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稿

八、北宋潜邸出身将领述论

　　北宋历史上，在武将群体中长期存在着一支重要而核心的力量――潜邸出身将领，即君主称帝前身边的亲信和随从人员，可简称之潜邸亲随，或称藩邸亲随。大致而言，宋初两朝，潜邸亲随在武将群体中逐渐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宋太宗朝其影响相当大。至宋真宗、仁宗时代，潜邸亲随已成为武将群体中权贵势力，牢牢掌握了核心兵权。而到宋英宗朝及以后，潜邸亲随的影响力却大大下降。对于这样一批特殊背景的将领，前人虽曾注意，但系统、专门的论述尚未出现，本文即就此予以探讨。

　　北宋时期，潜邸亲随因有特殊出身背景，不仅升迁超常，而且受到极大的信任，以至于出为大将，入掌枢府，在统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北宋人张方平说：“臣窃见国朝故事，所除军职或以边功，或以劳旧，或以肺腑。”这里所说的肺腑，即指潜邸亲信。宋人又将其称之为“随龙”。如司马光所云：“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岂以为永世之法哉，乃遭时不得已而然也。自后嗣君，守承平之业，继圣考之位，亮阴未言之间，有司因循，踵为故事，凡东宫僚吏一概超迁，谓之‘随龙’。”

　　一宋初的潜邸亲随将领

　　北宋在军中任用潜邸亲随的做法，无疑始于宋太祖时。确如司马光所言：当开国之际，“天步尚艰”，“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不如此不足以安天下、收兵权。而这其实是历代开国史上的普遍现象。

　　查阅《宋史》有关传中资料可知，赵匡胤登基前的亲信主要有赵普、吕余庆、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张琼、杨信、史□、米信、崔翰、李怀忠及田重进等人。其中赵普、吕余庆、李处耘、王仁赡及楚昭辅等人出身吏人，其余则出身为武将。因赵普、吕余庆后为文臣，故不予讨论。而李处耘、王仁赡及楚昭辅三人，以恭谨善计，得到赵匡胤的赏识，遂先后出任枢密院长贰等要职。张琼以下军伍出身者，入宋后乃继续从武为将，而张琼和杨信因受到特别信任，出任了殿前司首脑，以统领京师禁军。但就其余武将的情况来看，并未得到明显的超迁。如李怀忠在宋太祖朝至富州团练使、日骑左右厢都指挥使。到赵光义即位后，才授节钺，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米信、崔翰及田重进则终宋太祖时代，仅至遥郡刺史，史□至光州刺史。由此观之，赵匡胤对于自己潜邸出身的追随者，还能掌握一定尺度，并非一律委以重任。事实上，当时大批无潜邸背景的武将仍然得到重用，特别是在统军出征和防守边关方面更为突出，如王全斌、曹彬及党进等人。

　　宋太宗一朝，可以说是大用潜邸亲随掌权握兵的时代。赵光义登基不久，便提拔身边亲随，“以商凤为东上个□门使。上在藩邸时，凤居典客之任，践祚之五日，陈从信以右知客押衙为西上□门使、枢密承旨，程德玄以药院押衙为翰林使，陈赞以弓箭库官为军器库副使，王延德以监厨为御厨副使”。随之，再不断拔擢陈从信等人及柴禹锡、王继升、弥德超诸人，“自从信而下皆尝给事藩邸，以旧恩进用也”。以后，这些潜邸亲随不仅充斥枢密院上下，而且分布于京师和地方统军系统之中。所谓：“太宗即位后，未数年，旧为朱邸牵拢仆驭者皆位至节帅，人皆叹讶之。”仅就《宋史》中明确可查为潜邸亲随将领者就有柴禹锡、张逊、杨守一、赵�、周莹、王继英、王显、弥德超、傅潜、王超、戴兴、王汉忠、王能、张凝、李重贵、刘用、耿全斌、周仁美、王荣、杨琼、李琪、赵延溥、张禹□、裴济、高琼、葛霸、桑赞、卢斌、张煦、王延德、程德玄、王延德（与前者同名）、魏震、石普、元达、郭密、傅思让及李斌等等人。其中柴禹锡、张逊、杨守一、赵�及王显诸人在宋太宗朝至枢密院长贰，与此同时，傅潜、王超、戴兴、王汉忠、王能、张凝、王荣、赵延溥、高琼、葛霸及桑赞等为禁军将帅，其余则或为高级武职，或为带兵将领。正因为宋太宗时代重用潜邸出身将领的现象非常突出，故有必要分别介绍其重要代表人物。首先，宋太宗朝潜邸出身任枢密院长贰者情况如下：

