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目击天安门-（三）
> 第五节 天安门城楼上的“五一”劳动节
第五节 天安门城楼上的“五一”劳动节
在早早来到天安门的众多宾客中，有从西藏来的阿沛和班禅，他们的心情十分激动，又有点紧张。
熟知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当然明白西藏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此，在西藏问题上，也就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
班禅闪着那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并不住地点点头。
数十万欢乐的队伍都忘了自己置身于风雨中，同时高举起红旗，摇动着鲜花。
突然，天空响起了飞机的声音。
天空仍然下着细雨。这丝毫没有减弱人们的情趣。
西藏活佛来到天安门城楼
新生的共和国在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就中，迎来了第二个“五一”劳动节。
五月的北京，正是春光明媚，阳光灿烂，树木葱郁，鲜花盛开的美好季节。
“五一”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如林，万民欢呼，欢声如潮。
北京各界几十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满怀着喜悦的心情，欢欣鼓舞地庆祝自己的节日。
天安门城楼上，又是装饰一新，只见红灯高挂，红旗飞舞，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了城楼上，兴高采烈地看着沸腾的广场。
他们当中有开国元勋，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还有一些兄弟国家的领导人。
在早早来到天安门的众多宾客中，有从西藏来的阿沛和班禅。
阿沛由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将军陪同，班禅由进藏部队副政治委员范明将军陪同。
他们没有上城楼，而是在城楼下的一间不大的休息室里，等候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他们的心情十分激动，又有点紧张。
此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进进出出，忙于与各方联系。但是，当时一切活动和安排都要听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礼宾司司长余心清的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从西康、青海、云南、新疆等四个方面，多路向藏进军。
中央人民政府本来希望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多次要求原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商谈有关事宜。
可是，当时以摄政王达扎为首的极少数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顽固地拒绝和平谈判。
不仅如此，他们还不自量力地要与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一番军事较量，调集兵力在金沙江一线布防。
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昌都战役。战斗结果，原噶厦政府经营几十年的防线一夜之间就被突破，藏军主力也被消灭。昌都得到解放。从此，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在西藏僧俗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达扎被迫下台。年仅14岁的达赖喇嘛提前四年执政。
1951年4月，达赖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前来北京。与此同时，十世班禅及其行辕的主要官员也到达北京。
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十分关心和重视。他亲自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并由周恩来和李维汉具体负责实施。
周恩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和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
李维汉看上去只是一个部长的职务，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是同学同乡，又是老战友、老朋友，早在学生时代，就共同创办新民学会，私交甚好。
这次谈判开始前，毛泽东风趣地对周恩来和李维汉说：
“我不懂藏话，汉话也说不好（指湖南口音重），虽不能说相貌丑陋，但也不太招人喜欢，不像二位，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我是青衣，只能演老夫人，偶尔出出场。你们是花旦，可以扮红娘。这次西藏的客人，就由你们二人出面接待。少奇也同意我的意见。一定要在各方面照顾好，让他们感受到祖国的温暖，而不要觉得到了北京，受了冷落和委屈。”
熟知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当然明白西藏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此，在西藏问题上，也就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
当时西藏最紧迫的问题，不是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而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正确处理好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与此同时，也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消除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不断促进西藏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二是要做到公平合理地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要促进西藏民族内部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
毛泽东对以上两个历史问题，都站在历史的高度，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这些指示，也就成为了这次谈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
在接见和谈判之前，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历史问题：
由于清朝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导致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关系失和。九世班禅被迫流亡内地，最后在青海圆寂。从此，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厦政府同班禅领导的堪布会议厅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和隔阂。
解放后，特别是在准备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和谈期间，他们互相戒备。十分注意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态度。担心中央对哪一方有亲有疏，有厚有薄，偏袒了哪一方。
班禅方担心中央为了争取达赖，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牺牲了他们的利益。噶厦政府则担心中央拿班禅与达赖抗衡，削弱达赖的影响。
为了促成和谈的早日进行，中央人民政府原来决定阿沛一行经重庆乘飞机直飞北京。但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指示他们先飞往西安，由西安改乘火车到北京，并决定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同时建议班禅一行，也走同样的路线，从西安乘火车往北京，周恩来同样前往车站迎接。
班禅和作为达赖代表的阿沛到京后，毛泽东决定接见他们，指示有关方面作出具体周到的安排。
然而，怎么接见，先见谁，后见谁，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阿沛是达赖喇嘛亲自指派的代表，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毛泽东理应接见。
但班禅是西藏的另一活佛。在旧中国，他遭到了种种艰辛和屈辱，有家不能归，流落他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他们应当得到更多的温暖和关照。
在这种情况下，先见哪一方面都不好，都容易产生误会。况且，当时双方还未见面。
最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党中央建议，在全国人民欢庆国际“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同时接见。
周恩来的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肯定。
当阿沛和班禅在休息室等待着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时，礼宾司司长余心清大约在上午9点40分钟左右走进了休息室，请阿沛和班禅等人到城楼上见毛泽东主席。他还对李维汉说：“我们安排主席在大会开始后，在城楼接见西藏客人，而不是在休息室。”
余心清虽然是位民主人士，但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他精明能干，办事能力强，被称为共和国第一位礼宾专家。
当他看到有的陪同人员脸上露出茫然不解的表情时，他不无得意地解释说：“这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
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位礼宾专家的这一精心安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午10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长彭真宣布大会开始。
很快，余心清通知李维汉：“请客人去吧。”
在这位礼宾司司长的引导下，阿沛、班禅去见毛泽东。
在城楼上众多的领导人和贵宾中，这两位来自西藏的客人特别引人注目。
阿沛身穿藏袍，头戴礼帽，脚蹬皮靴。他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这一年正好40岁，正值盛年。
阿沛是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领三品衔。按照西藏的规定和风俗，他要留长发，挽成发髻，藏语叫“巴角”，发髻上系一个黄金铸造的小护身符，藏语叫“呷乌”。按官阶大小，要佩带不同的“呷乌”，还要戴上有红缨的黄缎噶帽。
阿沛本来是这样一身来到北京。但是，来到北京后，他觉得这样一身打扮显得太陈旧，与解放后的北京的风格很不协调。所以在见毛泽东主席的前夕，他毅然摘去黄金“呷乌”剪掉长辫，留成分头。
从这可以看出，阿沛虽然来自西藏，但他却是一个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但此举却引起了一场小风波。他和谈成功回到拉萨后，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和攻击。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班禅，这时才13岁，在一般人的眼中，他还是一个孩子。他满脸稚气，在城楼上一批饱经战争风霜和革命烽火锻炼的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加显得年幼，表情也有点拘谨和紧张。
然而，他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个特殊的身份，使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懂得礼仪，见过世面。加上高原上特有的体魄，又使他的身材比同龄人长得高一些，沉稳一些。
他穿的是一身黄色缎子藏袍。显得庄重而潇洒，给人一种飘逸不凡的感觉。
当阿沛和班禅见毛泽东主席时，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又好奇的目光。
阿沛和班禅向毛泽东主席献上了洁白的哈达。
毛泽东高兴地接过哈达，举起手，轻轻地挥动着，满脸笑容地让周围其他领导人看。当时，城楼上不少领导人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哈达。
毛泽东先对阿沛和张国华说：
“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
毛泽东又嘱托说：“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
班禅在向毛泽东主席献上哈达后，又双手合十，虔诚地为这位共和国主席祝福。
见到班禅的这一举动，毛泽东高兴地向班禅表示感谢，又慈祥地对他说：
“很久以来，在中国的历史中，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了羁縻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几十万群众开始了游行，欢呼声、口号声，在广场上空回荡着。但毛泽东依旧非常认真而又亲切地同班禅交谈。通过翻译不断地问：“我讲的话，你能听懂吗？”
小班禅闪着那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并不住地点点头。
毛泽东勉励他，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贡献。
班禅又点点头，表示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
毛泽东又亲切地说：
“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你可以给达赖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藏，保护寺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阿沛和班禅的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开始了20多天的谈判。
谈判结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月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当天下午，毛泽东即召见李维汉和张国华等领导人，听取关于谈判问题的汇报。
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你们办了一件大事。下一步要实现这个协议，还要靠我们继续努力。”
