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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国成了一张红色拳击台
在中学，红卫兵形成“老红卫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闻风而动的“老团”和“老四”急忙厉兵秣马，不打无准备之仗。
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熏，直把“老四”成员呛得直咳嗽。
谢、王这种公开支持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广大军民的极大反感。
毛泽东扔掉手里的烟头，意味深长地说：“林彪真的有一手！”
北京，好像一锅粥
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北京的红卫兵通过分化组合，形成了新的派系格局。在大专院校，主要是“天派”和“地派”的对立。
在中学，红卫兵形成“老红卫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老红卫兵派”指红卫兵的最初发起者，他们多出身于高干家庭，或者是“红五类”，根正苗红。他们出于保卫红色政权，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热情成立红卫兵，并参加一系列“革命活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要保护的领导一个个被打倒了，干部子弟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于是在1966年11月他们便成立跨校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四，三派”以江青1966年4月3日讲话命名。在这次讲话中，江青批评1966年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立即受到那些文革初期因家庭不好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他们自称为“四，三派”，这些人不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
“四，四派”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的讲话命名，由于江青的讲话打击了众多红卫兵组织，反应强烈，4月4日，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又肯定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这一观点立刻受到大部分红卫兵的欢迎，遂命名为“四，四派”。“四，四派”主要是平民子弟，属于愿意复课的“保守派”。
派系格局的形成，无形中在两派之间撒下了冲突的种子。他们先是在各派团体之间，利用自办的小报唇枪舌战，继而随着舌战温度的上升，便出口就骂，动手便打，直到发生大规模的武斗。
如北京二中的“四，四派”，与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公社。
北京二中“四，四派”攻击“三司”的大字报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就是“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其主要成员来自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公社。面对“四，四派”的如此污辱，他们哪甘示弱。
于是他们利用理工科大学的条件，自己制造手枪、手榴弹、长矛、土坦克、穿甲弹等武器，还挖地道，修工事，筑碉堡等。其争斗场面，令人发指，惨不忍睹。
还是让我们一件件慢慢道来吧。
“联动”六冲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会议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牛皖平和其他几个人是最近才从外地回到北京的。“外地全乱得像一锅粥！”这个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本来是想到外地开开眼界，找点“革命感觉”。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只搞6个月，斗、批、改三个阶段吗？他和校“文革”的几个人就曾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可是西安、武汉、广州……一路上，他们所到之处，省委、市委的各级班子机构都瘫痪了，造反派的“炮轰”正逐步升级。他们是带着满腹疑团回到北京的。
而作为“革命”中心的北京，更是一番“黑云压城”的景象：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崛起的蒯大富，聂元梓，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他们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旗号，到处乱打。而他们的幕后操纵者，就是中央文革。
提起“中央文革”，青年们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了。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
“为什么不能对当前的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干到底！”会上有人提议。
这个建议一发出，立刻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响应。
“现在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团’也太俗气，我看就叫‘联合行动委员会’吧……”“对，这个名字好！”会议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末了，有人还建议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和大学的红卫兵相区别。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北大附中的宫小吉起草了“联动宣言”，宣言写道：
只有一条道路，拉出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12月5日是联动正式成立的日子。这天夜里，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制了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些标语，就好像是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阵猛烈的炮击，令人防不胜防。由此，一场残酷的腥风血雨悄悄来临。
联动成立后，锋芒毕露、四面出击。12月2日，牛皖平等10余人来到一个由蒯大富、聂元梓控制的组织，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三司的围攻。牛皖平等寡不敌众，只得夺门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派出石油附中、农大附中的20余人前往三司。谁知，三司竟用电话调来上千人，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如箭在弦上，随时可爆发大规模冲突。经周恩来、周荣鑫等的调解，直至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才将联动成员放走。
矛盾因此愈演愈烈。
12月16日，北京市红卫兵联合会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会上，江青突然点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的名字，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让他们到台前低头认罪。接着，江青还大骂一些中学红卫兵和干部子弟“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联动成员愤怒了。12月26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的联动第一次大会上，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话时，立即整个会场沸腾了。红卫兵小将们发狂似的蹦起来，跳上椅子或桌子，狠命地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在圆形的屋顶下飘舞到剧场门外，还放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竹。
联动成员的举动，令中央文革坐不住了。他们决定解散以联动为核心的红卫兵纠察队，严惩“首恶分子”。
1967年1月17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造反派”突然召开大会，安排联动成员、原校筹委会主任赵战平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下午3时，赵战平的检查还没做完，包括北航红旗在内的13个大专院校共3000多人突然包围了会场，同时公安局还出动了50余名警察，抓走了赵战平等。接着他们便以捕俘联动巨头为名，在西、东单、王府井等处，押着“战俘”游街示众，以欢庆所谓的“胜利”。
1月19日，聂元梓、蒯大富等又纠集了上万人马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地石油附中。通过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把任志明、马晓军等联动干将逮捕了。
1月25日，下午4时，谢富治再次指挥聂元梓、蒯大富调集3万人马，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似的，师生一概许进不许出。5时左右，搜捕开始了，所有的教室、宿舍被统统踢开，暖气道被拆开，天花板被踩坏。
当时在校的320名职工的宿舍有一半被抄，前后抓走32名学生。
这一罪恶行径激起了联动成员极大愤怒。他们看出幕后操纵者是中央文革，于是就向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要人。但联动代表几次到公安部要求面见谢富治，他就是避而不见。气愤的联动成员就在公安部的墙壁上刷上了“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
据联动的死对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当时出版的《井冈山》报记载：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联动先后六次冲击了公安部。
清华百日大血战
“清华”二字原本知之者甚少，只因后来有了名扬四海的清华大学，人们才追溯起清华的历史。
清华园据记载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侯的庄园。明朝灭亡之后，崛起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代们对造园子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自然，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华园以它独特的个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其中就有咸丰皇帝。据传高悬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大门上端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就为咸丰的御笔亲书。
清末，社会变革的发展，使满清皇帝不得不废科举，仿效西方建立学堂。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被退回的一部分资金，创造了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为清华大学。
解放初期的清华大学，规模、设备都明显不足和陈旧。解放后，特别是蒋南翔由团中央书记改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学校有了较大的发展。
到了本世纪60年代，清华大学便与中国的政治斗争连一起了。继附中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红卫兵后，清华园内的大学生们也积极响应。1968年，清华园内燃起派仗之火。交战的双方，一方是以红卫兵领袖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俗称老团）和以沈××为首的四，一四派（俗称老四）。
双方酣战百日，使昔日美丽、宁静的清华园一时枪声四起、碉堡林立，钢丝网遍布，成了现代战场。派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持续了三个来月，共打死十人，伤残者不计其数，造成了闻名全国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老团”的头目是蒯大富，非常激进，极力主张对“一小撮走资派”和“黑帮分子”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而相对说来，“老四”在很多问题上要温和一些。清华校内发生的几起事件，使“老团”与“老四”之间剑拔弩张。昔日同坐一间教室的同桌，便翻脸不认人，只想互相厮杀，欲置对方于死地。
随着全国局势的混乱，武斗之风已有所蔓延。闻风而动的“老团”和“老四”急忙厉兵秣马，不打无准备之仗。