　　柴禹锡，在赵光义居晋邸时，“以善应对，获给事焉”。太平兴国初，历供奉官、如京使等，“每夜值，以藩府旧僚，多召访外事”。太平兴国七年，以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以后至知枢密院事等，授节钺。柴氏由供奉官至枢密副使，不过七年时间，升迁可谓超乎寻常；杨守一，“事太宗于晋邸”。宋太宗即位初，补右班殿直，历枢密都承旨等。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签书枢密院事；赵�，“以刀笔事太宗于藩邸，即位，补东头供奉宫”，历知沧州兼兵马部署等。淳化四年，同知枢密院，不久加知院事；王显，“初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太平兴国初，才“补殿直”。到太平兴国八年，便出任枢密副使，随即再迁枢密使。史称：“显自三班不数年正枢任，奖擢之速，时无拟之者。”宋真宗朝再任枢密使，又出为河北前线的统军大帅。

　　其次，同期潜邸出身任三衙将帅，或授节钺者情况如下：傅潜，“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即位，隶殿前左班”。太平兴国中，已迁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雍熙北征失败后，一度遭贬。但不久擢殿前都虞候、副都指挥使及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等要职，授节度，先后出任高阳关、延州路及镇州都部署，成为当时地位最高的将领。傅潜从卫士至三衙大将、节度使，为时也不过十三年间；戴兴，“太宗在藩邸，兴诣府求见，奇之，留帐下，即位，补御马左直，迁直长”。端拱初，已迁至步军都指挥使、领镇武军节度。再迁殿前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历天雄军、镇、定等路行营都部署等大将之职。值得注意的是，三衙将帅傅氏、戴氏与西府中的柴禹锡、王显相对应，构成当时重用藩邸亲随的突出代表。高琼，“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帐下”。端拱时，已擢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归义军节度，再出为并州、镇州都部署；葛霸，“善击刺骑射，始事太宗于藩邸”。淳化初，擢殿前都虞候。历高阳关、镇州都部署等，授节钺；王超，“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及即位，以隶御龙直”。到淳化二年，已迁至河西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王汉忠，“太宗在藩邸，召见，奇其材力，置左右”。端拱二年，擢侍卫马军都虞候、领观察使。后迁殿前都虞候；赵延溥，“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为帐下牙军”。太平兴国三年，任侍卫马军都虞候。“殿前白进超卒，即日以延溥为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兼权殿前都虞候事”。雍熙以后，历镇州兵马都部署、判冀州等；王荣，“太宗在藩邸，得隶左右。即位，补殿前指挥使”。历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侍卫马军都虞候，加观察使，又出为定州行营都部署等。

　　其余为将者的情况为：王能，“太宗在晋邸，召置左右”。在宋太宗朝至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领遥郡刺史；张凝，“太宗在藩邸，闻其名，以隶亲卫”。淳化初，领肃州刺史。历天雄军驻泊都监、高阳关行营钤辖等；郭密，“以知瀛州马仁�荐，隶晋王帐下，给事左右”。至淳化间，为贝州驻泊兵马部署，不久擢领安州观察使，充灵州兵马都部署；傅思让，“有勇力，善骑射。太宗居晋邸，补亲事都校”。在宋太宗朝累迁容州观察使、知莫州、陇州等，赠保顺军节度；李斌，“太宗在晋邸，闻其状貌魁伟，召置左右”。历贝、冀二州驻泊都监。至道初，擢桂州观察使，判氵名州、沧州；石普，“十岁给事邸中，以谨信见亲，补寄班祗候”，历迁洛苑使、富州团练使、延州缘边都巡检使；裴济，“少事晋邸”，宋太宗即位，历迁定州都监、知定州、镇州行营钤辖及知镇州等。咸平初，知灵州兼都部署，领顺州团练使。后灵州城被西夏军攻陷，死之；李琪，累迁效忠都虞候、开封府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领富州刺史等。后“改授屯卫大将军，领郡如故”。