在听取汇报后，毛泽东还就西藏工作做出了具体指示，要求在西藏碰到任何问题时，首先要考虑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要慎重稳进。
5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又一次接见阿沛等和谈代表一行和班禅一行。
当晚，毛泽东又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代表团的和谈成功。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
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讲完话，怀仁堂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同年10月至12月，人民解放军分四路先后到达高原雪域的拉萨城和江孜、日喀则、亚东、阿里等边防重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麓。
至此，全国大陆全部解放。
新中国第四个“五一”劳动节
春风拂拂温酥，春雨潇潇洒洒，大自然美丽的春景点缀着北京这座共和国的首都。
1953年的5月，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四个“五一”劳动节。
5月1日一大早，从街道、厂矿、学校、机关、军营走出了一队队欢乐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走向同一个目标，汇聚到庄严的天安门广场。
微风细雨，把京城的路面淋个湿漉漉的，也把人们的衣服淋个湿透。但每一个人那张欢乐的脸，就如同开在春天的一朵鲜花。
在京城的大街上，参加天安门庆祝活动的人们打着红旗，举着标语牌，迈着坚定整齐的步伐，昂首阔步，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早来到天安门的群众队伍，在广场上围成了无数的圆圈，纵情地伴着雨声跳舞。
有些少女们和儿童队员们，都用自己头巾和手帕，蒙着鲜花，包着白鸽，手舞足蹈地狂歌狂舞。
天安门广场，今天则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显得格外庄严壮丽。
在天安门城楼上，则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东南西边，还有过去遗留下来的红墙。今天，在广场南边的红墙上，矗立着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邻近广场的高大建筑物上，悬着巨大五角红星，经过春雨的淋洗，五角红星显得更加鲜艳夺目。
面对天安门的广场正面，整齐地排列着少年儿童队员。在他们的后面，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的队伍。
从全国各地和许多国家前来参加观礼的人们，站满了天安门城楼前的观礼台，更增加了会场的隆重气氛。
上午10时，在“东方红”嘹亮乐声和歌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登临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
与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的其他领导人，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高岗，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黄炎培、邓小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和北京市市长彭真。
除以上人员外，在天安门主席台上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首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当毛泽东主席与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时，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沸腾起来。
数十万欢乐的队伍都忘记了自己置身于风雨中，同时高举起红旗，摇动着鲜花。
人们热烈地欢呼、鼓掌，向毛主席和政府领袖们致敬。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整个广场欢声雷动，人们跳跃着，欢呼着。
看着北京市和全国面貌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怎能不欢呼呢？
从北京西郊来的队伍，他们会津津乐道谈论着西直门外和复兴门外所发生的变化。在那片原野上，解放前原是一片荒凉的地方，现在已盖起了一座座机关和学校的楼房。
从东郊来的工人队伍，他们会告诉你，东郊工业区正一天天发生变化。旧有工厂能生产新式的产品；新建的工厂在陆续开工。以前臭水四溢的龙须沟，经久失修的陶然亭，现在已变成了优美的风景区，成为了劳动人民休息的好场所。
从北郊来的群众游行队伍，他们会告诉你，安定门外建筑工地上，脚手架如同树林一般，围绕着地坛密密林立。
北京城外的建设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城内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以前人们说北京最高的房子是北京饭店，但新盖的和平宾馆又超过了它。而越来越高的一幢幢高楼正在拔地而起。原来现买现卖的北京公共汽车公司，曾经困难到没有一辆车子。到现在每天能出车近300辆。一天能把12万多人输送到城里城外生产和工作的各个单位。在星期天则能把20多万人送到工人文化宫和北海、天坛、颐和园等风景名胜之地。
共和国的首都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声中，“五一”劳动节大会主持人、北京市长彭真开始向大会致词。
他向前来参加天安门庆祝游行大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观礼的代表和战斗英雄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观礼代表和战斗英雄，向出席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劳动模范们以及国内各兄弟民族的代表们表示崇高的欢迎和谢意。
他说：
“一年来，我们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大家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将永远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为完成毛主席给予的一切任务而奋斗，为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北京人民政府为了组织这次“五一”庆祝大会，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北京市专门成立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委员会，并于1953年4月11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北京市总工会为了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组织队伍参加天安门游行外，还决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宣传活动周和游园大会，举办中国工人运动历史图片展览会，组织工人文艺演出以招待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
北京市总工会还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广播大会，宣传中国工会运动的伟大成就和召开第七次劳动大会的意义。各工厂、矿山和企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普遍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案和“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宣传大纲”的宣传和学习，以便更进一步地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来迎接“五一”劳动节和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
世界朋友会聚天安门
在1953年庆祝“五一”的活动中，天安门城楼前的观礼台上挤满了观礼的人。他们中有不少是出席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外代表。
这些外国代表中，有以路易・塞扬为首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的代表，苏联、朝鲜、越南、蒙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印度、印尼、缅甸、锡兰（今译斯里兰卡）、日本、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工会代表。
他们都是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来华参加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首先来到中国的，是苏联和匈牙利的工会代表。
1953年4月25日，下午，春末的和风轻轻地吹拂着。晴朗的天空里，太阳把耀眼的光芒照射到北京的某机场上。
机场上，迎接外宾的队伍在机场上静静地站着。
突然，天空响起了飞机的声音。人们抬头望去，一架银白色的大型客机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没多一会儿，飞机便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机舱的大门打开了，放下了舷梯。走出来的是一些苏联人和匈牙利人。他们是前来中国参加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和匈牙利代表团的成员。
苏联工会代表团的成员有：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维・戈罗希金，苏联维斯德洛夫斯克市工会主席普・叶・巴尔马索夫，乌兹别克共和国国营贸易工会委员会主席特・阿・塔希罗娃，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伊・特・索洛维耶夫等八人。
匈牙利工会代表团的成员有：代表团团长、匈牙利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曾托尔・埃尔诺，匈牙利化学工人工会国际总书记波若基・费伦茨。
当两个代表团的成员走下飞机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刘宁一，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李颉伯，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少敏，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徐欣等有关工会领导人同外宾们一一握手。在欢迎的人员中还有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联络局成员桑顿和库茨明克，以及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匈牙利驻华使馆参赞席布卡与其他使馆工作人员。
4月27日晚，一列火车鸣笛驶进了北京火车站。
站台上，排满了欢迎的队伍。其中有中国工会方面的领导人。他们是：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李颉伯，中国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席丘金，中国五金冶炼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赵国强，中国化学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江涛，中华全国总工会农林水利工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宋川，中国食品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袁致和，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金子明、庄焰等。
从列车上陆续走下来一批外国客人。他们是应中华总工会的邀请，来华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天安门观礼、参加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人中有：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团长、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理事兼昆士兰劳工会主席杰拉德・道逊，澳大利亚码头工会联合会悉尼分会主席詹姆斯・杨格，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公共交通工会书记克拉伦斯・奥希，维多利亚省粉刷匠工会书记戈登・刘温斯，澳大利亚码头工会联合会副总书记爱德华・罗奇；锡兰工会代表团团长、锡兰工会联合会总书记曼迪斯，锡兰种植园工人工会总书记达马普里雅。此外，还有劳工协会委员夏斯特里等人。
站台上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在欢呼声中，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团长发表谈话说：
“我们参加中国第七次劳动大会的澳大利亚六人代表团，怀着对中国人民最热烈的友谊。中国同志在解放以后，在物质建设以及在体会和促进国际工会阶级的团结方面获得了迅速的进步，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你们在极其困难下所进行的胜利斗争，你们那愉快、勇敢而有效地不断地解决今天和明天的问题，使我们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极大鼓舞。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把这种鼓舞和人民的友好团结的精神带回去，以鼓舞我国人民，帮助我们反对战争贩子、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此之前，印度劳工协会主席西布纳特・班纳吉等印度工会代表团成员也坐火车到达北京。
4月28日，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由朝鲜职业总同盟矿山职业同盟委员会长方泰郁为团长、朴三润为团员的朝鲜工会代表团，以罗马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伊斯特拉特・尼古拉为团长、罗马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长布库尔・扬和罗马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瓦西里・戴维为团员的罗马尼亚工会代表团，以保加利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克・麦・伊凡诺夫为首的代表团来到北京。
