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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天安门拥抱党外朋友（一）
“五一”劳动节口号如同报春惊雷，激荡回响在国内外。
李济深站在大门口，面带微笑，迎接前来祝寿的客人。
港英当局密探和国民党特务看到这个消息，一阵惊慌。
毛泽东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1966年10月1日，一位近八旬的老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位老人就是李宗仁。
这是张治中一生中对毛泽东最坦率、最严厉，也是最后的批评了。
这位中年战犯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香港“秘密客人”登上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几位副主席中，有一位是原担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又成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著名人物，他就是李济深。
李济深，1884年生，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代理师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期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留守广州。
1933年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1947年他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因而遭到蒋介石的嫉恨，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从1948年开始，他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
1948年4月30日，华北解放区重要报纸《晋察冀日报》登载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同时，五一劳动节口号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
五一劳动节口号多达23条。它们把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以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告天下。其中第五个口号的内容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劳动节口号如同报春惊雷，激荡回响在国内外。
与五一劳动节口号同时提出的就是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是毛泽东在城南庄拟就的，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用电话传给西柏坡的周恩来。然后，由周恩来责成机要电台将这封长长的电文发给香港的潘汉年处，请潘汉年面交李济深和沈钧儒。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拟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次会议。
毛泽东在电报进而说：“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各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中国共产党建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迅速在各地和香港传开来。
四天之后，即5月5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等和民盟中央、民进中央、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和在港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
电报中说：
“南京独裁者窃国卖国，史无前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国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佩。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这封电文，因为交通阻隔，毛泽东在三个月后才看到。
于是，在8月1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等复电：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力，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就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李济深等人的意见。
不久，周恩来亲自拟定了一份名单，决定邀请李济深等77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区来参加筹备新政协。
香港罗便臣道92号，半山腰中有一幢小洋房，显得典雅穆静。
大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位身材不高、脸盘宽大面圆胖、身着半新不旧的浅灰色长袍的老人，他就是这幢别墅的主人，当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济深。
1948年的10月26日，是李济深的64岁生日。
李济深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公认的领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纷纷到李宅来为他祝寿。
“欢迎！欢迎！欢迎诸位朋友的光临！”
李济深站在大门口，面带微笑，迎接前来祝寿的客人。
前来祝寿的有何香凝、柳亚子、沈雁冰、朱蕴山、陈其尤、陈其瑗、陈劭先、章乃器、周新民、梅龚彬、连贯等数十人。
席间，主人宾客心情愉快，谈笑风生，开怀畅饮。宾客们都在签名册上签名留念，还有不少人在签名簿上题了词。
马叙伦题词说：“任潮先生，为吾党先进，眉须已老，而壮怀如昔。今日举国共争民主，先生实为其盟。余倾服有素，近始追随无懈。窃愿先生眉寿无疆，遮辉所逮，遐迩影从。行见独夫就灭，群昆告苏，明年此日，壶觞颂祷，当遍海内也。”
这时，李济深在香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中共方面与他有密切的联系。
香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并将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派有警察在李宅门前守卫，又在李宅的四周布置了许多密探。
香港总督还派总督府政治处主任、密探负责人王翠微到李家来聊天，借以观察李的言论和行动。
美国方面同李济深也有频繁的接触。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崩溃已无法避免，便转而想利用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中的声威，请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由美国予以支持，与共产党谈判，以保持美国的在华利益。
说客出场了。1948年秋天的一天，美国政府派曾担任国民党政府招商局长的蔡增基，从美国来到香港。
通过冯祝万的引见，蔡增基会见了李济深。
蔡增基说：“美国政府十分尊重李将军，他们让我转达将军，如果你能组织一个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保留江南半壁河山，阻止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那么李将军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头号人物，美国政府将会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全力支持。”
听了蔡的一番劝说，李济深平静地说：“在内战发生以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于内战的血火之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
蔡增基听了李济深的话，脸上呈现出失望的表情。
沉默了片刻，李济深微笑着对蔡说：“蔡先生，作为朋友，欢迎以后咱们之间有来往。但先生如果想来谈这类事情，则不必再来了。”
说完就叫儿子代他送客。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进攻解放区时不断遭到失败，国民党政府内各派人物也怀着不同的目的，纷纷派人来香港，与李济深进行联系。
1947年10月，宋子文出任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上任前夕，他派刘航琛去香港活动，想拉拢李济深，让李出面联络在港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一些实力派人物，建立所谓“和平民主大同盟”，筹备召开一个以李济深为主席的“和平统一会议”，促成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
不久，宋子文亲自跑到香港，劝说和拉拢李济深。
李济深知道，这时议和只不过是让正在面临总崩溃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取得喘息时机，使人民革命事业半途而废，中共也未必接受。同时，国内出现几个政府并存的局面，加深了全国的分裂情况，这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
李济深对宋子文说：“国共两党的和谈协议是国民党撕毁的，宋先生既主张重开和谈，广东就应首先释放政治犯，并使中共领导的湘粤赣纵队和留下的东江纵队进入适当的防区，以表示宋先生的和谈诚意，然后方才谈得上。”
宋子文表示：“回广州后认真考虑这个建议。”
然而，宋子文再也没有下文了。
到1948年下半年，形势的发展已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实力派人物感到，蒋介石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都纷纷另找出路，派代表或亲自来香港找李济深和民革组织联系。
在李济深离开香港前夕，连国民党内的头面人物何应钦也派代表陈又新来港面见李济深，表示：“何敬之（即何应钦）不愿再帮助蒋介石。”
李对陈说：“你回去转告敬之，如能适时联合反蒋的同志反正起义，立功赎罪，将来不但可免战犯，还可以参加新政协，若此着做不到，亦应及早罢手，不要再做帮凶。”
自中共中央发出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邀请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准备安排李济深第一批离港去解放区。然而，要让这样一位众人注目、多方有联系的人物离港，不是一帆风顺的事。
由于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争取李济深，以作为其政治斗争的资本和旗子，所以不少人竭力阻止他北上。
有人在李济深面前公开挑拨说：“任公，你不能去解放区，到了那里就会身不由己了。”李济深要北上的风声传出去后，香港当局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也加紧进行活动。
李济深的北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力。
结果，李济深没能第一批离港，也没有随第二批离港。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日益提上了议事日程，急需李济深北上共商大计。
正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部指挥大决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有点着急了。
11月5日，周恩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这份电文责成中共香港分局务必在12月内将李济深等人接到解放区来。
电报还对这些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进行了周密布置。其中指示：租用的苏联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住大连最好的旅馆，以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北方天气寒冷，要为李济深先生等人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
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钱之光、潘汉年等接到中央来电后，感到肩上的压力一下重了许多。
李济深如何才能出走香港，成为钱之光、潘汉年日夜焦虑的一个大问题。
潘汉年提议：“让何香凝做做李任公的思想工作，如何？”
钱之光表示：“这是一个好主意，马上就办。”
两天后，何香凝让吴茂孙出面在饭馆请客。
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梅龚彬、陈劭先、陈此生等数人应邀赴宴。
席上，大家谈笑风生。
饭后，何香凝独自留下李济深，对他说：“任公，你还是早走为好，一是形势的需要，二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
李济深点点头：“是啊！应该早走。”
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钱之光、潘汉年不但对李的家属做了一番妥善安排，而且还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走。
一天下午，潘汉年西装革履，亲自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
实际上，潘汉年已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了。李济深对潘汉年那亦庄亦谐的言谈、温文尔雅的举止颇为欣赏。两人在一起能畅所欲言，十分融洽。
潘汉年叩门，李济深亲自来开门。两人见面，互相问安之后，潘汉年指着门外，带着幽默的口气说：“李任公，你家门外有狗哩！”
李济深马上显得有点紧张，焦急地问：“你发现了什么情况吗？”
“你家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那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
李济深听了，转而淡然一笑：“唉，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让我离开香港的，更不愿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李济深猜得不错，几天前，香港的一张小报透露了他即将北上的消息。这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潘汉年这时面带严肃的神色说：
“李任公，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您尽管放心了，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周恩来再次来电特别关照，要对您乘船北上的行动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专门来同您商量一下具体的计划，要选择确定一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听了潘汉年的一番话，很有感触地说：“前几天，何香凝老人也劝我早走为好，一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二则是为我的安全起见，现在，我在香港已是树大招风了。”
李济深说完，就把潘汉年引到楼上的书房，交待家人不让任何人上楼来。
两人密商起来。潘汉年悄悄地告诉说：“我们已制定出一个绝密的方案，任公你觉得如何？”
接着，他把具体计划一一作了介绍，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船上将有多少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济深？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有意外的人认出任公怎么应付……
李济深一边听，一边不时点点头，感到计划确是安全可行。潘汉年又把怎么出门、住旅馆、搬行李，如何保卫、放风等具体细节的安排做了说明。
说完，潘汉年又问：“任公，你觉得整个方案如何？”
李济深听完潘汉年的介绍，已深为共产党对他的尊重和爱护而十分感动，忙对潘汉年说：“好，这是个好方案，我同意。”
