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稿

十三、从定都开封说北宋国防政策的演变及其失败

　　摘要：在宋太祖积极的国防政策下，北宋定都开封是合理的。宋太宗北伐失败后，北宋统治者确立的以保卫开封为核心的全面防御政策，是导致北宋长期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

　　北宋以“积弱”闻名于史，这已是公认的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显然与定都开封以及相关的国防政策有关。定都开封与北宋失败的国防政策有无关系？关系如何？对北宋国防又造成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无疑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作初步探讨。

　　一

　　在中国古代，定都历来是开国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仅需要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状况考虑，同时也必须从国防状况考虑。都城不仅是国防保卫的最终对象，而且是国防的最高指挥中心所在地。因此，都城与国防有着紧密的关系，都城本身就是国防体系中关键的一环。如所周知，御北从来都是中原王朝国防的重点，这种国防形势的长期存在，势必要求都城的位置与其相适应，即在交通和通讯手段极为落后的古代，只有尽可能地缩短都城与北部边防线的距离，才有利于指挥军队和控制边防局势。

　　综观宋以前的秦、汉和隋唐诸统一王朝，不难看出，这些王朝都成功地处理了定都与国防的关系。即：一方面，依阴山、燕山一线险峻山势修筑长城，沿长城线屯驻重兵把守，构成一道天险与人防相结合的坚固防线，守可以此为屏障，阻挡游牧势力的南犯；攻可以此为依托，出兵争锋于漠北。另一方面，将都城设置于接近御北前线而又“形胜足恃”之地。如长安所在的关中，号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占尽了防御上的地理优势，从而使长安的安全得到了可靠保障，并使定都于此的王朝可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前线，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御北国防。正因为如此，这些王朝敢于制定攻防结合的国防政策，频频出师漠北，取得了御北战争的主动权，创造出赫赫武力，以致虽皆亡于“内乱”，而终不亡于“外患”。

　　但中唐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防形势的重大变化，上述定都格局及其国防体系也趋于瓦解，从国防上看，随着突厥等势力的衰落和契丹族的崛起，唐朝的国防重点逐渐从西北转向东北，出现了河北藩镇林立的局面，而此时的长安则显得过于偏西，对东方大有“鞭长莫及”之感。长安也就失去了都城的最佳位置。正因为如此，唐后期，洛阳的地位日显重要，部分地取代了长安的作用，但正如北宋宰相王旦指出的：“长安、洛阳虽云故都，然地险而隘，去东夏辽远，故汉之吴楚七国、唐之山东河北往往强悖，良迹远而难制也。加其转漕非便，仰给四方，常苦牵费。”可见，都城的进一步东移，势在必行。五代时期，开封便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然而，都城东移不久，北部国防形势却发生了极为不利的变化，给新都城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由于石晋向契丹献出幽云地区，就使中原丧失了传统上最重要的长城防线，华北平原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契丹铁骑面前，所谓“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华北平原在军事上易攻难守的地理特点，对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非常不利，“若夫沙平草浅，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马肥人轻，来往电骇，双带两�，左右驰射，此非南军之所长也”。开封以北仅有的黄河天险，在秋冬季节也往往浅�、封冻，大大降低了屏障功能，使开封陷入“形势涣散，防维为难”的境地。后晋末，即发生了辽军饮马黄河、兵洗汴都的惨剧。可见，中原国都长期依赖的国防地理优势，到北宋建国前已完全丧失，这对北宋的定都和国防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

　　北宋统治者能否处理好定都与国防的关系，并确立相应的国防政策，就成为关系国家安全成败的关键所在。

　　宋初，在都城的选择上，开国统治者一度陷入极大的矛盾中。在“北不得幽蓟，则两河不可都”，山东及其他地区又过于偏远的情况下，北宋如继承都城东移之势，国都就只有沿袭于开封，其结果必然是屏障丧失、防御困难，这对王朝中心的安定显然不利；如将都城撤回关中，或进而在征服南方后将都城迁往江东，则都城防务虽然增强，却失去了政治重心的位置，可能重蹈唐代失控天下的覆辙，而且这种退缩还可能进一步导致中原腹地的丧失。北宋最终选择了前者，这显然承担着极大的国防风险，但也是当时唯一可能的选择。

　　开封在国防上存在着“利战不利守”的特点，对保卫自身显然不利，但作为都城的其他条件却相当优越。其一，居天下重心之位，所谓“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其二，交通便利，特别是位于黄河与汴河的分水处，使漕运避开了黄河之险，缩短了与东南的距离，有利于充分吸收江淮物资，所谓“均天下之漕运，便万国之享献”，使都城的经济基础得到可靠的保障。这两点也正是宋统治者虽犹豫、争论，但最终仍都于开封的主要原因。北宋既然不能不定都于开封，就只有避其“难守”的弱点，扬其“利战”的特长，采取以攻为主的国防政策，出师收取长城，恢复以往行之有效的御北体系，才能巩固国防，保障开封的安全。

