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稿

十五、吕夷简与北宋中叶的政风

　　吕夷简是宋仁宗朝著名的宰相，曾三冠辅相，主政达二十余年之久。对于这样一位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政治人物，宋人毁誉不一，赞扬者称其“有绝人之材”；不满者指其“坏了天下”。纵观吕夷简一生，其从政早期曾颇敢言直行，兴利除弊，但其后却转为玩弄权术，排挤异己，以取宠固位，并以此而闻名于史。那么，吕夷简的这一从政特点与北宋中叶的政风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无疑是宋代，乃至于中国封建政治史上的又一重要问题，值得深入地加以研究。

　　一

　　吕夷简是宋仁宗朝执政时间最长的宰相，先后三入中书。史称其“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揆诸各种史料记载，不难看出吕夷简的从政活动及特点经历了一个由直言敢为转向热衷权术的蜕变过程。有关其这方面的活动内容，可概要如下：

　　早期敢言敢行、兴利除弊。吕夷简在宋真宗咸平年间入仕后，尚不乏关心民瘼、遇事敢言的政治热情。如在任滨州地方官时，曾上书朝廷废除河北自五代以来征收农器税的做法，自是“天下农器皆勿算”，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提点两浙刑狱任内，他请求缓伐木材于南方，以减轻“工徒至有死者”的问题；在任侍御史知杂事期间，他又不顾“忤大臣意”而揭露了“假李顺”案等。此外，吕夷简还曾奏弹李溥专权、为寇准辩诬等，这都体现了吕夷简从政早期尽职敢言的特点。因此，吕夷简迁任权知开封府后，已颇得令名，所谓“治严办有声，帝识姓名于屏风，将大用之”。

　　宋真宗死后，吕夷简配合次相王曾将长期弄权乱政的首相丁谓驱逐出朝，又劝刘太后将天书随葬梓宫，以结束荒诞、劳民伤财的祥瑞活动。天圣二年合祀天地时，按例辅臣皆应迁官，时任参知政事的吕夷简却主动带头“辞之”，遂仅加恩而已，从此“著于式”。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能反映其当时的从政风格，即：吕夷简与张士逊等大臣主持的茶法改革受阻后，张士逊等人只顾为自己辩白，一味推卸责任，而吕夷简则能不顾及自己的得失，据理力争，指出变法的成效所在。到宋仁宗亲政伊始，吕夷简手疏时政八事，史称其“劝帝语甚切”。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在宋仁宗朝初期，吕夷简仍保持了积极的政治热情。

　　主政后日趋保守，“动有操术”。当吕夷简在天圣七年升任宰相之后，其果断、进取的从政特征逐渐丧失，日益转向明哲保身，大搞权术，以取宠固位之路。根据有关记载，早在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吕夷简就奔走于两宫之间，一方面维护天子利益，另一方面则对太后的许多非分之举予以赞助，所谓“岁月逾深，谋猷益著”。宋仁宗亲政后，吕夷简在政治上更是无所创建，惟施展权术，趋利避害而已。如景�二年，吕夷简奏令参知政事宋绶上中书总例，称“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为宰相矣”。此举实际上为中书大臣制定了行为条框，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按部就班，墨守成规。再如，当宋仁宗询问废除前线宦官监军一事时，吕夷简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而当宋仁宗要求其推荐“谨厚”人选时，他又以不熟悉中官为由推辞，建议由内侍首领保荐。最终，权宦因惧怕承担责任而主动要求撤掉监军。如此，吕夷简既满足了人主之意，又避免了与内侍的冲突。

　　吕夷简在竭力“深结人主”的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党同伐异，充分施展权术将异己者一一排挤出朝。如先后将李迪、宋庠、王曾及任布等等反对派逐出中书。他甚至还借机挑唆宋仁宗废黜了曾非议过自己的郭皇后。吕夷简不遗余力打击政敌最突出的表现，则是以“朋党”的罪名排挤以范仲淹为首的、不满保守朝政的一批官员。吕夷简一面打击反对派，一面扩大自己在朝中的势力，先后荐用的宰臣王随、陈尧佐等人，或老弱昏愦，或贪浊畏懦，其用心正如当时人孙沔向宋仁宗所指出的：“盖夷简不进贤为社稷远图，但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知辅相之位非己不可”。吕夷简还通过提高宦官品位等施恩活动来拉拢宦官，以便及时了解宫中情况的变化。后人修《宋史》时，对吕夷简所为有这样的评语：“及其为相，深谋远虑，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颇务收恩避怨，以固权利。”

　　由此可见，进入中书后的吕夷简费神耗思地“排除异己”、“招权市恩”，其所为虽然算不上权臣行为，但因“进用者多出其门”，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其把持朝政的局面。

　　二

　　吕夷简的上述从政活动及其特点变化的产生，既有其个人内在的因素影响，更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北宋太宗以来保守政治的直接产物。