　　至于宋太宗时代，某些藩邸亲随地位较低，或遭贬责，则往往有其特殊原因。如张禹□“粗知书，有方略，幼事太宗藩邸”。赵光义即位后，补东西班承旨，居禁卫之职，张氏升迁有限，显然是因为其年龄过轻和资历太浅的缘故。王荣自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领遥郡刺史，先出为外州马军教练使，再削籍流海岛，乃在于“坐受秦王廷美宴劳”及“与秦王亲吏善”的缘故。

　　二宋真宗、仁宗朝的潜邸亲随将帅

　　自宋太宗之后，在军中重用藩邸亲随成为一种传统，而为后嗣诸帝所奉行不悖。其中，又以宋真宗及仁宗两朝最为突出。

　　宋真宗时期，王继忠、张耆、杨崇勋、刘谦、夏守恩与守□兄弟、蔚昭敏、高化及阎日新等潜邸亲随，分居禁军及枢密院要职，成为当时武将群体之中的权贵。

　　王继忠，六岁便以父荫补东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以谨厚被亲信”。宋真宗即位后，不过六年左右时间，已累迁殿前都虞候、领云州观察使，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及高阳关、定州副都部署等。咸平六年，与契丹交战被俘；张耆，“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又据宋人称，宋真宗为皇太子时，所宠爱的蜀姬刘氏（即以后的刘后），一度被宋太宗逐出东宫，遂“置于殿侍张耆之家”。由此足见张氏为宋真宗藩邸时亲信。宋真宗即位，张耆初授西头供奉官，历并、代州钤辖、管勾皇城司等。以后历迁侍卫马军都虞候、殿前都虞候、马军副都指挥使等，授节钺。大中祥符末，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至宋仁宗朝，因刘太后的关系，曾任枢密使等要职；杨崇勋，“以父任为东西班承旨，事真宗于东宫”。宋真宗登基，历迁枢密都承旨、侍卫马军都虞候、并代副都部署及群牧使等要职。到宋仁宗朝，历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枢密副使及枢密使等；刘谦，“真宗升储邸，增补宫卫……授谦西头供奉官、东宫亲卫都知”。宋真宗即位后，历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虞候、权步军都指挥使及殿前都指挥使等，授节钺；夏守恩，以父战殁，六岁“补下班殿侍，给事襄王宫，累迁西头供奉官”。宋真宗时期，历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泰州防御使等。“帝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管勾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事”，倍受重用。夏守恩弟守□，以兄故自幼入宋真宗潜邸，“王为太子，守□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历真定路走马承受公事、枢密都承旨、侍卫步军和马军都虞候、步军、马军及殿前都指挥使等，授节度使，“帝甚亲信之”；蔚昭敏，出身军人之家，宋真宗为襄王，“昭敏自东班殿侍选隶襄王府，帝即位，授西头供奉官”。累迁冀贝行营兵马都监、殿前副都指挥使及都指挥使等，授保静军节度使；阎日新，“少为本州牙职，补三司使役吏。淳化中，选隶寿王府，主邸中记簿”。宋真宗登基后，历永兴军驻泊都监、知环州兼�宁环庆路钤辖、缘边安抚都监等，至昭州团练使、知单州；高化“从州将入京师，遂隶禁军，选为襄王牵拢官”。宋真宗朝，累迁御龙骨朵直都虞候。到宋仁宗朝，至殿前副都指挥使，授节度使。

