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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旗班与最初的升降仪式
目睹过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旗仪式的人都说，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刻总是令人热血沸腾，万千感慨在那一个特定的时刻浓缩，令人备感祖国的国威和庄严。
长安街上车辆来来往往，游人川流不息，升旗的两位士兵，一人扛旗，一人护卫，走到长安街上，还得注意避让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当军车载着他们驶进广阔的天安门广场时，战友们都显得有些激动。
董立敢决定带领战士们，进行革新升旗方式的尝试。
围观的群众也逐渐多了起来。
“国旗班”源自何处
1983年1月31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卫戍区警卫第二师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
奉上级命令，原警卫二师六团十一连改编为武警北京总队第六支队十一中队，进驻天安门地区担负升降国旗和天安门广场、城楼、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升旗仪式的现场警卫任务。
“国旗班”这个名称现在还被群众称呼着，但在武警部队里并没有这个编制，国旗班事实上就是十一中队下属的五班。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天安门地区警卫任务的武警十一中队现在已经发展成了武警北京一总队十四支队，原来的十一中队也发展成了五、六两个中队。十四支队下辖的六中队就是今天的国旗护卫队，连级建制。
这是后话。
据国旗班第一任班长董立敢回忆，他们是1982年12月28日深夜从北京农展馆地区搬到天安门的。他说，那天晚上很冷，路上已见不到几个行人。当军车载着他们驶进广阔的天安门广场时，战友们都显得有些激动。
军车缓缓驶过金水桥，开进了文化宫西北角的一个院子。战士们动作敏捷地将行李搬进了平房里。屋子里除了几张架子床，几乎什么也没有，一盏只有25瓦的电灯泛着黄黄的光芒，炉火也烧得不旺。见此情景，董立敢立即带领全班战士动手收拾屋子，给炉火加煤炭。一会儿功夫，屋子里变得暖和起来。
收拾停当，董立敢和全班战士熄灯休息。作为一班之长的董立敢，身体虽然躺在床上，心却飞得很远，既感到无限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
董立敢现在已是一个团级干部。他回忆说：“那天晚上，我整整一宿没能睡好，我们由解放军转为武警编制后，上级领导决定由我所带领的班去担负国旗的升降和护卫任务。因为当时我所在的连队是先进连队，我们五班更是部队中的队列标兵班，我们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一定得把任务圆满地完成。改革升旗仪式的念头，也是从那个不眠之夜开始萌生的。”
记下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时刻
最初，他们沿袭了解放军原来的升旗仪式。
两个战士并肩从天安门城楼走出，一人扛旗，一人护卫，躲过来往车辆和行人，来到旗杆下。
那时候旗杆基座四周被护栏封闭，不像现在是开放式的。每次升旗时，战士们必须先跳进栏杆，然后顺梯子爬到2米高的旗杆基座上，将国旗挂好，再回来扳动升旗的电闸，整个过程，显得很不庄重。
董立敢决定带领战士们，进行革新升旗方式的尝试。
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每天升降旗的时间。为了象征祖国与日月同辉，使国旗与红日同时升起，董立敢带领几个战士开始记录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时间，找出规律。
他们先是确定了一份每10天变换一次的升降旗时间表，后来经多次到北京天文台查阅北京地平面每天的日出日落时间，并结合在广场的观察记录，编排了“国旗升降时刻表”。
这样，就保证了国旗每天与太阳一同升起。
董立敢还从天文台了解到，太阳从开始冒出地平线到完全离开地平线的时间是2分07秒。于是他动开了脑筋：能否把升旗时间也控制在2分07秒呢？在太阳刚冒出头来时启动国旗按钮，太阳完全跃出地平面时，国旗应正好升到旗杆顶端。