　　宋初统治者完全清楚北伐的重要性，但考虑到当时契丹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宋军一时还难以战胜，而南方诸割据政权又对北伐构成了牵制力量，因此，为了尽快统一国内，避免南北两面作战，宋太祖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部署，即对辽暂时采取守势，集中主力南征，平定南方后再调集全国力量北伐，收复燕云地区。在实施南进计划的同时，宋太祖仍高度重视北部国防，一方面，选派强兵悍将屯守北伐，对之予以极大信任和优惠，如对李汉超、李继勋等将领，既授之以用兵全权，又“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有效地调动了其作战积极性，打退了辽军的多次进攻。另一方面，还考虑用赎买的办法取得燕云地区，宋太祖曾对臣下说：“欲俟斯库（封桩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最后，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辽军乘虚南下、都城孤悬难守的情况，又在京畿地区设置重兵，弥补开封平原无险可依的弱点。总之，上述部署不仅为迅速征服南方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有效地扼制了辽军南犯。所以，御北的措施既是暂时的，又是积极的，应当得到肯定。遗憾的是，南征尚未结束，宋太祖就不明而死。

　　宋太宗继承乃兄的统一设想，迅速完成了南征计划，在攻灭北汉后，又马不停蹄挥师北伐，但这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不仅宋军损失惨重，连宋太宗本人也蒙受中箭之耻。986年，北宋再次北伐，仍然失败。北伐失败的原因，既与契丹实力强大有关，也与宋军准备不足、指挥失误有关。北伐本身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失去地利的情况下，北伐也成为一项艰苦持久的事业，而宋统治集团并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在失败面前手足无措，一时恐辽气氛笼罩政坛。宋统治者在战略上不愿、也不敢再对辽采取攻势，收复燕云、从根本上改善北部国防形势的计划，遭到了抛弃。于是，北线成为北宋一朝国防的最大弱点和负担，而开封的防御也成为困扰宋统治者的最大难题。为了阻挡辽军南犯，填补京畿及其以北无险可依的弱点，宋廷一面在河北屯驻重兵，处处设防，采取全面防守的态势，一面又在沿边开挖河塘，种植稻木，构成阻滞辽骑的障碍，同时，在京师原有驻军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驻军人数，并将“收兵权”的方针与拱卫开封的安全结合起来，实行“内外相制”的屯兵原则，即：京城驻天下之半军队，以威慑各地，合四方军队以防京军叛乱，使京师驻军数量前所未有。总之，北伐失败后，北宋的国防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由积极进取变为消极防守，表明北宋统治者从此眼光向内，对外采取了消极退让的态度。宋太宗曾为此辩护道：“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于是“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成为当政者的普遍认识。

　　三

　　宋太宗晚年确定的全面防御的国防政策，虽在较大程度上可以填补京畿无险的缺陷，发挥了“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为险阻”的作用，但在总体上却是失败的。其一，全面、单纯的防守，使北宋在国防上丧失了主动性，违背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军事原则，难免陷入被动挨打、防不胜防的境地；其二，在“利战不利守”的平原上采取守势，可谓以短对长，极大地增加了防守上的难度；其三，处处设防，分兵把守，使宋军难以积极配合，迅速集中，丧失了战时的兵力优势，难敌相对集中之敌；最后，“以兵为险”的部署，使开封成为国防上的重包袱，造成了“国依兵而立”的局面。这一局面在一般情况下尚可维持，但在出现边防危机、几面受敌的情况时，则难以应付，如调京师驻军支援前线，原有防务部署势必瓦解，开封便有亡城之虞；如重兵困守京师，则边防又有崩溃之险，使北宋陷入了两难境地。但是，由于这一政策既适应惧外怕打的心理，又有利于皇帝控制军权，所以，竟被统治集团捧为护身法宝，即使在以后实力大增的情况下，也不稍加调整，依然遵行不悖。这就不能不对北宋的国防乃至南宋的抗战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上述国防政策的实施，使北宋政府长期背负了巨大的军费负担。为了完成全面防守的兵力部署，北宋不得不大肆扩军，陷入越怕打、招兵越多的恶性循环。宋初，禁、厢军约37万（其中作战的禁军约20万），太宗末年，各增加了近一倍，此后，总数更超过了100万。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很少裁军，“冗兵”现象极为严重。这支军队的相当部分，是用来卫戍开封的，所谓“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庞大的京师驻军，又是造成“冗兵”现象的重要原因。由于北宋实行募兵制，军队的各项开支全由政府负担，因此，巨额的军费就成为北宋财政的最大包袱，宋人即承认：“自来天下财货收入，十中八九赡军”，从而削弱了北宋的国力，并促发了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