在此前后，应邀的其他各国的工会代表团成员也相继到达北京。在国外代表到达北京时，全国各地的工会代表也陆续到达北京。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选出出席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816名，另有30名特邀的家属代表于4月30日到达北京。
全国各地的代表中，有以张维桢同志为首的东北代表团153人，有以洪泽同志为首的华东工会代表团117人，有以蔡树藩、杨超同志为首的西南工会代表团70人，有以康永和同志为首的华北工会代表团164人，有以杜延庆同志为首的西北代表团42人。
另有内蒙古代表7人，有以李颉伯同志为首的铁路代表54人，有以王维纲同志为首的机械代表25人，有以刘达潮同志为首的海员代表14人。
上述代表中，有203位劳动模范和9名少数民族代表。
在“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设宴招待了世界工联和各国的工会领袖及代表。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刘宁一，秘书长赖若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各部门和各全国性产业工会负责人吴玉章、刘长胜、陈少敏、李颉伯等人都出席了宴会。
5月2日下午2点多，中南海怀仁堂。
中外工运领袖和工会代表共812人、列席代表159人，共约千人，来到了怀仁堂内。在列席的代表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单位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代表，特邀工人家属代表和大会工作人员代表等。
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外国工会领导人，他们中有以路易・塞扬为首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以及来自亚洲、澳洲和欧洲的17个国家的30多个工会组织的代表73人。
下午两点半，全体代表选出了以刘少奇、路易・塞扬等为首的3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朱学范向大会提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所建议的大会议题：
一、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
二、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报告；
三、通过中国工会章程；
四、关于财务工作的报告；
五、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
大会执行主席刘宁一在大会上致开幕词。
然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发表讲话。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召开致热烈的敬礼和祝贺。
林伯渠秘书长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陈叔通副主席代表中国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向大会表示诚挚的祝贺。当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塞扬走到讲台时，全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首先代表世界工会联合会的8000万会员，向大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所有的工人致敬，并感谢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世界工联以及世界工联的各产业部的援助和支持。
他说：
“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工会的特殊任务是在自己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建立，鼓励建立以广泛的贸易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以此反对帝国主义目前所实行的歧视政策。工会的这种特殊行动，将切实而具体地支援工会参加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统一行动是一切工会的活动和工人们的行动成功的基础。帮助各国实现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工会运动是世界工联的基本立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戈罗希金代表苏联工人向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工人致衷心的兄弟般的祝贺。
随后，苏联工会代表团向大会献旗。这一面绛色的旗帜，它的正面绣着一幅彩色的斯大林像，并绣着金色的中苏两国的文字：“苏联人民与伟大中国人民之间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背面绣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献旗时，戈罗希金高呼：“中国工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代表大会表示感谢。他说：
“中国工人一向遵循列宁、斯大林指示的道路前进，因而获得了成长和胜利。我们将以加强团结、加强学习苏联等实际行动，来加强中苏两国的团结，保卫世界和平。”
苏联代表团献旗后，北京市工人代表和天津市工人代表相继向大会献花和献旗。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收到国内外贺电567件。
5月1日上午，参加大会的中外代表同登天安门观礼台。
观礼台上的志愿军代表团
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有一群观礼代表受到游行队伍的格外欢迎。他们是来自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一”节归国观礼代表团和战斗英雄们及来自国防岗位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和战斗英雄们。
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一”节归国观礼代表团共有159人。
4月28日下午，北京前门车站，一派隆重热烈的气氛。人们在车站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到达北京。
火车在车站停稳后，代表团在团长袁升平率领下，迈着雄健的步伐，下车走到站台。欢迎队伍在站台排列得整整齐齐。人们欢呼：“欢迎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前来车站欢迎的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陈叔通，常务委员司徒美堂、李四光、邵力子、马叙伦、马寅初、许宝驹、梁希、彭泽民、罗隆基，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张奚若、副主席吴晗，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代表共1200多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徐兴锡和大使馆多人也到车站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陈叔通在欢迎会上致词。他对代表团说：
“你们代表着胜利，代表着光荣，代表着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他在扼要地报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以来所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和它的意义后，希望志愿军代表们趁着回国的机会，多多地向祖国人民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辉业绩，鼓舞祖国人民生产建设和支援前线的热情，让祖国人民把志愿军伟大而英勇的精神贯彻到各种工作中去。
志愿军代表团成员们看到车站的欢迎场面，心里十分激动。此刻，朝鲜战场上战火连天、硝烟滚滚的战争场面浮现在他们眼前。在战场上，他们只有对敌人的仇恨和英勇战斗的勇气，现在，回到了祖国，回到伟大的首都，他们的心中充满着温馨。
志愿军“五一”节归国观礼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部副部长袁升平向车站欢迎的队伍致答词。他首先代表志愿军向首都各界人民及祖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强调祖国人民在三年来建设上及各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给予志愿军以莫大的鼓舞。他说：
“我们这次不仅向祖国人民报告朝鲜战争的胜利情况，而且要把祖国经济建设战线上的光辉成就，工人兄弟热爱祖国的精神，和祖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斗争的情况带回朝鲜前线去。”
站台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外国艺术家登上观礼台
在首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还有一批外国的艺术家。他们中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铁道艺术团、蒙古人民共和国艺术团、波兰人民共和国玛佐夫舍歌舞团、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芬兰文化代表团以及瑞典文化代表团。
应邀来华访问和演出的朝鲜访华铁道艺术团是在1953年2月来中国的。在近三个月的访问和演出过程中，先后在15个城市中，演出了65场，放映了95场电影，举行了15次报告会，观众和听众共达42万多人。艺术团在中国的访问和演出，加深了中朝两国铁路工人的相互了解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1953年5月3日上午，该艺术团在北京青年宫剧场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出。
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是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来华举办“电影周”活动的。
代表团成员有：团长、捷“巴兰道夫”国家电影制片厂委员会副主席法贝拉，团员伏尔契克（导演，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班吉克（导演，捷国家奖金获得者）、赫格里柯娃（演员）、沙夫谢尔（中校，陆军电影制片厂厂长）。
他们在1953年4月来华后，在举行“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周”的同时，还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沈阳、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西安、武汉和广州等城市举行了“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图片展览”。这些展出的图片是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的。这些电影图片有的反映了过去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有的是叙述卓越的政治学、学者和艺术的生活和事业的传记片，还有许多动画片、木偶片、通俗科学片和记录片等。该代表团在中国放映的电影和展出的电影图片，受到了中国观众的喜爱。
该代表团来到首都电影院时，一下汽车，一群手持鲜花的少年学生簇拥上前，与他们热情招手拥抱。当他们来到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俱乐部时，受到部队热烈的欢迎。当他们来到石景山时，石景山发电厂有1600多工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工人们都拿出纪念册来请代表们签名。一群职工子弟将自己的红领巾套在几位外宾的颈上。工人们还赠送了许多北京手工艺品及石膏制的背景风景片给贵宾们。
当代表团一行六人来到天津时，有4000多名天津纺织工人和钢铁工人在国营天津第一棉纺厂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以兄弟般的友情同他们欢聚。
上海市十家电影院同时放映捷克斯洛伐克的影片。几天之内买票的就达十几万人。杭州、重庆等城市观看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的都达几十万人。而沈阳、哈尔滨、旅大、鞍山、长春等五个城市在捷克斯洛伐克电影放映的第一天，观众即达20多万人。
芬兰文化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前来中国进行观礼的，他们于4月21日下午乘飞机来北京。
代表团有17人，其中团长为茜尔薇・吉科宁夫人（芬兰总理夫人），副团长为毛里・卢玛（国会议员），团员有库斯塔・维库那、海基・沙伏拉宁、艾伦・叶文佩、里特娃・亚维罗夫人等人。
瑞典文化代表团也是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进行访问和观礼的。代表团是于4月26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该团团长为卡尔―艾力克・梅克奎斯特，是瑞典的农学家；秘书长为卡林・欧丁夫人，是瑞中友好协会秘书长。团员有特奥多尔・阿维德逊、哈罗德・拜耶尔、马茨・林曼、哈罗德・鲁宾斯坦、赫尔麦・霍姆伯格、霍夫斯顿夫人和玛吉特・克兰兹女士等，他们分别是主教、作家、国会议员或医生等。
他们到达机场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等人分别到机场去迎接。
蒙古艺术团应邀来华访问的过程中，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了音乐、舞蹈、杂技表演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首长和北京著名的作家、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演员等观看了表演。
毛泽东主席还亲自会见了蒙古艺术团团长奥云、政治指导员王岗。周恩来还亲自举行招待会欢迎蒙古艺术团。
蒙古艺术团是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音乐剧话剧院的一部分音乐、歌剧、舞蹈演员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大马戏团的一部分杂技演员组成的。艺术团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演员、功勋作曲家、功勋演员、乔巴山奖金获得者和优秀艺术工作者共127人。
