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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
刚刚站在国旗下，他们激动兴奋而又骄傲自豪。
史国良一见到谢辉，便“哇”地一声哭开了。
部队回到营地后，情况就不对劲了。
还有一件事也与交通有关。
前任擎旗手曲衍涛和护旗手王炳乾、王浩还同笔者讲过一件令他们十分气愤的事情。
就在这时，河北邯郸籍战士韩卫军的母亲病逝。
现在，离别的时候到了，谢辉知道，这小伙子心头有千言万语要述说。
草原男子汉的惊人之举
岁月悠悠，时光匆匆。国旗班及国旗护卫队的官兵，换了一批又一批，走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建功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一腔热血。
有人说，军人是机械的，呆板的，不懂什么感情。
但我要说，国旗卫士是有血有肉的年轻人，他们有火热的心，有崇高远大的理想，更有蕴积在心的丰富感情。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国旗。
他们眷念家庭和亲情，虽然有时心有余而力不足，但那份愧疚足以撼天动地。
年长的军官，有的已经筑起了爱的小巢，夫妻俩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年轻的士兵，也憧憬着未来美丽的爱情。
刚刚站在国旗下，他们激动兴奋而又骄傲自豪。离别时，几步一回头，梦里魂牵。
国旗卫士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奉献者之歌，留下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写到这里，当代军旅诗人郭小川的著名诗句又涌上心头：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畏流言，不怕欺诈。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心美如画，忠贞不渝。
在笔者对国旗护卫队战士的多次采访中，每次问到战士们最感光荣和荣耀的是什么时，几乎所有战士的回答都是：“成为国旗护卫队的一员，升降祖国第一旗。”
成为光荣的国旗卫士，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为了当好国旗卫士，他们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也心甘。
没有对五星红旗的一腔深情，是很难达到这种程度的。
史国良是一名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战士。1994年到国旗护卫队强化训练时，因胃病发作，多次被命令休息。所以，训练结束时，史国良的动作协调性不行，不能达到担负升降旗任务的要求。按照惯例，指导员谢辉找他谈话，准备让他回到原来的中队，从他的动作和素质，在别的中队，他可以成为一名标兵。
“我不去！”没有别的话，任凭谢辉怎样做工作，史国良始终只回答这三个字。
最后，部队只能采取最后一招，下命令要求史国良调离，因为这也是为战士的前途考虑，的确是出于对他的爱护和帮助。
史国良含着眼泪回到了原来的中队。
到了那儿，史国良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似乎没有了寄托，他几次利用休息时间悄悄地跑到广场上，去观看战友们护卫国旗的英姿，去仰望那团飘扬在天安门上空的似火红云。每一次都是哭着鼻子回到营房。
“不行，我一定要回到国旗护卫队去！”史国良暗暗地下了决心。但几次和中队领导申请，都没有得到许可。
终于，这位来自草原的男子汉做出了惊人的举动：宣布绝食，不回到国旗护卫队誓不罢休。
中队的领导被史国良的真情打动了，他们又主动跟国旗护卫队指导员谢辉联系，要求他前去做工作。
史国良一见到谢辉，便“哇”地一声哭开了。谢辉说：“小史，部队可是有纪律的，不能不吃饭，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让你回这儿来，也是为了不耽误你在部队的学习和进步。”
“我知道，指导员。”史国良一边哭一边说：“但我还是愿意回到国旗护卫队。我求你了，指导员，你让我回去，我愿意为国旗做点事情。如果动作不合格，我可以不参加升降旗，你让我给护卫队员们擦三年升旗的专用皮靴，行不行？”
谢辉听了之后，被这位战士的一往深情感动，他请示了部队首长之后，又把史国良带回了国旗护卫队。
回到护卫队后，史国良加倍训练，以顽强的毅力补上了训练这一课，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国旗卫士。
回到营房，战士们都哭了
那是90年代的某一天凌晨，国旗护卫队在预定的时刻，按时举行升降旗仪式。
像往常一样，战士们雄纠纠、气昂昂地迈着齐步走过金水桥。当迈上长安街时，刚下达完“正步――走”的口令。这时，指挥员的对讲机中突然传来急促的声音：
“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的国宾车队正以200公里/小时的速度从东长安街驶来，安全保卫规划时，没有考虑到每天升旗时长安街要中断交通这一因素，现在情况紧急，只能让国宾车队先过。”
指挥员思忖片刻，果断地下达命令：“原地踏步――走。”这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许多正在专心踏正步的战士差点没有反应过来，幸亏这支队伍是训练有素的。顿时，战士们依旧保持整齐的队形，一边踏步，一边缓慢地向南移动。
伴着威严的警笛声，海部俊树的国宾车队如箭一般从长安街驶过去了。战士们恢复正步，精神抖搂地圆满完成了这次升旗任务。
部队回到营地后，情况就不对劲了。
战士们听说刚才是为日本首相让了步，立刻群情激愤。这个说：“我们护卫的是五星红旗，怎么能让他先过呢！”那个说：“我们要给首长写信，这样的决定简直有损国家的尊严。”指导员谢辉向战士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很多战士依然不通，不少战士还委屈地哭了。
其实，当时的确是由于情况紧急。因为由20多辆车组成的国宾车队的车速达200公里/小时，当时车队由东向西已经驶至东单路口，如果突然下达停车的命令，就会酿成国宾车队一辆接一辆地相撞，造成一起外交接待上的特大事故。在那种情况下，指挥员只能命令让国宾队先行。但这些血气方刚的战士对这一事件所流露出来的真情，的确让人感动。
还有一件事也与交通有关。
现在每天升降旗的情况是这样的。国旗护卫队从天安门城楼出发时，长安街东西间的红绿灯都亮起红灯，交警也会示意正在行驶中的车辆停下来，等威严的方队穿过长安街到达天安门广场国旗基座时，长安街与广场上的所有行人要肃立，但是，长安街上的车辆照常行驶，不专门停下来表示敬意。升降旗部队从天安门广场走回天安门城楼时，交通情况也是如此。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对此很有意见。李炳涛等人还专门给北京市交警部门写过信，要求重新考虑升旗时长安街上禁行的问题，但情况没有变化。他说，这个问题从进入护卫队起一直萦绕在心头，他和所有的战士都认为，既然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国旗法》中也明确规定“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那么，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长安街上的车辆也应该停下来，向国旗致敬，要不然，嘈杂的马达声多少都影响着升降旗仪式的严肃性。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和担负天安门地区交通指挥的警察交换过意见，他们表示也想像李炳涛战士所说的那么做，对国旗卫士的心情表示理解和敬佩，但实际做起来有难度。长安街是北京最主要的交通要道之一，车流日夜不停。每天的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仪式从护卫队走出城楼到走进城楼，大约要9分钟的时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全部要求车辆禁行，整个交通秩序就会乱得不成样子，在长安街的车辆最起码可以堵到通县。
从这些细小的事情，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五星红旗在国旗护卫队战士心目中的地位，任何有损国旗的事，他们都不能接受。
前任擎旗手曲衍涛和护旗手王炳乾、王浩还同笔者讲过一件令他们十分气愤的事情。每天升降的国旗存在端门南侧的一个铁皮大棚内，和伟人画像放在一起。每天升旗前，曲衍涛他们三人先去大棚处，打开旗库的小门，从旗柜中取出国旗。降旗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国旗放入大棚内的旗柜中。大棚外边有一处“屋檐”，原来是用来临时存放车辆用的。后来，在天安门地区搞卫生的两名清洁工却把屋檐下变成了他们捡破烂的贮藏地：废纸、易拉罐、塑料瓶等堆得满地皆是，而且经常堵住旗库的小铁门。于是，每天早晨，曲衍涛他们去取国旗的时候，都要把那堆破烂给挪得远远的，在他们心目中，即使是隔了两道门，这些破烂也不能挨在神圣的国旗边上。但是，每次降旗回来存放时，他们看见门口又堆了一摊破烂。
终于有一天，他们忍无可忍地对那两位清洁工说：“你们是不是只知道赚钱？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这样做污辱了国旗。”
