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稿

六、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

　　摘要：北宋时期，在统治集团的刻意压制下，出现了武将群体素质明显下降的趋势。作为群体的北宋武将队伍，不仅缺乏以往历史上军事将领的用兵谋略，而且普遍弱化了果敢顽强的基本品质，呈现出怯懦萎靡的精神状态。这种趋势在宋太宗以后愈演愈烈，在宋仁宗时代达到了顶峰，从而直接影响到国防能力，是造成宋王朝“积弱”的直接原因之一。

　　宋朝的“重文轻武”及“以文驭武”确已是共知的事实，清代学者王船山在《宋论》中有过评说，现代学者也有一些议论。然而，在北宋“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与社会风气之下，武将作为群体的素质究竟处于怎样的状况？其影响又如何？这无疑是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少有专文论及，遂不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不仅如此，由于对这些问题未能细究，还直接影响到对宋代国防“积弱”现象的深入研究，于是每每分析对外具体战役失败的原因时，多停留于宋王朝的无能腐败及体制中的失误等成说上，而未能在与前代相对比的情况下，具体考察武将群体本身存在的诸方面原因。有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此展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一北宋以前武将群体的地位与素质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常识。唐太宗在《帝范》中就有“阅武第十一”与“崇文第十二”两篇，明确得出了“斯二者（文武）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的认识。

　　自先秦以来，文臣与武将都在历代王朝的统治过程中扮演两大重要的角色，各负其责。其中在父家长制及奴隶制早期阶段，即所谓人类社会的“英雄时代”，因军事活动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乃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于是，夏、商、周三代时期，天子左右的执政大臣，其重要职责就是统军出征，各级武将通常皆由贵族组成，常备之师也以“国人”（平民）为主。因此，从军不仅是一种义务，而且也是一种特权和荣誉。所以，当时贵族学校的教育内容――“六艺”，就有“射”、“御”等军事性的科目。以后王安石便指出：古代士人习“文武之道”，以掌握射术和御乘为急，其他技能倒在其后，“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故其优秀分子入可为公卿大臣，“出则为六军之将”；其次者也能或任地方官吏，或为军队将校。所谓：“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南宋人也说：“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国，军将皆命乡处，则执政出则将兵，载于诗书、左传，可考也。然此特谓将帅耳，乃若卒伍之贱，虽贤士亦为之，不以为异。”于是，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才常能被军旅所吸引，遂涌现出如姜尚、孙武、管仲、孙叔敖、司马穰苴等一大批兼通治国之术的杰出军事家。战国之时，随着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革，武将群体的构成也先后出现一定的变化，即广泛吸纳了统治阶级中的新兴力量，造就出一大批军功阶层。正因为如此，兵家在列国异常活跃，战将更在各国图强交战的过程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吴起、孙膑、白起、王翦、廉颇、乐毅等等统帅，皆以其震撼天下的战绩与卓越的军事素质名垂史册。

　　自秦统一以降，就总体而言，各封建王朝在发展国家经济文化事业的同时，都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勇于扩张的理念，征服四方，拓展疆域，故无不注重武备建设。在此形势下，社会上尚武之风盛行，军营依然召唤着社会各阶层的杰出人才，因此武将队伍来源稳定。秦汉时代，军功阶层受到社会的崇拜自不用说，即使在唐朝，战功仍然是提高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如唐高宗时修《姓氏录》，“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于是，千余年间，军事人才层出不穷，如秦汉时期的蒙恬、韩信、李广、卫青、霍去病、冯异、马援等，三国魏晋南北朝的诸葛亮、司马懿、周瑜、桓温等，隋唐时代的韩擒虎、贺若弼、李靖、徐世�、薛仁贵、郭子仪、李光弼、李晟等等。不仅文人学子有“投笔从戎”的豪情壮志，如西汉的张骞、唐朝的边塞诗人便为典型例证，而且政坛还有“出将入相”之说，如汉代樊哙、周勃、灌婴、郦商，隋朝杨素，唐朝李靖、徐世�、刘仁轨、娄师德、郭元振等人，先后因军功而入朝为相。至于同期历史上无数军事将领创造的赫赫武功，都赢得了世人的崇敬。于是，在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既出现了秦帝国大一统的空前辉煌，也形成了以“汉唐雄风”为标志的外向、强悍的时代特征。这就难怪许多名士文豪都对驰骋疆场的生活充满渴望，要求子弟文武并重，将投身军旅视作入仕的重要途径。如南北朝时影响颇大的《颜氏家训》指出：“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又谆谆告诫道：“习五兵，便乘骑，正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唐朝大诗人李白则唱道：“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还。”