他将这一想法向有关部门做了汇报。他的意见后来得到了采纳，北京市天安门管理处（现为天管委）对电动升旗装置重新进行设置，这样，国旗从旗杆底部启动到冉冉升到顶端，刚好与太阳跃出地平线互相映衬，象征国旗与初升的太阳一样照耀着中国大地。
敢不敢穿单衣去升旗
刚开始升旗的时候，正是北京隆冬时节。
当时还没有什么执勤礼服，更没有升降旗专用礼服，国旗班战士升降旗时跟其他执勤部队是一样的着装：棉衣棉裤棉帽子……
这身服装穿起来鼓鼓囊囊，扛着旗走起来手脚也摆动不开，动作走样。
每当看到有人举起相机拍照时，班长董立敢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这身鼓鼓囊囊的着装，使人越看越别扭，还有损国旗的尊严。
晚上开班务会时，董立敢与大家商量，以后升旗不穿棉衣、棉裤，也不戴棉帽子。
其时，正是北京最冷的时节。穿着棉衣棉裤还觉着刺骨的寒冷，更甭说穿单衣单裤去升降旗了，那还不把人冻坏？
个别战士流露出一些不悦的神情。
董立敢见此情景，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那是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南军蓄意制造分裂南方几个州，不承认林肯政府，甚至作为国家统一象征的国旗也被他们禁止悬挂。”
“一天，南军攻克了弗雷德里克城，一队队士兵涌入城中。一面面星条旗被他们撕扯下来，掷在地上。刚刚还在晨风中飘扬的满城国旗，一面也不复存在了。南军的官兵们耀武扬威，以此宣告着他们的胜利。就在这时，一个叫巴巴拉・弗里彻的老年妇人走上街头，头发花白、腰都直不起来的她，拾起一面被抛掷在地上的国旗，缓缓地走回家。”
“不一会儿，这面国旗就被挂上旗杆，飘扬在弗里彻家顶楼的窗户外面。”
这惟一一面在阳光下飘扬的国旗，很快就被正在得意洋洋的南军将领发现了，他怒不可遏地命令正在行进的部队停下来向这面国旗开火，密集的子弹瞬间将它撕成了条条洞洞，旗杆也被打断了。可是就在这面旗帜迅速下落的时候，弗里彻老人却非常迅速地抓住它，她将身体使劲地倾出窗外，费尽全力挥动着旗帜：“‘如果你们必须开枪，就向我这头发灰白的老人打吧，但请别向你们的国旗开枪。’”“指挥官的脸上露出了一点恼怒，很快又被羞愧代替了。他突然向士兵们吼道：‘谁碰这位老人一根头发，就让他像狗一样死去，出发！’”
“于是，弗雷德里克城的街道上，一整天都响着南军行军的脚步声，而那面弹痕累累的国旗就在他们的头顶飘扬……”
听了这个故事，战士们都深为感动。
排长袁岳积极支持他的建议，并决定由他俩第一次着单衣升旗。
董立敢这样回忆说：
“第二天升旗时，我和当时的排长袁岳同志穿单衣扛着国旗从城楼中门走出来。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西北风一刮，真是透骨的凉。但人要的就是一种精神，心里这股劲儿一撑起来，我们照样将正步迈得‘咔咔’响，精神抖擞地走过金水桥。那天，长安街和广场上的群众都用一种惊奇而又敬佩的目光看着我们。他们或许感到，今天升旗的战士跟以前不一样了。”
向三军仪仗队学习
虽然改换了着装，严格了升降旗的时间，但董立敢总觉着还有些不足，两个战士升降旗的仪式，在广场宽阔的背景下显然有些孤单，而且这个简单的仪式对于天安门、对于这面共和国第一旗而言，也不能充分显示出其应有的尊严。
可到底该怎样改进呢？
董立敢陷入了深思，既要实际可行，又要正规一些，他一时还找不到答案。
也许在今天看来，董立敢的冥思苦想不值一提，但任何的创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的盛典也是靠一点一滴的小环节积累起来的，就如同大江大河的形成离不开小溪一般。
一天，董立敢在广场上游动值勤，忽然听到广场东边的人民大会堂前传来礼炮和军乐声，他知道又是某国访华元首在检阅三军仪仗队了。
只见三名身着军礼服的仪仗队员，迈着矫健的步伐，为来访贵宾开道，显得非常得威武和精神。
董立敢心头不由得一震。
那时人民大会堂前经常有这样的检阅仪式，董立敢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检阅的场面，但平时也未过多地往心里去。
这天晚上董立敢失眠了，他深深地思索着。想着想着，突然热血沸腾起来，脑子里的弦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合适的音符。
他一拍大腿坐了起来，对了，就应该像仪仗队那样，一人擎旗，两人护卫，昂首挺胸，正步行进。
想到这里，他赶忙打着手电在被窝里把自己的设想写成报告，第二天便给中队干部审阅。