蒙古是一个热爱艺术的民族。1931年蒙古艺术工作者在研究和提高蒙古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各国的古典艺术，正式成立了国家音乐剧话剧院。剧院每年从乌兰巴托举行的民间艺术会演中，吸收和培养大批优秀演员。到了50年代初，已成为拥有300多名优秀演员、200多名工作人员，配有完全现代化设备的大型国家剧院。
这次来华访问和在天安门观礼的蒙古艺术团成员中，有不少是很有名的演员。艺术团演出的著名歌剧《三座册的故事》，是通过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描写了蒙古人民反抗封建贵族的压迫的斗争；歌剧《幸福的道路》，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劳动剧场演出时，该团的功勋演员达木丁苏荣等三人在空中向两边钢架矫健地翻飞，表演空中飞人的绝技，赢得全场中国观众的再三鼓掌。他们为了表示谢意，又表演了一次。
女功勋演员额尔德尼其其格作“猎人和飞鸟”的表演，她那轻快优美的舞姿，获得观众的一再赞誉，再三谢幕还得再演一场。
4月下旬北京的火车站和飞机场，显得格外忙碌。一批批外宾相继来到北京，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招待。
这些客人中，有一个100多人组成的歌舞团远从东欧万里迢迢而来。他们就是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
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是根据中波文化合作协定1953年执行计划，应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歌舞团全体人员有151人，由歌舞团团长、波兰作曲家联盟副主席安德烈・潘努夫尼克率领，在4月28日到达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沈平，以及首都的著名作家、戏剧家、音乐家、舞蹈家和著名演员沙可夫、赵风、周巍峙、袁水拍、吴雪、王亚平、马少波、罗合如、陈其通、胡果刚、欧阳山尊、马可、舒模、王昆、蓝马、魏喜奎等，还有前我国赴东欧文化教育考察团韦团长、副团长彭康，前我国访波文化代表团成员吴冷西、邹荻帆等人和首都各界代表1500多人到车站欢迎。
车站上举行了一个热烈的欢迎大会。周扬在欢迎大会上致词时说：
“波兰人民共和国玛佐夫舍歌舞团的访华，是中波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团结的一件大事。玛佐夫舍歌舞团继承了波兰民族丰富艺术遗产中的优秀传统，保持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间风格，它描绘了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劳动人民的新的愉快幸福的生活。因而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和赞美。中国人民正在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中国艺术家们也将在这伟大的建设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玛佐夫舍歌舞团到了我国，将给我国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我们相信，中国艺术工作者一定会向玛佐夫舍歌舞团学到许多新的东西。中波两国文化界也一定会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
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团长潘努夫尼克在欢迎会上答谢说：
“我们这次来到中国演出，对于波兰人民来说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也是波兰文化的一个巨大成就，我们全体团员都为能来到伟大的中国演出而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为中国人带来了我们的美丽的青春的舞蹈和最优美的歌曲。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共同的目标而进行胜利斗争。”
当晚，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即茅盾）设宴会，招待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成员。随后，该歌舞团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进行了演出，并参加了天安门的观礼活动和游行活动。
众乐融融天安门
当毛泽东和其他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彭真市长宣布庆祝活动开始后，就准备游行了。
天空仍然下着细雨。这丝毫没有减弱人们的情趣。
军乐队高奏国歌和国际歌。雄壮的声音，在广场的上空回荡着，也更加坚定着每一个人的意志。
然后，响起“轰”“轰”的巨响，那是礼炮齐鸣28响。
游行开始了。
最早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是游行队伍最前列的仪仗队。
群众游行队伍中，设有仪仗队的编制，这还是第一次。以前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是没有仪仗队的。仪仗队由专门设立的分指挥部负责指挥，直属于群众游行总指挥部领导。分指挥部由石煌同志任指挥。
队伍的组织是国旗队、领袖像队、腰鼓队，在序列上成为整个群众游行队伍的先导。
1953年的仪仗队全部是由工人组成的。
在仪仗队中，最早进入广场的是国旗队。队员们抬着一面巨大的鲜艳的国旗，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天安门广场。
还有不少旗手们高举着无数面国旗和红旗迈步前进。
随后是由168人组成的军鼓队和72人组成的抬着金光灿烂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字的横幅队。然后是仪仗队的队员走过天安门广场。他们抬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像，抬着毛主席、孙中山的巨像，抬着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巨像。
仪仗队的队员们还高举着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袖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的巨像。他们还高举着金日成、胡志明的巨像。
7000名少年儿童队员的队伍进入广场，他们高举着“时刻准备着”的大字标语，欢呼着走过主席台前。从这些新中国未来的建设者的队伍中，飞起了一群群的和平鸽。
从行进着的队伍中走出两个少年儿童队员，走到主席台上，他们代表首都人民向毛主席献花。这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少年儿童队伍后面的是，首都各大工厂、各大企业的工人，近郊农民，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大中学校学生和教师，工商业者和北京各区群众组成的巨大队伍。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人们衷心感谢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观礼台上的代表们和战斗英雄们，特别受到了游行队伍的欢迎。队伍走过他们面前时，欢呼鼓掌、特别热烈。
游行群众高呼口号，表示要努力发展工业，开展爱国劳动竞赛；要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决心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的国家经济建设而奋斗。
工人们高举着各种字标、生产图表和机车模型，显示他们在生产上的新成就。全场对工人同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庆祝他们辉煌的成就。
新华社记者朱波摄下了铁路工人抬着机车的模型前进和整个工人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情形的珍贵照片。
郊区农民举着各种粮食、蔬菜的丰产记录的图标，表明他们将努力争取生产丰收，保证完成粮食增产任务。发展蔬菜、乳、肉、水果的生产，供应城市需要，支援工业建设。
北京大中学校的老师们则抬着毛主席的大塑像、《毛泽东选集》的大模型和地球仪等科学仪器的模型。
他们拿着这些字标和模型，表明他们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幸福生活。他们保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准备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侯波摄下了首都50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壮观场面。
在游行队伍最后的是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组成的文艺队伍。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铁道艺术团、蒙古人民共和国艺术团、波兰人民共和国玛佐夫舍歌舞团也参加了文艺队伍游行。这三个兄弟国家艺术团体的代表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局长洪深、副局长陈忠经陪同走到主席台上，代表朝鲜、蒙古、波兰的人民向毛主席献旗、献花、献礼。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和欢呼。
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侯波和新华社记者齐观山分别摄下了外国客人向毛泽东主席献花的历史镜头。
游行队伍在12时3刻全部通过了天安门主席台。这时，广场南边和两翼的28000个少年儿童队员和广场上的机关工作人员及广大的队伍拥向天安门，向毛主席欢呼。
毛主席则走到天安门城楼前沿的东部和西部，向观礼台上的外宾、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们和其他方面的观礼代表，以及广场上的机关工作人员们招手致意。
这时人们的情绪更为高涨，纷纷向空中抛掷花朵。
齐放的礼花，在高空中交织成一幅瑰丽的图画。
“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回荡着。
当首都的游行队伍举着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的画像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在苏联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庆祝“五一”游行活动中，苏联人民也高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等中国领导人的画像。
在游行时，无数苏联的工人、农民、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生和着歌声和音乐声浩浩荡荡地走过红场广场。他们在向苏联领导人致敬的同时，也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致敬。
千万面红旗在迎风招展。
纺织厂的女工们举着她们用产品的样品做成的彩色横旗。
苏联科学院的队伍中举着列宁、伏尔加河―顿河的图样。
莫斯科工人高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保卫全世界的和平！为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
人们高呼：“各国间的和平万岁！”
在北京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规模的“五一”庆祝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也同时举行了集会游行。
在华东，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和各界人民共60多万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和游行。在典礼上，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第一书记兼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号召人们努力完成1953年任务，为实现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而努力奋斗。
在华北，天津市40多万人冒雨举行了“五一”节的游行。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德等人检阅了游行队伍。
在中南，武汉市举行了有16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广州市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型庆祝活动。
在西南，重庆市人民举行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5万多人走过被鲜花和彩旗所装饰起来的解放碑检阅台。中共中央西南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重庆市曹荻秋等检阅了游行队伍。
在西北，西安市有15万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乌鲁木齐、兰州、银川、西宁等人民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在东北，沈阳市有20多万人举行了庆祝“五一”活动。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朝鲜驻华大使馆沈阳联络所等外交官和苏联专家都参加了这一活动。旅大、鞍山、长春、哈尔滨、抚顺、本溪、阜新、齐齐哈尔、安东、锦州、海拉尔等地各界人士也举行了同样的庆祝游行活动。
广场上狂欢之夜
首都“五一”节的夜晚，到处是欢呼和歌唱，充满了青春的欢乐。
在北京的各主要街道上，灯光灿烂。
电影院前面挤满了观众，他们正等待着观看《列宁运河》的彩色影片。
在直通天安门广场的各条广阔的马路上，人们拥簇着，欢呼着。《歌唱祖国》《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的歌曲从沿路的扩音器里播送出来。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天安门广场上人群的欢乐声。
“五一”节的夜晚，天安门城楼被灯光装饰得光辉灿烂。
在赭色的圆柱中间，悬挂着八盏大红宫灯，庄严而雄伟。
天安门南面的箭楼和广场两边的高大的红墙顶上，都装着灯光，一个个地串连起来，像珍珠一样。从四面八方的探照灯里射出的灯柱，在广场的高空交叉，像一阵急雨，无数鲜艳的花朵，撒坠下来。
天安门广场一片人海。人们尽情地歌舞着。来自朝鲜前线边防岗位上的战斗英雄们，祖国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们，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在广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为祖国的强大和自己的幸福而歌舞。