那时，除“老团”手中有少许枪支外，双方基本上还是靠拳头和冷兵器来征服“敌人”。有趣的是，白天，交战双方趁“战火熄灭”之际，都假装蒙头睡大觉。其实，各自的“侦察兵”已在校园内四处“探宝”。凡存放钢材、石头、木棍等一切可充作战器的材料之处，都被“侦察兵”探得一清二楚。夜幕一降临，大批人马便开始行动。
双方还抓紧时间，储存战备物质，像面粉、炊具、煤炭等，都成了紧俏品。
光有这些，双方还不满意。要想置“敌人”于死地还必须有现代化的武装。清华是中国堂堂第一理工科大学，各种专业应有尽有，加上校内教学实习工厂设备齐全，在极少数“革命教师”的指点下，造点武器又有何难？
于是，土枪土炮，燃烧弹、甚至连土坦克、装甲车都造出来了。至于炸药和手榴弹，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学机械的精于造枪造炮、造坦克，那么学化工的弄出点炸药也是易如反掌。学土木工程的又岂甘落后？赶紧在校园内察看地形，抢占有利据点，垒起自己的“杰作”，构造出像当年蒋介石据守长江天险那样“固若金汤”的地堡和掩体。
武器、粮草备足了，“老团”、“老四”便赶忙着手成立武斗指挥班子，以便部署“战略战术”，发号施令。
首先，双方开始大规模抢占建筑物，以作据点。
“老团”占领东区的7号楼、8号楼和西区的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等处。
“老四”则抢占了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位于清华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
双方都占据了有利地形后，便采取措施积极备战。被子、衣物等都从寝室拿来；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乃至柴火、煤炭等都被拖到固定地点；至于面粉、大米等每天必须的食物，则一袋袋从饭堂里拖来，堆在门窗后以躲枪子袭击。
这一切，显然是作持久战的准备了。
1968年4月，清华大学两派红卫兵，在老蒯（蒯大富的爱称）的煽动下，终于干了起来。起因是老蒯怀疑“老四”收买了自己队伍中的叛徒，遂命人绑架了两个“老四”派的人一顿毒打，谁知“舌头”坚强不屈。于是，老蒯心生一计，编造了一份“供词”，让“老团”用来对“老四”进行宣传攻势，以证明“老四”都是些“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派”。
以牙还牙，“老四”毫不示弱，他们出于同样的目的也绑架了“老团”的一名大将。
火终于点起来了。
交战之初，双方仅凭一付拳头，可肉毕竟不如钢厉害。双方立即用上棍棒、刀剑、长矛，渐渐地，又觉这样近距离的肉搏战也不过瘾，于是又换上弓箭和强大的投掷器。武器不够，就地取材，自行车内胎稍经加工就是有力的发射器，包上一块石头射向对方，对方立刻抱头鼠窜。
4月23日，双方为争一辆救护车，用大弹弓互射达3小时之久。
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又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拼命反击，战事又起。
就这样，双方打来打去，互有死伤。每个狂热分子都红了眼，全然不顾后果，向对方发出最后通牒。小范围冲突随即被突击队行为所代替，小规模的游击战逐步升级成正规战斗。
到5月30日，双方战斗又上升到一个崭新阶段。
这天凌晨3点整，蒯大富亲自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电厂，下令全校断电，随即向东区浴室的10多名“老四”派发起攻坚。
盘踞在东区浴室的老四人员虽少，却顽强无比。他们见老团的突击队搭起云梯欲冲上浴室楼楼顶，立即将事先准备好的砖头、石块，像倾盆大雨一般砸过来，直揍得“攻坚战士”嗷嗷嚎叫。
此招不灵，“老团”立即改用自制燃烧弹火攻。对方一小头目被烧伤，眼看溃不成军，危急时刻，他们的救兵到了。
这些援兵手执长矛、棍棒、气势汹汹。“老团”战士见状，急调一辆自制坦克前来助战，这坦克横冲直撞，一名“老四”战士退却不及，当场辗死。
见“战友”牺牲了，“老四”可红了眼，刀枪并举，一名“老团”成员也不幸被长矛穿胸而“光荣牺牲”。
“老团”加紧了攻势，蒯大富手提盒子枪坐镇指挥。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熏，直把“老四”成员呛得直咳嗽。最终全线崩溃，只得弃楼退守科学馆。
“老四”退守科学馆的整整有100人。他们进馆以后，首先构筑工事，加强防范措施，以备老团偷袭。
与此同时，“老团”在科学馆四周建立了封锁点。一天，有个叫杨志军的“老四”成员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立刻从老团的工事里射出一颗子弹，杨志军当场毙命，同伙见状，一阵惊吓后，连拖带抢，将杨的尸首弄回馆内。
不久，又有一名“老四”战士被“老团”射中。
随着封锁越来越严密，外面的给养根本无法进来，大米、蔬菜早已吃光。老四战士饱尝了被困的滋味，每天不得不限制口粮，将仅剩的一点面粉，做成馒头，蘸着盐水吃。
进入7月份后，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并下令：“有进出者，可以开枪，死了人总部负责。”
终日被困于科学馆的近百名老四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动手挖地道。
尽管孤军困守两个多月，大家几乎奄奄一息，但求生的欲望激起了他们最原始的潜能。近百名汉子轮流上阵，学老愚公精神，挖土不止。
眼看大功告成，可又生出枝节。
原来老四挖地道的声音惊动了老团的人。他们也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将“老四”的地道拦腰截断，要不是老四战士溜回堡垒动作神速，险些被人家生擒。
“老团”在地道中塞满炸药。轰隆一声，“老四”近百号战士的血汗随着尘土和硝烟飘散在空中。
眼看“老四”全体“战士”就要被生擒活捉。
1968年7月27日，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总厂等数家厂矿的产业工人组成的一支5000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和清华。
工宣队的进驻，使清华园中的两派暂停了厮杀，调转枪口一齐对准他们。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骄横不可一世的蒯司令，根本没把工宣队放在眼里，仗着人多势众，不时瞅住战机对工宣队员进行扭打和撕扯，尤其是那些身体单薄的工宣队员，稍有不慎，便被“老团”揪出，饱餐暴风骤雨般的拳头。
工宣队在红卫兵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工宣队大小头目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得悻悻地打电话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讨教对策。
得到答复说：暂时撤回。
只两个多小时的功夫，工宣队便鸣金收兵，在红卫兵小将们的一片喝彩声中低着头离开清华。
然而5个小时后，重新集结的上万名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分七路，再次向清华大学挺进。工宣队员和解放军战士手捧“红宝书”，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向红卫兵封锁线进发。这一回，在强大的攻击面前红卫兵真抵挡不住了，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很快，溃散到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个据点负隅顽抗。
工宣队和解放军拥进清华后，首先展开宣传攻势，令“老团”和“老四”立即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了武器。
在这之前，科学馆的屋顶已被蒯司令部署施放的燃烧弹炸塌。在工宣队的护卫下，“老四”的成员被带到安全地带。
再看看这98名“守军”，原先的整整百名战将，已有两名“光荣牺牲”，他们的尸体，在炎热的7月，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腐臭。剩下的一个个蓬头垢面、面黄肌瘦，头发一尺多长，犹如街上的叫花子一般。
与此同时，蒯大富率领“老团”仍在两个据点拼命顽抗。更有胆子大者，躲在暗处向工宣队打冷枪，致使五名工宣队员不幸饮弹身亡。
工宣队员和解放军冒着倾盆大雨，继续向这两个据点冲击。他们头顶着被子或课桌，猫着腰，一批又一批地往里冲。乱石如雨，直砸得桌面砰砰响。
“老团”实在顶不住了。蒯大富三次令“长矛队”打头阵，企图冲开包围圈。
到傍晚时分，除了蒯大富等核心人物突围外，其他老团人员不得不打出白旗，与工宣队谈判。
仅7月27日这一天，工宣队员计有5人被打死。伤约700人，失踪143人。基本上解决了“清华百日大武斗”。
“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
1967年夏天，北京发生了“清华百日大血战”，武汉也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这就是“七・二$事件”。当时它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且被加上了“揪斗、围攻、殴打中央代表”，“武汉军区搞兵变”等吓人的帽子。
外电在当时也纷纷报道：“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等消息。
事情的真相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当时，武汉地区也像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两大派组织，一派叫“百万雄师”一派叫“三钢三新”。这两派时有武斗发生。
2月初，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2月8日，他们利用《长江日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
在这篇声明中，他们提出要：“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开一条血路来！”等口号。
2月9日，造反派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
与此针锋相对，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公开指出《二・八声明》“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号召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把在武汉地区煽动闹事、搞打砸抢抓抄的一派组织头头朱鸿霞等人拘捕起来。
紧接着，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吸收一批原省市负责干部成立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全省大动乱局面一度有所缓和。
然而，这种稳定的局面，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了身在北京的林彪和江青的关注。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成员根据武汉北航红旗战斗队对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王力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的造反行动。
随后，配合这篇社论，又公布了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与《八条命令》针锋相对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于是，武汉造反派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意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坚决为工总翻案”，“打倒陈再道”（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等，把斗争矛头直指武汉军区。
4月16日，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这样，武汉已趋于稳定的局势急转直下。
6月17日，在汉口最繁华的地区――中山大道六渡桥段，两派群众展开了大规模武斗。那天，骄阳似火，酷热难当。然而，“勇士们”的斗志丝毫不减：刀出鞘、弹上膛，仿佛面对的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哪里还是同胞？！
昔日繁华地中山大道，现在架起了机关枪，双方“勇士”们躲在由沙包堆成的掩体后射击。
从当时“激战”后写就的几首广为流传的红卫兵的歌中，“激战”的场面及参斗者的心态可见一斑：
请松一松手，松一松手啊！亲爱的战友！交给我的吧，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联，已经摆满你躺下的街头……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她咬着出血的嘴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
还有一篇《放开我，妈妈！》作者吴××，系武汉人。
放开我，妈妈！别为孩子担惊受怕。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终日徘徊在屋檐下；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20年前，爸爸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
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造反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
等着我们的胜利捷报吧，妈妈……
从这两篇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七・二事件前夕，武汉地区武斗的残酷、激烈，透过它，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无情地渗入到了每一个家庭、个人的生活，把人们的宁静击得粉碎。
