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十六、西安古都建置变迁考

　　韩保全

　　西安，古称长安，是举世闻名的历史古都，有周、秦、汉、唐等12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多年，是中国七大古都中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一个。唐末以后，西安虽然再也没有建都，但仍是地处要冲的西北地区的重镇。西安经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保留有各个阶段的文化史迹，是一部没有间断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因此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研究和阐明西安地区古都建置、变迁，从其荣枯盛衰探索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外文化交流的端倪，对当今西安市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安地区出现的第一个都城――丰镐

　　西安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10万年前，灞河两岸的公王岭就是蓝田猿人的家乡。在西安地区的渭、沣、灞、�、�等河流两岸的阶地上，分布着相当稠密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半坡、姜寨等遗址，都是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的村落，距今约6000年，属仰韶文化遗存；而客省庄文化遗存，距今约4000年，属陕西龙山文化，这时已处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西安地区原始文化繁荣，是由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决定的。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南倚秦岭，北临泾、渭，山川秀丽，土地肥沃，地理位置在东经108～110度、北纬34～36度，海拔高度400米左右。这里平原辽阔，气候温和，雨量适宜，有利于采集、渔猎、畜牧和农耕，适于原始人类繁衍生息。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是中原地区的夏朝和商朝，因而西安地区原始社会解体和步入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可能要比黄河流域的夏、商部落稍晚一些。由于对夏文化的内涵认识不清，夏朝又无文献可证，夏朝的势力是否到达西安地区，尚未可知。而当商代时，西安已是殷商的势力范围，已无疑义。从西安老牛坡、袁家崖、蓝田怀真坊等遗址出土的器物，都与中原商文化同类器物相同，没有表现出地域性，可以认为属于商文化范畴；而西安以西出土的商代器物，除少数是灭商时的俘获物外，大都表现出与商文化不同的地方特点。因此可以认为：在商代，关中东部是商人直接控制的地域，关中西部则是臣服商朝的周方国的势力范围。

　　建立西周王朝的周族，是兴起于陕西西部的一个古老部落。几经迁徙，到古公�父时，周族由豳（今陕西旬邑）迁到岐（今陕西岐山），在名叫“周”的肥美原野上定居，社会有了迅速发展，逐步进入阶级社会。到古公�父之子――季历时，周族势力日益扩大，已初具国家的规模。周族的发展导致了它与商的矛盾，殷王文丁杀死了季历。季历之子――文王昌继立后，征服了许多小国和部落，扩大了领土，使周成为威胁殷商的强大力量。周文王积极做剪商的准备，特别是灭了商在沣水上游的一个强大的与国崇（今户县），排除了东向扩张的最大障碍。为了巩固胜利，周族继续向东发展，文王乃“作邑于丰（今长安区沣河中游西岸）”，继承他的武王又在沣河东岸营建镐京。这时周族已拥有“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政治优势，初建的丰镐已成为新兴的奴隶制国家――周的统治中心。

　　周人迁都丰镐，除了东扩剪商的政治、军事原因外，也与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沣水是渭河的重要支流，它流经的关中平原中部是关中平原上最开阔的地带，地势低平，土地肥沃，适于农耕。这里曾是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最密集的地区，加之崇国经营多年，已具相当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当然易见成效。与西岐相比，周原虽美，但地势高亢，无水利之便，极易受到旱灾的威胁。从发展农业生产来看，周原不如沣水两岸优越：国都所在，人口集中，必须首先顾及城市用水、用粮的问题，沣河两岸就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丰、镐二京位于沣河两岸，近在咫尺，隔水相望，文王建都丰京后，武王为什么要另建镐京呢？这是由于丰京位于沣水、灵沼河之间，南北狭长，进一步扩建显然会受到限制。所谓“武王都镐京，为四方来朝者，丰不以容之。”丰京不足以容纳四方之众，就只能向地势开阔、平畴沃野的沣水东岸发展，而另建镐京。周人虽然将统治中心移到镐京，但丰京并未废弃，还留有宗庙。每逢国之大事，周王都要徒步到丰京去祭告祖先。可见丰、镐二京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两个分区，沣水纵贯其间罢了。

　　丰镐是西安地区第一次出现的城市建设。武王自镐出兵伐纣灭商后，建立了东临大海，西至今甘肃，南至长江以南，东北至今辽宁的地域庞大的国家。丰镐也就成为西安地区第一次出现的全国性大都会。

