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七、从出土文物看唐代的体育活动

　　王自力

　　“体育”一词，虽然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决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就没有体育，恰恰相反，我国古代的体育，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风格鲜明。在历史上，曾为华夏民族增光添彩，成为近现代中国体育的先河与基础，也曾吸引和影响过世界许多民族，以致不少源于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至今还在世界各地流行，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的传统体育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兴盛，出现了我国体育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及至唐代，体育运动更是蓬勃发展，形成了第二次高潮。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经济的发展繁荣期，也是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作为唐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体育，气势磅礴，绚丽多彩，承前启后，影响深远，它不但为唐文明增添了光彩，在中国古代体育史和世界中世纪体育史上，也都占据着显赫的地位。本文依据出土文物，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拟对唐代的体育项目和特点作一简略的探讨。

　　一、马球

　　马球运动在古籍中称作“击鞠”、“击�”或“打�”，是指骑在马上持棍打球的活动。这项运动至迟在东汉末年已经有了。曹植《名都篇》中就有“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描写。及至唐代马球运动风靡一时，帝王、臣子、文人、武士以及富豪子弟等都非常喜好这项运动。史书中不乏记载，如《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载唐中宗时“上好击�，由是风俗相尚。”《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元年“寒食节，上与诸将击鞠于内殿”。唐代诗词中也有很多描写，如《全唐诗・第六一三卷》皮日休《洛中寒食二首》中云：“击鞠王孙如锦地，斗鸡公子似花衣。”随着马球运动的兴盛，唐代宫城和禁苑里，还出现了正规的马球场。如长安宫城内的球场亭、西苑的梨园、大明宫的东内苑、龙首池、麟德殿、中和殿等。1956年，在唐大明宫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含光殿及�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的碑石，表明在修建宫殿的同时就修建了球场。此外，敦煌发现的唐代文献伯3451《张淮深变文》，也有关于球场的记载。当时不仅把球场纳入了建筑计划之中，而且球场的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唐诗中就有“亲扫球场如砥平”的句子，史书中还有“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场”的记载。当时的球场周长约千步，三面用矮墙围绕着，以防止小球滚出，一面是殿、厅、楼、台之类的观赏台。球场不仅面积广大，而且平坦光滑。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诗中有这样的描述：“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

　　唐代的马球，体积若拳头大小，通常用轻而坚硬的木材制成，中间掏空，“坚圆净滑”，外表再涂漆绘彩，唐人诗歌中常称为“珠球”或“画球”。击球杖，是一根顶端弯曲呈偃月形的木棍，长数尺，表面也有彩色花纹，时人形象地称之为“月杖”或“画杖”。骏马，是击球运动的活器材，马在参赛时，均披挂鞍具，且将马尾缚扎挽结，以防在激烈运动中，马尾相互缠绕或缠住球杖。

　　当时马球的竞赛活动是很普遍的，1972年，陕西乾陵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西壁出土了一幅《马球图》壁画，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唐代马球竞赛的激烈场面。画面上有二十几匹骏马在飞奔，马皆缚尾，骑在马上的打球者，头戴幞头，脚蹬长靴，手挥球杖，在场上追逐击球。这组壁画着重描绘了五骑紧张夺球的瞬间：最前一人乘枣红马，手持月牙形球杖，作反身击球状，其余四骑则纵马迎击，随后有大队人马簇拥着竞相争来。球在飞转，人欢马叫，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唐代人打马球的场景。此外，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也曾出土过唐代击球俑。唐诗中不乏对马球比赛的描述：“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

　　“杖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人不约，心自一；马不鞭，蹄自疾”。唐中宗时还进行过一次汉、藏马球赛，至今传为佳话。景龙四年，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

