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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天安门前大阅兵，进行曲声满广场（一）
作为一名武官，一个间谍，在临撤退前，包尔德像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样，想做最后的挣扎，他来回踱着步，思忖着……突然，他两眼冒出一道凶光。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间密室里，一场杀气腾腾的密谋正在进行。
至此，一场跨国界的谋杀计划从华盛顿“出笼”了。
尽管这样，也还出现过种种意料不到的险情。
美蒋这一严重的军事挑衅，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引起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1958年11月，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中国空军从苏联得到了这种先进武器。
不但在世界军史上，就是在整个人类史上，从没有一个军队的统帅首先向检阅的官兵问好的。
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这个横幅后，脸上露出笑容。
1949年，共和国首次大阅兵
1949年6月中旬，中南海举行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全议。会上决定9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确定届时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和阅兵仪式。
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同时确定朱德总司令为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为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萧明、萧松等同志为副总指挥。
杨成武、唐延杰受领的第一项任务，是按军委首长的指示，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其方案的内容主要有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
举行阅兵式，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尽管阅兵是传统的军事仪式，且早在公元前，中国和古埃及、波斯、罗马等国已有阅兵活动。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在出征或重大战役前后，也曾举行过阅兵仪式，但作为新中国成立日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次阅兵有别于以往的阅兵仪式。这次开国大典阅兵是作为几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以振奋民族精神。为此，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阅兵非常重视。在《阅兵典礼方案》拟出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听取了聂荣臻同志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以及杨成武同志关于阅兵方案中主要内容的汇报。
毛泽东同志在听完汇报后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杨成武同志深感责任重大，为了圆满完成开国大典阅兵，他查阅了许多有关阅兵的资料，请教了早年留学苏联、知晓莫斯科红场阅兵情况的刘伯承司令员。
刘伯承司令员向杨成武谈了许多有关阅兵方面的细节及注意的问题，在杨成武告辞之时，通俗而概括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杨成武从刘伯承司令员那儿离开后，又拜访了陈毅司令员，陈毅富有鼓动性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的确，杨成武似乎从两位司令员那里取来了真经，心中充满了一定会搞好的信心。接下来，便按军委首长指示，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军种抽调阅兵指挥所工作人员。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其陆军大部分来自第20兵团、平津卫戍部队，海军和空军则由有关部队的首长指定抽调，总人数为1.64万人。
1949年7月，受阅部队集结于北平市郊，开始了严格的分列式训练。朱老总和聂司令员不顾酷暑，亲临西郊炮兵、装甲兵训练场视察，勉励指战员们要把人民军队的威风和气概亮出来。
9月25日和27日夜阑人静时，受阅部队在天安门前进行了两次阅兵合练、预演。9月30日，杨成武、唐延杰命令受阅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和海军代表队，分别于当日下午和次日上午由安定门、德胜门、复兴门、西直门入城，“进入指定待阅位置，10月1日上午10时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自启动有电线通往天安门广场中央国旗杆的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旗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司令员朱德身穿一身新做的呢料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郑重敬礼并报告：“受检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的奏鸣中，朱总司令由聂司令陪同，乘一辆车，出车三座门，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顺序检阅肃立严整的三军部队。当朱总司令向指战员问好时，指战员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接着，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然后，声势浩大的分列式开始了。
一面火红的“八一”军旗在护旗兵的掌护下，伴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引导受阅方队由东向西而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由155人组成的方队，每个海军战士都戴白色水兵帽，脑后飘动着黑色缎带，身着蓝白相间的海魂服，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涛声，这些沿海岛屿的解放者从此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卫者。
第二个方队是由多兵种8000余名指战员组成的12个方阵的陆军代表部队。冲锋枪营全是清一色的美制斯登式、汤姆式冲锋枪。随后是轻机枪营、重机枪营、步兵团、通信营、战防枪营、轻迫击炮营、重迫击炮营……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相继隆隆地开了过去。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的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所有的炮车、战车都油漆上了“八一”红星和白色的轮圈，战士们挺胸站立在车上，注目城楼，庄严敬礼。
当战车师行进在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天安门前，天上地下，浑然一体，形成雄伟的立体武装阵容。
机影还未完全消失，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队伍。三个骑兵团，后面还有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共计1920匹军马，以六路纵队前进。各梯队装备整齐划一，有“红马连”“白马连”“黑马连”，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穿过天安门。
阅兵式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这两个多小时，浓缩了我军以往的漫长战斗历程，也预示了未来的征途。
阅兵仪式后，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向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致意，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致意。
天街御衢在新中国诞生之日，展现出勃勃新姿，雄壮威武的阅兵方阵，兴高采烈的群众游行队伍，载入了新中国史册的首页。
（摘自《天安门历史档案》）
跨国大谋杀选定天安门
（失败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甘心，他们总是想尽千方百计颠覆新政权，他们把复仇的目光射向了天安门。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消息，题目是《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判处死刑，昨已执行枪决》。
这两个人的罪状是“替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策划武装暴乱，企图在1950年10月1日我国国庆周年大典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杀我国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
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并为阴谋暴乱的特务间谍李安东隐藏军火、充当美国政府特务间谍的意大利人马迪懦，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特务间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场由称雄世界的帝国主义间谍精心预谋的“跨国大谋杀”阴谋，没有得逞，我公安侦察人员奉命打响了与垂死挣扎的间谍作战的第一枪，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1949年10月的一天傍晚，遮天蔽日的黑色暮鸦，开始回巢了。
节气尚属金秋，北京沉浸在暖融融的落日余晖中，微风吹来一阵阵丰收后的清香和温馨，在这样惬意和停滞的空气中凝结着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末日的来临。
他就是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的上校武官包尔德。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硕大的大巴颌，注视着满屋狼藉的办公室，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兵败如山倒，一个偌大的国民党政府一夜之间落荒而逃了。他叹息还未来得及采取周密措施对付这暴风骤雨般的时局，就被灰溜溜地赶出中国大陆。
作为一名武官，一个间谍，在临撤退前，他像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样，想做最后的挣扎，他来回踱着步，思忖着……突然，他两眼冒出一道凶光，拿起桌上白色羽毛水笔，在信笺上匆匆写道：
亲爱的李安东先生：
请你和山口隆一等务必于明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到西裱褙胡同我处共进午餐。魏智先生也将接受邀请前来。
为了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我不另给山口隆一等四位朋友请帖，请他们原谅我。
诚恳地
大卫
10月12日
李安东何许人也？包尔德与之有何关系？
时间要追溯到1946年6月25日，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了一条题为《意大利战犯助日寇被捕》的消息。原文是：
“（本报讯）意大利安吐尼雷渥（Antonio Riua）中文名李安东为法西斯党徒。七七事变前，曾以贩卖军火致富，事变后勾结日寇，供给日人高及、二田等情报，并帮助接收意使馆，经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调查属实。于昨天派员会同警段在内一区贡院东大街四号将其捕获，解送十一战区军事法庭讯办。”
这条消息发表后，李安东在狱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妻子也在外边多方奔走营救，为李安东辩护、解脱。
1947年5月17日，一位国民党检察官下达了《保定绥靖总署军事法庭不起诉处分判决书》。
不起诉的理由是：“依据军事犯罪法规，不充分之嫌疑及不罚之行为应不予起诉……”指出“被告在中日事件以前，系为中国政府购办军火，在中日事件之后，未曾供给日人军火及情报。”
李安东就这样获释了。他于1947年8月26日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起诉书列举我四项战争罪行，是根据行辕的指示，行辕是根据美国调查员曾在潍县被集中的意大利人和北平意大利人口中得来的材料作此指示的。
我应感谢中国军事法庭对我的控案能洞鉴隐微，我很欣（庆）幸意大利官员能不迁就现在的舆论而根据事实来判断我的案情。
我希望美国官员作个调查，我惟一的目的是希望证明，我虽是一个法西斯党员，但这并不等于说我是一个流氓，我希望这次被控不会永远玷污我的姓名而传到我的子孙。
1948年3月的一天，也就是李安东获释半年后，美国驻华武官包尔德上校亲自赶赴李安东家看望，拉拢感情。
包尔德上校破格邀请李安东夫妇到他家共赴午宴，并将李安东夫妇奉为上宾。
在宴会前后，李安东发表了对世界和中国形势的看法，与包尔德上校的看法一拍即合。于是，双方商定，李安东化名汤尼，接受了包尔德部署的情报任务。
李安东受宠若惊，特意给包尔德上校写了一封信表决心：
“我是一个法西斯党徒，是一贯坚决反共的，今天苏联是共产党的领导者，美国是反苏反共的首脑。因此，我要为美国效劳。”
从此，他便成为一名美国的忠实间谍。
李安东的特务生涯犹如娼妓一样，委身于多个国家，是一名为多国效劳的职业特务。
1896年出生于上海的李安东，从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1922年加入意大利法西斯党，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支部，自任支部长，从1933年起，积极搜集中国机密情报。
七七事变后，李安东勾结日本“北支那军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以记者名义，在华北各地多方刺探我国情报，供给日军。
在与美国包尔德上校发生情报关系后，李安东接受包尔德的美元、黄金，积极为美国效劳。他收罗日本间谍山口隆一充当情报员，并指使日籍特务日高富明，法籍魏智、亨利，意籍主教马迪懦，意籍哲立及德籍甘斯纳等人，分别搜集我国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截至北平解放前夕，李安东先后向包尔德提供情报115件。
北平解放后，李安东仍在包尔德指使下，利用商务活动，继续搜集情报，并指使山口隆一刺探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地、电话和汽车号码，按照个人姓名制成卡片；另外，还搜集我有关人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这些情报，李安东都转送给包尔德和其他美国间谍。这个时期，李安东搜集我各种情报485件。
李安东接到包尔德的便函后，约了山口隆一等人按时来到包尔德公寓。
匆匆收拾完行装即要离开中国大陆的包尔德，午餐后打了几个响嗝。