　　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关东新并入的殷商故地的统治，采取了分封其王室宗族、功臣部属为大小诸侯的政策，先后建置七十一国。这种“封邦建国”实质上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部落殖民。为加强周王室中央的权力，利用宗法制度，尊周天子是天下诸侯的共主，诸侯要定期朝见纳贡。周的王都丰镐被尊为“宗周”，是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但丰镐毕竟离东方较远，有鞭长莫及之虞。故营建了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就近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重镇，与丰镐形成犄角之势。

　　西周后期，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公元前841年在丰镐发生了驱逐暴君厉王的“国人暴动”。至周幽王时，宠爱褒姒，因太子废立，申侯勾结犬戎，攻入丰镐，幽王被杀。由于周室衰微，丰镐又在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并受到犬戎的严重威胁，继立的周平王乃于公元前770年被迫东迁洛邑，这便是东周。

　　周都丰镐的湮没过程，未见古史有详细记载。丰镐的大部分建筑，可能毁于幽王被杀的战火中，后因平王东迁而衰落。镐京的废弃似乎较早些，古史中未见镐京在西周以后的记载，今镐京遗址内也未见东周的文化遗存。且据《诗・黍离篇・毛序》说东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镐京），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来看，镐京已完全荒芜了。丰京的湮没年代较晚，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在秦伐晋之役中，生俘晋侯，曾将晋侯舍诸“灵台”，杜注“在京兆�县，周之故台。”可见丰邑在东周时仍保留着部分建筑。到秦始皇时，丰镐故址已完全废弃荒芜了。

　　根据考古资料，丰京遗址在今长安区东以沣河为界，西至灵沼河，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至冯村、新旺村一带，镐京遗址则在沣河东岸的昆明池遗址西北的落水村、上泉村、普渡村、花园村和斗门镇一带。但这些地方除发掘到宫殿建筑、一般房舍、手工作坊、中小型墓葬外，始终没有发现城墙遗址。从汉儒对作为祭祀祖先的宗庙、朝会诸侯的殿堂和宣扬教化的学宫，即所谓西周明堂辟雍制度的陈述来看，这些建筑的外围都有水环绕，为的是“以节观者”，对此无论汉儒如何附会，都不能掩盖这是原始的防御设施这个基本事实。再从半坡原始村落外的防护壕沟印证，可以推想，西周的丰镐可能并没有城郭建筑，有的仅是防护壕沟罢了。至于丰镐在平王东迁后，就完全废弃湮灭，可能不只因为战火的严重破坏，也是城市发展的原始性质所决定的。丰镐作为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中心，城内居住的除奴隶主贵族外，主要是为其服务的奴隶工匠和拱卫京师的军人。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商品交换尚不发达，城市缺乏经济的依托，还没有或很少有相对独立于奴隶主的商人或其他城市居民，所以随着周室的衰微东迁，而旋即废弃湮没了。

　　二、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首都――咸阳

　　秦人兴起于渭水上游的甘肃天水一带，西周时期的秦人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平王东迁后，关中落入诸戎之手。秦人随着国力的发展，不断沿着渭水而下，向东扩展驱赶诸戎。同时也多次向东播迁其都城，至秦德公时卜居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在此建都294年，是秦人建都最长的地方。雍适在周原近旁，秦人不循周人旧迹而卜居岐下，选择了雍，是有原由的。正如《史记・贷殖列传》指出的：“秦文、孝（德）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就是说雍是控制东西交通的枢纽和通往巴蜀的咽喉，是来往商旅的必经之地。秦穆公时虽灭了十二戎国，辟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并且战败了晋国，扩地到了黄河边上，成为西方大国，但仍被华夏诸侯视作戎狄之国，不得参与盟会。所以这时的秦人主要是以并灭西周末年入据关中的诸戎来强化对关中的占领，并开拓经营陇蜀以巩固、扩大后方腹地为战略目标，尚无力与华夏诸侯争霸。因而把都城建在这个东西交通枢纽、控制巴蜀的要冲，又有商贾之利的雍城，是最合理的选择。

