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稿

九、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

　　摘要：北宋初期，都部署是武将担任的方面军主帅，权位显赫。但“澶渊之盟”后，都部署的地位有所下降。到北宋中叶以后，都部署成为文臣经略、安抚使的兼职，而武官通常出任副都部署（副总管），遂成为文官统帅的副手和下属。都部署的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北宋武将地位变迁的一个缩影。

　　有关北宋统兵体制的问题，学术界已有所论述，但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其制度的一般内容，而对统兵体制中武将地位的变迁问题则探讨不够，惟有王曾瑜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本文从都部署的前后变化过程入手，以探究武将在北宋统兵体制中地位的变迁。

　　都部署，乃宋沿袭前制设立之职，为方面军主帅。《近事会元》卷二《都部署》曰：后唐清泰三年，张景达“充西北番马步都部署，始此也”。都部署又有“行营”和“驻泊”之分。《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称：“掌总治军旅屯戍、营防守御之政令。”同时，还有部署之职，其职权低于都部署。北宋初，都部署通常为临时性军职，在军事活动结束后便撤消。但之后，这一职务逐渐固定，成为某一区域的军队统帅。如宋人所说：“有止一州者，有数州为一路者，有带两路、三路者。”到宋英宗时，因避宋英宗名讳，而将“都部署”、“部署”改名为“都总管”、“总管”。

　　一北宋建国初的都部署及其权威

　　北宋初，都部署是武将承担的高级军职，权位颇为显赫。如宋人说：“驻泊、行营都部管（都部管为都部署之误），即古之大将军、大总管之任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马步军都总管》曰：“马步军都总管，祖宗大帅职也。旧名都部署，避英宗讳改之。”当时出任都部署者，都是高级将领，所谓“国朝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副总管以观察使以上充”。这既是宋初武将在外统兵的重要制度和内容，也反映当时武将具有较大的独立用兵权。

　　宋太祖建国伊始，以禁军大将出任都部署，负责军事征讨行动。如：建隆元年，宋太祖亲征李筠之乱时，以大将石守信为前军都部署，高怀德为副都部署，负责指挥军队；不久，在征讨李重进反叛时，再命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王审琦为副都部署，“帅禁兵讨之”。此后，在对各割据政权的征服过程中无不如此。如：征伐荆湖南路时，“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在对西川地区用兵时，以大将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崔彦进等副之。在灭南汉的军事行动中，潘美以“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的主帅身份，全权负责指挥行动，诸如此类等等。以上事例，都清楚地表明都部署是宋太祖一朝用兵的主帅，并且都由高级将领出任。

　　宋太宗时代，仍主要以武将出任都部署，负责用兵作战。如：雍熙三年北伐幽州，以曹彬“充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淳化四年，李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率大军征讨夏州党项势力。此皆为当时高级将领以都部署身份统军用兵之例。

　　宋初在组建防御性的军区时，也以“都部署”之职作为最高指挥官。如：建隆二年，以“王景为凤翔节度使，充西面沿边都部署”；开宝二年，任命大将韩重□为北面都部署，以防守河北镇、定地区。宋太宗兵败幽州退师时，“命潘美为河东三交口都部署，以捍契丹”。随后，又以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以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为定州都部署。端拱二年，镇州都部署郭守文卒，宋太宗立即任命刘廷翰为殿前都指挥使、武成节度使，“出为镇州都部署”。此外，宋初还在特殊情况下设都部署，作为负有非常使命的临时性指挥官，如大内都部署、仪仗都部署等等，因其与军事行动无太大关系，故略而不论。

　　根据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在宋太祖、太宗两朝，都部署通常由大将承担，其权位非同寻常。当时文官在军事行动中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如供应粮饷、安抚百姓等。但是，宋太宗因对武将存有极大戒心，遂在初步制定“以文驭武”原则的背景下，尝试用文臣参与治军。如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曾一度下令由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节制当地各级武将。雍熙三年，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知代州，“与都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这可算以后文官大臣出知首州要府兼管驻军的滥觞。但需指出的是，在宋初两朝，地方文臣一般对驻军无干预权。如开宝四年，“给事中刘载权知镇州，与建武节度使何继筠不协，继筠诉于上。癸丑，黜载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而柳开以知贝州的身份，竟“坐与监军忿争”而被贬，这都说明当时武将拥有独立带兵权，文臣尚无法干预在外的武官统兵系统。

　　二宋真宗朝的都部署及其地位的下降

　　宋真宗即位初，在出征用兵及地方统军体制上沿袭了旧制，仍以大将为都部署。如：咸平二年，以马步军都虞候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负责河北前线防务。其麾下有马步军八万，握兵之重为一时所罕见。不久，宋真宗亲征，又命宣徽北院使周莹为随驾前军都部署，保平节度使石保吉为北面行营先锋都部署，率军护驾。