他的眼神中，已经没有那份末日来临的绝望，取而代之的是决不善罢甘休的凶光。他心里咬牙切齿地说：“离开中国，不是使命的结束，而是新的冒险的开始。失败与胜利是具有双重意义的。”
想到这里，包尔德向李安东使了个眼色，李安东立即会意，两人来到包尔德的密室。
包尔德压低嗓门授意：
“你所提供的有关中共《华北建立空军基地》的情报，已转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先生。这些材料很有价值，我们非常高兴能得到它。”
包尔德呷了一口橙子汁，意味深长地望着李安东。
李安东自然明白主人的意图，他不无谄媚地说：“亲爱的上校，从数年来我们的互相合作，我相信你能够看出我主张反共的一贯性。现在共产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只有用战争才能阻碍它的进程。今天，反共世界均倒向美国。我很愿意为美国全力效劳。请您放心！”
“亲爱的汤尼，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朋友。我相信今后我们会合作得更好、更持久，并且是互利的。”
“包尔德先生请放心！我们还有对付共产党中国更有效的措施。”
“那你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包尔德像抽了鸦片烟似的顿时来了精神，他支起身子等待李安东的回答。
李安东神秘地低语：“带有军事性质的行动！”
“哦？”包尔德豁地站起来，又震惊又兴奋。
李安东受了鼓舞，继续说：
“我那里还藏一门stokes式迫击炮，还有些炮弹、手榴弹。”
“你准备怎样使用？”
“我计划将来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可以在天安门地方试一试。”
包尔德阴险的眼里一亮，故意恫吓他：
“这是冒险行为！”
“可以冒险，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可能。”
包尔德立刻摊牌说：
“如果成功，我们给你们50万美金！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国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如果美国政府肯付出代价，我们当然是很愿意这样做的！”
李安东这个为多国效劳的职业特务，在大把大把的美元诱惑下，又红了眼。包尔德则对撤出中国大陆以后的情报工作充满必胜的信心。
想到这里，他豁地站起来，一副胜利之师的神情，在室内踱来踱去，突然站定，厉声说：
“从现在开始，我与你单线联系，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以保证不出现意外的问题！”
“请上校先生放心！”
包尔德想起了一件往事，毫不客气地训斥道：
“上次你派小孩子送分类材料给我，我很不安。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万一有人将这些材料从你的小孩子那里拿走，就会给我们带来天大的麻烦。现在中国的环境变了，你们要格外谨慎！稍稍一点疏忽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李安东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谢谢上校的指教！”
包尔德旋即神秘地说：
“《××对中国华北军援之计划》，我即刻转交美国参议院外交主席，呈主管当局予以考虑。今后的经费将由天津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及‘远东皮毛公司’密拨给你们。我再提请您注意，我们今后必须保持秘密联系，按命令办事。美国战略情报局将时刻关注着你们！”
李安东的眼睛里充满感谢和讨好：
“预先谢谢您，亲爱的上校！”
天安门连着朝鲜战场
1950年9月的华盛顿，太平洋上空的暖流突然离去，在北方冷空气过早的侵袭下，秋风萧瑟，落叶纷飞，已是一派暮秋气息。
朝鲜半岛燃起的战火，像在广岛上空落下一颗原子弹，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也使美国人民受到了震动。
自从侵朝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同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海军基地会晤，决定朝鲜战争以后，美国人便急剧卷入了这场战争的狂潮和漩涡之中。
几个月来朝鲜的战局，并不像美国新闻报道所预示的那样乐观：从北朝鲜采取腹背受攻的两栖登陆作战方案，在感恩节前取得在朝鲜北部战场的胜利，麦克阿瑟将军对此胜利的可能性充满信心……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朝鲜人民军的英勇阻击下，美军的正面进攻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不得不对战争进行更大的投资。
另一方面，美国高层人士在华盛顿多次会晤，反复研究对华政策，决定增派军队进驻台湾，封锁台湾海峡。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朝鲜局势发表声明时宣布：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随之，美国海军进入台湾海峡巡弋。
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大战迫在眉睫。
然而，战争的属性决定了美国人的命运。美国由于战争引起的经济衰退和军事的失利，使美国在朝鲜战场的矛盾急剧尖锐，他们不仅担心对战争的把握，而且更担心中国和苏联是否介入。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利因素，首先要排除中国军队援朝的可能性。
为此，侵朝联军高级司令部要求美国战略情报局：“能在短期内采取致胜的配合朝鲜战争的进攻方法。在共产党中国未介入朝鲜战争之前，就狠狠打他一次，而且要打在他的最疼处，包括北京这个中心。”
于是，间谍工作的重要性，严峻地摆在战争的面前。
远在东南亚的前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包尔德，立刻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召回华盛顿。包尔德自从被赶出中国大陆以后，一直从事着专门对付中国的一项秘密的活动。美国特务头子杜诺万认为这项活动的时机到了。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间密室里，一场杀气腾腾的密谋正在进行。
杜诺万用他那有些嘶哑的声音向包尔德面授机宜：
“美国战略情报局认为，必须立刻组织暗杀队，潜入中国大陆，刺杀中共领导人。”包尔德轻轻地摇摇头说：
“学日本人暗杀斯大林吗？那样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杜诺万随即也陷入了沉思。1938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为了牵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援，消除日本军队的后顾之忧，日本军部及其特务机关勾结在中国东北的苏联叛徒，在纳粹德国的合作下，先后策划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
由于苏联情报人员打进暗杀队，及时把这一阴谋报告了苏联内务部，消灭了暗杀队，挫败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
这样一段失败的历史对于间谍们来说，组织这样的暗杀的确是心有余悸的。包尔德禁不住哆嗦了一下，说：
“现在在中国的内部和外国虽然都有我们的人，但是要接近中国领导人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领导人戒备森严，深居简出，而他们现在又有所谓的人民的保护，叫什么群众反特力量。因此，就个人而言，我对仿效日本人刺杀斯大林的战术是怀疑的。”
杜诺万将雪茄往烟灰缸内用劲一摁，恶狠狠地说：
“当前，除此之外，别无他径，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冒险行动！”
包尔德用手摸了摸下颌，思虑着说：
“这样的暗杀目标只是一个人，不能从根本上消灭中共领导实体。”
杜诺万急不可耐地说：
“上校先生，你要清楚，朝鲜战争势必演成美苏世界大战，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战争。苏联在远东兵力不足，鞭长莫及，中国很可能近期出兵朝鲜，这对朝鲜战局十分不利！所以，对中共要马上采取行动。不一挥而就，就将贻误战机！”
一边思虑一边踱步的包尔德站定说：
“杜诺万先生，请你放心，我正在考虑在中国大陆进行另外形式的一项大的秘密恐怖行动。所不同于日本人的是，我们不用亲自动手，而是用中国兵书《孙子兵法》上所讲的策略，要借刀杀人，创造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场上所没有的奇迹！”
杜诺万迷惑不解地问：
“除了暗杀，你还能用什么行动？”
包尔德阴险地说：
“用在中国的雇佣间谍，炮击天安门！”
杜诺万半信半疑：
“具备行动的条件吗？”
“完全具备！”包尔德自信而狂妄地说，“10月1日是中共的第二个国庆日，中共要人都要到天安门，这是一个集中消灭他们的机会！”
包尔德充满自信，他与意大利人李安东的秘密交易已在心头埋藏了很久，只是等候机会来临。
杜诺万听完包尔德的计划，满脸发光，立刻承诺地说：
“如果这项成功，我们就能把握朝鲜战争的局势，杜鲁门总统也一定会晋升你为将军的。你立刻回香港，先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立刻下达行动命令。”
狡诈的杜诺万又嘱咐包尔德：
“即刻通知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务必通过一切关系，努力接近共产党侦察机关内部，尽最大努力阻止和破坏中共的侦察行动，只要在十一以前能拖住共产党侦察机关，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
包尔德说：“你的预测很对。中共侦察机关在反间谍方面已经做了工作。但他们对这次行动，可以绝对地说：是毫无察觉的。为了预防万一，做到绝对保密，我早已停止使用中国大陆的一切使馆和知名人士等关系，而改用别的秘密联络方式，以避免引起共产党侦谍机关的注意。”
杜诺万连连点头，说：
“好好，你不愧为从中国归来的战略情报局的人。这次具体行动计划，对台湾方面要绝对保密，他们的任务只是从内部混淆中共的侦察视线，在时间上推迟中共侦察工作的进程。”
包尔德说：“我认为，中共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现在离中共国庆只有20天，我今晚就飞回香港，立刻行动，成功之日，再回华盛顿！”
杜诺万为包尔德整了整深红色的斜纹领带，快乐地拍了拍包尔德的肩膀，神气地说：“没有想到哇，你在中共大陆的间谍工作这样出色！我想决定朝鲜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不在战场，而在这次的神秘的行动。到那时，杜鲁门总统会亲自为你援助的！”
至此，一场跨国界的谋杀计划从华盛顿“出笼”了。
北平的秋天是短暂的。
这天，秋风瑟瑟，崇内大街两侧的槐树叶子纷纷飘落。
一个身着米黄色风雨衣的高个子，迈着缓慢的步子在西侧便道上由南向北行走。这个人像是在散步，但眼睛却紧紧盯着在马路上疾驰的汽车。崇内大街是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干线，各种车辆像潮水般穿梭往来，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一辆黑色道济小卧车从北往南飞奔，当车辆快接近这个人时，突然减速缓行，只听“嘎”的一声，汽车在这个人面前停住了。车门开了。
只见这个人飞快地钻进汽车，汽车径直向南开去，消失在往来的车辆中。这些动作，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就是主犯之一，日特山口隆一与美特的接头地点和接头方式。
山口隆一，英文化名Frank，中文化名刘逸。190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
1938年来华，先后在青岛市船舶联合局、华北航业总公会担任庶务主任、人事、文书、辅导科长。
1944年来北京，任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事搜集华北沿海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情报，供给日本海军省。
1948年与李安东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曾直接接受过包尔德给予的间谍任务。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甘雨胡同217号，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内栽有两棵海棠树，红色的海棠稀稀拉拉地点缀在片片的枯叶中，秋风吹过，叶片纷纷飘落。
意大利人李安东素有周末举办家庭舞会的惯例，他以邀请外国驻华使馆人员跳舞为名，把舞会作为联络和交换情报的场所。
可今晚的舞伴们是显然减少多了，小舞厅显得格外冷清。
晚上8时。舞厅里猩红色的地毯上，只有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纳斯四人与几个在京应聘外国女郎伴着节奏很慢的舞曲在徜徉。百叶窗下，摆放着一架旧式美国留声机，缓慢地播放着17世纪的意大利乡村音乐。
舞会进行时间不久便结束了。今天，李安东没有心思尽情跳舞，因为他们有比此更重要的事情。
半小时后，李安东便打发舞女走了。他亲自送客，并到外面观察了一会动静，确信像往常一样没有异样的情况，才放心地关上大门，走了回来。
这位与中国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外国人，虽然对中国的一切比较谙熟，可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察人员交锋还没有实战经验。但他深信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的绝对性和可靠性，而且深信这次行动计划，可能比一场实际战争的影响还要巨大。
他充满自信地走回客厅，从壁橱的陈列架上拿下一瓶法国科涅克白兰地，夸耀地说：“这是在法国存放了40年的白兰地，是包尔德先生留下的，今天奉献给各位。同时，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美国人已经同意我们的行动，完全答应我们的条件。这样我们就可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他们优厚的报酬。美国老板口袋里的钞票是诱人的。”
李安东走到餐桌前，满满地斟了四杯，分别递给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
客厅里出奇得寂静。他们知道，为美国人、为金钱冒险的时刻快到了。他们不必在中国久住下去了。
李安东神秘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三人，压低声音说：
“现在离中共国庆尚有17天。近日内，包尔德上校将从香港派人来接头，下达最后命令，从而证实我们得到的消息和财产是否可靠、准确。尔后，我们即刻向东京美国战略情报局二科报告行动信号。”
山口隆一插言说：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在中国政治冒险十几年，只有这次，才是一笔大生意！具体行动计划一定要万无一失！”
李安东说：
“按原定计划执行。10月1日，是中共第二个国庆。据情报获悉，中国的领导人都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我们的计划是，在他们宣布国庆大典开始、鸣放礼炮的时候，从我这里用迫击炮射击。根据对目标的测试，射击的位置，在有效的发射角度和射程内，三颗长弹可连续落在天安门城楼中心。一发炮弹的爆炸面积为120平方米。所以，即使只有一颗击中，就可以把天安门炸毁，让他们飞上天去。我相信，我们意大利的火器是非常可靠的。”
山口隆一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
“炮轰了天安门，中国就是一片大乱！”