据统计，在1967年上半年度内，武汉地区共发生武斗事件300多次，有16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15000多人轻伤。
到6月的盛夏季节，全国“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气温猛升，然而，此时的革命的温度更高――伤残者，随处可见；死尸遍及街头，在烈日的暴晒下，其景象真是残不忍睹。
武汉的武斗引起了北京的重视。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省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道康生批准的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28日，武汉军区根据中央文革26日来电，发出制止武斗的通知，但仍没有控制武斗局势的发展。7月1日以后，“百万雄师”以武力夺取“三钢”、“三新”等组织的根据地，武斗更趋激烈。
7月14日清晨，周恩来总理亲自飞抵武汉。周总理希望平息紧张局势，说服两派和解。同时，也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
中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和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王力带着北航红旗的4个造反派代表，也从成都来到武汉。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也来到武汉，下榻东湖宾馆。
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就违反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并在湖北大学门口，有意识地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王力高声向造反派宣布：
“你们是真正的造反派，我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表示慰问！”
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的血沸腾了！7月15日，他们举行盛大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
他们激动地一遍遍高呼：“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7月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开会，听了谢、王汇报成都、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办法。
会上提出要给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并认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由谢富治、王力委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谢富治和王力公开身份后，周恩来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7月15日和16日晚，谢、王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倾向性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他们。7月17日晚谢、王又跑到百万雄师联络站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名单。
名单开好后，谢把名单装了口袋就一句话也不说了（7月27日，名单上的13人一起被捕），王力也只是说些百般无奈的话。
谢、王这种公开支持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广大军民的极大反感。“百万雄师”有针对性地贴出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标语口号还点出了王力的名字，要他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
7月18日晚，毛泽东同陈再道等人谈了话，周恩来飞回北京。谢富治、王力在周恩来走后更加为所欲为，他们刚从机场送行回来，就直接跑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佩戴造反派袖章，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王力疯狂地喊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打击，受压抑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谢富治和空军负责人刘丰等人也表示要和造反派站在一边。谢富治、王力等人这天晚上的活动，成为七・二事件的导火线。
7月19日，造反派出动许多广播车，用高音喇叭到处播放谢、王在造反派总部的讲话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司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的言论立即激怒了武汉的群众和解放军。
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有一份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窃居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云南等省，均出现‘谭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二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市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陈再道等武汉军区几位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赶到现场做群众工作，并告诉王力。他们心急如焚，生怕事态进一步扩大。
当天深夜，百万雄师的一部分成员携带棍棒、大刀、梭镖，乘军车占领了武汉市机场和铁路车站等军事要地。
在那些地方，他们得到8201部队装甲车的支持。武汉在一夜间，到处刷满了“打倒王力和谢富治”的标语。
仲夏之夜的武汉像个大蒸笼，没有一丝凉意，使人感到闷热、烦躁。清寂的街头，弥漫着几丝血腥和硝烟味儿。一场重大事件似一座即将爆炸的火山，一触即发……
7月20日来临了。这是老将军陈再道戎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它给他带来的屈辱和创伤将永远留在他的心灵深处。
清晨，陈再道怀着复杂烦闷的心情，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东湖宾馆。刚一坐定，“百万雄师”的200多名代表就愤愤然地冲了进来。把守东湖宾馆的8201部队正和他们是一派，敞开了宾馆大门。因此，他们没有受到阻挡，就冲了进来，叫喊着要王力回答问题。
王力一听见找他的风声，就吓得呆在屋里一动也不敢动了。
陈再道和谢富治把群众劝到里面去谈话，结果谈得颇为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王力一看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
谁知，刚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
就在“百万雄师”的代表即将离去之际，以军区独立师和21师战士为主的群众旋风似地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
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群众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武汉军区大院。
到了军区大院，先是围攻，后是坐“喷气式”，接着就是游斗，王力的一条胳膊被打断，这次的苦头吃得着实不少。
与此同时，武汉三镇街头像开了锅。数千辆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武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人们一路张贴标语，一路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茫，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这期间，“百万雄师”收到了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信。7月22日，成都×××部队的红卫兵给陈再道的信中说：
“最亲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行动……一不做，二不休，为革命先烈复仇……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二事件”。
群众这样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是想以此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
事后，毛泽东问邱会作：“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
邱会作答：“武汉的天已不是主席的天了！”
毛泽东又不动声色地问：“林彪了解这里的情况吗？”
“他很了解，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他怎么关心？”毛泽东似乎感兴趣。
“25军的3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40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进来，预计今晚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扔掉手里的烟头，意味深长地说：“林彪真的有一手！”
毛泽东又转过身问身旁的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呢？”杨成武答道：“林彪已调二人进京了。”
而此时在北京，周恩来惊悉武汉出事后，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当机立断，连夜安排毛泽东飞往上海。然后自己带了两架飞机，亲自飞临武汉。这就是周恩来，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像个消防队员，哪里有警报，他就立刻出现在哪里。
7月22日下午，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林彪、江青组织数十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
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调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回京；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7月23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事件”。
7月26日上午，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谢富治先放了“一炮”，声称：七・二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谢富治过去曾是陈再道的部下，现在，陈再道低头，弯腰，听着谢富治的一派胡言，心里实在想不通！这就是以前那个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人么？
其实，这并不奇怪，自古就有句俗语叫做：翻脸不认人！
谢富治的第一炮余音未落，吴法宪就跃跃欲试了，他竟冲上前去，伸手打了陈再道两耳光。坐在一旁的江青见状却心花怒放，说：“吴司令，不错，是造反派的风格。”
接着，他们还指使他人，对陈再道“轮流作战”，直把这位老将军折磨得伤痕累累。也就在7月27日这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在“声讨七・二事件”，“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冲击下，全军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戴上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帽子，被批斗、监禁、迫害，甚至连公社人武干部、大队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小人物”。
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还亲自下达命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并将其撤离武汉进行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也被武装押送到劳改农场。
据统计，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000余人，仅武汉市就有600多人死于非命，66000多人伤残。
王洪文血洗“联司”
