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稿

十六、漕运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

　　漕运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现象，即封建王朝通过水运，向其统治中心――京师大规模征送税粮等物资的一种制度。这一现象始于秦代，亡于清末，前后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其间统一集权王朝时期，漕运无不兴旺发达，而分裂割据之时，漕运则一蹶不振，可谓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相始终。诚如晚清政治家康有为所言：“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但是，漕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关系如何，其作用和影响又何在？目前史学界尚未做出完整的回答。因此，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漕运产生及其兴衰的根源

　　众所周知，史称三代的夏、商和西周时期，虽然号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天子及中央实际上仅控制有数百里的王畿之地，其余广大地区则处于“分土而治”的状态之下，或为臣服之邦，或为受封之国。这些邦国与中央的关系是相当松弛的，在经济上，主要保持着“进贡”的义务，这种进贡，有时也只是象征性的。因此，三代虽称统一，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及至春秋、战国之时，列国称雄，天子沦丧，原来形式上的统一、“进贡”也随之消亡。总之，在先秦时期，由于没有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所以，便不存在中央对各地经济的严密控制，也不可能出现中央对各地财赋的经常性、大规模的征运现象，因此，漕运也未能产生。至于春秋时秦国的“泛舟之役”，只能算是偶然现象，并非稳定、制度化的漕运。

　　秦统一封建王朝建立后，才首次在政治上对全国实行了中央集权统治，完成了韩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构想。为了满足空前庞大的秦中央政权的日常需要，支持其“内兴功作，外攘夷狄”的事业，就有必要吸收和利用各地的收入，所谓“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同时，正像废除分封、销毁六国长城及兵器，以打击各地的政治、军事基础一样，也必须在经济上剥夺地方的收入，以削弱其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因此，秦王朝对各地、特别是山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财赋征调。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漕运才应运而生。换言之，秦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是漕运产生的主要原因。而漕运所以采用水运的形式，则是由当时的交通状况决定的。在古代陆路运输手段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大规模、长距离的运输，可行性最大的只有水运，其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如后人所说：“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肩牛骡驴，定应无完皮”，从而决定了漕运的水运特定形式。先秦运河的初步开挖和水运的抬头，为秦代漕运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秦代漕运的直接记载虽然很少，但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其发展梗概已大体可知（见史念海《河山集》）。秦统治者通过关中渭水、黄河以及与黄河下游相通的济水、鸿沟等河道，将远至黄河之滨的山东各地粮物源源不断地漕运至咸阳，位于黄、济相交之处的敖仓，是当时漕运的重要集散地，直到楚汉相争时，仍“藏粟甚多”。敖仓以西的陈留，据记载也有数千万石的积粟，很可能是漕粮西运的又一集散地。这都反映了秦代的漕运已有了较大的规模。

　　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借助于水运这种便利条件的漕运，是秦中央集权政治出现的产物。此后，中央集权这一统治方式，便与漕运长期并存。秦代以降，中国封建政治的发展、变迁，可以概括地集中为以下三点：其一，统一是发展的主流，集权统治又是统一王朝政治的灵魂。在历代统一王朝的嬗变中，集权政治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又可大体分为两汉、隋唐和宋元明清三个阶段，特别是第三阶段，中央集权政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二，就各统一王朝本身而言，往往又包含着由初建时的幼稚和弱小到发展强大，而后又转为衰亡这样三个不同的时期，其集权的程度表现为弱、强、弱的过程。其三，在统一的主流之外，又先后出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宋金对峙几大分裂时期，此时，集权政治或名存实亡，或销声匿迹，可说是集权统治的断裂阶段。封建集权政治的上述变迁及表现，就决定了漕运发展的曲折多样性。以下就统一和分裂时期，集权政治兴、衰给漕运造成的不同影响，分别予以论述。（由于篇幅所限，故某些时期从略）

