉、唐、宋、元也多用于墓中防盗。到了明代，多用于两军作战时在道路上设伏。明代是伏弩发展的顶峰时期，种类较以前大为丰富。如明代窝弩，鬼箭和隔河伏弩。清代又发现有狩猎的射虎弩。后来，地雷出现以后，伏弩才逐渐被淘汰。

　　三、中国古代武器：弩的发展与演变

　　在本文第二部分：“弩的分类”中，从微观上讨论了不同型、式弩的发展变化情况，这只是就单个情况而言，从宏观上或是整体上来讲，又有一些特殊的规律，以下就从时代着手，揭示中国古代弩的发展演变规律。

　　1.战国时期弩的使用已较为普遍。在《史记・孙膑吴起列传》中记载的马陵之战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孙膑以“增兵减灶”之计诱使魏军冒进，并以重兵伏于马陵，等庞涓军至，“万弩俱发”，使敌军大败，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战国时的弩机弓力都不大，是因为没有铜郭的缘故。所以不是非常牢固，削弱了弩臂的强度。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如长沙扫把塘148号墓、长沙南郊扫把塘138号墓出土的几件战国铜弩机均无郭。也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的弩基本上都是臂张弩。

　　2.秦朝的弩基本上沿袭战国，且朝着大型化发展，出现了蹶张弩机。这也许与秦人尚武有关。

　　3.汉代是弩机发展的重要时期。从结构上讲，由于汉代冶金技术的不断进步，引起了弩机制造的重大变革：出现了铜制弩机匣――郭。前面讲过，战国弩机不用郭，各零件直接通过销子装到木臂中去，这种结构不够牢固，削弱了弩臂的强度，装卸也不甚方便；汉代弩机增加铜郭，即铜制方匣后，先将弩牙、牛和悬刀牢固的安装到弩郭中，再将郭嵌入弩臂上开凿出的机槽中去，增加了弩机和弩臂的强度，装拆也比以前方便了许多。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几乎看不到原先的那种无郭弩机了。如葬于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的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曾出土过两件木弩模型，上面所装的机栝是用灰黑色的牛角制造的，外面即装有牛角制成的郭。阜阳汝阴侯夏侯灶墓中出土的3件鎏金铜弩机也均有郭。由于带郭弩机明显的增加了弩机的强度，为以后弩的发展（力量和射程不断加大）创造了条件。

　　汉代弩机的另一个重大改进是其上的瞄准装置得到了改进。战国时期弩的望山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了便于张弩；二是进行瞄准。但由于箭在飞行过程中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产生了误差，尤其对强弩而言就更加严重了。针对此种情况，汉代的工匠对弩的望山做了一些重大的改进：一方面明显地增加了望山的高度；另一方面在望山上增加了刻度，使射手按刻度进行校正。在望山上增加刻度的弩机的最早标本出自河北满城刘胜墓中。从中出土的一件带刻度的青铜弩机，保存完好。郭长9.5厘米，其机牙露出郭面约1厘米，而望山露出郭面约4.5厘米，刻度大约是从郭面以上1厘米处开始直到顶点。在这之间分为五度，从下往上度距，从7.5毫米减到6.5毫米，每度之间还有半度刻线。满城汉墓出土的另一件弩机，它的望山面上刻有小直槽，推测可能是为了嵌入一个带刻度的标尺。另外，1972年湖北江陵纪南城南水门也出土了一件带刻度的铜弩机。汉代弩机力量的不断增强，使张弦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臂张过度到蹶张再到腰张。如四川郫县太平公社出土的铜弩机“十石机”就是腰张的。大型机械弩――床弩也在西汉中后期发明。这一时期弩的连发制造技术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是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诸葛连弩的发明，反映出了我国古代武器制造的高超水平。

　　4.汉代以后的弩

　　魏晋时期仍沿袭汉代的传统。在南京石门坎、四川郫县、江苏宜兴等处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铜弩机的形制与结构仍沿袭旧制。床弩却渐渐的发展起来，如南京出土的5件大型弩机。

　　唐代和宋代，普通弩的应用不多，在军中装备只占二成，但大型床弩却被广泛应用于攻坚和防御战中，直到火器登上战争舞台。

　　其间，在大型机械弩中，从唐代开始的连城弩和明代出现的双飞弩也都流行过一段时间，但只有伏弩流行时间最长。至晚到清鸦片战争以前，不论是小型手持弩还是大型机械弩，都已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弩的起源

　　1.文献中对弩起源的记载

　　《古史考》曰：“黄帝作弩”。

　　《吴越春秋》则说：“楚琴氏以弓矢之势不足以威天下，乃横木著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次说认为弩是由春秋时琴氏发明的。还说“弩生于弓，弓生于弹”。提出了形成弩的发展过程是：弹弓→弓箭→弩。

　　《事物纪元》还强调说：“即是弩之始出于楚琴氏也。”

