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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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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主席升起了五星红旗
艺术家的直觉，终于促使田汉举起这张薄薄的纸片，大声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如果不要上面的镰刀斧头，效果可能会更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曾联松从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一口气读了十几遍，心想一定要投稿。
一个表达5万万人共同心愿的图案，就这样在一个普普通通青年人的头脑中孕育成熟了。
赵文瑞双手捧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禁不住涌出眼眶。
时间和空间交汇在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毛主席神情庄重，两眼闪射出光芒。
天安门前36颗赤诚之心迎来晨曦
在共和国的边防线上，有着数不清的哨位。站在这哨位上的军人日夜警惕地守卫着身后的祖国，守卫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人们称他们是“祖国的哨兵”。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站着犹如玉雕一般的哨兵。不论是春夏秋冬的早晨，还是冰雪交加的夜晚；不管是狂风暴雨的时候，还是烈日炎炎的正午，他们都像青松一样挺立在无遮无避、无阻无拦的旷野上，任凭风吹日晒，任凭雷雨冰雹的袭扰，官兵们始终纹丝不动地站在哨位上。他们被亲切地称之为“祖国第一哨”。
“刷刷、刷刷……”齐崭崭的脚步声。
每当黎明时分，36名气宇轩昂的武警战士头戴武警校官大檐帽，威武的帽檐上镶嵌灰色金属橄榄枝花纹，身穿外沿领口镶嵌红色线、装饰线分别加宽的上衣和裤子，手戴洁白手套，足蹬统一马靴，领队指挥员佩戴指挥战刀，护卫队员统一握镀铬礼宾用枪，战刀和枪刺闪着银光，鲜艳的五星红旗紧紧地擎在执旗手手里。36颗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在天安门前迎来了新的一天，那雄健整齐步伐的节奏和着东方地平线上的晨曦，一起向前迈进、迈进！
他们从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拱形大门里走出，跨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直线加方块如刀削一般整齐的队列排山倒海。那一往无前的气势，显示出雄壮的国威，显示出军人的豪迈和阳刚之美。
广场上数十万人屏声静气地等待着，等待着！一双双翘首仰望的眼睛凝视着这支向他们走来的队伍，然后随着国旗卫士步伐的走来慢慢放下踮起的脚跟。汽车停了，自行车停了，行人停了，人们自觉地让开一条道。这一切都是那样地井然有序。
护卫队的官兵们迈着矫健的正步，那漂亮的马靴在首都――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踏出138个铿锵有力的节拍步伐时，“啪”的一个立正。升旗手在两名挎冲锋枪的护旗手护卫下，迈着齐步走到30米高的旗杆下，迅速将国旗固定在旗杆的绳上。32尊橄榄绿在一名佩戴手枪和手握指挥刀的军官带领下，在国旗杆下成两列横队一字排开，宛如玉雕一般分立在汉白玉国旗基座的两旁，纹丝不动地护卫在国旗下。
“敬礼――”
一声洪亮的口令后，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和太阳一起冉冉升起。国旗上升到一定位置后，升旗手的右手向右一挥，只听到“哗”的一声，那面长5米、宽3.3米的五星红旗被他利索、漂亮地抖开了，在空中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在2分零7秒的时间里伴随着国歌声升起在祖国的蓝天上。
来自国内的、国外的，来自五洲四海不同肤色的朋友们，无一不被这庄严的时刻所感动，都为正在腾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骄傲和自豪！
华夏子孙看到这升旗仪式，都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所感染，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全身的热血随着这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沸腾着，爱祖国爱人民的民族精神在胸中升腾，在中华大地燃烧！
（摘自《共和国警卫部队》）
面向海内外征集国旗图案
1949年上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着手进行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第六小组，决定向全国公开征求国旗图案。
7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通过《人民日报》等报纸向全国征稿。
《征稿启事》的内容是：“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的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征稿启事》迅速传遍全国，传向海外。一个多月内，政协筹备会便收到国内外群众寄来的国旗稿件1920件，图案2962幅，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张国旗图案。
投稿者既有革命领导干部、社会知名人士、美术家，也有普通干部和工、农、兵，甚至小学生。
这些图案有的是在隆隆车间工具箱上绘制的，有的是在枪炮不断的战壕里构思的。还有一件是从未解放区邮寄来的，信封上贴了国民党法币20万元的邮票。从这枚邮票就可看出蒋管区货币贬值的严重情况。大家都非常惊奇地传看这个信封。
海外华侨也从美洲、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寄来23幅图案。一位华侨在来稿中写道：“虽然我的稿件可能不会被采纳，但我还是很高兴，还是感到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使我们这些海外孤儿有了信心，有了希望。”