“岂止是中国大乱，重要的是美国可以牢固地控制朝鲜战局，尽快占领朝鲜，进攻大陆。到那时，就可以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重新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这不仅是我们的军事目的，也是我们的政治目的！”
甘纳斯说：
“好！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绝不可放弃此机会。我们在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沉默下去了，否则，我们在中国的一切努力都将完全失去！”
李安东说：
“墨索里尼先生有句名言：‘炸弹虽小，可以崩溃大厦。’中国兵法家孙子也有句名言：最高超的战略是不战而胜。直接的军事冲突只有在战场上才是必要的。用间接的方法达到目的才是最高超的战略法则。炮轰了天安门，消灭中共实体，就可以解除美国人的远东之忧，创造出美国人所期望的新局势。”
说着，李安东从衣内拿出几张花花绿绿的香港汇票，晃了晃说：
“包尔德先生从香港经天津转汇了这次行动的报酬五万美金。包尔德上校已经与美国战略情报局讲妥，给的报酬一半在香港预先付，另一半事后付。这是诸位在香港银行存款的通知票据！”
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接过后，心安理得地揣进了口袋。
李安东又吩咐道：
“山口隆一先生，我们收到包尔德上校的联络暗号后，你就立即向东京美国盟军驻日司令部二科报告行动信号。务必注意，为避免中共侦察机关的注意，信件必须交给那位伊拉克女人，以在京从事商贸事务的商人名义发出。”
随之，李安东又命令甘纳斯：“提前定好10月1日至2日从天津到香港的国际航班船票，并做好在京车辆的安全保护工作。”
最后，李安东的眼光落到哲立身上：
“哲立先生协助我和山口隆一负责火器的准备和发射。”
稍顷，李安东呷了一口白兰地，极力按捺住不安的神情，说：“这次行动，是我们在中国关键的一仗，也是最后的决战。”
拿破仑将军说过：“战争胜败的关键，往往在于最后五分钟。’其实何止战争，我们这次行动，其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到达决战点的最后一瞬间。”
说着，他狡黠地做了一个打炮的姿势，就像杀人魔鬼一样狰狞凶狠。甘纳斯这个德国法西斯党徒在一旁狡猾地询问：
“事发之后，我们能保证安全地抵达香港吗？这中间包尔德是否肯定派舰船到公海去接应我们？”
哲立也露出满腹狐疑的神色。
李安东自信地往圈手椅上一靠，微微一笑说：
“工程师先生，我们都是懂军事的人，要充分做好准备。只要炮击了天安门，立即开车赴天津，乘中午12点30分国际航班离开港口。我们的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可到达天津海港。炮轰了天安门，中共肯定一阵大乱，在他们未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早已登船离岸了。10月1日走不成，我们还有10月2日船票。为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包尔德先生在两日内从台湾方面派舰船到公海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退路是有保证的。”
哲立听了接着说：
“诸位放心！现在中共没有正规的海军、空军，而现在美国第七舰队已进入台湾海峡巡弋。我们一进入公海，中共就奈何不得了！”
炮轰目标：天安门主席台
李安东也许堪称“中国通”，可惜，他却不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他们策划的这一系列阴谋早已在我侦察人员猎鹰一样敏锐的视线之内。
1950年9月18日，北京侦察处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淡蓝色的航空信封。这是刚刚从国际电讯电报邮局截获的一封航空快件。
信件的投送地址是：日本国东京都涩学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信的内容为：
总部OSS：所购消防器10月1日发货。一切顺利！
致以
热烈问候
山口隆一
这是一封均以英文拼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信。信中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势草图。
天安门的轮廓十分清晰地在信纸上显露出来。天安门前绘有金水桥，指向天安门有两个目标：
一是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道：“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第二个目标指向天安门顶上，右边也用日文写着：
“从日本买来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项。”
信中还有一段文字：
“……据说，最初试用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为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站在台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立着的台子附近的样子……”
中南海内，微波荡漾，碧水粼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听了汇报，看了证据，肯定地说：“这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李处长斩钉截铁地立正回答：
“请党中央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彭真微微点头，又指示：
“这一案，要严格地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只捕要犯。对其他人员要快检查、快讯问、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联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动他们。此案是新中国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李处长心领神会：
“请首长放心！”
时间：1950年9月27日凌晨。
一辆满载公安总队战士的卡车疾驰而过。车上的战士头戴钢盔，腰挎盒子枪，精神抖擞。
一辆辆吉普车、三轮摩托车，带着隆隆的马达声，披着灿烂的朝霞，如猛虎扑向豺狼一般，穿过王府井大街，直奔位于灯市口南侧的甘雨胡同。
甘雨胡同属于内一公安分局管界，市局早已通知分局布置派出所对住在甘雨胡同乙17号的李安东严密控制，深入掌握动态。
甘雨胡同在晨曦中一片寂静。李安东有早睡晚起的习惯。但这一天却起得特别早。
他心绪不宁地从墙上拿起意大利造的带消声器的双管猎枪，走到院子里，对准远处凉棚架上的葡萄“砰”的一声，目标便应声落地。
这个军火商，瘦骨嶙峋，貌似文雅，骨子里却极为凶残。他在中国的敌占区常以中国战俘作为活靶子练射击，枪法可谓百发百中。
按计划，他今天应该将拆卸分散隐蔽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起来，做好射击的准备。
山口隆一昨天下午告诉他：
“又进行了一次目侧和步行测量，证明从甘雨胡同到天安门城楼的实际距离与中国的有关地理测绘数据一致。”
李安东很佩服山口隆一的测绘能力。
山口隆一在日本航业协会任职时，测绘就是他的专长之一。按他提供的数据，完全可以把天安门炸个一塌糊涂。
现在只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李安东急匆匆地回到卧室，脱下美国式的睡衣，准备亲自开车去取武器。
这时，乙17号的黑漆大门被悄悄打开了。
“啪！啪！”责任区民警轻轻叩击着屋门。
“谁？”李安东下意识地问。
“派出所查户口，开门！”
李安东有种不祥之兆，但他只得硬着头皮开了门，侦察科长带着几个人走进屋内。
“你叫什么名字？”侦察科长审慎地问。
“李安东。”李安东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哪国人？”
“意大利国籍。”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你宣布：你被逮捕了，请你签字。”
侦察科长神情庄严，声音低沉，彬彬有礼。
李安东蓝色的眼睛里射出一丝惊慌和仇视的目光，他故作镇静地说：
“我向你们表示抗议！我是意大利派驻贵国前政府的官员，按照国际外交准则，我要求你们尊重我个人的尊严，尊重我外交官的身份！”
“外交官是和平的使者，不是杀人的魔王。李安东先生，你违犯中国的法律，企图武装行刺，走到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绝境。我们对你的犯罪事实有确凿证据，我们按中国的法律和国际法则办事。”
李安东蛮横地歪着头说：
“你们的指控是缺乏事实的，我抗议！你们非法逮捕我，我要向国际法庭控告你们！”
“那是你的自由，李安东先生，签字吧！”
李安东颓然低下了头，在逮捕证上签字。
锃亮的手铐“咔”地一声卡在了他毛茸茸的手腕上。
与此同时，东交民巷一隅的法文图书馆内，山口隆一正在虔诚地念经超度：
“真主啊，万事圣灵！保我平安地回到香港，回到日本……”
突然门口响起了马达声。
魏智惊慌失措地跑进来说：
“先生不好了，共产党来人了！”
穷凶极恶的山口隆一绝望了，正欲伸手到办公桌抽屉里拿枪，一名侦察员冲了进来，眼疾手快地扭住了他。
“你被捕了！”侦察员向他出示逮捕证。
高大、肥胖的山口隆一粗野地吼叫：
“你们是什么人？随便抓我！我犯你们的什么法！”
侦察员义正严词地呵斥道：
“别装蒜了！山口隆一先生，你以商人的名义寄往东京的信件就是罪证！你以购买消防器为名，实际是向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二科报告炮轰天安门的行动！这是间谍活动！”
山口隆一强词夺理地狡辩：
“我抗议，那是正当的商务贸易，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
“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吗？你购买高射程灭火器，难道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科也经营消防器材吗？再说，你为什么绘制天安门地形图？”
山口隆一开始脸色发黄，鼻尖冒汗，他做梦也没想到稳操胜券的武装行刺计划，转眼之间就像美国的肥皂剧一样破灭了。
在审讯室里，预审员直截了当地问：
“你把绘制天安门射击图的目的说清楚。”
“天安门这个图是我画的，主席台上站的那个人也是我画的。”山口隆一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预审员，仿佛要从预审员的脸色变化上窥视出一线生机。
“接着说下去。”
“我知道政府开大会的时候，政府要人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
“图上画的那个人是指谁？”
预审员那凌厉的目光使山口隆一感到一种强大的压力。
“图上画的那个人是毛主席，后边一些政府要人我没画出来。”
山口隆一对画这张图的目的却支支吾吾，他想回避这个要害问题。
预审员厉声喝道：
“你画天安门图给谁寄去？”
山口隆一身子抖了一下，沙哑地说：
“我寄给日本东京。”
“这个天安门图是做什么用的？”
“我用铅笔画的，我将这个图寄到东京告诉盟军总部。”
山口隆一感到一阵恐惧，眼里掠过一丝可怕的光。
“你寄到盟军总部做什么？”预审员的问话像连发炮弹一样，使山口隆一没有喘息的机会。山口隆一脸色煞白，战战兢兢地说：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要在天安门开会。我给盟军总部画这张天安门的图是指示他们在天安门上毛主席的位置。”
“指示这个目标做什么呢？”
“他们喜欢以后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
“你还想什么？”
“我也想过，知道李安东有迫击炮和枪。”山口隆一这个老牌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免遭一死，兜出了“老底”：“我想做冒险的射击。”他没忘记替自己辩护一句，“这只是想，并没有做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有仇视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同样也敌对。这是我的思想，事情已经过去，请原谅！”
这起案件共涉及七人，主犯是李安东、山口隆一。但马迪懦也是其中的重要间谍。
9月29日清晨，秋雨霏霏，一层薄薄的雨雾笼罩着坐落在迪兹府的“罗马教廷”。
这是幢神圣不可侵犯的充满宁静、肃穆的教廷。这迪兹府过去是易具教区所在地。此时马迪懦主教在绵绵的秋雨中正沉浸在间谍生涯的回忆中。
就在这时，侦察员已经侦察到一件重要物证。
“科长，您看这是什么？”
在二处办公室，一名侦察员把这黑乎乎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
“啊！”
众人被这东西所震惊。室内一片沉默。
这是一枚八二迫击炮弹。
侦察员根据调查和侦查发现，李安东的武器弹药，绝大部分隐藏在“罗马教廷”内。但藏在什么地方侦察员尚不清楚。
对这个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教廷和主教进行搜查必须把情况摸准，取得物证才能动手。于是，就派这位机智的侦察员执行这项特殊使命。
情况清楚了。当天下午，科长带着搜查证，率领几名侦察员，由责任区户籍民警引路，来到了罗马教廷。
马迪懦正在北屋大厅内闭目养神，教廷内非常肃穆。
民警敲开屋门。
“你们找谁？”马迪懦的中国话说得不流利。
“你叫什么名字？”科长单刀直入地问。
“我叫马迪懦，是这里的主教。”马迪懦的眼睛射出轻蔑的光，神色傲慢地回答。
“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依法奉命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科长出示了搜查证。
“这是教廷，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教廷的尊严！”
马迪懦面露惊恐，带着威胁的口吻，用颤抖的声音说，企图阻止搜查。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你必须服从中国的法令！”科长理直气壮地反驳。
责任区民警找到两名教廷人员陪着，侦察员从容不迫地打开了北房靠西边的客厅，在屋内进行搜查。
不多久，一堆迫击炮弹、手枪子弹、步枪子弹、手榴弹、炮弹头火、尾火、引火帽、兵器零件，一件件、一枚枚堆放在大厅内，马迪懦那种傲慢的神气完全殆尽了，他低头不语，神情沮丧，浑身哆嗦。
侦察员们清点了这些武器弹药的数目，共532件，其中仅炮弹、子弹就有259发。侦察员把这些武器清点登记后，让在场的有关人员和马迪懦签字。
马迪懦无可奈何地颤颤抖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们有哪些武器弹药？”预审员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后，对李安东的审讯开门见山。
“我有迫击炮一门、手榴弹六枚、手枪一枝、还有迫击炮弹和几百发子弹。”
李安东心里明白，问题已无法掩盖，只好被迫试探着招供。
“迫击炮的口径多少厘米？”
“50厘米。”
“这些武器弹药，解放后你登记过吗？”预审员明知他私藏武器弹药，抓住这个要害来突破他心理上的防线。
“没有。”李安东果然脸色灰白。
“这些武器你隐藏在何处？”
“在甘雨胡同乙17号我家里，藏有手枪一枝，迫击炮一门，已拆卸。在迪兹府甲6号马迪懦家藏有炮弹、手榴弹、子弹。”
“这些武器作什么用？”
“我计划……将来有机会使用……或者借给别人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它？”预审员紧追不放。
“……我说过，可以在天安门那地方试一试……我说，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
“你认为这是什么问题？”预审员突然发问。
“我……现在完全认罪。请原谅！”
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完全垮了。看守民警把绝望的李安东带出了审讯室。
一阵瑟瑟秋风卷着残枝败叶吹来。
至此，美日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了！
（摘自《天安门广场风云录》）
“一位老者”观礼半途退场，国家主席恳谈解开疙瘩新中国建立后，日月如梭，转眼间共和国第三个生日-1951年10月1日这一天就要来到了。