　　其次，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国防政策导致了北宋御外战争的彻底失败。宋太宗后期，北宋对辽已出现被动挨打的局面，“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是汉家郡县，据坚壁，囚天兵，待敌寇之至也。所以犬羊丑类，莞然自得。”宋真宗登基后，契丹更不断出兵南犯，宋军除杨延昭数将反击外，大多困守城垒，如大将傅潜拥兵八万，却“闭门自守”，不敢出战。结果，宋河北防线形同虚设，辽骑任意横行于河北、山东的许多地区，甚至开封也“凛凛常有戎马在郊之忧”。1004年，号称20万的辽军大举南攻，如入无人之境，仅用两个多月就打到黄河北岸，宋都已翘首可见。北宋王朝面临亡国之险，宋廷内部一时要求南迁避难的呼声甚高。北宋最终付出巨大代价――澶渊之盟，才换得辽军北撤。这充分证明了北宋全面防守政策的失败，暴露了“守内虚外”态度的虚弱本质。然而，宋统治集团不仅没有在失败中清醒过来，对无能的国防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造，反而认为辽军不可战胜，更不敢设想反攻的战略。此后，北宋统治者竟视“议和”为休战法宝，用来补充防御政策的不足。澶渊之盟后，宋真宗曾几次西巡洛阳，许多人鉴于不久前的教训，建议行都于此，但宋真宗既安于开封的优胜条件，又寄希望于议和条款，拒绝了这一请求。可以说，北宋统治者从此陷入苟且偷安的泥潭，而不可自拔了。

　　与北宋对辽退让求和的同时，西夏崛起于西北，又从侧翼对宋构成威胁。宋仁宗时，西夏对宋不断发动攻势，迫使北宋从京畿抽调大批军队，投入西北战场，一时陕西驻军竟达30多万。这种剜肉补疮的办法，实际上改变了原来以御北为主的防御体系。其结果是，北宋虽凭借陕西、河东的有利地形挡住了党项的进一步进攻，但河北及京师却出现了防御空虚的严峻局面，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警惕。包拯对“内理外安”的论调进行了批驳，“议者或谓四夷乃支体之疾。夫支体之疾亦根于心腹矣，苟支体未宁，则心腹安得无患！”指出河北“郡无善将，营无胜兵……缓急之际，曷以御之？”宋祁也上奏曰：“天下根本在河北……（今）乃以陕西、河东为先，河北为后，非策也。西贼兵锐士寡，不能深入，河东天险，彼惮为寇。若河北不然，自蓟直视，势同建瓴，贼鼓而行，如行莞衽。”范仲淹在上奏中则认为：在辽夏“夹困中国”的形势下，应一方面“日夜计略为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则战守为实事”，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加紧修缮洛阳，储积充足的粮物，“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尽可能减轻都城对国防的负担。范仲淹等人主张把国防建立在积极防御、有备无患的基础上，反对因循守旧、依赖议和的态度，可谓明智之议，但却被当政者视为“迂阔之论”，不予重视。于是，辽乘机陈兵要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宋不得不与夏订立“庆历和议”，对辽增加“纳”币的数额，用屈辱的条约换取了暂时的和平。由于此后辽朝逐渐衰落，宋边辽境趋于稳定，而西夏的进攻仍时断时续，因此，北宋将防御重点转向西北。宋神宗及其后几代，对夏都采取了“开边”蚕食的斗争，开封驻军进一步西调，都城的防卫力量更为减弱。宋神宗就说：“京师兵马比元拟留十万人数已甚减少。”宋哲宗时，又有人指出：“今军卫多西戍，山东城郭一空，卒有盗贼乘间而作”，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局面到北宋末就变得更为突出。随着政治日益黑暗，军政不断破坏，北宋的国防实力遭到极大削弱，特别是在京师驻军已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严重的阙额现象，“自熙丰至宣和间，禁军阙而不补者大半”，从根本上瓦解了“以兵为险”的开封防卫体系。事实上，全面防御的国防政府至此已名存实亡，所谓“至于靖康，禁卫弱矣”，由此可见。到北宋末年，开封已陷入不堪一击的境地。

