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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清明时节喊除妖！老帅午夜缚四凶(15)
正在这时候，一位20多岁的青年来到纪念碑北侧的台阶下，他从黄书包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精致的小花圈。群众立刻围了过来，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
人们心里是明白的，这时的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和民兵，在长安街和其他通向天安门的各条路口，也都有这些人，花圈是再也送不进来了。但是，这位青年却如此巧妙地把花圈带到纪念碑下，花圈虽小，在此时此刻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人们马上簇拥着这位青年人向台阶上涌去。从警戒线上照例传出了那几句话：“清明已过，纪念碑需要修理。”
一听这话，群众更是愤怒：“你们有命令吗？拿出来，看看是那个混蛋的命令！否则我们不相信。”
群众愤怒的情绪如同火上浇油，大家边喊边冲上了纪念碑的台阶。
很快，其他几道封锁线也被突破，纪念碑前又重新站满了群众。
大家和那个青年人一起，把花圈放在浮雕上。
这是群众反抗“四人帮”斗争的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这时有一个人跳了出来，对送花圈的青年说：
“中央命令要修纪念碑，确实有文件，我看见了，这时候还到这来瞎折腾什么！你是哪个单位的？”
他的话引起了群众极大的反感，有人冲他喊道：“你是哪个单位的？”
他不回答，反而转过身来对群众喊道：“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上阶级敌人的当，上走资派的当！别为走资派卖命！”
“报纸都快点名了。”
很多群众反问他：“谁是阶级敌人？谁是卖命！”
“谁是中央点名的走资派？”
“悼念总理上什么当？”
有些年轻人气愤地朝他伸出了拳头。
他吓得立刻躲到站在浮雕边上的战士身后，一个小伙子冲上前去把他从战士身后拉了出来，马上就又被群众围住了。
有的群众喊：“先别打，先别打，让他说说是怎么回事？”
有个小伙子说：“他刚才说，我们送花圈是为走资派卖命，说报纸都快点名了，我们还在这里瞎折腾什么！”小伙子刚说完，群众立刻围上，教训了他一顿。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站出来为这个人说话。其中一个人说：“不要打人，不要在这儿闹事！”
这两人说话时的口气和穿戴，立刻让群众认出他们是穿着便衣的警察。
大家便把一腔怒火都发泄他俩的身上了。
“把这两个家伙揍一顿！”
人群中不知谁喊叫了一声，群众又挥起了拳头。其中一个被群众打晕过去，另一个则跌跌撞撞地从纪念碑西侧的台阶上跑了下来，向人民大会堂奔去。
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群众跟在他后面追着，喊着：“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留下的群众把那个攻击悼念周总理的人押到中山公园派出所，要求严肃处理。
人民大会堂坐落在天安门西侧，显得无比庄严雄伟。
在1976年4月5日这一天，这座雄伟的大建筑物前，警卫人员格外地多。
在大会堂东面的警卫人员多到几乎能手拉手地连起来。
开始的时候，广场上的上万群众并没有人想到要去人民大会堂。虽然有人在问到昨晚的花圈去处时，也有人说：“可能被收到大会堂的地下室里去了”，但人们也没有想到要到人民大会堂去。
这时，那个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逃跑的便衣警察，把广场上的一部分群众引到大会堂前去了，也把成千上万人的注意力引向了人民大会堂。
当有人向人民大会堂追赶那个便衣警察时，很多人向周围的人询问：
“怎么啦？”
“向大会堂跑干什么？”
也有的人猜测：“可能是要花圈去了。”
“他们昨晚就抓了人，还得要人呢！”
“对！要花圈，要人去！”
成千上万名群众开始涌向人民大会堂。
人群中响起了“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声。
当那个便衣警察跑上大会堂的第一个台阶时，警卫人员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们只知道履行自己的职责，那就是不允许任何人随意上人民大会堂。于是，警卫人员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旁边的几个警卫战士马上又把那个便衣拖到大会堂台阶的南侧围了起来。
这时，追在最前面的几个群众也围了过来，并且要求把这个便衣警察交还给群众。
但是，警卫人员用一辆当时停在大会堂东门北侧台阶下的一辆吉普车将这个人送走了。群众十分气愤，质问说：
“你们为什么保护坏人？”