炎热的8月刚刚过去，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开始着手准备共和国第三个生日的庆祝工作。
首先是由市政府着手筹划整顿市容和交通秩序。
北京的旅馆业系统、商业系统、卫生部门以及各行各业，都开始为迎接新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庆活动进行准备工作。
北京各主要街道的景点开始扎设彩门、安装霓虹灯。宽阔的长安街和首都所有的大衢小街，开始增设照明和修葺、粉刷工作。
以繁华著称的王府井大街以及东单、西单各大商场，开始了装饰门面、调整柜台、广辟货源、广进百货的全员行动。
天安门管理部门已作好了对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两边赭红色的观礼台进行打扫冲洗和涂漆保洁的日程安排。
9月中旬，距离普天同庆的国庆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致电给周世钊，请周世钊并托周世钊邀请家住湖南湘乡农村的毛泽东的舅舅一道赴北京参加国庆庆典。
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周世钊喜出望外。他赶到湘乡，偕同毛泽东的舅舅一起启程坐车来到北京。随即被有关接待人员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招待所里。
毛泽东的舅舅是乡下人，很少进过城市，连县城都很少去过。现在，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并且是作为共和国主席的舅舅来到京城，参加国庆观礼，心情格外激动，一种莫名的高傲情绪也随之从心底里油然而升，嘴里不时说道：“北京好大哟！”
一转眼国庆节就到了。
10月1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派车将周世钊和毛泽东的舅舅接到天安门，并把他们两人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左侧的第一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上午10时，庆祝活动正式开始。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挂满大红灯的天安门城楼。这时，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十万各族群众，举手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看到这一场面，同周世钊坐一起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毛泽东的舅舅，突然忿然起身离开座位，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我要回招待所去，请你们马上送我回招待所。”
工作人员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就要回去，心里感到很纳闷，想问明原因。但毛泽东的舅舅只是气呼呼地说：
“你们不要问原因，我要回招待所去！我就是要回招待所去！”
周世钊这时也感到莫名其妙，几次抻扯他的衣服，使劲拉他坐下。但他还是怒气冲冲，执意要回招待所。无奈，周世钊只好依了他，帮他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说：
“同志，他老人家坚持要回去，那就请你们派个车子把他送回招待所去吧。”
工作人员这才派了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回了招待所。
周世钊参加完国庆观礼活动后，回到了招待所。进了房间后，问毛泽东的舅舅说：“你老人家今天是不是身体欠佳啊？为何国庆观礼大会刚刚开始，你老人家就要返回招待所啊？今年的国庆观礼大会开得很热闹哩！有很多好看的东西你老人家没有看到，实在可惜啊！”
毛泽东的舅舅这时脸上还带着不满情绪，对周世钊说：
“润之明明是请我们两人来北京参加观礼活动的，他们把我们两人安排在坪里的矮台上，而不把我们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一到那里，心里就不舒服，心里就有气。后来我想你是个校长，也是一个官，和我一样坐在那坪里的矮台上，我也就算了，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最气人的是，到了大会开始时，当润之明明从里面出来时，坪里那些开会的人，大家都举手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心里就开始怄气，火一冲就上来了。你知道的，我是毛主席的舅舅啊！为什么大家只喊‘毛主席万岁’，而把我晾在一边。这叫我怎能不生气呢？！起码要喊我千岁啊！这些人太不懂道理了。我对此有意见，我生气了，就再也坐不住了，所以，我要回招待所，不想在那个矮台子上坐了。”
周世钊听了老人的这番话，心里真想笑，但却笑不出来。他也想告诉老人新社会和人民政府的道理，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他想做老人的工作，但又不知从何做起。
最后，周世钊只好写一封信托人带给毛泽东，如实向毛泽东说明了这一情况。过了几天，毛泽东邀约周世钊和他的舅舅到中南海他的家里面叙。
毛泽东见到他们两人，寒暄了几句后，就笑微微地对他的舅舅说：
“这次我请你老人家和！元兄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你们来京的时候，我因工作忙，没有亲自去接你们，许多事情都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安排的。工作人员的事情多，很忙，难免有做得不周到之处，那就要请你老人家多多包涵才是！”
周世钊在一旁向毛泽东解释说：“他老人家原来有点意见，有点生气，我当时不知怎样给他做工作，所以才给你写了信。第二天，等他老人家的气消下去之后，我就给他老人家做了解释，现在他老人家已没有意见了。”
毛泽东听了周世钊的解释，笑着说：
“那舅舅你要感谢！元兄对你的帮助啊！不过这也不能责怪你老人家，主要是我的工作没做好。你老人家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新社会的情况不大了解，我又没事先向你老人家讲清楚，这是我的不对啊！”
老人听了毛泽东这位外甥这么一讲，马上接过话说：
“我说润之呀，你快莫这么讲了！这不能怪你，主要是我坐井观天，对新社会的情况不了解，我是用老思想、老方法来看新社会。这是我的不对！”
毛泽东又对他舅舅说：
“当然，如果按照封建王朝那一套办法办事，你老人家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喊你老人家千岁也未尝不可。可是，我们现在是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不能搞封建帝王那一套。我们国家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然人民就不会欢迎他。我这个当主席的，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之一，我也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我。如果我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会把我唾弃。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是大家遵守的，那就是民主集中制。就是我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按照党的方针和政策，经过大家共同讨论，按照多数人发表的意见，作出决定，然后大家就按照决定去办事，谁也不得违反。”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敬给舅舅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根烟，抽了一口，说：
“就拿这次国庆节的活动来说吧，哪些人上天安门城楼，哪些人不上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城楼的人中间，哪些人在第一排，哪些人在第二排；哪些人在左边，哪些人在右边，都是要经过国庆办公室决定的。请些什么人来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也是要经过国庆筹备办公室会议讨论决定。来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人，不外乎是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和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解放军部队里的战斗英雄，各少数民族代表模范人物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中的代表，港、澳、侨胞中的代表和有关人士。我请你们两位来北京参加今年的国庆观礼活动，也是经过国庆筹备办公室会议通过的，你们就算有关人士。你老人家到天安门广场观礼台看了，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人那么多，哪些人坐在左边，哪些人坐右边，哪些人坐在左边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哪些人坐在右边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也是要经过国庆筹备办公室讨论决定的。他们把你们两位安排在左边第一看台，这是工作人员对你们两位的关照。他们这样做我看也没有违反原则。因为舅舅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这点照顾是可以的。这就叫做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如果要是把你们两位安排在第二台，或者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我看也是可以的。既已安排，我看舅舅就要感谢工作人员对你的关心才对啊！”
听了大外甥的这一番话，老人心里的疙瘩完全解开了，并带着惭愧内疚的心情说：
“对，对，润之你讲得对啊！我确实有点不谙事理，有点糊涂了。”
老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外甥的住处，不久又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乡，把在北京和天安门观礼时见到的一切告诉给了乡亲们。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1954年的国庆阅兵方阵
1954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意义重大的一年，是我国各项制度走向完善的一年。在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针的指引下，进行了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土地改革已经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国庆阅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举行的。
阅兵方案审定于1954年6月26日，总参谋部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书记刘少奇、秘书长邓小平审定的阅兵方案，确定了受阅部队的规模和编组，决定以华北军区为主组成首都国庆阅兵指挥部，统一领导地面受阅部队训练；由军委空军司令部组成空军阅兵指挥机构，负责组织空军受阅部队训练。9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任命华北军区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杨成武为国庆阅兵总指挥。
这次阅兵，从全军60多个单位抽调编成。有军事学院方队，步兵方队，炮兵学校方队，南京工兵学校方队，第一坦克学校方队，海军学校方队，“重庆号”舰和第五海军学校抽组的水兵方队、航空学校方队，公安二师抽组的公安部方队，华北军区三个野战军抽组的步兵师、摩托化兵团方队，内蒙古军区骑兵五师抽组的骑兵团方队，空降兵部队抽组的伞兵方队，防空部队抽组的高射炮和探照灯方队，解放军炮兵从六个炮兵师和华东军区一个军及所属师炮团抽组的炮兵师方队及三轮摩托车方队、航空兵梯队等，受阅总人数为10384人。
这次阅兵与开国大典相比，无论从部队的编成还是从武器装备，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国大典时，主要由陆军组成，海军和空军数量很少，这反映了当时部队的状况。但仅仅几年时间，共和国的海军、空军和陆军特种兵得以迅速发展。开国大典时，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是杂式的，型号、口径、出产国极不统一，而今的国庆阅兵的武器装备基本统一是苏式的，这反映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一大进步。
整个受阅部队从7月1日起，陆续在各自驻地开训，8月中旬，各受阅部队陆续进驻北京，进行合练。9月28日，完成合练和预演。
10月1日，地面受阅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列队，空中受阅梯队在北京附近机场待命起飞。
9点50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城楼上还有苏联、波兰、朝鲜、罗马尼亚、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来宾。
10时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部队。检阅部队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时刻保持战斗准备，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加强集中统一意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学习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掌握现代化作战的艺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争取和保证每一个军事任务的胜利完成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发布之后，分列式开始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的学员方队，第一个列队进入天安门广场，赫赫军姿展现着军人的威风。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坦克学校、航空学校、海军学校等方队依次进入广场。那整齐的队形，那动作协调一致的阵容，赢得观礼者热烈的掌声。
来自东海前哨的卫士，祖国南疆的保卫者组成的水兵方队，紧跟在院校方队之后，迈着有力的步伐，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由手枪方队、冲锋枪方队和步枪方队组成的公安部队和步兵师各方队走进了广场。他们队形整齐，步调一致，步枪方队的劈枪动作干净利索，给人以威严之感。
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骑兵受阅部队，有近50%的功臣模范，他们共编成六个方队，每个方队都是毛色相同的军马，侧面看，骑兵和战马各成一直线，队形整齐。
三轮摩托车团、摩托步兵团、伞兵部队、炮兵部队、坦克部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行进在炮兵师前面的是120mm重迫击炮方队，跟进的依次是57mm反坦克炮、76.2mm野炮、122mm榴弹炮、132mm火箭炮、37mm高炮、85mm高炮、152mm加农榴弹炮、重型坦克和T-34中型坦克和122mm自行火炮方队。
