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稿

四、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

　　摘要：北宋在国防上长期被动挨打，以“积弱”闻名于史，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萎靡、怯懦的精神状态有关。而北宋将领消极精神状态的产生，则要追溯到宋朝开国时期的有关政策。正是在宋初统治者，特别是宋太宗的刻意打击、压制之下，原本强悍的武将群体在精神上逐渐发生了巨变，并由此对国防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北宋一代，社会上崇文抑武之风甚盛，军队战斗力低下，对外被动挨打，国防长期呈积弱之势。这种局面的存在，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的庸碌无为有颇大的关系。那么，上承武风甚烈的“五代”而建立的北宋，武将的尚武精神何以转向萎靡不振，其影响又如何？这无疑是值得深思、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

　　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此时，不仅普通文官地位沦落，仰承武夫鼻息，纵然是宰相也要对掌管兵权的枢密使惟命是从。如后汉时军帅史弘肇宣称：“安朝廷，定祸乱”者，只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即毛笔）焉足用哉！”而且皇权式微，诸割据政权帝王的威信扫地。如后晋时大将安重荣便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数十年间，王朝更替频仍，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割据局面愈演愈烈，史称“豆分瓜剖”。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之风，世人大都视军旅为发迹要途，甚至许多文人学子也弃文从武。如历仕三朝节镇的焦继勋，早年喜好读书，但以后却发誓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

　　在上述背景之下，通过兵变上台的赵宋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正因为如此，北宋开国伊始，便全力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了诸如“杯酒释兵权”、“后苑之宴”等一系列“收兵权”的措施，以重新确立天子的权威。但是，宋初统治者过度汲取了五代悍将跋扈和“重武轻文”风气危害的教训，逐步对武将队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和打击，从而使其精神状态发生巨大的转变。可以说，在实施这一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宋太祖朝首开其端，而在宋太宗朝则不遗余力，并大大走过了头。

　　北宋建国初发生的李筠、李重进等地方节度使的造反活动，很快就被宋太祖镇压。这种公开的叛乱并不可怕，然而此事反映出的武将积习已久的跋扈作风，却引起了当政者的高度警惕。于是在平叛之后，赵匡胤对握有兵权的将领刻意加以防范，采取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措施。如在导演“杯酒释兵权”一幕的前后，宋太祖陆续罢免了慕容延钊、高怀德及石守信等资深权重的禁军统帅之职，将殿前都点检、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及都虞候等职空置起来。随之，赵匡胤起用一些资历较低的将领掌管禁军，并将殿前与侍卫马、步军二司变为“三衙”，对统军权进行分割，以进一步削弱禁军将领的权威。

　　乾德以后，宋太祖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逐渐实施削弱藩镇的计划。如宋廷下令将各地军队中骁勇士卒补充中央禁军，或驻扎京师，或分屯地方。此举使藩镇的精兵全部转为中央所有，而节度使手中的士卒大都成为老弱病残的“厢兵”。另如，在收缴藩镇强兵的同时，宋中央对节度使擅自控制地方赋税的突出问题加以解决，规定地方收入除留必要经费外，其余全部运送京师，“无得占留”。随后，中央又不断派出京朝官监临税收场院，设置转运使等监督地方，从而收夺了藩镇的财权。此外，宋太祖还常利用一些节度使失职及病老等机会，将他们转为京师闲职。到开宝二年“后苑之宴”以后，遗留下来的前朝节度使已为数甚少，并且大都属于昏老无能之流。如义武军节度使祁廷训，胆小怕事，有“祁骆驼”的别号。

　　鉴于五代兵变无穷的教训，宋太祖对禁军统帅人选极为重视，即使全换成自己的部下，仍然不能安心，即为例证。如对殿前都虞候张琼和殿前都指挥使韩重□的处理，即是例证。张琼本是宋太祖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早在后周时，张琼就随赵匡胤南征北战，屡立奇功，并曾舍身保护过赵匡胤。宋初，当殿前都虞候一职出缺时，太祖就表示：殿前卫士如狼似虎者不止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当时，张氏尚属中级军官，资望俱浅，赵匡胤遂将其超迁为嘉州防御使，但这仍不能与原节度使级禁军将帅相比。然而，张琼任殿前都虞候后，因得罪太祖心腹史□、石汉卿等人，于是，被史、石二人诬告私养部曲百余人，作威作福，及污蔑皇弟赵光义等等。宋太祖听了报告，不辨真伪，就将张琼拷打逼死。事后，太祖得知张氏“家无余财”，仆从不过三人后，也没有惩罚诬告者。乾德四年举行郊祀时，又有人密告殿前都指挥使韩重□私用天子亲兵为心腹。赵匡胤闻听大怒，当即打算诛杀韩重□。宰相赵普不得不劝谏道：“亲兵，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宋太祖接受了赵普的意见，才未处死韩氏。但不久，还是解除了韩重□殿前都指挥使之职，将其调为外地节镇。透过张琼和韩重□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对带兵武将极度警惕、猜忌。事实上，在处理完韩氏后，赵匡胤特下诏书，禁止京师将领和沿边武臣挑选骁勇士兵为亲兵卫队。