“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可是，警卫人员对群众的质问一概置之不理。现在，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这儿了，更大的波澜从他们的身后涌来了。
此刻，万余名群众高呼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向人民大会堂涌来。
阻挡已经是无用了。群众已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
“花圈在哪呢？”
在台阶上，有的群众提出了疑问。
有人问：“是不是把花圈放在大会堂地下室里了。”
他们的话被混在群众中的便衣听见了。便衣马上就给“三联”指挥部打电话说：
“群众要冲大会堂。”
在指挥部值班的人马上把情况报告给公安部“四人帮”的亲信。
这个亲信立刻打电话给公安局黑干将，命令他：“采取措施，不要让人冲进大会堂。”
于是，大会堂东门增调了民兵、警察和部队。
与此同时，经公安局的黑干将同意，调来了交通广播车。
8时30分，一辆由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改装成的广播车来到了广场。
广播车内有四个人：一个司机，一个交通处的干部，两个女广播员。它从广场的南边开进西侧路以后，就开始反复地广播：“清明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广播车在西侧路绕了一圈，又绕了一圈，没完没了地重复着这几句话。
对这辆广播车的广播，对于被“四人帮”抢走花圈和抓走战友而激怒了的广大群众来说，只能火上浇油。特别是对于那句反复地向他们喊叫“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的话，更是无法容忍。
当广播车从长安街上转过第三个圈又开向大会堂东门的时候，几个年轻人迎了上去。
他们招手让车停下，汽车减速了，但当他们侧身等车停下的时候，车却猛地加速，甩开了他们。
就在这时，有几个青年迎到了车前，怒目而视。司机见到这种情景，急忙倒车。
人们忽啦一下子奔向车后，肩扛手推，车子怎么也倒不动，只好熄火了。
这辆广播车现在已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地问道：
“我们献给周总理的花圈哪里去了？”
可是广播车死闭车门，拒不回答，喇叭里却仍然一个劲地广播：“同志们，要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
大家满腔悲愤，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在人喊道：“砸了那个臭喇叭！”
在群众的怒吼声中，一个青年从汽车尾部爬上了车顶。
他就是地质部保定水文机修厂青年工人胡保南。只见他站直了身子，抬起腿来，照着喇叭狠狠地踹了一脚。人群中像山洪爆发一样，发出了震耳的欢呼声：
“好呀！”
“真好呀！”
许多人把自己戴的帽子扔向空中。
广播喇叭仍然在响着，但是被群众的欢呼声淹没了，人们已经听不见它的喊叫了。胡保南对着喇叭，又给了它一脚。又是了一阵欢呼叫好声，帽子又飞起来。
车顶被踏扁了。愤怒的群众此时什么也不顾了。
“砸了它！”
“把这辆臭广播车掀翻！”
激动起来的人们一面喊着，一面把小汽车抬起来，使劲一推呼啦一下，车翻了，又一翻，底朝天了。又是一阵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
广播车前的群众平静下来了。人们把汽车翻正，而且一致同意把司机送走。
大家闪开了一条路，两个同志把司机送出了人群。
大家把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叫了出来，让他站到车顶上，七嘴八舌地问他：
“你们奉谁的命令来了？”
“我们的花圈到哪里去了？”
“你热不热爱周总理？”
他回答说：“我热爱周总理。”
人们又说：“那你就喊喊。”
他也喊了起来。
为此，这个干部后来被“四人帮”在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认为是经不起考验，斗争不坚决的人。
正在这个时候，从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十多个穿绿色军衣的人不声不响地插了进来。广场东南角的一路已来到了汽车前。
领头的一个一下子窜上了汽车，拉起那个干部就要下车走。
那些进了人群的穿军衣的人也在向前挤，想把人接出去。
“不准走！”
“站住！”
气愤的群众潮水般地涌向广播车，眼看一场冲突就要发生了。
这时，车顶上出现了第三个人，就是刚才砸广播喇叭的胡保南。
只见他站在那个穿军衣的人跟前说：“你等一等，我讲几句话，讲完了都让你们走，现在你想走也走不了。”
他接着说：“你们这些警察，公安战士，工人民兵，你们也受了周总理多年的教育，可要凭自己的良心办事呀！以前你们为周总理站岗放哨，可这些天你们在干些什么？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