在炮兵部队通过检阅台的同时，航空兵受阅部队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飞在最前面的，是由一架杜――4重型轰炸机和二架米格――15比斯型歼击机护航的带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间密室里，一场杀气腾腾的密谋正在进行。
至此，一场跨国界的谋杀计划从华盛顿“出笼”了。
尽管这样，也还出现过种种意料不到的险情。
美蒋这一严重的军事挑衅，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引起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1958年11月，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中国空军从苏联得到了这种先进武器。
不但在世界军史上，就是在整个人类史上，从没有一个军队的统帅首先向检阅的官兵问好的。
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这个横幅后，脸上露出笑容。
1949年，共和国首次大阅兵
1949年6月中旬，中南海举行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全议。会上决定9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确定届时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和阅兵仪式。
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同时确定朱德总司令为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为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萧明、萧松等同志为副总指挥。
杨成武、唐延杰受领的第一项任务，是按军委首长的指示，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其方案的内容主要有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
举行阅兵式，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尽管阅兵是传统的军事仪式，且早在公元前，中国和古埃及、波斯、罗马等国已有阅兵活动。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在出征或重大战役前后，也曾举行过阅兵仪式，但作为新中国成立日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次阅兵有别于以往的阅兵仪式。这次开国大典阅兵是作为几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以振奋民族精神。为此，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阅兵非常重视。在《阅兵典礼方案》拟出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听取了聂荣臻同志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以及杨成武同志关于阅兵方案中主要内容的汇报。
毛泽东同志在听完汇报后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杨成武同志深感责任重大，为了圆满完成开国大典阅兵，他查阅了许多有关阅兵的资料，请教了早年留学苏联、知晓莫斯科红场阅兵情况的刘伯承司令员。
刘伯承司令员向杨成武谈了许多有关阅兵方面的细节及注意的问题，在杨成武告辞之时，通俗而概括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杨成武从刘伯承司令员那儿离开后，又拜访了陈毅司令员，陈毅富有鼓动性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的确，杨成武似乎从两位司令员那里取来了真经，心中充满了一定会搞好的信心。接下来，便按军委首长指示，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军种抽调阅兵指挥所工作人员。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其陆军大部分来自第20兵团、平津卫戍部队，海军和空军则由有关部队的首长指定抽调，总人数为1.64万人。
1949年7月，受阅部队集结于北平市郊，开始了严格的分列式训练。朱老总和聂司令员不顾酷暑，亲临西郊炮兵、装甲兵训练场视察，勉励指战员们要把人民军队的威风和气概亮出来。
9月25日和27日夜阑人静时，受阅部队在天安门前进行了两次阅兵合练、预演。9月30日，杨成武、唐延杰命令受阅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和海军代表队，分别于当日下午和次日上午由安定门、德胜门、复兴门、西直门入城，“进入指定待阅位置，10月1日上午10时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自启动有电线通往天安门广场中央国旗杆的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旗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司令员朱德身穿一身新做的呢料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郑重敬礼并报告：“受检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的奏鸣中，朱总司令由聂司令陪同，乘一辆车，出车三座门，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顺序检阅肃立严整的三军部队。当朱总司令向指战员问好时，指战员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接着，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然后，声势浩大的分列式开始了。
一面火红的“八一”军旗在护旗兵的掌护下，伴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引导受阅方队由东向西而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由155人组成的方队，每个海军战士都戴白色水兵帽，脑后飘动着黑色缎带，身着蓝白相间的海魂服，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涛声，这些沿海岛屿的解放者从此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卫者。
第二个方队是由多兵种8000余名指战员组成的12个方阵的陆军代表部队。冲锋枪营全是清一色的美制斯登式、汤姆式冲锋枪。随后是轻机枪营、重机枪营、步兵团、通信营、战防枪营、轻迫击炮营、重迫击炮营……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相继隆隆地开了过去。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的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所有的炮车、战车都油漆上了“八一”红星和白色的轮圈，战士们挺胸站立在车上，注目城楼，庄严敬礼。
当战车师行进在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天安门前，天上地下，浑然一体，形成雄伟的立体武装阵容。
机影还未完全消失，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队伍。三个骑兵团，后面还有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共计1920匹军马，以六路纵队前进。各梯队装备整齐划一，有“红马连”“白马连”“黑马连”，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穿过天安门。
阅兵式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这两个多小时，浓缩了我军以往的漫长战斗历程，也预示了未来的征途。
阅兵仪式后，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向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致意，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致意。
天街御衢在新中国诞生之日，展现出勃勃新姿，雄壮威武的阅兵方阵，兴高采烈的群众游行队伍，载入了新中国史册的首页。
（摘自《天安门历史档案》）
跨国大谋杀选定天安门
（失败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甘心，他们总是想尽千方百计颠覆新政权，他们把复仇的目光射向了天安门。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消息，题目是《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判处死刑，昨已执行枪决》。
这两个人的罪状是“替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策划武装暴乱，企图在1950年10月1日我国国庆周年大典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杀我国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
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并为阴谋暴乱的特务间谍李安东隐藏军火、充当美国政府特务间谍的意大利人马迪懦，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特务间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场由称雄世界的帝国主义间谍精心预谋的“跨国大谋杀”阴谋，没有得逞，我公安侦察人员奉命打响了与垂死挣扎的间谍作战的第一枪，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1949年10月的一天傍晚，遮天蔽日的黑色暮鸦，开始回巢了。
节气尚属金秋，北京沉浸在暖融融的落日余晖中，微风吹来一阵阵丰收后的清香和温馨，在这样惬意和停滞的空气中凝结着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末日的来临。
他就是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的上校武官包尔德。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硕大的大巴颌，注视着满屋狼藉的办公室，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兵败如山倒，一个偌大的国民党政府一夜之间落荒而逃了。他叹息还未来得及采取周密措施对付这暴风骤雨般的时局，就被灰溜溜地赶出中国大陆。
作为一名武官，一个间谍，在临撤退前，他像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样，想做最后的挣扎，他来回踱着步，思忖着……突然，他两眼冒出一道凶光，拿起桌上白色羽毛水笔，在信笺上匆匆写道：
亲爱的李安东先生：
请你和山口隆一等务必于明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到西裱褙胡同我处共进午餐。魏智先生也将接受邀请前来。
为了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我不另给山口隆一等四位朋友请帖，请他们原谅我。
诚恳地
大卫
10月12日
李安东何许人也？包尔德与之有何关系？
时间要追溯到1946年6月25日，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了一条题为《意大利战犯助日寇被捕》的消息。原文是：
“（本报讯）意大利安吐尼雷渥（Antonio Riua）中文名李安东为法西斯党徒。七七事变前，曾以贩卖军火致富，事变后勾结日寇，供给日人高及、二田等情报，并帮助接收意使馆，经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调查属实。于昨天派员会同警段在内一区贡院东大街四号将其捕获，解送十一战区军事法庭讯办。”
这条消息发表后，李安东在狱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妻子也在外边多方奔走营救，为李安东辩护、解脱。
1947年5月17日，一位国民党检察官下达了《保定绥靖总署军事法庭不起诉处分判决书》。
不起诉的理由是：“依据军事犯罪法规，不充分之嫌疑及不罚之行为应不予起诉……”指出“被告在中日事件以前，系为中国政府购办军火，在中日事件之后，未曾供给日人军火及情报。”
李安东就这样获释了。他于1947年8月26日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起诉书列举我四项战争罪行，是根据行辕的指示，行辕是根据美国调查员曾在潍县被集中的意大利人和北平意大利人口中得来的材料作此指示的。
我应感谢中国军事法庭对我的控案能洞鉴隐微，我很欣（庆）幸意大利官员能不迁就现在的舆论而根据事实来判断我的案情。
我希望美国官员作个调查，我惟一的目的是希望证明，我虽是一个法西斯党员，但这并不等于说我是一个流氓，我希望这次被控不会永远玷污我的姓名而传到我的子孙。
1948年3月的一天，也就是李安东获释半年后，美国驻华武官包尔德上校亲自赶赴李安东家看望，拉拢感情。
包尔德上校破格邀请李安东夫妇到他家共赴午宴，并将李安东夫妇奉为上宾。
在宴会前后，李安东发表了对世界和中国形势的看法，与包尔德上校的看法一拍即合。于是，双方商定，李安东化名汤尼，接受了包尔德部署的情报任务。
李安东受宠若惊，特意给包尔德上校写了一封信表决心：
“我是一个法西斯党徒，是一贯坚决反共的，今天苏联是共产党的领导者，美国是反苏反共的首脑。因此，我要为美国效劳。”
从此，他便成为一名美国的忠实间谍。
李安东的特务生涯犹如娼妓一样，委身于多个国家，是一名为多国效劳的职业特务。
1896年出生于上海的李安东，从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1922年加入意大利法西斯党，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支部，自任支部长，从1933年起，积极搜集中国机密情报。
七七事变后，李安东勾结日本“北支那军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以记者名义，在华北各地多方刺探我国情报，供给日军。
在与美国包尔德上校发生情报关系后，李安东接受包尔德的美元、黄金，积极为美国效劳。他收罗日本间谍山口隆一充当情报员，并指使日籍特务日高富明，法籍魏智、亨利，意籍主教马迪懦，意籍哲立及德籍甘斯纳等人，分别搜集我国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截至北平解放前夕，李安东先后向包尔德提供情报115件。
北平解放后，李安东仍在包尔德指使下，利用商务活动，继续搜集情报，并指使山口隆一刺探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地、电话和汽车号码，按照个人姓名制成卡片；另外，还搜集我有关人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这些情报，李安东都转送给包尔德和其他美国间谍。这个时期，李安东搜集我各种情报485件。
李安东接到包尔德的便函后，约了山口隆一等人按时来到包尔德公寓。
匆匆收拾完行装即要离开中国大陆的包尔德，午餐后打了几个响嗝。
他的眼神中，已经没有那份末日来临的绝望，取而代之的是决不善罢甘休的凶光。他心里咬牙切齿地说：“离开中国，不是使命的结束，而是新的冒险的开始。失败与胜利是具有双重意义的。”
想到这里，包尔德向李安东使了个眼色，李安东立即会意，两人来到包尔德的密室。
包尔德压低嗓门授意：