　　如所周知，北宋是在五代藩镇割据、君弱臣强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通过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深谙五代之弊，因此，为了维持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如所谓的收兵权、分割相权等内容，其遂以开国之主的示范行为，为后世嗣君确立了治国的基本原则。宋太祖曾对辅臣赵普说道：“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宋太宗继位之初，曾想有所作为，但其才识、品性和魄力都不如乃兄。北伐战争的接连失败，使宋太宗由急于建立不世之功转为怯懦惧战，消极防御。再加之其以非常手段登上帝位，多疑的人格和阴暗的心理，使他迫切地希望政治上的安定，为政方针便集中在“保”和“守”之上。开宝九年，宋太宗登基初便对近臣们表示：“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可见，“因循”、“防弊”已成为宋太宗尊崇奉行的治国之策。

　　如果说在宋太祖时期，为防范文武重臣篡位而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对于巩固统一、稳定政局具有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宋太宗时代将此“安邦之术”僵硬化、极端化的做法，则对后世继承者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被视为祖宗之法而奉行不悖，于是因循守旧成风，政治日趋保守。

　　宋初，士大夫地主阶层在经历了五代时期沦丧失落的境地后，重新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一跃成为赵宋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诚如北宋名臣文彦博所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但是，当门阀世族消亡之后，土地兼并日趋剧烈，科举选官成为入仕的主要渠道，这都使得累世公卿、富贵长存的局面一去不返。于是，尽管士大夫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心被再度激发起来，然而在人主过分强化集权统治和因循、慎守的治国方针的左右下，他们为了维护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其从政理念也势必要适应统治者的要求，成为“因”字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直接贯彻者。反映到政治上就是一切率由旧章、墨守成规，其开拓进取精神遂日益丧失。

　　宋初宰相范质，因后周遗臣的缘故，惟“循规蹈矩”（黄震《古今纪要》卷一七《宋朝》）。历仕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主要宰臣赵普，就是宋初保守官僚的突出代表。据史料记载，赵普主掌中书时，曾在大堂上放置了两个大瓮，凡中外有上言时政利害的奏书，他都投入瓮中，待积满后便全部烧毁。宰相沈伦，被北宋史家称之为“纯朴谨厚……然十年相位但龌龊固宠，不能有所建明”。在宋太宗朝，循默无为成为当时宰执大臣身上所普遍具有的显著特点。如李□被评价为“循谨自守、无赫赫称”；贾黄中更是“畏慎过甚，中书政事颇留不决”，“专务循默、无所发明”。正是在这样一批士大夫阶层的头面人物高扬“因循”、“无为”的旗帜之下，使得政坛出现了一派的保守空气。如同时代大臣张齐贤勉励后代的诗中所云：“慎言浑不畏，忍事又何妨。国法须遵守，人非莫举扬。”

　　到宋真宗朝，循默、保守之风更为浓烈。至道三年，宋真宗在即位制中就宣称“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澶渊之盟后，为了转移国人的视线，君臣不惜劳民伤财，大搞天书祥瑞活动。在此形势下，一时主政大臣大抵皆为墨守旧章、顺从偷安之辈。诚如《容斋随笔》卷四所称：“景德祥符间治安之极，王文穆、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以为固宠容悦之计。”可以说，在宋真宗一朝，“守旧规、戒生事”已成为当政官僚群体的普遍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当时的所谓名相也是如此。如李沆“居位缜密，不求声誉，动遵条制”，号“无口匏”；王旦一味谦恭顺从，甚至于违心地参与祥瑞活动。所谓：“王文正公旦实为参政宰相，无一不预，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于清议，而固恋患失，不能决去。”还值得一提的是，吕夷简的从父，也是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宰相吕蒙正，也以“将顺德美”、“以宽厚为相”著称于史。吕蒙正曾在与宋太宗讨论治国之道时这样说：“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扰之则乱。近日内外皆来上封，求更制度者甚众，望陛下渐行清净之化”。此段话的实质就是安于现状，拒绝变革。这就难怪其罢相制中有“窃禄偷安，莫斯为甚”的评语。在此政治局面之下，寇准一旦打破官员论资排辈升迁的秩序，自然便会遭到上上下下的非议，其最终贬官不能不说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由此可见，宋真宗时期，朝政已因循苟且成风。

　　到宋仁宗即位以后，政治上的保守之风有增无减。宋仁宗登基时也表示“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此语其实正是这位君王优柔寡断、怯懦无能特点的最好标签。与此同时，“士大夫务以冲晦自养”。如曾推荐吕夷简为次相的王曾，虽号称名相，但在政治上惟求平稳，所谓“以厚重镇天下”。余如早于吕夷简入相的张士逊之流更不足称道，这就形成了“今之政失于宽而蔽于姑息，今之士弛于务而幸于因循”的局面。朱熹曾对此评说道：太宗一朝“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时期“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而至仁宗即位后“终不曾做得一事”。