潘汉年见李济深已完全赞成预定的方案，便起身告辞。
“任公，时间不早了，我还有其他事，告辞了。您也可以准备了。”
“行，我马上就开始准备。”
李济深把潘汉年送到楼下，为了安全没有出大门，让家人送潘汉年离去。
潘汉年走后，李济深又派人到门外暗地察看，果然见有两名中年男子在东张西望，探头探脑，形迹十分可疑。
听到这个情况，李济深开始还猜想：这是港英当局的便衣呢，还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特务？但越想越觉得这两个暗探是军统特务。他不禁心里涌出一股冰冷的寒流，打了一个颤，眼前仿佛见到了两个黑洞洞的枪口。
在战场上，明枪明炮，李济深一点儿也不害怕，镇定自若。但对手段毒辣的军统特务的暗杀，不能不特别小心提防。
圣诞节的香港，节日的气氛显得十分热烈。虽然天气有几分潮湿、寒冷，但人们仍穿着单薄而漂亮的新衣裳。
热烈、欢快的节日冲淡了平时紧张而忙碌的气氛。
然而，对钱之光、潘汉年和整个“华润公司”的职工们来说，圣诞节里却更加紧张。
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风声已经透露出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香港当局官员对此事也开始明查暗访，他们还以洽谈业务为名，到“华润公司”来查访。
英国政府当时与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香港当局当然不欢迎民主人士尤其是像李济深这样有重大影响的人离港投奔解放区去，为此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根据香港的这种政治气候，钱之光、潘汉年等特意安排李济深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民主人士，作为第三批接走的人，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深夜上船。因为香港受西方的影响，每到圣诞节都要放假，欢度节日。这是行动的最有利时机。
预定上船的时间――12月26日到了，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连要走的都不知道自己和谁同船，完全是各走各的路。
有的人是被安排从自家转到朋友家里再上船，有的人在旅馆开了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再由“华润公司”派人搬上船。
由于上船的民主人士本人没携带行李，所以别人看不出他们要出远门的迹象。到达约定的地点后，由“华润公司”的人护送上船。
李济深上船时，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措施。为了麻痹港英密探的监视，在上船的前一天，由他发请帖邀请了港英当局密探负责人王翠微夫妇到他家吃饭，还请了一些人作陪。这样，密探便放松了警惕。
在动身上船的当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李济深又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赴宴的还有朱蕴山、吴茂芬、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等人。何香凝也到场作陪。
宴后，李济深等人便乘小艇上船。但是，当时要直接上苏联的货船，也容易惹人注目，为了遮人耳目，李济深等人不是直接上船，而是带着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乘一只小艇在水面上游弋于一些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小艇靠拢苏联货船。
上船之后，李济深看到船上有很多熟人，心里感到意外和吃惊。
钱之光等人很快把李济深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叮嘱他们不要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
与李济深同乘一条船离港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彭泽民、柳亚子、沈雁冰、马寅初等人。
由于安排得十分周密，各项准备工作非常仔细，这次登船和离港没出现任何问题。
12月27日晚，李济深等几十位作为第三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乘着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
李济深离开香港后的第三天，报上才见到他出走的消息。
港英当局密探和国民党特务看到这个消息，一阵惊慌。
这时，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货船已经过了台湾海峡。
为了庆祝这次不平常的旅行，并迎接1949年元旦的到来，12月31日晚10时，李济深和船上的其他民主人士，都拿出自己携带的食品――鱼子酱、腊鸡、牛肉及水果等，还包了饺子，请船长和全体船员与他们同桌聚餐，共度除夕。
经过10多天的航行，“阿尔丹”号于1949年1月7日上午8时抵达大连。
这时，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在大连迎接，先期到达解放区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和中共大连市委负责人也恭候在大连港。
李济深等上岸后，马上被安排到大连最高级的“关东酒家”。因为当时天气很冷，中共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对此深为感动，连声说：“恩来同志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真太感谢了！”
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在关东酒家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第二天一早，李济深就把朱学范叫到自己房间里了解东北情况。
在听朱学范汇报时，李济深不时含笑点头。对中共与民主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十分满意，对筹备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非常乐观。
1949年1月12日，李济深等已离开香港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以8万元港币的代价向美国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到香港，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以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
白崇禧很重视李济深的影响和地位，认为他可能在桂系和中共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
然而，当黄绍！到达香港时，李济深已在半个多月前离港，并已到达沈阳。
黄绍！空走一趟，白崇禧非常失望。
2月1日，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李济深等56人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提出对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要“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处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育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分明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不久，李济深和其他从香港来的民主人士从东北来到北平。
一天，李济深到北京的西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走出门口迎接。
李济深见此情景，紧紧地拉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太客气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也犯了重大的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丧国，腐败无能，使中国民族长期陷入贫困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的认识终于实现了，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吹嘘。”
毛泽东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同年6月，李济深作为民革中央主席参加了新政协筹备的领导工作。9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开国大典上他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亲自迎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的到来。
建国后，李济深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和其他各项国事活动。1959年，他病逝于北京。
国民党“代总统”晚年归国登城楼
一年一度的金秋到了。1966年10月1日，一位近八旬的老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他看到毛泽东主席向自己走来时，便急忙迎上去。毛泽东先向这位老人伸出手来，这位老人赶紧用手握住毛泽东的手，两人一边摇晃着握手，一边互致问候。
毛泽东同他握手时，关切地说道：“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两人相见时是那样的和谐、亲切和诚恳。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担任过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
李宗仁，1891年生，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910年加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1916年冬他参加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时期，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后回广西，任护党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1937年8月他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曾以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而名闻中外。1943年后，他任国民党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辕主任，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1949年1月，蒋介石由于在军事上的失败，面临内外压力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并发表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其职权。”
这样，李宗仁就成为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的首脑，实权仍紧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毛泽东很清楚李宗仁有职无实权的情形，他说：“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求以他在1月14日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于是从4月1日起，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
和谈期间，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黄绍！和刘斐时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这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呢。”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补充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然而，当时李宗仁还没有决心与国民党政府完全破裂，仍在做着划江而治的美梦，和平谈判也就必然是失败的。
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李宗仁先是逃往广西，然后又到广州做了几个月的“代总统”，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华南和西南的进军，李宗仁不愿去台湾受蒋介石的裹挟和控制，又无法在大陆照旧呆下去了，便只好流亡到美国去了。
然而，李宗仁在美国的日子并不是那么舒畅，而是寂寞无聊。他毕竟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的人士，留居异国更加增添了他那强烈的思乡恋国之情。他对他的秘书感叹地说：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到美国十四个年头了！老了！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想想在我政权下的糜烂和孱弱，我是服输了。”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经过一番曲折和周转，又几经风险，终于一道回到了大陆。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他就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
一时间，李宗仁回归到社会主义祖国成为热门话题。
几天后，即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国棉二厂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他们。
能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激动人心的事情。
接到这个通知，李宗仁夫妇喜出望外，非常激动。他觉得毛泽东主席给他这样的礼遇，是对他选择一条光明道路的肯定和赞赏，而此刻的李宗仁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和尊敬。
李宗仁一行坐车从新华门入中南海，毛泽东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他们。
正当李宗仁沿着游泳池往前走的时候，毛泽东已热情地迎上来，同李宗仁和夫人亲切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在同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握手时，毛泽东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
程思远一时不知所措。
刚刚坐定，毛泽东以幽默的口气对李宗仁说：“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思远连忙替李宗仁回答：“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了。”
坐在一边相陪的彭真说：“是的，登了彼岸。”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李宗仁在表示感谢后对毛泽东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首先应对毛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谈到在国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盼望回到祖国来的情况。
毛泽东表示：“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还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下午1时，李宗仁一行来到毛泽东的寓所。
毛泽东与他又谈了一会儿。
在谈话时，李宗仁又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然后，毛泽东又与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谈了一会儿话。最后，毛泽东提议照相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式各样的京津名菜，让人大饱口福。下午3时，统战部长徐冰咬着程思远的耳朵说：“可以散了吧？”