“你所提供的有关中共《华北建立空军基地》的情报，已转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先生。这些材料很有价值，我们非常高兴能得到它。”
包尔德呷了一口橙子汁，意味深长地望着李安东。
李安东自然明白主人的意图，他不无谄媚地说：“亲爱的上校，从数年来我们的互相合作，我相信你能够看出我主张反共的一贯性。现在共产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只有用战争才能阻碍它的进程。今天，反共世界均倒向美国。我很愿意为美国全力效劳。请您放心！”
“亲爱的汤尼，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朋友。我相信今后我们会合作得更好、更持久，并且是互利的。”
“包尔德先生请放心！我们还有对付共产党中国更有效的措施。”
“那你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包尔德像抽了鸦片烟似的顿时来了精神，他支起身子等待李安东的回答。
李安东神秘地低语：“带有军事性质的行动！”
“哦？”包尔德豁地站起来，又震惊又兴奋。
李安东受了鼓舞，继续说：
“我那里还藏一门stokes式迫击炮，还有些炮弹、手榴弹。”
“你准备怎样使用？”
“我计划将来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可以在天安门地方试一试。”
包尔德阴险的眼里一亮，故意恫吓他：
“这是冒险行为！”
“可以冒险，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可能。”
包尔德立刻摊牌说：
“如果成功，我们给你们50万美金！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国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如果美国政府肯付出代价，我们当然是很愿意这样做的！”
李安东这个为多国效劳的职业特务，在大把大把的美元诱惑下，又红了眼。包尔德则对撤出中国大陆以后的情报工作充满必胜的信心。
想到这里，他豁地站起来，一副胜利之师的神情，在室内踱来踱去，突然站定，厉声说：
“从现在开始，我与你单线联系，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以保证不出现意外的问题！”
“请上校先生放心！”
包尔德想起了一件往事，毫不客气地训斥道：
“上次你派小孩子送分类材料给我，我很不安。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万一有人将这些材料从你的小孩子那里拿走，就会给我们带来天大的麻烦。现在中国的环境变了，你们要格外谨慎！稍稍一点疏忽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李安东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谢谢上校的指教！”
包尔德旋即神秘地说：
“《××对中国华北军援之计划》，我即刻转交美国参议院外交主席，呈主管当局予以考虑。今后的经费将由天津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及‘远东皮毛公司’密拨给你们。我再提请您注意，我们今后必须保持秘密联系，按命令办事。美国战略情报局将时刻关注着你们！”
李安东的眼睛里充满感谢和讨好：
“预先谢谢您，亲爱的上校！”
天安门连着朝鲜战场
1950年9月的华盛顿，太平洋上空的暖流突然离去，在北方冷空气过早的侵袭下，秋风萧瑟，落叶纷飞，已是一派暮秋气息。
朝鲜半岛燃起的战火，像在广岛上空落下一颗原子弹，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也使美国人民受到了震动。
自从侵朝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同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海军基地会晤，决定朝鲜战争以后，美国人便急剧卷入了这场战争的狂潮和漩涡之中。
几个月来朝鲜的战局，并不像美国新闻报道所预示的那样乐观：从北朝鲜采取腹背受攻的两栖登陆作战方案，在感恩节前取得在朝鲜北部战场的胜利，麦克阿瑟将军对此胜利的可能性充满信心……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朝鲜人民军的英勇阻击下，美军的正面进攻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不得不对战争进行更大的投资。
另一方面，美国高层人士在华盛顿多次会晤，反复研究对华政策，决定增派军队进驻台湾，封锁台湾海峡。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朝鲜局势发表声明时宣布：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随之，美国海军进入台湾海峡巡弋。
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大战迫在眉睫。
然而，战争的属性决定了美国人的命运。美国由于战争引起的经济衰退和军事的失利，使美国在朝鲜战场的矛盾急剧尖锐，他们不仅担心对战争的把握，而且更担心中国和苏联是否介入。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利因素，首先要排除中国军队援朝的可能性。
为此，侵朝联军高级司令部要求美国战略情报局：“能在短期内采取致胜的配合朝鲜战争的进攻方法。在共产党中国未介入朝鲜战争之前，就狠狠打他一次，而且要打在他的最疼处，包括北京这个中心。”
于是，间谍工作的重要性，严峻地摆在战争的面前。
远在东南亚的前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包尔德，立刻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召回华盛顿。包尔德自从被赶出中国大陆以后，一直从事着专门对付中国的一项秘密的活动。美国特务头子杜诺万认为这项活动的时机到了。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间密室里，一场杀气腾腾的密谋正在进行。
杜诺万用他那有些嘶哑的声音向包尔德面授机宜：
“美国战略情报局认为，必须立刻组织暗杀队，潜入中国大陆，刺杀中共领导人。”包尔德轻轻地摇摇头说：
“学日本人暗杀斯大林吗？那样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杜诺万随即也陷入了沉思。1938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为了牵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援，消除日本军队的后顾之忧，日本军部及其特务机关勾结在中国东北的苏联叛徒，在纳粹德国的合作下，先后策划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
由于苏联情报人员打进暗杀队，及时把这一阴谋报告了苏联内务部，消灭了暗杀队，挫败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
这样一段失败的历史对于间谍们来说，组织这样的暗杀的确是心有余悸的。包尔德禁不住哆嗦了一下，说：
“现在在中国的内部和外国虽然都有我们的人，但是要接近中国领导人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领导人戒备森严，深居简出，而他们现在又有所谓的人民的保护，叫什么群众反特力量。因此，就个人而言，我对仿效日本人刺杀斯大林的战术是怀疑的。”
杜诺万将雪茄往烟灰缸内用劲一摁，恶狠狠地说：
“当前，除此之外，别无他径，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冒险行动！”
包尔德用手摸了摸下颌，思虑着说：
“这样的暗杀目标只是一个人，不能从根本上消灭中共领导实体。”
杜诺万急不可耐地说：
“上校先生，你要清楚，朝鲜战争势必演成美苏世界大战，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战争。苏联在远东兵力不足，鞭长莫及，中国很可能近期出兵朝鲜，这对朝鲜战局十分不利！所以，对中共要马上采取行动。不一挥而就，就将贻误战机！”
一边思虑一边踱步的包尔德站定说：
“杜诺万先生，请你放心，我正在考虑在中国大陆进行另外形式的一项大的秘密恐怖行动。所不同于日本人的是，我们不用亲自动手，而是用中国兵书《孙子兵法》上所讲的策略，要借刀杀人，创造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场上所没有的奇迹！”
杜诺万迷惑不解地问：
“除了暗杀，你还能用什么行动？”
包尔德阴险地说：
“用在中国的雇佣间谍，炮击天安门！”
杜诺万半信半疑：
“具备行动的条件吗？”
“完全具备！”包尔德自信而狂妄地说，“10月1日是中共的第二个国庆日，中共要人都要到天安门，这是一个集中消灭他们的机会！”
包尔德充满自信，他与意大利人李安东的秘密交易已在心头埋藏了很久，只是等候机会来临。
杜诺万听完包尔德的计划，满脸发光，立刻承诺地说：
“如果这项成功，我们就能把握朝鲜战争的局势，杜鲁门总统也一定会晋升你为将军的。你立刻回香港，先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立刻下达行动命令。”
狡诈的杜诺万又嘱咐包尔德：
“即刻通知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务必通过一切关系，努力接近共产党侦察机关内部，尽最大努力阻止和破坏中共的侦察行动，只要在十一以前能拖住共产党侦察机关，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
包尔德说：“你的预测很对。中共侦察机关在反间谍方面已经做了工作。但他们对这次行动，可以绝对地说：是毫无察觉的。为了预防万一，做到绝对保密，我早已停止使用中国大陆的一切使馆和知名人士等关系，而改用别的秘密联络方式，以避免引起共产党侦谍机关的注意。”
杜诺万连连点头，说：
“好好，你不愧为从中国归来的战略情报局的人。这次具体行动计划，对台湾方面要绝对保密，他们的任务只是从内部混淆中共的侦察视线，在时间上推迟中共侦察工作的进程。”
包尔德说：“我认为，中共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现在离中共国庆只有20天，我今晚就飞回香港，立刻行动，成功之日，再回华盛顿！”
杜诺万为包尔德整了整深红色的斜纹领带，快乐地拍了拍包尔德的肩膀，神气地说：“没有想到哇，你在中共大陆的间谍工作这样出色！我想决定朝鲜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不在战场，而在这次的神秘的行动。到那时，杜鲁门总统会亲自为你援助的！”
至此，一场跨国界的谋杀计划从华盛顿“出笼”了。
北平的秋天是短暂的。
这天，秋风瑟瑟，崇内大街两侧的槐树叶子纷纷飘落。
一个身着米黄色风雨衣的高个子，迈着缓慢的步子在西侧便道上由南向北行走。这个人像是在散步，但眼睛却紧紧盯着在马路上疾驰的汽车。崇内大街是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干线，各种车辆像潮水般穿梭往来，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一辆黑色道济小卧车从北往南飞奔，当车辆快接近这个人时，突然减速缓行，只听“嘎”的一声，汽车在这个人面前停住了。车门开了。
只见这个人飞快地钻进汽车，汽车径直向南开去，消失在往来的车辆中。这些动作，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就是主犯之一，日特山口隆一与美特的接头地点和接头方式。
山口隆一，英文化名Frank，中文化名刘逸。190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
1938年来华，先后在青岛市船舶联合局、华北航业总公会担任庶务主任、人事、文书、辅导科长。
1944年来北京，任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事搜集华北沿海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情报，供给日本海军省。
1948年与李安东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曾直接接受过包尔德给予的间谍任务。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甘雨胡同217号，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内栽有两棵海棠树，红色的海棠稀稀拉拉地点缀在片片的枯叶中，秋风吹过，叶片纷纷飘落。
意大利人李安东素有周末举办家庭舞会的惯例，他以邀请外国驻华使馆人员跳舞为名，把舞会作为联络和交换情报的场所。
可今晚的舞伴们是显然减少多了，小舞厅显得格外冷清。
晚上8时。舞厅里猩红色的地毯上，只有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纳斯四人与几个在京应聘外国女郎伴着节奏很慢的舞曲在徜徉。百叶窗下，摆放着一架旧式美国留声机，缓慢地播放着17世纪的意大利乡村音乐。
舞会进行时间不久便结束了。今天，李安东没有心思尽情跳舞，因为他们有比此更重要的事情。
半小时后，李安东便打发舞女走了。他亲自送客，并到外面观察了一会动静，确信像往常一样没有异样的情况，才放心地关上大门，走了回来。
这位与中国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外国人，虽然对中国的一切比较谙熟，可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察人员交锋还没有实战经验。但他深信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的绝对性和可靠性，而且深信这次行动计划，可能比一场实际战争的影响还要巨大。
他充满自信地走回客厅，从壁橱的陈列架上拿下一瓶法国科涅克白兰地，夸耀地说：“这是在法国存放了40年的白兰地，是包尔德先生留下的，今天奉献给各位。同时，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美国人已经同意我们的行动，完全答应我们的条件。这样我们就可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他们优厚的报酬。美国老板口袋里的钞票是诱人的。”
李安东走到餐桌前，满满地斟了四杯，分别递给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
客厅里出奇得寂静。他们知道，为美国人、为金钱冒险的时刻快到了。他们不必在中国久住下去了。
李安东神秘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三人，压低声音说：
“现在离中共国庆尚有17天。近日内，包尔德上校将从香港派人来接头，下达最后命令，从而证实我们得到的消息和财产是否可靠、准确。尔后，我们即刻向东京美国战略情报局二科报告行动信号。”
山口隆一插言说：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在中国政治冒险十几年，只有这次，才是一笔大生意！具体行动计划一定要万无一失！”
李安东说：
“按原定计划执行。10月1日，是中共第二个国庆。据情报获悉，中国的领导人都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我们的计划是，在他们宣布国庆大典开始、鸣放礼炮的时候，从我这里用迫击炮射击。根据对目标的测试，射击的位置，在有效的发射角度和射程内，三颗长弹可连续落在天安门城楼中心。一发炮弹的爆炸面积为120平方米。所以，即使只有一颗击中，就可以把天安门炸毁，让他们飞上天去。我相信，我们意大利的火器是非常可靠的。”
山口隆一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
“炮轰了天安门，中国就是一片大乱！”
“岂止是中国大乱，重要的是美国可以牢固地控制朝鲜战局，尽快占领朝鲜，进攻大陆。到那时，就可以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重新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这不仅是我们的军事目的，也是我们的政治目的！”
甘纳斯说：