　　唐代马球比赛，分单球门、双球门两种形式。单球门实际上是个人夺标筛选赛，球场中间立一球门。《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三》载，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唐僖宗令陈敬�等四位禁军将领比赛击球，以输赢确定西川节度使人选，结果，“敬�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胡三省注云：“凡击球，立球门于球场……放球于场中，诸将皆�马趋之，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其余诸将再入场击球，其胜者得第二筹焉”。这场比赛就是单球门形式，重在发挥个人的击球技术。双球门赛，与现代的马球相似，就是两支球队的对抗赛，场的两端各设一球门，每队上场人数似未固定，一般约十人左右，两队队员各自互相配合，骑在马上挥杖争球、传球、运球、射门，最后以击入对方球门次数多者为胜。中宗时举行的那场宫廷队与吐蕃队的比赛便是这样的形式。双球门赛较之单球门赛难度更大，上场球员不仅要注意施展个人的运动技能，而且还要注意与队友的默契配合，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的运动水平。配合场外的激烈球赛，场外往往要击鼓奏乐、呐喊助威。

　　唐代贵族打马球痴迷而奢侈。《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一》载唐末淮南节度使杨渥，在夜晚“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灯光球场了。

　　唐代不仅男子打马球，女子也热衷于此项运动。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面唐代“妇女打球纹”的铜镜。江苏邗江也出土过同样纹饰的铜镜，镜背上亦刻有四名妇女骑马击球的形象。

　　唐代打马球的技艺也是很高超的，反映了这一时期马球运动的发展水平。韩愈在《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中云：“球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唐语林》说宣宗“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两军（指左、右神策军）老手，咸服其能”。这处描写虽有夸张，然从中亦可看出当时的马球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风行的马球运动，到了宋金时多被看作“军中戏”，仍较流行。元代时，马球改进为皮缝的“软球子”，球杖也加长了，打法与前代也不尽相同。到了明代中叶开始衰落。清初，马球这颗在中华古文化史上放射了千余年异彩的明珠，逐渐湮没了。直到民国初年，西方现代马球传入了我国，马球运动才又缓慢地发展了起来。

　　二、相扑

　　相扑，古称角抵、角力，即今摔跤运动的一种。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一活动形式既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又是社会上的一种娱乐和竞技项目。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这类极具竞技特色的中华古代传统运动形式，还不断地流传国外，成为深具影响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体育运动项目。

　　角抵起源于五千年前，黄帝与蚩尤两个氏族部落之间的一场战争。秦统一后，禁藏兵器，作为徒手搏斗的角抵因此兴盛。晋代伊始，角抵又出现了另一名称――“相扑”。到了唐代，相扑、角抵二名称并行，其特点还是赛力性的竞技，且多在军中进行。出土的唐代文物中也有角抵、相扑的图画和雕塑形象，这些绘画和雕刻的形象大多数裸上身，着三角裤，腰系护腹带。1990年，西安西郊热电厂唐墓中出土了一件二人搂抱的小三彩俑，塑于一圆形小台座上。正面一人右手勾住对方的脖子，左手抱对方的腰部；背面一人右手搂住对方的腰，左手扳住对方的右大腿。着衣不甚清楚，似为裸上身，从正面一位看，腰系带，似穿三角短裤。应为相扑俑。1991年8月，西安市东郊的唐金乡县主墓，也出土了一件相扑俑，头戴黑色幞头，裸上身，下身穿三角短裤。此俑左腿抬起，右腿半蹲以脚尖着地，右手向后摆（左臂已残）。脚步腾挪、摇头晃脑，正是相扑交手时低头猫腰，双腿晃动，两臂前伸，寻找进攻时机的摔跤动作。看其着装与外貌，赤身裸背，光腿跣足，仅穿三角短裤，肥头大耳，身躯硕壮，当为唐代流行的相扑形象。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出土了一幅唐代白描相扑图的粉本。画中两人，赤身裸背，光腿跣足，一人一手在前，一手在后，用弓步直取对方；另一人双臂弯曲，低俯身体，紧抓对方的腰带。双方左右回旋，扭抱一起处于僵持状态。画面以简练的线条，描绘了相扑力士肌肉突起的健壮体魄和互不相让、发力扭摔的紧张场面，形象十分生动。