　　先谈统一时期。统一的两汉时期，是封建集权政治巩固和发展的阶段。虽说是“汉承秦制”，但西汉建国伊始，却恢复了分封之制，全国五十四郡中有三十九郡为封国所有，汉中央直接掌握的仅有十五郡。这些封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所谓“国所出有，皆入于王”，即指这种情况。因此，汉初对关东的漕运就极为有限，每年仅数十万石粟。到文景以后，中央开始削藩，特别是汉武帝登基后，全面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方针，中央对全国的控制空前加强。封国或废、或沦为郡属机构，而王侯“惟得衣食税租”，至此，汉王朝直接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为日益膨胀的集权统治的各项需要，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汉中央乃大力发展漕运，“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漕运量迅速提高到年四百万石的空前水平，最高时达六百万石，以至于出现了太仓之粟陈腐不可食的现象。为了使巴蜀之物也能漕运关中，汉武帝还下令沟通秦岭间的褒斜水道，但未能如愿。此后一直到宣帝五凤年间，由于在关中、河东大量籴买粮食，漕运量才有所减少。到西汉末及反新起义时，中央集权统治宣告瓦解，漕运乃绝于史籍，说明漕运之事也随之陷入绝境。

　　东汉漕运号称是“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苍海，西纲流沙”，但具体的记载却不多。史念海先生曾依据《东观汉记》指出，在东汉前期，彭城、广陵及九江等郡，每年向洛阳漕运九十万斛谷（见《河山集》）。当时发达的农业区在黄河流域，北方地区的漕运量超过以上地区，是毫无问题的，但因无明确的数额，故略而不述。不过可以肯定地是，东汉漕运的规模和地位低于西汉，这一事实与东汉地方势力强大、中央集权弱于西汉有关。

　　隋唐时期，是封建集权统治进一步强化的阶段。隋王朝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重新恢复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于是，沉寂已久的漕运又得以恢复和发展。隋初，在漕运沿线的蒲、陕、洛等十三州置仓募丁，向长安转漕关东各地粮食。隋统治巩固后，便大肆兴修运河，形成了以长安为终点的全国运河网。其中的南北大运河，第一次沟通了京师与经济上日渐崛起的南方的水上联系，使漕运的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大，这就为漕运的大规模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隋代虽没有留下漕运量的明确记录，但其积谷之多，却名闻于史，连唐太宗都叹为观止。近年在原运河沿线发掘的隋仓，规模极为巨大，并存留了大量的炭化谷物。这从侧面证实了隋氏漕运之盛。由于隋祚短促，东南漕运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却给后代漕运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有唐一代漕运记载相当丰富，《两唐书・食货志》首创漕运专节，为我们了解当时漕运的盛衰情况提供了方便。唐初，中央集权统治刚刚建立，其实力有限，因此，“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武后当政后，集权统治逐渐增强，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内外兴作”日益增多，唐政府对漕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漕运量亦随之提高。到开元、天宝前期，唐王朝的集权统治进入了极盛之时，各项开支大为增加“国用渐广”，加之长安人口逾百万，因此出现了君臣大讲漕事的局面。裴耀卿理漕时，三年向京师漕运700万石粮，天宝中，运量达到年400万石的水平，其中东南漕运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此时，正是唐集权统治日当中天之时，漕运也进入了鼎盛之日。

　　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中央的一统天下遂趋于涣散、瓦解。北方的大部分收入落入藩镇之手，“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唐政府仅余东南八道之赋，而且动辄被截，漕运量乃降至百万石左右，大历以后，更降为年40万石的水平。到唐晚期，漕运时遭叛将抄掠，运量就更少得可怜。到僖宗光启时，淮南强藩高骈阻断运河，“自是贡赋遂绝。”可见，随着唐集权统治的瓦解、垮台，漕运也告消亡。

　　宋元明清时期，是封建集权统治登峰造极及走向衰亡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央集权政治日益强大和巩固，因此，与以前相比，漕运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有了相当的稳定性。但是到清末以后，由于封建王朝统治走向穷途末路，漕运也最终在历史上消失。