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风暴”中摘到“桃子”之后，实行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方针，各级领导干部统统靠边站，大批领导干部被抓、被斗，甚至被打、被抄家。
王洪文，这个当时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造反司令”，自从揭竿“造反”起，他就面临着一次又一次“考验”，先是安亭事件及从安亭返回上海后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陷入危机之中，后是在“夺权”过程中，联司与工总司抗争，红革会、工三司、二兵团等扯起“反叛”的旗帜。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滩新一代霸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之后，他力图“保权”，深恐到手了的“桃子”被人家抢走，他要好好地品味“桃子”的滋味，毕竟垂涎已久。
但是，上海滩的局势犹如一个炸药包，一个已插上导火索和雷管的炸药包，因为上海的“桃子”，想得到的人太多了。这个时候，炸药包炸与不炸，就差一颗火星了。
这颗火星，是从上海柴油机厂里迸射出来的。
联司即“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又称“上柴联司”，它虽说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组织，人数也并不多，但是能量却不小。它不仅敢突袭“大员”张春桥的家，以要挟张春桥。而且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向“王司令”挑战，把整个上海滩当成自己活动舞台，联司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新对手的出现，使王洪文大吃一惊，他要利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于是，上海滩终于点燃了炸药包，剧烈摇撼着“一月风暴”后长大的“桃子”树。
1967年，上海滩的夏季，是暴风雨肆虐的夏季，狂风挟着暴雨，裹着雷电，常常是突如其来，又倏然而去。来前，黑云压城，奇热奇闷，去后晴空短暂；又是黑云压城，奇热奇闷，总像在孕育着暴风雨，不知何时会带来场暴风雨。
暴风雨打落了木棉花、打落了凤凰花、打落了芭蕉花，满地败艳残红。
残红不仅是花，还有血，人血。
6月29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总头目杨××当场揭露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呼吁：“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治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滩。
当时的派报《工人造反报》以整版整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虽然带有渲染夸张和报复的感情色彩，但应该说也基本上陈述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10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地形，10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队出入，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训练；11时许，在联司头头指挥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
中午12时左右……一批批联司成员，在指定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速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一场激烈的、残酷的血战开始。
一个联司当场被打倒在地。
一个“东方红”队员头部被石头击中，血流如注。
一个“东方红”队员舞着“警棍”打到联司群众的背后，被打者惨叫倒地。
又一个联司群众昏倒在地。
……
双方损伤惨重：受伤人员达200多人，伤势较重的有50多人。暂时脱离接触。
这次武斗的结果传到王洪文那里去，他狞笑着……
于是，7月18日，在上柴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
在武斗的前沿，联司的人在头头的指挥下，在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地向东方红总部的战士狠命地掷瓦片、石子，用弹弓射铁球和螺丝帽。靠楼架梯子，不少人轮番爬上房顶作战，在楼下的，就用木板遮挡，一阵雨落似的石子扔过去，然后再向前逼近。
武斗进行中，一批石子打完后，有人用平板车不断运来，送上楼顶。打弹弓用的铁球和螺丝帽用完了，有人就一包一包地端上房顶；渴了，有人就用车子运来盐开水和汽水。
这次武斗的场面比前次激烈，人员受伤也比前次多，并且出现了死人现象。
7月29日，王洪文，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召开了工总司头头会，做出了“拔掉上柴联司这颗钉子”的五项决定：
（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张××、王××等人。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工。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
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负责。
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由王秀珍、陈阿大等负责。
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全××等负责。
关于攻击时间，定在8月5日之前。
王洪文还制定了一个《G号行动计划》，包括埋伏、袭击和围攻捉人。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8月4日凌晨，“王司令”下达了进攻命令。
8月4日凌晨，天还没有大亮。突然，沪东郊的旷野上传来马达声、喇叭声和嘈杂的人声。军工路一带郊区出现一支打着工总司旗号的队伍，他们从水路由远而近，把上海柴油机厂包围得严严实实。顷刻，通往上柴的军工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和队伍。据说有近千部车辆和十几万人马，形成了一条长达四五公里的人流。这一带失去了往日特有的宁静和安谧。人们都清楚：工总司发动全面进攻。
工总司的火线指挥部就紧挨着上海柴油机厂。“总指挥”王洪文坐镇在这里。上海柴油机厂的平面图被摊开在地上，“王总指挥”俨然将军一般，用铅笔在上面比划着，约10分钟后，“王司令”及下属出现在上柴门口前面，察看地形、商量进攻方法。此时天空上出现了两架直升飞机，摄影师们正把镜头对准“王司令”，他们记录着“王司令”的“功绩”。
接着，“火线指挥部”命令“部队”到前沿集结待命。
一队队戴着安全帽或草绿色解放帽，手持木棍，有弹弓的工总司造反队员齐刷刷急步跑向指定地点。
一辆辆满载“全副武装”造反队员的卡车疾驶向预定地点。几辆宣传车在前面开路。与此同时，狂热也笼罩着上柴内。钢铁大门后面，堆放着无数乱石、铁板，垒成障碍物。“大敌”当前，联司司令部进行了“战前动员”，立即武装起来，准备坚决反击！同时，通过高音喇叭喊话，呼吁：“厂内厂外工人和群众停止武斗”。“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
然而，王洪文哪管这一套。
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
工总司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揭开了“血洗联司”的序幕，担任进攻主门任务。战斗一开始，面对着联司震耳震心的高音喇叭，王洪文怒不可遏，高喊：“他妈的，先把联司门口造谣的喇叭拆下来！”
语音刚落，一个名叫黄金海的“敢死队员”头头，率人便向厂门口冲去，但被联司的弹弓打了回来。
王洪文气急败坏，下令切断柴油机厂的总电源。10时以后，联司的高音喇叭便成了哑巴。
工总司先头部队冲不进重兵把守的大门口，灵机一动，便调来大吊车，撞开了大铁门。由于厂门口防守严密强攻不行，便决定正门佯攻，左侧主攻，“敢死队员”用大木头和大型铲车撞破了门口左侧一段围墙，高喊着“怕死不是造反队”，“誓死砸烂臭联司”的口号，攻进厂区。
这是一场石头对石头、木棍对木棍、铁棍对铁棍、面对面的短兵相接的血战。
一名工总司造反队员舞着一根铁棍向一名联司群众头顶砸下来，被联司队员一记弹弓射中手背，哎哟一声，血流了出来，直往下滴。
另一名联司队员从窗口被推下楼，头摔破，鲜血涌出，染红好大一块地。
砖头、石块、铁器等像冰雹一样，从天而降。更令人吃惊的是，从楼上扔下的还有硝酸、黄磷、燃烧瓶、汽油及弹弓射下的螺丝帽。
屋顶上，联司战士眼睛喷着火；屋顶下，工总司队员损伤惨重，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了起来，一时上柴战场，火光冲天烟雾腾腾。
王洪文只穿一条裤头，挥着手，在那大声发布命令。他本来就红得见血的眼睛更像是要喷火。
王洪文命人运来了燃烧瓶和浓硫酸。
浓烈的硫酸味随着四起的火舌在大楼内弥漫，令人窒息，更可怜的是被硫酸液溅上的人，皮焦肉烂，呼天嚎地。
几个小时的强攻，工总司占领了食堂，断掉了联司的水和粮，又搭起云梯，或从落水管、门窗，以灭火器开路，口中念着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定，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向分布在几座厂房顶上的群众不停顿地进攻。
登上平台的工总司队员往下打，下面的队员又往上攻。联司队员被重重包围，上下夹攻，工总司造反队员的棍、矛、弹弓在步步逼近。联司人员有的冲向楼边，稍稍不注意，就掉到楼下去……
王洪文又严令“敢死队员”在天黑之前结束战斗，并且下令调来17辆消防车，动用水压在100磅以上的大炮水枪，从1000米以外的河滨接力打水，向守楼的联司成员凶猛地喷射。
联司顿时溃不成军，准备从水路逃跑。
而此时，联司水上退路已被王洪文的得力助手、上海滩有名的“战斗英雄”、“造反大将”陈阿大切断。陈阿大率领的“兵团”，从中华造船厂调来了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将黄浦江封锁住了。
前无通路，后有追兵。联司成了“瓮中之鳖”。
工总司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放下武器、下来不打！”
“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
联司成员个个成了俘虏，联司“司令”也未能幸免，杨仲池被当场活捉。
晚6时20分左右，战斗基本结束。
对俘虏的联司人员，一律先给予“头上开花”，“面部挂彩”，并且强令他们作举手投降姿态，嘴里反复叨念“联司必败”等口号。
接着下来就是男俘一律剥去上衣，女的撕破上衣。黄金海上前拉过一女俘，手往上衣里面一伸，竟然当着众人干起了调戏勾当。女俘不服，两个造反队员冲了过去，揪住女俘的头发，两手乱摸起来，猛地将白的确良衬衣撕破了。脸上、身上满是利爪抓过的伤痕，鲜红的血渗红了白衬衣。
劫后的上柴惨不忍睹，许多联司人员头部流血，遍体鳞伤，横七竖八地昏死在路旁，像货物一样，一个个被扔上了卡车……聚集在“上柴厂”工房前的职工家属们，有的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悲痛，泣不成声。有的甚至向那些现场指挥战斗的大小头目们跪下求情。她们得到的回答却是拳打脚踢和谩骂。
“八・四狂风”刚过去，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绩”，王洪文又在上海“补课”。所谓“补课”就是“补打”。凡是8月4日那天未进厂的联司人员，无论是头头还是成员，几乎无一遗漏地遭到审讯、毒打。厂里私设的公堂，刑房达50多处，刑具有数十种之多。
上柴的损伤相当严重，仅8月4日的“战斗”，使上柴全厂停工、停产两个月，减少产值500万元，利润降低175万元，物质损伤355万元，房屋设备损坏的修理费14.08万元。
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柴乃至整个上海滩。
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王洪文兼任了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除了上面我们谈到的几个“大事件”外，全国还有许多地方“揭竿而起”。
在广西，武斗双方动用了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狂轰乱炸、血肉模糊。幸存者回忆当年，仍面如土色：“死了那么多红卫兵，惨！”
在广东，造反派一面夺权，一面挑起武斗，阳江血泪，海丰厮杀，此起彼伏……
在四川，攻占兵工厂，抢夺枪支弹药，高射炮平扫朝天门，坦克横冲直撞……巴蜀陷入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中。
在青海，派别林立，武装游行，军队介入。
……
为了制止武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67年6月6日联合发布通令，命令：“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杀人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财产。”
之后，中共中央又在1967年6月24日发出关于“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夺枪，不打枪”等项规定。毛泽东也发出一条又一条有关“大联合”的指示。
但无论是《通知》，还是“最高指示”，都制止不了全国各地日益发展的武斗。
直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除台湾省外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一片红”。
在“全国一片红”的基础上召开了党的九大。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内战”局面的基本结束。