“好！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绝不可放弃此机会。我们在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沉默下去了，否则，我们在中国的一切努力都将完全失去！”
李安东说：
“墨索里尼先生有句名言：‘炸弹虽小，可以崩溃大厦。’中国兵法家孙子也有句名言：最高超的战略是不战而胜。直接的军事冲突只有在战场上才是必要的。用间接的方法达到目的才是最高超的战略法则。炮轰了天安门，消灭中共实体，就可以解除美国人的远东之忧，创造出美国人所期望的新局势。”
说着，李安东从衣内拿出几张花花绿绿的香港汇票，晃了晃说：
“包尔德先生从香港经天津转汇了这次行动的报酬五万美金。包尔德上校已经与美国战略情报局讲妥，给的报酬一半在香港预先付，另一半事后付。这是诸位在香港银行存款的通知票据！”
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接过后，心安理得地揣进了口袋。
李安东又吩咐道：
“山口隆一先生，我们收到包尔德上校的联络暗号后，你就立即向东京美国盟军驻日司令部二科报告行动信号。务必注意，为避免中共侦察机关的注意，信件必须交给那位伊拉克女人，以在京从事商贸事务的商人名义发出。”
随之，李安东又命令甘纳斯：“提前定好10月1日至2日从天津到香港的国际航班船票，并做好在京车辆的安全保护工作。”
最后，李安东的眼光落到哲立身上：
“哲立先生协助我和山口隆一负责火器的准备和发射。”
稍顷，李安东呷了一口白兰地，极力按捺住不安的神情，说：“这次行动，是我们在中国关键的一仗，也是最后的决战。”
拿破仑将军说过：“战争胜败的关键，往往在于最后五分钟。’其实何止战争，我们这次行动，其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到达决战点的最后一瞬间。”
说着，他狡黠地做了一个打炮的姿势，就像杀人魔鬼一样狰狞凶狠。甘纳斯这个德国法西斯党徒在一旁狡猾地询问：
“事发之后，我们能保证安全地抵达香港吗？这中间包尔德是否肯定派舰船到公海去接应我们？”
哲立也露出满腹狐疑的神色。
李安东自信地往圈手椅上一靠，微微一笑说：
“工程师先生，我们都是懂军事的人，要充分做好准备。只要炮击了天安门，立即开车赴天津，乘中午12点30分国际航班离开港口。我们的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可到达天津海港。炮轰了天安门，中共肯定一阵大乱，在他们未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早已登船离岸了。10月1日走不成，我们还有10月2日船票。为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包尔德先生在两日内从台湾方面派舰船到公海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退路是有保证的。”
哲立听了接着说：
“诸位放心！现在中共没有正规的海军、空军，而现在美国第七舰队已进入台湾海峡巡弋。我们一进入公海，中共就奈何不得了！”
炮轰目标：天安门主席台
李安东也许堪称“中国通”，可惜，他却不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他们策划的这一系列阴谋早已在我侦察人员猎鹰一样敏锐的视线之内。
1950年9月18日，北京侦察处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淡蓝色的航空信封。这是刚刚从国际电讯电报邮局截获的一封航空快件。
信件的投送地址是：日本国东京都涩学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信的内容为：
总部OSS：所购消防器10月1日发货。一切顺利！
致以
热烈问候
山口隆一
这是一封均以英文拼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信。信中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势草图。
天安门的轮廓十分清晰地在信纸上显露出来。天安门前绘有金水桥，指向天安门有两个目标：
一是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道：“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第二个目标指向天安门顶上，右边也用日文写着：
“从日本买来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项。”
信中还有一段文字：
“……据说，最初试用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为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站在台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立着的台子附近的样子……”
中南海内，微波荡漾，碧水粼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听了汇报，看了证据，肯定地说：“这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李处长斩钉截铁地立正回答：
“请党中央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彭真微微点头，又指示：
“这一案，要严格地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只捕要犯。对其他人员要快检查、快讯问、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联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动他们。此案是新中国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李处长心领神会：
“请首长放心！”
时间：1950年9月27日凌晨。
一辆满载公安总队战士的卡车疾驰而过。车上的战士头戴钢盔，腰挎盒子枪，精神抖擞。
一辆辆吉普车、三轮摩托车，带着隆隆的马达声，披着灿烂的朝霞，如猛虎扑向豺狼一般，穿过王府井大街，直奔位于灯市口南侧的甘雨胡同。
甘雨胡同属于内一公安分局管界，市局早已通知分局布置派出所对住在甘雨胡同乙17号的李安东严密控制，深入掌握动态。
甘雨胡同在晨曦中一片寂静。李安东有早睡晚起的习惯。但这一天却起得特别早。
他心绪不宁地从墙上拿起意大利造的带消声器的双管猎枪，走到院子里，对准远处凉棚架上的葡萄“砰”的一声，目标便应声落地。
这个军火商，瘦骨嶙峋，貌似文雅，骨子里却极为凶残。他在中国的敌占区常以中国战俘作为活靶子练射击，枪法可谓百发百中。
按计划，他今天应该将拆卸分散隐蔽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起来，做好射击的准备。
山口隆一昨天下午告诉他：
“又进行了一次目侧和步行测量，证明从甘雨胡同到天安门城楼的实际距离与中国的有关地理测绘数据一致。”
李安东很佩服山口隆一的测绘能力。
山口隆一在日本航业协会任职时，测绘就是他的专长之一。按他提供的数据，完全可以把天安门炸个一塌糊涂。
现在只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李安东急匆匆地回到卧室，脱下美国式的睡衣，准备亲自开车去取武器。
这时，乙17号的黑漆大门被悄悄打开了。
“啪！啪！”责任区民警轻轻叩击着屋门。
“谁？”李安东下意识地问。
“派出所查户口，开门！”
李安东有种不祥之兆，但他只得硬着头皮开了门，侦察科长带着几个人走进屋内。
“你叫什么名字？”侦察科长审慎地问。
“李安东。”李安东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哪国人？”
“意大利国籍。”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你宣布：你被逮捕了，请你签字。”
侦察科长神情庄严，声音低沉，彬彬有礼。
李安东蓝色的眼睛里射出一丝惊慌和仇视的目光，他故作镇静地说：
“我向你们表示抗议！我是意大利派驻贵国前政府的官员，按照国际外交准则，我要求你们尊重我个人的尊严，尊重我外交官的身份！”
“外交官是和平的使者，不是杀人的魔王。李安东先生，你违犯中国的法律，企图武装行刺，走到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绝境。我们对你的犯罪事实有确凿证据，我们按中国的法律和国际法则办事。”
李安东蛮横地歪着头说：
“你们的指控是缺乏事实的，我抗议！你们非法逮捕我，我要向国际法庭控告你们！”
“那是你的自由，李安东先生，签字吧！”
李安东颓然低下了头，在逮捕证上签字。
锃亮的手铐“咔”地一声卡在了他毛茸茸的手腕上。
与此同时，东交民巷一隅的法文图书馆内，山口隆一正在虔诚地念经超度：
“真主啊，万事圣灵！保我平安地回到香港，回到日本……”
突然门口响起了马达声。
魏智惊慌失措地跑进来说：
“先生不好了，共产党来人了！”
穷凶极恶的山口隆一绝望了，正欲伸手到办公桌抽屉里拿枪，一名侦察员冲了进来，眼疾手快地扭住了他。
“你被捕了！”侦察员向他出示逮捕证。
高大、肥胖的山口隆一粗野地吼叫：
“你们是什么人？随便抓我！我犯你们的什么法！”
侦察员义正严词地呵斥道：
“别装蒜了！山口隆一先生，你以商人的名义寄往东京的信件就是罪证！你以购买消防器为名，实际是向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二科报告炮轰天安门的行动！这是间谍活动！”
山口隆一强词夺理地狡辩：
“我抗议，那是正当的商务贸易，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
“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吗？你购买高射程灭火器，难道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科也经营消防器材吗？再说，你为什么绘制天安门地形图？”
山口隆一开始脸色发黄，鼻尖冒汗，他做梦也没想到稳操胜券的武装行刺计划，转眼之间就像美国的肥皂剧一样破灭了。
在审讯室里，预审员直截了当地问：
“你把绘制天安门射击图的目的说清楚。”
“天安门这个图是我画的，主席台上站的那个人也是我画的。”山口隆一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预审员，仿佛要从预审员的脸色变化上窥视出一线生机。
“接着说下去。”
“我知道政府开大会的时候，政府要人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
“图上画的那个人是指谁？”
预审员那凌厉的目光使山口隆一感到一种强大的压力。
“图上画的那个人是毛主席，后边一些政府要人我没画出来。”
山口隆一对画这张图的目的却支支吾吾，他想回避这个要害问题。
预审员厉声喝道：
“你画天安门图给谁寄去？”
山口隆一身子抖了一下，沙哑地说：
“我寄给日本东京。”
“这个天安门图是做什么用的？”
“我用铅笔画的，我将这个图寄到东京告诉盟军总部。”
山口隆一感到一阵恐惧，眼里掠过一丝可怕的光。
“你寄到盟军总部做什么？”预审员的问话像连发炮弹一样，使山口隆一没有喘息的机会。山口隆一脸色煞白，战战兢兢地说：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要在天安门开会。我给盟军总部画这张天安门的图是指示他们在天安门上毛主席的位置。”
“指示这个目标做什么呢？”
“他们喜欢以后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
“你还想什么？”
“我也想过，知道李安东有迫击炮和枪。”山口隆一这个老牌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免遭一死，兜出了“老底”：“我想做冒险的射击。”他没忘记替自己辩护一句，“这只是想，并没有做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有仇视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同样也敌对。这是我的思想，事情已经过去，请原谅！”
这起案件共涉及七人，主犯是李安东、山口隆一。但马迪懦也是其中的重要间谍。
9月29日清晨，秋雨霏霏，一层薄薄的雨雾笼罩着坐落在迪兹府的“罗马教廷”。
这是幢神圣不可侵犯的充满宁静、肃穆的教廷。这迪兹府过去是易具教区所在地。此时马迪懦主教在绵绵的秋雨中正沉浸在间谍生涯的回忆中。
就在这时，侦察员已经侦察到一件重要物证。
“科长，您看这是什么？”
在二处办公室，一名侦察员把这黑乎乎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
“啊！”
众人被这东西所震惊。室内一片沉默。
这是一枚八二迫击炮弹。
侦察员根据调查和侦查发现，李安东的武器弹药，绝大部分隐藏在“罗马教廷”内。但藏在什么地方侦察员尚不清楚。
对这个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教廷和主教进行搜查必须把情况摸准，取得物证才能动手。于是，就派这位机智的侦察员执行这项特殊使命。
情况清楚了。当天下午，科长带着搜查证，率领几名侦察员，由责任区户籍民警引路，来到了罗马教廷。
马迪懦正在北屋大厅内闭目养神，教廷内非常肃穆。
民警敲开屋门。
“你们找谁？”马迪懦的中国话说得不流利。
“你叫什么名字？”科长单刀直入地问。
“我叫马迪懦，是这里的主教。”马迪懦的眼睛射出轻蔑的光，神色傲慢地回答。
“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依法奉命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科长出示了搜查证。
“这是教廷，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教廷的尊严！”
马迪懦面露惊恐，带着威胁的口吻，用颤抖的声音说，企图阻止搜查。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你必须服从中国的法令！”科长理直气壮地反驳。
责任区民警找到两名教廷人员陪着，侦察员从容不迫地打开了北房靠西边的客厅，在屋内进行搜查。
不多久，一堆迫击炮弹、手枪子弹、步枪子弹、手榴弹、炮弹头火、尾火、引火帽、兵器零件，一件件、一枚枚堆放在大厅内，马迪懦那种傲慢的神气完全殆尽了，他低头不语，神情沮丧，浑身哆嗦。
侦察员们清点了这些武器弹药的数目，共532件，其中仅炮弹、子弹就有259发。侦察员把这些武器清点登记后，让在场的有关人员和马迪懦签字。
马迪懦无可奈何地颤颤抖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们有哪些武器弹药？”预审员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后，对李安东的审讯开门见山。
“我有迫击炮一门、手榴弹六枚、手枪一枝、还有迫击炮弹和几百发子弹。”
李安东心里明白，问题已无法掩盖，只好被迫试探着招供。
“迫击炮的口径多少厘米？”
“50厘米。”
“这些武器弹药，解放后你登记过吗？”预审员明知他私藏武器弹药，抓住这个要害来突破他心理上的防线。
“没有。”李安东果然脸色灰白。
“这些武器你隐藏在何处？”
“在甘雨胡同乙17号我家里，藏有手枪一枝，迫击炮一门，已拆卸。在迪兹府甲6号马迪懦家藏有炮弹、手榴弹、子弹。”
“这些武器作什么用？”
“我计划……将来有机会使用……或者借给别人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它？”预审员紧追不放。
“……我说过，可以在天安门那地方试一试……我说，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
“你认为这是什么问题？”预审员突然发问。
“我……现在完全认罪。请原谅！”
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完全垮了。看守民警把绝望的李安东带出了审讯室。
一阵瑟瑟秋风卷着残枝败叶吹来。
至此，美日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了！
（摘自《天安门广场风云录》）
“一位老者”观礼半途退场，国家主席恳谈解开疙瘩新中国建立后，日月如梭，转眼间共和国第三个生日-1951年10月1日这一天就要来到了。
炎热的8月刚刚过去，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开始着手准备共和国第三个生日的庆祝工作。
首先是由市政府着手筹划整顿市容和交通秩序。