　　除以上诸将外，据《宋史》卷二七九《王继忠传》下附记称：

　　宋真宗宫邸攀附者，继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济州刺史，蔚昭敏至殿前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翟明至洛州团练使，王遵度至磁州团练使，杨保用至西上□门使、康州刺史，郑怀德至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永州团练使，张承易至礼宾使，吴延昭至供备库使，白文肇至引进使、昭州团练使，彭睿至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武昌军节度，靳忠至侍卫马军都虞候、端州防御使，郝荣至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陈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济州团练使，高汉美至郑州团练使，杨谦至御前忠佐马步军副都军头、河州刺史。

　　这里所提及的蔚昭敏情况，已见前述，其余诸人官爵未必皆得于宋真宗时期，如彭睿出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在天圣三年，但大致还是能够反映宋真宗潜邸攀附者任将的部分情况。另据富弼在康定初言：“殿前副都指挥使郑守忠、马军副都指挥使高化故亲事官，皆奴才小人。”可知郑守忠亦有宋真宗潜邸背景，其军职也有相当级别。

　　值得一提的是，景德二年，“枢密院议次补禁军列校，王继英奏曰‘：藩邸给事之人尚在外，议者皆聚议腾谤，谓臣蒙蔽不言于上，致其沉滞。’”这便说明重用潜邸亲随为将，已成为带有共识性的意见。宋真宗当时虽曾有过不予特殊照顾的表示，但从以上诸多例证来看，则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宋仁宗在位期间，其潜邸亲随依旧担任重要军职，突出者有郭承�、安俊、张孜（茂实）及夏随数人。

　　郭承�，宋初藩镇郭从义重孙，娶舒王元称女。宋仁宗为皇太子，“补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谒者”。宋仁宗称帝后，历知贝州、澶州兵马部署、定州等路及大名府副都部署。再迁殿前都虞候、殿前副都指挥使，出代州副都部署兼知代州，授节钺；安俊，“仁宗为皇太子，俊以将家子谨厚，选为资善堂祗候”，及即位，累迁环州都监、环庆路都监，知忻州、代州及秦凤路部署。再历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虞候，加防御使衔；夏随，乃夏守□之子，以父荫为茶酒班殿侍，宋仁宗在东宫时，“为率府副率兼春坊谒者”。宋仁宗即位后，历天雄军兵马钤辖、领三班院、知�州等，加防御使衔。对西夏战争开始后，为�延路副都部署、陕西副都部署兼缘边招讨副使。宋仁宗还特别对其嘱咐曰：“朝廷方以边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机密为嫌。”张孜（茂实），以荫补三班奉职、“给事春坊司”，服务宋仁宗于东宫。在宋仁宗时代，历陈州兵马都监，并代副部署、殿前都虞候、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授宁远军节度使。

　　三宋英宗朝以后潜邸出身将领影响的下降

　　宋英宗及以后诸帝，也有提携潜邸亲随为将的现象。如宋神宗即位伊始，便授予原东宫随从郭昭选等四人□门祗候，司马光对此曾有激烈的反对言辞：“今昭选等以贱隶而叨美职，是官不择人也。”熙宁时期，仍有推恩潜邸亲随的举动。以后，宋哲宗朝也有类似情况，如宋人文集中的一份制辞反映：武官冯世宁因曾有宋哲宗藩邸的关系而得到提拔，所谓：“恪勤公忠有补，兼系哲宗朝攀附之臣。”臭名昭著的高俅则出身宋徽宗潜邸旧人，所谓“俅以胥侩之才事上皇于潜邸”，在北宋末期任殿前司主帅多年。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潜邸亲随在武将群体中的比例和影响却明显降低，不仅人数减少，而且出任将帅者不多。仅仅从《宋史》有关这一时期武将列传出身的情况，便不难发现这一事实。