然后，他们三人气呼呼地将国旗扛回了国旗护卫队连部，小心存放起来。
在国旗卫士的心目中，五星红旗就是这样的神圣。
放在母亲坟前的升旗照片
1991年4月，国旗护卫队筹建之时，所有的人员都投入了紧张的训练。为了保证5月1日能够采用新的升旗仪式。原国旗班的战士和从武警北京总队抽调的40多名战士接受了被称为“空前绝后”的苦训。战士们也都把自己被选为国旗护卫队员、每天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升降旗仪式的消息告诉了家人。
就在这时，河北邯郸籍战士韩卫军的母亲病逝。韩卫军的父亲知道，只要给部队拍去电报，部队肯定会让韩卫军回家的，但他也深知如果这样，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首支国旗护卫方队的组建可能会受影响，而韩卫军也有可能失去成为一名国旗卫士的机会。于是，韩卫军的父亲和其他亲人忍着悲痛悄悄料理了后事。
直到了解到部队人手稍缓时，韩卫军才接到了家里的电报。
部队立即安排韩卫军探家。
韩卫军回到邯郸，发现已经物是人非，慈爱的母亲已远离他而去，而且在最后的一刻，自己竟没能守在身旁，想起几个月的强化训练中自己经历的种种磨练，想着母亲临终前呼唤自己的名字的情形，韩卫军泪流满面。
第二天，韩卫军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母亲的坟前。他没有按照农村的习俗给母亲下跪磕头，他说：“娘，儿因为有国家重任在肩，没有给您送行，没能尽到孝心。”然后，韩卫军后退了20米，以国旗卫士训练的标准军姿，在母亲的坟前踢了三趟正步。
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韩卫军的父亲看着儿子挺拔伟岸的军姿，看着儿子庄严凝重的神情，觉得眼前一亮，他知道，儿子在部队变得懂事了。他流着泪，喃喃地对着坟堆儿说：“老伴，你睁开眼睛瞧瞧，你儿现在出息着哩！你就放心地去吧，儿子能精忠报国，就是尽了最大的孝心。”
踢完正步后，韩卫军从挎包里拿出一张自己身着升降旗礼服拍的照片，轻轻地敬放在母亲的坟前。他说：“娘，儿这就得回部队去，不能留下来陪您了，就让这张照片陪在您的身旁，觉得孤单时，您可以跟我说会儿话。”
围在边上的乡亲们都被韩卫军独特的“祭奠仪式”打动了。他大伯说：“这国旗护卫队还真不简单哩，娃子参军不到一年，就这么出息。”
无情未必真豪杰。国旗护卫队的官兵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但为了五星红旗，他们不得不将这些纯朴的感情深埋心底。
国旗卫士们的婚恋情
现任天安门武警支队参谋长的董立敢，提起爱人和小孩，就有许多愧疚之感。他为自己没能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而深感对不起妻儿。
董立敢是国旗班第一任班长，国旗班从诞生到成长，倾注了他满腔的热血。
他老家在安徽农村，1982年5月与同乡民办教师刘金荣结婚，由于国旗班事情多，董立敢很少能回家呆满假期。繁重的家庭重担全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肩上。
婆婆患有严重风湿病，大白天连门都不敢出，背驼成了弓形，小叔子又终日游手好闲。为了撑起这个家，让董立敢在部队安心服役，她由教师成了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12亩棉田，10亩麦地，全靠她一人劳作，尤其是到了农忙时节，家家户户都忙，拖着孩子的她，日子确实艰难，但刘金荣没有埋怨，没有拖董立敢的后腿。
董立敢能在部队安心服役，取得的每一份成绩与妻子的勤劳奉献是分不开的。
国旗护卫队前任队长陈杰和前任指导员谢辉、现任队长王金耀，可以说都是潇洒、英俊、硬铮铮的汉子。几年来，他们一心扑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的婚姻和爱情是与他们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夫妻或者爱人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陈杰和女友谈恋爱四年多了，去年女友因原单位效益不好，只身来北京学微机，后来到一家超市工作。她从未到国旗护卫队去过，电话联系也很少，就连商场组织观看升国旗，也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半年多了，中队很少有人知道队长的未婚妻就在北京。他们早就过了晚婚的年龄……
谢辉，1.84米的个头，1987年入伍，已在部队呆了十个年头。其中有四年的除夕之夜是在广场国旗哨上度过的。他说，除夕之夜值勤的感觉很好，一年365天，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才最静，最空旷，最显其雄浑博大，而人的心在那个时候也最不平衡，又最感到满足。
7年前，谢辉同在北京上学的长春姑娘相识相恋，她现在是长春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谢辉说：“我们相爱的基础是互相理解和支持，她每次来电话末尾都会说一句：你好好工作，钱我来挣。平时工作很忙，100多号人要操的心也多，忙里偷闲总是盼着女友来信。她的信写得很美，每次读她的信都是一种激励。”
谢辉现在还细心地保存着几年来女友寄给他的300多封信。
与谢辉、陈杰“两地分居”相比，王金耀算是很幸福的。王金耀可说是个老兵了，他妻子在部队一家医院工作。小两口恩恩爱爱，但平时也难得在一起。
妻子非常支持王金耀的事业，每逢王金耀带队担任警官去升旗，她总会很早起来，在一旁观看。
升降旗结束后，她就会与丈夫一起研究，指出他在形体和动作上的不足。妻子成了他的业余教练。
依依不舍离别情
一年一度的老兵退役的日子，是战士们情感波动最强烈的时候，依依不舍的深情，在驻地、在国旗下弥漫。
临别，再看一眼飘扬的五星红旗！
临别，再行一个军礼！
毕克军是国旗护卫队第二任擎旗手，1994年底退役，现在山东文登市力象集团公司当司机。
前任指导员谢辉说，毕克军退役时的一举一动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至今难以忘怀。1994年11月30日晚6时30分，毕克军和其他35名退役的战士一起戴着红花坐在食堂里面，准备吃一顿部队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送行饺子。
毕克军的叔叔在家乡是个小有名气的商人，他专程派人开了辆丰田3.0到北京接他。现在车子也已经到了，就等在午门南的小广场上。一切都已经打点完毕，吃完这顿饺子，毕克军就要踏上回家的路了。
指导员谢辉正在忙前忙后，忽然，他看到神情凝重的毕克军向他走来，赶忙迎上前问：“小毕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其实，谢辉知道自己这是明知故问，每年到这个时候，他都是被退役战士们的泪水包围着。
果然，毕克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指导员，我有一个请求，想再到旗杆那儿去看看。”
谢辉非常理解战士们对国旗的特殊感情。当初身高1.91米的毕克军被送入国旗护卫队时，因为身体条件的原因，动作老是变形。当决定把他作为擎旗手来培养时，小毕说：“只要人不死，我就一定能扛上这面旗。”他凭着惊人的毅力投入了艰苦的训练，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今年退役时，毕克军自己很想留下来，部队也有这个想法，但家里由于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还是主张让小毕按期退伍。
现在，离别的时候到了，谢辉知道，这小伙子心头有千言万语要述说。
于是，谢辉点了点头说：“我陪你去。”
另外几名老战士闻声也跟了出来。沿着从东朝房到天安门广场那条熟悉的路，大家默默地往外走着，没有人说话，这条路毕克军太熟悉了，每天都要至少走四、五遍。三年来，他的脚步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可是今天，在黯然的天幕下，营房、训练场，还有中轴线两旁的小店铺，为什么看起来如此陌生，好像自己从未到过这里一样。
谢辉看到毕克军心潮起伏，也不言语，他知道，此时此刻无语胜千言。
走出天安门城楼后，毕克军和几位老兵一齐低头看着脚下的路。几年来，他们从来都是昂首挺胸地从这里迈过去，竟一直不知道脚下到底是柏油路面还是水泥方砖。他们又仔细地听着那脚步声……
到了广场的国旗杆基座前，毕克军突然有点像一位面对严厉家长的孩子一样有点手足无措。谢辉对他说：“走，再到旗杆的最近处去看看。”
望着那挺立直上云霄的旗杆，拇指粗的升旗绳。毕克军回想起自己在国旗护卫队的日日夜夜。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毕克军和其他退役战士都止不住热泪盈眶。站在边上的战士都被这一场景感动了。
“走吧，以后你们要常来北京啊！”谢辉说。
战士们都转过身，准备往回走。
这时，已经往回走了一步的毕克军突然往回跑了两步，紧接着，他双臂围抱着粗大的国旗杆“通”地一声跪下了。
谢辉他们赶紧过去扶他。只见毕克军泪如泉涌，他抬起满脸泪花的头对谢辉一字一句地说：“指导员，我求你们，一定要把国旗升降好，护卫好……”
退役之后，毕克军又两次回国旗护卫队驻地，每次他都会一个人悄悄地早起，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战士们的升旗仪式。他见到谢辉时几次说：“我走得很后悔！”
国旗护卫队有一个惯例，每年士兵退役时，都要由老兵组成的方队给新兵做一次降旗示范。