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闻风而动的“老团”和“老四”急忙厉兵秣马，不打无准备之仗。
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熏，直把“老四”成员呛得直咳嗽。
谢、王这种公开支持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广大军民的极大反感。
毛泽东扔掉手里的烟头，意味深长地说：“林彪真的有一手！”
北京，好像一锅粥
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北京的红卫兵通过分化组合，形成了新的派系格局。在大专院校，主要是“天派”和“地派”的对立。
在中学，红卫兵形成“老红卫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老红卫兵派”指红卫兵的最初发起者，他们多出身于高干家庭，或者是“红五类”，根正苗红。他们出于保卫红色政权，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热情成立红卫兵，并参加一系列“革命活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要保护的领导一个个被打倒了，干部子弟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于是在1966年11月他们便成立跨校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四，三派”以江青1966年4月3日讲话命名。在这次讲话中，江青批评1966年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立即受到那些文革初期因家庭不好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他们自称为“四，三派”，这些人不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
“四，四派”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的讲话命名，由于江青的讲话打击了众多红卫兵组织，反应强烈，4月4日，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又肯定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这一观点立刻受到大部分红卫兵的欢迎，遂命名为“四，四派”。“四，四派”主要是平民子弟，属于愿意复课的“保守派”。
派系格局的形成，无形中在两派之间撒下了冲突的种子。他们先是在各派团体之间，利用自办的小报唇枪舌战，继而随着舌战温度的上升，便出口就骂，动手便打，直到发生大规模的武斗。
如北京二中的“四，四派”，与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公社。
北京二中“四，四派”攻击“三司”的大字报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就是“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其主要成员来自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公社。面对“四，四派”的如此污辱，他们哪甘示弱。
于是他们利用理工科大学的条件，自己制造手枪、手榴弹、长矛、土坦克、穿甲弹等武器，还挖地道，修工事，筑碉堡等。其争斗场面，令人发指，惨不忍睹。
还是让我们一件件慢慢道来吧。
“联动”六冲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会议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牛皖平和其他几个人是最近才从外地回到北京的。“外地全乱得像一锅粥！”这个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本来是想到外地开开眼界，找点“革命感觉”。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只搞6个月，斗、批、改三个阶段吗？他和校“文革”的几个人就曾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可是西安、武汉、广州……一路上，他们所到之处，省委、市委的各级班子机构都瘫痪了，造反派的“炮轰”正逐步升级。他们是带着满腹疑团回到北京的。
而作为“革命”中心的北京，更是一番“黑云压城”的景象：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崛起的蒯大富，聂元梓，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他们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旗号，到处乱打。而他们的幕后操纵者，就是中央文革。
提起“中央文革”，青年们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了。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
“为什么不能对当前的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干到底！”会上有人提议。
这个建议一发出，立刻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响应。
“现在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团’也太俗气，我看就叫‘联合行动委员会’吧……”“对，这个名字好！”会议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末了，有人还建议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和大学的红卫兵相区别。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北大附中的宫小吉起草了“联动宣言”，宣言写道：
只有一条道路，拉出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12月5日是联动正式成立的日子。这天夜里，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制了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些标语，就好像是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阵猛烈的炮击，令人防不胜防。由此，一场残酷的腥风血雨悄悄来临。
联动成立后，锋芒毕露、四面出击。12月2日，牛皖平等10余人来到一个由蒯大富、聂元梓控制的组织，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三司的围攻。牛皖平等寡不敌众，只得夺门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派出石油附中、农大附中的20余人前往三司。谁知，三司竟用电话调来上千人，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如箭在弦上，随时可爆发大规模冲突。经周恩来、周荣鑫等的调解，直至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才将联动成员放走。
矛盾因此愈演愈烈。
12月16日，北京市红卫兵联合会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会上，江青突然点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的名字，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让他们到台前低头认罪。接着，江青还大骂一些中学红卫兵和干部子弟“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联动成员愤怒了。12月26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的联动第一次大会上，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话时，立即整个会场沸腾了。红卫兵小将们发狂似的蹦起来，跳上椅子或桌子，狠命地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在圆形的屋顶下飘舞到剧场门外，还放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竹。
联动成员的举动，令中央文革坐不住了。他们决定解散以联动为核心的红卫兵纠察队，严惩“首恶分子”。
1967年1月17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造反派”突然召开大会，安排联动成员、原校筹委会主任赵战平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下午3时，赵战平的检查还没做完，包括北航红旗在内的13个大专院校共3000多人突然包围了会场，同时公安局还出动了50余名警察，抓走了赵战平等。接着他们便以捕俘联动巨头为名，在西、东单、王府井等处，押着“战俘”游街示众，以欢庆所谓的“胜利”。
1月19日，聂元梓、蒯大富等又纠集了上万人马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地石油附中。通过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把任志明、马晓军等联动干将逮捕了。
1月25日，下午4时，谢富治再次指挥聂元梓、蒯大富调集3万人马，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似的，师生一概许进不许出。5时左右，搜捕开始了，所有的教室、宿舍被统统踢开，暖气道被拆开，天花板被踩坏。
当时在校的320名职工的宿舍有一半被抄，前后抓走32名学生。
这一罪恶行径激起了联动成员极大愤怒。他们看出幕后操纵者是中央文革，于是就向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要人。但联动代表几次到公安部要求面见谢富治，他就是避而不见。气愤的联动成员就在公安部的墙壁上刷上了“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
据联动的死对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当时出版的《井冈山》报记载：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联动先后六次冲击了公安部。
清华百日大血战
“清华”二字原本知之者甚少，只因后来有了名扬四海的清华大学，人们才追溯起清华的历史。
清华园据记载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侯的庄园。明朝灭亡之后，崛起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代们对造园子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自然，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华园以它独特的个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其中就有咸丰皇帝。据传高悬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大门上端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就为咸丰的御笔亲书。
清末，社会变革的发展，使满清皇帝不得不废科举，仿效西方建立学堂。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被退回的一部分资金，创造了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为清华大学。
解放初期的清华大学，规模、设备都明显不足和陈旧。解放后，特别是蒋南翔由团中央书记改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学校有了较大的发展。
到了本世纪60年代，清华大学便与中国的政治斗争连一起了。继附中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红卫兵后，清华园内的大学生们也积极响应。1968年，清华园内燃起派仗之火。交战的双方，一方是以红卫兵领袖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俗称老团）和以沈××为首的四，一四派（俗称老四）。
双方酣战百日，使昔日美丽、宁静的清华园一时枪声四起、碉堡林立，钢丝网遍布，成了现代战场。派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持续了三个来月，共打死十人，伤残者不计其数，造成了闻名全国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老团”的头目是蒯大富，非常激进，极力主张对“一小撮走资派”和“黑帮分子”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而相对说来，“老四”在很多问题上要温和一些。清华校内发生的几起事件，使“老团”与“老四”之间剑拔弩张。昔日同坐一间教室的同桌，便翻脸不认人，只想互相厮杀，欲置对方于死地。
随着全国局势的混乱，武斗之风已有所蔓延。闻风而动的“老团”和“老四”急忙厉兵秣马，不打无准备之仗。
那时，除“老团”手中有少许枪支外，双方基本上还是靠拳头和冷兵器来征服“敌人”。有趣的是，白天，交战双方趁“战火熄灭”之际，都假装蒙头睡大觉。其实，各自的“侦察兵”已在校园内四处“探宝”。凡存放钢材、石头、木棍等一切可充作战器的材料之处，都被“侦察兵”探得一清二楚。夜幕一降临，大批人马便开始行动。