　　唐代，角抵与击球被并列为两项最受欢迎的运动娱乐项目。角抵往往作为压轴戏放在盛大的节日喜庆的最后。《文献通考》载：“角力戏，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毕，左右军摆大鼓而引之”，可见其声势。唐代还在宫廷中专门设了摔跤队，取名“相扑朋”，它集中了全国的相扑高手。如蒙万赢就是一位专业相扑名家，据宋调露子《角力记》载：姓蒙的角抵力士，于“咸通中选隶小儿园……寻入相扑朋中”，从十五岁开始就以拳手轻捷而闻名。历经懿宗、僖宗、昭宗三朝，不知赢了多少场比赛，在数十年间“累累供奉”，受赐丰厚，因而享有“万赢”的美称。当时军中也有一批专门从事相扑的力士，这一活动在民间也很流行，往往还有女子参加。民间的摔跤比赛，分春秋两季举行，每年元月十五和七月十五中元节为角力之期。据《吴兴杂录》记载，“唐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可见这项运动在当时已成风俗。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相扑运动还传到了日本，至今，日本相扑的装束，仍有唐代遗风。唐代相扑运动的兴盛和普及可见一斑。

　　三、狩猎

　　狩猎，古代也称作“田猎”、“畋猎”、“校猎”、“游猎”、“射猎”、“驰猎”、“弋猎”等。最初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自夏以来，历代统治者多把狩猎活动看作是顺四时的大礼，狩猎既是一项国之大典，也是体现尚武精神的一种军事体育活动。秦汉以后，狩猎成为帝王贵族悠闲享乐的一种娱乐体育活动，汉武帝刘彻即“以驰逐野兽为乐”。唐代统治者尤好狩猎，而且四季皆好，狩猎时大多骑马，随身携带弓矢刀剑绳索网罟及鹰犬猎豹等，往往兴师动众、场面壮观。史载贞观五年，唐太宗大狩于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新唐书・高祖二十二子列传》载：齐王元吉“喜鹰狗，出常载�罔三十车，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又载，滕王元婴亦好狩猎，所到之处，不事公务，借猎狗，求捕兽之网，沉迷游猎往往深夜不归。唐时，城门入夜要关闭，但因滕王畋游未归，往往彻夜大开。可见唐代的帝王贵族对狩猎是何等的痴迷。

　　较高等级的唐墓中往往有狩猎内容的壁画和陶俑。唐淮安王李寿墓内，就有狩猎图壁画。其上绘有数十位狩猎者，从峡谷之中围猎群兽，鹰逐狐兔，箭射豕鹿。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也绘有人物众多的狩猎图。皆场面浩大，气势雄伟，鞍马人物生动逼真，刻画出了唐代贵族田猎活动的场面。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骑马狩猎俑，有的张弓搭箭，欲射飞禽；有的马后捎鹿，满载而归。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俑，有一件胡人在马背上挥拳与一扑过来的野兽激烈搏斗。1991年发现的金乡县主墓出土了8件骑马狩猎俑，有的拉缰勒马，观察动静；有的怀抱猎犬，准备出击；有的手托苍鹰，寻找猎物；有的马后捎鹿，得意而归；还有带着猎豹和猞猁以助狩猎的。