毛泽东知道了他们在说什么话，就瞪着眼睛说：“急什么，少壮派！”
此后，在1966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李宗仁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再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李宗仁寒暄了几句后，两人便手挽着手走进休息室。
正当他们两个握着手、毛泽东又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的时候，经过了林彪身边。
林彪立即举手行了个军礼，说：“李先生是黄埔军校校务委员，我在黄埔时还听过李先生的训话。”
寒暄了几句后，他俩挽着手走进休息室。毛泽东按着李宗仁的肩膀，请他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吸了一口，说：“现在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他又说：“火头是自己点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
接着，毛泽东对李宗仁说：“你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望能坦率地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
李宗仁还把在北伐时期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说的话重复述了一遍：“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士就要尽可能地减轻她的痛苦。”
他以此话来比喻文化大革命，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领导人应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李宗仁的话符合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对他说：你的话对，我也正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
接着，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作用向李宗仁作了说明。
最后，毛泽东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泽东问李宗仁：“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泽东与李宗仁步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
检阅完后有几位记者打听他俩谈话的内容，李宗仁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1968年8月，李宗仁被确诊犯了直肠癌，住院治疗。
次年1月26日，他对在床边护理的人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祖国，这了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
他气喘吁吁地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件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许多线装书），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他手头藏的都是自己珍藏了几十年之久，舍不得喝的酒。这些酒由外国进入中国，又由他带到美国，然后又由他带回中国，把这些酒送给毛泽东，说明他对毛泽东感情之深厚。
在弥留之际，他还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他在信中简短地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天安门城楼上张治中进献诤言
当人民共和国第18个诞辰来临的时候，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动，出现“打倒一切”和混乱无序的状态。
仍是一年一度的国庆节。1967年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仍是几十万群众的欢庆。
一位年已近八旬的老者拖着沉重虚弱的身子，虽然不能一步步地走上那高高的城楼，但他仍坚持要出席国庆大会，被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
他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直言不讳地说：
“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这是这位老人一生中对毛泽东最坦率、最严厉，也是最后的批评了。
在当时个人迷信极端盛行，毛泽东已被林彪等人捧成神的年代，一言不慎，可以招来杀身大祸。而这位老人竟敢如此“不识时务”地批评毛泽东，那实在让人感到他了不起了。
这位老人是谁呢？
他就是有名的张治中先生。
张治中，1890年生，安徽巢县人，原名本尧，字文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曾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他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1945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这样一位国民党政府的封疆大吏是怎样与共产党建立起关系的呢？
张治中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交往是从张治中到延安开始的。建国初期，毛泽东为张治中向初次见面的人介绍时常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张治中却闷坐在家中，郁郁不乐，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内战一触即发。他盱衡全局，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国事，蒋连续三次去电邀请，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作为中共应邀代表，参加重庆谈判。
于是，蒋介石委派张治中作为他的代表，偕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8月27日乘飞机首次飞抵延安。第二天就顺利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
当时国共两党呈势不两立之势。毛泽东到重庆，如入虎穴。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问题费尽心血。他原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办事处作为起居、工作及活动中心，但红岩地处偏僻，周围特务密布，上下石级又多，很不方便。至于周恩来自己在曾家岩50号的住处，因地方狭小，亦不合用。
最后，周恩来看中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的官邸，那儿离周恩来的住处及红岩新村都不远，房舍及设备也较合用，地处马路旁，汽车进出也方便。
周恩来一开口，张治中表现出友好合作的诚意，马上将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破旧狭小的平房去住。毛泽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难以承担保卫任务，张治中表示政治部有警卫员，大多是他家乡的子弟兵，可以承担此重任。后经周恩来研究，决定让宪兵承担这一任务。
张治中又马上找到宪兵司令张镇，问题很快便解决了。
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在谈判后期，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加害于毛泽东。周恩来很不放心，9月底找到张治中，向他表达了毛泽东想早点签订协定、尽早返回延安的想法。并对张治中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
张治中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解放后，周恩来同张治中谈起往事时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10月8日晚，张治中还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宴会。邀请全体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及党政军各方人士500多人参加。宴会上，张治中还致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两次接送和在重庆相处这段时间的交往，使张治中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张治中同毛泽东已建立起了一定的私人感情。
10月11日，张治中坐专机亲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在去机场的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返回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为张治中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宾主尽欢。
第二天，张治中飞返重庆，毛泽东亲自送他到机场。路上，毛泽东又一次称赞张治中说：
“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
而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的印象，则正如他在建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所讲的：“1945年以前，我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加深一次。”
毛泽东所具有的接近群众、平易近人、谦逊踏实、雍容大度的政治家风采，与蒋介石那高傲、独裁、多疑的性格形成明显的对比。张治中长年在蒋介石身边，他不能不感到这一点。
1946年3月4日，国共军事三人小组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数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张治中在欢迎晚会上乐观而幽默地说：“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一起来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来，这次是为了整军方案的落实又到延安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他的话引起了掌声和欢笑，以后传为历史佳话。
张治中讲完话后坐到座位上，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个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延安，开会才到南京去。”
随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被誉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先生的和谈生涯也就告了一段落。但很快，国民党兵败山倒，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为了挽回残局，国民党方面又派张治中于1949年4月上旬到北平参加国共两党的和谈。此次张治中来北平和谈是硬着头皮来的。因为这一和谈是不可能达到国民党方面的目的的。中共提出八条，旨在摧毁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而国民党方面则做着隔江而治的美梦。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当时为了争取时间和舆论，和谈又必须进行。
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来北平后，毛泽东很快于1949年4月2日会见了参加北平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笑容满面地握着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的热情接待。”然后，又关切地问了张治中一家人的情况。
那一天，毛泽东同张治中平静地谈了许多话，就战犯问题、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今后国家建设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12日，国共双方和谈基本结束，中共方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与南京政府所希望得到的相差甚远。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接受，人民解放军很快发起了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
和谈结束后，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基本上都愿意留在北平。只有张治中强调自己要回去“复命”。
中共代表周恩来、李立三、林伯渠了解了张治中的思想状况后，一起来劝驾。
周恩来十分恳切地对张治中说：
“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上海地下党还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女儿接到了北平，张治中便再也不提出回去复命之事了。他终于留在了北平。
从此，张治中结束了他一生的和谈的历史，揭开了他为新中国努力工作的一页，也开始了他与毛泽东交往的新一页。
此后，张治中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委托，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治中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开国大典上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目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这一幕，心中感慨万千，充满着激动幸福的情感。
50年代，张治中因参加国事活动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也多次陪同毛泽东外出考察。他看到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爱戴，也亲自见到和感受到毛泽东那待人的真挚、亲切、谦和、宽宏大度、爽快率直，张治中由衷地表示钦佩。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说过：“人不交几个党外朋友怎么行？我的党外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因为毛泽东希望听到不同声音，所以张治中有时也给毛泽东提出批评和建议。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的稿子只有主席、副主席，56名委员没有列上。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听了这意见后，表示：“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6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张治中就直言：“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言下之意，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没有必要。
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的，张治中的这一番话，自然也包含了对毛泽东的批评和不同意见。
正是因为张治中是毛泽东的党外诤友，所以能在1967年那样的年代里，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样的场合，有如此巨大的勇气敢于当着众人的面对毛泽东提出批评。
而毛泽东呢，当时也以宽宏的大度量无言地接受了张治中的问话，体现了他作为伟人不平凡的气度。
两年后，张治中逝世。
