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稿

十一、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

　　摘要：狄青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代名将，在抵御西夏和平定南疆侬智高叛乱的战争中功勋卓著，为当时颇有作为的军事将领。但由于北宋统治集团长期奉行“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政策，特别是到宋仁宗朝这一做法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狄青屡遭压制和打击，最终被迫害致死。而透过狄青的遭遇，正可以窥见武将在北宋中叶所处的境况。

　　宋朝是“重文轻武”之风盛行的时代，武将在当时封建政权中长期受到压制，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突出的现象。本文试通过考察宋仁宗时期名将狄青的遭遇，来探讨武将在北宋中叶所处的地位状况。

　　一

　　狄青字汉臣，出生于民风强悍的河东汾阳，青年时即投身军伍，入为宫廷禁军卫士。宋仁宗宝元初，元昊称帝建国，与宋王朝分庭抗礼，由此爆发了大规模的宋夏战争。正是这场战争，给狄青提供了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据宋人记载：以下级武官身份来到西北前线的狄青，骁勇善战，每遇战常为先锋，“常被发、面铜具，驰突贼围，敌人畏慑，无敢当者”。“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城杀敌，筑堡守寨，屡立战功。由于狄青的出色表现，他受到当时陕西经略判官尹洙的关注，认为其具备良将之才，并将其推荐给经略副使韩琦、范仲淹。韩、范二人对狄青十分器重，范仲淹还特意送给狄青一部《左氏春秋》，并告诉他：“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此后，狄青在军中迅速成长，“由是益知名”。史书评价狄青不仅善于用兵，所谓“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而且重军纪、明赏罚，又能与士卒同饥寒劳苦，故“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这些特点当在对夏战争中已有充分表现。于是，狄青在战场上逐渐获得升迁，历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加官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等。庆历二年，宋仁宗闻知狄青之名，曾欲亲自召见勇将，后因战事紧张，只好命“图形以进”。由此“天下始耸然畏慕之”。到元昊称臣时，狄青已成为知名大将。改调河北前线后，又历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等，并加衔至节度观察留后。皇�四年，狄青因功勋颇著，遂由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升任枢密副使，跻身执政大臣之列。颇为难得的是，狄青虽位居高官，但却能保持武将的本色，冷静对待所获得的一切。如狄青进入枢密院后，早年当兵时留下的面部刺字常遭人讥笑。宋仁宗遂命其敷药去“面涅”，但狄青却婉言谢绝，他对皇帝说：“陛下擢臣以功，不问门地阀阅。臣所以有今日，由涅尔，愿留此以劝军中，不敢奉诏。”

　　就在狄青进入枢府不久，发生了广源蛮首领侬智高反宋的事件。皇�四年五月，侬智高破邕州后建立大南国，攻城掠地。一时，宋军望风溃逃，“横、贵、浔、龚、藤、梧、康、封、端诸州无城栅”。不久，侬智高又兵围广州，两广几为其所有。面对如此紧张的形势，宋廷一方面增派军队征剿，另一方面仍继续维持“以文驭武”的传统做法，先后派多名文臣赴前线指挥用兵，但均告失败。正是在此局面之下，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战：“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统治者眼见文臣指挥官无力改变失利的战场局面，只得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授予狄青指挥全权，所谓“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

　　狄青率领包括西北番落骑兵在内的援军来到前线后，针对军队溃败，而“诸将视其帅如寮�，无所严惮，每议事，各执所见，喧争不用其命”的现象，通过当众斩杀广西钤辖陈曙以下32名将校的做法，严明了军纪，树立了主帅的权威。同时，此举也不无震慑军中文臣的用意。据记载，当时不仅“诸将皆股栗”，而且身为副职的文官余靖也在狄青的追问下，“瞿然下拜”。提刑祖无择则在冒称得到天子特诏的遮掩下，匆忙跨马离开，“既至所舍，便溺俱下”。自此，宋军纪律严明，步调一致，士气大振，为整军出战作好了准备。随后，狄青先按兵不动，以麻痹对手，继之再暗中率先锋出昆仑关，突至敌军军前列阵，占据有利的地形，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在交战的过程中，狄青亲自执五色旗指挥战斗，“麾骑兵为左右翼”。最终，经过将士的拼死作战，大败侬智高军，“捕斩二千二百级，其党黄师宓、侬建忠、智忠并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禽贼五百余人”。战后，侬智高被迫带少数亲信逃奔大理国，广南战火平息。狄青一举平定侬智高，为宋廷立下奇功，取得了北宋统一以来边疆战争的最大的胜利。