　　由上可见，北宋使用潜邸亲随为将的现象，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宋太宗朝显然是最重要的阶段。赵光义登基后，对自己早年的亲随给予极大的信任，多方倚重，以至于出现“牵拢仆驭者皆位至节帅，人皆叹讶之”的情况。这便难怪，开宝末曾在开封府补过牙职的张煦，于雍熙二年“自陈太宗尹京尝事左右”，遂当即被命为殿前承旨，再迁镇定、邢、赵、山西土门路都巡检使、权知环州及保安军等职。而较其地位高的王荣也敢于狂言“我不久当得节帅”。之所以如此，便与赵光义以阴谋手段称帝和进一步防范武将队伍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即：宁愿用虽能力低下但可靠熟悉的亲随掌握军队，也不愿承担用他人而兵权旁落的风险。宋真宗、仁宗时期，政治上极为保守，处处以遵守祖宗之法为施政的要务，重用潜邸亲随的做法自然被沿袭下来。一时此类人员大获恩宠，如夏守□因有藩邸背景，故“帝甚亲信之”，宋仁宗还直接关注其升迁问题。据记载：宋仁宗曾遣中使问夏守□：“欲管军乎？为横行使乎？”夏氏答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遂当即迁其西上□门使。至宋英宗朝以后，一方面，文官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的影响已空前大增，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而当政的文官大臣对以上重用潜邸亲随的传统予以猛烈地抨击，如前述司马光等人的言辞；另一方面，统治者长期忧虑的来自武将群体对皇权的威胁已彻底消弭，潜邸亲随在制约其他将帅方面的价值已不大，加之宋神宗锐意改革，所以这一陋习逐渐被放弃，潜邸亲随的影响遂明显下降。

　　四北宋潜邸出身将领作为述评

　　北宋潜邸出身的武将，虽然升迁颇为迅速，往往执掌大权，但由于背景特殊的缘故，这些人常常具有恃宠骄横的特点。就其作为而言，多不足称道，甚至表现拙劣，这在宋太宗、真宗及仁宗三朝最为突出。以下就这方面的情况予以述评。

　　宋太祖时代，因潜邸出身而达到将帅者有王仁赡、楚昭辅、李处耘、张琼及杨信等人，作为赵匡胤耳目亲信者则主要有史□其人。王仁赡曾任枢密副使、凤州路行营前军都监及判三司兼宣徽北院事等，还在宋太祖出巡时，判留守司、三司兼知开封府事等，颇受信任。但他在征讨西蜀的过程中，因参与抢掠蜀中子女金宝事，一度遭贬。其后，据史籍称：“掌计司殆十年，恣下吏为奸，怙恩宠无敢发者。”因此再次被贬；楚昭辅在宋初两朝任权判三司、枢密副使和枢密使，与王仁赡有类似经历，虽长期在枢密院掌兵，但更擅长的却是财计。史家对其有这样的评价：“昭辅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史□则在替宋太祖刺探外情的同时，公报私仇，制造冤案。李处耘、张琼及杨信三人的表现，相对为优。李处耘“临机决事，谋无不中”。如他在参加平定李重进造反并出守扬州后，“境内凋弊，处耘勤于绥抚，奏减城中居民屋税，民皆悦服”。慕容延钊率大军征讨荆湖，他以枢密副使身份为都监，除了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外，还特别注意严明军纪，制止抢掠。也正因为如此，他与慕容氏产生矛盾，最终遭到贬谪。史称：“荆湖之役，处耘以近臣护军，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报，故临事专制，不顾群议，遂至于贬。”张琼性格刚烈，以武勇得到赵匡胤的任用。宋太祖在任命其为殿前都虞候时便承认：“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以后，张琼因遭到诬陷、猜忌，被赐死。有关张琼的记载非常有限，但从其经历和宋太祖的评语，可以看出属于一员猛将；杨信是继张琼后主掌殿前司的将帅，其行事与张琼不同，以谨慎负责深得宋太祖乃至宋太宗的信赖，即使在患哑疾后，也继续受到重用。所谓：“信虽喑疾而质实自将，善部分士卒，指顾申儆，动有纪律，故见信任，而终始无疑焉。”