　　正因为如此，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武将作为群体，其构成虽然前后不一，颇为复杂，但却无疑吸纳了社会各阶层中的大批人才。曹操“惟才是举”的著名思想，就是这一史实的集中反映。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能放手武将指挥作战，如战国时白起、王翦用兵，秦王嬴政不仅授予其全权，而且满足其一切要求；刘邦拜韩信为将、周亚夫屯军细柳营的故事，更为典型；而如卫、霍出塞北征，班超经营西域，李靖远击突厥等等用兵过程，无不体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精神，如此便充分发挥并锻炼了将领的军事才能，故其群体素质相当高。还值得提到的是，在具有勇猛果敢品质的同时，还有众多武将属于文武全才，不仅精通兵略，而且谙熟经史诗文。如西晋征讨孙吴的大将杜预，便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

　　二宋初武将群体地位和素质的下降

　　北宋建国后，与以往相比，武将群体的地位和素质开始明显地发生了转变。如所周知，经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夫跋扈之后建立的赵宋王朝，朝野上下皆视武人为动乱的根源所在，在推行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背景下，确立了百般防范武将的政治原则。与此同时，在“与士大夫共天下”思想的支配下，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赫，不仅使文官队伍不断膨胀，而且使从“文”也成为世人追求的目标。诚如宋人所云：“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就不能不严重地腐蚀了“军功”的感召力。于是，优秀人才不再愿踏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改换武职。如宋太祖时，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就不愿改换军职。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虽射术高超，但却拒绝出任官级更高的武职。宋仁宗庆历中，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陕西对夏战事，宋中央一时下令将四位统帅改换观察使的武职。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不肯拜”，此事遂寝。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也不愿沦为武官。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见长的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及《三略讲义》等兵书，但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效法孙膑、李靖等前代军事家，而是孜孜以求将武职身份改为文臣。由此几例可见，北宋文人中普遍存在以从军为耻的观念。这种社会价值观的流行，无疑影响到武将队伍的发展，制约了其群体综合素质的提高，造成了军事将领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后果。此外，适应封建租佃经济而发展的宋代募兵队伍，主要由破产农民甚至罪犯所组成，其社会地位便低于以往普遍征兵制下的农民，这从士兵面部刺字这一与罪犯共有的标记可以说明。而士兵被视作“贱隶”的结果，也极大地削弱了武将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于是，“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在宋初很快萌芽，“以文驭武”的治军制度也随之产生。当北宋的统治政策和社会价值观都将武将排挤出政坛的主流地位之时，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武将群体素质普遍下滑的后果，当然，这一结局是经历了逐渐加剧的发展过程。

　　北宋建国初，宋太祖在“收兵权”的过程中，对军队将领采取了大力整治的措施，特别是对禁军三衙的统帅防范极严，即使是自己亲手安排的旧部，也不放心。如对殿前都虞候张琼和殿前都指挥使韩重□的处理，即为例证。张琼本是宋太祖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曾屡立奇功。宋初，赵匡胤认为：殿前卫士如狼似虎者不止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但是，张琼任殿前都虞候后，因厌恶宠臣史□、石汉卿，被史、石二人诬告私养部曲百余人，作威作福，及污蔑皇弟赵光义等等。宋太祖听了报告，不辨真伪，就将张琼拷打逼死。事后，宋太祖得知张氏“家无余财”，仆从不过三人后，也没有惩罚诬告者。乾德四年举行郊祀时，又有人诬告殿前都指挥使韩重□私用天子亲兵为心腹。赵匡胤闻听大怒，当即打算诛杀韩重□。后在宰相赵普的劝谏下，韩氏才幸免于难。但不久，韩重□还是被解除殿帅之职，出为外地节镇。透过张、韩二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对高级将帅极度警惕、猜忌。事实上，在处理完韩氏之后，赵匡胤特下诏书，禁止京师将领和沿边武臣挑选骁勇士兵为亲兵卫队。