这个青年工人又接着说，“我们知道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迫不得已执行命令，但你们起码应该给群众一些方便，不要那么死硬地跟着人家跑。”
这几句话似乎打动了一些人，人们非常安静地听着。这个青年又接着说：
“同志们，我们要问一问，究竟是谁不准我们悼念周总理？是谁抓群众？是谁收花圈？同志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要重新最隆重地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群众接连高呼了好几遍。
这个青年又说道：“同志们，这些警察，他们也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也有难处。今天，我们还是让他们回去。不过，希望他们回去好好想一想，不能再那样受人指使来镇压群众了。”
“你们走吧！”人们自觉地为他们让开了一条路。
广播车前的这场斗争停止了。它表现了广场上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是讲究策略的。他们把一般的执行者和指使他们的“四人帮”区分开来了。他们把斗争的锋芒紧紧地指向那一小撮镇压人民的罪魁。
正当广播车旁的斗争正进行的时候，8时40分，一支全副武装的增援部队开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他们把留在那里的群众，都轰了下来。
首先上来的是几十个穿绿色上衣的消防警和交通警。
交通警的胳臂上还戴着白色的套袖，这表明他们是匆忙赶来的。
他们是从东长安街东侧开进广场的。进入广场后，并没有开向大会堂而是直奔广播车，可是在群众的抗议声中，他们很快就退走了。
这时，工人民兵还没有上来。
广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宁静。
十几万人差不多都聚集在纪念碑下和人民大会堂前，三五成群地在谈论昨晚收花圈的情况和刚才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
但是，很快就有人又挑起了新的风波。
有个打扮成工人模样的人挑动说：
“用这种悼念形式不好，人已经死了，送花圈有什么用，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
他的话刚说完，群众立刻围上去说：“你刚才说什么？你放什么屁呢？！”这人一看情况不好，便扭头就要跑。
站在他后面的一位青年人一把抓住他的领子，又将他推向群众。另一个青年人挤过来挥起右拳，狠狠地打在他的左腮上。
一人动手，马上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后边的群众也开始对他拳脚相加了。
这个人用双手抱着头在人群中胡乱挣扎了一阵，就猛地冲向大会堂台阶的北边没命地跑去。
由于过于惊惶，在穿过松树墙的时候，还猛地摔了一个跟斗。
群众看到这个人跑了，就高喊着“抓住他！”也向他追去。
很快，大会堂前重新拉起的警戒线，从北边一下子被冲开了。
群众愤怒地质问这个工人，为什么喊反动口号。这个工人回答说：
“我没喊。”
“没喊，群众为什么追你？”
站在他旁边的人问道，这个人顿时语塞。
有人又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这个工人模样的人没敢回答。这时群众对他更怀疑了，质问他：
“你到底是谁派你来的？交出后台！”
为了搞清他的身份，有人从他右边的裤兜里掏出了一张听课证，这是一张清华大学的听课证，一张两页的白色的硬卡片，上面照片，名字是用蓝色钢笔填写的。
当群众听到“清华大学”这几个字后就更愤怒了。这个人急忙分辩说：“我是六机部工厂的，在清华大学旁听。”
但是，这时候他的话已经不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了。
有人从他的背后踹了一脚。
群众并不想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多加纠缠，只要他承认错误，事情也就完了，但是他的态度十分顽固，还对群众说：“你们打我也没有用。人已经死了，你们送花圈也没有用，你们应该按照上面……”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一片喊打声淹没了。
有的群众说：“让他跟着我们喊口号，喊人民万岁！”
这实际上是给他一个台阶，如果他喊了，群众就会把他放了。
但是，这个人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还用挑衅的口气说：
“人民万岁这个口号没有阶级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有无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这番话更激怒了群众。大家押着这个工人模样的人从平台上走到了大会堂的石柱前，然后又向台阶走下来。