　　北宋建立后，吸取了唐、五代以来“内轻外重”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于是形成了“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的政治局面。其中在财政上，实行了“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的铁律，充分发挥漕运的作用，对全国的财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征调。

　　北宋在前代的基础上，对运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和改造，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放射型水运网，为漕运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宋初，江南尚未臣服，因此，每年仅能漕运北方百余万石粮食。到宋太宗统一全国之后，漕运的范围便扩及各地。特别是通过汴河，将东南地区的大批粮物，源源不断地运达京师，其中仅漕粮一项，即达每年400万石，宋真宗时，又在汴河漕运量基础上，确定了每年600万石的定额。此后，东南漕粮基本稳定在这一水平上，最高时曾达800万石。如果加上北方地区的130多万石，北宋漕粮竟长期保持在730万石，最高时曾达900多万石。漕运在北宋的这一稳定、高水平的发展，其根源即在于北宋集权统治的严密和巩固。到宋徽宗统治后期，朝政极端腐败，漕运失去正常秩序，使漕运量大幅度减少，不久，北宋灭亡，漕运也随之中断。

　　元代虽为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但却继承了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各项“汉制”，于是漕运仍盛行于世。由于元代定都于华北，拉长了与南方的距离，而华北的地势又明显高于南方，运河进入山东后问题丛生，加上当时南方尚未平定，因此，元初内河漕运极为艰难，向大都漕运的粮物相当有限。征服南宋后，元中央为了尽快地获取江南财赋，乃转而发展海运，放弃了代价过大的内河漕运。

　　从至元二十年首试海运成功后，海运就承担了向京师供应粮食、物资的主要任务。最初，每年仅能海运几十万石，不久即达到百万石以上，在更多的时间内接近200万石，最高年运量为335万石。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中央对南方的控制迅速瓦解，海运也随之动荡不定，不久便告结束。元代海运取代了河运，在中国漕运史上留下独特的一页。

　　明初政治与西汉初年相近，即在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同时，又实行了同姓分封制。因此，洪武一朝，虽有罕见酷烈的专制皇权，但中央集权政治却尚未完全贯彻。北边藩王既有数万、乃至十万以上的王府之师，承担拱卫皇室的职责，又可节制沿边驻军，负责抗蒙军务，因此权势极大，之后终于酿成了建文时的“靖难之役”。因此，明初北方收入多不入京师，明中央则就近吸收东南财赋，以满足自身需要。在上述背景下，漕运的发展就受到较大的限制，有关的记载也多语焉不详。

　　明成祖登基后，厉行削藩，大力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使明王朝的集权统治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同时，又继承了定都北方以控全国的传统，迁都北京，于是，漕运的地位迅即提高。明政府一面继续利用海运，一面对荒废的运河大加治理和改造，缩短了南北漕运的路线，为漕运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永乐时，供应北京的漕运从每年200万石，递增至400万石，此后漕运量便大体稳定在年400万石的水平上，最高时超过了500万石。万历中期，明统治出现了腐朽、混乱的局面，加上淮河屡次泛滥，影响了运河的航行，漕运量较前有所下降。到明末农民起义席卷华北时，明中央号令难出国门，漕运才最终停止。

　　“清承明制”，清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因此，清政府像明代一样，对漕运也给以高度重视，在征服江南不久，就确立了向北京每年漕运粮食400万石的制度。此后，这一数额一直维持在十九世纪中叶，最高时为420多万石。即使在“三藩之乱”波及南方大部分省份时，清中央仍控制着江浙地区和运河，漕运量也没有下降。

　　到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涌入，清中央集权帝国日趋衰落，1851年爆发的洪秀全农民起义，更加速了其瓦解的速度。太平天国起义后，迅速席卷了东南大部分地区，控制了清王朝最重要的财赋之源，并拦腰切断了北上的漕运线，在经济上卡住了清政府的脖子，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在漕运中断的形势下，清中央被迫将南方漕粮的大部分改为银钱征收，用做镇压起义的军饷。其余部分，则委托商船从海道北运，如1853-1855年，分别北运漕粮146万、82万和129万石，数额都远远低于以前。太平天国失败后，漕粮折征款项仍为湘、淮军阀及地方所有，并不上交朝廷，清中央对日益强大的地方势力已无可奈何，只得默认现实，因而，漕运只能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