　　在宋太祖猜忌、防范的举动影响下，高级将官便不得不谨慎从事，以打消人主的疑心，如杨信、党进二人的所为就是如此。杨信也是赵匡胤的早年亲随，在张琼冤死后接替其职。但到乾德四年，杨信忽染哑疾。令人费解的是，宋太祖不仅未解除其职，反而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据史籍称：杨氏最大的特点便是谨慎和“忠直无他肠”，所以“上委任之不疑”。杨信临死前，失音的痼疾突然消失，对宋太宗表达了感念两朝知遇之情，“涕泗横集”。揆诸当时情形，不免对其哑疾的真实性发出疑问，是否可以这样猜测：素来谨慎的杨信看到前任的悲惨结局后，遂以装“哑”保护自己。出身胡族的党进虽膂力过人，但目不识丁，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率直而胸无点墨。赵匡胤“以其朴直，益厚之”。乾德以后，党进先后任侍卫步军、马军都指挥使十余年。然而据记载：党氏在京城巡逻时，常将所见到的玩赏禽兽放生，并责骂主人。某次，他碰见晋王赵光义手下亲吏架鹰走来，党进不知其身份，又要放鹰。当闻知是晋王的鹰时，党进不仅立即住手，而且还给对方一些买肉钱。史称：“其变诈又如此。”这就使人对其直率的举止不能不发出怀疑，是否也有伪装之嫌？当时张琼、韩重□的遭遇和杨信、党进的受宠结局，无疑对军队将领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促使他们向明哲保身的方向发展。诚如宋人所指出：“党公智识过人，故为痴绝以保身。”

　　宋太祖有意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处心积虑地营造“崇文”的气氛，以对武将施加压力。如有这样一件事，颇能从侧面说明统治者处理文臣武将关系的态度。开宝后期，德州刺史、武将郭贵被调离本地，国子监丞梁梦升到德州做知州。郭氏走后，其族人继续在德州违法牟利，梁梦升便予以惩治。郭贵为了报复，便通过正得宠的武官史□告状。不料，史□反映梁梦升“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时，宋太祖不仅没有治梁梦升之罪，反而立即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此事恰恰与以往史氏诬告大将张琼致死的结局相反。

　　赵匡胤公开要求军队武将学习儒家经典，所谓“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其实，武将增加文化素养本是应该的事情，但赵匡胤刻意要求的却仅在于儒家宣扬的臣子之道，这就不免产生很大的局限性。大将党进本不识字，但也要对宋太祖表示自己尚文，在闹出一些笑话之后，党进只得辩解道：“我尝见措大（即书生）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而此事也足以说明朝廷的崇文态度，对武夫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于是，便出现了发生在曹彬身上的极端化表现。曾长期以统军大帅身份征讨四方的曹彬，却对文臣极为敬畏，以至于位居枢密使时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要作出退避让路的姿态。

　　应当承认，宋太祖一朝，正值内外用兵之际，武将群体基本上能正常发挥作用。宋人和后世常以郭进、李汉超、姚内斌、李谦溥及冯继业等一批驻守河北、河东及西北前线的武官为例，说明当时武将拥有较多的用兵权，并且在这些将领身上看到了果敢的良好素质，这大致都是事实。但需要指出的是，郭进等人都是戍边的中高级武将，其职权仅限于各自的防区，而除了郭进具有用兵谋略的素质外，其他人值得称道之处仅限于勇猛这一点上。至于军队的高级将帅，可以说在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态度的影响下，已有束手束脚之感，出现了顺从迎合及保守的趋势，其所为较往历史上的将帅已大为逊色。甚至还有许多昏老无能之流忝位武职，如义武军节度使祁廷训，身躯虽然高大，但却胆小怕事，因此博得“祁骆驼”的别号。仅仅是因为宋太祖没有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正面交手的缘故，才未能暴露出军队将领们的弱点，也使武将群体未出现日后那样不利的处境。