北京的旅馆业系统、商业系统、卫生部门以及各行各业，都开始为迎接新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庆活动进行准备工作。
北京各主要街道的景点开始扎设彩门、安装霓虹灯。宽阔的长安街和首都所有的大衢小街，开始增设照明和修葺、粉刷工作。
以繁华著称的王府井大街以及东单、西单各大商场，开始了装饰门面、调整柜台、广辟货源、广进百货的全员行动。
天安门管理部门已作好了对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两边赭红色的观礼台进行打扫冲洗和涂漆保洁的日程安排。
9月中旬，距离普天同庆的国庆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致电给周世钊，请周世钊并托周世钊邀请家住湖南湘乡农村的毛泽东的舅舅一道赴北京参加国庆庆典。
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周世钊喜出望外。他赶到湘乡，偕同毛泽东的舅舅一起启程坐车来到北京。随即被有关接待人员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招待所里。
毛泽东的舅舅是乡下人，很少进过城市，连县城都很少去过。现在，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并且是作为共和国主席的舅舅来到京城，参加国庆观礼，心情格外激动，一种莫名的高傲情绪也随之从心底里油然而升，嘴里不时说道：“北京好大哟！”
一转眼国庆节就到了。
10月1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派车将周世钊和毛泽东的舅舅接到天安门，并把他们两人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左侧的第一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上午10时，庆祝活动正式开始。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挂满大红灯的天安门城楼。这时，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十万各族群众，举手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看到这一场面，同周世钊坐一起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毛泽东的舅舅，突然忿然起身离开座位，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我要回招待所去，请你们马上送我回招待所。”
工作人员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就要回去，心里感到很纳闷，想问明原因。但毛泽东的舅舅只是气呼呼地说：
“你们不要问原因，我要回招待所去！我就是要回招待所去！”
周世钊这时也感到莫名其妙，几次抻扯他的衣服，使劲拉他坐下。但他还是怒气冲冲，执意要回招待所。无奈，周世钊只好依了他，帮他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说：
“同志，他老人家坚持要回去，那就请你们派个车子把他送回招待所去吧。”
工作人员这才派了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回了招待所。
周世钊参加完国庆观礼活动后，回到了招待所。进了房间后，问毛泽东的舅舅说：“你老人家今天是不是身体欠佳啊？为何国庆观礼大会刚刚开始，你老人家就要返回招待所啊？今年的国庆观礼大会开得很热闹哩！有很多好看的东西你老人家没有看到，实在可惜啊！”
毛泽东的舅舅这时脸上还带着不满情绪，对周世钊说：
“润之明明是请我们两人来北京参加观礼活动的，他们把我们两人安排在坪里的矮台上，而不把我们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一到那里，心里就不舒服，心里就有气。后来我想你是个校长，也是一个官，和我一样坐在那坪里的矮台上，我也就算了，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最气人的是，到了大会开始时，当润之明明从里面出来时，坪里那些开会的人，大家都举手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心里就开始怄气，火一冲就上来了。你知道的，我是毛主席的舅舅啊！为什么大家只喊‘毛主席万岁’，而把我晾在一边。这叫我怎能不生气呢？！起码要喊我千岁啊！这些人太不懂道理了。我对此有意见，我生气了，就再也坐不住了，所以，我要回招待所，不想在那个矮台子上坐了。”
周世钊听了老人的这番话，心里真想笑，但却笑不出来。他也想告诉老人新社会和人民政府的道理，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他想做老人的工作，但又不知从何做起。
最后，周世钊只好写一封信托人带给毛泽东，如实向毛泽东说明了这一情况。过了几天，毛泽东邀约周世钊和他的舅舅到中南海他的家里面叙。
毛泽东见到他们两人，寒暄了几句后，就笑微微地对他的舅舅说：
“这次我请你老人家和！元兄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你们来京的时候，我因工作忙，没有亲自去接你们，许多事情都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安排的。工作人员的事情多，很忙，难免有做得不周到之处，那就要请你老人家多多包涵才是！”
周世钊在一旁向毛泽东解释说：“他老人家原来有点意见，有点生气，我当时不知怎样给他做工作，所以才给你写了信。第二天，等他老人家的气消下去之后，我就给他老人家做了解释，现在他老人家已没有意见了。”
毛泽东听了周世钊的解释，笑着说：
“那舅舅你要感谢！元兄对你的帮助啊！不过这也不能责怪你老人家，主要是我的工作没做好。你老人家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新社会的情况不大了解，我又没事先向你老人家讲清楚，这是我的不对啊！”
老人听了毛泽东这位外甥这么一讲，马上接过话说：
“我说润之呀，你快莫这么讲了！这不能怪你，主要是我坐井观天，对新社会的情况不了解，我是用老思想、老方法来看新社会。这是我的不对！”
毛泽东又对他舅舅说：
“当然，如果按照封建王朝那一套办法办事，你老人家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喊你老人家千岁也未尝不可。可是，我们现在是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不能搞封建帝王那一套。我们国家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然人民就不会欢迎他。我这个当主席的，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之一，我也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我。如果我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会把我唾弃。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是大家遵守的，那就是民主集中制。就是我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按照党的方针和政策，经过大家共同讨论，按照多数人发表的意见，作出决定，然后大家就按照决定去办事，谁也不得违反。”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敬给舅舅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根烟，抽了一口，说：
“就拿这次国庆节的活动来说吧，哪些人上天安门城楼，哪些人不上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城楼的人中间，哪些人在第一排，哪些人在第二排；哪些人在左边，哪些人在右边，都是要经过国庆办公室决定的。请些什么人来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也是要经过国庆筹备办公室会议讨论决定。来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人，不外乎是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和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解放军部队里的战斗英雄，各少数民族代表模范人物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中的代表，港、澳、侨胞中的代表和有关人士。我请你们两位来北京参加今年的国庆观礼活动，也是经过国庆筹备办公室会议通过的，你们就算有关人士。你老人家到天安门广场观礼台看了，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人那么多，哪些人坐在左边，哪些人坐右边，哪些人坐在左边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哪些人坐在右边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也是要经过国庆筹备办公室讨论决定的。他们把你们两位安排在左边第一看台，这是工作人员对你们两位的关照。他们这样做我看也没有违反原则。因为舅舅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这点照顾是可以的。这就叫做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如果要是把你们两位安排在第二台，或者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我看也是可以的。既已安排，我看舅舅就要感谢工作人员对你的关心才对啊！”
听了大外甥的这一番话，老人心里的疙瘩完全解开了，并带着惭愧内疚的心情说：
“对，对，润之你讲得对啊！我确实有点不谙事理，有点糊涂了。”
老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外甥的住处，不久又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乡，把在北京和天安门观礼时见到的一切告诉给了乡亲们。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1954年的国庆阅兵方阵
1954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意义重大的一年，是我国各项制度走向完善的一年。在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针的指引下，进行了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土地改革已经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国庆阅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举行的。
阅兵方案审定于1954年6月26日，总参谋部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书记刘少奇、秘书长邓小平审定的阅兵方案，确定了受阅部队的规模和编组，决定以华北军区为主组成首都国庆阅兵指挥部，统一领导地面受阅部队训练；由军委空军司令部组成空军阅兵指挥机构，负责组织空军受阅部队训练。9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任命华北军区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杨成武为国庆阅兵总指挥。
这次阅兵，从全军60多个单位抽调编成。有军事学院方队，步兵方队，炮兵学校方队，南京工兵学校方队，第一坦克学校方队，海军学校方队，“重庆号”舰和第五海军学校抽组的水兵方队、航空学校方队，公安二师抽组的公安部方队，华北军区三个野战军抽组的步兵师、摩托化兵团方队，内蒙古军区骑兵五师抽组的骑兵团方队，空降兵部队抽组的伞兵方队，防空部队抽组的高射炮和探照灯方队，解放军炮兵从六个炮兵师和华东军区一个军及所属师炮团抽组的炮兵师方队及三轮摩托车方队、航空兵梯队等，受阅总人数为10384人。
这次阅兵与开国大典相比，无论从部队的编成还是从武器装备，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国大典时，主要由陆军组成，海军和空军数量很少，这反映了当时部队的状况。但仅仅几年时间，共和国的海军、空军和陆军特种兵得以迅速发展。开国大典时，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是杂式的，型号、口径、出产国极不统一，而今的国庆阅兵的武器装备基本统一是苏式的，这反映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一大进步。
整个受阅部队从7月1日起，陆续在各自驻地开训，8月中旬，各受阅部队陆续进驻北京，进行合练。9月28日，完成合练和预演。
10月1日，地面受阅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列队，空中受阅梯队在北京附近机场待命起飞。
9点50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城楼上还有苏联、波兰、朝鲜、罗马尼亚、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来宾。
10时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部队。检阅部队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时刻保持战斗准备，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加强集中统一意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学习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掌握现代化作战的艺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争取和保证每一个军事任务的胜利完成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发布之后，分列式开始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的学员方队，第一个列队进入天安门广场，赫赫军姿展现着军人的威风。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坦克学校、航空学校、海军学校等方队依次进入广场。那整齐的队形，那动作协调一致的阵容，赢得观礼者热烈的掌声。
来自东海前哨的卫士，祖国南疆的保卫者组成的水兵方队，紧跟在院校方队之后，迈着有力的步伐，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由手枪方队、冲锋枪方队和步枪方队组成的公安部队和步兵师各方队走进了广场。他们队形整齐，步调一致，步枪方队的劈枪动作干净利索，给人以威严之感。
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骑兵受阅部队，有近50%的功臣模范，他们共编成六个方队，每个方队都是毛色相同的军马，侧面看，骑兵和战马各成一直线，队形整齐。
三轮摩托车团、摩托步兵团、伞兵部队、炮兵部队、坦克部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行进在炮兵师前面的是120mm重迫击炮方队，跟进的依次是57mm反坦克炮、76.2mm野炮、122mm榴弹炮、132mm火箭炮、37mm高炮、85mm高炮、152mm加农榴弹炮、重型坦克和T-34中型坦克和122mm自行火炮方队。
在炮兵部队通过检阅台的同时，航空兵受阅部队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飞在最前面的，是由一架杜――4重型轰炸机和二架米格――15比斯型歼击机护航的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