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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毛泽东三改报告，副统帅一字未改
这个名单中，造反猛将王洪文、聂元梓等也赫然在目。
林彪戴着那副粉红色的塑料边框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念着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最后审定的政治报告。
林彪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自然一个字也未改过。
秘书们连忙一一向叶群汇报。她一边听，一边插话。
毛泽东第三次对稿子的修改，改动仍较大，文字结构上做了很大的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林彪一直像个局外人。
主席团成员排名史无前例
1969年4月1日，北京。
下午4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512人，手持红宝书，胸前挂着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步入人民大会堂。
新闻记者摄下了他们走过人民大会堂门厅时的情形，他们背后的墙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个情景，以《来自各个战斗岗位的代表，满怀革命豪情，走进大会会场》为题，在报纸上发表。
下午5时整，在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登上了主席台。随同毛泽东、林彪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毛泽东步入会场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频频挥手致意，然后在主席台正中就座。
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在毛泽东左侧依次入座；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毛泽东右侧依次坐下。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用他浓重的湖南乡音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他还作了简短的讲话，与林彪其后所作的2小时10分钟的长篇报告相比，更像一个开场白。
毛泽东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接着大会选举出了主席团。实际上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遍主席团成员名单。代表们从3月27日起就开始酝酿这个名单。
很明显，只有第四档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列的。从这个史无前例的排位方式，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次大会对排名顺序的重视，颇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意味。还有一例是新华社4月3日专门做出的更正通知：1日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主席团名单”中，金祖敏、周丽琴应为周丽琴、金祖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对排名顺序的重视程度。
接着大会宣布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为大会秘书处成员。
与会代表热烈鼓掌表示通过了这个名单。
这个名单中，造反猛将王洪文、聂元梓等也赫然在目。
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也参加了中共九大，不过他坐在台下。
与会的代表中，军人一律穿着草绿色军装，工人、农民通常穿的是蓝布衣服，干部则穿着灰色中山装。但国内尚没有具体的代表数字公布，大会秘书处新闻公告是这样说的：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其中，有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员中的先进分子。来自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来自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来自各条战线的女共产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有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立了功的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都是根据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经过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并且广泛地听取了广大群众的意见，一致推选出来的。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分体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形成的空前的团结。
与党的前几次代表大会相比，这次代表中工农代表比例增加。我们今天也注意到，这个公报中没有出现“知识分子”的字眼。
林彪做报告的声音平静但时而停顿
4月1日的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向大会宣读政治报告。林彪戴着那副粉红色的塑料边框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念着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最后审定的政治报告。
《报告》共分八个部分：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贯穿这篇报告的基本思想，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论述了这个理论的形成和意义，回顾了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这个“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对于党应该怎样去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作论述。报告把这场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且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报告强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报告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肯定。报告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观点，认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报告将毛泽东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系统归纳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它说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灯塔。报告的这些观点，既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完全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完全是“左”倾错误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报告对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我国当前的政治革命、经济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都作了片面的或混淆矛盾性质的错误结论。
报告肯定了向党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的所谓经验，指责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出现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意见是“逆流”。
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而对于党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建设的历史，却只字未提。报告用很大篇幅讲述了所谓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根本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司令部”，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强加在刘少奇头上，这是对党的历史的最严重的歪曲。报告对当前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报告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一伙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阴暗面。
报告规定今后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认真搞好斗、批、改，即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这些规定，完全脱离了当时我国政局动荡、生产下降的实际情况，也完全违背了人民群众希望结束这种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的迫切要求。
林彪的讲话不时赢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他的声音平静，但有时含糊不清，不时出现停顿。