首都人们一直狂欢到深夜。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第十六章 五星红旗迎风飘！国旗卫士献忠魂
熟知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当然明白西藏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此，在西藏问题上，也就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
班禅闪着那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并不住地点点头。
数十万欢乐的队伍都忘了自己置身于风雨中，同时高举起红旗，摇动着鲜花。
突然，天空响起了飞机的声音。
天空仍然下着细雨。这丝毫没有减弱人们的情趣。
西藏活佛来到天安门城楼
新生的共和国在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就中，迎来了第二个“五一”劳动节。
五月的北京，正是春光明媚，阳光灿烂，树木葱郁，鲜花盛开的美好季节。
“五一”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如林，万民欢呼，欢声如潮。
北京各界几十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满怀着喜悦的心情，欢欣鼓舞地庆祝自己的节日。
天安门城楼上，又是装饰一新，只见红灯高挂，红旗飞舞，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了城楼上，兴高采烈地看着沸腾的广场。
他们当中有开国元勋，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还有一些兄弟国家的领导人。
在早早来到天安门的众多宾客中，有从西藏来的阿沛和班禅。
阿沛由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将军陪同，班禅由进藏部队副政治委员范明将军陪同。
他们没有上城楼，而是在城楼下的一间不大的休息室里，等候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他们的心情十分激动，又有点紧张。
此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进进出出，忙于与各方联系。但是，当时一切活动和安排都要听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礼宾司司长余心清的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从西康、青海、云南、新疆等四个方面，多路向藏进军。
中央人民政府本来希望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多次要求原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商谈有关事宜。
可是，当时以摄政王达扎为首的极少数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顽固地拒绝和平谈判。
不仅如此，他们还不自量力地要与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一番军事较量，调集兵力在金沙江一线布防。
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昌都战役。战斗结果，原噶厦政府经营几十年的防线一夜之间就被突破，藏军主力也被消灭。昌都得到解放。从此，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在西藏僧俗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达扎被迫下台。年仅14岁的达赖喇嘛提前四年执政。
1951年4月，达赖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前来北京。与此同时，十世班禅及其行辕的主要官员也到达北京。
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十分关心和重视。他亲自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并由周恩来和李维汉具体负责实施。
周恩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和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
李维汉看上去只是一个部长的职务，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是同学同乡，又是老战友、老朋友，早在学生时代，就共同创办新民学会，私交甚好。
这次谈判开始前，毛泽东风趣地对周恩来和李维汉说：
“我不懂藏话，汉话也说不好（指湖南口音重），虽不能说相貌丑陋，但也不太招人喜欢，不像二位，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我是青衣，只能演老夫人，偶尔出出场。你们是花旦，可以扮红娘。这次西藏的客人，就由你们二人出面接待。少奇也同意我的意见。一定要在各方面照顾好，让他们感受到祖国的温暖，而不要觉得到了北京，受了冷落和委屈。”
熟知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当然明白西藏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此，在西藏问题上，也就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
当时西藏最紧迫的问题，不是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而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正确处理好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与此同时，也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消除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不断促进西藏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二是要做到公平合理地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要促进西藏民族内部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
毛泽东对以上两个历史问题，都站在历史的高度，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这些指示，也就成为了这次谈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
在接见和谈判之前，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历史问题：
由于清朝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导致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关系失和。九世班禅被迫流亡内地，最后在青海圆寂。从此，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厦政府同班禅领导的堪布会议厅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和隔阂。
解放后，特别是在准备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和谈期间，他们互相戒备。十分注意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态度。担心中央对哪一方有亲有疏，有厚有薄，偏袒了哪一方。
班禅方担心中央为了争取达赖，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牺牲了他们的利益。噶厦政府则担心中央拿班禅与达赖抗衡，削弱达赖的影响。
为了促成和谈的早日进行，中央人民政府原来决定阿沛一行经重庆乘飞机直飞北京。但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指示他们先飞往西安，由西安改乘火车到北京，并决定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同时建议班禅一行，也走同样的路线，从西安乘火车往北京，周恩来同样前往车站迎接。
班禅和作为达赖代表的阿沛到京后，毛泽东决定接见他们，指示有关方面作出具体周到的安排。
然而，怎么接见，先见谁，后见谁，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阿沛是达赖喇嘛亲自指派的代表，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毛泽东理应接见。
但班禅是西藏的另一活佛。在旧中国，他遭到了种种艰辛和屈辱，有家不能归，流落他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他们应当得到更多的温暖和关照。
在这种情况下，先见哪一方面都不好，都容易产生误会。况且，当时双方还未见面。
最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党中央建议，在全国人民欢庆国际“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同时接见。
周恩来的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肯定。
当阿沛和班禅在休息室等待着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时，礼宾司司长余心清大约在上午9点40分钟左右走进了休息室，请阿沛和班禅等人到城楼上见毛泽东主席。他还对李维汉说：“我们安排主席在大会开始后，在城楼接见西藏客人，而不是在休息室。”
余心清虽然是位民主人士，但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他精明能干，办事能力强，被称为共和国第一位礼宾专家。
当他看到有的陪同人员脸上露出茫然不解的表情时，他不无得意地解释说：“这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
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位礼宾专家的这一精心安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午10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长彭真宣布大会开始。
很快，余心清通知李维汉：“请客人去吧。”
在这位礼宾司司长的引导下，阿沛、班禅去见毛泽东。
在城楼上众多的领导人和贵宾中，这两位来自西藏的客人特别引人注目。
阿沛身穿藏袍，头戴礼帽，脚蹬皮靴。他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这一年正好40岁，正值盛年。
阿沛是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领三品衔。按照西藏的规定和风俗，他要留长发，挽成发髻，藏语叫“巴角”，发髻上系一个黄金铸造的小护身符，藏语叫“呷乌”。按官阶大小，要佩带不同的“呷乌”，还要戴上有红缨的黄缎噶帽。
阿沛本来是这样一身来到北京。但是，来到北京后，他觉得这样一身打扮显得太陈旧，与解放后的北京的风格很不协调。所以在见毛泽东主席的前夕，他毅然摘去黄金“呷乌”剪掉长辫，留成分头。
从这可以看出，阿沛虽然来自西藏，但他却是一个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但此举却引起了一场小风波。他和谈成功回到拉萨后，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和攻击。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班禅，这时才13岁，在一般人的眼中，他还是一个孩子。他满脸稚气，在城楼上一批饱经战争风霜和革命烽火锻炼的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加显得年幼，表情也有点拘谨和紧张。
然而，他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个特殊的身份，使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懂得礼仪，见过世面。加上高原上特有的体魄，又使他的身材比同龄人长得高一些，沉稳一些。
他穿的是一身黄色缎子藏袍。显得庄重而潇洒，给人一种飘逸不凡的感觉。
当阿沛和班禅见毛泽东主席时，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又好奇的目光。
阿沛和班禅向毛泽东主席献上了洁白的哈达。
毛泽东高兴地接过哈达，举起手，轻轻地挥动着，满脸笑容地让周围其他领导人看。当时，城楼上不少领导人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哈达。
毛泽东先对阿沛和张国华说：
“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
毛泽东又嘱托说：“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
班禅在向毛泽东主席献上哈达后，又双手合十，虔诚地为这位共和国主席祝福。
见到班禅的这一举动，毛泽东高兴地向班禅表示感谢，又慈祥地对他说：
“很久以来，在中国的历史中，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了羁縻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几十万群众开始了游行，欢呼声、口号声，在广场上空回荡着。但毛泽东依旧非常认真而又亲切地同班禅交谈。通过翻译不断地问：“我讲的话，你能听懂吗？”
小班禅闪着那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并不住地点点头。
毛泽东勉励他，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贡献。
班禅又点点头，表示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
毛泽东又亲切地说：
“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你可以给达赖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藏，保护寺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阿沛和班禅的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开始了20多天的谈判。
谈判结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月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当天下午，毛泽东即召见李维汉和张国华等领导人，听取关于谈判问题的汇报。
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你们办了一件大事。下一步要实现这个协议，还要靠我们继续努力。”
在听取汇报后，毛泽东还就西藏工作做出了具体指示，要求在西藏碰到任何问题时，首先要考虑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要慎重稳进。