　　唐墓出土的狩猎图壁画和狩猎俑正是唐代贵族好尚狩猎的如实写照。结合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可知唐代帝王贵族的狩猎活动有着一整套周密的计划和组织。皇帝的狩猎组织严密，排场很大，也十分考究，前十天即由宫廷有关部门开始准备，先选择和丈量猎场，上奏皇帝批准，然后征发民工修猎场及道路。前三天，在猎场四处树立旗帜。前一天，侍奉田猎的军队集结到预定地，宣读《田猎令》（大致包括不杀胎、不覆巢等注意捕杀与养护并举的内容），随后军队便从东、西、北三面围住猎场，只在南部留一缺口。到了田猎这一天，皇帝一行人马在鼓乐声中浩浩荡荡开进猎场。各路将士组织骑兵驱赶野兽，使之向缺口逃窜，以供皇帝和王公大臣依次射猎。结束时，鼓乐齐鸣，万众欢呼。最后，集中猎物，分配赏赐。为了帝王贵族的狩猎，朝廷还特意建立了一只由骁勇武士组成的“射生马队”，还有“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此外，凡天子外出校猎，随时征发百姓“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一人狩猎，万人出动，造成了唐代帝王田猎的宏大场面。不仅帝王贵族好猎，军中将士亦然《，新唐书》载节度使王武俊“尝与宾客猎，一日射鸡兔九十五，观者骇伏”。高宗仪凤四年大将裴行俭奉旨西征，至西州时“假为畋游，教度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息了叛乱。裴行俭以狩猎为烟幕，顺利地掩护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这也表明唐朝军队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在时人眼里已属司空见惯之事。王维《观猎》诗中对将士狩猎亦有生动的描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唐代捕猎禽兽的方法主要有骑马射杀、围猎、网捕、索套、火攻等，或单独采用，或配合进行。从出土狩猎俑的着装看，皆穿紧身的戎衣或胡服以便行动，唐诗亦可印证。张祜《颜郎中猎》云：“忽闻射猎出军城，人着戎衣马带缨。”司空曙《观猎骑》云：“缠臂绣纶巾，貂裘窄称身。”

　　值得注意的是，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狩猎俑中有一件为带猞猁的女俑，可见唐代女子不仅骑马出行，露髻驰骋，而且还参与了激烈的骑马狩猎活动。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曾描述了宫女随皇帝“胡服骑射”的情景，诗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全唐诗》，杜甫，《哀江头》）。

　　四、围棋

　　围棋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亦称“弈”，因二人手持棋子对弈时体现出双方思想的碰撞交流，又有一雅号叫做“手谈”。传说尧、舜发明了围棋，春秋时围棋已颇流行。我国的围棋之制在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主要在于局道的增多，当时17道和19道局制同时流行，还没有定型，另一方面，已有了将棋手分为九个等级的围棋九品制。

　　至唐代围棋之制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变化，当时的棋局已基本定型为纵横各19道（也由17道的）。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嵌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19道，361个交叉点。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出土的唐代《仕女弈棋图》绢画，上面画的棋盘是17道。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张雄墓出土了一个木制围棋盘，纵横各19道。唐代围棋子多用玉石制成，分黑白二色。在甘肃敦煌西南唐敦煌郡寿昌县遗址，曾出土了一批唐代棋子。这就是被列为贡品的“敦煌郡棋子”。棋子呈圆饼形，中间凸起，以花岗岩或其他玉石磨制而成。唐代围棋是二人对局，以棋子围困对方，吃子多少定胜负。唐人徐铉撰《围棋义例》，全面阐述了当时围棋的着法、规则及战略战术。由于皇帝的喜爱和其他种种原因，对弈之风遍及全国，围棋在宫廷、文人学士乃至妇女中都较为流行。《仕女弈棋图》绢画中，绘着一位衣着入时、雍容华贵的妇人，坐在棋盘旁，手执棋子正在专心致志的下棋。这幅绢画，正是唐代上流社会妇女尚弈的一个生活写照。唐代还出现了职业围棋手，称“棋待诏”，是专门陪皇帝下围棋的。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选拔的，具有一流的棋艺，因而有“国手”之称。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专业棋手潜心研究，总结经验；有的还著书立说，在围棋理论方面颇有所建树。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围棋的发展。

　　从唐代开始昌盛的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走出国门。首先传到日本，接着传到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和新罗等。