　　到了战国初年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国都变法图强，斗争更加激烈。这时实现了并灭诸戎、后方安定的秦国，已有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雄图，而其向东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最先变法、最为富强的魏国。这时魏又重新占领了河西地，并筑少梁城（今陕西韩城南），置河西郡，任名将吴起为河西郡守以拒秦。秦国失去了河西和黄河防线的天然屏障，被迫退守洛河一线，在军事上已处于劣势。在此紧急关头，秦灵公居泾阳（今陕西泾阳县境），秦献公更城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即把国都迁到与魏争取河西的前线，以应付紧迫的军事形势。经过长期斗争，秦国逐渐取得胜利。恰好，魏国为与韩、赵、齐、楚争霸中原，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形势为之一变，魏对秦的威胁已基本解除。这样，斗争焦点由今河西地转到了函谷关东，秦人要大展问鼎中原的宏图了。秦人为争河西地而设的临时都城――栎阳，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把国都由栎阳迁到了“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利诸侯”的咸阳。主要从军事形势需要而抉择的栎阳，地处高原，距渭水较远，且无险可凭，又近盐卤之地，从交通、水源及经济上都不适应一个大城市的要求。与此相反，咸阳所据的优越位置，恰好弥补了栎阳的不足。

　　秦咸阳故城在今咸阳市东15公里处的长陵车站、窑店镇与西安市北郊草滩农场一带。这里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心地带，大片良田沃土早已为人们所开发，是一个农产丰富的“奥区”。加之北依高原，南临渭河，是关中东西交通的枢纽，正当水陆津梁，既有漕运之利，又据战守之险，东出函谷可与诸侯交锋，又能兼顾与宿敌魏国河西之争。因此，定都咸阳是秦国因变法图新，国力强盛，从河西之争苦于防魏的守势到雄视关东、横扫六合、实现统一宏图的战略转移，也是使秦国政治形势、社会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

　　自秦孝公迁都咸阳，从“筑冀阙宫廷”始，经过秦惠文王、秦昭王至秦庄襄王几代几十年的经营扩建，咸阳已成为一个规模宏大、宫殿壮丽、苑囿广袤的大都会。

　　秦始皇继先世之余烈，据崤、函之固，拥关中、巴蜀膏腴之地，内修法度，奖励耕战，举贤任能，远交近攻，经过十年征战，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天下，囊括四海，完成了统一伟业。咸阳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首都。

　　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徙六国贵族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使咸阳成为帝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但作为一个空前辽阔的统一国家的首都，地处渭水之滨的咸阳，要顺应历史形势，迅速发展，却受到其地理位置的限制。

　　咸阳北靠高原，南临渭河，平原面积有限，向南发展又受到渭水的阻隔。这种地理条件限制着大规模的宫殿和城市设施的建设，无法容纳迅速膨胀的人口。另外咸阳虽然地处关中东西交通的枢纽，但渭水在咸阳附近折向东北，正好是关中东西大道的分界，自古以来人们东去西往都在此渡渭。因为西行的走渭河北岸更为便捷，沿渭河可达秦的旧都雍城，这里也处东西交通的要冲，西可通陇右，南可抵巴蜀。向东则以渭河南岸为顺畅，这里地势平坦，可直出崤函关隘，抵达中原。秦统一前是以陇蜀为广大腹地，东向与诸侯交锋，向西的交通不容忽视。但在统一后，最重要的莫过于巩固对关东六国故地的统治。秦始皇多次东巡，又在渭南修东通函谷关的“枳道”和向东南的“武关道”，为的就是东出函谷以控齐、燕，南出武关为制吴、楚。向渭河南岸发展，也是这种战略形势的必然要求。

　　“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实际上咸阳对面的渭水南岸，平原��，河网密布，是关中平原最精华的地域，又是周人早已经营建都的地方。所以在秦惠文王时就开始在渭南营建宫殿、寝庙和苑囿，但政治中心则依旧在咸阳。而秦始皇所谓的“朝宫”，即指工程浩大、数年不能完工的阿房宫，这决非一般离宫别殿可比，而是皇帝朝会天下的政令中心。所以秦始皇是根据完成统一大业后的新形势，为巩固国家统一，决定将政治中心由渭水北岸的咸阳，移向交通更加便利、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渭河南岸（今西安市三桥镇南）。