盛夏8月，北京饭店413号房间一片热闹。第六小组和评选委员会对数千幅图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和反复研究。最后，将复选出的38幅图案印发给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讨论。
这些图案多数是红旗加五角星，有的加上镰刀斧头或嘉禾齿轮。其中，郭沫若设计的图案有一颗五角星和二条黄杠，代表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长江；朱德设计的图案左上1/4为蓝色长方形，嵌一颗五角星。
评选国旗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在毛泽东主持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所。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当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留在了北京，作为特别代表，应邀出席了政协一届会议。
闲谈中，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你看怎样？”“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地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了吗？”张治中先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听了，皱了皱眉头：“这倒是一个问题，不少人很主张采用这一图案，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吧！”
9月25日，张治中先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南海参加关于国旗设计的专题讨论会。毛泽东客气地和张先生握了握手，并且向大家介绍了张治中的意见，然后接着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一道杠的，在大会上恐怕只占1/4到1/3，以3/4或2/3的赞成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体同志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想想吧！”
“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的团结”
这是一面几乎要被淘汰的国旗图案。
文学家田汉几次从这张设计图稿前走过，又几次恋恋不舍地转身回去端详。他总觉得这幅图案眼熟，似乎心目中的国旗就应该是这个模样。
艺术家的直觉，终于促使田汉举起这张薄薄的纸片，大声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如果不要上面的镰刀斧头效果可能会更好。
毛泽东接过图稿，眼睛一亮。这张不错，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
座谈会上，大家终于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五星红旗作为国旗。
但是，一些人就五颗星的书面解释提出一些问题：“这四颗星是代表四个阶级，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吗？”
毛泽东思路敏捷地说：“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的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在政协最后表决国旗图案时，曾任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的邵力子站起来发言说：“图案设计我没什么意见。但是，大星小星的提法有些不合适。在中国语言里，小星是被称作姨太太的，这不好。”
梁思成说，为了便利国旗制作，故有大小星之说。
李烛尘说，把小星统统不要，只要一颗大星做国旗。
他的这个意见没有附和者。
有人提议把小星二字可改为小五角星。
这时，全场热烈鼓掌通过。
马健翎提出在大五角星的外面画一个圆，在圆上取等距离的四点，作为小五角星的位置。这样，小五角星变动一下，才整齐美观。
田汉说，在小组会上，曾多方面试过，还是原图案美观。
于是，马健翎撤销了他的意见。
周士观说，四个小星及大星都应该再加大一点。
关于周士观这个提议，也没有附和者。
议论最多的还是邵力子关于小星的提法，大家都同意把小星改为小五角星的意见。
最后由周恩来总结。
邵力子的发言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小星的提法不懂古文的人不知道，知道的人并不多。大会还是通过了这面国旗，只是避开了小星的提法。
至此，再没有什么意见了，只等表决。
通过国旗等议案的这一天，是政协大会的第六天。这一天的执行主席有两组。前半场由张澜、李立三等主持，主要议程是各单位代表发言。后半场主持人是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艾则孜。他们负责讨论和通过议案以及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这一天，是9月27日，五星红旗的图案被一片森林般的手臂热烈接受了。
三天后的闭幕式上，主席台的一侧走出三个穿军装的男女军人，他们在主席台上撑开一面特制的五星红旗。
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毛泽东和六位副主席站在国旗前面，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头微微昂起，一脸庄严，他的老战友朱德和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站在他的两边。
报纸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案：“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关于《国旗制作方法》中这样提到，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侧。四颗小五角星均各有一个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事实上，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好几面国旗。