张治中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是党与非党、无产阶级领袖与国民党要员交往的一个典范。
特赦战犯“001”号登上天安门
1959年11月30日，一场大雪降临到辽宁抚顺城。田野里，山冈上，一片白茫茫的。此时，在抚顺战犯改造所里，一位个儿很高、带着一副眼镜，面容清癯的中年战犯，正拿着一张两个月前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仔细一字字地阅读、磋磨。
这张《人民日报》的头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关于提请特赦战犯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特赦确实经过改造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这张报纸还配发了《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
战犯改造所的战犯们，一双双眼睛盯住了特赦令的第一条。第一条的内容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了10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这位中年战犯心想：有谁能得到释放呢？当别的战犯问他“能否首批获赦”时，他总是照直回答：“有谁也不能有我”“我不行，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的条件。”
这位中年战犯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随后几天，战犯们在管理人员的组织下，把院内和道路上的积雪全部清除得干干净净。12月14日上午，抚顺战犯改造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大会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特赦人员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即国内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战犯的名字，落到了溥仪身上。
首批特赦溥仪，不但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出乎同监战犯的意料，似乎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乃至更高层的负责同志，开始的时候也没这种认识。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研究战犯处理问题的汇报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溥仪的名字，并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以及溥仪本人的学习改造情况，他们据此作出了第一个特赦溥仪的决定。
溥仪的双手捧过特赦通知书时，已成了泪人。
1959年12月9日，一个微有寒意的初冬早晨，在新华社摄影记者的快门声中，溥仪从抚顺返回到阔别35年的北京。
回到北京后的第五天，12月14日，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同志即会见了溥仪。
不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他先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工作，后又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1961年10月1日，溥仪第一次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那是他在特赦后第一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那天，在晴朗的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飘动的大气球高悬着巨幅标语：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加强农业战线，战胜自然灾害，力争农业增产！”
“增产节约，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产品！”
工人队伍抬着钢铁联合企业的模型，开着盛满煤块的彩车。
农民队伍则以沉甸甸的大穗红高粱、金黄色的稻穗、一尺多长的玉米棒，在彩车上垛起巨大的粮堆……
工人农民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战胜困难的坚强信念。
站在西观礼台上的溥仪，看见眼前的一切，觉得那么新鲜，快乐。
溥仪作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登基时，只有三岁，而当时清王朝的气数已尽。因此，溥仪并没有体会过一个皇帝在天安门发布诏书时的威严和隆重。现在，他经过改造特赦后，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是一种多高的荣誉呀。
此后，溥仪每年都收到周恩来给的重要节日招待会和观礼活动的请柬，并多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5年国庆节期间，发生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末代总统李宗仁的历史性握手的一幕。国庆节那天上午，溥仪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典礼。晚上，又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溥仪十分珍惜这次国庆期间的观礼活动。他特意在一个大白色的信封内存放有关这活动的几件实物：有邀请出席招待会的红色请柬，有说明本人席位所在区、桌的附条，有带烫金国徽图案的招待会菜单，有证明观礼资格的红绸布条观礼证，有说明观礼注意事项的通知。其中最有纪念意义的，还是那张由周恩来署名的红色请柬，上面写道：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订于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七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敬请
光临
周恩来
在溥仪看来，请柬上的“周恩来”三个字是那么伟大，那么亲切，那么庄重！
第二节天安门：
中国最好的名片
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与毛泽东主席站在一起，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第二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心怀不满。
赫鲁晓夫知道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就尖着嗓子叫喊：“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在回国途中，他在海参崴诬蔑中国“像好斗公鸡一样热衷于战争，蓄意扩大事端”。
终于，戈尔巴乔夫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踏上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的土地。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时间，跨越了30年的鸿沟！
毛泽东主席一面检阅队伍，一面与斯诺交谈，气氛显得十分融洽。
外宾在城楼上伸出大拇指
1956年9月30日，北京是一个多云的阴天，不时下起一阵阵小雨。然而，在北京却已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人群、汽车、鲜花、旗帜……向通往机场的街道汇集。
人们穿起了节日的盛装，笑着，喊着，向前拥去；人们敲着锣鼓，吹着唢呐，向前拥去。
手里摇着旗帜的欢迎者的队伍，密密层层地排列在街道两旁。
大街上，悬挂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
在许多交通要道，竖立着高大的彩牌楼和标语塔。上面写着：
“向苏加诺总统致敬！”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从新华门前的西长安街起，经过西单、经过西四牌楼、经过阜成门、苏联展览馆、动物园，一直延伸到西郊机场。
西郊机场上，人山人海，汇聚着1万多名群众。他们在等候着印度尼西亚贵宾的到来。
在等候的人群中，有一位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贵宾的机会不多。他今天来机场迎接，足可见贵宾身份的高贵，他就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四架到中蒙边境去迎接的飞机，护卫着总统乘坐的专机安抵北京。
天空响起了隆隆的飞机声，4架客机于下午2点降落到了西郊机场。苏加诺和随行人员走出了飞机舱。
机场和远近道上的人群，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苏加诺总统戴着黑色的民族礼帽，穿着一身三军最高统帅的礼服，神采奕奕，英爽威武，笑容满面走下来。
毛泽东主席走到飞机跟前，和走下飞机的苏加诺总统握手，表示欢迎。
毛泽东介绍苏加诺总统与在飞机跟前的人们见面。
苏加诺总统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赛福鼎，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龙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以及其他方面有关负责人章伯钧、陈嘉庚、鲍尔汉、张闻天和黄镇等人一一握手。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都已来到了机场。
军乐队奏起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国歌。
接着，苏加诺总统由毛泽东主席陪同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苏加诺总统及其随行人员接受了北京青年的献花。
贵宾们同中国国家机关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体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以及各国驻华外交官员握手会见。
随后，苏加诺发表讲话。他说：
主席先生总理阁下：
各位先生：
我访问了苏联、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夫伐克和蒙古之后，今天，终于到达北京，受到各位的热烈欢迎。我非常感谢各位欢迎，我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以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表示感谢。大家对我的尊敬实际上也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尊敬。没有人民，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人民，我就算不了什么。我不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赐予者，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独立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得来的。我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父亲，而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儿子。因此，各位对我的尊敬，我将全部转达给印度尼西亚人民。我现在处在中国人民当中，处在精神奋发的继续不断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六亿人民当中。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加强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关系。我深信，这种友好合作是容易实现的。因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理想是有很多共同点的。让我们共同前进，来实现完全的独立、美好的繁荣和持久的世界和平！谢谢！
苏加诺发表演讲时，不时被一阵阵欢呼声打断。
随后，毛泽东和苏加诺同乘一辆绿色的敞篷汽车，通过北京的街道。
数百辆崭新的汽车，首尾相接地跟随在后面。
汽车驶进了沸腾的人群的海洋，锣鼓与唢呐齐鸣，欢呼的声音愈来愈高。
大街上人们挥动着旗帜，挥动着苏加诺总统的画像，挥动着花朵，挥动着手绢。
幼儿园的孩子们也摇动着他们手里的小鼓、小旗、小花朵。
学生们把双手举过头顶鼓掌，建筑工人从建筑架上向总统挥手致敬。
母亲把手里的孩子高高地举起。
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两人，笑着，向群众挥手。汽车开到哪里，那里的人群就如痴如狂地欢叫起来，跳起来。
“苏加诺总统万岁！”
“毛主席万岁！”
“默地卡！”
“朋加诺！”
在印度尼西亚语言中，“默地卡”本是独立的意思，现在成了人们见面时打招呼的用语了。“朋加诺”意思就是加诺兄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苏加诺的亲切称呼。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和苏加诺乘车驶进金瓦红墙的新华门。但是成千上万的欢迎者还久久地簇拥在新华门前，不肯离去……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席邀请苏加诺总统共进晚餐。
10月1日，北京是一个雨天，但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共和国第七个诞辰纪念日到来了。
天安门广场上，50万群众聚集到这里，欢度国庆。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员都参加了大庆，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
城楼上，苏加诺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在一起。
尼泊尔首相阿查里亚也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检阅。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劳动人民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也都同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彭德怀元帅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宣读了国防部的命令。接着，部队举行了分列式。
军事学院、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程兵学校、坦克学校、航空学校、海军学校的队伍和水兵、公安军、步兵师、摩托化步兵、伞兵、炮兵部队、坦克部队相继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整个游行队伍十分壮观。游行的群众情绪十分高昂。
天虽然下着阴雨，几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挨淋受冻了好几个小时，衣服湿透，有的瑟瑟发抖。
但是，直到散会，没有人叫苦、埋怨、或半途退缩，全部坚持了下来，而且冒着雨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苏加诺总统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十分感动。他向北京市长彭真伸出大拇指，表示了极高的赞赏。
国庆节晚上，秋雨初霁。又有10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观赏礼花和焰火。
礼花焰火是多种多样的。
一时有无数腾空而起的金光闪闪的连珠花，一时又从天空散下千百种菊花似的礼花。它们在探照灯的巨光转动中，显得鲜丽夺目。
这时候，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欢笑声沸腾的人海。
夜幕还没有降临，游行的人们就早已换下了被雨淋湿的衣服，成群结队地涌向天安门。在很短的时间内，东西长安街和前门大街通往天安门的条条街道上，都挤满了人。汽车和电车都停驶了。
狂欢的人群迅速向东、西伸延共2公里。
近400只聚光灯把这一带照得遍地通明。人们踏着秋雨洗过的路面，尽情地歌舞，欢呼的笑声随着狂欢乐曲在夜空回荡。
苏加诺总统和毛泽东坐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看到如此鲜艳的礼花，脸上不断地露出笑容。