　　阿房宫营建了五年，尚未完工，这反映了为体现统一国家政治中枢的气魄和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威严，而所规划设计的工程的浩大与繁难。是否因阿房宫尚未竣工，而秦的政治中心仍滞留咸阳呢？看来不是这样。因为在统一六国的次年（公元前220年）就在渭南营造了一座巨大的信宫，信宫事实上已成为皇帝举行庆典，朝会群臣的大朝之所，其地位之重要有取代咸阳宫之势，所以《三辅黄图》竟说“信宫亦曰咸阳宫”。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淳于越与李斯关于封建与郡县的争论，而引起“焚书”的文化劫难，就是在信宫发生的。再从阿房宫遗址所在的西安三桥镇南高窑村出土的秦高奴铜石权上所铸刻的三段铭文来看：第一段是铸文，应是秦统一前，由秦朝廷发往上郡高奴县（今陕西延川县）使用的标准衡器；第二段刻的铭文则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经过重新检定仍发还高奴县使用的记载；第三段铭文也是刻的，则是秦二世继位后该器再加检定的记录，因未及发还高奴县而秦亡，故此权在阿房宫遗址出土。这似乎说明秦朝廷的一些衙署，也随着“朝宫”而至渭河南岸办公了。

　　咸阳在秦孝公奠定的基础上，经过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和秦始皇六世二百余年的营建，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顺应形势的发展，跨越渭河，将政治中心南移，扩大了都城建设，形成了“渭水贯都”的宏大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都会。随着秦王朝的土崩瓦解，刘邦、项羽相继入关。项羽用一把仇恨的烈火，使咸阳这一代都城，化为灰烬。

　　三、世界古代东方的文明中心――汉长安城

　　公元前202年，刘邦已取得对项羽的军事胜利，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汉”。关于都城的选址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随刘邦从丰沛起义，建立军功的大多是关东诸地的人，所以在刘邦的文武权贵中，主张建都洛阳的占大多数。他们认为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函，背靠黄河，面对伊河、洛河，地形有利，位置居中且曾是东周的故都。但一个戍守陇西的老军人娄敬，求见刘邦，就定都问题力排众议，而主张建都关中。他指出洛阳虽位居“天下之中”，但作为国都，地理形势就不理想。因为其周围腹地狭小，田地瘠薄，打起仗来，四面受敌，从军事上讲不是用武之地。周平王是由于诸戎的侵逼，周室衰微而被迫迁到洛阳的。而关中的形势则不然，它左有崤函之险，右有陇蜀可依，腹地面积广阔，土地肥沃，堪称沃野千里。关中西南有富饶的巴蜀，西北有广阔的胡苑，具有交通贸易之利。南、北、西三面有天然的屏障，而东面则进可攻、退可守，足以制服关东诸侯。天下安定时，可以通过黄河、渭河的漕运，把东部的粮帛、资财运到关中，供应京师。如诸侯叛乱，则可率军顺流而下，以控制形势。因此他归结说“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的远见卓识得到了留侯张良的支持。刘邦权衡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最后接受了娄敬和张良的意见――定都关中。

　　可能由于咸阳遭到彻底的毁灭，已无法继续居住，故刘邦将都城临时安置在秦故都栎阳。他没有费力去清理咸阳的灰烬，而是在开阔的渭河南岸――秦时的长安乡营建新都，这是既充分认识到了渭南地形的优势，也没有因袭秦始皇建在邻近丰镐的阿房宫。因充分考虑了城市用水、交通漕运的方便，而靠近渭水。也从城市防卫的需要，选择以龙首原为基地，顺势向北展开，直抵渭滨。将主要殿堂都分布在龙首原上，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造成高屋建瓴之势。千余年后，李好问登上未央宫神明井上的故址时，不禁发出了“使人神志不觉森竦！”“当时楼观在上，又当如何”的慨叹。

　　汉长安城由萧何主持领导，阳成延负责设计施工。先以秦的兴乐宫为基础，兴建了长乐宫，作为皇宫。长乐宫建成后，刘邦即由栎阳迁都长安。同时又以秦的章台为基础，兴建了未央宫，其主要建筑有东阙、北阙和前殿。此外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修筑了武库。在长安东南建立了太仓，使长安初具规模。惠帝刘盈即位后，才开始营建长安城城墙，先后两度征召长安周围600里之内的劳力筑城。至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长安城才告竣工。

　　汉长安城平面略呈方形，周长22.69公里，城垣面积约合36平方公里。每面城墙各开三门。城北紧邻渭河南岸，此段渭河为西南向东北流向，岸边之城墙与河道平行，故北墙不能不有曲折和向东北斜行；南墙由于宫殿建筑在先，为了把宫殿包入城内，也不能不有曲折。后人因而有其象征“北斗”、“南斗”的附会。由汉初到武帝，在城北修了北宫、桂宫、明光宫。汉长安城宫殿布满南半部分，并占了北半部的大半，占全城面积的2/3以上；城的西北部为官府手工业区；而一般民居住宅分布在长安城北部及东北一隅。这种布局充分反映了为帝王、贵族和官僚服务的封建城堡的性质。

