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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八届十二中全会，十分勉强的“大联合”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身穿银灰色中山装，满面红光，坐在主席台正中央。
掌声再次席卷会场，但毛泽东并不那么乐观。他心里十分清楚，眼下的“大联合”十分勉强。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全会每天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陈少敏“惟一一票”的几十年的是非毁誉，留给世人的是历史的思考和启迪。
陈少敏理直气壮地顶了一句：“这是我的权利！”
毛泽东是知道江青、康生在全会上攻击“二月逆流”的。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111”和“妖”的谐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按原计划这时召开的应是中共九大，而不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由于高层斗争迟迟未能明朗化，加上持续不断的武斗造成的混乱，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不能召开。
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
八届中央委员原有97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到这时，林伯渠、吴玉章、罗荣桓、陈赓、李克农、刘亚楼等10人已经去世。
另外，有52.7%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被打倒、受审查、靠边站，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关入牛棚，所以，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半数。
在中共历史上，召开中央全会，到会者不足半数，这还是第一次。
开幕会上，候补中央委员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等10人，被增补为正式中央委员，但是，这一次却不是按惯例依名次递补的。
不过这样一来，正式中央委员凑足50人，毕竟超过了半数。
13年后，当中国政治进入了邓小平时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非法的。
邓小平不同意这样说，指出：“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50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身穿银灰色中山装，满面红光，坐在主席台正中央。
周恩来首先报告了出席会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议事日程：
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国际国内形势；
专案审查工作，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审查。
接着，大会议厅里便响起了毛泽东高亢的嗓音：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掌声再次席卷会场，但毛泽东并不那么乐观。他心里十分清楚，眼下的“大联合”十分勉强，实际上只是各派的“大凑合”，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也只是军管会的变种。天下倒是大乱了一阵，可“天下大治”尚未见到。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民以食为天，“文化大革命”以来，生产持续下降。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2%，这样下去，“抓革命，促生产”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他接着说：“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
毛泽东晚年形成的思想和他那倔强的性格，使其无法在总体上承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甚至还将它视为自己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得意之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看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创举。
在这次开幕会上，毛泽东曾特别提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2号人物邓小平：“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扫视着会场，看到有许多新面孔。这一次，参加全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而且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列席会议。
他看了一眼四川来的负责人，又说：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办学习班解决了很多问题，一定要总结经验，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
停了一下，他忽然又加了一句，表扬了上海：“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接着，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他们本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之一：“知识分子是黏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军事院校办了111个，叫111，其实确实有妖啊！”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111”同“妖”的谐音，在会场上引来一片低低的笑声，他自己也笑了。
接着，他三言两语，简短有力地结束了讲话：“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泽东的讲话再一次为全会定了调子。
于是，分组会上，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便群起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
林彪、江青一伙看到有些老干部虽已“靠边站”，但仍打而不倒、轰而未垮，并且还受到许多革命群众的尊敬和支持，便串通一气，有意将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人编入各个小组予以分割，有计划地对他们分头进行围攻和批斗。
林彪公然宣称：“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
接着，林彪还恬不知耻地嚷道：“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向以“军师”自居的康生则站在“理论”的高度分析道：“二月逆流性质严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还有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1956年2月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功的二月逆流。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的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像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绝对办不到的！”
10月17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谢富治说：“朱德同志从上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
