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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5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33)
38师和保安队伤亡惨重，急需增援！情况越来越恶化，孤军作战的天津守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时候，南京政府对天津的战局持什么态度呢？
27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要求庞炳勋军迅即集结静海、独流镇一带，以便策应天津。蒋没有答应；29日上午，宋哲元又致电何应钦，再次要求增援，结果电报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李文田和刘家鸾实在无法支撑眼下的战局，便在29日下午决定撤退，到静海县和马厂两地集中。
次日，天津沦陷。在这之前的头一天，北平已经失守。
张自忠大概没有想到29军这个七零八落的摊子，还有华北这片被日寇和汉奸糟践得千疮百孔的天下，最后轮到他来收拾。不是拖卸责任，这个残局他实在无法修补，无法改变。
但是，最终他还是挑起了这副他难以胜任的重担。那是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集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等。宋对与会者说；敌人集中兵力打上门来，蒋介石不让还击；现在，敌人进一步逼着我和37师全部撤离北平。在既不能打、又无法谈和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到了那里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
宋哲元当时并没有说出谁是留在北平的合适人选。不过，他把目光停留在张自忠身上。这已经再也明白不过了，他在张自忠身上打着主意。果然，就在这天下午，宋哲元写下手谕，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张自忠接过手谕，心中激动与气愤交加，他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哲元也有千言万语难以说清，他和张自忠相对而泣，久久不语。临别前，张自忠沉痛万分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当晚，宋、冯、秦等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平津地面留下了孤苦零丁的张自忠。29日凌晨，29军全部撤离北平。天亮以后，北平街头静悄悄的。转瞬，人声鼎沸，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一夜之间，29军竟消失得无踪无影。街头处处可见代委员长张自忠的布告，大意是说中日战局发展，29军为缩短防线，退出北平，向保定一带集中兵力，继续抵抗。劝告民众各安生产，不要惊慌自扰。北平已经沦陷，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何谈人心安定？
一只受伤的军犬从西单牌楼下慌慌逃过。
张自忠不断接到令人心碎而又气愤的消息：有人不战自退；还有人当了无耻之徒，投降了日军；最后，北平城仅留下一个保安旅，也被迫缴械……他悲愤得五脏俱痛，几乎晕倒。
8月7日，张自忠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秘密住进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
三天后，他化装成学者，住进了东城区礼士胡同美国侨民福开森家中。
就在这当儿，张的旧部将领联名写了一封信，派人辗转送到北平，希望他早日回军，率部抗日。张南下心切，便着手准备奔赴前线之事。
9月7日清晨4时，张自忠着工装出门，坐在美国商人的汽车内，出朝阳门，过通县，到达天津。
9月10日拂晓，他悄然离开华北，南下奔赴抗日前线……
枪声，炮声，从远方的天际掠过。
它留在天空的沟壑比地上的更多更深。那是敌人在召唤我们去抗日，去战斗。梦的碎片在飞，血肉的粉末在溅。
日本帝国主义就这样在卢沟桥畔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狼烟就这样从这里点燃起来了！一声炮弹的轰鸣，就是一个巨大的墓坑。
卢沟桥上的一只石狮随着一声枪响栽下，它不会消失。大地是它的母亲，她会紧紧地搂抱着它。
一只倒下的石狮，一座愤怒的石碑。它身上记载的不仅仅是强盗的罪恶，还有中国军人的辉煌。
1937年7月，这个多雨的季节，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1937年7月，这个中华儿女的心先热起来的日子，众多的中国人背起最后的希望，从遥远的道路上走来。枪声伴着沉重的、创世纪的脚步……
（摘自《睡狮怒醒》）
第九节 天安门在含愤悲泣
喜多诚一面在平津网罗各色汉奸，一面派特务前往香港，劝说王克敏重返北平。
1937年8月17日，北平沦陷不到20天，日军即闯入天安门内的故宫，把大量的文物抢走。