双方还抓紧时间，储存战备物质，像面粉、炊具、煤炭等，都成了紧俏品。
光有这些，双方还不满意。要想置“敌人”于死地还必须有现代化的武装。清华是中国堂堂第一理工科大学，各种专业应有尽有，加上校内教学实习工厂设备齐全，在极少数“革命教师”的指点下，造点武器又有何难？
于是，土枪土炮，燃烧弹、甚至连土坦克、装甲车都造出来了。至于炸药和手榴弹，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学机械的精于造枪造炮、造坦克，那么学化工的弄出点炸药也是易如反掌。学土木工程的又岂甘落后？赶紧在校园内察看地形，抢占有利据点，垒起自己的“杰作”，构造出像当年蒋介石据守长江天险那样“固若金汤”的地堡和掩体。
武器、粮草备足了，“老团”、“老四”便赶忙着手成立武斗指挥班子，以便部署“战略战术”，发号施令。
首先，双方开始大规模抢占建筑物，以作据点。
“老团”占领东区的7号楼、8号楼和西区的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等处。
“老四”则抢占了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位于清华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
双方都占据了有利地形后，便采取措施积极备战。被子、衣物等都从寝室拿来；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乃至柴火、煤炭等都被拖到固定地点；至于面粉、大米等每天必须的食物，则一袋袋从饭堂里拖来，堆在门窗后以躲枪子袭击。
这一切，显然是作持久战的准备了。
1968年4月，清华大学两派红卫兵，在老蒯（蒯大富的爱称）的煽动下，终于干了起来。起因是老蒯怀疑“老四”收买了自己队伍中的叛徒，遂命人绑架了两个“老四”派的人一顿毒打，谁知“舌头”坚强不屈。于是，老蒯心生一计，编造了一份“供词”，让“老团”用来对“老四”进行宣传攻势，以证明“老四”都是些“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派”。
以牙还牙，“老四”毫不示弱，他们出于同样的目的也绑架了“老团”的一名大将。
火终于点起来了。
交战之初，双方仅凭一付拳头，可肉毕竟不如钢厉害。双方立即用上棍棒、刀剑、长矛，渐渐地，又觉这样近距离的肉搏战也不过瘾，于是又换上弓箭和强大的投掷器。武器不够，就地取材，自行车内胎稍经加工就是有力的发射器，包上一块石头射向对方，对方立刻抱头鼠窜。
4月23日，双方为争一辆救护车，用大弹弓互射达3小时之久。
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又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拼命反击，战事又起。
就这样，双方打来打去，互有死伤。每个狂热分子都红了眼，全然不顾后果，向对方发出最后通牒。小范围冲突随即被突击队行为所代替，小规模的游击战逐步升级成正规战斗。
到5月30日，双方战斗又上升到一个崭新阶段。
这天凌晨3点整，蒯大富亲自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电厂，下令全校断电，随即向东区浴室的10多名“老四”派发起攻坚。
盘踞在东区浴室的老四人员虽少，却顽强无比。他们见老团的突击队搭起云梯欲冲上浴室楼楼顶，立即将事先准备好的砖头、石块，像倾盆大雨一般砸过来，直揍得“攻坚战士”嗷嗷嚎叫。
此招不灵，“老团”立即改用自制燃烧弹火攻。对方一小头目被烧伤，眼看溃不成军，危急时刻，他们的救兵到了。
这些援兵手执长矛、棍棒、气势汹汹。“老团”战士见状，急调一辆自制坦克前来助战，这坦克横冲直撞，一名“老四”战士退却不及，当场辗死。
见“战友”牺牲了，“老四”可红了眼，刀枪并举，一名“老团”成员也不幸被长矛穿胸而“光荣牺牲”。
“老团”加紧了攻势，蒯大富手提盒子枪坐镇指挥。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熏，直把“老四”成员呛得直咳嗽。最终全线崩溃，只得弃楼退守科学馆。
“老四”退守科学馆的整整有100人。他们进馆以后，首先构筑工事，加强防范措施，以备老团偷袭。
与此同时，“老团”在科学馆四周建立了封锁点。一天，有个叫杨志军的“老四”成员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立刻从老团的工事里射出一颗子弹，杨志军当场毙命，同伙见状，一阵惊吓后，连拖带抢，将杨的尸首弄回馆内。
不久，又有一名“老四”战士被“老团”射中。
随着封锁越来越严密，外面的给养根本无法进来，大米、蔬菜早已吃光。老四战士饱尝了被困的滋味，每天不得不限制口粮，将仅剩的一点面粉，做成馒头，蘸着盐水吃。
进入7月份后，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并下令：“有进出者，可以开枪，死了人总部负责。”
终日被困于科学馆的近百名老四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动手挖地道。
尽管孤军困守两个多月，大家几乎奄奄一息，但求生的欲望激起了他们最原始的潜能。近百名汉子轮流上阵，学老愚公精神，挖土不止。
眼看大功告成，可又生出枝节。
原来老四挖地道的声音惊动了老团的人。他们也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将“老四”的地道拦腰截断，要不是老四战士溜回堡垒动作神速，险些被人家生擒。
“老团”在地道中塞满炸药。轰隆一声，“老四”近百号战士的血汗随着尘土和硝烟飘散在空中。
眼看“老四”全体“战士”就要被生擒活捉。
1968年7月27日，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总厂等数家厂矿的产业工人组成的一支5000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和清华。
工宣队的进驻，使清华园中的两派暂停了厮杀，调转枪口一齐对准他们。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骄横不可一世的蒯司令，根本没把工宣队放在眼里，仗着人多势众，不时瞅住战机对工宣队员进行扭打和撕扯，尤其是那些身体单薄的工宣队员，稍有不慎，便被“老团”揪出，饱餐暴风骤雨般的拳头。
工宣队在红卫兵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工宣队大小头目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得悻悻地打电话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讨教对策。
得到答复说：暂时撤回。
只两个多小时的功夫，工宣队便鸣金收兵，在红卫兵小将们的一片喝彩声中低着头离开清华。
然而5个小时后，重新集结的上万名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分七路，再次向清华大学挺进。工宣队员和解放军战士手捧“红宝书”，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向红卫兵封锁线进发。这一回，在强大的攻击面前红卫兵真抵挡不住了，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很快，溃散到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个据点负隅顽抗。
工宣队和解放军拥进清华后，首先展开宣传攻势，令“老团”和“老四”立即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了武器。
在这之前，科学馆的屋顶已被蒯司令部署施放的燃烧弹炸塌。在工宣队的护卫下，“老四”的成员被带到安全地带。
再看看这98名“守军”，原先的整整百名战将，已有两名“光荣牺牲”，他们的尸体，在炎热的7月，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腐臭。剩下的一个个蓬头垢面、面黄肌瘦，头发一尺多长，犹如街上的叫花子一般。
与此同时，蒯大富率领“老团”仍在两个据点拼命顽抗。更有胆子大者，躲在暗处向工宣队打冷枪，致使五名工宣队员不幸饮弹身亡。
工宣队员和解放军冒着倾盆大雨，继续向这两个据点冲击。他们头顶着被子或课桌，猫着腰，一批又一批地往里冲。乱石如雨，直砸得桌面砰砰响。
“老团”实在顶不住了。蒯大富三次令“长矛队”打头阵，企图冲开包围圈。
到傍晚时分，除了蒯大富等核心人物突围外，其他老团人员不得不打出白旗，与工宣队谈判。
仅7月27日这一天，工宣队员计有5人被打死。伤约700人，失踪143人。基本上解决了“清华百日大武斗”。
“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
1967年夏天，北京发生了“清华百日大血战”，武汉也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这就是“七・二$事件”。当时它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且被加上了“揪斗、围攻、殴打中央代表”，“武汉军区搞兵变”等吓人的帽子。
外电在当时也纷纷报道：“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等消息。
事情的真相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当时，武汉地区也像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两大派组织，一派叫“百万雄师”一派叫“三钢三新”。这两派时有武斗发生。
2月初，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2月8日，他们利用《长江日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
在这篇声明中，他们提出要：“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开一条血路来！”等口号。
2月9日，造反派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
与此针锋相对，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公开指出《二・八声明》“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号召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把在武汉地区煽动闹事、搞打砸抢抓抄的一派组织头头朱鸿霞等人拘捕起来。
紧接着，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吸收一批原省市负责干部成立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全省大动乱局面一度有所缓和。
然而，这种稳定的局面，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了身在北京的林彪和江青的关注。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成员根据武汉北航红旗战斗队对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王力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的造反行动。
随后，配合这篇社论，又公布了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与《八条命令》针锋相对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于是，武汉造反派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意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坚决为工总翻案”，“打倒陈再道”（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等，把斗争矛头直指武汉军区。
4月16日，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这样，武汉已趋于稳定的局势急转直下。
6月17日，在汉口最繁华的地区――中山大道六渡桥段，两派群众展开了大规模武斗。那天，骄阳似火，酷热难当。然而，“勇士们”的斗志丝毫不减：刀出鞘、弹上膛，仿佛面对的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哪里还是同胞？！
昔日繁华地中山大道，现在架起了机关枪，双方“勇士”们躲在由沙包堆成的掩体后射击。
从当时“激战”后写就的几首广为流传的红卫兵的歌中，“激战”的场面及参斗者的心态可见一斑：
请松一松手，松一松手啊！亲爱的战友！交给我的吧，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联，已经摆满你躺下的街头……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她咬着出血的嘴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
还有一篇《放开我，妈妈！》作者吴××，系武汉人。
放开我，妈妈！别为孩子担惊受怕。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终日徘徊在屋檐下；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20年前，爸爸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
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造反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
等着我们的胜利捷报吧，妈妈……
从这两篇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七・二事件前夕，武汉地区武斗的残酷、激烈，透过它，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无情地渗入到了每一个家庭、个人的生活，把人们的宁静击得粉碎。