　　《韩非子・说林》中认为后羿就曾用过弩。

　　而《礼记・缁衣》引佚书《太甲》中的话“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汉郑玄认为：这里所说即弩。

　　2.弩起源的考古资料

　　近年在考古工作中，在湖南、江苏、山东和四川等地的战国墓中，不断有青铜弩机出土，说明战国时由铜弩机控制发射的弩已是广泛使用的兵器了。如果上述古籍所说春秋时代楚琴氏发明的就是这种青铜弩机的话，可能性是很大的。从考古发现的标本看，确实楚地弩的应用更为普遍。

　　关于初期弩的形态，人们已经把目光集中在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从民族学的方向可以看出，我国现代的少数民族中尚存在较为原始的弩，那些弩上的扳机仍用骨角等材料制造。而在不少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也常发现一些带有穿孔的小骨片。如将这些骨片与现代少数民族使用的弩扳机上的骨片加以比较的话，发现他们的形状相当一致，尺寸也很接近。并初步判断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小骨片（长约6～9厘米）或许就是原始木弩的“悬刀”（用于发弩之扳机）。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弩的历史就要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了。

　　（二）弩与弓优缺点之比较

　　弩与弓相比有着许多明显的优点：首先在于弓必须即拉即发，其间只能间隔一个很短的时间，拉弓的力量与间隔的时间都受人臂的限制；而弩可以延时发射，将拉弓的时间与发射的时间间隔开来，因此拉弓的力量与间隔的时间都不受人臂力的限制。它允许用人其他部位的力量（如腰、脚、膝等）来开弓，也可以借助于简单机械来开弓，如后来用绞车来开弩，所以弩的力量可以比弓大得多，杀伤力及射程都大得多。同时，延时发射，可以在使用中从容瞄准，瞄准时人的肌肉较为放松，姿势较为自然，提高了准确性。再则，战争中使用弩还利于选择理想的发射时机，增加射箭的突然性，这也加大了箭的威力。但弩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它比弓笨重，发射的准备工作费时要长些，有时比弓更缓慢。所以弓和弩各有其优点，在几千年间它们长期并存，各有其无可取代的作用。

　　（三）弩在战争中与其他武器的组合及其在战略、战术上的应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军事科学大发展时期，出现了众多军事论著，除了对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外，还根据战争的特点，提出了一套各种兵器在不同的形式下不同的组合与运用经验：步兵与骑兵作战时，“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在前，短兵弱弩在后”；在遇到险战时，“以武冲（战车名）为前，大橹（战阵高巢车为橹）为卫，材士强弩翼吾左右”；在敌众我寡，准备撤退时，“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为之留弩以助其急”等等。一般来说，长兵强弩居前或置左右，短兵置后。

　　从秦俑坑的发掘来看，手持弩机、弓箭，肩背矢菔的武士俑多置于东边长廊内及两侧边洞，中间过洞内的武士俑多手持长矛、戟等长兵器。可见当时兵器的配备是以远射程武器为表，长兵器为里，也就是把当时最先进的远射进攻武器――弩机放在主要的位置上。

　　弩机作为设伏工具也颇为引人注目，战国时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战例。另外，到了唐及宋代，弩机的攻坚和防守战术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图三三这种弩力量大，必用腰绊上弦。上好弦以后，将游线桩随路之阔狭，插在对过路旁，弩上安箭三支，以杀伤踏线者。图三四用竹弩一张，作架床埋地，弩头斜向上，用马尾系于弩机上，拦于当路。然后用竹桩或树枝钉子隔路，敌人的马匹踏践马尾线，机动箭发，射杀敌人马。图三五用连弩十余张，在河岸伏藏，然后作连架床持之，并用绳系于床上，当敌人马匹冲踏绳索，弩箭齐发，射杀敌人马。传说秦始皇有一面宝鉴，能见人肝胆，名为“照胆镜”。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载：“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人宜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这里所述的方镜，是一面约高136、宽83厘米的长方形铜镜，它当然无法用来照人的肝胆，秦始皇利用人们对铜镜的敬畏心理和神秘感，妄称他的宝镜能照人肝胆，说谎者以为在铜镜面前无法掩饰，自然会神色慌张，于是被认为有邪心而遭杀身之祸。虽然铜镜在西汉晚期就已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对铜镜的崇信有增无减。北周・庾信《镜赋》曰：“镜乃照胆照心，难逢难值。”可见直到南北朝末期，人们对于“照胆镜”的存在仍深信不疑。从文献记载来看，这种铜镜一直到清代仍在宫廷中存在。清・沈初《西清笔记・记庶品》：“勤殿何设一大镜屏，市值铜价涌贵，上命撤以付钱局鼓铸”。这种置于殿堂上的大镜屏，实际上是仿秦始皇的照胆镜而设置的，意在警示堂下之人，要有忠心，不要生邪念。然此时的天子竟全然不知古代帝王在朝堂之上设此镜屏的良苦用心。这同时也表明，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铜镜的神秘性已渐趋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