　　咸平三年，宋中央在撤消傅潜等人的帅职后，调整了河北防区和统兵将帅，以王显为定州行营都部署，王超为镇州行营都部署。不久，王显和王超又出任镇、定、高阳关三路正副都部署。当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攻时，大将王超再以镇定高阳关都部署之职，成为河北主帅。“澶渊之盟”订立后，宋廷又对北部防务进行调整，“以河北诸州禁军分隶镇、定、高阳都部署，合镇、定两路为一”，“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以后再“合镇州、定州路部署为一”，“钤辖、都监路分如故。镇、定旧各置部署，既罢兵，亟省其一。”同时，陕西和河东地区也以都部署统辖军队。如咸平三年，徙天雄军都部署、殿前副都指挥葛霸为�宁环庆都部署。大将高琼则出任并代都部署。咸平五年，宋廷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领步骑六万以援灵州”。不久，又调王汉忠为�宁环庆、仪渭州镇戎军两路都部署，以增强防御西夏的力量。

　　在宋真宗朝前期，可以说都部署的地位依然显赫，文臣在军事行动中处于从属的位置。难怪有文官对此提出异议。钱若水上奏称：太祖时，郭进、李汉超等将领守边，“但得缘边巡检之名，不授行营部署之号……其位或不过观察使”。因此，他建议废去部署之名，所谓“位不高则朝廷易制”。李宗谔也认为：“又岂须置三路部署之名，制六军生死之命。”孙何更提出用文臣统军的建议，所谓：“陛下何惜上将之旗鼓，通侯之印绶，不于文资大臣择访……勿俾武人擅其权……俟其员阙，互以儒将代之统兵。”类似的建议，表明武将独立指挥大军的旧制，受到执掌国政的文臣集团的抵制。

　　也正是从宋真宗朝开始，出现了文官大臣指挥方面军的趋势，而这又与经略使的出现有关。咸平五年初，宋廷“以右仆射张齐贤为�宁环琼泾原仪渭镇戎军经略使，判�州。令环庆、泾原两路及永兴军驻泊兵并受齐贤节度”，“专为经略使，自此始”。不过，张齐贤受命后，有幕僚认为：“西兵十万，王超既已都部署矣。公徒领一二朝士往临之，超肯从吾指麾乎？吾能以谋付与超，而有不能自将乎？”于是“诏经略使得自发诸州驻泊兵而已”。显而易见，张氏出任之职，声名显赫，对西面行营都部署王超有某种制约作用。然而，时隔数日，宋廷又改命张齐贤判永兴军府兼马步军部署，“罢经略使之职”。推究其因，即在于新设的文臣经略使与传统的武将都部署在权限上存在矛盾，一时难以解决，只得既设又废。但张氏改任的新职，却标志着文臣以知首州要府身份兼任本辖区都部署制度的正式形成。不久，灵州陷落，宋中央再以王超为永兴军驻泊都部署。这样以来，张齐贤的统军权又被王超取代。

　　继张齐贤之后，文臣钱若水成为经略使统军的又一例。咸平五年中，知开封府钱若水改知天雄军兼兵马部署。不久，再“拜邓州观察使、并代经略使、知并州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七月丙申”条则记载：“以邓州观察使钱若水为并代经略使、判并州。上新用儒将，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实同也。”这就清楚地表明，宋统治者开始有计划地落实“以文驭武”的措施，用文臣经略使掌握方面军的指挥权，以削弱武将都部署的权威。在景德元年，宋中央还任命王钦若出判天雄军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司，与天雄军都部署、知天雄军、武官周莹共同承担防务之责。

　　“澶渊之盟”后，随着北边罢兵局面的出现，出师性的行营都部署消失，而防御性的驻泊都部署固定下来，成为常设的地方统兵官职，但其职权开始下降。此时，文臣以地方长吏身份兼管本地驻军的事例日益增多，并逐渐成为制度。如：景德二年，“命向敏中自知永兴军府改为�延都部署、兼知延州”；不久，任命户部员外郎刘琮知并州，“同管勾并代兵马事”，将原并代都部署葛霸调往内地，而以�延路副部署石普为“并代副部署”。统治者有意撤去节度使级大将葛霸，而以资历较浅的武将石普出任副部署。这样一来，石普便不能不成为刘琮的下属。当秦州帅、武臣曹玮离任后，宰相王旦便推荐文官李及接替其职。到宋真宗朝后期，类似的现象更屡见不鲜。如：寇准出知天雄军兼驻泊都部署；御史中丞王嗣宗先改知永兴军府、兼兵马部署，后又徙知�州兼�宁环庆路都部署，等等。对于这种变化，《元丰官制不分卷・都总管、副都总管》曰：“或文臣知州则管勾军马事。旧相重臣亦为都总管。”文官获得各辖区驻军的最高指挥权后，当地武将担任的都部署遂成为附庸，并且一旦受到怀疑，便立即被剥夺兵权。如曹玮任镇定都部署时，“丁谓疑玮不受命，诏河北转运使、侍御史韩亿驰往收其兵”。