1995年11月30日，是日降旗时间为下午4时51分，部队决定除了带队警官和擎旗手之外，降旗方队中其他34人全部由面临退役的老兵组成。
下午3时30分，通知准备换上降旗专用礼服。一般来说，刚刚参加升降旗任务的新兵，换衣服最积极，而老兵因为动作快，往往是最后才换。但这一次不同，曲衍涛看到即将退役的护旗手周兵从箱底拿出了那件刚发下来的新衬衫，仔细地穿到身上，套上礼服后，各方面检查得很仔细，绶带整了又整，领花按了又按。等到曲衍涛换好衣服装备叫周兵的时候，他发现周兵早已在门外等候。
一路上周兵一言不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只是呼吸特别急促。在天安门城楼下集结等待出发时，曲衍涛发现，几乎所有的战士眼里都已噙着泪水，因为这是他们与心爱的国旗告别的日子。
“出发”的命令下达了，曲衍涛发现，周兵今天的动作极为标准，刚强有力。当降旗的“敬礼”口令下达时，曲衍涛通过目光的余光看见，周兵已经浑身控制不住地微颤着，泪水如注。
回到驻地后，周兵和即将退役的升旗手郭剑起搀扶着，哭成一团。他们久久不愿脱下那身陪伴了他们三年的礼服。曲衍涛记得，在他和周兵的相处中，他是个铮铮汉子，从不流泪。没想到这次哭得跟泪人似的，第二天上车时眼睛还是红红的。
他离开时只带了一面五星红旗
范天强是山东临沂籍的战士。他在国旗护卫队兢兢业业地干了三年，1995年12月，退役的日子到了。
范天强的家庭经济情况较好，所以他把自己三年来积存下来的书、呢子大衣等物品都送给了其他战士。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想带回去，他心里有一个计划。国旗护卫队每天升降用的特制五星红旗由北京市天安门管理委员会负责提供。破损和有污点的国旗淘汰下来后，就不再使用，由国旗护卫队统一保管。一般在一段时期内，国旗护卫队存放有5面同样大小的国旗。
临走前一天，范天强来到存放国旗的仓库，请求将一面天安门广场上淘汰下来的国旗赠送给他。
退役之日，他背着这面大国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国旗护卫队，离开了工作、生活了三年的天安门广场。
回家之后，范天强将这面大旗挂在他卧室的一面墙上，并将自己三年当中拍摄下来的训练、执勤时的照片一一别在上面，他对妻子说，每天睡觉前看一眼国旗，才能睡得踏实。
日子平静地过着。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干劲办了一个小企业，又雇了一些工人，生意红红火火的，每月收入四五千元。但是他的心中依然惦记着那面已经融入他生命里的五星红旗。
一天，范天强看报时突然读到一则消息：临沂市新建的华联商场准备组建一支升旗班，每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一为宣传爱国主义，二为树立企业形象。
读完之后，他立即跟家人商量说，他准备到临沂华联商场去带队升旗。
妻子听完他的计划之后怎么也想不通。她说：“你在家里挂国旗，我完全理解，也完全赞同，但放着生产不管，跑去给人家升国旗，别人只会说你傻。”
范天强说：“别人说我傻我不怕，只是以后家里家外你要多辛苦一些了。”
他耐心地给家里人做工作，最后毅然拿起电话，拨通了华联商场。
临沂华联商场的杨经理得知范天强毛遂自荐后，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他立即同意由范天强负责组织这支升旗班，并负责每天带队升降旗。
此后，范天强抛开家业和高额收入，每月仅领400多元的工资，却把每天的升旗仪式搞得类似国家标准。他的事迹，至今激励着每一批加入国旗护卫队的新战士。
两份调查问卷实录
笔者在国旗护卫队驻地采访期间，为深入了解战士们的真情实感，还进行了一项简单的问卷调查。
“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对于当兵，人们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如果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出发，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当兵三年，也要后悔一辈子。为什么？两个原因：一是在国旗护卫队当兵，没有任何闲暇的时候，“养兵千日，用兵千日”；二是最让常人难以接受的，在国旗护卫队当兵三年，除了学会了标准的站和走之外，学不到任何一门实用的技术或技能。
但是，这些只是平常人的想法。只要是国旗护卫队出来的，没有一个会说因为自己当了三年“国旗卫士”而后悔的，相反地，他们无一例外地以此为荣。这群年轻人除了其行为令人肃然起敬外，更让人感到鼓舞的是他们正直、健康、向上的内心世界，这是我从调查问卷中得出的结论。
战士们回答是以真诚之心、吐真实之言为前提的。为了让读者朋友更深入地认识了解战士们的心灵世界，特实录两份调查问卷。
幸华宇，身高1.80米，1974年8月27日出生，高中学历，家住山西大同矿务局中央机厂北1路16排3号。父亲幸学敏，在大同矿务局煤峪口公司劳资股工作，母亲刘香兰，在大同矿务局煤峪口公司施工办公室，妹妹幸文彦，在大同矿务局幼儿园当一名幼儿教师。
于1993年12月16日入伍，现在国旗护卫队担负升降旗护卫及固定勤务工作，擅长唱歌。
一、训练情况
问：在护卫队，训练艰苦吗？
答：很艰苦。我认为训练特别苦是我们和别的支队战士的一个主要差别。
问：你有没有哭过？
答：哭过两次，一次是在训练间隙，大家合唱《说句心里话》，想起了到部队后过的紧张又充实的每一天，我和许多战士都哭了。还有一次是因动作跟不上，挨了批评。
问：对你来说，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答：最难的是踢正步的“一步二动”。我有两个毛病，八字脚和摆手不正，都是从小养成的，改起来很难。护卫队的正步训练要求近乎苛刻。手势、脚步幅度，稍微错一点都不行。练正步时太紧张，自己总是太赶，别人还没有出腿，我就先迈出去了。
问：在训练中，你受过什么伤痛？是怎么留下的？
答：得过腰肌劳损，脚上长了鸡眼。长期站立，导致血液循环不畅，於积在脚底，长了鸡眼。腰肌劳损是因长期肌肉紧张得不到有效的放松所致。我们国旗护卫队的兵，十个中间八个有此毛病。
问：最长一次练走功、枪功、站功分别是多长时间？
答：练走功是一整天，枪功4个小时，一次训练时纹丝不动地站过4个小时。
问：你是否曾经担心因动作不合格而不让你参加升降旗？
答：是的，因为自己的形体条件不是很好，我老怕自己通不过训练而不能亲自参加升降旗队伍。
问：在训练“定力”方面，你用过什么特殊的方法？
答：尽量忘记时间的存在，不去数一分一秒的流逝。每当自己训练时快坚持不住了，都要想一想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想着想着，就忘了训练的苦痛。这时无论你看哪一个方向，都会觉得父母在笑着鼓励自己。我绝不能倒下，坚持就是胜利。
问：从普通战士到一名护卫队员，你训练了多长时间？
答：整整三个月的超强度训练。
二、执勤情况
问：你第一次参加升降旗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感受如何？
答：第一次参加降旗是1994年7月23日。当自己从老同志手里接过礼宾枪和礼服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成功是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换来的。走在行进的方队中，我激动得直颤抖，但我还是死死地正视着我前排战士的帽檐，专心听带队警官口令。动作完成的十分标准，没有出现失误。
问：第一次站国旗哨是什么时候？你当时有何切身体验？
答：第一次站国旗哨是1994年8月6日。上哨前，只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因为站的是祖国第一哨，不能出任何差错，站上国旗哨后，不一会儿便觉得腰酸、背疼、手发胀，但我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这点苦算什么，如果自己不能坚持下来，只能说明自己是个懦夫。
问：在你执行任务的时间内，发生过哪些影响动作发挥的事？
答：1995年冬天，我感冒发高烧40，但由于新老兵交接，人员紧张，加上自己也不愿下来，所以坚持参加了那天的降旗仪式。在长安街上踢正步时，脚步震得头很疼，眼冒金星，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其他因素也有，比如有一次我们升旗时，一个小流氓在外面乱喊口号，导致一名新兵“打点”出错。
问：除了国旗护卫队的事务之外，你还参加过哪些印象较深的活动或任务？
答：参加过1994年10月1日晚的国庆45周年文艺晚会广场升旗仪式，这也是惟一的一次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我们从工人文化宫出发，踢了很长时间的正步。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但除了我们“咔咔”的脚步声，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似乎全世界都在谛听我们前进的声音。那次活动，至今难忘。另外，还参加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江泽民主席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现场警卫。
问：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升（降）旗是何时？
答：1995年8月27日降旗。那天大雨倾盆，我们是在雷雨交加中把旗降下来的。雨水似乎总能令我们激动，有时候甚至盼着天下雨。雨中执行升降旗任务，是对祖国至上、国旗至上的最佳体验时刻。