大家连声称赞这个设想方案好，有的还提议，应该在升降旗时实行交通管制，长安街上的车辆行人应该禁止行驶，让国旗手踏出正步，昂首阔步地穿越长安街，这样更显得连贯，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大队、支部、总队领导很快批准了董立敢的升旗方案，并于1983年2月1日试行。由董立敢为首的第一批国旗班战士创立的升旗仪式，整整施行了八年。
最难忘那年“八一”升旗
第一任国旗班长董立敢，现在已是武警北京一总队六支队参谋长，谈起国旗班组建初期的情况，他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他说：“最难忘的是那年‘八一’升旗仪式，那是我们穿上新式警服过的第一个建军节，我们国旗班战士是全国武警部队中换装戴大檐帽最早的部队之一，这是令战士们感到自豪的事。”
那天早晨，一场小雨把夏末的北京城洗刷得特别漂亮。三名武警战士身着新式警服，气宇轩昂地擎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迈着雄健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下出发。
走下金水桥后，国旗手身子一抖，开始迈正步，每步75厘米，从金水桥南端到当时的旗杆，一共是138步。到旗杆下“啪”的一个立定，两名护旗手分别向左、向右转，面向国旗。
擎旗手将国旗挂上旗绳，在太阳冒出地平线的瞬间，按动了升旗的电钮。
董立敢回忆说，那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群众特别多，还有不少其他部队的战友们。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嬉闹，千百双肃穆的眼睛与三名国旗卫士庄重的军礼汇集到一起，目送国旗升上高高的旗杆顶。
升旗仪式结束后，董立敢带领换上新装的战友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为了国旗，我们可以舍弃一切。
“国旗班”是被群众叫响了
经过董立敢和战友们的努力，升旗仪式更加庄重威严，国旗卫士的形象也开始树立在人民群众面前。
以往升旗手得扛着旗避让车辆，现在过往的车辆老远就停下来，等着旗手们潇潇洒洒地走过去。围观的群众也逐渐多了起来。
尽管武警部队的编制册里找不到国旗班这个建制，但人们却不约而同地称他们为“国旗班”。
1988年9月，当时的国旗班副班长又对升旗仪式的装备提出了重大改进意见，即把擎旗手左右的护卫兵由佩带手枪改为怀抱冲锋枪。这样，升旗仪式更显得庄严和具有美感，“国旗班”的声名也愈来愈响，愈来愈亮。这个仪式一直沿用到1991年4月。
长安街上车辆来来往往，游人川流不息，升旗的两位士兵，一人扛旗，一人护卫，走到长安街上，还得注意避让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当军车载着他们驶进广阔的天安门广场时，战友们都显得有些激动。
董立敢决定带领战士们，进行革新升旗方式的尝试。
围观的群众也逐渐多了起来。
“国旗班”源自何处
1983年1月31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卫戍区警卫第二师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
奉上级命令，原警卫二师六团十一连改编为武警北京总队第六支队十一中队，进驻天安门地区担负升降国旗和天安门广场、城楼、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升旗仪式的现场警卫任务。
“国旗班”这个名称现在还被群众称呼着，但在武警部队里并没有这个编制，国旗班事实上就是十一中队下属的五班。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天安门地区警卫任务的武警十一中队现在已经发展成了武警北京一总队十四支队，原来的十一中队也发展成了五、六两个中队。十四支队下辖的六中队就是今天的国旗护卫队，连级建制。
这是后话。
据国旗班第一任班长董立敢回忆，他们是1982年12月28日深夜从北京农展馆地区搬到天安门的。他说，那天晚上很冷，路上已见不到几个行人。当军车载着他们驶进广阔的天安门广场时，战友们都显得有些激动。
军车缓缓驶过金水桥，开进了文化宫西北角的一个院子。战士们动作敏捷地将行李搬进了平房里。屋子里除了几张架子床，几乎什么也没有，一盏只有25瓦的电灯泛着黄黄的光芒，炉火也烧得不旺。见此情景，董立敢立即带领全班战士动手收拾屋子，给炉火加煤炭。一会儿功夫，屋子里变得暖和起来。
收拾停当，董立敢和全班战士熄灯休息。作为一班之长的董立敢，身体虽然躺在床上，心却飞得很远，既感到无限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