　　在宋太祖过度强调忠诚信条的情况下，以及张琼、韩重□等人遭遇的反面教训影响下，便有了杨信、党进等类型的得宠武将。杨信也是赵匡胤早年亲随，他在张琼冤死后接替其职。但到乾德四年三月，杨信忽染哑疾。令人费解的是，宋太祖并未因此解除杨信之职，而是继续让其留任原位。次年，又超授其节度使衔，可谓旷世恩典。据史籍称：杨氏最大的特点便是“忠直无他肠”，所以“上委任之不疑”。据说，无论是入朝上奏，还是在军中传令，杨氏全靠身边一童奴表达意思。从有关杨氏的记载中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战功，不过他却始终受到太祖的信赖，军职也升至殿前都指挥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太平兴国三年，杨信临死前一天，多年的失音痼疾突然消失。杨信对前来探视的太宗表达了感念两朝知遇之情，“涕泗横集”。揆诸当时情形，不免使人对其哑疾的真实性发出疑问，如果杨氏确实有哑疾的话，何以临死前突然又能说话？是否可以这样猜测：素来谨慎的杨信看到前任的悲惨结局后，遂以装“哑”保护自己，以打消太祖的戒心。而赵匡胤对言语不便的杨信也的确更加信任，不仅加官晋级，而且将殿前司的最高职务交给他。但长期装哑实在不舒畅，所以临死前要一吐为快。

　　宋初另一位禁军大将党进，也以独特的方式赢得了太祖的信任。出身胡族的党进原为后周时偏将，臂力超群，但却目不识丁。北宋建国后，党进屡迁龙捷左厢都虞候。史称：当时禁军将领为防备皇帝提问，都随身携带一根木棍，将自己掌管的兵员写在其上。党氏也随身携带这样一根木棍。某天，正碰上太祖向他询问，党进便双手举棍答道：“尽在是矣。”赵匡胤目睹此景，“以其朴直，益厚之”。乾德以后，党进先后任侍卫步军、马军都指挥使，授节钺。党进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率直而胸无点墨，自然不会有贰心，所以能典禁军十余年。然而据记载：党氏曾在京城巡逻时，只要发现谁家养有飞禽走兽，就立即开笼放生，还要责骂主人。某次，他在街上碰见皇弟、晋王赵光义手下亲吏架鹰走来，党进不知其身份，又要上前放鹰。对方警告说：这是晋王的鹰。党进闻听马上住手，随即给对方一些买肉钱，并认真地说：要精心养育，勿让狗猫所伤。此事很快成为京城笑谈。史称：“其变诈又如此。”可见党氏并非真正朴直，这就使人对其直率的举止不能不发出怀疑，是否也属于伪装讨好之举？

　　北宋建国初，社会上武风依然甚烈，将官们身上多有强悍之气，甚至还有武将敢于敲诈朝中大臣。如王彦升任京城巡检一职时，曾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类似王彦升行为的存在，使统治者觉察出了潜在的危险。即：武将在文臣面前飞扬跋扈，实际上便是漠视朝廷法度和天子权威。而文官受到压制只能导致武将势力的过度膨胀，使国家机构中文武职能无法保持均衡，其结果是社会既无法得到安定，兵变也难以根绝。于是，宋太祖在实施各种措施消除将帅自专军队问题的同时，也有意提高文臣的社会地位，处心积虑地在朝野营造“崇文”的气氛，以对武将的权威加以抑制。

　　北宋建国后，逐渐在各方面推行了尊儒重文的方针、措施，其中突出的有：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如任命谋臣赵普为枢密副使，架空军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赵普升任枢密使后，完全凌架于诸将之上，标志着文臣主掌了全国军政大权。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枢密使虽几度由武官担任，但其权威皆无法与赵普抗衡，这就彻底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又如太祖不断从中央派出文官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太祖对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其二，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拜谒孔庙，以向天下传递尊儒重文的信息。其三，对科举制度给予高度重视，不仅扩大录取人数，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另据记载，太祖还曾在宫中立碑，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诸如此类，等等。