清朝末年，洋务派官僚李鸿章曾设计了黄龙旗，并得到了慈禧的认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从1900年开始使用，直到清朝灭亡。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武昌革命军开始用的是代表18个省的“铁血十八星旗”，后来改为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依次排列的五色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和平等。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时，仍以五色旗为中华民族的正式国旗。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正式将“红地儿左角上青天白日”图案定为中华民国国旗图案，此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府一直沿用此旗。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时，也曾起草过国旗和国徽的设计方案。当时提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图案是地球下面托着谷穗和麦穗，国旗底色为红色，置国徽图案于其上，图案用黑色，旗杆套为白色。大会还对国旗的长宽尺寸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但是，只有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标志――一面真正能象征独立、民主、自由、团结的国旗。只有五星红旗才真正代表了一个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
曾联松的名字从此与国旗紧相连
曾联松是浙江瑞安人。1949年，他在上海做一名财务工作者。他从小酷爱书画，能写一手好字。但他没走书画之路，立志学理工，科学救国。没想到此路不通，曾联松又改行读了经济。他是一名热血青年，参加过宣传抵制日货的活动，也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集会游行。上海解放后，他几乎天天到街头参加群众联欢。
一个偶然的机会，曾联松从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一口气读了十几遍，心想一定要投稿。
于是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伏在桌上冥思苦想，常常忘掉了时间。设计了十多幅图案，但画稿总是不能尽如人意。一天深夜，他一边思考着国旗的图案，一边在马路边散步，望着满天星星，他猛地想起《东方红》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把星星放在国旗上怎么样？
他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工作室，画了一颗大五角星，并在大星的中间画上了镰刀斧头，他想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联想到刚刚读完的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指出的，人民包含四个阶级，于是他想，就用四颗星来代表人民吧！
接下来，曾联松苦苦思索这五颗星星的位置。放在正中，四平八稳，天地不够开阔，给人的视觉以局促、凝滞之感。截稿日期临近，他还在犹豫那几颗星星的位置。无意中，他把几颗星星挪到旗面左上方，顿时觉得天高地阔。
接着，他又进行了细部的技术处理。五颗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如秋海棠叶子似的，象征我国疆土领域。星呈黄色，又是中华民族属黄色人种的表现。
一个表达4万万人共同心愿的图案，就这样在一个普普通通青年人的头脑中孕育成熟了。
最后，曾联松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自己倾心之作投进了邮筒。
当报纸上公布套红的五星红旗时，曾联松有些激动又有些惊喜：激动的是中国人民从此将拥有真正代表自己国家尊严和主权的国旗；惊喜的是这个五星红旗竟与自己设计的图案大致相同。但他又不敢确认这就是他设计的，因为公布的图案大星中没有镰刀斧头。
一天他碰巧在图书馆查到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其中“复字第三十二号”五星红旗图案下赫然印着“设计者――曾联松”几个字，他才知道，他的名字已经与国旗紧紧相连。
1950年元旦，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信：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第二年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曾联松被批斗、抄家、勒令进干校劳动，珍藏多年的国旗图案底稿也被抄走了。文革后，他被平了反，但归还的只有一张用红、黄两色蜡光纸剪贴的国旗图案原稿，图案说明等有关资料都遗失了。
国庆30周年纪念会上，曾联松又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庆祝活动。1994年上半年，曾联松将国旗图案原稿赠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曾联松现为上海市政协委员。40多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是两鬓斑白的80多岁老人。从岗位上退下来后，他没有赋闲在家，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解放军战士、学生讲述设计国旗的经过和亲身感受。
1997年元旦早晨，耄耋之年的曾联松老人不顾重病在身，执意让老伴将香港一些民间社团请他签名的五星红旗拿出来，用颤巍巍的手一一为那些热爱国旗的港人签上他的名字。以表达他对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之情。