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老同志，竟实际上成了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康生、江青等人的围攻实际上并不是擅自行动，因为，每天都有全会的《简报》把情况及时反映上去。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全会每天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10月20日和26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他针对毛泽东在开幕会上的提问，迎合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翻动着讲话提纲，以他特有的角度回顾了从古至今的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因讲话过多，苍白的面颊已微微泛红：“第一次，在四世纪到五世纪，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两千年，与今天我们文化大革命来比是微不足道的，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次文化运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资产阶级的出现，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新的意识形态……”
到会的一百多号人，听着林彪大谈德谟克里特、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不少人如云里雾里。
“第三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大革命，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林彪的声音有些疲惫，但一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变得兴奋起来：“只有中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思想大普及，在七亿人口中根子扎的最深，而且在全世界人民中起了极大的影响。三次文化运动：奴隶社会文化运动、资本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模是小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传到几十亿人口，流传到全世界，都有影响。”
惟一的反对票
在组织上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把打倒刘少奇的既成事实合法化，是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一。
会上，中央专案组九易其稿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分发到了每个人手里。
《审查报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1927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1929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变，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望着手中白纸黑字的《审查报告》，有的人掩抑不住内心的狂喜，更多的人现出惶惑的神情，沉默不语。
会场上一片静默。
人们在想，这个《审查报告》是怎样搞出来的呢，有多大的真实性呢？
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1980年12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有一段记录如下：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法庭宣读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的证言：“1967年5月（应为6月）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虽然挨了重重一击，但他仍然是国家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江青一伙还无权为他设专案。于是这伙人采取顺藤摸瓜的办法，首先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
1966年12月18日便设立了“王光美专案组”，虽然名义上是王光美专案组，但实际上也是兼搞刘少奇的材料。江青、康生、谢富治曾多次地交待专案人员：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
为了牵连上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想方设法收罗一切材料来证明王光美为“美国情报局特务”，并借此向刘少奇发起攻击。
王光美原是辅仁大学学生，英文很好，中共地下党员，解放战争初期曾被北平地下党推荐到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当翻译。1947年2月，蒋介石进攻延安前，王光美随同军调部工作人员撤回到晋察冀。据此，富于联想的康生凭自己的“经验”判断：王光美是美国情报部门派遣到军调部当翻译，然后混入解放区。
康生先行定案，然后江青指使专案人员四处寻找“证据”，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为了找出“证据”，江青不惜一切代价，视广大干部和群众如同蝼蚁草芥，生杀予夺，她可以任意处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解放前系辅仁大学教授，认识王光美。这样，杨承祚被江青确定为第一个审讯目标，江青一伙认定，刑讯杨承祚，即能拿到他们渴望得到的使王光美成为“特务”的“证据”。经江青批准，杨承祚于1967年被逮捕。投监前，杨即患有糖尿病、动脉硬化症。专案人员提出给杨做脑血流图，江青非但不准，还发狂地要专案人员对杨“突击审讯”，责成专案人员“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以前搞出来”。并严令他们“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
经刑讯折磨，年老体弱本来就有病的杨承祚愤然离开人间。他的死亡报告上这样写道：“因高血压、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心力衰竭、脑动脉硬化症、广泛性动脉血栓病变、糖尿病、慢性肾病、肾功能衰竭、酸中毒……在心肌梗死的基础上发生心室颤动，心跳、呼吸突然停止。”对这样一个浑身是病的老人，江青也居然能够如此下得手，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老弱多病的杨承祚经不住折磨而死，江青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
于是，她便下令专案组把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建国后为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的张重一拘留起来，进行轮番逼供审讯。其实，张重一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他只认识杨承祚和其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江青就是按这种逻辑拘留张重一的，真不愧是“康老”的徒子徒孙。
张重一1967年被拘留审讯时67岁，已是肝癌末期。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疸，大量便血，脸部已出现“恶意像”，生命垂危。
可见，江青捏造刘少奇的罪名是不择手段的。
陈少敏，这位被人誉为“杰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结束后的20年内，不断见诸报端；近十年内，已有三本关于她的传记出版，最少有两部以她为主人公的电视剧问世。
陈少敏之所以为舆论关注，并引起一些学者的浓厚兴趣，不仅因为她有“痛打日本浪人”、“扮‘贤妻’护徐老赴湘”、“飞马比武退群匪”、“夜袭鬼子巡逻车”等传奇经历，也不仅因为她是主持过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和为维护工人阶级主人翁权益而呕心沥血的一名工会领袖，更为重要的是，她作为一名中共中央委员，在“文革”中坚持真理，不畏强暴，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在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投下了惟一的一张反对票。
因为这一票，她遭到了完全可以预料的来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迫害；因为这一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竟然还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某些领导人的冷遇；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票，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人的赞许。陈少敏“惟一一票”的几十年的是非毁誉，留给世人的是历史的思考和启迪。