问：你记忆最深的一位对国旗有浓厚情感的人是谁？
答：是《歌唱祖国》的词作者王莘教授。“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首歌写出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祝愿之情，因为王莘教授是体验过共和国的沧桑岁月、目睹了中国的新生、对国旗有着深厚感情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有气势的歌。
三、观念情况
问：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什么？
答：长跑。因为这有助于强身健体，同时磨练人的耐力和意志，男儿当自强。
问：你认为什么色彩最好看？
答：橄榄绿。因为绿色象征和平、象征生命力，象征着希望。
问：如果正常退役，你准备做什么？为什么？
答：服从组织安排吧！当然我自己的意愿是做一名刑警。因为自己现在有点当刑警的底子，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我们都看不惯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让这个社会更安宁，人民更幸福。
问：你心中的或未来的恋人是什么样？
答：一个懂得孝敬父母，朴素又不失文雅的姑娘。她同我应比较有共同语言，生活上能互相体贴照顾，事业上能互相帮助，互相竞争，要富有幽默感，有同情心，有正义感。
问：你认为自己最值得荣耀是什么？
答：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护卫队的一员，每天能参与升降国旗。
问：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天生我才必有用。
问：你认为当前群众的国旗意识强吗？
答：不强，多数群众现在只生活在金钱的范围之内。总的来说，城市比农村强，小孩比成人强。虽然每天有不少人到天安门广场来观看升降旗仪式，但其中不少人只是来看我们的表演而已，至于国旗的内涵，国旗与国家尊严和民族昌盛的关系，很少有人去思考，应当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
四、其他情况
问：你的家人对你的状况如何评价？
答：我爸妈说，能在这样光荣的部队里担负这项特殊的任务，很难得。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有出息。看到你上电视，比你爸妈自己上电视还高兴，要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好好干。
问：你的好同学或好朋友叫什么？现在做什么工作？他（她）如何看待你的现状？
答：她叫曹向英，在老家做会计工作。在工作和生活上我们总是互相鼓励。有了困难，她总是想方设法帮我解决，我很感激她。她认为我的现状不错。但复员还要回到现实之中，早点工作比这样强。
问：对于报刊宣传，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答：对我们的宣传不少，但大都是表面热闹，不了解我们在想什么，思考什么。建议办点实事，比如给地方宣传媒介邮寄一些有关战士学习和生活的材料，增强我们的光荣感和责任心。
王钰辉，身高1.82米，1976年2月8日出生，中专学历，家住湖南省临湘市乡镇企业委员会家属楼。父亲王安奎，在临湘市档案局工作。母亲方加英，现病休在家。哥哥王钰平，在临湘市矿业公司电管站工作，弟弟王文涛，待业。
1995年12月15日应征入伍，现在国旗护卫队担负升降旗护卫及临时勤务工作，擅长打篮球、排球。
一、训练情况
问：在护卫队，训练艰苦吗？
答：艰苦。
问：你有没有哭过？
答：哭过。好几次哭得很伤心。有一段时间还老是哭，不过那是迎风站立练“眼神”时被风吹的。
问：对你来说，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答：托枪、正步对我来说是最难的动作。我的体形方面毛病是弯头，胯右顶，托枪时右肩不自觉地往前顶；导致动作变形。等把注意力放在肩上，脚下又乱了，折腾了很长时间才过关。
问：在训练中，你受过什么伤痛，是怎么留下的？
答：肩周炎，腿关节隐隐地疼，尿血。肩周炎是因为定枪时间过长，枪身总扛在右肩上，关节上又处于紧张状态，长时间不能恢复所致。尿血是因正步训练时间过长所致。
问：你最长一次练走功、枪功、站功分别是多长时间？
答：走功练了一下午一晚上没有休息、枪功5小时、站功3小时。
问：你是否曾经担心因动作不合格而不让你参加升（降）旗？
答：没有，我对自己有信心，既然进来了，我肯定能训练得符合标准。
问：在训练“定力”方面，你用过什么特殊的方法？
答：我总是这样想：都是年轻人，别人能挺住，你为什么不能？我抱定一个必胜的信念，别人不倒下，我也能坚持，别人倒下了，我还能坚持。在方法上，运用气功知识，注意呼吸及意念调整，可以事半功倍。
问：从普通战士到一名护卫队员，你训练了多长时间？
答：训练了两个月的时间。
二、执勤情况
问：你第一次参加升降旗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感受如何？
答：1996年6月5日参加降旗。从天安门城楼门洞走出时，余光所见全是黑压压的人群，耳边传来群众对国旗护卫队的赞美声。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所担负的任务之神圣。到旗杆底下行持枪礼时，心中有一种升华的感觉。当时心中有点慌张，怕做错动作给护卫队丢脸。一直到降完旗回到营地，我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很长时间不愿意脱衣服，我和另外两名新兵在训练场上又走了两圈。当时特别想打电话告诉家人：我终于走进了升降旗队伍，为祖国升旗了。
问：第一次上国旗哨是什么时候？你当时有何切身体验？
答：1996年6月23日，我第一次上国旗哨。训练时我连续3个小时都没问题，但真地站到哨位上，半小时后就感觉到要倒下来一样。加上天气很热，广场上的群众似乎全都在盯着我看。在我身上，汗流成河。但我咬紧了牙关，告诉自己决不能给国旗丢脸。就这样终于坚持到最后。
问：在你执行任务的时间内，发生过哪些影响动作发挥的事？
答：夏季的暴雨，秋季的狂风，冬天的冰雪，是影响我们动作发挥的主要因素。尤其雨下得很大时，我们也特别来劲，水花踏得“啪啪”响。但下金水桥时，不小心很容易滑倒，有一次我就打了“小点”。站国旗哨时，由于时间过长，双腿僵硬，影响交接动作的发挥。
问：除了国旗护卫队的事务之外，你还参加过哪些印象较深的活动或任务？答：刚到部队第一年，除了参加过一些汇报演练之外，没有到外面参加过其他活动。有一次给青少年讲国旗，印象很深。因为那些孩子都是烈士的子女，由团中央组织来的，活动的题目叫“呼唤英雄”。
问：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升降旗是何时？
答：第一次执行降旗任务我最难忘。因为自己三个多月流血流汗终于有了收获，又是第一次加入到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光荣方队中去，那个日子我永生难忘。
问：你记忆最深的一位对国旗有浓厚情感的人是谁？
答：庄印芳。她是江苏邳州市的一个个体户，全国拥军模范。曾经是我们护卫队的名誉指导员。她从解放前一直到现在，默默地从事拥军工作，融洽军民关系，为国旗增辉。她的行为，让人敬佩。
三、观念情况
问：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什么？
答：打篮球。因为它既要讲个人技术又培养团结拼搏的精神。
问：你认为什么色彩最好看？
答：红色最好看。因为国旗是红色的，有热情、有活力。
问：如果正常退役，你准备做什么？为什么？
答：如果正常退役，我当警察或做一些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而奉献的工作。因为我已经是正义的一个分子，维护社会主义，改良社会风气，是我们的天职。
问：你心中的或未来的恋人是什么样？
答：有远大的理想，生活作风正派，依赖心不强的女孩子，不用太漂亮，太漂亮容易变坏了。但我可以说还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在部队不能涉及这个事情。
问：你认为你自己最值得荣耀的是什么？
答：成为一名护卫国家象征的光荣的国旗卫士。问：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平凡的积累是伟大的前奏。
问：你认为当前群众的国旗意识强吗？
答：多数群众的国旗意识一般，军人和中小学生的国旗意识比较强。应该在电视台、报刊上多做宣传，同时多组织一些实际能做的活动，让人们在活动中体验爱国主义，激发潜藏在人们心底的朴素爱国情怀。
四、其他情况
问：你的家人对你的状况如何评价？
答：我母亲逢人便说：“我儿子在北京升国旗。”她为我感到骄傲。她说，中国只有一个天安门，只有一个国旗护卫队，能担此大任是我的机遇，她让我一定好好干，为全家争光。
问：你的好同学或好朋友叫什么？现在做什么工作？他（她）如何看待你的现状？
答：方燕鹏。现在老家经营一家歌厅。他对我的选择很支持，他说：“人生的路有很多走法，你目前的情况不错，好好干，争取出人头地。”
问：对于报刊宣传，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答：宣传报道应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去掉反面的报道，而只报道正面的。特别是军队办的一些报刊，内容太枯燥，花样太少。对我们的宣传和描写很多，但多数都只是把我们当成一种象征来写，没有写出背后的生活和人的精神，这些方面应该加强。