缝纫女工赵文瑞与第一面五星红旗
她叫赵文瑞，现在已是80多岁了。在她少年时代，由于生活的重压，她和嫂子靠缝补浆洗挣来的微薄收入苦度日子。为了她的将来，嫂子和姐姐节衣缩食，供她上了地安门职业补习学校，在那里，她学会了刺绣和蜡染的技术。
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红日刚从东方升起，她就沐浴了党的阳光，参加了北京美术供应社的工作。当她第一次领到65公斤小米（折抵一个月的工资）时，她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党似海的深情。
第一届政协会议即将开始，有关部门派了一辆吉普车从美术供应社接了几名女工，请她们参加怀仁堂的布置工作。
刚刚成为缝纫工人的赵文瑞，被分工制作窗帘和台布。她的缝纫技术是很好的，在过去苦难的日子里，缝补浆洗是她求生的本领。那些天，她吃住全在那一台缝纫机旁，没日没夜地踩机器，扎窗帘和台布。
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她们的工作间。
“同志们辛苦了。”周恩来说。
赵文瑞和她的工友们心里热乎乎的。她听见周恩来嘱咐工作人员要照顾好工人们的生活和休息，不要干得太晚。
政协会议开幕后的第七天，大会的一位同志来到美术供应社，把一份五星红旗图案和制作要求交给了赵文瑞。对她说：“这是政协会议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式样，制作第一面五星红旗的任务就交给你吧……”
赵文瑞双手捧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禁不住涌出眼眶。这是党和政府的重托，是4万万人民的希望啊！一种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幸福感，从她心海深处油然而生。
她立即借来了缝纫机，在北池子一个宽敞明亮的四合院里铺上草席，以地代桌，做好了准备。
做旗面用的红绸和做五星用的黄缎是北京“八大祥”之首瑞蚨祥绸缎庄当时最好的料子。赵师傅严格按照规定的尺寸，认真地裁剪，细密地缝合。因为没有大桌面，她就趴在地板上，一针一线密密地缝起来。
9月30日下午1时，第一面五星红旗终于缝好了。工作人员直接把它送到怀仁堂会场。
闭幕式上的执行主席朱德代表会议主席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国旗出现了……
赵文瑞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面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
但这面五星红旗是不是就是开国大典上在天安门广场上迎风招展的那一面呢？
当时升起的国旗，现在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赵文瑞回忆的国旗用料、缝制方法均与现存第一面国旗不符。
中国革命博物馆季如迅研究员告诉笔者，据他考证，当时为开国大典升旗仪式准备的巨幅国旗至少有三面，缝制者也不止一个单位。现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第一面国旗和档案上没有缝制者的名字，缝制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是个谜。但季如迅说，其实这个细节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许多人都为第一面国旗的诞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升得好！”毛泽东的话传遍了广场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这天清晨，天安门在霞光中渐渐露出了金黄的冠盖。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会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重楼九楹的朱漆红柱之间高悬着八盏垂着金色流苏的大红宫灯，城台上面飘扬着八面鲜艳的红旗，正中门的上方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宫墙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横幅标语，金水桥两边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红色的绸卷花环随风飘扬……
旭日初上，首都各界群众手擎红旗，高挑彩灯，从四面八方涌进广场，天安门汇成了锦绣的海洋。
时间和空间交汇在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有资料说，五星红旗的图案刚在报上公布，首都就掀起了抢购红布的风潮，旋即白布也不见了，买不到红布的市民买一块白布自己去染红。
10月1日，家家户户都有一张五星红旗的笑脸。那一天，有多少五星红旗问世，已无从统计。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副主席和56名委员宣布就职。2时55分，55岁盛年的毛泽东和一代开国元勋们经西华门来到天安门，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出现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人民领袖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以浓重的湘音，激昂的语调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顿时，广场30万军民群情激动，欢声震天，红旗、花束、彩灯卷起了汹涌的波浪。毛主席雄伟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此刻，站立在广场中心的联合军乐队总指挥罗浪将指挥旗一扬，200件乐器奏响了威武雄壮的国歌。
大会秘书长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毛主席神情庄重，两眼闪射出光芒。
他用力按动了电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参加大会的30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这是新华社广播电台现场播音员丁一岚，以她那清新明亮的语调对听众的解说。