这时，警卫不满意了。他们认为，押送这个工人去纪念碑的上万名群众挤了他们的防线，就喝令群众不许从台阶上走，同群众发生了冲突。在群众的抗议下，警卫大会堂的部队撤走了，大会堂的台阶上又站满了人，有的人开始跑到在会堂两侧的过道里找花圈，也有人跑到地下室去找。
不久，卫戍区派部队部署封锁线。首都民兵指挥部也调来了工人民兵。
10点1刻左右，忽然，有一连全副武装的士兵，沿着南侧的台阶向东门口的最高台阶跑去。他们连推带打地把人群往上赶。
但是，被赶下去的群众又冲了上来，把这个连切为三块，分别围住，向战士们讲明事实真相，希望他们不要受骗。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喊了声：“工人民兵来了！”
只见戴着袖标的工人民兵两人一排，正沿着北侧的台阶往上走。
开始的时候，人们让开了一条一米宽的通道，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到来。
不久，工人民兵可以前进的路越来越窄了，不得不放慢了步伐，而群众对他们的教育和质问却越来越多了：
“民兵同志们，你们不要上一小撮野心家的当，工人阶级不打工人阶级！”
“民兵同志们，你们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昨天纪念碑前可能还有你们送的花圈，可今天你们却来镇压悼念总理的人民，想一想你们对得起总理吗？”
“谁让你们来的？”
这一声声质问好似一把把利剑戳在民兵的心里，他们的步子越走越慢，终于在群众的堵截下停了下来。
群众把工人民兵压缩到墙边，纷纷质问他们是谁让他们来的。一个40多岁的民兵哭丧着脸说：“我确实不知道谁让来的，来干什么。正在干活接到命令就来了。”
“谁的命令？”一位同志问道。
这时，站在队伍里的一个民兵小头目神气十足地搭了腔：“中央的命令让我们来的。”群众一听这个回答，怒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不正是王张江姚打着中央的旗号不让人们悼念周总理吗？人们怒气冲冲地问：“中央的什么人？”
小头目傲然地答道：“那你们就管不着了。”
话音未落，一个高大粗壮的工人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将他从队伍里拉了出来，狠狠地骂道：
“你这个工人阶级的败类！说！到底什么人让你们来的？”小头目拼命想挣脱，但被愤怒的群众打下了台阶。
这时，群众在台阶北侧让开了一条一人多宽的通道，请工人民兵沿路退回。可是碍于命令民兵们谁也不第一个走。两个小伙子拉住最后一个民兵就往上推。
通道两边的群众对身旁的民兵也有动手推的，也有保护的，就这样，上面揪一个，群众便夹道“欢送”一个。对那些自动摘下袖标往下走的民兵，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个工人民兵往下走时狠狠地撕着自己的袖标，一面激动地说：“这是耻辱！这是耻辱！”
人们热烈欢迎这个工人民兵站到群众中来。
人民大会堂前的群众越来越多了。不仅所有台阶上站满了人，人行道上，马路上以至广场的松树墙边都站满了人。从大会堂的最高台阶往下望，大会堂前就像一片沸腾的海洋。人们三五一群地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大约十分钟后，人们再一次向大会堂的台阶涌去。原来那个戴眼镜的青年，手提半导体话筒，快步走上台阶的最高处，向着群众喊起了口号：“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口号声持续了十几分钟。在戴眼镜的青年身边有七八个青年人，他们有的在早上和群众唱《国际歌》的时候就认识了，有的是为悼念周总理刚到广场来的。
为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这一共同的目的，他们在大会堂前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喇叭在这里起到了组织和指挥的作用。他们已经在大会堂南边的过道里开了一个会，决定临时起草几首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戴眼镜的青年又提出，要写一首给战士听的诗，让他们不要把矛头对准群众。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于是由戴眼镜的青年作记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很快就凑成了一首诗。诗歌的内容是：
敬告工农子弟兵，
请你们聆耳听。
今天人民悼总理，
是非你们应看清。
你们的军装，
是周总理长征时吃过的草根的颜色染。
你们的帽徽领章，
是杨开慧等英烈的鲜血来染成。
你们的枪刺，
是我们工人的机器来制造。
你们的身体，
是我们农民的粮食来铸成。
你们的父母、弟妹盼望你，
猛冲在和敌人的斗争中。
这首诗虽谈不上韵律，但却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他们被这首诗的战斗内容感动了。诗念了一遍又一遍。有的解放军战士听了以后对群众说：“我们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是上面命令我们来的。”有的战士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广场上燃起的怒火