董立敢现在已是一个团级干部。他回忆说：“那天晚上，我整整一宿没能睡好，我们由解放军转为武警编制后，上级领导决定由我所带领的班去担负国旗的升降和护卫任务。因为当时我所在的连队是先进连队，我们五班更是部队中的队列标兵班，我们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一定得把任务圆满地完成。改革升旗仪式的念头，也是从那个不眠之夜开始萌生的。”
记下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时刻
最初，他们沿袭了解放军原来的升旗仪式。
两个战士并肩从天安门城楼走出，一人扛旗，一人护卫，躲过来往车辆和行人，来到旗杆下。
那时候旗杆基座四周被护栏封闭，不像现在是开放式的。每次升旗时，战士们必须先跳进栏杆，然后顺梯子爬到2米高的旗杆基座上，将国旗挂好，再回来扳动升旗的电闸，整个过程，显得很不庄重。
董立敢决定带领战士们，进行革新升旗方式的尝试。
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每天升降旗的时间。为了象征祖国与日月同辉，使国旗与红日同时升起，董立敢带领几个战士开始记录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时间，找出规律。
他们先是确定了一份每10天变换一次的升降旗时间表，后来经多次到北京天文台查阅北京地平面每天的日出日落时间，并结合在广场的观察记录，编排了“国旗升降时刻表”。
这样，就保证了国旗每天与太阳一同升起。
董立敢还从天文台了解到，太阳从开始冒出地平线到完全离开地平线的时间是2分07秒。于是他动开了脑筋：能否把升旗时间也控制在2分07秒呢？在太阳刚冒出头来时启动国旗按钮，太阳完全跃出地平面时，国旗应正好升到旗杆顶端。
他将这一想法向有关部门做了汇报。他的意见后来得到了采纳，北京市天安门管理处（现为天管委）对电动升旗装置重新进行设置，这样，国旗从旗杆底部启动到冉冉升到顶端，刚好与太阳跃出地平线互相映衬，象征国旗与初升的太阳一样照耀着中国大地。
敢不敢穿单衣去升旗
刚开始升旗的时候，正是北京隆冬时节。
当时还没有什么执勤礼服，更没有升降旗专用礼服，国旗班战士升降旗时跟其他执勤部队是一样的着装：棉衣棉裤棉帽子……
这身服装穿起来鼓鼓囊囊，扛着旗走起来手脚也摆动不开，动作走样。
每当看到有人举起相机拍照时，班长董立敢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这身鼓鼓囊囊的着装，使人越看越别扭，还有损国旗的尊严。
晚上开班务会时，董立敢与大家商量，以后升旗不穿棉衣、棉裤，也不戴棉帽子。
其时，正是北京最冷的时节。穿着棉衣棉裤还觉着刺骨的寒冷，更甭说穿单衣单裤去升降旗了，那还不把人冻坏？
个别战士流露出一些不悦的神情。
董立敢见此情景，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那是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南军蓄意制造分裂南方几个州，不承认林肯政府，甚至作为国家统一象征的国旗也被他们禁止悬挂。”
“一天，南军攻克了弗雷德里克城，一队队士兵涌入城中。一面面星条旗被他们撕扯下来，掷在地上。刚刚还在晨风中飘扬的满城国旗，一面也不复存在了。南军的官兵们耀武扬威，以此宣告着他们的胜利。就在这时，一个叫巴巴拉・弗里彻的老年妇人走上街头，头发花白、腰都直不起来的她，拾起一面被抛掷在地上的国旗，缓缓地走回家。”
“不一会儿，这面国旗就被挂上旗杆，飘扬在弗里彻家顶楼的窗户外面。”
这惟一一面在阳光下飘扬的国旗，很快就被正在得意洋洋的南军将领发现了，他怒不可遏地命令正在行进的部队停下来向这面国旗开火，密集的子弹瞬间将它撕成了条条洞洞，旗杆也被打断了。可是就在这面旗帜迅速下落的时候，弗里彻老人却非常迅速地抓住它，她将身体使劲地倾出窗外，费尽全力挥动着旗帜：“‘如果你们必须开枪，就向我这头发灰白的老人打吧，但请别向你们的国旗开枪。’”“指挥官的脸上露出了一点恼怒，很快又被羞愧代替了。他突然向士兵们吼道：‘谁碰这位老人一根头发，就让他像狗一样死去，出发！’”
“于是，弗雷德里克城的街道上，一整天都响着南军行军的脚步声，而那面弹痕累累的国旗就在他们的头顶飘扬……”
听了这个故事，战士们都深为感动。
排长袁岳积极支持他的建议，并决定由他俩第一次着单衣升旗。
董立敢这样回忆说：