此时，“轰――”“轰――”“轰――”……54尊礼炮齐鸣28响，震天动地，更震动着每个人的心。据说，54尊礼炮代表54个民族（根据当时统计的数字），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28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曾联松从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一口气读了十几遍，心想一定要投稿。
一个表达5万万人共同心愿的图案，就这样在一个普普通通青年人的头脑中孕育成熟了。
赵文瑞双手捧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禁不住涌出眼眶。
时间和空间交汇在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毛主席神情庄重，两眼闪射出光芒。
天安门前36颗赤诚之心迎来晨曦
在共和国的边防线上，有着数不清的哨位。站在这哨位上的军人日夜警惕地守卫着身后的祖国，守卫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人们称他们是“祖国的哨兵”。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站着犹如玉雕一般的哨兵。不论是春夏秋冬的早晨，还是冰雪交加的夜晚；不管是狂风暴雨的时候，还是烈日炎炎的正午，他们都像青松一样挺立在无遮无避、无阻无拦的旷野上，任凭风吹日晒，任凭雷雨冰雹的袭扰，官兵们始终纹丝不动地站在哨位上。他们被亲切地称之为“祖国第一哨”。
“刷刷、刷刷……”齐崭崭的脚步声。
每当黎明时分，36名气宇轩昂的武警战士头戴武警校官大檐帽，威武的帽檐上镶嵌灰色金属橄榄枝花纹，身穿外沿领口镶嵌红色线、装饰线分别加宽的上衣和裤子，手戴洁白手套，足蹬统一马靴，领队指挥员佩戴指挥战刀，护卫队员统一握镀铬礼宾用枪，战刀和枪刺闪着银光，鲜艳的五星红旗紧紧地擎在执旗手手里。36颗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在天安门前迎来了新的一天，那雄健整齐步伐的节奏和着东方地平线上的晨曦，一起向前迈进、迈进！
他们从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拱形大门里走出，跨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直线加方块如刀削一般整齐的队列排山倒海。那一往无前的气势，显示出雄壮的国威，显示出军人的豪迈和阳刚之美。
广场上数十万人屏声静气地等待着，等待着！一双双翘首仰望的眼睛凝视着这支向他们走来的队伍，然后随着国旗卫士步伐的走来慢慢放下踮起的脚跟。汽车停了，自行车停了，行人停了，人们自觉地让开一条道。这一切都是那样地井然有序。
护卫队的官兵们迈着矫健的正步，那漂亮的马靴在首都――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踏出138个铿锵有力的节拍步伐时，“啪”的一个立正。升旗手在两名挎冲锋枪的护旗手护卫下，迈着齐步走到30米高的旗杆下，迅速将国旗固定在旗杆的绳上。32尊橄榄绿在一名佩戴手枪和手握指挥刀的军官带领下，在国旗杆下成两列横队一字排开，宛如玉雕一般分立在汉白玉国旗基座的两旁，纹丝不动地护卫在国旗下。
“敬礼――”
一声洪亮的口令后，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和太阳一起冉冉升起。国旗上升到一定位置后，升旗手的右手向右一挥，只听到“哗”的一声，那面长5米、宽3.3米的五星红旗被他利索、漂亮地抖开了，在空中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在2分零7秒的时间里伴随着国歌声升起在祖国的蓝天上。
来自国内的、国外的，来自五洲四海不同肤色的朋友们，无一不被这庄严的时刻所感动，都为正在腾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骄傲和自豪！
华夏子孙看到这升旗仪式，都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所感染，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全身的热血随着这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沸腾着，爱祖国爱人民的民族精神在胸中升腾，在中华大地燃烧！
（摘自《共和国警卫部队》）
面向海内外征集国旗图案
1949年上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着手进行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第六小组，决定向全国公开征求国旗图案。
7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通过《人民日报》等报纸向全国征稿。
《征稿启事》的内容是：“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的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征稿启事》迅速传遍全国，传向海外。一个多月内，政协筹备会便收到国内外群众寄来的国旗稿件1920件，图案2962幅，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张国旗图案。
投稿者既有革命领导干部、社会知名人士、美术家，也有普通干部和工、农、兵，甚至小学生。
这些图案有的是在隆隆车间工具箱上绘制的，有的是在枪炮不断的战壕里构思的。还有一件是从未解放区邮寄来的，信封上贴了国民党法币20万元的邮票。从这枚邮票就可看出蒋管区货币贬值的严重情况。大家都非常惊奇地传看这个信封。
海外华侨也从美洲、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寄来23幅图案。一位华侨在来稿中写道：“虽然我的稿件可能不会被采纳，但我还是很高兴，还是感到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使我们这些海外孤儿有了信心，有了希望。”
盛夏8月，北京饭店413号房间一片热闹。第六小组和评选委员会对数千幅图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和反复研究。最后，将复选出的38幅图案印发给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讨论。