　　朱熹说：“太祖初夺诸镇兵权，恐其谋叛，故置诸节度使，隆恩异数，极其优厚，以收其心而杜其异志。”这主要是从宋太祖笼络功臣及节镇的角度而言的。宋人张演的话则更为深刻：“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即：对武将在经济待遇上给以优待，但在礼节上却予以压制和歧视。而这种做法使武将丧失了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势必摧残了武将队伍应有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斗志，导致自卑意识弥漫军营，促使其追求享乐安逸，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作为战将角色的群体素质。当然，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宋太祖以后各代，然而其开端却与赵匡胤所为有一定的关系。

　　宋太宗时代，无疑是武将群体素质和命运明显出现逆转之时。借助非常手段即位的宋太宗，因其狭小的气度、平常的才质和阴暗的心理，对带兵武将就更为猜忌。其中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的部分将领拥戴太祖之子的事件，对赵光义教训尤大。他在晚年曾对近臣意味深长地说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里所说的“奸邪”自然不是日益受宠的文臣，而是可能兵变夺权的武将。因此，宋太宗在抑制武人的道路上加快了速度，对武将附加了种种戒律。如当王显出任枢密使时，宋太宗告诫道：“卿代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遂赐《军戒》三篇，并曰：“读此亦可免于面墙矣。”至于如“阵图”、监军之类控制前线将帅的办法，更是不胜枚举。宋太宗还开始参用文臣为用兵大帅。如在镇压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曾一度下令由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节制亲信宦官王继恩和各级军事将领，雍熙三年，大臣张齐贤出知代州，“与都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这可算作以后文官出知前线首州要府而兼管驻军的滥觞。宋太宗朝的柳开出知宁边军，可谓文臣守边的又一例。至道三年初，派傅潜等将领增援被围困已久的灵州时，又命“知制诰张秉、冯起、翰林侍读吕文仲等持节催督之”。在此，文臣承担起了监军的职责。

　　宋太宗在位期间，虽然出征用兵、驻屯防御，仍主要由将领负责，枢密院中也继续维持较高的军人比例，但对武将权威的过度挤压，却使其各方面的素质及精神状态发生蜕变。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衡量武将的标准，即：顺从、谨慎是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宋太宗即位后，先后将一批亲信而无能之辈安插在枢密院长贰、三衙将帅及前线统帅的要职之上。其中王显、柴禹锡、赵�、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人，皆为以往藩邸属吏，名为武官，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他们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如王显“初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性谨介”，从而得到重用。史称其“居中执政，矫情以厚胥吏，龊龊而已”；柴禹锡在宋太宗藩邸时，“以善应对，获给事焉”。赵光义登基后，柴氏积极替天子刺探外臣动向，所谓“每夜值，上以藩府旧僚，多召访外事”。终于以“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赵�“少涉猎文史，美书翰，委质晋邸，以勤谨被眷”；杨守一则“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于晋邸”，后与柴禹锡、赵�、杨守一等人迎合宋太宗需要，因制造秦王廷美狱案而步入枢府；张逊以晋邸随从出身为武官，但长期料理香药榷货事务，因货利而升迁。臭名一时的弭德超，更是以诬告曹彬之事而立即获得枢密副使之职。难怪元人修《宋史》时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以曹彬、潘美为代表的宿将，惟明哲保身，甚至不惜牺牲部属。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曹彬谨慎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杨业于死地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功高震主”，所谓“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以傅潜、王超为代表的新一代禁军将帅，多为庸碌之徒，纵然握兵十万，也临阵惧战。而如田钦祚、王�之类的武将，则贪婪而又险恶，以逢迎攻讦为能事。

　　当如上述大批将领把持军队之时，稍有所作为的武将便陷于可悲的境地。世人熟知的杨业的悲剧即是这样一例。早死于杨业的郭进，同样是被抑制武夫政策所葬送性命的一位良将。而当时猛将呼延赞的遭遇，也颇有代表性。