“第二天升旗时，我和当时的排长袁岳同志穿单衣扛着国旗从城楼中门走出来。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西北风一刮，真是透骨的凉。但人要的就是一种精神，心里这股劲儿一撑起来，我们照样将正步迈得‘咔咔’响，精神抖擞地走过金水桥。那天，长安街和广场上的群众都用一种惊奇而又敬佩的目光看着我们。他们或许感到，今天升旗的战士跟以前不一样了。”
向三军仪仗队学习
虽然改换了着装，严格了升降旗的时间，但董立敢总觉着还有些不足，两个战士升降旗的仪式，在广场宽阔的背景下显然有些孤单，而且这个简单的仪式对于天安门、对于这面共和国第一旗而言，也不能充分显示出其应有的尊严。
可到底该怎样改进呢？
董立敢陷入了深思，既要实际可行，又要正规一些，他一时还找不到答案。
也许在今天看来，董立敢的冥思苦想不值一提，但任何的创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的盛典也是靠一点一滴的小环节积累起来的，就如同大江大河的形成离不开小溪一般。
一天，董立敢在广场上游动值勤，忽然听到广场东边的人民大会堂前传来礼炮和军乐声，他知道又是某国访华元首在检阅三军仪仗队了。
只见三名身着军礼服的仪仗队员，迈着矫健的步伐，为来访贵宾开道，显得非常得威武和精神。
董立敢心头不由得一震。
那时人民大会堂前经常有这样的检阅仪式，董立敢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检阅的场面，但平时也未过多地往心里去。
这天晚上董立敢失眠了，他深深地思索着。想着想着，突然热血沸腾起来，脑子里的弦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合适的音符。
他一拍大腿坐了起来，对了，就应该像仪仗队那样，一人擎旗，两人护卫，昂首挺胸，正步行进。
想到这里，他赶忙打着手电在被窝里把自己的设想写成报告，第二天便给中队干部审阅。
大家连声称赞这个设想方案好，有的还提议，应该在升降旗时实行交通管制，长安街上的车辆行人应该禁止行驶，让国旗手踏出正步，昂首阔步地穿越长安街，这样更显得连贯，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大队、支部、总队领导很快批准了董立敢的升旗方案，并于1983年2月1日试行。由董立敢为首的第一批国旗班战士创立的升旗仪式，整整施行了八年。
最难忘那年“八一”升旗
第一任国旗班长董立敢，现在已是武警北京一总队六支队参谋长，谈起国旗班组建初期的情况，他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他说：“最难忘的是那年‘八一’升旗仪式，那是我们穿上新式警服过的第一个建军节，我们国旗班战士是全国武警部队中换装戴大檐帽最早的部队之一，这是令战士们感到自豪的事。”
那天早晨，一场小雨把夏末的北京城洗刷得特别漂亮。三名武警战士身着新式警服，气宇轩昂地擎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迈着雄健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下出发。
走下金水桥后，国旗手身子一抖，开始迈正步，每步75厘米，从金水桥南端到当时的旗杆，一共是138步。到旗杆下“啪”的一个立定，两名护旗手分别向左、向右转，面向国旗。
擎旗手将国旗挂上旗绳，在太阳冒出地平线的瞬间，按动了升旗的电钮。
董立敢回忆说，那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群众特别多，还有不少其他部队的战友们。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嬉闹，千百双肃穆的眼睛与三名国旗卫士庄重的军礼汇集到一起，目送国旗升上高高的旗杆顶。
升旗仪式结束后，董立敢带领换上新装的战友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为了国旗，我们可以舍弃一切。
“国旗班”是被群众叫响了
经过董立敢和战友们的努力，升旗仪式更加庄重威严，国旗卫士的形象也开始树立在人民群众面前。
以往升旗手得扛着旗避让车辆，现在过往的车辆老远就停下来，等着旗手们潇潇洒洒地走过去。围观的群众也逐渐多了起来。
尽管武警部队的编制册里找不到国旗班这个建制，但人们却不约而同地称他们为“国旗班”。
1988年9月，当时的国旗班副班长又对升旗仪式的装备提出了重大改进意见，即把擎旗手左右的护卫兵由佩带手枪改为怀抱冲锋枪。这样，升旗仪式更显得庄严和具有美感，“国旗班”的声名也愈来愈响，愈来愈亮。这个仪式一直沿用到199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