　　经过宋太祖一朝的整顿，终于解决了军阀称雄的问题，同时也使武将的精神面貌开始发生变化。如在宋太祖“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的号召下，即使一些不读书的武将也积极加以响应，甚至还闹出一些笑话。大将党进本不识字，但某次奔赴前线前，他也想对太祖致辞以示告别。有人劝他：作为武将，不必如此。但党进却执意要做。结果，党进“抱笏前跪”，一时忘却所记之词，只得随口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听了党氏的话，侍卫们不觉掩口失笑。谁知党进出宫后却说：“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这虽几近于笑话，但却足以说明朝廷的崇文态度，对武夫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宋太祖在位后期，明智的将领们已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对文官们采取了恭敬的态度，这其中又尤以曹彬的表现最为突出。曹彬虽位居枢密使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必引车避之”。这一极端化的举动之所以出现，正是当时武将精神面貌巨变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当尊严和荣誉在与利益和前途发生冲突时，生存于专制集权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便是压抑前者而维护后者。

　　二

　　宋太祖在位时，天下尚未完成统一，因此收兵权、削藩镇的目的，并非压制国防力量，而是要清除军中的异己因素。所以，赵匡胤还是提拔重用了一批资历较浅的将领，或令其镇守地方，或派其出征作战。当然，这些将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绝对效忠中央。在此前提之下，他们即使暴露出一些弱点及出格行为，太祖也能宽容对待。如对待御北前线的李汉超、郭进等将领就是如此。而到了弑兄上台的宋太宗时代，在强烈的阴暗、猜忌心理的支配下，对可能最大威胁帝位的军事将领就更加戒备了。因此，在宣称继承太祖成宪的旗帜下，赵光义又接过了“抑武”的利器，通过继续压制武将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突出措施如下：

　　其一，太宗即位后，很快便罢免了向拱、张永德、张美和刘庭让四位宿将和开国功臣石守信的节钺，将他们或转为虚职，或安置到西京闲差。禁军大帅党进则被外放为地方节镇。不久，另两位禁军首脑杨信和李重勋相继病死。于是，宋太宗逐渐起用了自己信赖的武将掌管了禁军；其二，太平兴国二年初，太宗借机下令将各地节度使子弟调入京城，将他们编为殿前承旨的军职，实际上等于将他们变为人质，以制约四方将领；其三，在第一次北伐契丹期间，因曾发生一部分将领欲拥立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的事，班师回朝后，赵光义不仅逼死了皇侄德昭，而且通过贬责从征的重要将领石守信、刘遇等人，严厉地教训了带兵的武将；其四，由于对武夫的猜忌心理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对某些将领谋立赵德昭一事耿耿于怀，所以宋太宗对武将处处设防，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如怂恿监军牵制、甚至欺压将帅，更多地使用“阵图”约束战场指挥官的手脚等；其五，通过进一步深化“崇文抑武”的方针，来制约武将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如宋太宗即位仅两个月，就亲自操持科举考试，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人，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又如：太宗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进行迁址和大规模重建，又亲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决心。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而且还要求禁军首领也来参观，所谓“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还值得一提的是，太宗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此举看似枝节小事，实则反映“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诸如此类等等。宋太宗晚年曾针对抑武的措施辩护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需要指出的是，“将从中御”是宋太宗深化抑制武将举措的重要产物。宋太祖在位时，为了防止带兵将官擅自行动，造成尾大不掉的后果，在每次军事行动前，都要对将领作一些指示，并派出亲信任都监，以监督诸将的举动。不过，赵匡胤久经沙场，熟知前方军情瞬息万变的特点，故对军官仅扼要指示，对战场的具体指挥过程并不直接干预。赵光义即位后，因对武臣有更深的戒备心，遂逐渐干预，甚至控制他们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这在当时被称为“将从中御”。宋太宗在设置监军的同时，赋予监军们更大的监督权。同时，他还亲自设计作战“阵图”，作为“锦囊妙计”授给将帅，借以控制武官的举动。所谓：“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于是将帅的一切行动都掌握在君主手中。以后，监军的设置愈益广泛，还出现了挂“走马承受公事”头衔的军校，随时向皇帝汇报军中动态。在宋太宗亲征北汉期间，方面军主帅、名将郭进便因不堪监军田钦祚的多次凌辱，自缢而死。而此事发生后，竟无人予以追究。在第二次北伐过程中，又出现了杨业被监军王�逼死的悲剧。苏辙曾有“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的诗句，表达杨业之死与“畏人言”有关的看法。这里所说的“畏人言”，其实并非真的是畏惧监军之言，而是监军背后的专制皇帝。

　　宋太宗登基一年半后发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足以从侧面反映武将顺从观念的牢固程度：太平兴国三年，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诈称天子派出的巡边使臣，结果从关中换乘官马，在地方武官的向导下，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内。面对不持任何凭证的李飞雄这样一位“使臣”，当地驻军将领竟俯首帖耳。结果，李飞雄矫诏逮捕多名带兵将官，并准备处死，而诸将都甘心受缚就刑。以后，因李飞雄利令智昏，露出破绽，才被众人捉获。李飞雄事件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一切只能说明武臣们已完全屈从驯服，昔日桀骜强悍的影子，此时可谓荡然无存。