　　1872年，洋务派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逐渐将剩余漕运的业务揽走。至此，与以往相比，漕运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一，漕运规模大为缩小，这是宋代以来统一王朝所未有的现象；其二，原来纯粹由政府组织和经营的方式，转为政府出资、商人承运的新形式，与一般商运已无太大差别了。这表明了传统的漕运已走向末路。1901年，由于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清政府无力承担漕运费用，下令将漕粮改为现钱征收。但仍留下了十余万石的宫廷用米，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最终结束。至此为止，中国的集权封建王朝统治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其并存已久的漕运，终于也寿终正寝了。

　　注：表中一般和最高年额出处，均见前述各代引文资料，其中唐代、北宋和元代的一般年额，是取的其大概平均数。折合今数，则是根据吴承洛先生的研究成果换算的。（参见《中国度量衡史》第72页）

　　在秦代以后的几大分裂时期里，由于出现了几分天下、互相对峙的局面，因此，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于是，统一的漕运也随之消失。一般说来，此时割据政权的统治多不如统一王朝严密、巩固，地方势力往往称强，如孙吴的江东大姓、东晋南北朝的镇将和刺史、以及五代时的藩镇等等，或仗势横行于地方，或恃兵肆虐于中央，东晋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此形势下，割据政权对地方财赋的控制就比较弱；同时，频繁的割据战争也消耗了地方的大量收入，因此，能够供应京都的物资便大为减少，漕运乃趋于萎缩，甚或消亡。二十四史中有关这些时期的记载，罕有涉及漕运的资料，有关的水运记录，多是临时性的军需供应，如曹操在灭袁氏残余时，开白沟等渠，以水运供给军队粮草；邓艾伐吴时，修渠400余里，以泛舟运粟；北魏太和时，刁雍建议用水运取代陆运，以解决边军给养困难的问题；周世宗征淮南，才恢复了汴河的航运，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当中央集权统治消失，对峙割据局面形成后，漕运的发展就受到极大的限制，陷入了萎缩、停滞的困境。事实上，此时漕运的有关情况，也无从证实。这就从反面说明了漕运与集权统治的关系，可谓是“荣损相俱”的。总之，漕运不仅因集权统治而产生，而且其兴衰也由集权统治的变化所决定。

　　二 漕运对中国封建集权统治的意义和影响

　　漕运长期存在，活跃于中国的封建时代，势必在同期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并对封建统治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概括地说，漕运的意义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和统一局面的存在、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前述可知，秦代及其以后各统一王朝，无不通过大力发展漕运直接掌握各地收入，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地方的物质基础，扼制了分裂势力的发展，所谓“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同时，封建政府拥有了充足的物资，保持和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对全国进行严密而牢固的统治，足以对付各种内乱外患，从而确保了封建集权统治和统一局面的长期存在。正是从此出发，康有为才得出了漕运为“中国大政”的结论。事实上，在中央王朝转衰之时，统治者也常常是借助漕运，才勉强支撑着对全国的统治局面，唐代中期以后的形势就是典型的一例，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安史乱后，唐王朝仍能存在，是与漕运东南财赋的支持分不开的。

　　其次，对封建集权统治的政治组织，特别是中唐以后的体制，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集权统治不同于其他政治，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听命于皇权的庞大国家机器，如秦汉时期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官僚队伍和军队。而豢养如此众多的人员，除了提供足够数量的土地以外，还需日常巨大的各项实物开支，漕运对此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国有土地逐渐衰落，封建政府无力继续向官僚提供禄田（如从前的爵邑、占田、公田及永业田等）；也无法再给士兵分配土地，府兵制遂瓦解，募兵制出现。于是，官俸和兵饷向单纯实物、货币形式转化，而这一转化又使得官僚和军队对皇权的依附性，进一步加强了。上述变化基本上为宋代以后各朝所继承。如此以来，漕运的地位便更为重要了，“所谓官多徒役众，此二者，国粟所以费之由也”，特别是云集于京畿的常备军，更是全赖漕运给养，北宋财臣张方平即惊呼：“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故国家于漕事最急最重。”显而易见，漕运对中唐以后封建政治体制的意义，较前更为重大了，难怪明季有“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之叹！