据统计，在1967年上半年度内，武汉地区共发生武斗事件300多次，有16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15000多人轻伤。
到6月的盛夏季节，全国“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气温猛升，然而，此时的革命的温度更高――伤残者，随处可见；死尸遍及街头，在烈日的暴晒下，其景象真是残不忍睹。
武汉的武斗引起了北京的重视。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省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道康生批准的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28日，武汉军区根据中央文革26日来电，发出制止武斗的通知，但仍没有控制武斗局势的发展。7月1日以后，“百万雄师”以武力夺取“三钢”、“三新”等组织的根据地，武斗更趋激烈。
7月14日清晨，周恩来总理亲自飞抵武汉。周总理希望平息紧张局势，说服两派和解。同时，也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
中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和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王力带着北航红旗的4个造反派代表，也从成都来到武汉。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也来到武汉，下榻东湖宾馆。
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就违反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并在湖北大学门口，有意识地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王力高声向造反派宣布：
“你们是真正的造反派，我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表示慰问！”
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的血沸腾了！7月15日，他们举行盛大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
他们激动地一遍遍高呼：“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7月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开会，听了谢、王汇报成都、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办法。
会上提出要给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并认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由谢富治、王力委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谢富治和王力公开身份后，周恩来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7月15日和16日晚，谢、王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倾向性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他们。7月17日晚谢、王又跑到百万雄师联络站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名单。
名单开好后，谢把名单装了口袋就一句话也不说了（7月27日，名单上的13人一起被捕），王力也只是说些百般无奈的话。
谢、王这种公开支持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广大军民的极大反感。“百万雄师”有针对性地贴出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标语口号还点出了王力的名字，要他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
7月18日晚，毛泽东同陈再道等人谈了话，周恩来飞回北京。谢富治、王力在周恩来走后更加为所欲为，他们刚从机场送行回来，就直接跑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佩戴造反派袖章，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王力疯狂地喊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打击，受压抑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谢富治和空军负责人刘丰等人也表示要和造反派站在一边。谢富治、王力等人这天晚上的活动，成为七・二事件的导火线。
7月19日，造反派出动许多广播车，用高音喇叭到处播放谢、王在造反派总部的讲话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司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的言论立即激怒了武汉的群众和解放军。
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有一份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窃居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云南等省，均出现‘谭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二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市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陈再道等武汉军区几位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赶到现场做群众工作，并告诉王力。他们心急如焚，生怕事态进一步扩大。
当天深夜，百万雄师的一部分成员携带棍棒、大刀、梭镖，乘军车占领了武汉市机场和铁路车站等军事要地。
在那些地方，他们得到8201部队装甲车的支持。武汉在一夜间，到处刷满了“打倒王力和谢富治”的标语。
仲夏之夜的武汉像个大蒸笼，没有一丝凉意，使人感到闷热、烦躁。清寂的街头，弥漫着几丝血腥和硝烟味儿。一场重大事件似一座即将爆炸的火山，一触即发……
7月20日来临了。这是老将军陈再道戎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它给他带来的屈辱和创伤将永远留在他的心灵深处。
清晨，陈再道怀着复杂烦闷的心情，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东湖宾馆。刚一坐定，“百万雄师”的200多名代表就愤愤然地冲了进来。把守东湖宾馆的8201部队正和他们是一派，敞开了宾馆大门。因此，他们没有受到阻挡，就冲了进来，叫喊着要王力回答问题。
王力一听见找他的风声，就吓得呆在屋里一动也不敢动了。
陈再道和谢富治把群众劝到里面去谈话，结果谈得颇为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王力一看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
谁知，刚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
就在“百万雄师”的代表即将离去之际，以军区独立师和21师战士为主的群众旋风似地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
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群众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武汉军区大院。
到了军区大院，先是围攻，后是坐“喷气式”，接着就是游斗，王力的一条胳膊被打断，这次的苦头吃得着实不少。
与此同时，武汉三镇街头像开了锅。数千辆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武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人们一路张贴标语，一路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茫，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这期间，“百万雄师”收到了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信。7月22日，成都×××部队的红卫兵给陈再道的信中说：
“最亲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行动……一不做，二不休，为革命先烈复仇……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二事件”。
群众这样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是想以此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
事后，毛泽东问邱会作：“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
邱会作答：“武汉的天已不是主席的天了！”
毛泽东又不动声色地问：“林彪了解这里的情况吗？”
“他很了解，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他怎么关心？”毛泽东似乎感兴趣。
“25军的3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40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进来，预计今晚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扔掉手里的烟头，意味深长地说：“林彪真的有一手！”
毛泽东又转过身问身旁的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呢？”杨成武答道：“林彪已调二人进京了。”
而此时在北京，周恩来惊悉武汉出事后，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当机立断，连夜安排毛泽东飞往上海。然后自己带了两架飞机，亲自飞临武汉。这就是周恩来，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像个消防队员，哪里有警报，他就立刻出现在哪里。
7月22日下午，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林彪、江青组织数十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
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调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回京；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7月23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事件”。
7月26日上午，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谢富治先放了“一炮”，声称：七・二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谢富治过去曾是陈再道的部下，现在，陈再道低头，弯腰，听着谢富治的一派胡言，心里实在想不通！这就是以前那个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人么？
其实，这并不奇怪，自古就有句俗语叫做：翻脸不认人！
谢富治的第一炮余音未落，吴法宪就跃跃欲试了，他竟冲上前去，伸手打了陈再道两耳光。坐在一旁的江青见状却心花怒放，说：“吴司令，不错，是造反派的风格。”
接着，他们还指使他人，对陈再道“轮流作战”，直把这位老将军折磨得伤痕累累。也就在7月27日这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在“声讨七・二事件”，“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冲击下，全军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戴上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帽子，被批斗、监禁、迫害，甚至连公社人武干部、大队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小人物”。
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还亲自下达命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并将其撤离武汉进行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也被武装押送到劳改农场。
据统计，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000余人，仅武汉市就有600多人死于非命，66000多人伤残。
王洪文血洗“联司”
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风暴”中摘到“桃子”之后，实行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方针，各级领导干部统统靠边站，大批领导干部被抓、被斗，甚至被打、被抄家。