人们心里是明白的，这时的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和民兵，在长安街和其他通向天安门的各条路口，也都有这些人，花圈是再也送不进来了。但是，这位青年却如此巧妙地把花圈带到纪念碑下，花圈虽小，在此时此刻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人们马上簇拥着这位青年人向台阶上涌去。从警戒线上照例传出了那几句话：“清明已过，纪念碑需要修理。”
一听这话，群众更是愤怒：“你们有命令吗？拿出来，看看是那个混蛋的命令！否则我们不相信。”
群众愤怒的情绪如同火上浇油，大家边喊边冲上了纪念碑的台阶。
很快，其他几道封锁线也被突破，纪念碑前又重新站满了群众。
大家和那个青年人一起，把花圈放在浮雕上。
这是群众反抗“四人帮”斗争的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这时有一个人跳了出来，对送花圈的青年说：
“中央命令要修纪念碑，确实有文件，我看见了，这时候还到这来瞎折腾什么！你是哪个单位的？”
他的话引起了群众极大的反感，有人冲他喊道：“你是哪个单位的？”
他不回答，反而转过身来对群众喊道：“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上阶级敌人的当，上走资派的当！别为走资派卖命！”
“报纸都快点名了。”
很多群众反问他：“谁是阶级敌人？谁是卖命！”
“谁是中央点名的走资派？”
“悼念总理上什么当？”
有些年轻人气愤地朝他伸出了拳头。
他吓得立刻躲到站在浮雕边上的战士身后，一个小伙子冲上前去把他从战士身后拉了出来，马上就又被群众围住了。
有的群众喊：“先别打，先别打，让他说说是怎么回事？”
有个小伙子说：“他刚才说，我们送花圈是为走资派卖命，说报纸都快点名了，我们还在这里瞎折腾什么！”小伙子刚说完，群众立刻围上，教训了他一顿。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站出来为这个人说话。其中一个人说：“不要打人，不要在这儿闹事！”
这两人说话时的口气和穿戴，立刻让群众认出他们是穿着便衣的警察。
大家便把一腔怒火都发泄他俩的身上了。
“把这两个家伙揍一顿！”
人群中不知谁喊叫了一声，群众又挥起了拳头。其中一个被群众打晕过去，另一个则跌跌撞撞地从纪念碑西侧的台阶上跑了下来，向人民大会堂奔去。
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群众跟在他后面追着，喊着：“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留下的群众把那个攻击悼念周总理的人押到中山公园派出所，要求严肃处理。
人民大会堂坐落在天安门西侧，显得无比庄严雄伟。
在1976年4月5日这一天，这座雄伟的大建筑物前，警卫人员格外地多。
在大会堂东面的警卫人员多到几乎能手拉手地连起来。
开始的时候，广场上的上万群众并没有人想到要去人民大会堂。虽然有人在问到昨晚的花圈去处时，也有人说：“可能被收到大会堂的地下室里去了”，但人们也没有想到要到人民大会堂去。
这时，那个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逃跑的便衣警察，把广场上的一部分群众引到大会堂前去了，也把成千上万人的注意力引向了人民大会堂。
当有人向人民大会堂追赶那个便衣警察时，很多人向周围的人询问：
“怎么啦？”
“向大会堂跑干什么？”
也有的人猜测：“可能是要花圈去了。”
“他们昨晚就抓了人，还得要人呢！”
“对！要花圈，要人去！”
成千上万名群众开始涌向人民大会堂。
人群中响起了“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声。
当那个便衣警察跑上大会堂的第一个台阶时，警卫人员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们只知道履行自己的职责，那就是不允许任何人随意上人民大会堂。于是，警卫人员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旁边的几个警卫战士马上又把那个便衣拖到大会堂台阶的南侧围了起来。
这时，追在最前面的几个群众也围了过来，并且要求把这个便衣警察交还给群众。
但是，警卫人员用一辆当时停在大会堂东门北侧台阶下的一辆吉普车将这个人送走了。群众十分气愤，质问说：
“你们为什么保护坏人？”
“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可是，警卫人员对群众的质问一概置之不理。现在，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这儿了，更大的波澜从他们的身后涌来了。