此后，北京市又在先农坛举行了欢迎苏加诺总统的大会。
“老大哥”露出笑容<
李济深站在大门口，面带微笑，迎接前来祝寿的客人。
港英当局密探和国民党特务看到这个消息，一阵惊慌。
毛泽东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1966年10月1日，一位近八旬的老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位老人就是李宗仁。
这是张治中一生中对毛泽东最坦率、最严厉，也是最后的批评了。
这位中年战犯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香港“秘密客人”登上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几位副主席中，有一位是原担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又成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著名人物，他就是李济深。
李济深，1884年生，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代理师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期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留守广州。
1933年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1947年他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因而遭到蒋介石的嫉恨，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从1948年开始，他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
1948年4月30日，华北解放区重要报纸《晋察冀日报》登载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同时，五一劳动节口号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
五一劳动节口号多达23条。它们把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以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告天下。其中第五个口号的内容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劳动节口号如同报春惊雷，激荡回响在国内外。
与五一劳动节口号同时提出的就是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是毛泽东在城南庄拟就的，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用电话传给西柏坡的周恩来。然后，由周恩来责成机要电台将这封长长的电文发给香港的潘汉年处，请潘汉年面交李济深和沈钧儒。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拟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次会议。
毛泽东在电报进而说：“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各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中国共产党建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迅速在各地和香港传开来。
四天之后，即5月5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等和民盟中央、民进中央、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和在港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
电报中说：
“南京独裁者窃国卖国，史无前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国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佩。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这封电文，因为交通阻隔，毛泽东在三个月后才看到。
于是，在8月1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等复电：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力，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就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李济深等人的意见。
不久，周恩来亲自拟定了一份名单，决定邀请李济深等77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区来参加筹备新政协。
香港罗便臣道92号，半山腰中有一幢小洋房，显得典雅穆静。
大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位身材不高、脸盘宽大面圆胖、身着半新不旧的浅灰色长袍的老人，他就是这幢别墅的主人，当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济深。
1948年的10月26日，是李济深的64岁生日。
李济深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公认的领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纷纷到李宅来为他祝寿。
“欢迎！欢迎！欢迎诸位朋友的光临！”
李济深站在大门口，面带微笑，迎接前来祝寿的客人。
前来祝寿的有何香凝、柳亚子、沈雁冰、朱蕴山、陈其尤、陈其瑗、陈劭先、章乃器、周新民、梅龚彬、连贯等数十人。
席间，主人宾客心情愉快，谈笑风生，开怀畅饮。宾客们都在签名册上签名留念，还有不少人在签名簿上题了词。
马叙伦题词说：“任潮先生，为吾党先进，眉须已老，而壮怀如昔。今日举国共争民主，先生实为其盟。余倾服有素，近始追随无懈。窃愿先生眉寿无疆，遮辉所逮，遐迩影从。行见独夫就灭，群昆告苏，明年此日，壶觞颂祷，当遍海内也。”
这时，李济深在香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中共方面与他有密切的联系。
香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并将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派有警察在李宅门前守卫，又在李宅的四周布置了许多密探。
香港总督还派总督府政治处主任、密探负责人王翠微到李家来聊天，借以观察李的言论和行动。
美国方面同李济深也有频繁的接触。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崩溃已无法避免，便转而想利用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中的声威，请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由美国予以支持，与共产党谈判，以保持美国的在华利益。
说客出场了。1948年秋天的一天，美国政府派曾担任国民党政府招商局长的蔡增基，从美国来到香港。
通过冯祝万的引见，蔡增基会见了李济深。
蔡增基说：“美国政府十分尊重李将军，他们让我转达将军，如果你能组织一个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保留江南半壁河山，阻止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那么李将军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头号人物，美国政府将会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全力支持。”
听了蔡的一番劝说，李济深平静地说：“在内战发生以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于内战的血火之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
蔡增基听了李济深的话，脸上呈现出失望的表情。
沉默了片刻，李济深微笑着对蔡说：“蔡先生，作为朋友，欢迎以后咱们之间有来往。但先生如果想来谈这类事情，则不必再来了。”
说完就叫儿子代他送客。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进攻解放区时不断遭到失败，国民党政府内各派人物也怀着不同的目的，纷纷派人来香港，与李济深进行联系。
1947年10月，宋子文出任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上任前夕，他派刘航琛去香港活动，想拉拢李济深，让李出面联络在港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一些实力派人物，建立所谓“和平民主大同盟”，筹备召开一个以李济深为主席的“和平统一会议”，促成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
不久，宋子文亲自跑到香港，劝说和拉拢李济深。
李济深知道，这时议和只不过是让正在面临总崩溃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取得喘息时机，使人民革命事业半途而废，中共也未必接受。同时，国内出现几个政府并存的局面，加深了全国的分裂情况，这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
李济深对宋子文说：“国共两党的和谈协议是国民党撕毁的，宋先生既主张重开和谈，广东就应首先释放政治犯，并使中共领导的湘粤赣纵队和留下的东江纵队进入适当的防区，以表示宋先生的和谈诚意，然后方才谈得上。”
宋子文表示：“回广州后认真考虑这个建议。”
然而，宋子文再也没有下文了。
到1948年下半年，形势的发展已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实力派人物感到，蒋介石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都纷纷另找出路，派代表或亲自来香港找李济深和民革组织联系。
在李济深离开香港前夕，连国民党内的头面人物何应钦也派代表陈又新来港面见李济深，表示：“何敬之（即何应钦）不愿再帮助蒋介石。”
李对陈说：“你回去转告敬之，如能适时联合反蒋的同志反正起义，立功赎罪，将来不但可免战犯，还可以参加新政协，若此着做不到，亦应及早罢手，不要再做帮凶。”
自中共中央发出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邀请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准备安排李济深第一批离港去解放区。然而，要让这样一位众人注目、多方有联系的人物离港，不是一帆风顺的事。
由于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争取李济深，以作为其政治斗争的资本和旗子，所以不少人竭力阻止他北上。
有人在李济深面前公开挑拨说：“任公，你不能去解放区，到了那里就会身不由己了。”李济深要北上的风声传出去后，香港当局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也加紧进行活动。
李济深的北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力。
结果，李济深没能第一批离港，也没有随第二批离港。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日益提上了议事日程，急需李济深北上共商大计。
正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部指挥大决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有点着急了。
11月5日，周恩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这份电文责成中共香港分局务必在12月内将李济深等人接到解放区来。
电报还对这些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进行了周密布置。其中指示：租用的苏联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住大连最好的旅馆，以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北方天气寒冷，要为李济深先生等人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
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钱之光、潘汉年等接到中央来电后，感到肩上的压力一下重了许多。
李济深如何才能出走香港，成为钱之光、潘汉年日夜焦虑的一个大问题。
潘汉年提议：“让何香凝做做李任公的思想工作，如何？”
钱之光表示：“这是一个好主意，马上就办。”
两天后，何香凝让吴茂孙出面在饭馆请客。
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梅龚彬、陈劭先、陈此生等数人应邀赴宴。
席上，大家谈笑风生。
饭后，何香凝独自留下李济深，对他说：“任公，你还是早走为好，一是形势的需要，二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
李济深点点头：“是啊！应该早走。”
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钱之光、潘汉年不但对李的家属做了一番妥善安排，而且还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走。
一天下午，潘汉年西装革履，亲自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
实际上，潘汉年已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了。李济深对潘汉年那亦庄亦谐的言谈、温文尔雅的举止颇为欣赏。两人在一起能畅所欲言，十分融洽。
潘汉年叩门，李济深亲自来开门。两人见面，互相问安之后，潘汉年指着门外，带着幽默的口气说：“李任公，你家门外有狗哩！”
李济深马上显得有点紧张，焦急地问：“你发现了什么情况吗？”
“你家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那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
李济深听了，转而淡然一笑：“唉，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让我离开香港的，更不愿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李济深猜得不错，几天前，香港的一张小报透露了他即将北上的消息。这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潘汉年这时面带严肃的神色说：
“李任公，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您尽管放心了，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周恩来再次来电特别关照，要对您乘船北上的行动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专门来同您商量一下具体的计划，要选择确定一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听了潘汉年的一番话，很有感触地说：“前几天，何香凝老人也劝我早走为好，一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二则是为我的安全起见，现在，我在香港已是树大招风了。”
李济深说完，就把潘汉年引到楼上的书房，交待家人不让任何人上楼来。
两人密商起来。潘汉年悄悄地告诉说：“我们已制定出一个绝密的方案，任公你觉得如何？”
接着，他把具体计划一一作了介绍，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船上将有多少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济深？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有意外的人认出任公怎么应付……
李济深一边听，一边不时点点头，感到计划确是安全可行。潘汉年又把怎么出门、住旅馆、搬行李，如何保卫、放风等具体细节的安排做了说明。
说完，潘汉年又问：“任公，你觉得整个方案如何？”
李济深听完潘汉年的介绍，已深为共产党对他的尊重和爱护而十分感动，忙对潘汉年说：“好，这是个好方案，我同意。”
潘汉年见李济深已完全赞成预定的方案，便起身告辞。
“任公，时间不早了，我还有其他事，告辞了。您也可以准备了。”
“行，我马上就开始准备。”
李济深把潘汉年送到楼下，为了安全没有出大门，让家人送潘汉年离去。