王洪文，这个当时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造反司令”，自从揭竿“造反”起，他就面临着一次又一次“考验”，先是安亭事件及从安亭返回上海后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陷入危机之中，后是在“夺权”过程中，联司与工总司抗争，红革会、工三司、二兵团等扯起“反叛”的旗帜。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滩新一代霸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之后，他力图“保权”，深恐到手了的“桃子”被人家抢走，他要好好地品味“桃子”的滋味，毕竟垂涎已久。
但是，上海滩的局势犹如一个炸药包，一个已插上导火索和雷管的炸药包，因为上海的“桃子”，想得到的人太多了。这个时候，炸药包炸与不炸，就差一颗火星了。
这颗火星，是从上海柴油机厂里迸射出来的。
联司即“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又称“上柴联司”，它虽说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组织，人数也并不多，但是能量却不小。它不仅敢突袭“大员”张春桥的家，以要挟张春桥。而且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向“王司令”挑战，把整个上海滩当成自己活动舞台，联司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新对手的出现，使王洪文大吃一惊，他要利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于是，上海滩终于点燃了炸药包，剧烈摇撼着“一月风暴”后长大的“桃子”树。
1967年，上海滩的夏季，是暴风雨肆虐的夏季，狂风挟着暴雨，裹着雷电，常常是突如其来，又倏然而去。来前，黑云压城，奇热奇闷，去后晴空短暂；又是黑云压城，奇热奇闷，总像在孕育着暴风雨，不知何时会带来场暴风雨。
暴风雨打落了木棉花、打落了凤凰花、打落了芭蕉花，满地败艳残红。
残红不仅是花，还有血，人血。
6月29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总头目杨××当场揭露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呼吁：“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治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滩。
当时的派报《工人造反报》以整版整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虽然带有渲染夸张和报复的感情色彩，但应该说也基本上陈述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10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地形，10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队出入，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训练；11时许，在联司头头指挥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
中午12时左右……一批批联司成员，在指定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速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一场激烈的、残酷的血战开始。
一个联司当场被打倒在地。
一个“东方红”队员头部被石头击中，血流如注。
一个“东方红”队员舞着“警棍”打到联司群众的背后，被打者惨叫倒地。
又一个联司群众昏倒在地。
……
双方损伤惨重：受伤人员达200多人，伤势较重的有50多人。暂时脱离接触。
这次武斗的结果传到王洪文那里去，他狞笑着……
于是，7月18日，在上柴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
在武斗的前沿，联司的人在头头的指挥下，在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地向东方红总部的战士狠命地掷瓦片、石子，用弹弓射铁球和螺丝帽。靠楼架梯子，不少人轮番爬上房顶作战，在楼下的，就用木板遮挡，一阵雨落似的石子扔过去，然后再向前逼近。
武斗进行中，一批石子打完后，有人用平板车不断运来，送上楼顶。打弹弓用的铁球和螺丝帽用完了，有人就一包一包地端上房顶；渴了，有人就用车子运来盐开水和汽水。
这次武斗的场面比前次激烈，人员受伤也比前次多，并且出现了死人现象。
7月29日，王洪文，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召开了工总司头头会，做出了“拔掉上柴联司这颗钉子”的五项决定：
（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张××、王××等人。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工。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
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负责。
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由王秀珍、陈阿大等负责。
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全××等负责。
关于攻击时间，定在8月5日之前。
王洪文还制定了一个《G号行动计划》，包括埋伏、袭击和围攻捉人。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8月4日凌晨，“王司令”下达了进攻命令。
8月4日凌晨，天还没有大亮。突然，沪东郊的旷野上传来马达声、喇叭声和嘈杂的人声。军工路一带郊区出现一支打着工总司旗号的队伍，他们从水路由远而近，把上海柴油机厂包围得严严实实。顷刻，通往上柴的军工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和队伍。据说有近千部车辆和十几万人马，形成了一条长达四五公里的人流。这一带失去了往日特有的宁静和安谧。人们都清楚：工总司发动全面进攻。
工总司的火线指挥部就紧挨着上海柴油机厂。“总指挥”王洪文坐镇在这里。上海柴油机厂的平面图被摊开在地上，“王总指挥”俨然将军一般，用铅笔在上面比划着，约10分钟后，“王司令”及下属出现在上柴门口前面，察看地形、商量进攻方法。此时天空上出现了两架直升飞机，摄影师们正把镜头对准“王司令”，他们记录着“王司令”的“功绩”。
接着，“火线指挥部”命令“部队”到前沿集结待命。
一队队戴着安全帽或草绿色解放帽，手持木棍，有弹弓的工总司造反队员齐刷刷急步跑向指定地点。
一辆辆满载“全副武装”造反队员的卡车疾驶向预定地点。几辆宣传车在前面开路。与此同时，狂热也笼罩着上柴内。钢铁大门后面，堆放着无数乱石、铁板，垒成障碍物。“大敌”当前，联司司令部进行了“战前动员”，立即武装起来，准备坚决反击！同时，通过高音喇叭喊话，呼吁：“厂内厂外工人和群众停止武斗”。“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
然而，王洪文哪管这一套。
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
工总司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揭开了“血洗联司”的序幕，担任进攻主门任务。战斗一开始，面对着联司震耳震心的高音喇叭，王洪文怒不可遏，高喊：“他妈的，先把联司门口造谣的喇叭拆下来！”
语音刚落，一个名叫黄金海的“敢死队员”头头，率人便向厂门口冲去，但被联司的弹弓打了回来。
王洪文气急败坏，下令切断柴油机厂的总电源。10时以后，联司的高音喇叭便成了哑巴。
工总司先头部队冲不进重兵把守的大门口，灵机一动，便调来大吊车，撞开了大铁门。由于厂门口防守严密强攻不行，便决定正门佯攻，左侧主攻，“敢死队员”用大木头和大型铲车撞破了门口左侧一段围墙，高喊着“怕死不是造反队”，“誓死砸烂臭联司”的口号，攻进厂区。
这是一场石头对石头、木棍对木棍、铁棍对铁棍、面对面的短兵相接的血战。
一名工总司造反队员舞着一根铁棍向一名联司群众头顶砸下来，被联司队员一记弹弓射中手背，哎哟一声，血流了出来，直往下滴。
另一名联司队员从窗口被推下楼，头摔破，鲜血涌出，染红好大一块地。
砖头、石块、铁器等像冰雹一样，从天而降。更令人吃惊的是，从楼上扔下的还有硝酸、黄磷、燃烧瓶、汽油及弹弓射下的螺丝帽。
屋顶上，联司战士眼睛喷着火；屋顶下，工总司队员损伤惨重，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了起来，一时上柴战场，火光冲天烟雾腾腾。
王洪文只穿一条裤头，挥着手，在那大声发布命令。他本来就红得见血的眼睛更像是要喷火。
王洪文命人运来了燃烧瓶和浓硫酸。
浓烈的硫酸味随着四起的火舌在大楼内弥漫，令人窒息，更可怜的是被硫酸液溅上的人，皮焦肉烂，呼天嚎地。
几个小时的强攻，工总司占领了食堂，断掉了联司的水和粮，又搭起云梯，或从落水管、门窗，以灭火器开路，口中念着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定，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向分布在几座厂房顶上的群众不停顿地进攻。
登上平台的工总司队员往下打，下面的队员又往上攻。联司队员被重重包围，上下夹攻，工总司造反队员的棍、矛、弹弓在步步逼近。联司人员有的冲向楼边，稍稍不注意，就掉到楼下去……
王洪文又严令“敢死队员”在天黑之前结束战斗，并且下令调来17辆消防车，动用水压在100磅以上的大炮水枪，从1000米以外的河滨接力打水，向守楼的联司成员凶猛地喷射。
联司顿时溃不成军，准备从水路逃跑。
而此时，联司水上退路已被王洪文的得力助手、上海滩有名的“战斗英雄”、“造反大将”陈阿大切断。陈阿大率领的“兵团”，从中华造船厂调来了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将黄浦江封锁住了。
前无通路，后有追兵。联司成了“瓮中之鳖”。
工总司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放下武器、下来不打！”
“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
联司成员个个成了俘虏，联司“司令”也未能幸免，杨仲池被当场活捉。
晚6时20分左右，战斗基本结束。
对俘虏的联司人员，一律先给予“头上开花”，“面部挂彩”，并且强令他们作举手投降姿态，嘴里反复叨念“联司必败”等口号。
接着下来就是男俘一律剥去上衣，女的撕破上衣。黄金海上前拉过一女俘，手往上衣里面一伸，竟然当着众人干起了调戏勾当。女俘不服，两个造反队员冲了过去，揪住女俘的头发，两手乱摸起来，猛地将白的确良衬衣撕破了。脸上、身上满是利爪抓过的伤痕，鲜红的血渗红了白衬衣。
劫后的上柴惨不忍睹，许多联司人员头部流血，遍体鳞伤，横七竖八地昏死在路旁，像货物一样，一个个被扔上了卡车……聚集在“上柴厂”工房前的职工家属们，有的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悲痛，泣不成声。有的甚至向那些现场指挥战斗的大小头目们跪下求情。她们得到的回答却是拳打脚踢和谩骂。
“八・四狂风”刚过去，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绩”，王洪文又在上海“补课”。所谓“补课”就是“补打”。凡是8月4日那天未进厂的联司人员，无论是头头还是成员，几乎无一遗漏地遭到审讯、毒打。厂里私设的公堂，刑房达50多处，刑具有数十种之多。
上柴的损伤相当严重，仅8月4日的“战斗”，使上柴全厂停工、停产两个月，减少产值500万元，利润降低175万元，物质损伤355万元，房屋设备损坏的修理费14.08万元。
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柴乃至整个上海滩。
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王洪文兼任了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除了上面我们谈到的几个“大事件”外，全国还有许多地方“揭竿而起”。
在广西，武斗双方动用了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狂轰乱炸、血肉模糊。幸存者回忆当年，仍面如土色：“死了那么多红卫兵，惨！”
在广东，造反派一面夺权，一面挑起武斗，阳江血泪，海丰厮杀，此起彼伏……
在四川，攻占兵工厂，抢夺枪支弹药，高射炮平扫朝天门，坦克横冲直撞……巴蜀陷入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中。
在青海，派别林立，武装游行，军队介入。
……
为了制止武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67年6月6日联合发布通令，命令：“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杀人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财产。”
之后，中共中央又在1967年6月24日发出关于“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夺枪，不打枪”等项规定。毛泽东也发出一条又一条有关“大联合”的指示。
但无论是《通知》，还是“最高指示”，都制止不了全国各地日益发展的武斗。
直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除台湾省外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一片红”。
在“全国一片红”的基础上召开了党的九大。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内战”局面的基本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