此刻，万余名群众高呼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向人民大会堂涌来。
阻挡已经是无用了。群众已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
“花圈在哪呢？”
在台阶上，有的群众提出了疑问。
有人问：“是不是把花圈放在大会堂地下室里了。”
他们的话被混在群众中的便衣听见了。便衣马上就给“三联”指挥部打电话说：
“群众要冲大会堂。”
在指挥部值班的人马上把情况报告给公安部“四人帮”的亲信。
这个亲信立刻打电话给公安局黑干将，命令他：“采取措施，不要让人冲进大会堂。”
于是，大会堂东门增调了民兵、警察和部队。
与此同时，经公安局的黑干将同意，调来了交通广播车。
8时30分，一辆由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改装成的广播车来到了广场。
广播车内有四个人：一个司机，一个交通处的干部，两个女广播员。它从广场的南边开进西侧路以后，就开始反复地广播：“清明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广播车在西侧路绕了一圈，又绕了一圈，没完没了地重复着这几句话。
对这辆广播车的广播，对于被“四人帮”抢走花圈和抓走战友而激怒了的广大群众来说，只能火上浇油。特别是对于那句反复地向他们喊叫“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的话，更是无法容忍。
当广播车从长安街上转过第三个圈又开向大会堂东门的时候，几个年轻人迎了上去。
他们招手让车停下，汽车减速了，但当他们侧身等车停下的时候，车却猛地加速，甩开了他们。
就在这时，有几个青年迎到了车前，怒目而视。司机见到这种情景，急忙倒车。
人们忽啦一下子奔向车后，肩扛手推，车子怎么也倒不动，只好熄火了。
这辆广播车现在已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地问道：
“我们献给周总理的花圈哪里去了？”
可是广播车死闭车门，拒不回答，喇叭里却仍然一个劲地广播：“同志们，要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
大家满腔悲愤，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在人喊道：“砸了那个臭喇叭！”
在群众的怒吼声中，一个青年从汽车尾部爬上了车顶。
他就是地质部保定水文机修厂青年工人胡保南。只见他站直了身子，抬起腿来，照着喇叭狠狠地踹了一脚。人群中像山洪爆发一样，发出了震耳的欢呼声：
“好呀！”
“真好呀！”
许多人把自己戴的帽子扔向空中。
广播喇叭仍然在响着，但是被群众的欢呼声淹没了，人们已经听不见它的喊叫了。胡保南对着喇叭，又给了它一脚。又是了一阵欢呼叫好声，帽子又飞起来。
车顶被踏扁了。愤怒的群众此时什么也不顾了。
“砸了它！”
“把这辆臭广播车掀翻！”
激动起来的人们一面喊着，一面把小汽车抬起来，使劲一推呼啦一下，车翻了，又一翻，底朝天了。又是一阵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
广播车前的群众平静下来了。人们把汽车翻正，而且一致同意把司机送走。
大家闪开了一条路，两个同志把司机送出了人群。
大家把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叫了出来，让他站到车顶上，七嘴八舌地问他：
“你们奉谁的命令来了？”
“我们的花圈到哪里去了？”
“你热不热爱周总理？”
他回答说：“我热爱周总理。”
人们又说：“那你就喊喊。”
他也喊了起来。
为此，这个干部后来被“四人帮”在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认为是经不起考验，斗争不坚决的人。
正在这个时候，从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十多个穿绿色军衣的人不声不响地插了进来。广场东南角的一路已来到了汽车前。
领头的一个一下子窜上了汽车，拉起那个干部就要下车走。
那些进了人群的穿军衣的人也在向前挤，想把人接出去。
“不准走！”
“站住！”
气愤的群众潮水般地涌向广播车，眼看一场冲突就要发生了。
这时，车顶上出现了第三个人，就是刚才砸广播喇叭的胡保南。
只见他站在那个穿军衣的人跟前说：“你等一等，我讲几句话，讲完了都让你们走，现在你想走也走不了。”
他接着说：“你们这些警察，公安战士，工人民兵，你们也受了周总理多年的教育，可要凭自己的良心办事呀！以前你们为周总理站岗放哨，可这些天你们在干些什么？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
这个青年工人又接着说，“我们知道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迫不得已执行命令，但你们起码应该给群众一些方便，不要那么死硬地跟着人家跑。”
这几句话似乎打动了一些人，人们非常安静地听着。这个青年又接着说：