这些图案多数是红旗加五角星，有的加上镰刀斧头或嘉禾齿轮。其中，郭沫若设计的图案有一颗五角星和二条黄杠，代表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长江；朱德设计的图案左上1/4为蓝色长方形，嵌一颗五角星。
评选国旗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在毛泽东主持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所。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当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留在了北京，作为特别代表，应邀出席了政协一届会议。
闲谈中，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你看怎样？”“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地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了吗？”张治中先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听了，皱了皱眉头：“这倒是一个问题，不少人很主张采用这一图案，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吧！”
9月25日，张治中先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南海参加关于国旗设计的专题讨论会。毛泽东客气地和张先生握了握手，并且向大家介绍了张治中的意见，然后接着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一道杠的，在大会上恐怕只占1/4到1/3，以3/4或2/3的赞成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体同志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想想吧！”
“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的团结”
这是一面几乎要被淘汰的国旗图案。
文学家田汉几次从这张设计图稿前走过，又几次恋恋不舍地转身回去端详。他总觉得这幅图案眼熟，似乎心目中的国旗就应该是这个模样。
艺术家的直觉，终于促使田汉举起这张薄薄的纸片，大声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如果不要上面的镰刀斧头效果可能会更好。
毛泽东接过图稿，眼睛一亮。这张不错，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
座谈会上，大家终于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五星红旗作为国旗。
但是，一些人就五颗星的书面解释提出一些问题：“这四颗星是代表四个阶级，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吗？”
毛泽东思路敏捷地说：“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的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在政协最后表决国旗图案时，曾任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的邵力子站起来发言说：“图案设计我没什么意见。但是，大星小星的提法有些不合适。在中国语言里，小星是被称作姨太太的，这不好。”
梁思成说，为了便利国旗制作，故有大小星之说。
李烛尘说，把小星统统不要，只要一颗大星做国旗。
他的这个意见没有附和者。
有人提议把小星二字可改为小五角星。
这时，全场热烈鼓掌通过。
马健翎提出在大五角星的外面画一个圆，在圆上取等距离的四点，作为小五角星的位置。这样，小五角星变动一下，才整齐美观。
田汉说，在小组会上，曾多方面试过，还是原图案美观。
于是，马健翎撤销了他的意见。
周士观说，四个小星及大星都应该再加大一点。
关于周士观这个提议，也没有附和者。
议论最多的还是邵力子关于小星的提法，大家都同意把小星改为小五角星的意见。
最后由周恩来总结。
邵力子的发言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小星的提法不懂古文的人不知道，知道的人并不多。大会还是通过了这面国旗，只是避开了小星的提法。
至此，再没有什么意见了，只等表决。
通过国旗等议案的这一天，是政协大会的第六天。这一天的执行主席有两组。前半场由张澜、李立三等主持，主要议程是各单位代表发言。后半场主持人是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艾则孜。他们负责讨论和通过议案以及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这一天，是9月27日，五星红旗的图案被一片森林般的手臂热烈接受了。
三天后的闭幕式上，主席台的一侧走出三个穿军装的男女军人，他们在主席台上撑开一面特制的五星红旗。
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毛泽东和六位副主席站在国旗前面，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头微微昂起，一脸庄严，他的老战友朱德和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站在他的两边。
报纸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案：“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关于《国旗制作方法》中这样提到，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侧。四颗小五角星均各有一个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事实上，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好几面国旗。