　　第三，对确保集权统一王朝定都北方的传统格局，有着重大的支持作用。由于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边患，是来自北方的游牧势力，所以先秦以来，中原统治者不断修筑长城，屯驻重兵，以防御敌方的南攻，其中又以集权统一王朝最为突出，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重心长居北方的基本形势。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原集权王朝不得不将政治中心也设置于北方，以便就近控制边防局势，达到稳定全国的目的，这就形成了定都北方以制天下的传统政治格局。而这一军事形势和政治格局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漕运支持的。

　　秦代已有“飞刍挽粟”以供边军的记载，此后，内地政权除在沿边屯田外，都利用漕运向边军供应粮饷，隋唐以后的北方运河和海运，即视军需为重要的服务对象。而设于北方的政治中心，更是建立在漕运供给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唐宋经济重心南移之后，都城对南方财赋的依赖尤胜于以往，漕运的作用几如血管、命脉一样。可见，漕运对维持集权王朝国都的稳定和北部国防线的巩固，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另一条流动的“长城”。正如明人所言：“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天下矣。”而漕运状况的不佳、恶化，对封建集权统治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轻者足以干扰其统治秩序，重者则可削弱其统治力量，甚或促使其瓦解、灭亡。漕运的中断，对中央集权统治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如东汉末，“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献帝君臣只能食糠咽菜，寄人篱下；西晋末，都城被围，“内外断绝，十�之�，屑而供帝，君臣相顾，莫不挥涕”，其难支之困境可想而知。唐朝灭亡，宋祁一针见血地指出：“祸基于桂林”，即指桂林戍卒切断江淮漕运线事；北宋末，漕运量锐减，大大减少了京畿的物资储备，到金军包围开封后，便出现了“物力既耗，人心惊疑”的局面，其亡国迅速，与此有很大关系；元末，海运中断，造成大都粮荒、饿殍遍地的后果，“元遂不能师矣”。而清末漕运的最终消失，也使得清王朝连同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结局。

　　漕运还制约着封建国都的稳定、发展和迁徙。在唐代以前，由于漕运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同时，漕路又有黄河三门之险，从而限制了漕运量的提高，制约了国都的发展规模和都城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唐朝建立后，国家机器不断膨胀，长安人口也逾百万，使得北方经济难以承受，就不得不将漕运的范围扩及东南。但正如杜佑所说：“关中寓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因而，漕运量的提高仍然受到很大限制，永徽以后，长安即时常缺粮，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从高宗到玄宗时期，位居至尊的天子竟不得不经常率领群臣赴东都“就食”，这一奇特的现象，深刻地说明了漕运对国都安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反映了长安已无法适应集权政治日益庞大的时代了，避开三门险阻，缩短输送路线，以吸收更多的财赋，无疑已成为确立新都的首要条件。唐亡以后，都城终于东移，而北宋以开封为都，就主要是从有利于漕运考虑的，如宋人所言：“国家定都于汴，实就漕挽东南之利。”由此可见，唐宋之际都城的东移，与漕运有着极大的关系。事实上，当漕运路线改变以后，原来繁荣壮观的长安、洛阳及开封等故都，都迅速衰落下去了。

　　综上所述，漕运在中国历史上的产生和发展，绝非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产物，所以，漕运的兴亡完全由这一统治的盛衰所决定。同时，漕运状况的好坏，也极大地制约和影响着封建集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但总的说来，漕运的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唐宋以后大规模、稳定的发展，对中国封建王朝集权统治的发展和强化，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漕运，就没有中国封建集权政治的长期存在，也不会有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辉煌历史。

　　（原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