1937年12月14日，华北地区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中南海匆匆粉墨登场。
1941年8月中旬，当局开始挨门逐户劝募，并向全市各同业公会指令摊派。
北平的大街小巷，土膏店处处可见，整个城区空气中弥漫着鸦片烟味。
北平市伪政权奉命组织人力，搜掠故宫内铜佛、铜器等2095斤，毁坏国家宝贵文物，献给日军。
汉奸组织“新民会”对北平的控制
加了加强对北平城和华北地区的控制，日本侵略者又建立了汉奸团体――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第十天，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的导演下，“中华民国新民会”宣告成立。
会长由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兼任，副会长由东北汉奸组织协和会干将张燕卿担任。新民会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汉奸组织。其章程规定“本会为信奉新民主义、与政府表里一体之民众团体，以实现中日满之共荣，并期剿共灭党之彻底，而贡献世界和平为目的”。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缪斌在“论证”新民主义时说，“新民”一词源于儒家典籍《大学》。书中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新民会动员组织民众，通过“礼治主义”“德治主义”“生产主义”和“平天下”，去达到新民主义的理想境界，为日本侵略者用军刀建立的殖民统治，披上合理的外衣。
新民会为使殖民统治深入社会基层，建立了庞杂的织织系统。它实行“政会合一”的体制，规定各级行政首脑是该级新民会的当然会长。
1938年3月20日，新民会首都指导部成立，由伪北京市市长余晋和兼任部长，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训练四科，城郊各区设办事处。
首都指导部成立后，通过“整顿全市民众团体”，建立各种职业分会，相继组建了农民分会、报夫分会、啤酒分会、粪夫分会、国剧分会、国医分会、印刷分会、纸香业分会、理发分会、教育分会等。
同时，新民会首指部组织外围群众团体，如：妇女会、青年团、少年团等，并将其伸展基层的各个角落，城区的坊巷组织、四郊的保甲、联庄会都成为新民会的基层组织。随着新民会的日益膨胀，其组织机构日趋涣散。
新民会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教化。日伪统治时期，北平地区的所有宣传运动都由新民会主持。
日本侵略军对此十分重视，称之为“思想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中华民国新民会指导要纲》，对宣传的方针、内容、方法做了原则规定。新民会公开声称其宣传工作的方针是“剿共灭党联日救国”，完全服从于日本侵略战争。每逢日军发动重要的侵略攻势，日军报导部便制订详细的宣传计划，通过新民会日本顾问的指导，由新民会的汉奸出面组织形形色色的宣传活动。
新民会设置宣传局，其“中央指导报纸”为《新民报》。
1937年底，武田南阳强行接收《世界日报》，逼迫全体职员拼命突击。
四天之后，1938年1月1日，《新民报》创刊号问世。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该报发展极为迅速，到1939年初，各地分社已达134处。
1939年底，报社引进德国先进的印刷设备，每小时可印报32万份，使报纸印数猛增。
《新民报》是日伪统治华北地区的主要舆论工具。它大力鼓吹日伪政府的各项殖民政策，派记者随日伪军进行战地报道，发表社论吹嘘日军侵华的“战绩”。
日军大将山下奉文为该社题词，标榜其为“兴亚之先锋”。
新民会首都指导部还出版地方刊物，如《青年》《首都画刊》《青年呼声》《教育月刊》《模范村》等，宣扬新民主义的汉奸理论。
除发行报纸处，新民会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宣传教化。
新民会中央总会教化部利用放手电台，每天定时播放新民新闻，每适要闻，组织民众统一收听。
北平各个城区都建有新民教育馆，每周举行演讲，为吸引群众，还举办宣讲游艺大会。各地均设置新民阅鉴室，并推广巡回图书车，走街串巷，进行宣传。在天桥开设新民茶馆，通过曲艺说唱，化解枯燥的政治说教。
新民会还组建了新民映画班，摄制颂日反共的新闻片，到各地放映。这些宣传为侵略者摇旗呐喊，欺骗麻醉中国人民，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在学校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城内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政府为建立“日华提携之文教体制”，派遣一批中坚人才来华，指导“临时政府”，“确立亲日教育之牢固基础”。
为培训汉奸骨干，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北平成立了新民学院。军部派遣原关东军退役中将佐藤三郎指导教务。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华北各地的伪政权中充任官吏。