史国良一见到谢辉，便“哇”地一声哭开了。
部队回到营地后，情况就不对劲了。
还有一件事也与交通有关。
前任擎旗手曲衍涛和护旗手王炳乾、王浩还同笔者讲过一件令他们十分气愤的事情。
就在这时，河北邯郸籍战士韩卫军的母亲病逝。
现在，离别的时候到了，谢辉知道，这小伙子心头有千言万语要述说。
草原男子汉的惊人之举
岁月悠悠，时光匆匆。国旗班及国旗护卫队的官兵，换了一批又一批，走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建功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一腔热血。
有人说，军人是机械的，呆板的，不懂什么感情。
但我要说，国旗卫士是有血有肉的年轻人，他们有火热的心，有崇高远大的理想，更有蕴积在心的丰富感情。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国旗。
他们眷念家庭和亲情，虽然有时心有余而力不足，但那份愧疚足以撼天动地。
年长的军官，有的已经筑起了爱的小巢，夫妻俩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年轻的士兵，也憧憬着未来美丽的爱情。
刚刚站在国旗下，他们激动兴奋而又骄傲自豪。离别时，几步一回头，梦里魂牵。
国旗卫士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奉献者之歌，留下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写到这里，当代军旅诗人郭小川的著名诗句又涌上心头：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畏流言，不怕欺诈。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心美如画，忠贞不渝。
在笔者对国旗护卫队战士的多次采访中，每次问到战士们最感光荣和荣耀的是什么时，几乎所有战士的回答都是：“成为国旗护卫队的一员，升降祖国第一旗。”
成为光荣的国旗卫士，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为了当好国旗卫士，他们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也心甘。
没有对五星红旗的一腔深情，是很难达到这种程度的。
史国良是一名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战士。1994年到国旗护卫队强化训练时，因胃病发作，多次被命令休息。所以，训练结束时，史国良的动作协调性不行，不能达到担负升降旗任务的要求。按照惯例，指导员谢辉找他谈话，准备让他回到原来的中队，从他的动作和素质，在别的中队，他可以成为一名标兵。
“我不去！”没有别的话，任凭谢辉怎样做工作，史国良始终只回答这三个字。
最后，部队只能采取最后一招，下命令要求史国良调离，因为这也是为战士的前途考虑，的确是出于对他的爱护和帮助。
史国良含着眼泪回到了原来的中队。
到了那儿，史国良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似乎没有了寄托，他几次利用休息时间悄悄地跑到广场上，去观看战友们护卫国旗的英姿，去仰望那团飘扬在天安门上空的似火红云。每一次都是哭着鼻子回到营房。
“不行，我一定要回到国旗护卫队去！”史国良暗暗地下了决心。但几次和中队领导申请，都没有得到许可。
终于，这位来自草原的男子汉做出了惊人的举动：宣布绝食，不回到国旗护卫队誓不罢休。
中队的领导被史国良的真情打动了，他们又主动跟国旗护卫队指导员谢辉联系，要求他前去做工作。
史国良一见到谢辉，便“哇”地一声哭开了。谢辉说：“小史，部队可是有纪律的，不能不吃饭，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让你回这儿来，也是为了不耽误你在部队的学习和进步。”
“我知道，指导员。”史国良一边哭一边说：“但我还是愿意回到国旗护卫队。我求你了，指导员，你让我回去，我愿意为国旗做点事情。如果动作不合格，我可以不参加升降旗，你让我给护卫队员们擦三年升旗的专用皮靴，行不行？”
谢辉听了之后，被这位战士的一往深情感动，他请示了部队首长之后，又把史国良带回了国旗护卫队。
回到护卫队后，史国良加倍训练，以顽强的毅力补上了训练这一课，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国旗卫士。
回到营房，战士们都哭了
那是90年代的某一天凌晨，国旗护卫队在预定的时刻，按时举行升降旗仪式。
像往常一样，战士们雄纠纠、气昂昂地迈着齐步走过金水桥。当迈上长安街时，刚下达完“正步――走”的口令。这时，指挥员的对讲机中突然传来急促的声音：
“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的国宾车队正以200公里/小时的速度从东长安街驶来，安全保卫规划时，没有考虑到每天升旗时长安街要中断交通这一因素，现在情况紧急，只能让国宾车队先过。”
指挥员思忖片刻，果断地下达命令：“原地踏步――走。”这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许多正在专心踏正步的战士差点没有反应过来，幸亏这支队伍是训练有素的。顿时，战士们依旧保持整齐的队形，一边踏步，一边缓慢地向南移动。
伴着威严的警笛声，海部俊树的国宾车队如箭一般从长安街驶过去了。战士们恢复正步，精神抖搂地圆满完成了这次升旗任务。
部队回到营地后，情况就不对劲了。
战士们听说刚才是为日本首相让了步，立刻群情激愤。这个说：“我们护卫的是五星红旗，怎么能让他先过呢！”那个说：“我们要给首长写信，这样的决定简直有损国家的尊严。”指导员谢辉向战士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很多战士依然不通，不少战士还委屈地哭了。
其实，当时的确是由于情况紧急。因为由20多辆车组成的国宾车队的车速达200公里/小时，当时车队由东向西已经驶至东单路口，如果突然下达停车的命令，就会酿成国宾车队一辆接一辆地相撞，造成一起外交接待上的特大事故。在那种情况下，指挥员只能命令让国宾队先行。但这些血气方刚的战士对这一事件所流露出来的真情，的确让人感动。
还有一件事也与交通有关。
现在每天升降旗的情况是这样的。国旗护卫队从天安门城楼出发时，长安街东西间的红绿灯都亮起红灯，交警也会示意正在行驶中的车辆停下来，等威严的方队穿过长安街到达天安门广场国旗基座时，长安街与广场上的所有行人要肃立，但是，长安街上的车辆照常行驶，不专门停下来表示敬意。升降旗部队从天安门广场走回天安门城楼时，交通情况也是如此。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对此很有意见。李炳涛等人还专门给北京市交警部门写过信，要求重新考虑升旗时长安街上禁行的问题，但情况没有变化。他说，这个问题从进入护卫队起一直萦绕在心头，他和所有的战士都认为，既然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国旗法》中也明确规定“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那么，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长安街上的车辆也应该停下来，向国旗致敬，要不然，嘈杂的马达声多少都影响着升降旗仪式的严肃性。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和担负天安门地区交通指挥的警察交换过意见，他们表示也想像李炳涛战士所说的那么做，对国旗卫士的心情表示理解和敬佩，但实际做起来有难度。长安街是北京最主要的交通要道之一，车流日夜不停。每天的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仪式从护卫队走出城楼到走进城楼，大约要9分钟的时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全部要求车辆禁行，整个交通秩序就会乱得不成样子，在长安街的车辆最起码可以堵到通县。
从这些细小的事情，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五星红旗在国旗护卫队战士心目中的地位，任何有损国旗的事，他们都不能接受。
前任擎旗手曲衍涛和护旗手王炳乾、王浩还同笔者讲过一件令他们十分气愤的事情。每天升降的国旗存在端门南侧的一个铁皮大棚内，和伟人画像放在一起。每天升旗前，曲衍涛他们三人先去大棚处，打开旗库的小门，从旗柜中取出国旗。降旗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国旗放入大棚内的旗柜中。大棚外边有一处“屋檐”，原来是用来临时存放车辆用的。后来，在天安门地区搞卫生的两名清洁工却把屋檐下变成了他们捡破烂的贮藏地：废纸、易拉罐、塑料瓶等堆得满地皆是，而且经常堵住旗库的小铁门。于是，每天早晨，曲衍涛他们去取国旗的时候，都要把那堆破烂给挪得远远的，在他们心目中，即使是隔了两道门，这些破烂也不能挨在神圣的国旗边上。但是，每次降旗回来存放时，他们看见门口又堆了一摊破烂。
终于有一天，他们忍无可忍地对那两位清洁工说：“你们是不是只知道赚钱？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这样做污辱了国旗。”
然后，他们三人气呼呼地将国旗扛回了国旗护卫队连部，小心存放起来。
在国旗卫士的心目中，五星红旗就是这样的神圣。
放在母亲坟前的升旗照片