他在讲话中连篇累牍地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在谈到将来的任务时，他强调并高度赞扬了军队的作用，而且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分是军队”。
对不久前发生的珍宝岛事件，林彪在报告措词强硬：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3月21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九大报告人居然未看过九大的政治报告
据林彪的秘书回忆，在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以前，林彪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自然一个字也未改过。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毛泽东处开会回来，把秘书张云生、李春生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林彪给两位秘书布置工作道：
“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先准备稿子，叫我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用摘录稿。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林彪慢吞吞地又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口头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用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我这次作口头报告，还是用十二中全会上讲的那六个题目。”
叶群又安排布置，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一起为林彪准备口头讲话。
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事。似乎商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是顺利的，张云生秘书听到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但结果却不顺利。
一天深夜，叶群从钓鱼台回来，急忙召集所有为林彪起草口头讲话的工作人员开会。叶群用盛气凌人的口气说：“你们给首长在九大讲话‘拉条子’，现在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我刚从钓鱼台开会回来。我们讨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一部分初稿，争论非常激烈。有人说陈伯达的稿子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我没表态。但陈伯达写的东西都挨批了，你们搞的东西还能有把握吗？我不亲自抓，你们也可能放黄枪；首长也跟着你们放黄枪，那个责任谁来负？现在你们说说，你们分工‘拉’的那些‘条子’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来把把关……”
秘书们连忙一一向叶群汇报。她一边听，一边插话。可是不一会儿，她宣布收场：“今天就说到这儿。你们抓紧点，在三天之内交卷！”
还不到三天，叶群就从钓鱼台回来吹风说，陈伯达迟迟未写出报告稿，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张姚负责执笔。
据林彪的秘书回忆，在此期间，康生给毛家湾打来电话，向林彪极力推荐张、姚的稿子。康生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很快，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稿子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
毛泽东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对于如何修改，毛泽东也作了具体批示。
过了几天，林办又收到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二次修改稿，毛泽东这一次又作了较大的修改。林彪只让秘书讲讲毛泽东修改的地方，而未看张、姚的全稿。
毛泽东第三次对稿子的修改，改动仍较大，文字结构上做了很大的调整，把原来的四个部分改成八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毛泽东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内容，删掉了一些为江青等张目的文字。
在这个过程中，林彪一直像个局外人。
3月底，周恩来把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讨论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还是一字没看，一字未改，就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
他原来布置的“打条子”，打算在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到了后来，也决定不讲了。
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用缺乏热情的声音，平静又时而停顿地照本宣科。
林彪戴着那副粉红色的塑料边框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念着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最后审定的政治报告。
林彪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自然一个字也未改过。
秘书们连忙一一向叶群汇报。她一边听，一边插话。
毛泽东第三次对稿子的修改，改动仍较大，文字结构上做了很大的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林彪一直像个局外人。
主席团成员排名史无前例
1969年4月1日，北京。
下午4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512人，手持红宝书，胸前挂着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步入人民大会堂。
新闻记者摄下了他们走过人民大会堂门厅时的情形，他们背后的墙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个情景，以《来自各个战斗岗位的代表，满怀革命豪情，走进大会会场》为题，在报纸上发表。
下午5时整，在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登上了主席台。随同毛泽东、林彪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毛泽东步入会场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频频挥手致意，然后在主席台正中就座。
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在毛泽东左侧依次入座；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毛泽东右侧依次坐下。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用他浓重的湖南乡音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他还作了简短的讲话，与林彪其后所作的2小时10分钟的长篇报告相比，更像一个开场白。
毛泽东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接着大会选举出了主席团。实际上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遍主席团成员名单。代表们从3月27日起就开始酝酿这个名单。
很明显，只有第四档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列的。从这个史无前例的排位方式，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次大会对排名顺序的重视，颇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意味。还有一例是新华社4月3日专门做出的更正通知：1日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主席团名单”中，金祖敏、周丽琴应为周丽琴、金祖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对排名顺序的重视程度。
接着大会宣布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为大会秘书处成员。
与会代表热烈鼓掌表示通过了这个名单。
这个名单中，造反猛将王洪文、聂元梓等也赫然在目。
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也参加了中共九大，不过他坐在台下。
与会的代表中，军人一律穿着草绿色军装，工人、农民通常穿的是蓝布衣服，干部则穿着灰色中山装。但国内尚没有具体的代表数字公布，大会秘书处新闻公告是这样说的：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其中，有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员中的先进分子。来自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来自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来自各条战线的女共产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有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立了功的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都是根据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经过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并且广泛地听取了广大群众的意见，一致推选出来的。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分体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形成的空前的团结。