　　必须说明的是，自宋太宗、真宗时代至仁宗即位以来，宋军将领普遍呈现出庸碌、无能的状态。如潘美、傅潜、王超之辈身居前线统帅之职，却在对辽战争中畏敌避战，以常败将军闻名；张耆、杨崇勋及夏守□之流，无论是出任禁军首脑，还是担当枢密院长贰之职，都不过是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而已。与这些怯懦无能的大将们相比，谋勇兼备的狄青无疑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其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代名将的声誉。战后，狄青凯歌还朝，复为枢密副使，不久又升为枢密使，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二

　　行伍出身的狄青从军多年后，终于入主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从表面上看，狄青似乎在政坛上平步青云，成为执政大臣。但实际上，在北宋“重文轻武”的政治气候之下，狄青在仕途中却经受了诸多的坎坷，特别是步入朝廷中枢机构后，更遭到强烈的排挤和打击。

　　狄青虽始终尽职尽责，功勋卓著，但却并没有因此受到众多朝臣的尊重与信任。如早在庆历三年对夏战事进行中，一些文臣就在制造滕宗亮、张亢等边臣“私用公使钱”案件中，有意牵连狄青，对其进行攻击。后因知渭州尹洙等人据理为其辩护，指出：狄青为少有的可当大任的边将，“素来谨畏小心”，不至于私用公使钱物；纵然有之，也应念其“本武人，不知法律”，况且西北边事正紧，理应宽贷狄青，“庶令安心，专虑边事”。这样，狄青才幸运地躲过了此劫。再如庆历四年西北战争暂时平息后，狄青因功升任知渭州，负责泾原路地区防务。于是，谏官余靖连上四道奏章，竭力反对。余靖称：泾原路在陕西四路中甚为重要，“朝廷当极选文武才杰，共守边疆”，狄青乃粗率武人，“骤自行间，未著大功，蒙恩超擢，又其为性率暴鄙吝，偏裨不服”，一旦任命其知渭州，则“泾原有可忧之势，岂青匹夫独能当之”。透过余靖激烈的抨击言辞，不难看出其对狄青升迁的极大不满，以及对武将的轻蔑和敌视。结果，狄青被改任他职。此后，伴随着狄青地位的不断提高，各种诽谤、打击更是接踵而来，使其常常陷于难堪、无奈的境地。据宋人笔记记载：狄青调任定州路总管时，韩琦为本路帅臣。一日，狄青旧部焦用押兵路过定州，狄青留其叙旧。焦用手下的士兵借机向韩琦状告焦用“请给不整”，韩琦便下令斩杀焦用。狄青赶来为焦氏求情，反映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对此嗤之以鼻，答道：“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遂当其面杀了焦用。这一记载未必完全确切，但却可以从某个侧面说明文官对武将的压制。

　　到狄青出任枢密副使时，更是遭到众多朝臣的反对。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御史韩贽等人纷纷上奏表示反对，列出了狄青出身行伍、四夷轻蔑朝廷、大臣耻与为伍、动摇人心及破坏祖宗成规等“五不可”的理由。当狄青最终进入枢府后，还是遭到朝臣们的蔑视，竟被贬呼为“赤枢”。由是观之，武将在宋仁宗朝的社会地位低下到何种地步。也就是说，狄青虽已官至显赫的枢密使，但其地位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士大夫们看来，他仍不过是一介粗陋武夫而已。

　　狄青在出任南征大军统帅的过程中，也曾遇到来自上上下下设置的障碍。据记载，最初宋仁宗欲用宦官任守忠作为狄青的副手，实际上是沿袭了以往的做法，变相设置监军，以制约主帅。谏官李兑等人对此持异议。李兑上言称：“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非计”。宋仁宗遂罢任守忠。不料，右正言韩绛又提出不同意见，指出：狄青武人，不足专任，须有文臣加以监视。这当然仍是“以文驭武”的传统规矩。当宋仁宗询问宰相庞籍的看法时，曾在西北前线担任过方面军指挥官的庞籍，毕竟还是了解一些军中的实际情况，遂劝说天子道：“属者王师所以屡败，皆由大将权轻，偏裨人人自用，遇贼或进或退，力不能制敌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彼视青如无，青之号令复不得行，是循覆车之轨也”，“若专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齐众，然后用之，必能办贼”。宋仁宗这才下定决心，专任狄青。而正因为如此，宋军才最终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宋代史家王称对此评说道：为将之道必须具备智、威、权三方面条件，所谓“盖有智矣必俟乎权，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权，可以奋其威。观狄青之讨智高也，可谓能施其智而奋其威，以取胜于当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专任而责成之也，是得君之权者也”。但是，宋廷此次打破惯例之举，绝不意味着放弃了猜忌、压制武将的祖宗之法，而实在是被形势所逼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果然，及至狄青南征归来，宋仁宗欲擢狄青为枢密使时，曾力主专任狄青的庞籍便极力反对。庞籍的理由是：太祖时，大将慕容延钊、曹彬立有大功，均未得到枢密使的官位，现狄青之功不及二人，若用其主西府，则其“名位极矣”，万一今后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赏之”。庞氏又以保全狄青功名为由进行阻拦，其言曰：“青起于行伍，骤然为枢密副使，中外汹汹，以为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复召众言也。”于是，遂以超迁狄青诸子官职的办法达成妥协。事后，宋仁宗对庞籍的建议予以称道：“深合事宜，可谓深远之虑矣。”不久，事情出现了转机。参知政事梁适为了排挤政敌、枢密使高若讷，向皇帝密奏狄青功大赏薄，“无以劝后”，又暗结内侍等制造南征将帅褒赏太薄的舆论。历来畏惧议论的宋仁宗“日日闻之，不能无信”，终于不顾异议，拜狄青为枢密使。这样，在朝廷复杂的政治纷争中，狄青步入了枢密院。然而，来自文臣主流集团的压力却并未减轻。