1991年4月，国旗护卫队筹建之时，所有的人员都投入了紧张的训练。为了保证5月1日能够采用新的升旗仪式。原国旗班的战士和从武警北京总队抽调的40多名战士接受了被称为“空前绝后”的苦训。战士们也都把自己被选为国旗护卫队员、每天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升降旗仪式的消息告诉了家人。
就在这时，河北邯郸籍战士韩卫军的母亲病逝。韩卫军的父亲知道，只要给部队拍去电报，部队肯定会让韩卫军回家的，但他也深知如果这样，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首支国旗护卫方队的组建可能会受影响，而韩卫军也有可能失去成为一名国旗卫士的机会。于是，韩卫军的父亲和其他亲人忍着悲痛悄悄料理了后事。
直到了解到部队人手稍缓时，韩卫军才接到了家里的电报。
部队立即安排韩卫军探家。
韩卫军回到邯郸，发现已经物是人非，慈爱的母亲已远离他而去，而且在最后的一刻，自己竟没能守在身旁，想起几个月的强化训练中自己经历的种种磨练，想着母亲临终前呼唤自己的名字的情形，韩卫军泪流满面。
第二天，韩卫军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母亲的坟前。他没有按照农村的习俗给母亲下跪磕头，他说：“娘，儿因为有国家重任在肩，没有给您送行，没能尽到孝心。”然后，韩卫军后退了20米，以国旗卫士训练的标准军姿，在母亲的坟前踢了三趟正步。
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韩卫军的父亲看着儿子挺拔伟岸的军姿，看着儿子庄严凝重的神情，觉得眼前一亮，他知道，儿子在部队变得懂事了。他流着泪，喃喃地对着坟堆儿说：“老伴，你睁开眼睛瞧瞧，你儿现在出息着哩！你就放心地去吧，儿子能精忠报国，就是尽了最大的孝心。”
踢完正步后，韩卫军从挎包里拿出一张自己身着升降旗礼服拍的照片，轻轻地敬放在母亲的坟前。他说：“娘，儿这就得回部队去，不能留下来陪您了，就让这张照片陪在您的身旁，觉得孤单时，您可以跟我说会儿话。”
围在边上的乡亲们都被韩卫军独特的“祭奠仪式”打动了。他大伯说：“这国旗护卫队还真不简单哩，娃子参军不到一年，就这么出息。”
无情未必真豪杰。国旗护卫队的官兵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但为了五星红旗，他们不得不将这些纯朴的感情深埋心底。
国旗卫士们的婚恋情
现任天安门武警支队参谋长的董立敢，提起爱人和小孩，就有许多愧疚之感。他为自己没能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而深感对不起妻儿。
董立敢是国旗班第一任班长，国旗班从诞生到成长，倾注了他满腔的热血。
他老家在安徽农村，1982年5月与同乡民办教师刘金荣结婚，由于国旗班事情多，董立敢很少能回家呆满假期。繁重的家庭重担全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肩上。
婆婆患有严重风湿病，大白天连门都不敢出，背驼成了弓形，小叔子又终日游手好闲。为了撑起这个家，让董立敢在部队安心服役，她由教师成了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12亩棉田，10亩麦地，全靠她一人劳作，尤其是到了农忙时节，家家户户都忙，拖着孩子的她，日子确实艰难，但刘金荣没有埋怨，没有拖董立敢的后腿。
董立敢能在部队安心服役，取得的每一份成绩与妻子的勤劳奉献是分不开的。
国旗护卫队前任队长陈杰和前任指导员谢辉、现任队长王金耀，可以说都是潇洒、英俊、硬铮铮的汉子。几年来，他们一心扑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的婚姻和爱情是与他们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夫妻或者爱人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陈杰和女友谈恋爱四年多了，去年女友因原单位效益不好，只身来北京学微机，后来到一家超市工作。她从未到国旗护卫队去过，电话联系也很少，就连商场组织观看升国旗，也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半年多了，中队很少有人知道队长的未婚妻就在北京。他们早就过了晚婚的年龄……
谢辉，1.84米的个头，1987年入伍，已在部队呆了十个年头。其中有四年的除夕之夜是在广场国旗哨上度过的。他说，除夕之夜值勤的感觉很好，一年365天，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才最静，最空旷，最显其雄浑博大，而人的心在那个时候也最不平衡，又最感到满足。
7年前，谢辉同在北京上学的长春姑娘相识相恋，她现在是长春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谢辉说：“我们相爱的基础是互相理解和支持，她每次来电话末尾都会说一句：你好好工作，钱我来挣。平时工作很忙，100多号人要操的心也多，忙里偷闲总是盼着女友来信。她的信写得很美，每次读她的信都是一种激励。”
谢辉现在还细心地保存着几年来女友寄给他的300多封信。
与谢辉、陈杰“两地分居”相比，王金耀算是很幸福的。王金耀可说是个老兵了，他妻子在部队一家医院工作。小两口恩恩爱爱，但平时也难得在一起。
妻子非常支持王金耀的事业，每逢王金耀带队担任警官去升旗，她总会很早起来，在一旁观看。
升降旗结束后，她就会与丈夫一起研究，指出他在形体和动作上的不足。妻子成了他的业余教练。
依依不舍离别情
一年一度的老兵退役的日子，是战士们情感波动最强烈的时候，依依不舍的深情，在驻地、在国旗下弥漫。
临别，再看一眼飘扬的五星红旗！
临别，再行一个军礼！
毕克军是国旗护卫队第二任擎旗手，1994年底退役，现在山东文登市力象集团公司当司机。
前任指导员谢辉说，毕克军退役时的一举一动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至今难以忘怀。1994年11月30日晚6时30分，毕克军和其他35名退役的战士一起戴着红花坐在食堂里面，准备吃一顿部队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送行饺子。
毕克军的叔叔在家乡是个小有名气的商人，他专程派人开了辆丰田3.0到北京接他。现在车子也已经到了，就等在午门南的小广场上。一切都已经打点完毕，吃完这顿饺子，毕克军就要踏上回家的路了。
指导员谢辉正在忙前忙后，忽然，他看到神情凝重的毕克军向他走来，赶忙迎上前问：“小毕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其实，谢辉知道自己这是明知故问，每年到这个时候，他都是被退役战士们的泪水包围着。
果然，毕克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指导员，我有一个请求，想再到旗杆那儿去看看。”
谢辉非常理解战士们对国旗的特殊感情。当初身高1.91米的毕克军被送入国旗护卫队时，因为身体条件的原因，动作老是变形。当决定把他作为擎旗手来培养时，小毕说：“只要人不死，我就一定能扛上这面旗。”他凭着惊人的毅力投入了艰苦的训练，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今年退役时，毕克军自己很想留下来，部队也有这个想法，但家里由于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还是主张让小毕按期退伍。
现在，离别的时候到了，谢辉知道，这小伙子心头有千言万语要述说。
于是，谢辉点了点头说：“我陪你去。”
另外几名老战士闻声也跟了出来。沿着从东朝房到天安门广场那条熟悉的路，大家默默地往外走着，没有人说话，这条路毕克军太熟悉了，每天都要至少走四、五遍。三年来，他的脚步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可是今天，在黯然的天幕下，营房、训练场，还有中轴线两旁的小店铺，为什么看起来如此陌生，好像自己从未到过这里一样。
谢辉看到毕克军心潮起伏，也不言语，他知道，此时此刻无语胜千言。
走出天安门城楼后，毕克军和几位老兵一齐低头看着脚下的路。几年来，他们从来都是昂首挺胸地从这里迈过去，竟一直不知道脚下到底是柏油路面还是水泥方砖。他们又仔细地听着那脚步声……
到了广场的国旗杆基座前，毕克军突然有点像一位面对严厉家长的孩子一样有点手足无措。谢辉对他说：“走，再到旗杆的最近处去看看。”
望着那挺立直上云霄的旗杆，拇指粗的升旗绳。毕克军回想起自己在国旗护卫队的日日夜夜。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毕克军和其他退役战士都止不住热泪盈眶。站在边上的战士都被这一场景感动了。
“走吧，以后你们要常来北京啊！”谢辉说。
战士们都转过身，准备往回走。
这时，已经往回走了一步的毕克军突然往回跑了两步，紧接着，他双臂围抱着粗大的国旗杆“通”地一声跪下了。
谢辉他们赶紧过去扶他。只见毕克军泪如泉涌，他抬起满脸泪花的头对谢辉一字一句地说：“指导员，我求你们，一定要把国旗升降好，护卫好……”
退役之后，毕克军又两次回国旗护卫队驻地，每次他都会一个人悄悄地早起，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战士们的升旗仪式。他见到谢辉时几次说：“我走得很后悔！”
国旗护卫队有一个惯例，每年士兵退役时，都要由老兵组成的方队给新兵做一次降旗示范。
1995年11月30日，是日降旗时间为下午4时51分，部队决定除了带队警官和擎旗手之外，降旗方队中其他34人全部由面临退役的老兵组成。