5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又一次接见阿沛等和谈代表一行和班禅一行。
当晚，毛泽东又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代表团的和谈成功。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
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讲完话，怀仁堂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同年10月至12月，人民解放军分四路先后到达高原雪域的拉萨城和江孜、日喀则、亚东、阿里等边防重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麓。
至此，全国大陆全部解放。
新中国第四个“五一”劳动节
春风拂拂温酥，春雨潇潇洒洒，大自然美丽的春景点缀着北京这座共和国的首都。
1953年的5月，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四个“五一”劳动节。
5月1日一大早，从街道、厂矿、学校、机关、军营走出了一队队欢乐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走向同一个目标，汇聚到庄严的天安门广场。
微风细雨，把京城的路面淋个湿漉漉的，也把人们的衣服淋个湿透。但每一个人那张欢乐的脸，就如同开在春天的一朵鲜花。
在京城的大街上，参加天安门庆祝活动的人们打着红旗，举着标语牌，迈着坚定整齐的步伐，昂首阔步，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早来到天安门的群众队伍，在广场上围成了无数的圆圈，纵情地伴着雨声跳舞。
有些少女们和儿童队员们，都用自己头巾和手帕，蒙着鲜花，包着白鸽，手舞足蹈地狂歌狂舞。
天安门广场，今天则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显得格外庄严壮丽。
在天安门城楼上，则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东南西边，还有过去遗留下来的红墙。今天，在广场南边的红墙上，矗立着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邻近广场的高大建筑物上，悬着巨大五角红星，经过春雨的淋洗，五角红星显得更加鲜艳夺目。
面对天安门的广场正面，整齐地排列着少年儿童队员。在他们的后面，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的队伍。
从全国各地和许多国家前来参加观礼的人们，站满了天安门城楼前的观礼台，更增加了会场的隆重气氛。
上午10时，在“东方红”嘹亮乐声和歌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登临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
与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的其他领导人，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高岗，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黄炎培、邓小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和北京市市长彭真。
除以上人员外，在天安门主席台上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首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当毛泽东主席与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时，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沸腾起来。
数十万欢乐的队伍都忘记了自己置身于风雨中，同时高举起红旗，摇动着鲜花。
人们热烈地欢呼、鼓掌，向毛主席和政府领袖们致敬。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整个广场欢声雷动，人们跳跃着，欢呼着。
看着北京市和全国面貌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怎能不欢呼呢？
从北京西郊来的队伍，他们会津津乐道谈论着西直门外和复兴门外所发生的变化。在那片原野上，解放前原是一片荒凉的地方，现在已盖起了一座座机关和学校的楼房。
从东郊来的工人队伍，他们会告诉你，东郊工业区正一天天发生变化。旧有工厂能生产新式的产品；新建的工厂在陆续开工。以前臭水四溢的龙须沟，经久失修的陶然亭，现在已变成了优美的风景区，成为了劳动人民休息的好场所。
从北郊来的群众游行队伍，他们会告诉你，安定门外建筑工地上，脚手架如同树林一般，围绕着地坛密密林立。
北京城外的建设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城内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以前人们说北京最高的房子是北京饭店，但新盖的和平宾馆又超过了它。而越来越高的一幢幢高楼正在拔地而起。原来现买现卖的北京公共汽车公司，曾经困难到没有一辆车子。到现在每天能出车近300辆。一天能把12万多人输送到城里城外生产和工作的各个单位。在星期天则能把20多万人送到工人文化宫和北海、天坛、颐和园等风景名胜之地。
共和国的首都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声中，“五一”劳动节大会主持人、北京市长彭真开始向大会致词。
他向前来参加天安门庆祝游行大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观礼的代表和战斗英雄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观礼代表和战斗英雄，向出席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劳动模范们以及国内各兄弟民族的代表们表示崇高的欢迎和谢意。
他说：
“一年来，我们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大家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将永远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为完成毛主席给予的一切任务而奋斗，为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北京人民政府为了组织这次“五一”庆祝大会，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北京市专门成立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委员会，并于1953年4月11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北京市总工会为了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组织队伍参加天安门游行外，还决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宣传活动周和游园大会，举办中国工人运动历史图片展览会，组织工人文艺演出以招待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
北京市总工会还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广播大会，宣传中国工会运动的伟大成就和召开第七次劳动大会的意义。各工厂、矿山和企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普遍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案和“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宣传大纲”的宣传和学习，以便更进一步地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来迎接“五一”劳动节和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
世界朋友会聚天安门
在1953年庆祝“五一”的活动中，天安门城楼前的观礼台上挤满了观礼的人。他们中有不少是出席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外代表。
这些外国代表中，有以路易・塞扬为首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的代表，苏联、朝鲜、越南、蒙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印度、印尼、缅甸、锡兰（今译斯里兰卡）、日本、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工会代表。
他们都是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来华参加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首先来到中国的，是苏联和匈牙利的工会代表。
1953年4月25日，下午，春末的和风轻轻地吹拂着。晴朗的天空里，太阳把耀眼的光芒照射到北京的某机场上。
机场上，迎接外宾的队伍在机场上静静地站着。
突然，天空响起了飞机的声音。人们抬头望去，一架银白色的大型客机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没多一会儿，飞机便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机舱的大门打开了，放下了舷梯。走出来的是一些苏联人和匈牙利人。他们是前来中国参加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和匈牙利代表团的成员。
苏联工会代表团的成员有：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维・戈罗希金，苏联维斯德洛夫斯克市工会主席普・叶・巴尔马索夫，乌兹别克共和国国营贸易工会委员会主席特・阿・塔希罗娃，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伊・特・索洛维耶夫等八人。
匈牙利工会代表团的成员有：代表团团长、匈牙利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曾托尔・埃尔诺，匈牙利化学工人工会国际总书记波若基・费伦茨。
当两个代表团的成员走下飞机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刘宁一，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李颉伯，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少敏，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徐欣等有关工会领导人同外宾们一一握手。在欢迎的人员中还有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联络局成员桑顿和库茨明克，以及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匈牙利驻华使馆参赞席布卡与其他使馆工作人员。
4月27日晚，一列火车鸣笛驶进了北京火车站。
站台上，排满了欢迎的队伍。其中有中国工会方面的领导人。他们是：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李颉伯，中国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席丘金，中国五金冶炼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赵国强，中国化学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江涛，中华全国总工会农林水利工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宋川，中国食品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袁致和，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金子明、庄焰等。
从列车上陆续走下来一批外国客人。他们是应中华总工会的邀请，来华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天安门观礼、参加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人中有：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团长、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理事兼昆士兰劳工会主席杰拉德・道逊，澳大利亚码头工会联合会悉尼分会主席詹姆斯・杨格，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公共交通工会书记克拉伦斯・奥希，维多利亚省粉刷匠工会书记戈登・刘温斯，澳大利亚码头工会联合会副总书记爱德华・罗奇；锡兰工会代表团团长、锡兰工会联合会总书记曼迪斯，锡兰种植园工人工会总书记达马普里雅。此外，还有劳工协会委员夏斯特里等人。
站台上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在欢呼声中，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团长发表谈话说：
“我们参加中国第七次劳动大会的澳大利亚六人代表团，怀着对中国人民最热烈的友谊。中国同志在解放以后，在物质建设以及在体会和促进国际工会阶级的团结方面获得了迅速的进步，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你们在极其困难下所进行的胜利斗争，你们那愉快、勇敢而有效地不断地解决今天和明天的问题，使我们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极大鼓舞。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把这种鼓舞和人民的友好团结的精神带回去，以鼓舞我国人民，帮助我们反对战争贩子、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此之前，印度劳工协会主席西布纳特・班纳吉等印度工会代表团成员也坐火车到达北京。
4月28日，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由朝鲜职业总同盟矿山职业同盟委员会长方泰郁为团长、朴三润为团员的朝鲜工会代表团，以罗马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伊斯特拉特・尼古拉为团长、罗马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长布库尔・扬和罗马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瓦西里・戴维为团员的罗马尼亚工会代表团，以保加利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克・麦・伊凡诺夫为首的代表团来到北京。