　　不过，终宋真宗一朝，高级将领仍未退出各地统军系统，特别是在河北和陕西前线仍常以都部署身份领军。“澶渊之盟”签订不久，宋真宗还“作文武敕七条，赐文臣任转运使以下至知县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检者”。可见都部署被视为地方军职之首，与文职转运使并列。事实上，还有武将身兼军事要地部署和州郡长吏二职者。如咸平五年，以武将韩□知贝州、朱能知铭州、元澄知莫州、郑诚知赵州、侯耿斌知深州及周绪知冀州，“悉兼本州部署”。

　　三宋仁宗朝的都部署及其与武将关系的变化

　　宋仁宗即位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武将出任都部署统帅军队的体制，从而将“以文驭武”的方针贯彻于各地统军系统之中。具体地说，就是逐渐排除武将担任都部署的机会，最终确定了武将以副都部署身份从属文臣经略使、兼都部署的基本原则。《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曰：

　　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兵民之政皆总焉……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则兼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则兼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泸州、潭州、广州、桂州、雄州则兼安抚使、兵马钤辖。颍昌府、青州、郓州、许州、邓州则兼安抚使、兵马巡检。其余大藩府或沿边州郡，或当一路冲要者，并兼兵马钤辖、巡检，或带沿边安抚、提辖兵甲、沿边溪洞都巡检。

　　宋哲宗朝的刘挚也指出：“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灼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刘氏提到的祖宗，实际就是宋仁宗，因为此前经略使尚未遍设。而刘氏“武人为总管”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对夏开战后，武将通常只能担任副都部署（副都总管）之职。《元丰官制不分卷・诸军都统制》云：“渡江以前，陕西、河东三路皆以武臣为马步军副都总管，遇出师征讨，诸将不相统一。”倒是事实。有关事例可谓不胜枚举，如：早在天圣三年，武将康继英为“泾原路副都部署，兼知渭州”，便不设都部署的正职。明道初，曹仪为“环庆路副都部署，兼知�州”，其情形与康氏相同。到与西夏交战后，文官以帅臣身份兼任都部署，而以武将充副职便几乎成为惯例。如：宝元初，“诏知永兴军夏竦兼本路都部署、提举乾、耀等州军马；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延路都部署、�延环庆路安抚使”。随之，武将刘平任环庆路副都部署、兼�延环庆路安抚副使；石元孙为�延副都部署。可见，刘平、石元孙成为文官统帅范雍的副手。不久，夏竦改知泾州，兼泾原秦凤路缘边经略安抚使、泾原路都部署；知延州范雍则兼�延环庆路缘边经略安抚使、�延路都部署。随后，宋军大败三川口，主帅范雍内调，武官赵振出任�延副都部署兼知延州，刘兴则出任环庆副部署兼知环州，仍只能任统军副职。

　　康定初，宠将夏守□一度出任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等使。但不久，夏氏便被免职，由文臣夏竦接替其职，并知永兴军。同时，以文官韩琦、范仲淹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以武臣夏元亨为陕西副都部署，泾原副都部署、兼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副使葛怀敏知泾州，“兼管勾秦凤路军马事”，秦凤路副都部署、知秦州曹琮“兼管勾泾原路军马事”。以后，文臣王沿也知渭州，兼泾原部署司事；庞籍知延州，兼�延路部署司事；范仲淹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庆历初，再以文官陈执中出任“同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等使，知永兴军”，以武官曹琮为陕西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显而易见，这一系列的人事安排，都是紧密围绕文臣控制军队指挥权而进行的。这就难怪在庆历三年，武将郭承�出任真定都部署时，欧阳修便激烈反对，要求将郭氏打发到闲慢官职上。

　　当夏竦、陈执中因无能被罢免陕西统帅之职后，当政者在西部设置四个防区，以管勾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韩琦、管勾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范仲淹和管勾�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庞籍，“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同时，任命武将为各自副手。之后，宋中央下诏：

　　近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钤辖以上，许都部署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部署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