　　太平兴国以来，宋太宗对武臣们的监督愈来愈严，管束也越来越紧。如太平阉国八年，镇州驻泊都监弥德超虚造罪名诬陷枢密使曹彬，后虽经大臣解释担保，但宋太宗稍解除了曹氏的职务，将其调为外地节度使。弥德超因迎合了主子抑制武将的心理需要，立即被破格提升为宣徽北院使，更授予枢密副使的要职。不久，弥氏诬陷之事败露，但曹彬却没有能恢复原职。像曹彬这样谨慎持重的军界首脑尚且因只言片语被罢官，而如郭进、杨业辈勇于用兵的名将，其被逼死也就不难理解。这一切事例无疑都深深地教训着每一位武官，使他们不能不倍加小心，宁肯失职取败，也不敢冒然触犯天条戒律。所以，曹彬和潘美在第二次北伐中的无能表现，就不免使人产生这样的怀疑：翦锋挫锐，有意避功，以释天子猜忌。这种看法又尤以清初王夫之最具代表。王船山认为：曹彬谨慎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杨业于死地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功高震主”，所以选择了不深究责任的战败结果，“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

　　由于宋太宗统治集团对军队将领实施了种种防范、压制以及歧视的政策，特别是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当政者眼光完全向内，对武将进一步实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甚至打击政策，于是武将的精神面貌再度发生重大转变，由宋太祖时代初步形成的谨慎、谦恭的趋势，进一步变为顺从、庸碌以及怯懦的普遍特点。一时，武官们在政坛上黯然失色，精神萎靡。如枢密使楚昭辅虽为武官出身，但从未真正上过战场，其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忠谨，无他才略”。楚昭辅虽然吝啬成性，遭人讥讽，但性格上的弱点丝毫不影响给天子看管兵籍庶务。而另一位枢密使曹彬，也愈加谨慎小心。其他如柴禹锡、张逊、王显、杨守一以及陈从信等人，都因为早年曾在藩邸效过力，被赵光义视为心腹，以后或入主枢密院，或出外统管禁军，成为太宗的亲信和军队核心人物。但这些人大都没有战场经验和军功，惟以迎合太宗旨意为能事。所以元人修《宋史》时评价道：“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再如太宗藩邸卫士出身的王超和傅潜，在战场上畏敌避战，成为世人耻笑的常败将军，但却能长期担任禁军统帅。事实上，赵光义对纯粹因为军事原因失败的将领，总能给予宽厚处理，或置而不问，或暂时贬官，随后又恢复职位乃至提拔。可见，宋太宗对高级将领过分强调忠心，而忽略了其军事才能，这实际上便降低了军官的角色标准。

　　在宋太宗朝后期，眼见军事将领那种庸懦无为的精神状态，就连一些文官也感到后果严重，于是转而向天子进谏，请求给武官们一定的权威和荣誉，以免使朝廷的军事组织涣散瓦解。如端拱二年，右拾遗兼直史馆王禹□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鹤之言，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王禹□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另外，张洎、田锡等几位文臣也有类似的议论。透过王禹□等人的议论，不难看出宋初以来的“抑武”政策至此已远远走过了头，造成了武将精神沉沦的严重后果。

　　到宋真宗以后，“抑武”政策被作为祖宗之法得到继续贯彻，并变本加厉，甚至战场上的指挥大权也交给了文官，将领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在与党项交战的西部前线，宋中央下令“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钤辖以上，许与都部署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部署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于是，范仲淹、韩琦等文官以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的身份，负责指挥各路军队。确如宋人刘挚所云：“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在此形势下，怯懦无能的武将队伍受到士大夫的普遍蔑视。宋仁宗时，宰相王曾便将地位与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将的枢密使张耆，蔑称为“一赤脚健儿”。以后，名将狄青进京赴任枢密副使，竟被文人们贬呼为“赤枢”（当时军人有“赤老”的蔑称）。而翰林学士欧阳修也敢于轻视枢密使、老将王德用，所谓“老衙官何所知”。

　　综上所述，在宋初统治集团实行的一系列措施的压制下，北宋的武将队伍逐渐被挤压成循规蹈矩、无能怯懦的群体，其整体精神状态遂呈现出颓丧、萎靡之势。而这一局面的长期存在，不仅从一个侧面加剧了当时“尚武”精神的沦落，使军旅被视为下贱之业，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国防能力，是造成北宋被动挨打的可悲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文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