“同志们，我们要问一问，究竟是谁不准我们悼念周总理？是谁抓群众？是谁收花圈？同志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要重新最隆重地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群众接连高呼了好几遍。
这个青年又说道：“同志们，这些警察，他们也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也有难处。今天，我们还是让他们回去。不过，希望他们回去好好想一想，不能再那样受人指使来镇压群众了。”
“你们走吧！”人们自觉地为他们让开了一条路。
广播车前的这场斗争停止了。它表现了广场上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是讲究策略的。他们把一般的执行者和指使他们的“四人帮”区分开来了。他们把斗争的锋芒紧紧地指向那一小撮镇压人民的罪魁。
正当广播车旁的斗争正进行的时候，8时40分，一支全副武装的增援部队开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他们把留在那里的群众，都轰了下来。
首先上来的是几十个穿绿色上衣的消防警和交通警。
交通警的胳臂上还戴着白色的套袖，这表明他们是匆忙赶来的。
他们是从东长安街东侧开进广场的。进入广场后，并没有开向大会堂而是直奔广播车，可是在群众的抗议声中，他们很快就退走了。
这时，工人民兵还没有上来。
广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宁静。
十几万人差不多都聚集在纪念碑下和人民大会堂前，三五成群地在谈论昨晚收花圈的情况和刚才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
但是，很快就有人又挑起了新的风波。
有个打扮成工人模样的人挑动说：
“用这种悼念形式不好，人已经死了，送花圈有什么用，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
他的话刚说完，群众立刻围上去说：“你刚才说什么？你放什么屁呢？！”这人一看情况不好，便扭头就要跑。
站在他后面的一位青年人一把抓住他的领子，又将他推向群众。另一个青年人挤过来挥起右拳，狠狠地打在他的左腮上。
一人动手，马上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后边的群众也开始对他拳脚相加了。
这个人用双手抱着头在人群中胡乱挣扎了一阵，就猛地冲向大会堂台阶的北边没命地跑去。
由于过于惊惶，在穿过松树墙的时候，还猛地摔了一个跟斗。
群众看到这个人跑了，就高喊着“抓住他！”也向他追去。
很快，大会堂前重新拉起的警戒线，从北边一下子被冲开了。
群众愤怒地质问这个工人，为什么喊反动口号。这个工人回答说：
“我没喊。”
“没喊，群众为什么追你？”
站在他旁边的人问道，这个人顿时语塞。
有人又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这个工人模样的人没敢回答。这时群众对他更怀疑了，质问他：
“你到底是谁派你来的？交出后台！”
为了搞清他的身份，有人从他右边的裤兜里掏出了一张听课证，这是一张清华大学的听课证，一张两页的白色的硬卡片，上面照片，名字是用蓝色钢笔填写的。
当群众听到“清华大学”这几个字后就更愤怒了。这个人急忙分辩说：“我是六机部工厂的，在清华大学旁听。”
但是，这时候他的话已经不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了。
有人从他的背后踹了一脚。
群众并不想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多加纠缠，只要他承认错误，事情也就完了，但是他的态度十分顽固，还对群众说：“你们打我也没有用。人已经死了，你们送花圈也没有用，你们应该按照上面……”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一片喊打声淹没了。
有的群众说：“让他跟着我们喊口号，喊人民万岁！”
这实际上是给他一个台阶，如果他喊了，群众就会把他放了。
但是，这个人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还用挑衅的口气说：
“人民万岁这个口号没有阶级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有无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这番话更激怒了群众。大家押着这个工人模样的人从平台上走到了大会堂的石柱前，然后又向台阶走下来。
这时，警卫不满意了。他们认为，押送这个工人去纪念碑的上万名群众挤了他们的防线，就喝令群众不许从台阶上走，同群众发生了冲突。在群众的抗议下，警卫大会堂的部队撤走了，大会堂的台阶上又站满了人，有的人开始跑到在会堂两侧的过道里找花圈，也有人跑到地下室去找。
不久，卫戍区派部队部署封锁线。首都民兵指挥部也调来了工人民兵。
10点1刻左右，忽然，有一连全副武装的士兵，沿着南侧的台阶向东门口的最高台阶跑去。他们连推带打地把人群往上赶。