　　狄青在入主枢府的四年间，其正面记载几乎在史书中绝迹，倒是有关他的流言偶尔见诸文字之间。如有人称看见狄家的狗长出角来；知制诰刘敞则将狄青与废唐建梁的“乱臣贼子”朱温相联系，称发现狄家宅院在夜晚常发出奇光，而这种光亮恰与当年朱温称帝前的情景惊人的相似。又有人称狄青曾在相国寺内身穿意义非凡的黄袄，云云。于是，文臣刘敞、吕景初等不断上奏，称天象恶变，坚决要求将其逐出京城。

　　其实，当时有关的传闻固然对狄青不利，但最终导致其罢官的原因恐怕还不在此。据记载，狄青步入枢密院后，不仅广大士兵将他视为自己的英雄，对外人夸耀，而且开封城内外的百姓也深为其事迹折服，广为传颂其“材武”精神。甚至于狄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雍路不得行”。在当政集团看来，这就不仅影响到苦心营造出的“重文轻武”风气，而且还可能威胁到赵宋王朝的安全。嘉�元年，当宋仁宗患病，群臣议论立皇嗣时，翰林学士欧阳修便在奏言中指出狄青对朝廷构成的潜在威胁，所谓“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狄青“心不为恶，而不幸为军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因此，欧阳修坚决要求罢免狄青枢务，“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于是，尽管狄青在西府慎密寡言、谦恭忍让，但在如此强大的舆论攻势下，疑心颇重的当政者终于抛弃了狄青。当时的宰相文彦博遂建议以两镇节度使出狄青。当宋仁宗说出“狄青忠臣”的话时，文彦博则告诫天子：“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随后，文彦博又公开地对前来喊冤的狄青说：“无他，朝廷疑尔”。至此，再也无人愿为狄青辩护了。

　　狄青最终在流言蜚语缠身的情况下被打发到陈州任地方官。即使如此，统治者对狄青仍不放心，“每月两遣中使抚问”，以监视其行动。狄青每闻使来，即“惊疑终日”。狄青到任所不过半年左右，便郁闷而死，时年仅50岁。“重文轻武”的传统国策，再次葬送了一代名将。

　　三

　　纵观狄青一生，可以看出这位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战功卓著的著名将领，在政界却倍受文官集团的猜忌和打击，既缺乏应有的地位，也难以施展抱负。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根源便在于日益加剧的“重文轻武”政策作祟。而透过狄青的不幸遭遇，正可以看出北宋中叶武将所处的境况。

　　如所周知，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所谓“兵骄则逐将，帅强则叛上”，武夫悍将逐渐成为政坛上的主角。五代时期，手握重兵的将帅更是凭借武力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大者称帝，小者称王”。正如宋人所言：“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武夫悍将完全主宰了国家命运。与武人势力膨胀相对，当时的文臣地位沦落，完全仰承武夫鼻息。