在此前后，应邀的其他各国的工会代表团成员也相继到达北京。在国外代表到达北京时，全国各地的工会代表也陆续到达北京。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选出出席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816名，另有30名特邀的家属代表于4月30日到达北京。
全国各地的代表中，有以张维桢同志为首的东北代表团153人，有以洪泽同志为首的华东工会代表团117人，有以蔡树藩、杨超同志为首的西南工会代表团70人，有以康永和同志为首的华北工会代表团164人，有以杜延庆同志为首的西北代表团42人。
另有内蒙古代表7人，有以李颉伯同志为首的铁路代表54人，有以王维纲同志为首的机械代表25人，有以刘达潮同志为首的海员代表14人。
上述代表中，有203位劳动模范和9名少数民族代表。
在“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设宴招待了世界工联和各国的工会领袖及代表。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刘宁一，秘书长赖若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各部门和各全国性产业工会负责人吴玉章、刘长胜、陈少敏、李颉伯等人都出席了宴会。
5月2日下午2点多，中南海怀仁堂。
中外工运领袖和工会代表共812人、列席代表159人，共约千人，来到了怀仁堂内。在列席的代表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单位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代表，特邀工人家属代表和大会工作人员代表等。
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外国工会领导人，他们中有以路易・塞扬为首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以及来自亚洲、澳洲和欧洲的17个国家的30多个工会组织的代表73人。
下午两点半，全体代表选出了以刘少奇、路易・塞扬等为首的3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朱学范向大会提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所建议的大会议题：
一、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
二、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报告；
三、通过中国工会章程；
四、关于财务工作的报告；
五、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
大会执行主席刘宁一在大会上致开幕词。
然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发表讲话。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召开致热烈的敬礼和祝贺。
林伯渠秘书长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陈叔通副主席代表中国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向大会表示诚挚的祝贺。当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塞扬走到讲台时，全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首先代表世界工会联合会的8000万会员，向大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所有的工人致敬，并感谢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世界工联以及世界工联的各产业部的援助和支持。
他说：
“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工会的特殊任务是在自己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建立，鼓励建立以广泛的贸易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以此反对帝国主义目前所实行的歧视政策。工会的这种特殊行动，将切实而具体地支援工会参加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统一行动是一切工会的活动和工人们的行动成功的基础。帮助各国实现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工会运动是世界工联的基本立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戈罗希金代表苏联工人向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工人致衷心的兄弟般的祝贺。
随后，苏联工会代表团向大会献旗。这一面绛色的旗帜，它的正面绣着一幅彩色的斯大林像，并绣着金色的中苏两国的文字：“苏联人民与伟大中国人民之间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背面绣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献旗时，戈罗希金高呼：“中国工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代表大会表示感谢。他说：
“中国工人一向遵循列宁、斯大林指示的道路前进，因而获得了成长和胜利。我们将以加强团结、加强学习苏联等实际行动，来加强中苏两国的团结，保卫世界和平。”
苏联代表团献旗后，北京市工人代表和天津市工人代表相继向大会献花和献旗。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收到国内外贺电567件。
5月1日上午，参加大会的中外代表同登天安门观礼台。
观礼台上的志愿军代表团
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有一群观礼代表受到游行队伍的格外欢迎。他们是来自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一”节归国观礼代表团和战斗英雄们及来自国防岗位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和战斗英雄们。
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一”节归国观礼代表团共有159人。
4月28日下午，北京前门车站，一派隆重热烈的气氛。人们在车站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到达北京。
火车在车站停稳后，代表团在团长袁升平率领下，迈着雄健的步伐，下车走到站台。欢迎队伍在站台排列得整整齐齐。人们欢呼：“欢迎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前来车站欢迎的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陈叔通，常务委员司徒美堂、李四光、邵力子、马叙伦、马寅初、许宝驹、梁希、彭泽民、罗隆基，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张奚若、副主席吴晗，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代表共1200多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徐兴锡和大使馆多人也到车站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陈叔通在欢迎会上致词。他对代表团说：
“你们代表着胜利，代表着光荣，代表着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他在扼要地报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以来所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和它的意义后，希望志愿军代表们趁着回国的机会，多多地向祖国人民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辉业绩，鼓舞祖国人民生产建设和支援前线的热情，让祖国人民把志愿军伟大而英勇的精神贯彻到各种工作中去。
志愿军代表团成员们看到车站的欢迎场面，心里十分激动。此刻，朝鲜战场上战火连天、硝烟滚滚的战争场面浮现在他们眼前。在战场上，他们只有对敌人的仇恨和英勇战斗的勇气，现在，回到了祖国，回到伟大的首都，他们的心中充满着温馨。
志愿军“五一”节归国观礼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部副部长袁升平向车站欢迎的队伍致答词。他首先代表志愿军向首都各界人民及祖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强调祖国人民在三年来建设上及各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给予志愿军以莫大的鼓舞。他说：
“我们这次不仅向祖国人民报告朝鲜战争的胜利情况，而且要把祖国经济建设战线上的光辉成就，工人兄弟热爱祖国的精神，和祖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斗争的情况带回朝鲜前线去。”
站台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外国艺术家登上观礼台
在首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还有一批外国的艺术家。他们中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铁道艺术团、蒙古人民共和国艺术团、波兰人民共和国玛佐夫舍歌舞团、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芬兰文化代表团以及瑞典文化代表团。
应邀来华访问和演出的朝鲜访华铁道艺术团是在1953年2月来中国的。在近三个月的访问和演出过程中，先后在15个城市中，演出了65场，放映了95场电影，举行了15次报告会，观众和听众共达42万多人。艺术团在中国的访问和演出，加深了中朝两国铁路工人的相互了解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1953年5月3日上午，该艺术团在北京青年宫剧场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出。
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是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来华举办“电影周”活动的。
代表团成员有：团长、捷“巴兰道夫”国家电影制片厂委员会副主席法贝拉，团员伏尔契克（导演，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班吉克（导演，捷国家奖金获得者）、赫格里柯娃（演员）、沙夫谢尔（中校，陆军电影制片厂厂长）。
他们在1953年4月来华后，在举行“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周”的同时，还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沈阳、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西安、武汉和广州等城市举行了“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图片展览”。这些展出的图片是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的。这些电影图片有的反映了过去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有的是叙述卓越的政治学、学者和艺术的生活和事业的传记片，还有许多动画片、木偶片、通俗科学片和记录片等。该代表团在中国放映的电影和展出的电影图片，受到了中国观众的喜爱。
该代表团来到首都电影院时，一下汽车，一群手持鲜花的少年学生簇拥上前，与他们热情招手拥抱。当他们来到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俱乐部时，受到部队热烈的欢迎。当他们来到石景山时，石景山发电厂有1600多工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工人们都拿出纪念册来请代表们签名。一群职工子弟将自己的红领巾套在几位外宾的颈上。工人们还赠送了许多北京手工艺品及石膏制的背景风景片给贵宾们。
当代表团一行六人来到天津时，有4000多名天津纺织工人和钢铁工人在国营天津第一棉纺厂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以兄弟般的友情同他们欢聚。
上海市十家电影院同时放映捷克斯洛伐克的影片。几天之内买票的就达十几万人。杭州、重庆等城市观看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的都达几十万人。而沈阳、哈尔滨、旅大、鞍山、长春等五个城市在捷克斯洛伐克电影放映的第一天，观众即达20多万人。
芬兰文化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前来中国进行观礼的，他们于4月21日下午乘飞机来北京。
代表团有17人，其中团长为茜尔薇・吉科宁夫人（芬兰总理夫人），副团长为毛里・卢玛（国会议员），团员有库斯塔・维库那、海基・沙伏拉宁、艾伦・叶文佩、里特娃・亚维罗夫人等人。
瑞典文化代表团也是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进行访问和观礼的。代表团是于4月26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该团团长为卡尔―艾力克・梅克奎斯特，是瑞典的农学家；秘书长为卡林・欧丁夫人，是瑞中友好协会秘书长。团员有特奥多尔・阿维德逊、哈罗德・拜耶尔、马茨・林曼、哈罗德・鲁宾斯坦、赫尔麦・霍姆伯格、霍夫斯顿夫人和玛吉特・克兰兹女士等，他们分别是主教、作家、国会议员或医生等。
他们到达机场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陈翰笙、钱端升等人分别到机场去迎接。
蒙古艺术团应邀来华访问的过程中，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了音乐、舞蹈、杂技表演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首长和北京著名的作家、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演员等观看了表演。
毛泽东主席还亲自会见了蒙古艺术团团长奥云、政治指导员王岗。周恩来还亲自举行招待会欢迎蒙古艺术团。
蒙古艺术团是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音乐剧话剧院的一部分音乐、歌剧、舞蹈演员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大马戏团的一部分杂技演员组成的。艺术团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演员、功勋作曲家、功勋演员、乔巴山奖金获得者和优秀艺术工作者共127人。
蒙古是一个热爱艺术的民族。1931年蒙古艺术工作者在研究和提高蒙古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各国的古典艺术，正式成立了国家音乐剧话剧院。剧院每年从乌兰巴托举行的民间艺术会演中，吸收和培养大批优秀演员。到了50年代初，已成为拥有300多名优秀演员、200多名工作人员，配有完全现代化设备的大型国家剧院。