　　正是在以上日益保守、萎靡的政治背景下，吕夷简步入仕途，并最终成为宰相。如此以来，其从政特点的形成与演变遂不能不受到当时政风的重大影响，亦即受其所属士大夫群体普遍处世态度和心理特征的影响。特别是吕蒙正作为吕氏家族的楷模人物和宰相的典型代表，其政治风格、行事方法对乃侄吕夷简势必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儒家正统思想赋予了吕夷简“兼济天下之志”的热情，使其在为政初期能敢言直谏、兴利除弊。然而，在宋初以来保守政风的日益腐蚀之下，尤其是当其以宰相身份与宫廷发生直接的交往后，吕夷简深刻地理解了封建官场之道和人主的本来面目，如刘太后垂帘期间，大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又多次出现僭越行为。当宰相王曾及枢密使曹利用稍有异议时，不是被贬出朝，就是被逼而死。臭名昭著的王钦若仅仅因为与太后关系密切，便能够再入相府。而各方面都不如吕夷简的张士逊，也因曾在东宫效过力，遂在吕夷简之前拜相。于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及解决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吕夷简进入中书后不但在行动上而且在信念上均发生了转变，进取精神逐渐地被保守行为所取代。

　　吕夷简并非庸碌无能之辈，然而在当时的大背景环境之下，为求自我实现，他只能将主要智虑用于招权固位之上，为政的主要精力也花在计较利害得失、党同伐异及尔虞我诈方面。其政治权术之复杂多变、心计之缜密，自然非常人所及。吕夷简的这些从政特点，无疑是宋太宗以来政治不断保守、士大夫主流群体日益萎靡的产物。

　　三

　　“天子而下，宰相而已”。位居中书的宰辅们身系封建王朝的安危，他们不仅是朝廷大政方针的主要制订者，而且是统治政策的最高执行者。他们的活动，基本构成了一代封建政治史。身为宰相的吕夷简，三贯台席，前后主政达二十余年，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因此，其从政风格反过来也必然对宋仁宗朝政坛产生颇大的影响。

　　经历了唐末、五代战乱以后的北宋，正处在恢复封建道德标准及其社会风气之时。值此时代变易之际，为求巩固已取得的高位，吕夷简在维护祖宗之法和传统道德规范的旗帜遮掩下，巧妙地运用了政治权谋，上下其手，左右逢源，长期盘踞于政权中枢，从而形成了其独有的从政特点。这也是吕夷简所属士大夫群体因循守旧的普遍意识制约规范的结果。然而，也正是因为吕夷简位居中枢，执掌重权，其从政风格反过来又必然对当时的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揆诸吕夷简执政以来的有关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铁的史实：数次将范仲淹等一批直言进谏、要求改革的官员一一罢免，“使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咸以直言为讳”；同时又对阿附于己者大力扶持，“使天下之人，皆以逐利为智能，远势为愚钝”，“使天下贪廉混淆，善恶无别”，以至于“法制日以玩弛，徼幸之弊多”。更重要的是，他身居宰辅之位，不能为封建朝廷和天下百姓兴利除害，所谓“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今日之患，遂致二边连构，百姓困穷”，遂对北宋中叶的国势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此外，吕夷简的权术活动，还对士大夫群体带来了观念、意识上的消极影响，时人批评道：“居官者以因循自守，不务远图，求进者以必遂为限，无嫌苟得”。甚至连此后的许多所谓贤良方正之臣也不例外。正如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在《宋论》中所指出：“（吕）夷简固以讪之不怒、逐之不耻，为上下交顺之术，而其心不可问者多矣。其继起当国能守正而无倾险者，文彦博[也]，而亦利用夷简之术，以自挫其刚方之气；乃恐其志不足以行，则旁求助于才辩有余之士，群起以折异己而得伸”。而曾与吕夷简水火不容的改革派代表范仲淹，在遭受了多次打击后，也似乎有些理解了吕氏为人。朱熹便曾言及吕、范和解之事。范仲淹在给吕夷简写的祭文中则称其：“股肱同体”、“雍容道行”。于是，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守旧无为，军事上消极防御，思想上害怕变革，生活上奢侈腐化，从而加速了北宋中叶政治的颓势，以至于时政弊端丛生，积重难返。即使偶然出现的一些除旧布新的势头，在以吕夷简等人为代表的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也只能被压抑下去。朱熹直接了当地抨击道：“吕夷简最是个无能底人”，“其所引援皆是半间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于昏乱”。“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可谓一针见血。正是因为吕夷简当政期间政治的极端因循保守，也应了“物极必反”的法则，遂在其罢相不久出现了“庆历新政”及以后的王安石变法。

　　综上所述，吕夷简作为北宋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宰相，既非无能奸佞之流，也非有为诤臣之辈，其弄权、固位之从政特点的形成与演变，既是其家庭、文化及社会阶层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是宋初以来保守政治日益发展的产物。而在吕氏从政风格的影响之下，北宋中叶的政风也日趋颓丧，给当时的封建统治带来了颇大的危害。

　　（本文与张瑾合作所写，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