　　五、技巧

　　技巧运动在中国出现很早，源于史前人类自身的活动和生产实践，秦汉之际就已经成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精神文化形态之一的“乐舞百戏”的主要内容。其主要项目有：筋斗、倒立、柔术、戏车、戴竿、绳技等。这种技巧运动形式实际上包括了今天体操运动和技巧运动的许多内容，因无统一称呼，姑且以“技巧”名之。唐代的技巧运动也属于包罗万象的百戏内容之一，不仅沿袭了汉代形成的较为完备的运动形式，大体上以翻腾、平衡等动作为主，并有个人或团体的造型，而且技巧有了长足的进步，花样翻新，别具一格。主要项目有：筋斗、倒立、叠置伎、戴竿等。

　　1.倒立。唐代不仅有单人倒立，还出现了柳肩倒立和柳格倒立。柳肩倒立为双人动作，下面一人张双臂，分腿站立，上面一人在其肩上作倒立动作，应是在快速翻腾跌扑中完成的。现代杂技中“柳肩”这一术语，就是由唐代的“柳肩倒立”保存下来的。柳格倒立是三人团体动作。同一时期的古籍《信西古乐图》中即绘有这两种倒立形式的图像。1991年金乡县主墓出土了一件单手倒立俑，此俑额上勒短巾，身穿紧身衣裤，右臂直伸以手掌撑地，独臂倒立而起，双腿在空中交叉前伸，弓腰抬头，姿态矫健。值得注意的是，从白衣痕迹看，此俑原无左臂，属独臂残疾人，这应是唐代残疾人运动的一个例证。

　　2.叠置伎。即今之“叠罗汉”，是唐代新崛起的技巧项目之一。它是由三人以上叠成的多种多样的人体动作造型。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的石刻造像上，就有一幅唐代9人叠置图，共分五层：最底一层3人，弓步承立；第二层2人，其中1人单足立于底座人的手上；第三层3人；第四、五层各1人。其中三、四、五层均有劈叉、柔术等表演。保存于日本的唐代漆绘弹弓上有一部分图案就描绘了5人叠置的技巧。《信西古乐图》中反映叠置图象的有“三童重立”、“四人重立”等形象。这种技巧不但是一项独立的运动，也可以与别的技艺相结合。唐人刘言史《观绳伎》诗中云：“高出绮罗香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层”，说明叠置与走绳结合了起来，能在绳上“重肩接立三四层”，是现今也罕见的技巧，足可见唐代形体技巧的精湛。

　　2002年西安南郊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一件三彩叠置伎俑，是由7人组成的，分5层：最底层为1个大力士，双腿叉开，双臂举起；第二层为2童子各用一足站立于底层力士的头顶，另两足高高翘起；第三层为1童子双足站立于其下二童子的肩膀上；第四层又有2童子各用一足立于其下一童子的双肩上；最顶层为一小童，站立于其下二童子的肩上，双手扒开裤裆做撒尿状。这件叠置伎俑，不但技巧高超，而且形象诙谐可爱，表演性很强。

　　3.戴竿。“戴竿”，也叫“顶竿”、“竿木”、“寻�”、“透�”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高空技巧项目。爬竿的杂技已见于春秋，汉代爬竿、顶竿、车上竿戏、掌中竿戏，均已出现。唐代的竿技超越前代，占据了百戏之首，成为很受欢迎的广场演出节目。教坊中，将竿技列为重点项目，名家辈出。据《教坊记》载开元时之侯氏、赵解愁、范大娘、王大娘等，都是著名的艺人。这些艺人常在节庆时演出。诗词歌赋对此盛况屡有咏及，如王邕的《长竿赋》、《勤政楼花竿赋》，柳曾的《险竿行》，梁涉的《长竿赋》，王建的《寻�歌》，金厚载的《都卢寻�赋》，张楚金的《透�童儿赋》等等，均有精彩的描述。而顾况的《险竿歌》说得更好：“宛陵女儿擘飞手，长竿横空上下走……翻身挂影恣腾蹋，反绾头髻盘旋风……头上不闻打鼓时，手蹉脚跌蜘蛛丝。”张祜《千秋乐》有云：“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是千秋，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赵解愁。”可见其场面之大。唐代“戴竿”的载重承力，亦超越前代。如《独异志》所载的“戴竿”三原王大娘，长竿上能载十八人而行。戴竿技巧之高超，还特别表现在唐代独多女大力士。尤以开元间王大娘的技艺，更扣人心弦，据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载，王大娘于勤政楼大张乐舞，罗列百伎时：头上顶着百尺的长竿，竿上一座模仿瀛洲方丈之状的木山，让小演员持节鞭“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是时，十岁神童刘晏奉玄宗之命，在杨贵妃膝上口占一绝：“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番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赞颂了竿技的巧妙神奇。唐代女力士的风采，在王建《寻�歌》中描写得亦甚生动：“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回面争先缘。”诗中所指竿上演员皆为女性，矫健轻灵。下面的顶竿者，杂技内行谓之“底坐”者，亦娇容百媚，透出胆气豪情：“大竿百尺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