作为八届中央委员的陈少敏，是在被打倒的状态中临时解放出来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当出席会议的通知发到全国总工会后，立即被当时把持“全总”权力的负责人扣下，说陈少敏是“黑帮分子”，不准出席中央的会议。最终还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之下，才由中央办公厅派车把她接走。
十二中全会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进行。开场锣鼓并非会议的正式议题，而是有预谋地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分组围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江青在10月17日第一小组会上，诬陷谭震林是“叛徒”，诬陷叶剑英、徐向前“乱党乱军”、“要夺军权”。10月26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10月28日康生在第四小组会上说：“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会上，林彪、江青、康生还组织对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人的围攻，鼓噪开除邓小平党籍，给会议制造紧张气氛，向与会者施加压力。
全会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操纵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交付代表“讨论”。历史资料表明，在此之前的9月16日，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送的三大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上，就有了江青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的批语；29日林彪在上面批道：“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江青同志致敬！”
对于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这些诬陷，刚直不阿又深知刘少奇为人的陈少敏，当然不会买账。1966年8月初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在刘少奇被“炮打”，被陈伯达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代表”之后，陈少敏即在会议休息室，当着众人的面，以汇报工作为名，主动与刘少奇攀谈，以示同情和慰问。过后，有一次“全总”造反派逼着陈少敏去看大字报。有张大字报诬称陈少敏与李先念是刘少奇的黑干将，诬陷陈少敏、郑位三等组织1946年中原突围的人是“叛徒集团”。陈少敏旁若无人地大声嘲弄说：“不懂历史，信口雌黄！”1968年春，陈少敏在三一医院住院，王震、李贞看望她时，谈及“文化大革命”，她十分率直地说：“党内有些家伙总是要整人，刘少奇有什么问题要这样整？”
此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陈少敏所在的小组会上，她又为刘少奇的问题遭受围攻。陈少敏怒火中烧，满怀愤懑，以沉默抗争。康生责问：“陈少敏，你为什么不表态，不说话？”陈少敏说：“身体不舒服。”康生勃然大怒：“不舒服就请假出去！”
23-24日会议《简报》关于陈少敏的情况有如下报道：
10月23日：“陈至今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表态，她今天在会上做了一个很不像样的所谓检查……一些人对她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说她没有同刘划清界限，思想深处有抵触……”
10月24日：“小组同志对陈少敏同志今天的发言东扯西拉，对审查报告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两次提出批评，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堕落到惊人的地步，一个农村老太婆的政治水平都比她高得多。”
关键时刻到了。10月31日，召开全体会议。当会议宣布：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后，随着一声“表决”，一只只具有丰富内涵的手陆陆续续举了起来。惟独陈少敏坦然地把右手压在胸前，闭上双眼，全身伏在桌上，不看会场，不举手。虽然会场一片沉静，但她心里却发出抗议的呐喊。她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反对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捍卫党的原则，庄严地覆行了自己的职责，投了一张庄严神圣的反对票。
会后，康生找到陈少敏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开除刘少奇的党籍，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理直气壮地顶了一句：“这是我的权利！”顶得康生哑口无言，悻悻而去。
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壮举，深为全党同志所敬佩。在一次大会上，当人们痛心地谈及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十分钦佩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陈少敏被遣往河南罗山“劳动改造”，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
1977年12月14日，陈少敏在北京去世。在追悼会的悼词中，竟出现了这样一句：“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她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自觉抵制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当时，“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抵制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仍是一句赞辞。盖棺定论么？死者长已矣，她无法抗辩。但是，在那么多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垂首沉默的时候，一位女性起而承担了道义，无论如何，这段历史应大书特书。
全会实际上在为召开九大做准备工作
1968年10月31日，中共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在北京闭幕。
闭幕式上通过了会议公报。
其中有两段话不妨摘录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公告宣布：“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实际上，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在为九大作直接的准备工作。这一点，在会议公告中没有表述。
全会做出《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规定了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即是毛泽东在1967年10月27日写进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中的“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全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其中说：“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
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讲了话。
他说，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这些话说明毛泽东是知道江青、康生在全会上攻击“二月逆流”的。
毛泽东接着还说：
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讲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原则：
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做到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与刘还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11月11日，张春桥在上海写了《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就此报告转发各地。