　　由于秦以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还形成不了联系全国各中心市场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没有形成高度集权的政治中心。秦始皇用军事征服的手段，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但只存在了十多年的时间，旋即土崩瓦解。所以汉长安城与周丰镐、秦咸阳相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首都中，第一个真正拥有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大都会。

　　“汉承秦制”建立了皇帝至高无上、大权独揽的封建主义专制体制。皇帝通过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国家机器，牢固地控制着全国。西汉一代200年间皇帝居处的未央宫，一直是全国的政令中心。由于长安作为西汉王朝首都的政治地位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联系逐步形成的洛阳、宛、邯郸、临淄、成都等全国商业大市场的商业流通的枢纽。长安又是西汉时代全国学术活动的中心：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培养全国选送深造的学生常达三千人；未央宫内的天禄阁、石渠阁是收藏图书资料的国家图书馆、档案馆。长安城中人文荟萃，诗赋歌舞、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充分反映出西汉王朝文明昌盛的时代风貌。

　　汉长安城又是一个名闻于世的国际都会。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的大道――丝绸之路，长安是这条大道的起点。丝绸之路沟通、联接了长安与罗马，使这两个当时世界东、西方的文明中心交相辉映，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汉朝政府还设立大鸿胪专门管理对外事务，在长安的藁街设立了接待外国宾客的宅邸，这都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的友好往来。

　　西汉在长安建都传11世，历时210年，被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新朝存在了15年，就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败亡。长安城遭到赤眉军的焚烧破坏。渭河北岸的西汉诸帝之陵被盗掘，陵邑被夷平。

　　汉光武帝刘秀获得了农民战争的果实，重新建起汉朝的统治。由于长安城遭受兵火的破坏，大乱之后，关中经济也被严重摧残。而洛阳地位适中，交通便利，漕粮顺畅，从经济角度后者为优。而且刘秀所依靠的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在原来西汉的统治集团中缺乏影响力，故虽有还都长安的动议，但把都城建立在其政治权力的腹地洛阳，是势在必行的。东汉建都洛阳后，对故都长安仍十分重视，把长安称作“西都”或“西京”，在长安设立京兆尹，作为直辖东汉朝廷的特别行政区。对长安也进行了维修，皇帝不时巡视长安，祭祀西汉帝陵。长安遭受毁灭性破坏是在东汉末年，董卓的部将在长安城内攻掠烧杀，使长安遭到空前的浩劫。

　　西晋永嘉乱后，我国北方处于战乱纷争的割据局面。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先后仍以汉长安城作为都城。对长安城虽也屡有修葺，但都无力大规模营建。因此，汉长安城终未恢复昔日的盛况。

　　四、气势恢弘，繁荣昌盛的国际都会――隋唐长安城

　　隋文帝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他认为一个新兴的王朝，不能因循在前代残破的旧宫室中，而力图改创新都。

　　从实际考察隋建新都的原因，一是汉长安城自汉初建至隋已历780余年，屡经战乱，凋残日久。后虽有修葺，但规模狭小，已不足使用。二是汉长安城靠近渭河，地势低平，用水固然方便，但地方水位太高，造成地面潮湿时有水患。三是汉长安城，水已咸卤难以饮用，不甚宜人。因此决定舍弃汉长安城，另辟新址，营建新都。