下午3时30分，通知准备换上降旗专用礼服。一般来说，刚刚参加升降旗任务的新兵，换衣服最积极，而老兵因为动作快，往往是最后才换。但这一次不同，曲衍涛看到即将退役的护旗手周兵从箱底拿出了那件刚发下来的新衬衫，仔细地穿到身上，套上礼服后，各方面检查得很仔细，绶带整了又整，领花按了又按。等到曲衍涛换好衣服装备叫周兵的时候，他发现周兵早已在门外等候。
一路上周兵一言不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只是呼吸特别急促。在天安门城楼下集结等待出发时，曲衍涛发现，几乎所有的战士眼里都已噙着泪水，因为这是他们与心爱的国旗告别的日子。
“出发”的命令下达了，曲衍涛发现，周兵今天的动作极为标准，刚强有力。当降旗的“敬礼”口令下达时，曲衍涛通过目光的余光看见，周兵已经浑身控制不住地微颤着，泪水如注。
回到驻地后，周兵和即将退役的升旗手郭剑起搀扶着，哭成一团。他们久久不愿脱下那身陪伴了他们三年的礼服。曲衍涛记得，在他和周兵的相处中，他是个铮铮汉子，从不流泪。没想到这次哭得跟泪人似的，第二天上车时眼睛还是红红的。
他离开时只带了一面五星红旗
范天强是山东临沂籍的战士。他在国旗护卫队兢兢业业地干了三年，1995年12月，退役的日子到了。
范天强的家庭经济情况较好，所以他把自己三年来积存下来的书、呢子大衣等物品都送给了其他战士。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想带回去，他心里有一个计划。国旗护卫队每天升降用的特制五星红旗由北京市天安门管理委员会负责提供。破损和有污点的国旗淘汰下来后，就不再使用，由国旗护卫队统一保管。一般在一段时期内，国旗护卫队存放有5面同样大小的国旗。
临走前一天，范天强来到存放国旗的仓库，请求将一面天安门广场上淘汰下来的国旗赠送给他。
退役之日，他背着这面大国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国旗护卫队，离开了工作、生活了三年的天安门广场。
回家之后，范天强将这面大旗挂在他卧室的一面墙上，并将自己三年当中拍摄下来的训练、执勤时的照片一一别在上面，他对妻子说，每天睡觉前看一眼国旗，才能睡得踏实。
日子平静地过着。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干劲办了一个小企业，又雇了一些工人，生意红红火火的，每月收入四五千元。但是他的心中依然惦记着那面已经融入他生命里的五星红旗。
一天，范天强看报时突然读到一则消息：临沂市新建的华联商场准备组建一支升旗班，每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一为宣传爱国主义，二为树立企业形象。
读完之后，他立即跟家人商量说，他准备到临沂华联商场去带队升旗。
妻子听完他的计划之后怎么也想不通。她说：“你在家里挂国旗，我完全理解，也完全赞同，但放着生产不管，跑去给人家升国旗，别人只会说你傻。”
范天强说：“别人说我傻我不怕，只是以后家里家外你要多辛苦一些了。”
他耐心地给家里人做工作，最后毅然拿起电话，拨通了华联商场。
临沂华联商场的杨经理得知范天强毛遂自荐后，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他立即同意由范天强负责组织这支升旗班，并负责每天带队升降旗。
此后，范天强抛开家业和高额收入，每月仅领400多元的工资，却把每天的升旗仪式搞得类似国家标准。他的事迹，至今激励着每一批加入国旗护卫队的新战士。
两份调查问卷实录
笔者在国旗护卫队驻地采访期间，为深入了解战士们的真情实感，还进行了一项简单的问卷调查。
“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对于当兵，人们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如果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出发，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当兵三年，也要后悔一辈子。为什么？两个原因：一是在国旗护卫队当兵，没有任何闲暇的时候，“养兵千日，用兵千日”；二是最让常人难以接受的，在国旗护卫队当兵三年，除了学会了标准的站和走之外，学不到任何一门实用的技术或技能。
但是，这些只是平常人的想法。只要是国旗护卫队出来的，没有一个会说因为自己当了三年“国旗卫士”而后悔的，相反地，他们无一例外地以此为荣。这群年轻人除了其行为令人肃然起敬外，更让人感到鼓舞的是他们正直、健康、向上的内心世界，这是我从调查问卷中得出的结论。
战士们回答是以真诚之心、吐真实之言为前提的。为了让读者朋友更深入地认识了解战士们的心灵世界，特实录两份调查问卷。
幸华宇，身高1.80米，1974年8月27日出生，高中学历，家住山西大同矿务局中央机厂北1路16排3号。父亲幸学敏，在大同矿务局煤峪口公司劳资股工作，母亲刘香兰，在大同矿务局煤峪口公司施工办公室，妹妹幸文彦，在大同矿务局幼儿园当一名幼儿教师。
于1993年12月16日入伍，现在国旗护卫队担负升降旗护卫及固定勤务工作，擅长唱歌。
一、训练情况
问：在护卫队，训练艰苦吗？
答：很艰苦。我认为训练特别苦是我们和别的支队战士的一个主要差别。
问：你有没有哭过？
答：哭过两次，一次是在训练间隙，大家合唱《说句心里话》，想起了到部队后过的紧张又充实的每一天，我和许多战士都哭了。还有一次是因动作跟不上，挨了批评。
问：对你来说，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答：最难的是踢正步的“一步二动”。我有两个毛病，八字脚和摆手不正，都是从小养成的，改起来很难。护卫队的正步训练要求近乎苛刻。手势、脚步幅度，稍微错一点都不行。练正步时太紧张，自己总是太赶，别人还没有出腿，我就先迈出去了。
问：在训练中，你受过什么伤痛？是怎么留下的？
答：得过腰肌劳损，脚上长了鸡眼。长期站立，导致血液循环不畅，於积在脚底，长了鸡眼。腰肌劳损是因长期肌肉紧张得不到有效的放松所致。我们国旗护卫队的兵，十个中间八个有此毛病。
问：最长一次练走功、枪功、站功分别是多长时间？
答：练走功是一整天，枪功4个小时，一次训练时纹丝不动地站过4个小时。
问：你是否曾经担心因动作不合格而不让你参加升降旗？
答：是的，因为自己的形体条件不是很好，我老怕自己通不过训练而不能亲自参加升降旗队伍。
问：在训练“定力”方面，你用过什么特殊的方法？
答：尽量忘记时间的存在，不去数一分一秒的流逝。每当自己训练时快坚持不住了，都要想一想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想着想着，就忘了训练的苦痛。这时无论你看哪一个方向，都会觉得父母在笑着鼓励自己。我绝不能倒下，坚持就是胜利。
问：从普通战士到一名护卫队员，你训练了多长时间？
答：整整三个月的超强度训练。
二、执勤情况
问：你第一次参加升降旗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感受如何？
答：第一次参加降旗是1994年7月23日。当自己从老同志手里接过礼宾枪和礼服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成功是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换来的。走在行进的方队中，我激动得直颤抖，但我还是死死地正视着我前排战士的帽檐，专心听带队警官口令。动作完成的十分标准，没有出现失误。
问：第一次站国旗哨是什么时候？你当时有何切身体验？
答：第一次站国旗哨是1994年8月6日。上哨前，只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因为站的是祖国第一哨，不能出任何差错，站上国旗哨后，不一会儿便觉得腰酸、背疼、手发胀，但我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这点苦算什么，如果自己不能坚持下来，只能说明自己是个懦夫。
问：在你执行任务的时间内，发生过哪些影响动作发挥的事？
答：1995年冬天，我感冒发高烧40，但由于新老兵交接，人员紧张，加上自己也不愿下来，所以坚持参加了那天的降旗仪式。在长安街上踢正步时，脚步震得头很疼，眼冒金星，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其他因素也有，比如有一次我们升旗时，一个小流氓在外面乱喊口号，导致一名新兵“打点”出错。
问：除了国旗护卫队的事务之外，你还参加过哪些印象较深的活动或任务？
答：参加过1994年10月1日晚的国庆45周年文艺晚会广场升旗仪式，这也是惟一的一次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我们从工人文化宫出发，踢了很长时间的正步。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但除了我们“咔咔”的脚步声，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似乎全世界都在谛听我们前进的声音。那次活动，至今难忘。另外，还参加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江泽民主席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现场警卫。
问：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升（降）旗是何时？
答：1995年8月27日降旗。那天大雨倾盆，我们是在雷雨交加中把旗降下来的。雨水似乎总能令我们激动，有时候甚至盼着天下雨。雨中执行升降旗任务，是对祖国至上、国旗至上的最佳体验时刻。
问：你记忆最深的一位对国旗有浓厚情感的人是谁？