　　呼延赞出身将门之家，久经沙场，勇猛异常。北宋第二次北伐失败后，呼延赞向朝廷献作战阵图、用兵要略及营寨之法等，并请求带兵戍边。他还曾带领四子在宫中为皇帝演练武功，舞剑盘槊。呼延赞满门投身抗辽事业，他和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杀契丹”几个字，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两行小字。呼延赞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身体强健，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浇其身体。他还自己设计降魔杵、破阵刀等重兵器。像呼延赞这样的武将，实在就是为战争而降生人世，如若生活在汉唐勇于用兵的时代的话，必然大有用武之地。然而，呼延赞恰恰是处于尚武精神开始沦落的时代，这便注定了其无法作为的结局。据记载，宋太宗对浑身散发着浓烈兵戈气息的呼延赞并不欣赏，在亲征幽州时，因厌恶呼延赞的装束，竟几乎将其斩首。以后，呼延赞日渐被遗忘，只能困顿于军营的庶务之中，终于无法实现马革裹尸的梦想。而呼延赞的遭遇，正是宋太宗时代武将群体本身角色沦落悲剧的缩影。

　　在赵光义费尽心机打压武将，营造“崇文抑武”政治气氛的背景之下，武将从总体上形成循规蹈矩的特征，这从太平兴国三年发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可以得到明证：当时，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诈称天子派出的巡边使臣，遂顺利地得到官马，并在地方武官的向导下，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内。面对不持任何凭证的这样一位“使臣”，当地驻军武官竟俯首帖耳。结果，李飞雄矫诏逮捕多名带兵官，并准备处死，而诸将都甘心受缚就刑。以后，因李氏利令智昏，露出破绽，才被众人捉获。此事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只能反映武臣们已完全屈从驯服，其应有的强悍素质，此时可谓荡然无存。

　　所谓的“重文轻武”政策和社会风气的真正形成，也正是在宋太宗时代。如宋太宗即位不久，就亲自操持科举考试，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人，规模空前，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又如：宋太宗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进行迁址和大规模重建，又亲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决心。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而且还要求禁军首领也来参观，所谓“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而宫中原有的“讲武殿”，则被改名为“崇政殿”。在此局面下，武将群体便不能不产生自卑之感。值得注意的是，眼见武将群体呈现出的庸碌无能的状态，就连一些文官也感到后果严重，于是转而向天子进谏，请求给武官们一定的权威和荣誉，以免使国家武备涣散瓦解。如端拱二年，右拾遗兼直史馆王禹□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他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另外，田锡等几位文臣也有类似的议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武将群体素质下降的史实。

　　三宋真宗朝及以后武将群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

　　宋真宗即位后，无视、也无力扭转武将群体素质降低的现状，遂继续沿袭了乃父的治军原则及措施。当时，前朝无能将帅依旧得到重用，即为证明。咸平时，辽军南犯，北宋大批军队武官都表现出庸碌、胆怯的特性。如傅潜以禁军大帅之职负责河北前线防务，提兵十万之众，却极其无能，所谓“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傅潜不仅甘愿忍受他人讥讽自己不如一妇人，而且不顾朝廷使臣的督促，始终按兵不动，直至被撤职。王超被称为“拙于战撕”，王显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同样令人失望。当时还有级别稍低如王荣其人的典型。王荣虽素来胆小，却以宋太宗藩邸背景而出任禁军高级军职。咸平三年，当南下辽军撤退时，贝、冀行营副都部署王荣接到追击敌军的诏令，他带领五千余骑兵绯徊数日，却不敢进攻。最后为了搪塞朝廷，才率部到界河南岸自己一方奔跑了一番，又迅速返回。据记载，由于他与部下昼夜急驰，惟恐遇见对手，结果战马因饥饿疲劳而损失了近一半。尽管如此，王荣仍可以忝位将官，继续领兵。