　　1991年西安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了7件戴竿俑，皆穿紧身衣裤，据其形态复原为三组：中间的一组，下面一人双臂展开，头顶竿，竿上端一人双臂伸开也用头抵竿，倒悬于空中，与下面的顶竿者相呼应；左边一组，下面一人头扎短巾，脑后梳一小髻，双手于腹部托竿，竿上一人以臀部骑坐于竿顶端，双臂上举，头顶上左右各有一孔，原当插有支架，支架上通常悬物或有童子表演；右边的一组，下面一人脑后垂髻，手置腹前托竿，竿上有两人皆倒悬空中作表演状。这三组戴竿俑中有两组的“底坐”承力者，头扎短巾，脑后露出短髻，为妇人形象，与诗中描写正相吻合，也正是唐代女子戴竿艺人的写照。新疆阿斯塔那336号唐墓出土有戴竿木俑，残高26.8厘米。由二人组成，一人头顶竿，竿的顶端有一童子，左手以掌心撑竿单手倒立。

　　敦煌莫高窟156窟北壁晚唐（约867前后）的张议潮妻《宋国夫人出行图》壁画中，还有行进中的戴竿表演，底座一人，双足作骑马式，两手分向左右，似在寻找重心，以稳定头上所顶木竿的平衡。竿上有四人；一人正在中部攀援；上部十字架的两端各有一人在进行表演，右边一人手足挂在架上，身躯下垂，左边一人一手抓住架子，全身悬空；竿顶还有一人正用手部支撑表演运动中的水平动作。

　　日本正仓院珍藏的唐代漆绘弹弓，背上描绘了比较复杂的中国乐舞杂技形象。画面分为七段：第二段绘戴竿技，一女子戴竿，四小童攀援架上；第四段为一男子戴竿，三人攀缘，一女童坐于竿之上端盘中，其下为奏乐者，有吹笛、吹排箫、弹琵琶诸乐工，及挥袖舞者多人。西藏桑鸢寺唐代壁画也有戴竿形象。这些戴竿俑和戴竿图像的发现，正说明了唐代戴竿技巧的盛行和技艺的高超。

　　唐代是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统一帝国的建立和人们社会生活趋于稳定，特别是封建统治者对军事和科举（包括武举）制度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全面勃兴，出现了中国古代体育史上发展的鼎盛局面。这一时期，已成体系化的各类体育活动形式更具多样性，包括射箭、球类、武术、棋类、技巧、水上运动及各种民俗娱乐运动形式等皆初具规模，其运动规则和技术方法均有脉络可寻。本文只是在丰富多彩的唐代体育运动项目中，撷取了较有特色的五个项目，依据出土文物和有关文献的记载略加阐述，远不能概括唐代体育的全貌。然而通过唐代盛行的这几项体育运动，我们也可看到，唐代的各类体育活动形式已进一步深入到了社会的各阶层，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妇女参与体育活动逐渐多了起来，体现了社会稳定时期民众对体育运动这一文化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从马球、相扑、围棋等运动看唐代体育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同时在兼容并蓄、自由向上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唐代的各项体育运动也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与传播，具有鲜明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