　　从以上诸人的情况可以看出，由宋太祖潜邸出身的高级将帅，可谓优劣参半。王仁赡怙宠为奸自不用说，楚昭辅品性吝啬，张琼“性暴无机”，杨信谨小慎微，但都就本职角色而言，尚为称职。至于李处耘，则不能不说是一名良将。

　　宋太宗朝，藩邸亲随出入将帅和枢密院长贰，其有为者寥寥无几，而无能者竟居多数。其中任职枢密院的柴禹锡、张逊、杨守一、赵�、周莹、王显、弥德超诸人，几乎都存在与武将角色不匹配的缺陷。他们名为武官，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如柴禹锡迎合宋太宗猜忌心理需要，积极刺探外臣动向。以“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但在国家武备方面上并无建树；王显出身吏人，以“性谨介”得到重用。在枢密院任内，“显或失误，护短终不肯改”。在出任河北重镇大帅期间，无可称道业绩。故史称其“居中执政，矫情以厚胥吏，龊龊自固而已。在藩镇颇纵部曲扰下，论者非之”；赵�“以勤谨被眷”，但在西府的突出事迹乃在于“遣吏卒变服，散之京师察事”，甚至制造冤案；杨守一则“无他材术，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适会时机，故历职通显”；张逊以晋邸随从出身为武官，但长期料理香药榷货事务，因货利而升迁。在枢密院任内，“与同列寇准不协，每奏事，颇相矛盾”，乃制造罪状诬陷寇准；而臭名一时的弭德超，以诬告曹彬而获枢密副使后不久，竟利令智昏，又与柴禹锡等争宠，遂被贬死。周莹历西府长贰和前线大将，但连宋太宗也承认其“非将帅体”、“庸懦不智”。故宋代史家评论其“在右府无他谋略，及莅军旅，畏懦自全，所历藩镇率无善状”。以上诸人品行拙劣，表现又实在无能，难怪元朝人修《宋史》时称：“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

　　与此同时，赵光义重用的潜邸出身禁军将帅，也大都存在失职甚至严重的问题。其中傅潜，在宋太宗及真宗朝曾任过三衙最高军职，又出为御辽前线大帅，但其表现却令时人大失所望。如早在雍熙北征中，他便因“师败于拒马河”，遭到贬官。咸平二年，傅潜为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面对辽军的进攻，“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逗留惧战，见死不救，直至被夺官流放；王超是与傅潜同时的大将，虽“为将善部分，御下有恩”，但“临军寡谋，拙于战斗”。如咸平六年，辽军围望都，王超与葛霸率兵救援，当王继忠与敌军战斗时，“超、赞皆畏缩退师，竟不赴援”，致“继忠孤军没焉”。景德元年，宋真宗准备亲征，“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寇益南侵”；戴兴虽为三衙高级将领，但在数次领兵出征的过程中，皆无显著功绩可言；葛霸身为统军将官，但性懦弱，常临阵退却。当出守地方时，又无力约束部下，所谓“霸昏耆，为所罔”；更可笑的是王荣其人，不仅贪婪无德，而且素来胆怯，史称：“无将才，但能走马驰射，性�怯。”如咸平三年，南下的辽军北撤，他接到追击命令后，率领五千骑兵徘徊数日，不敢行动，最终到界河南岸奔跑一番，然后迅速返回，结果战马因饥劳而损失近半。随后，王荣率军向灵武护送军粮，结果“疏于智略，不严斥候，至积石，夜为蕃寇所劫，营部大乱，众亡殆尽”。其余王汉忠、王能、李重贵、刘用及耿全斌等人，不过略算称职，如王汉忠所谓“有识略，军政甚肃”，至于战功则与失败参半。像咸平五年，王汉忠为�宁环庆两路都部署，领大军对付西夏，以违诏无功遭贬。而桑赞、赵延溥及元达等人，则实在事迹平平。