这次来华访问和在天安门观礼的蒙古艺术团成员中，有不少是很有名的演员。艺术团演出的著名歌剧《三座册的故事》，是通过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描写了蒙古人民反抗封建贵族的压迫的斗争；歌剧《幸福的道路》，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劳动剧场演出时，该团的功勋演员达木丁苏荣等三人在空中向两边钢架矫健地翻飞，表演空中飞人的绝技，赢得全场中国观众的再三鼓掌。他们为了表示谢意，又表演了一次。
女功勋演员额尔德尼其其格作“猎人和飞鸟”的表演，她那轻快优美的舞姿，获得观众的一再赞誉，再三谢幕还得再演一场。
4月下旬北京的火车站和飞机场，显得格外忙碌。一批批外宾相继来到北京，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招待。
这些客人中，有一个100多人组成的歌舞团远从东欧万里迢迢而来。他们就是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
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是根据中波文化合作协定1953年执行计划，应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歌舞团全体人员有151人，由歌舞团团长、波兰作曲家联盟副主席安德烈・潘努夫尼克率领，在4月28日到达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沈平，以及首都的著名作家、戏剧家、音乐家、舞蹈家和著名演员沙可夫、赵风、周巍峙、袁水拍、吴雪、王亚平、马少波、罗合如、陈其通、胡果刚、欧阳山尊、马可、舒模、王昆、蓝马、魏喜奎等，还有前我国赴东欧文化教育考察团韦团长、副团长彭康，前我国访波文化代表团成员吴冷西、邹荻帆等人和首都各界代表1500多人到车站欢迎。
车站上举行了一个热烈的欢迎大会。周扬在欢迎大会上致词时说：
“波兰人民共和国玛佐夫舍歌舞团的访华，是中波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团结的一件大事。玛佐夫舍歌舞团继承了波兰民族丰富艺术遗产中的优秀传统，保持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间风格，它描绘了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劳动人民的新的愉快幸福的生活。因而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和赞美。中国人民正在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中国艺术家们也将在这伟大的建设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玛佐夫舍歌舞团到了我国，将给我国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我们相信，中国艺术工作者一定会向玛佐夫舍歌舞团学到许多新的东西。中波两国文化界也一定会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
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团长潘努夫尼克在欢迎会上答谢说：
“我们这次来到中国演出，对于波兰人民来说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也是波兰文化的一个巨大成就，我们全体团员都为能来到伟大的中国演出而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为中国人带来了我们的美丽的青春的舞蹈和最优美的歌曲。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共同的目标而进行胜利斗争。”
当晚，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即茅盾）设宴会，招待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成员。随后，该歌舞团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进行了演出，并参加了天安门的观礼活动和游行活动。
众乐融融天安门
当毛泽东和其他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彭真市长宣布庆祝活动开始后，就准备游行了。
天空仍然下着细雨。这丝毫没有减弱人们的情趣。
军乐队高奏国歌和国际歌。雄壮的声音，在广场的上空回荡着，也更加坚定着每一个人的意志。
然后，响起“轰”“轰”的巨响，那是礼炮齐鸣28响。
游行开始了。
最早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是游行队伍最前列的仪仗队。
群众游行队伍中，设有仪仗队的编制，这还是第一次。以前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是没有仪仗队的。仪仗队由专门设立的分指挥部负责指挥，直属于群众游行总指挥部领导。分指挥部由石煌同志任指挥。
队伍的组织是国旗队、领袖像队、腰鼓队，在序列上成为整个群众游行队伍的先导。
1953年的仪仗队全部是由工人组成的。
在仪仗队中，最早进入广场的是国旗队。队员们抬着一面巨大的鲜艳的国旗，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天安门广场。
还有不少旗手们高举着无数面国旗和红旗迈步前进。
随后是由168人组成的军鼓队和72人组成的抬着金光灿烂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字的横幅队。然后是仪仗队的队员走过天安门广场。他们抬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像，抬着毛主席、孙中山的巨像，抬着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巨像。
仪仗队的队员们还高举着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袖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的巨像。他们还高举着金日成、胡志明的巨像。
7000名少年儿童队员的队伍进入广场，他们高举着“时刻准备着”的大字标语，欢呼着走过主席台前。从这些新中国未来的建设者的队伍中，飞起了一群群的和平鸽。
从行进着的队伍中走出两个少年儿童队员，走到主席台上，他们代表首都人民向毛主席献花。这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少年儿童队伍后面的是，首都各大工厂、各大企业的工人，近郊农民，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大中学校学生和教师，工商业者和北京各区群众组成的巨大队伍。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人们衷心感谢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观礼台上的代表们和战斗英雄们，特别受到了游行队伍的欢迎。队伍走过他们面前时，欢呼鼓掌、特别热烈。
游行群众高呼口号，表示要努力发展工业，开展爱国劳动竞赛；要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决心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的国家经济建设而奋斗。
工人们高举着各种字标、生产图表和机车模型，显示他们在生产上的新成就。全场对工人同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庆祝他们辉煌的成就。
新华社记者朱波摄下了铁路工人抬着机车的模型前进和整个工人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情形的珍贵照片。
郊区农民举着各种粮食、蔬菜的丰产记录的图标，表明他们将努力争取生产丰收，保证完成粮食增产任务。发展蔬菜、乳、肉、水果的生产，供应城市需要，支援工业建设。
北京大中学校的老师们则抬着毛主席的大塑像、《毛泽东选集》的大模型和地球仪等科学仪器的模型。
他们拿着这些字标和模型，表明他们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幸福生活。他们保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准备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侯波摄下了首都50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壮观场面。
在游行队伍最后的是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组成的文艺队伍。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铁道艺术团、蒙古人民共和国艺术团、波兰人民共和国玛佐夫舍歌舞团也参加了文艺队伍游行。这三个兄弟国家艺术团体的代表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局长洪深、副局长陈忠经陪同走到主席台上，代表朝鲜、蒙古、波兰的人民向毛主席献旗、献花、献礼。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和欢呼。
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侯波和新华社记者齐观山分别摄下了外国客人向毛泽东主席献花的历史镜头。
游行队伍在12时3刻全部通过了天安门主席台。这时，广场南边和两翼的28000个少年儿童队员和广场上的机关工作人员及广大的队伍拥向天安门，向毛主席欢呼。
毛主席则走到天安门城楼前沿的东部和西部，向观礼台上的外宾、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们和其他方面的观礼代表，以及广场上的机关工作人员们招手致意。
这时人们的情绪更为高涨，纷纷向空中抛掷花朵。
齐放的礼花，在高空中交织成一幅瑰丽的图画。
“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回荡着。
当首都的游行队伍举着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的画像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在苏联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庆祝“五一”游行活动中，苏联人民也高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等中国领导人的画像。
在游行时，无数苏联的工人、农民、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生和着歌声和音乐声浩浩荡荡地走过红场广场。他们在向苏联领导人致敬的同时，也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致敬。
千万面红旗在迎风招展。
纺织厂的女工们举着她们用产品的样品做成的彩色横旗。
苏联科学院的队伍中举着列宁、伏尔加河―顿河的图样。
莫斯科工人高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保卫全世界的和平！为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
人们高呼：“各国间的和平万岁！”
在北京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规模的“五一”庆祝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也同时举行了集会游行。
在华东，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和各界人民共60多万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和游行。在典礼上，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第一书记兼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号召人们努力完成1953年任务，为实现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而努力奋斗。
在华北，天津市40多万人冒雨举行了“五一”节的游行。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德等人检阅了游行队伍。
在中南，武汉市举行了有16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广州市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型庆祝活动。
在西南，重庆市人民举行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5万多人走过被鲜花和彩旗所装饰起来的解放碑检阅台。中共中央西南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重庆市曹荻秋等检阅了游行队伍。
在西北，西安市有15万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乌鲁木齐、兰州、银川、西宁等人民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在东北，沈阳市有20多万人举行了庆祝“五一”活动。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朝鲜驻华大使馆沈阳联络所等外交官和苏联专家都参加了这一活动。旅大、鞍山、长春、哈尔滨、抚顺、本溪、阜新、齐齐哈尔、安东、锦州、海拉尔等地各界人士也举行了同样的庆祝游行活动。
广场上狂欢之夜
首都“五一”节的夜晚，到处是欢呼和歌唱，充满了青春的欢乐。
在北京的各主要街道上，灯光灿烂。
电影院前面挤满了观众，他们正等待着观看《列宁运河》的彩色影片。
在直通天安门广场的各条广阔的马路上，人们拥簇着，欢呼着。《歌唱祖国》《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的歌曲从沿路的扩音器里播送出来。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天安门广场上人群的欢乐声。
“五一”节的夜晚，天安门城楼被灯光装饰得光辉灿烂。
在赭色的圆柱中间，悬挂着八盏大红宫灯，庄严而雄伟。
天安门南面的箭楼和广场两边的高大的红墙顶上，都装着灯光，一个个地串连起来，像珍珠一样。从四面八方的探照灯里射出的灯柱，在广场的高空交叉，像一阵急雨，无数鲜艳的花朵，撒坠下来。
天安门广场一片人海。人们尽情地歌舞着。来自朝鲜前线边防岗位上的战斗英雄们，祖国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们，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在广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为祖国的强大和自己的幸福而歌舞。
首都人们一直狂欢到深夜。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第十六章 五星红旗迎风飘！国旗卫士献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