与党的前几次代表大会相比，这次代表中工农代表比例增加。我们今天也注意到，这个公报中没有出现“知识分子”的字眼。
林彪做报告的声音平静但时而停顿
4月1日的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向大会宣读政治报告。林彪戴着那副粉红色的塑料边框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念着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最后审定的政治报告。
《报告》共分八个部分：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贯穿这篇报告的基本思想，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论述了这个理论的形成和意义，回顾了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这个“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对于党应该怎样去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作论述。报告把这场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且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报告强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报告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肯定。报告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观点，认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报告将毛泽东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系统归纳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它说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灯塔。报告的这些观点，既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完全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完全是“左”倾错误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报告对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我国当前的政治革命、经济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都作了片面的或混淆矛盾性质的错误结论。
报告肯定了向党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的所谓经验，指责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出现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意见是“逆流”。
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而对于党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建设的历史，却只字未提。报告用很大篇幅讲述了所谓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根本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司令部”，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强加在刘少奇头上，这是对党的历史的最严重的歪曲。报告对当前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报告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一伙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阴暗面。
报告规定今后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认真搞好斗、批、改，即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这些规定，完全脱离了当时我国政局动荡、生产下降的实际情况，也完全违背了人民群众希望结束这种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的迫切要求。
林彪的讲话不时赢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他的声音平静，但有时含糊不清，不时出现停顿。
他在讲话中连篇累牍地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在谈到将来的任务时，他强调并高度赞扬了军队的作用，而且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分是军队”。
对不久前发生的珍宝岛事件，林彪在报告措词强硬：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3月21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九大报告人居然未看过九大的政治报告
据林彪的秘书回忆，在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以前，林彪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自然一个字也未改过。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毛泽东处开会回来，把秘书张云生、李春生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林彪给两位秘书布置工作道：
“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先准备稿子，叫我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用摘录稿。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林彪慢吞吞地又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口头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用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我这次作口头报告，还是用十二中全会上讲的那六个题目。”
叶群又安排布置，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一起为林彪准备口头讲话。
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事。似乎商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是顺利的，张云生秘书听到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但结果却不顺利。
一天深夜，叶群从钓鱼台回来，急忙召集所有为林彪起草口头讲话的工作人员开会。叶群用盛气凌人的口气说：“你们给首长在九大讲话‘拉条子’，现在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我刚从钓鱼台开会回来。我们讨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一部分初稿，争论非常激烈。有人说陈伯达的稿子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我没表态。但陈伯达写的东西都挨批了，你们搞的东西还能有把握吗？我不亲自抓，你们也可能放黄枪；首长也跟着你们放黄枪，那个责任谁来负？现在你们说说，你们分工‘拉’的那些‘条子’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来把把关……”
秘书们连忙一一向叶群汇报。她一边听，一边插话。可是不一会儿，她宣布收场：“今天就说到这儿。你们抓紧点，在三天之内交卷！”
还不到三天，叶群就从钓鱼台回来吹风说，陈伯达迟迟未写出报告稿，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张姚负责执笔。
据林彪的秘书回忆，在此期间，康生给毛家湾打来电话，向林彪极力推荐张、姚的稿子。康生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很快，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稿子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
毛泽东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对于如何修改，毛泽东也作了具体批示。
过了几天，林办又收到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二次修改稿，毛泽东这一次又作了较大的修改。林彪只让秘书讲讲毛泽东修改的地方，而未看张、姚的全稿。
毛泽东第三次对稿子的修改，改动仍较大，文字结构上做了很大的调整，把原来的四个部分改成八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毛泽东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内容，删掉了一些为江青等张目的文字。
在这个过程中，林彪一直像个局外人。
3月底，周恩来把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讨论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还是一字没看，一字未改，就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
他原来布置的“打条子”，打算在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到了后来，也决定不讲了。
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用缺乏热情的声音，平静又时而停顿地照本宣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