结果，全国各地在传达中，大多点名批判了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
掌声再次席卷会场，但毛泽东并不那么乐观。他心里十分清楚，眼下的“大联合”十分勉强。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全会每天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陈少敏“惟一一票”的几十年的是非毁誉，留给世人的是历史的思考和启迪。
陈少敏理直气壮地顶了一句：“这是我的权利！”
毛泽东是知道江青、康生在全会上攻击“二月逆流”的。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111”和“妖”的谐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按原计划这时召开的应是中共九大，而不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由于高层斗争迟迟未能明朗化，加上持续不断的武斗造成的混乱，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不能召开。
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
八届中央委员原有97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到这时，林伯渠、吴玉章、罗荣桓、陈赓、李克农、刘亚楼等10人已经去世。
另外，有52.7%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被打倒、受审查、靠边站，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关入牛棚，所以，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半数。
在中共历史上，召开中央全会，到会者不足半数，这还是第一次。
开幕会上，候补中央委员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等10人，被增补为正式中央委员，但是，这一次却不是按惯例依名次递补的。
不过这样一来，正式中央委员凑足50人，毕竟超过了半数。
13年后，当中国政治进入了邓小平时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非法的。
邓小平不同意这样说，指出：“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50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身穿银灰色中山装，满面红光，坐在主席台正中央。
周恩来首先报告了出席会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议事日程：
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国际国内形势；
专案审查工作，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审查。
接着，大会议厅里便响起了毛泽东高亢的嗓音：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掌声再次席卷会场，但毛泽东并不那么乐观。他心里十分清楚，眼下的“大联合”十分勉强，实际上只是各派的“大凑合”，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也只是军管会的变种。天下倒是大乱了一阵，可“天下大治”尚未见到。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民以食为天，“文化大革命”以来，生产持续下降。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2%，这样下去，“抓革命，促生产”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他接着说：“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
毛泽东晚年形成的思想和他那倔强的性格，使其无法在总体上承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甚至还将它视为自己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得意之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看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创举。
在这次开幕会上，毛泽东曾特别提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2号人物邓小平：“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扫视着会场，看到有许多新面孔。这一次，参加全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而且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列席会议。
他看了一眼四川来的负责人，又说：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办学习班解决了很多问题，一定要总结经验，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
停了一下，他忽然又加了一句，表扬了上海：“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接着，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他们本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之一：“知识分子是黏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军事院校办了111个，叫111，其实确实有妖啊！”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111”同“妖”的谐音，在会场上引来一片低低的笑声，他自己也笑了。
接着，他三言两语，简短有力地结束了讲话：“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泽东的讲话再一次为全会定了调子。
于是，分组会上，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便群起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
林彪、江青一伙看到有些老干部虽已“靠边站”，但仍打而不倒、轰而未垮，并且还受到许多革命群众的尊敬和支持，便串通一气，有意将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人编入各个小组予以分割，有计划地对他们分头进行围攻和批斗。
林彪公然宣称：“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
接着，林彪还恬不知耻地嚷道：“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向以“军师”自居的康生则站在“理论”的高度分析道：“二月逆流性质严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还有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1956年2月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功的二月逆流。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的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像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绝对办不到的！”
10月17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谢富治说：“朱德同志从上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