清朝末年，洋务派官僚李鸿章曾设计了黄龙旗，并得到了慈禧的认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从1900年开始使用，直到清朝灭亡。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武昌革命军开始用的是代表18个省的“铁血十八星旗”，后来改为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依次排列的五色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和平等。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时，仍以五色旗为中华民族的正式国旗。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正式将“红地儿左角上青天白日”图案定为中华民国国旗图案，此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府一直沿用此旗。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时，也曾起草过国旗和国徽的设计方案。当时提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图案是地球下面托着谷穗和麦穗，国旗底色为红色，置国徽图案于其上，图案用黑色，旗杆套为白色。大会还对国旗的长宽尺寸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但是，只有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标志――一面真正能象征独立、民主、自由、团结的国旗。只有五星红旗才真正代表了一个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
曾联松的名字从此与国旗紧相连
曾联松是浙江瑞安人。1949年，他在上海做一名财务工作者。他从小酷爱书画，能写一手好字。但他没走书画之路，立志学理工，科学救国。没想到此路不通，曾联松又改行读了经济。他是一名热血青年，参加过宣传抵制日货的活动，也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集会游行。上海解放后，他几乎天天到街头参加群众联欢。
一个偶然的机会，曾联松从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一口气读了十几遍，心想一定要投稿。
于是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伏在桌上冥思苦想，常常忘掉了时间。设计了十多幅图案，但画稿总是不能尽如人意。一天深夜，他一边思考着国旗的图案，一边在马路边散步，望着满天星星，他猛地想起《东方红》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把星星放在国旗上怎么样？
他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工作室，画了一颗大五角星，并在大星的中间画上了镰刀斧头，他想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联想到刚刚读完的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指出的，人民包含四个阶级，于是他想，就用四颗星来代表人民吧！
接下来，曾联松苦苦思索这五颗星星的位置。放在正中，四平八稳，天地不够开阔，给人的视觉以局促、凝滞之感。截稿日期临近，他还在犹豫那几颗星星的位置。无意中，他把几颗星星挪到旗面左上方，顿时觉得天高地阔。
接着，他又进行了细部的技术处理。五颗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如秋海棠叶子似的，象征我国疆土领域。星呈黄色，又是中华民族属黄色人种的表现。
一个表达4万万人共同心愿的图案，就这样在一个普普通通青年人的头脑中孕育成熟了。
最后，曾联松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自己倾心之作投进了邮筒。
当报纸上公布套红的五星红旗时，曾联松有些激动又有些惊喜：激动的是中国人民从此将拥有真正代表自己国家尊严和主权的国旗；惊喜的是这个五星红旗竟与自己设计的图案大致相同。但他又不敢确认这就是他设计的，因为公布的图案大星中没有镰刀斧头。
一天他碰巧在图书馆查到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其中“复字第三十二号”五星红旗图案下赫然印着“设计者――曾联松”几个字，他才知道，他的名字已经与国旗紧紧相连。
1950年元旦，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信：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第二年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曾联松被批斗、抄家、勒令进干校劳动，珍藏多年的国旗图案底稿也被抄走了。文革后，他被平了反，但归还的只有一张用红、黄两色蜡光纸剪贴的国旗图案原稿，图案说明等有关资料都遗失了。
国庆30周年纪念会上，曾联松又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庆祝活动。1994年上半年，曾联松将国旗图案原稿赠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曾联松现为上海市政协委员。40多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是两鬓斑白的80多岁老人。从岗位上退下来后，他没有赋闲在家，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解放军战士、学生讲述设计国旗的经过和亲身感受。
1997年元旦早晨，耄耋之年的曾联松老人不顾重病在身，执意让老伴将香港一些民间社团请他签名的五星红旗拿出来，用颤巍巍的手一一为那些热爱国旗的港人签上他的名字。以表达他对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之情。
缝纫女工赵文瑞与第一面五星红旗
她叫赵文瑞，现在已是80多岁了。在她少年时代，由于生活的重压，她和嫂子靠缝补浆洗挣来的微薄收入苦度日子。为了她的将来，嫂子和姐姐节衣缩食，供她上了地安门职业补习学校，在那里，她学会了刺绣和蜡染的技术。