　　到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攻时，宋军防线一触即溃，便充分暴露了武将群体存在的自身问题。及至“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宋统治集团因对军事手段失去信心，便视议和为消弭边患的法宝。于是，武备进一步松弛，武将群体更受到冷遇。在此形势下，当政者逐渐推广“以文驭武”的措施，以便文臣控制军队，如枢密院中不仅出现文臣人数超过武将的情况，而且武将也受到文官的支配。据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忆：颇有谋略的武臣马知节与文官王钦若、陈尧叟同任职于枢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王旦），至则见冀公（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以此可以窥见当时武将所遭受的歧视对待。在前线，文臣也越来越多地充当了指挥官的角色。如咸平四年，大臣张齐贤出任泾原环庆等路安抚经略使，负责应付党项的进攻；次年，钱若水为并代经略使、判并州，主持河东防务；景德初，宋中央以向敏中充陕西路沿边安抚使，等等。武将遭到排挤的结果，必然进一步降低了其指挥能力。史称：“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这实在是当时武将群体沦落的一种曲折记载。

　　到宋仁宗时期，“重文轻武”之风达到了顶峰，军功遭到了社会的普遍轻视。宋人对此有这样的看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在此背景下，文臣完全控制了军队的指挥权，武将群体则沦为指挥系统中的配角。枢密院中武将已寥寥无几，地方驻军也基本由文官任统帅。如对夏前线，“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钤辖以上，许与都部署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部署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于是，范仲淹、韩琦等文官以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的身份，负责指挥各路军队。文官担任各地帅臣，已成为一种定制，如宋人所云：“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

　　长期的倍受压制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如张耆既无战功，又无谋略，只会坐享厚禄。杨崇勋以攻讦寇准得到当政者的赏识，然无他才能，又性贪鄙。至于夏守□则懵于用兵，所谓“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尽管如此，张、杨及夏氏等人却出入禁军统帅和枢密使之职。郭承�是人所共知的“�冗小人”，但累迁禁军要职，长期典军。这就难怪武将要受到士大夫的蔑视，如宰相王曾讥讽枢密使张耆为“一赤脚健儿”。富弼称夏守□为天下人所耻笑。欧阳修则公开认为郭承�为“凡庸奴隶之才”。至于大批中下级武官，大都素质低下，少有作为，这从战场上的屡战屡败的情况可以得到反映。如韩琦在前线反映：“庆州久缺部署，高继隆、张崇俊虽有心力，不经行阵，未可全然倚任。驻泊都监之内，亦无得力之人。”武将魏昭□、王克基“未尝出离京阙，便使领众御戎，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

　　宋仁宗时期，武将中稍有战功、头脑者，不是遭受迫害，就是受到压制，或死不得其所，或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如大将狄青、王德用及种世衡、张亢两位文人出身的将官，即是如此。而他们鹤立鸡群的事迹，不仅不能说明当时武将素质的卓越，反而证明了有为将领的孤立可悲的处境。

　　宋仁宗以后，惟有宋神宗朝曾力图全面振兴武备，改变国防颓势。因此，宋神宗、王安石对传统抑制武将的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实行了“将兵法”，以增强各地武将对辖区内军队的指挥权。宋神宗认为：“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遂有意打通文武之间的隔阂，允许武官在考核词赋之后换为文资官衔，以提高将领的政治地位和素质。于是，在积极的政策鼓励下，出现了如王韶这样善于用兵而又勇于投军的文士。一时武将群体的素质也有所改善，这从西北战场取得的许多胜利可以得到证明。但是，进入宋哲宗元�之时，各项变法内容在遭到清算的同时，包括允许武臣换文资在内的鼓励军功的措施也被视为弊政而废止。武将群体又一次遭到打击，如当时人所指出：“臣伏见近年以来，宿将凋零，今岁为甚。虽其间人才固有粗精，是皆自英考、神宗识拔，切磨收养，出生入死之人也。”

　　宋哲宗朝之后，虽然因政治斗争而武备出现不少反复，但总的说来，传统的驭将政策得到延续。在北宋末年，乱政之下又出现如童贯之类宦官把持军政，如高俅之流无赖掌握禁军的现象，因此武将队伍更为混乱，其群体精神面貌及素质也更为低下。到宋金联合灭辽时，北宋武将的无能怯懦暴露无遗。如刘延庆等将帅拥优势兵力也不敢与残辽军队交战，稍遇抵抗便落荒而逃。由此可见，最终出现“靖康耻”的惨剧，实与北宋长期压制下造成的武将群体的无能有相当大的关系。

　　（原文发表于《文史哲》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