　　这项规定明确树立了文臣在战场上的绝对指挥权。于是，武官扮演文臣手下的部将角色，遂成为定制。庆历二年以后，“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而徙（文）彦博帅秦，（滕）宗谅帅庆”。次年初，王尧臣的上言又反映：“四路置帅，逐路遂各带都部署及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因而武臣副都部署亦为副使。”次年，又罢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复置逐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武将仍为各路副都部署。

　　庆历时，西线虽然出现了上述多次调整，但文臣统军体制却没有丝毫变化。如当文官统帅滕宗谅等因公用钱事遭攻击时，参知政事范仲淹便上奏警告道：“且遣儒臣，以经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杀之权，使弹压诸军，御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过动摇，则诸军皆知帅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此时，武臣担任的路分部署，大多为刺史级武将，一路多至十几名，完全听命于本路文臣统帅。如：文官王素知渭州兼本路经略安抚使时，武官蒋偕因遭夏军攻击前来请罪，王素“责偕使毕力自效”。部署（总管）狄青认为不妥，王素则说：“偕败则总管行。总管败，素即行矣。”狄青遂“不敢复言”。以后，当朝廷有意任命狄青知渭州时，谏官余靖起来反对，理由即是：“朝廷自来以武人粗暴，恐其临事不至精详，故令文臣镇抚，专其进止。”

　　对夏大规模战争平息后，宋中央在更多的地区用文臣主持军务。如：以程琳判延州兼�延路经略使、陕西安抚使，以富弼为京东路安抚使、知青州，以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以叶清臣为永兴军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抚使、知永兴军。河北地区虽一时仍有武将出任都部署，如夏守□、杨崇勋及王德用等大将之任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但不久也被罢免。据记载，庆历七年，“析河北大名、真定府、定州、高阳关为四路，每路各置都部署一员，钤辖二员，都监四员。如无事，只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或有警，即于大名置四路行营都部署，择尝任两府者为之”。次年，夏竦再提类似建议，宋廷遂分河北为大名府、高阳关、真定府及定州四路，“凡兵屯将领，悉如其议，惟四路各置安抚使焉”。由此可见，河北地区的武将纵然一时能出任某路都部署，也不过是文臣担任的安抚使或四路行营都部署的下属。以后，贾昌朝又上言：“自来军主都虞候并厢军都指挥使，近年退斥者多差为河北路部署、钤辖”，因此“请自今止差闲慢路分”。也就是说，至宋仁宗朝后期以及宋英宗朝，武将所任部署之职不仅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且常常属于“闲慢路分”之职。

　　四宋神宗朝及以后的武将副总管及其地位

　　宋神宗时期，以往的地方统军体制基本得到延续，武将仍大致只能担任副都总管，往往又简称副总管，充当文臣经略使、都总管的下属。沈括的以下记载，颇能反映出副总管对经略使的服从关系：

　　予为�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治�延路军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也。唐制方镇皆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更，不专也。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同签书而皆受经略使节制。

　　熙宁六年，因河湟地区用兵指挥权问题在朝堂发生的争论，可以进一步说明当时武将副总管的从属地位。曾任过经略使的蔡挺言：“经略使出，副总管一面指挥兵马，从来有此例。”王安石则曰“只为近年无经略使出外，副总管在内事，然不妨副总管节制得兵官。”蔡挺又言：“臣巡边时，副总管亦不敢行文书。”王安石说“从来副总管不敢干帅府权柄，又经略使虽出，实无事可施行，故不敢行文书耳。若经略使围闭隔绝，即副总管指挥偏裨会合，孰敢不从？且孰以为越职？”以后，王安石向宋神宗建议，应赋予文臣统帅王韶更大用兵权。宋神宗认为：“武臣自来安敢与帅臣抗？”冯京也附和道：“孟德基止因经朝廷言利便，不由王素，王素移令监教阅，几欲自杀。”按：冯氏所说孟德基，乃以往文臣王素属下武将。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武将副总管完全从属文臣主帅的事实没有改变。

　　宋神宗熙宁七年实行“置将法”后，各地驻军基本由新设之将官训练、管辖，而听命于各路文臣安抚使（《合璧后集》卷七五《诸路将官》），武将副总管也依旧充当帅臣的配角。

　　《元丰官制不分卷・诸军都统制》云：“渡江以前，陕西、河东三路皆以武臣为马步军副都总管，遇出师征讨，诸将不相统一。”可见到北宋后期，上述制度依然得到贯彻。宋徽宗时任伯雨乃指出“本朝太祖、太宗时，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时势所系，不得不然。及至太宗以后，迤俪悉用儒将，至于并边小郡，始用武人。此祖宗深思远虑，鉴唐室藩镇之弊，以为子孙万世之计也。”这段话，算是道出了北宋武将从早期位高权重的都部署到后期职卑权轻的副总管变化过程的原因所在。

　　（原文发表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