　　新都的城址，选定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之南（今西安市区）。选在这里的原因，如营建新都诏书所说：“龙首原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这里地势高敞，地形东南高西北低，原野开阔伸展。离开了渭水，不但避免了地势低下，易遭水患，又避免了使都城不足以展开的缺点。新都的西北部仍有沣、渭的水源，东南部则又辟�、灞的水源，可谓左右逢源，获得更丰富的水源。另外也反映了周秦时代重视岐雍，而凭沣、渭以控东西交通，自汉唐以来则以控制关东为重，故凭灞、潼而控制东西交通的特点。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开始营建新都，因为杨坚曾被周明帝封为“大兴公”，所以命名新都为“大兴城”，唐兴后改名为“长安城”。大兴城的修建是由左仆射高�总领其事，太子右庶子宇文恺为总设计师，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贺楼子干等也参与其事。他们对新都建设，提出了一个周详的总体规划和缜密的规范制度，不仅继承了前代都城的传统制度和建设经验，特别吸收了北魏洛阳城和曹魏邺城的布局特点，而且又充分体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中央官署的扩充、加强防卫的要求和文化昌盛的需要，而不囿于旧制，开创了我国都城建设的新局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隋唐长安城气势恢弘、规模空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都城。它略呈方形，郭城周长36.7公里，全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它的面积比汉长安城大2.4倍，比北魏洛阳城大1.2倍，比隋唐洛阳城大1.8倍，比明清北京城大1.4倍，而比明西安城大7.3倍。也比公元447年建城的拜占庭大7倍，比公元800年建城的巴格达大6.2倍。隋唐长安城不只规模宏大，而且结构更趋合理，改变了秦汉及其以前都城建设只着眼于议政的朝堂、皇帝居处的宫殿苑囿、百官衙署而忽视市集和民居的规划建设，造成城市结构性弊端。汉长安城宫殿区占全城面积的2/3以上，而民居、市场占全城面积不到1/3.隋唐长安城则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考虑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现实，使坊里市集的居民住宅区扩大，占全城总面积的80%以上，而宫殿建筑与百官衙署占全城面积的10%多一点，这无疑是我国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

　　其次，隋唐长安城是依照一个制度精严、设计周详、布局井然的总体规划施工建设的。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是皇帝居处的宫殿建筑，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其南即为皇城，是百官衙署所在；外郭城则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而建，这里分布着寺院道观、贵族官邸和一般民居。这种布局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前朝后市”的格局，而将宫城与市里的位置互易，变成宫城在北，市里在南。将宫城置于郭城北部中心地位的安排，既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可利用背靠龙首原的有利地形，使宫室禁苑控制都城的制高地段；宫城东、西、南三面又有坊市的拱卫，可有效地加强宫城的防御。另外这种布局也改善了以往都城建设只重宫殿朝堂，缺乏整体规划，致使宫殿、衙署与居民住宅混杂的状况。正如《长安志》指出的：“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止。公私有便，民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这的确是隋唐长安城创新之处。

　　第三，隋唐长安城采取中轴纵贯区划，左右均衡对称，坊里排列整齐，方正封闭，棋局式的规划布局。在外郭城有东西向的大街14条，南北向的大街11条，两者相应交错，将外郭城地区分划为网格式地段。每个网格即为一个里坊，全城共计110个坊和2个市。全城又以纵贯南北中央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中分区划：街东有55坊（曲江占去2坊，实际为53坊）和东市；街西有55坊和西市。朱雀大街东西两侧坊市的数目、位置的排列、面积的大小、形制的规范和封闭的坊墙，都左右对称，相互均衡，彼此相同的。对这种棋局式的整齐布局，唐代诗人白居易生动地描绘道：“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第四，隋唐长安城在规划布局时，注意利用自然地形加强都城的防卫。隋唐长安城位于龙首原南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城内又有龙首原的六条余脉，隐起于地平，自东北向西南形成六条高坡，这给城市的规划带来困难。但宇文恺巧妙地在六坡经过的地方，分别置宫殿（宫城），立百司（皇城），各坊有坡头之处皆为官衙、王宅或寺观以据。这不仅突出了这些建筑的高大雄伟，增加了城内的层次和立体感，而且也严密地控制了城内的制高地段，有效地加强了都城的防卫。唐初又建大明宫于城北龙首原上，举行朝会大典的含元殿“北据高原，南望爽垲，每天晴气朗，望终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视如在槛内。”由此可以掌握京城的全局。

　　总之，隋唐长安城是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伟大建筑工程，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空前的创举。它对我国后世的都城，如宋汴京、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设计，甚或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如日本平城京、平安京等，都有很大影响。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国势隆盛，声威远播，首都长安，名闻天下。其文明繁华之程度，也远非秦汉之咸阳、长安所能企及。长安不只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人文荟萃的文化都会，学者艺人云会京师，诗词歌舞盛况空前，国子监有中外学生八千人。长安城也是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的重地。长安城还是交通频繁、宾客辐凑的国际大都会，最盛时全城人口达百万之众。城内有来自各国的使节、学者、高僧、艺术家和留学生，兴旺通畅的丝绸之路上来往着中外客商。繁荣昌盛的西市，胡商多达数千人。他们在长安城谱写了东西方许多国家文化交流、民间友好往来的美好诗篇。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广明元年（880年）攻克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义军进长安时，“九衢三内，宫室宛然。”而唐末藩镇军阀间的混乱，使长安城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天�元年（904年）朱温强迫唐昭宗东迁洛阳时，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摧残，使营建了三百年的壮丽京华，顿成一片瓦砾。