潘汉年走后，李济深又派人到门外暗地察看，果然见有两名中年男子在东张西望，探头探脑，形迹十分可疑。
听到这个情况，李济深开始还猜想：这是港英当局的便衣呢，还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特务？但越想越觉得这两个暗探是军统特务。他不禁心里涌出一股冰冷的寒流，打了一个颤，眼前仿佛见到了两个黑洞洞的枪口。
在战场上，明枪明炮，李济深一点儿也不害怕，镇定自若。但对手段毒辣的军统特务的暗杀，不能不特别小心提防。
圣诞节的香港，节日的气氛显得十分热烈。虽然天气有几分潮湿、寒冷，但人们仍穿着单薄而漂亮的新衣裳。
热烈、欢快的节日冲淡了平时紧张而忙碌的气氛。
然而，对钱之光、潘汉年和整个“华润公司”的职工们来说，圣诞节里却更加紧张。
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风声已经透露出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香港当局官员对此事也开始明查暗访，他们还以洽谈业务为名，到“华润公司”来查访。
英国政府当时与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香港当局当然不欢迎民主人士尤其是像李济深这样有重大影响的人离港投奔解放区去，为此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根据香港的这种政治气候，钱之光、潘汉年等特意安排李济深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民主人士，作为第三批接走的人，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深夜上船。因为香港受西方的影响，每到圣诞节都要放假，欢度节日。这是行动的最有利时机。
预定上船的时间――12月26日到了，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连要走的都不知道自己和谁同船，完全是各走各的路。
有的人是被安排从自家转到朋友家里再上船，有的人在旅馆开了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再由“华润公司”派人搬上船。
由于上船的民主人士本人没携带行李，所以别人看不出他们要出远门的迹象。到达约定的地点后，由“华润公司”的人护送上船。
李济深上船时，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措施。为了麻痹港英密探的监视，在上船的前一天，由他发请帖邀请了港英当局密探负责人王翠微夫妇到他家吃饭，还请了一些人作陪。这样，密探便放松了警惕。
在动身上船的当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李济深又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赴宴的还有朱蕴山、吴茂芬、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等人。何香凝也到场作陪。
宴后，李济深等人便乘小艇上船。但是，当时要直接上苏联的货船，也容易惹人注目，为了遮人耳目，李济深等人不是直接上船，而是带着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乘一只小艇在水面上游弋于一些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小艇靠拢苏联货船。
上船之后，李济深看到船上有很多熟人，心里感到意外和吃惊。
钱之光等人很快把李济深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叮嘱他们不要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
与李济深同乘一条船离港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彭泽民、柳亚子、沈雁冰、马寅初等人。
由于安排得十分周密，各项准备工作非常仔细，这次登船和离港没出现任何问题。
12月27日晚，李济深等几十位作为第三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乘着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
李济深离开香港后的第三天，报上才见到他出走的消息。
港英当局密探和国民党特务看到这个消息，一阵惊慌。
这时，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货船已经过了台湾海峡。
为了庆祝这次不平常的旅行，并迎接1949年元旦的到来，12月31日晚10时，李济深和船上的其他民主人士，都拿出自己携带的食品――鱼子酱、腊鸡、牛肉及水果等，还包了饺子，请船长和全体船员与他们同桌聚餐，共度除夕。
经过10多天的航行，“阿尔丹”号于1949年1月7日上午8时抵达大连。
这时，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在大连迎接，先期到达解放区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和中共大连市委负责人也恭候在大连港。
李济深等上岸后，马上被安排到大连最高级的“关东酒家”。因为当时天气很冷，中共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对此深为感动，连声说：“恩来同志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真太感谢了！”
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在关东酒家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第二天一早，李济深就把朱学范叫到自己房间里了解东北情况。
在听朱学范汇报时，李济深不时含笑点头。对中共与民主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十分满意，对筹备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非常乐观。
1949年1月12日，李济深等已离开香港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以8万元港币的代价向美国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到香港，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以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
白崇禧很重视李济深的影响和地位，认为他可能在桂系和中共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
然而，当黄绍！到达香港时，李济深已在半个多月前离港，并已到达沈阳。
黄绍！空走一趟，白崇禧非常失望。
2月1日，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李济深等56人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提出对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要“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处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育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分明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不久，李济深和其他从香港来的民主人士从东北来到北平。
一天，李济深到北京的西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走出门口迎接。
李济深见此情景，紧紧地拉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太客气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也犯了重大的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丧国，腐败无能，使中国民族长期陷入贫困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的认识终于实现了，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吹嘘。”
毛泽东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同年6月，李济深作为民革中央主席参加了新政协筹备的领导工作。9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开国大典上他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亲自迎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的到来。
建国后，李济深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和其他各项国事活动。1959年，他病逝于北京。
国民党“代总统”晚年归国登城楼
一年一度的金秋到了。1966年10月1日，一位近八旬的老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他看到毛泽东主席向自己走来时，便急忙迎上去。毛泽东先向这位老人伸出手来，这位老人赶紧用手握住毛泽东的手，两人一边摇晃着握手，一边互致问候。
毛泽东同他握手时，关切地说道：“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两人相见时是那样的和谐、亲切和诚恳。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担任过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
李宗仁，1891年生，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910年加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1916年冬他参加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时期，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后回广西，任护党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1937年8月他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曾以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而名闻中外。1943年后，他任国民党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辕主任，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1949年1月，蒋介石由于在军事上的失败，面临内外压力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并发表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其职权。”
这样，李宗仁就成为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的首脑，实权仍紧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毛泽东很清楚李宗仁有职无实权的情形，他说：“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求以他在1月14日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于是从4月1日起，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
和谈期间，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黄绍！和刘斐时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这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呢。”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补充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然而，当时李宗仁还没有决心与国民党政府完全破裂，仍在做着划江而治的美梦，和平谈判也就必然是失败的。
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李宗仁先是逃往广西，然后又到广州做了几个月的“代总统”，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华南和西南的进军，李宗仁不愿去台湾受蒋介石的裹挟和控制，又无法在大陆照旧呆下去了，便只好流亡到美国去了。
然而，李宗仁在美国的日子并不是那么舒畅，而是寂寞无聊。他毕竟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的人士，留居异国更加增添了他那强烈的思乡恋国之情。他对他的秘书感叹地说：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到美国十四个年头了！老了！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想想在我政权下的糜烂和孱弱，我是服输了。”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经过一番曲折和周转，又几经风险，终于一道回到了大陆。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他就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
一时间，李宗仁回归到社会主义祖国成为热门话题。
几天后，即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国棉二厂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他们。
能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激动人心的事情。
接到这个通知，李宗仁夫妇喜出望外，非常激动。他觉得毛泽东主席给他这样的礼遇，是对他选择一条光明道路的肯定和赞赏，而此刻的李宗仁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和尊敬。
李宗仁一行坐车从新华门入中南海，毛泽东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他们。
正当李宗仁沿着游泳池往前走的时候，毛泽东已热情地迎上来，同李宗仁和夫人亲切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在同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握手时，毛泽东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
程思远一时不知所措。
刚刚坐定，毛泽东以幽默的口气对李宗仁说：“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思远连忙替李宗仁回答：“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了。”
坐在一边相陪的彭真说：“是的，登了彼岸。”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李宗仁在表示感谢后对毛泽东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首先应对毛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谈到在国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盼望回到祖国来的情况。
毛泽东表示：“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还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下午1时，李宗仁一行来到毛泽东的寓所。
毛泽东与他又谈了一会儿。
在谈话时，李宗仁又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然后，毛泽东又与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谈了一会儿话。最后，毛泽东提议照相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式各样的京津名菜，让人大饱口福。下午3时，统战部长徐冰咬着程思远的耳朵说：“可以散了吧？”
毛泽东知道了他们在说什么话，就瞪着眼睛说：“急什么，少壮派！”