　　在北宋日趋末落的同时，女真族迅速崛起，并很快灭亡了辽势力，从北部对宋构成更大的威胁。面对边防形势的急剧变化，宋徽宗腐朽统治集团没有立即调整边防部署，将国防重点转向北线，利用取得燕京等地的有利条件，构建坚固的御北防线，完成宋祖未能实现的目标，也未增强开封的防卫力量，以应付可能出现的金兵南攻，反而继续追求享受，因循于旧有的防守体系。因此，北宋城破国亡就不可避免。从1125年至次年，其间仅隔半年时间，金军就两次南攻开封。其进军路线是：西路从大同攻河东，再转向东进；东路从河北正面南攻，渡过黄河后，与西路军合围开封。除西路军首次南攻被阻于太原外，其余几次进军都极为顺利，特别是东路军两次南下，势如摧枯拉朽，宋河北及都城的防线一触即溃，黄河浅�，难以限敌，“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敌逐北而追之。”开封顷刻就成为金军打击的对象。1126年闰十一月，开封城破，北宋终亡于边患之手。

　　北宋亡国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究其原因，当然主要在于北宋末的腐朽统治，但其亡于异族之迅速，却是与北宋长期实行失败的国防政策有关。叶适精辟地指出：“靖康之祸，不特群（纤）[忄佥]阶乱之所致，而国家之弱势固使之久矣。”如果说，宋初对辽采取的防守部署，是特定形势下的策略手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么，到宋太宗晚年定形的全面防御之策，则是悲观失败主义的产物，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在这一消极政策的指导下，北宋完全自觉地放弃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收缩兵力，处处设防，满足于守住已有疆域。这一政策一经确立，就成为北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的护身符，叶适一针见血地指出：“举一世之谋虑皆自以为可久安而无他，此贾谊所谓‘非愚则谀’。”由于这一政策犯了“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军事大忌，加之地理上不利防守的弱点，所以，北宋的防御体系必然是脆弱的，无法承担国防重任，被动挨打的局面就难免出现。澶渊之盟后，北宋国防的弱势已明显形成，西夏强盛后，北宋的防御面扩大，兵力进一步分散，从而弱上加弱。及至北宋末，腐败的政治更导致了国防力量的涣散、瓦解，“昔日弱势之可守者，又皆废坏，而其纱势之不可反者，遂为膏盲不可疗之危疾。”由此可见，北宋亡国乃基于其长期的积弱，而其积弱又主要在于其失败的国防政策。

　　四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北宋长期存在的国防形势紧张局面，与开封地形无险可守的弱点有一定关系。北宋当朝不少人都对此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迁都的建议。北宋灭亡后，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就变得更加激烈，如郑樵说：“宋祖开基，大臣无周公宅洛之谋，小臣无娄敬入关之请，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难。”明人刘定之认为，北宋“山河险固不足恃而恃兵以为命，然边敌之兵强，中国之兵弱，其俗不同也；创业之兵强，守成之兵弱，其时不同也。今以边敌为邻国，以守成期子孙，则兵不可恃……宋之都汴岂非失计邪？”这些评论都指出开封防守困难、不利于国防的事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进而将北宋积弱乃至亡国的恶果全归于定都开封，则失之偏颇。开封缺乏天然屏障，固然不利于防御，然而，国防巩固与否的关键，在于国防政策以及国防体系的内容如何，而不是其他。后周也定都于开封，但由于周室采取了以攻为主的国防政策，抓住了对辽战争的主动权，因此，开封不仅不成为其累赘，反而有利于屯集军队、调集物资，其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成为支持北伐的重要基地。即使在宋初，宋太祖采取的御北政策也是以积极防御为主，不乏适时的反击斗争。所以，边患同样受到了极大的扼制，未对开封构成直接威胁。事实上，宋开国者敢于定都开封，反映了宋初统治者有着继续北伐、与契丹争锋的气势，而不是退缩避难。只是到北伐失败后，由于宋统治集团丧失了主动进攻的勇气，采取了防内甚于防外的方针，使单纯防御占据了国防政策的主导地位，北宋从此才处处受制于人，开封也变成国防上的沉重包袱，导致了被动挨打局面的出现。还是元人说得好：“故其始虽足以戢奸雄之变，而其终渐无以御外敌之骄。”至于迁都之说，如不相应改变上述国防政策的内容，而仅限于单纯避祸，则是一种更大的退缩，宋室偏安一隅的现象就可能更早出现，这正是澶渊之盟前后，寇准所竭力反对的：“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

　　总之，北宋定都开封并非是其积弱乃至亡国的直接原因。定都开封与宋太祖积极的国防政策相配合，即为合理之举，无可非议；但宋太宗及其后诸帝在继续安都开封的情况下，改为消极的国防政策，就使都城与国防不再相适，从而涣散了北宋的国防能力，并最终导致其国防政策走向失败。

　　（原文发表于《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