　　唐末由于长安城破败空虚，遂弃外郭城和宫城，就皇城缩建。宋元基本沿袭使用。明初改称“西安”，在旧城垣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即今日所见之西安明城。

　　自西周以来，十几个王朝陆续在西安地区建都，固然都由于关中的优越地形，四塞险固。然唐末以后，这种地理形势依旧，却再未在此建都，可见还有其他历史、政治、经济的因素。

　　首先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重心的南移。都邑的建立，离不开经济的条件。关中的渭水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古经劳动人民的长期开发，沃野千里，被称作是“九州之上腴”。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全国的首富地区。所以司马迁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是在长安建都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疆域的扩大，而有相对的变化。上面司马迁所说的是指周、秦时的情况，那时关中确实粮丰势固。但到西汉初，长安人口众多，西北边防用粮剧增，关中粮食无法自给，已需漕运山东粮食补充。汉宣帝时“岁增关东�四百万斛，以给京师。”这时的黄河中下游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两汉末年战乱，关中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南北朝以来，江南、江淮地区得到开发，经济地位日起，关中地区在全国的经济比重已远不如秦汉时期那样。到隋唐初期，由于京城规模空前，为解决京师浩繁的需费和西北边境军粮的供给，而更加依靠渭水的漕运。当时关中虽仍号称“沃野千里”，然而“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所以关中漕运与都城长安的经济生活与中央政权的稳定关系甚大。每遇水旱灾荒，长安就物价飞涨，米斗千钱，不但百姓难以存活，连皇帝也不得不率文武百官就食洛阳。因为洛阳的地位适中，交通方便，江淮、江南的漕粮都集中于此，所以皇帝到洛阳就食，当时就有“逐粮天子”的讥嘲。中唐以后，迅速开发的江南、江淮已成为国家的谷仓。国家的经济重心南移，已形成南重北轻的形势。中国的政治中心也随之东移，远离经济中心的长安遂失去了领导全国的首府地位。

　　其次是国防形势的变化。凡在中国实现一统的王朝，一方面要牢固地控制中原，一方面要注意控制长城线，抵御和组织进击周边游牧民族统治集团对中原的侵扰，以屏护黄河中下游的农业生产。在唐代以前，中国的边患多在西北和正北，如周时的戎狄、秦汉时的匈奴、魏晋时的鲜卑、隋唐时的突厥。所以关中是控制内部与抗御外患最理想的枢纽所在。关中地处东西交通的要冲，也是外来压力的对象，从国防观点也最宜建都。可以说，唐以前，关中和长安就是全国最强大、最重要的国防要塞，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而历代统治者都把占据关中、立都长安视为图位争霸和其政权兴亡的关键。但在唐以后，国防重心则向东北移动，因为中国的边患多来自东北，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所以抵御外族入侵的国防要塞的位置，自然由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位置转移到以北京为中心的东北位置了。

　　第三是中外交通路线的改变。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最主要的通道，长安是这条传播文明与友谊之路的起点。特别是唐代，空前繁荣的丝绸之路向沿途更广阔的地域伸展，使长安以西唐朝境内12000里的丝绸之路沿线“阊闾相望，桑麻翳野”。可是到了中唐以后，受到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武装的干扰，中国与西域、欧洲的交通被阻隔起来。所以唐代中期以后，对外交通从内陆的丝绸之路转向海上的丝绸之路。由于江南的开发、沿海经济的发展、航海术的日趋进步，当时浙江的明州（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江苏的扬州等城市已成为中国与亚、非、欧各地人民交通往来的重要门户。宋元时代的泉州，成为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而长安则沦落为与外阻隔的闭塞的内陆城市，地位自然也一落千丈。

　　长安峥嵘的往昔已成为过去，但西安仍为西北之重镇。在缅怀这个历经治乱兴衰的古都变迁历史之后，应该看到随着东起连云港、西至阿姆斯特丹，横跨欧亚大陆的远远超过昔日丝绸之路的铁路大动脉的开通，古都西安恢复以至超过汉唐文化的声威荣耀，当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