但是，被赶下去的群众又冲了上来，把这个连切为三块，分别围住，向战士们讲明事实真相，希望他们不要受骗。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喊了声：“工人民兵来了！”
只见戴着袖标的工人民兵两人一排，正沿着北侧的台阶往上走。
开始的时候，人们让开了一条一米宽的通道，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到来。
不久，工人民兵可以前进的路越来越窄了，不得不放慢了步伐，而群众对他们的教育和质问却越来越多了：
“民兵同志们，你们不要上一小撮野心家的当，工人阶级不打工人阶级！”
“民兵同志们，你们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昨天纪念碑前可能还有你们送的花圈，可今天你们却来镇压悼念总理的人民，想一想你们对得起总理吗？”
“谁让你们来的？”
这一声声质问好似一把把利剑戳在民兵的心里，他们的步子越走越慢，终于在群众的堵截下停了下来。
群众把工人民兵压缩到墙边，纷纷质问他们是谁让他们来的。一个40多岁的民兵哭丧着脸说：“我确实不知道谁让来的，来干什么。正在干活接到命令就来了。”
“谁的命令？”一位同志问道。
这时，站在队伍里的一个民兵小头目神气十足地搭了腔：“中央的命令让我们来的。”群众一听这个回答，怒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不正是王张江姚打着中央的旗号不让人们悼念周总理吗？人们怒气冲冲地问：“中央的什么人？”
小头目傲然地答道：“那你们就管不着了。”
话音未落，一个高大粗壮的工人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将他从队伍里拉了出来，狠狠地骂道：
“你这个工人阶级的败类！说！到底什么人让你们来的？”小头目拼命想挣脱，但被愤怒的群众打下了台阶。
这时，群众在台阶北侧让开了一条一人多宽的通道，请工人民兵沿路退回。可是碍于命令民兵们谁也不第一个走。两个小伙子拉住最后一个民兵就往上推。
通道两边的群众对身旁的民兵也有动手推的，也有保护的，就这样，上面揪一个，群众便夹道“欢送”一个。对那些自动摘下袖标往下走的民兵，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个工人民兵往下走时狠狠地撕着自己的袖标，一面激动地说：“这是耻辱！这是耻辱！”
人们热烈欢迎这个工人民兵站到群众中来。
人民大会堂前的群众越来越多了。不仅所有台阶上站满了人，人行道上，马路上以至广场的松树墙边都站满了人。从大会堂的最高台阶往下望，大会堂前就像一片沸腾的海洋。人们三五一群地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大约十分钟后，人们再一次向大会堂的台阶涌去。原来那个戴眼镜的青年，手提半导体话筒，快步走上台阶的最高处，向着群众喊起了口号：“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口号声持续了十几分钟。在戴眼镜的青年身边有七八个青年人，他们有的在早上和群众唱《国际歌》的时候就认识了，有的是为悼念周总理刚到广场来的。
为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这一共同的目的，他们在大会堂前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喇叭在这里起到了组织和指挥的作用。他们已经在大会堂南边的过道里开了一个会，决定临时起草几首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戴眼镜的青年又提出，要写一首给战士听的诗，让他们不要把矛头对准群众。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于是由戴眼镜的青年作记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很快就凑成了一首诗。诗歌的内容是：
敬告工农子弟兵，
请你们聆耳听。
今天人民悼总理，
是非你们应看清。
你们的军装，
是周总理长征时吃过的草根的颜色染。
你们的帽徽领章，
是杨开慧等英烈的鲜血来染成。
你们的枪刺，
是我们工人的机器来制造。
你们的身体，
是我们农民的粮食来铸成。
你们的父母、弟妹盼望你，
猛冲在和敌人的斗争中。
这首诗虽谈不上韵律，但却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他们被这首诗的战斗内容感动了。诗念了一遍又一遍。有的解放军战士听了以后对群众说：“我们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是上面命令我们来的。”有的战士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广场上燃起的怒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