答：是《歌唱祖国》的词作者王莘教授。“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首歌写出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祝愿之情，因为王莘教授是体验过共和国的沧桑岁月、目睹了中国的新生、对国旗有着深厚感情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有气势的歌。
三、观念情况
问：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什么？
答：长跑。因为这有助于强身健体，同时磨练人的耐力和意志，男儿当自强。
问：你认为什么色彩最好看？
答：橄榄绿。因为绿色象征和平、象征生命力，象征着希望。
问：如果正常退役，你准备做什么？为什么？
答：服从组织安排吧！当然我自己的意愿是做一名刑警。因为自己现在有点当刑警的底子，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我们都看不惯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让这个社会更安宁，人民更幸福。
问：你心中的或未来的恋人是什么样？
答：一个懂得孝敬父母，朴素又不失文雅的姑娘。她同我应比较有共同语言，生活上能互相体贴照顾，事业上能互相帮助，互相竞争，要富有幽默感，有同情心，有正义感。
问：你认为自己最值得荣耀是什么？
答：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护卫队的一员，每天能参与升降国旗。
问：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天生我才必有用。
问：你认为当前群众的国旗意识强吗？
答：不强，多数群众现在只生活在金钱的范围之内。总的来说，城市比农村强，小孩比成人强。虽然每天有不少人到天安门广场来观看升降旗仪式，但其中不少人只是来看我们的表演而已，至于国旗的内涵，国旗与国家尊严和民族昌盛的关系，很少有人去思考，应当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
四、其他情况
问：你的家人对你的状况如何评价？
答：我爸妈说，能在这样光荣的部队里担负这项特殊的任务，很难得。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有出息。看到你上电视，比你爸妈自己上电视还高兴，要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好好干。
问：你的好同学或好朋友叫什么？现在做什么工作？他（她）如何看待你的现状？
答：她叫曹向英，在老家做会计工作。在工作和生活上我们总是互相鼓励。有了困难，她总是想方设法帮我解决，我很感激她。她认为我的现状不错。但复员还要回到现实之中，早点工作比这样强。
问：对于报刊宣传，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答：对我们的宣传不少，但大都是表面热闹，不了解我们在想什么，思考什么。建议办点实事，比如给地方宣传媒介邮寄一些有关战士学习和生活的材料，增强我们的光荣感和责任心。
王钰辉，身高1.82米，1976年2月8日出生，中专学历，家住湖南省临湘市乡镇企业委员会家属楼。父亲王安奎，在临湘市档案局工作。母亲方加英，现病休在家。哥哥王钰平，在临湘市矿业公司电管站工作，弟弟王文涛，待业。
1995年12月15日应征入伍，现在国旗护卫队担负升降旗护卫及临时勤务工作，擅长打篮球、排球。
一、训练情况
问：在护卫队，训练艰苦吗？
答：艰苦。
问：你有没有哭过？
答：哭过。好几次哭得很伤心。有一段时间还老是哭，不过那是迎风站立练“眼神”时被风吹的。
问：对你来说，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答：托枪、正步对我来说是最难的动作。我的体形方面毛病是弯头，胯右顶，托枪时右肩不自觉地往前顶；导致动作变形。等把注意力放在肩上，脚下又乱了，折腾了很长时间才过关。
问：在训练中，你受过什么伤痛，是怎么留下的？
答：肩周炎，腿关节隐隐地疼，尿血。肩周炎是因为定枪时间过长，枪身总扛在右肩上，关节上又处于紧张状态，长时间不能恢复所致。尿血是因正步训练时间过长所致。
问：你最长一次练走功、枪功、站功分别是多长时间？
答：走功练了一下午一晚上没有休息、枪功5小时、站功3小时。
问：你是否曾经担心因动作不合格而不让你参加升（降）旗？
答：没有，我对自己有信心，既然进来了，我肯定能训练得符合标准。
问：在训练“定力”方面，你用过什么特殊的方法？
答：我总是这样想：都是年轻人，别人能挺住，你为什么不能？我抱定一个必胜的信念，别人不倒下，我也能坚持，别人倒下了，我还能坚持。在方法上，运用气功知识，注意呼吸及意念调整，可以事半功倍。
问：从普通战士到一名护卫队员，你训练了多长时间？
答：训练了两个月的时间。
二、执勤情况
问：你第一次参加升降旗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感受如何？
答：1996年6月5日参加降旗。从天安门城楼门洞走出时，余光所见全是黑压压的人群，耳边传来群众对国旗护卫队的赞美声。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所担负的任务之神圣。到旗杆底下行持枪礼时，心中有一种升华的感觉。当时心中有点慌张，怕做错动作给护卫队丢脸。一直到降完旗回到营地，我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很长时间不愿意脱衣服，我和另外两名新兵在训练场上又走了两圈。当时特别想打电话告诉家人：我终于走进了升降旗队伍，为祖国升旗了。
问：第一次上国旗哨是什么时候？你当时有何切身体验？
答：1996年6月23日，我第一次上国旗哨。训练时我连续3个小时都没问题，但真地站到哨位上，半小时后就感觉到要倒下来一样。加上天气很热，广场上的群众似乎全都在盯着我看。在我身上，汗流成河。但我咬紧了牙关，告诉自己决不能给国旗丢脸。就这样终于坚持到最后。
问：在你执行任务的时间内，发生过哪些影响动作发挥的事？
答：夏季的暴雨，秋季的狂风，冬天的冰雪，是影响我们动作发挥的主要因素。尤其雨下得很大时，我们也特别来劲，水花踏得“啪啪”响。但下金水桥时，不小心很容易滑倒，有一次我就打了“小点”。站国旗哨时，由于时间过长，双腿僵硬，影响交接动作的发挥。
问：除了国旗护卫队的事务之外，你还参加过哪些印象较深的活动或任务？答：刚到部队第一年，除了参加过一些汇报演练之外，没有到外面参加过其他活动。有一次给青少年讲国旗，印象很深。因为那些孩子都是烈士的子女，由团中央组织来的，活动的题目叫“呼唤英雄”。
问：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升降旗是何时？
答：第一次执行降旗任务我最难忘。因为自己三个多月流血流汗终于有了收获，又是第一次加入到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光荣方队中去，那个日子我永生难忘。
问：你记忆最深的一位对国旗有浓厚情感的人是谁？
答：庄印芳。她是江苏邳州市的一个个体户，全国拥军模范。曾经是我们护卫队的名誉指导员。她从解放前一直到现在，默默地从事拥军工作，融洽军民关系，为国旗增辉。她的行为，让人敬佩。
三、观念情况
问：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什么？
答：打篮球。因为它既要讲个人技术又培养团结拼搏的精神。
问：你认为什么色彩最好看？
答：红色最好看。因为国旗是红色的，有热情、有活力。
问：如果正常退役，你准备做什么？为什么？
答：如果正常退役，我当警察或做一些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而奉献的工作。因为我已经是正义的一个分子，维护社会主义，改良社会风气，是我们的天职。
问：你心中的或未来的恋人是什么样？
答：有远大的理想，生活作风正派，依赖心不强的女孩子，不用太漂亮，太漂亮容易变坏了。但我可以说还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在部队不能涉及这个事情。
问：你认为你自己最值得荣耀的是什么？
答：成为一名护卫国家象征的光荣的国旗卫士。问：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平凡的积累是伟大的前奏。
问：你认为当前群众的国旗意识强吗？
答：多数群众的国旗意识一般，军人和中小学生的国旗意识比较强。应该在电视台、报刊上多做宣传，同时多组织一些实际能做的活动，让人们在活动中体验爱国主义，激发潜藏在人们心底的朴素爱国情怀。
四、其他情况
问：你的家人对你的状况如何评价？
答：我母亲逢人便说：“我儿子在北京升国旗。”她为我感到骄傲。她说，中国只有一个天安门，只有一个国旗护卫队，能担此大任是我的机遇，她让我一定好好干，为全家争光。
问：你的好同学或好朋友叫什么？现在做什么工作？他（她）如何看待你的现状？
答：方燕鹏。现在老家经营一家歌厅。他对我的选择很支持，他说：“人生的路有很多走法，你目前的情况不错，好好干，争取出人头地。”
问：对于报刊宣传，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答：宣传报道应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去掉反面的报道，而只报道正面的。特别是军队办的一些报刊，内容太枯燥，花样太少。对我们的宣传和描写很多，但多数都只是把我们当成一种象征来写，没有写出背后的生活和人的精神，这些方面应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