此后，在1966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李宗仁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再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李宗仁寒暄了几句后，两人便手挽着手走进休息室。
正当他们两个握着手、毛泽东又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的时候，经过了林彪身边。
林彪立即举手行了个军礼，说：“李先生是黄埔军校校务委员，我在黄埔时还听过李先生的训话。”
寒暄了几句后，他俩挽着手走进休息室。毛泽东按着李宗仁的肩膀，请他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吸了一口，说：“现在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他又说：“火头是自己点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
接着，毛泽东对李宗仁说：“你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望能坦率地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
李宗仁还把在北伐时期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说的话重复述了一遍：“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士就要尽可能地减轻她的痛苦。”
他以此话来比喻文化大革命，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领导人应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李宗仁的话符合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对他说：你的话对，我也正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
接着，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作用向李宗仁作了说明。
最后，毛泽东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泽东问李宗仁：“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泽东与李宗仁步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
检阅完后有几位记者打听他俩谈话的内容，李宗仁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1968年8月，李宗仁被确诊犯了直肠癌，住院治疗。
次年1月26日，他对在床边护理的人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祖国，这了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
他气喘吁吁地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件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许多线装书），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他手头藏的都是自己珍藏了几十年之久，舍不得喝的酒。这些酒由外国进入中国，又由他带到美国，然后又由他带回中国，把这些酒送给毛泽东，说明他对毛泽东感情之深厚。
在弥留之际，他还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他在信中简短地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天安门城楼上张治中进献诤言
当人民共和国第18个诞辰来临的时候，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动，出现“打倒一切”和混乱无序的状态。
仍是一年一度的国庆节。1967年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仍是几十万群众的欢庆。
一位年已近八旬的老者拖着沉重虚弱的身子，虽然不能一步步地走上那高高的城楼，但他仍坚持要出席国庆大会，被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
他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直言不讳地说：
“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这是这位老人一生中对毛泽东最坦率、最严厉，也是最后的批评了。
在当时个人迷信极端盛行，毛泽东已被林彪等人捧成神的年代，一言不慎，可以招来杀身大祸。而这位老人竟敢如此“不识时务”地批评毛泽东，那实在让人感到他了不起了。
这位老人是谁呢？
他就是有名的张治中先生。
张治中，1890年生，安徽巢县人，原名本尧，字文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曾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他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1945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这样一位国民党政府的封疆大吏是怎样与共产党建立起关系的呢？
张治中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交往是从张治中到延安开始的。建国初期，毛泽东为张治中向初次见面的人介绍时常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张治中却闷坐在家中，郁郁不乐，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内战一触即发。他盱衡全局，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国事，蒋连续三次去电邀请，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作为中共应邀代表，参加重庆谈判。
于是，蒋介石委派张治中作为他的代表，偕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8月27日乘飞机首次飞抵延安。第二天就顺利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
当时国共两党呈势不两立之势。毛泽东到重庆，如入虎穴。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问题费尽心血。他原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办事处作为起居、工作及活动中心，但红岩地处偏僻，周围特务密布，上下石级又多，很不方便。至于周恩来自己在曾家岩50号的住处，因地方狭小，亦不合用。
最后，周恩来看中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的官邸，那儿离周恩来的住处及红岩新村都不远，房舍及设备也较合用，地处马路旁，汽车进出也方便。
周恩来一开口，张治中表现出友好合作的诚意，马上将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破旧狭小的平房去住。毛泽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难以承担保卫任务，张治中表示政治部有警卫员，大多是他家乡的子弟兵，可以承担此重任。后经周恩来研究，决定让宪兵承担这一任务。
张治中又马上找到宪兵司令张镇，问题很快便解决了。
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在谈判后期，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加害于毛泽东。周恩来很不放心，9月底找到张治中，向他表达了毛泽东想早点签订协定、尽早返回延安的想法。并对张治中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
张治中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解放后，周恩来同张治中谈起往事时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10月8日晚，张治中还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宴会。邀请全体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及党政军各方人士500多人参加。宴会上，张治中还致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两次接送和在重庆相处这段时间的交往，使张治中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张治中同毛泽东已建立起了一定的私人感情。
10月11日，张治中坐专机亲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在去机场的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返回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为张治中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宾主尽欢。
第二天，张治中飞返重庆，毛泽东亲自送他到机场。路上，毛泽东又一次称赞张治中说：
“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
而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的印象，则正如他在建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所讲的：“1945年以前，我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加深一次。”
毛泽东所具有的接近群众、平易近人、谦逊踏实、雍容大度的政治家风采，与蒋介石那高傲、独裁、多疑的性格形成明显的对比。张治中长年在蒋介石身边，他不能不感到这一点。
1946年3月4日，国共军事三人小组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数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张治中在欢迎晚会上乐观而幽默地说：“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一起来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来，这次是为了整军方案的落实又到延安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他的话引起了掌声和欢笑，以后传为历史佳话。
张治中讲完话后坐到座位上，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个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延安，开会才到南京去。”
随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被誉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先生的和谈生涯也就告了一段落。但很快，国民党兵败山倒，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为了挽回残局，国民党方面又派张治中于1949年4月上旬到北平参加国共两党的和谈。此次张治中来北平和谈是硬着头皮来的。因为这一和谈是不可能达到国民党方面的目的的。中共提出八条，旨在摧毁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而国民党方面则做着隔江而治的美梦。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当时为了争取时间和舆论，和谈又必须进行。
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来北平后，毛泽东很快于1949年4月2日会见了参加北平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笑容满面地握着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的热情接待。”然后，又关切地问了张治中一家人的情况。
那一天，毛泽东同张治中平静地谈了许多话，就战犯问题、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今后国家建设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12日，国共双方和谈基本结束，中共方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与南京政府所希望得到的相差甚远。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接受，人民解放军很快发起了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
和谈结束后，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基本上都愿意留在北平。只有张治中强调自己要回去“复命”。
中共代表周恩来、李立三、林伯渠了解了张治中的思想状况后，一起来劝驾。
周恩来十分恳切地对张治中说：
“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上海地下党还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女儿接到了北平，张治中便再也不提出回去复命之事了。他终于留在了北平。
从此，张治中结束了他一生的和谈的历史，揭开了他为新中国努力工作的一页，也开始了他与毛泽东交往的新一页。
此后，张治中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委托，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治中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开国大典上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目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这一幕，心中感慨万千，充满着激动幸福的情感。
50年代，张治中因参加国事活动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也多次陪同毛泽东外出考察。他看到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爱戴，也亲自见到和感受到毛泽东那待人的真挚、亲切、谦和、宽宏大度、爽快率直，张治中由衷地表示钦佩。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说过：“人不交几个党外朋友怎么行？我的党外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因为毛泽东希望听到不同声音，所以张治中有时也给毛泽东提出批评和建议。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的稿子只有主席、副主席，56名委员没有列上。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听了这意见后，表示：“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6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张治中就直言：“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言下之意，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没有必要。
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的，张治中的这一番话，自然也包含了对毛泽东的批评和不同意见。
正是因为张治中是毛泽东的党外诤友，所以能在1967年那样的年代里，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样的场合，有如此巨大的勇气敢于当着众人的面对毛泽东提出批评。
而毛泽东呢，当时也以宽宏的大度量无言地接受了张治中的问话，体现了他作为伟人不平凡的气度。
两年后，张治中逝世。
张治中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是党与非党、无产阶级领袖与国民党要员交往的一个典范。
特赦战犯“001”号登上天安门