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老同志，竟实际上成了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康生、江青等人的围攻实际上并不是擅自行动，因为，每天都有全会的《简报》把情况及时反映上去。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全会每天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10月20日和26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他针对毛泽东在开幕会上的提问，迎合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翻动着讲话提纲，以他特有的角度回顾了从古至今的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因讲话过多，苍白的面颊已微微泛红：“第一次，在四世纪到五世纪，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两千年，与今天我们文化大革命来比是微不足道的，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次文化运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资产阶级的出现，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新的意识形态……”
到会的一百多号人，听着林彪大谈德谟克里特、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不少人如云里雾里。
“第三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大革命，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林彪的声音有些疲惫，但一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变得兴奋起来：“只有中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思想大普及，在七亿人口中根子扎的最深，而且在全世界人民中起了极大的影响。三次文化运动：奴隶社会文化运动、资本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模是小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传到几十亿人口，流传到全世界，都有影响。”
惟一的反对票
在组织上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把打倒刘少奇的既成事实合法化，是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一。
会上，中央专案组九易其稿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分发到了每个人手里。
《审查报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1927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1929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变，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望着手中白纸黑字的《审查报告》，有的人掩抑不住内心的狂喜，更多的人现出惶惑的神情，沉默不语。
会场上一片静默。
人们在想，这个《审查报告》是怎样搞出来的呢，有多大的真实性呢？
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1980年12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有一段记录如下：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法庭宣读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的证言：“1967年5月（应为6月）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虽然挨了重重一击，但他仍然是国家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江青一伙还无权为他设专案。于是这伙人采取顺藤摸瓜的办法，首先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
1966年12月18日便设立了“王光美专案组”，虽然名义上是王光美专案组，但实际上也是兼搞刘少奇的材料。江青、康生、谢富治曾多次地交待专案人员：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
为了牵连上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想方设法收罗一切材料来证明王光美为“美国情报局特务”，并借此向刘少奇发起攻击。
王光美原是辅仁大学学生，英文很好，中共地下党员，解放战争初期曾被北平地下党推荐到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当翻译。1947年2月，蒋介石进攻延安前，王光美随同军调部工作人员撤回到晋察冀。据此，富于联想的康生凭自己的“经验”判断：王光美是美国情报部门派遣到军调部当翻译，然后混入解放区。
康生先行定案，然后江青指使专案人员四处寻找“证据”，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为了找出“证据”，江青不惜一切代价，视广大干部和群众如同蝼蚁草芥，生杀予夺，她可以任意处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解放前系辅仁大学教授，认识王光美。这样，杨承祚被江青确定为第一个审讯目标，江青一伙认定，刑讯杨承祚，即能拿到他们渴望得到的使王光美成为“特务”的“证据”。经江青批准，杨承祚于1967年被逮捕。投监前，杨即患有糖尿病、动脉硬化症。专案人员提出给杨做脑血流图，江青非但不准，还发狂地要专案人员对杨“突击审讯”，责成专案人员“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以前搞出来”。并严令他们“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
经刑讯折磨，年老体弱本来就有病的杨承祚愤然离开人间。他的死亡报告上这样写道：“因高血压、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心力衰竭、脑动脉硬化症、广泛性动脉血栓病变、糖尿病、慢性肾病、肾功能衰竭、酸中毒……在心肌梗死的基础上发生心室颤动，心跳、呼吸突然停止。”对这样一个浑身是病的老人，江青也居然能够如此下得手，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老弱多病的杨承祚经不住折磨而死，江青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
于是，她便下令专案组把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建国后为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的张重一拘留起来，进行轮番逼供审讯。其实，张重一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他只认识杨承祚和其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江青就是按这种逻辑拘留张重一的，真不愧是“康老”的徒子徒孙。
张重一1967年被拘留审讯时67岁，已是肝癌末期。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疸，大量便血，脸部已出现“恶意像”，生命垂危。
可见，江青捏造刘少奇的罪名是不择手段的。
陈少敏，这位被人誉为“杰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结束后的20年内，不断见诸报端；近十年内，已有三本关于她的传记出版，最少有两部以她为主人公的电视剧问世。
陈少敏之所以为舆论关注，并引起一些学者的浓厚兴趣，不仅因为她有“痛打日本浪人”、“扮‘贤妻’护徐老赴湘”、“飞马比武退群匪”、“夜袭鬼子巡逻车”等传奇经历，也不仅因为她是主持过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和为维护工人阶级主人翁权益而呕心沥血的一名工会领袖，更为重要的是，她作为一名中共中央委员，在“文革”中坚持真理，不畏强暴，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在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投下了惟一的一张反对票。
因为这一票，她遭到了完全可以预料的来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迫害；因为这一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竟然还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某些领导人的冷遇；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票，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人的赞许。陈少敏“惟一一票”的几十年的是非毁誉，留给世人的是历史的思考和启迪。