　　在宋太宗晋邸出身将领中，惟有高琼、张凝、石普及裴济诸将有所作为。高琼虽无明显战绩，但在景德初抗辽行动的关键时刻，代表军队支持过寇准，可谓功不可没；张凝颇有战功，“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训士卒，缮完器仗”；石普敢战，“倜傥有胆略，凡预讨伐，闻敌所在即驰赴之。两平蜀盗，大小数十战，摧锋与贼角，众推其勇。颇通兵书……”当宋真宗君臣狂热地大搞祥瑞、天书活动时，石普上书反对，请求加强西北防御，结果遭到贬逐；裴济虽然出身宋太宗藩邸，但其为人行事却与前述柴禹锡、傅潜等同僚不同。据记载：“济少事晋邸，同辈有忮悍者，济屡纠其过失，被谗，出补太康镇将”。咸平时，裴济出守西陲重镇灵州后，在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谋辑八镇，兴屯田之利，民甚赖之”，前后坚守两年之久。最终“城陷，死之”。但类似将领在赵光义潜邸出身者中实在太少。以后，宋真宗也不得不承认：“太宗所擢甚众，而优等者惟（张）凝与王斌、王宪等数人。”

　　宋真宗潜邸出身的将领，其事迹、表现与乃父时代大致雷同。王继忠因藩邸背景而迅速迁至领兵大将，但缺乏战场和用兵经验，遂在与辽军的望都之战中，兵败被俘；张耆既无战功，又无谋略，在任马军都帅时，还因选兵处置不当几乎引发兵变。张氏入主枢密院后，只会坐享厚禄，又品行低劣，贪财吝啬；杨崇勋以好攻讦出名，“人以是畏之”，然无他才能，又性贪鄙。至于宋祁所谓杨氏历任要职，“皆国家腹心柱石，天下所以安危者”云云，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隐讳而已，倒是“公既藩邸雅旧，故敢言无所回隐”之语，才道出了些许真相；夏守恩、守□兄弟，一个贪财不法，被除名编管，另一个出任对夏前线主将，却“性怯寡谋，士卒不附”，“既为天下笑”。对于这些将领，当世史家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耆、崇勋材质庸下，致位将相，盖出幸会云。”而元人修史时则鄙视道：“耆、崇勋、二夏奋�茸，位将相，皆骄侈贪吝，恃私恩，违清议，君子所不取也。”刘谦作为高级将领，实在于史籍中难觅足以称道的事迹，于是仅留下这样的评语：“虽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职，能寡过者也。”蔚昭敏略有边功，高化不过“谨质少过，驭军有法”；阎日新“起胥史，好云为以进取”，惟以逢迎宋真宗为能事。

　　宋仁宗朝及其以后的藩邸大将郭承�、张孜（茂实）、安俊、夏随及高俅之流，其所作所为更令人失望。如郭承�“骄侈狡狯，所至多兴作，为烦扰，又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又有贪污劣迹，故被认为是“�冗小人”。更重要的是，郭氏不是称职的军事将领，他在出任并代副都部署兼知代州时，监察御史包拯便指出：“按累任无状，朝野佥知，物议喧然以为不可。”张孜出任三衙大将和地方长吏，安俊、夏随历仕边关守将，但皆无明显事迹可称，所谓“张孜虽称持重，迹其所长，无足取者”；安氏则“无多战功”；夏随不过“在边陲无多战功，然慎重少过”。至于高俅之无能与胡作非为，更与武将的角色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存在着重用潜邸出身将领的现象，为中国历史上所少见。这些胥史、卫兵乃至于仆从之类的潜邸亲随，虽然大都明显地存在着素质低下的问题，但在主子称帝后，却往往自恃特殊背景，不注意改善自身素质及条件，遂产生出无能、拙劣的表现，从而对当时的军队和国防造成了颇大的消极影响。北宋诸帝明知潜邸出身将领存在的诸多问题，却仍然重用这些攀龙附凤之辈掌握军队，正是当时君主政治过度独断、狭隘和专制的时代特征下不可避免的产物，而这一现象也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任人唯亲”弊端的突出反映。

　　（原文收入《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