1959年11月30日，一场大雪降临到辽宁抚顺城。田野里，山冈上，一片白茫茫的。此时，在抚顺战犯改造所里，一位个儿很高、带着一副眼镜，面容清癯的中年战犯，正拿着一张两个月前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仔细一字字地阅读、磋磨。
这张《人民日报》的头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关于提请特赦战犯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特赦确实经过改造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这张报纸还配发了《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
战犯改造所的战犯们，一双双眼睛盯住了特赦令的第一条。第一条的内容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了10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这位中年战犯心想：有谁能得到释放呢？当别的战犯问他“能否首批获赦”时，他总是照直回答：“有谁也不能有我”“我不行，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的条件。”
这位中年战犯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随后几天，战犯们在管理人员的组织下，把院内和道路上的积雪全部清除得干干净净。12月14日上午，抚顺战犯改造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大会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特赦人员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即国内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战犯的名字，落到了溥仪身上。
首批特赦溥仪，不但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出乎同监战犯的意料，似乎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乃至更高层的负责同志，开始的时候也没这种认识。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研究战犯处理问题的汇报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溥仪的名字，并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以及溥仪本人的学习改造情况，他们据此作出了第一个特赦溥仪的决定。
溥仪的双手捧过特赦通知书时，已成了泪人。
1959年12月9日，一个微有寒意的初冬早晨，在新华社摄影记者的快门声中，溥仪从抚顺返回到阔别35年的北京。
回到北京后的第五天，12月14日，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同志即会见了溥仪。
不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他先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工作，后又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1961年10月1日，溥仪第一次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那是他在特赦后第一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那天，在晴朗的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飘动的大气球高悬着巨幅标语：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加强农业战线，战胜自然灾害，力争农业增产！”
“增产节约，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产品！”
工人队伍抬着钢铁联合企业的模型，开着盛满煤块的彩车。
农民队伍则以沉甸甸的大穗红高粱、金黄色的稻穗、一尺多长的玉米棒，在彩车上垛起巨大的粮堆……
工人农民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战胜困难的坚强信念。
站在西观礼台上的溥仪，看见眼前的一切，觉得那么新鲜，快乐。
溥仪作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登基时，只有三岁，而当时清王朝的气数已尽。因此，溥仪并没有体会过一个皇帝在天安门发布诏书时的威严和隆重。现在，他经过改造特赦后，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是一种多高的荣誉呀。
此后，溥仪每年都收到周恩来给的重要节日招待会和观礼活动的请柬，并多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5年国庆节期间，发生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末代总统李宗仁的历史性握手的一幕。国庆节那天上午，溥仪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典礼。晚上，又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溥仪十分珍惜这次国庆期间的观礼活动。他特意在一个大白色的信封内存放有关这活动的几件实物：有邀请出席招待会的红色请柬，有说明本人席位所在区、桌的附条，有带烫金国徽图案的招待会菜单，有证明观礼资格的红绸布条观礼证，有说明观礼注意事项的通知。其中最有纪念意义的，还是那张由周恩来署名的红色请柬，上面写道：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订于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七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敬请
光临
周恩来
在溥仪看来，请柬上的“周恩来”三个字是那么伟大，那么亲切，那么庄重！
第二节天安门：
中国最好的名片
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与毛泽东主席站在一起，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第二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心怀不满。
赫鲁晓夫知道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就尖着嗓子叫喊：“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在回国途中，他在海参崴诬蔑中国“像好斗公鸡一样热衷于战争，蓄意扩大事端”。
终于，戈尔巴乔夫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踏上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的土地。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时间，跨越了30年的鸿沟！
毛泽东主席一面检阅队伍，一面与斯诺交谈，气氛显得十分融洽。
外宾在城楼上伸出大拇指
1956年9月30日，北京是一个多云的阴天，不时下起一阵阵小雨。然而，在北京却已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人群、汽车、鲜花、旗帜……向通往机场的街道汇集。
人们穿起了节日的盛装，笑着，喊着，向前拥去；人们敲着锣鼓，吹着唢呐，向前拥去。
手里摇着旗帜的欢迎者的队伍，密密层层地排列在街道两旁。
大街上，悬挂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
在许多交通要道，竖立着高大的彩牌楼和标语塔。上面写着：
“向苏加诺总统致敬！”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从新华门前的西长安街起，经过西单、经过西四牌楼、经过阜成门、苏联展览馆、动物园，一直延伸到西郊机场。
西郊机场上，人山人海，汇聚着1万多名群众。他们在等候着印度尼西亚贵宾的到来。
在等候的人群中，有一位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贵宾的机会不多。他今天来机场迎接，足可见贵宾身份的高贵，他就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四架到中蒙边境去迎接的飞机，护卫着总统乘坐的专机安抵北京。
天空响起了隆隆的飞机声，4架客机于下午2点降落到了西郊机场。苏加诺和随行人员走出了飞机舱。
机场和远近道上的人群，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苏加诺总统戴着黑色的民族礼帽，穿着一身三军最高统帅的礼服，神采奕奕，英爽威武，笑容满面走下来。
毛泽东主席走到飞机跟前，和走下飞机的苏加诺总统握手，表示欢迎。
毛泽东介绍苏加诺总统与在飞机跟前的人们见面。
苏加诺总统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赛福鼎，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龙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以及其他方面有关负责人章伯钧、陈嘉庚、鲍尔汉、张闻天和黄镇等人一一握手。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都已来到了机场。
军乐队奏起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国歌。
接着，苏加诺总统由毛泽东主席陪同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苏加诺总统及其随行人员接受了北京青年的献花。
贵宾们同中国国家机关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体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以及各国驻华外交官员握手会见。
随后，苏加诺发表讲话。他说：
主席先生总理阁下：
各位先生：
我访问了苏联、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夫伐克和蒙古之后，今天，终于到达北京，受到各位的热烈欢迎。我非常感谢各位欢迎，我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以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表示感谢。大家对我的尊敬实际上也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尊敬。没有人民，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人民，我就算不了什么。我不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赐予者，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独立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得来的。我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父亲，而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儿子。因此，各位对我的尊敬，我将全部转达给印度尼西亚人民。我现在处在中国人民当中，处在精神奋发的继续不断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六亿人民当中。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加强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关系。我深信，这种友好合作是容易实现的。因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理想是有很多共同点的。让我们共同前进，来实现完全的独立、美好的繁荣和持久的世界和平！谢谢！
苏加诺发表演讲时，不时被一阵阵欢呼声打断。
随后，毛泽东和苏加诺同乘一辆绿色的敞篷汽车，通过北京的街道。
数百辆崭新的汽车，首尾相接地跟随在后面。
汽车驶进了沸腾的人群的海洋，锣鼓与唢呐齐鸣，欢呼的声音愈来愈高。
大街上人们挥动着旗帜，挥动着苏加诺总统的画像，挥动着花朵，挥动着手绢。
幼儿园的孩子们也摇动着他们手里的小鼓、小旗、小花朵。
学生们把双手举过头顶鼓掌，建筑工人从建筑架上向总统挥手致敬。
母亲把手里的孩子高高地举起。
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两人，笑着，向群众挥手。汽车开到哪里，那里的人群就如痴如狂地欢叫起来，跳起来。
“苏加诺总统万岁！”
“毛主席万岁！”
“默地卡！”
“朋加诺！”
在印度尼西亚语言中，“默地卡”本是独立的意思，现在成了人们见面时打招呼的用语了。“朋加诺”意思就是加诺兄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苏加诺的亲切称呼。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和苏加诺乘车驶进金瓦红墙的新华门。但是成千上万的欢迎者还久久地簇拥在新华门前，不肯离去……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席邀请苏加诺总统共进晚餐。
10月1日，北京是一个雨天，但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共和国第七个诞辰纪念日到来了。
天安门广场上，50万群众聚集到这里，欢度国庆。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员都参加了大庆，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
城楼上，苏加诺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在一起。
尼泊尔首相阿查里亚也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检阅。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劳动人民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也都同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彭德怀元帅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宣读了国防部的命令。接着，部队举行了分列式。
军事学院、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程兵学校、坦克学校、航空学校、海军学校的队伍和水兵、公安军、步兵师、摩托化步兵、伞兵、炮兵部队、坦克部队相继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整个游行队伍十分壮观。游行的群众情绪十分高昂。
天虽然下着阴雨，几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挨淋受冻了好几个小时，衣服湿透，有的瑟瑟发抖。
但是，直到散会，没有人叫苦、埋怨、或半途退缩，全部坚持了下来，而且冒着雨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苏加诺总统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十分感动。他向北京市长彭真伸出大拇指，表示了极高的赞赏。
国庆节晚上，秋雨初霁。又有10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观赏礼花和焰火。
礼花焰火是多种多样的。
一时有无数腾空而起的金光闪闪的连珠花，一时又从天空散下千百种菊花似的礼花。它们在探照灯的巨光转动中，显得鲜丽夺目。
这时候，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欢笑声沸腾的人海。
夜幕还没有降临，游行的人们就早已换下了被雨淋湿的衣服，成群结队地涌向天安门。在很短的时间内，东西长安街和前门大街通往天安门的条条街道上，都挤满了人。汽车和电车都停驶了。
狂欢的人群迅速向东、西伸延共2公里。
近400只聚光灯把这一带照得遍地通明。人们踏着秋雨洗过的路面，尽情地歌舞，欢呼的笑声随着狂欢乐曲在夜空回荡。
苏加诺总统和毛泽东坐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看到如此鲜艳的礼花，脸上不断地露出笑容。
此后，北京市又在先农坛举行了欢迎苏加诺总统的大会。
“老大哥”露出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