作为八届中央委员的陈少敏，是在被打倒的状态中临时解放出来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当出席会议的通知发到全国总工会后，立即被当时把持“全总”权力的负责人扣下，说陈少敏是“黑帮分子”，不准出席中央的会议。最终还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之下，才由中央办公厅派车把她接走。
十二中全会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进行。开场锣鼓并非会议的正式议题，而是有预谋地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分组围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江青在10月17日第一小组会上，诬陷谭震林是“叛徒”，诬陷叶剑英、徐向前“乱党乱军”、“要夺军权”。10月26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10月28日康生在第四小组会上说：“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会上，林彪、江青、康生还组织对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人的围攻，鼓噪开除邓小平党籍，给会议制造紧张气氛，向与会者施加压力。
全会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操纵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交付代表“讨论”。历史资料表明，在此之前的9月16日，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送的三大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上，就有了江青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的批语；29日林彪在上面批道：“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江青同志致敬！”
对于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这些诬陷，刚直不阿又深知刘少奇为人的陈少敏，当然不会买账。1966年8月初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在刘少奇被“炮打”，被陈伯达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代表”之后，陈少敏即在会议休息室，当着众人的面，以汇报工作为名，主动与刘少奇攀谈，以示同情和慰问。过后，有一次“全总”造反派逼着陈少敏去看大字报。有张大字报诬称陈少敏与李先念是刘少奇的黑干将，诬陷陈少敏、郑位三等组织1946年中原突围的人是“叛徒集团”。陈少敏旁若无人地大声嘲弄说：“不懂历史，信口雌黄！”1968年春，陈少敏在三一医院住院，王震、李贞看望她时，谈及“文化大革命”，她十分率直地说：“党内有些家伙总是要整人，刘少奇有什么问题要这样整？”
此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陈少敏所在的小组会上，她又为刘少奇的问题遭受围攻。陈少敏怒火中烧，满怀愤懑，以沉默抗争。康生责问：“陈少敏，你为什么不表态，不说话？”陈少敏说：“身体不舒服。”康生勃然大怒：“不舒服就请假出去！”
23-24日会议《简报》关于陈少敏的情况有如下报道：
10月23日：“陈至今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表态，她今天在会上做了一个很不像样的所谓检查……一些人对她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说她没有同刘划清界限，思想深处有抵触……”
10月24日：“小组同志对陈少敏同志今天的发言东扯西拉，对审查报告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两次提出批评，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堕落到惊人的地步，一个农村老太婆的政治水平都比她高得多。”
关键时刻到了。10月31日，召开全体会议。当会议宣布：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后，随着一声“表决”，一只只具有丰富内涵的手陆陆续续举了起来。惟独陈少敏坦然地把右手压在胸前，闭上双眼，全身伏在桌上，不看会场，不举手。虽然会场一片沉静，但她心里却发出抗议的呐喊。她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反对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捍卫党的原则，庄严地覆行了自己的职责，投了一张庄严神圣的反对票。
会后，康生找到陈少敏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开除刘少奇的党籍，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理直气壮地顶了一句：“这是我的权利！”顶得康生哑口无言，悻悻而去。
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壮举，深为全党同志所敬佩。在一次大会上，当人们痛心地谈及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十分钦佩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陈少敏被遣往河南罗山“劳动改造”，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
1977年12月14日，陈少敏在北京去世。在追悼会的悼词中，竟出现了这样一句：“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她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自觉抵制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当时，“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抵制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仍是一句赞辞。盖棺定论么？死者长已矣，她无法抗辩。但是，在那么多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垂首沉默的时候，一位女性起而承担了道义，无论如何，这段历史应大书特书。
全会实际上在为召开九大做准备工作
1968年10月31日，中共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在北京闭幕。
闭幕式上通过了会议公报。
其中有两段话不妨摘录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公告宣布：“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实际上，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在为九大作直接的准备工作。这一点，在会议公告中没有表述。
全会做出《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规定了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即是毛泽东在1967年10月27日写进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中的“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全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其中说：“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
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讲了话。
他说，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这些话说明毛泽东是知道江青、康生在全会上攻击“二月逆流”的。
毛泽东接着还说：
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讲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原则：
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做到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与刘还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11月11日，张春桥在上海写了《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就此报告转发各地。
结果，全国各地在传达中，大多点名批判了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