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红日刚从东方升起，她就沐浴了党的阳光，参加了北京美术供应社的工作。当她第一次领到65公斤小米（折抵一个月的工资）时，她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党似海的深情。
第一届政协会议即将开始，有关部门派了一辆吉普车从美术供应社接了几名女工，请她们参加怀仁堂的布置工作。
刚刚成为缝纫工人的赵文瑞，被分工制作窗帘和台布。她的缝纫技术是很好的，在过去苦难的日子里，缝补浆洗是她求生的本领。那些天，她吃住全在那一台缝纫机旁，没日没夜地踩机器，扎窗帘和台布。
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她们的工作间。
“同志们辛苦了。”周恩来说。
赵文瑞和她的工友们心里热乎乎的。她听见周恩来嘱咐工作人员要照顾好工人们的生活和休息，不要干得太晚。
政协会议开幕后的第七天，大会的一位同志来到美术供应社，把一份五星红旗图案和制作要求交给了赵文瑞。对她说：“这是政协会议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式样，制作第一面五星红旗的任务就交给你吧……”
赵文瑞双手捧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禁不住涌出眼眶。这是党和政府的重托，是4万万人民的希望啊！一种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幸福感，从她心海深处油然而生。
她立即借来了缝纫机，在北池子一个宽敞明亮的四合院里铺上草席，以地代桌，做好了准备。
做旗面用的红绸和做五星用的黄缎是北京“八大祥”之首瑞蚨祥绸缎庄当时最好的料子。赵师傅严格按照规定的尺寸，认真地裁剪，细密地缝合。因为没有大桌面，她就趴在地板上，一针一线密密地缝起来。
9月30日下午1时，第一面五星红旗终于缝好了。工作人员直接把它送到怀仁堂会场。
闭幕式上的执行主席朱德代表会议主席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国旗出现了……
赵文瑞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面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
但这面五星红旗是不是就是开国大典上在天安门广场上迎风招展的那一面呢？
当时升起的国旗，现在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赵文瑞回忆的国旗用料、缝制方法均与现存第一面国旗不符。
中国革命博物馆季如迅研究员告诉笔者，据他考证，当时为开国大典升旗仪式准备的巨幅国旗至少有三面，缝制者也不止一个单位。现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第一面国旗和档案上没有缝制者的名字，缝制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是个谜。但季如迅说，其实这个细节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许多人都为第一面国旗的诞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升得好！”毛泽东的话传遍了广场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这天清晨，天安门在霞光中渐渐露出了金黄的冠盖。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会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重楼九楹的朱漆红柱之间高悬着八盏垂着金色流苏的大红宫灯，城台上面飘扬着八面鲜艳的红旗，正中门的上方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宫墙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横幅标语，金水桥两边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红色的绸卷花环随风飘扬……
旭日初上，首都各界群众手擎红旗，高挑彩灯，从四面八方涌进广场，天安门汇成了锦绣的海洋。
时间和空间交汇在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有资料说，五星红旗的图案刚在报上公布，首都就掀起了抢购红布的风潮，旋即白布也不见了，买不到红布的市民买一块白布自己去染红。
10月1日，家家户户都有一张五星红旗的笑脸。那一天，有多少五星红旗问世，已无从统计。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副主席和56名委员宣布就职。2时55分，55岁盛年的毛泽东和一代开国元勋们经西华门来到天安门，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出现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人民领袖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以浓重的湘音，激昂的语调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顿时，广场30万军民群情激动，欢声震天，红旗、花束、彩灯卷起了汹涌的波浪。毛主席雄伟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此刻，站立在广场中心的联合军乐队总指挥罗浪将指挥旗一扬，200件乐器奏响了威武雄壮的国歌。
大会秘书长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毛主席神情庄重，两眼闪射出光芒。
他用力按动了电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参加大会的30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这是新华社广播电台现场播音员丁一岚，以她那清新明亮的语调对听众的解说。
此时，“轰――”“轰――”“轰――”……54尊礼炮齐鸣28响，震天动地，更震动着每个人的心。据说，54尊礼炮代表54个民族（根据当时统计的数字），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2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