　　北宋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通过“陈桥兵变”建国，因此，宋太祖赵匡胤深知武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的根源所在。于是，宋开国统治者惩唐末五代之弊，始终把军队将领视为心腹之患，对其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防范措施。如通过“杯酒释兵权”之举，解除了禁军中一批功高震主的高级将领的军权，以消除危及赵宋统治的一大隐患；通过建立枢密院――三衙平衡体制，将调兵权与统兵权一分为二，使其互相牵制，收权于皇帝；制定更戍法，有意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使将帅无法在军中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达到“将不得专其兵”的目的，等等。诚如清人王船山所言：“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在收夺将帅兵权的同时，宋初统治者又广泛地吸纳士大夫参政，有意提高文臣的权威，扭转以往“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通过实行“以文驭武”的法则来限制武将的影响，利用文臣监督和制约武将。于是，不但中央和州县的长官以文臣担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连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的长贰之职、前线方面军的指挥官也大都由文官充任，所谓“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对于宋统治者的这种用人心态，王船山一言以蔽之：“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应当承认，宋太祖在位期间，虽然对将帅制御极严，但是在用兵时，尚能做到对将领专而不疑。如平南唐时，一应事宜全委统帅曹彬处置，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就地正法；对河北、西北前线守边的武将，如李汉超、郭进、李谦溥及姚内斌等更给予相当大的自主权。这在战场上无疑收到了积极的效果。而到了宋太宗时期，一方面由于其弑兄夺位的阴暗心理作祟，对带兵的武官极为戒备；另一方面，在两次北伐战争失败后，宋太宗丧失了对外用兵的信心，遂眼光完全向内，在文官集团的支持和配合下，将防范和打击武将作为巩固集权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对统兵将帅大行猜疑之法。如此以来，京畿禁军将帅全换成惟命是从的藩邸亲随，前方将领则受到严格控制，即实行所谓的“将从中御”。这些做法，不仅严重地箝制了将帅的行动，而且极大地剥夺了其权威，遗患无穷。如名扬北疆的大将郭进便因不堪监军田钦祚的多次凌辱，自缢而死；“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的名将杨业，也是在监军王�等人的逼迫下，死于非命。于是，明智的将领们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处处表现出恭顺、谦卑甚至无能的姿态，如后人所指出：“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像功臣曹彬，虽位居枢密使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车马，都“必引车避之”。

　　在宋真宗朝，“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政策作为祖宗家法得以继续贯彻，统治集团对武将的控制变本加厉。特别是到澶渊之盟以后，议和苟安成为北宋的又一治国国策被确立下来，于是，“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武将的地位自此更是一落千丈。据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忆：武臣马知节与文官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由此可窥见当时武将处境之一斑。至北宋中叶的仁宗朝，统治者对武将的压制又进一步加剧，“重文轻武”之风可以说达到了顶点，甚至战场上的指挥大权也全交给了文官。在这一时期，军队将领，即便是立有奇功的名将也无应有的地位可言。当时人尹洙就曾发过如此议论：“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武将受到北宋朝廷的无端猜忌和百般防范，使他们不得不苟且偷安，求得自保。如宋仁宗朝禁军将领王德用，曾两度入主枢密院，又因文臣的猜忌和攻击而两出枢府。当他闻听攻击自己的御史中丞孔道辅死讯时，还得这样表示“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至和初，当文臣讨论立皇储而不与枢府商量时，王德用只能无奈地发牢骚道：“置此一尊菩萨何地！”朝臣闻听此言，反讥笑道：“老衙官何所知？”至于禁军大将郭承�之流，更是处处表现得平庸无能，从而倍受文官们的轻蔑，被目为“凡庸奴隶之材”。

　　狄青处于“重文轻武”风气极盛的时代，其在官场上的举动便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在进入枢密院后处处隐忍退让、小心谨慎，对文官士大夫谦恭礼让，如他每至韩琦府中，“必拜于庙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礼侍其子弟”。显然，狄青希冀以此赢得朝廷的信任，取得文臣的好感，以稳定自己的位置。但他所做的一切，在当时文尊武卑的环境下都是徒劳的。因为其武人身份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更何况他不同于一般的庸将，有战功，有名望，所以倍受许多文臣的嫉妒、排挤，最终“颠倒于廷臣之笔舌”下。名将狄青的不幸遭遇，正是这一时期整个武将群体境遇的缩影。

　　随着北宋武人地位的沦落，宋廷在对外战争中出现了“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的结局。言及战争失败的原因，众朝臣往往归结于国无良将，却很少反思歧视、压制武将政策的因素。倒是宋太宗朝文坛领袖王禹□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症结所在，他曾在给宋太宗的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王禹□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庆历时，御史中丞贾昌朝也上疏反映祖宗以来过度收兵权政策的失误，“今命将帅，必先疑贰，非近幸不信，非姻旧不委”，“虽有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因而他要求树立将帅必要的权威。类似的呼吁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武将的作用和地位则继续向着不利的方向滑落。

　　综上所述，到北宋中期，“重文轻武”这一家法不仅在朝廷上下贯彻日深，而且也已演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武将们在这样轻视与猜忌的环境压迫下，被挤压成循规蹈矩、无能怯懦、毫无生机的群体，其社会地位跌至历史的冰点。狄青的不幸遭遇正是这一时代悲剧的集中体现。而这一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是导致北宋王朝长期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与张明合作所写，原文发表于《中州学刊》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