在推广奴化教育的过程中，新民会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为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新民会专门成立新民青年实施委员会，研究控制教师、学生的策略。
青施会审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查禁抗日书籍。它经常组织大中小学生进行作文、演讲比赛，输新民精神，举行讲习会、座谈会、暑期俱乐部等活动，引诱青少年。新民会于1938年4月在北平成立师资讲肆馆，培训中小学校长。为造就人才，新民会还设立青年训练所，学员由各地保送，训练数月，再派往各地新民会、伪政权。统治建立的初期，日伪当局推行的奴化教育猖獗一时，但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抵制。
疯狂的掠夺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立即开始了疯狂的掠夺。
1937年8月17日，北平沦陷不到20天，日军即闯入天安门内的故宫，把大量的文物抢走。
接着，日军又跑到颐和园，把很多珍宝劫去。
37年前，日军在北京城内大肆抢劫。37年后，日军又重演了同样的一幕。除了公开抢劫外，日本侵略者还操纵北平的伪政权，以“合作开发”为名，采用行政手段，加速华北地区的经济殖民化，先后采取了组建殖民经济垄断公司、发行伪货币等手段，加强经济掠夺。
随着不断升级东亚战争，日本的战争资源日益匮乏。日本华北方面军利用伪政权，大力推行以掠夺为目的的经济开发方针。
1941年3月7日，日本在北平设立华北垦业公司，专门策划掠夺劳工和粮食、棉花等战略资源。它圈占土地，经营农场，雇用中国农民，进行超经济性的剥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进一步控制战略资源，1942年1月1日，日伪华北政权宣布开始实行面粉配给制度。北京特别市公署加强粮食的管理，2月25日强令市民填报存粮。
据统计，北平全市有居民300977户，1656025人，共存粮6339099斤，平均每人不足四斤，可见粮食的短缺。
同年5月，伪市公署成立粮食联合办事处，购买大米也开始实行配给缺额。由于日伪政权加紧掠夺，粮荒日益严重，粮食配给日减。
这年底，公职人员亦停止供应大米，白面由每人一袋减至半袋，普通市民只供粗粮。粮价暴涨，玉米面每斤1.05元，比1939年上涨了11倍，还常常供不应求。
12月初，北平城内发生饥民抢粮暴动。西直门外粮库被一抢而空。
中旬，粮店发生抢购惨案，市民因抢购粮食，挤压践踏死5人，伤30多人。入冬以来，市内每天因饥寒交迫而死去的常常在百人以上。
随着战争不断升级，日伪政权公开强征暴敛。
1941年6月，新民会北京总会开展募捐献机运动，遭到民众冷遇。
8月中旬，当局开始挨门逐户劝募，并向全市各同业公会指令摊派。次年，市公署将搜刮来的民财，相继购买飞机八架，献给日军。
1942年初，北平当局成立大东亚战争金品献纳委员会，加紧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力。8月下旬，市公署将强行搜集的金属制品四万多斤，献给日军。10月，日伪政权进一步开始强行收缴铜制品，规定北平市一个月内，必须交纳100万斤。结果，金品献纳委员会仅征集到22万斤。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统治，除了成立新民会外，还颁布一系列政令，加强行政治理。1938年11月3日，北平市公署警察局公布《北京四郊保甲法》，开始编制保甲，实行保甲连坐制度。
它规定：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一乡镇内各保连合为连保，四郊建立的连保总计119处，它还强制18至40岁的男子编入保甲自卫团受训。
同时，京畿的大兴、宛平、通县等地也开始推行保甲制度。至次年3月，北平地区保甲编制完毕。
为严密控制地区，警察局又发布城区街巷公益会规则，自3月28日起实施。内外城区每五户编为一邻，共建1095个公益会，每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每30户设一干事，各会设干事3至9人不等。8月底编制完毕，公益会成为日伪统治下北平街巷的基层行政机构。
日本侵略者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的初期，仅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禁止伪政权编制军队，不准设立军事性机构。随着抗日武装在敌后日益活跃，日军疲于奔命，四面楚歌，只得改变战略，开始编练伪军。
1939年10月，日军在北本正式组建伪军，名为治安军，任命汉奸齐燮元为司令。第一期编制三个集团，下辖八个步兵团。伪军追随日军，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
毒品娼妓泛滥的北平
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北平市内鸦片毒品泛滥猖獗。
日本侵略者公然废除禁烟政策，以渐禁为名，实行鸦片专卖制度，榨取惊人的超额利润，买卖与吸食鸦片公开合法化，毒品泛滥成灾。
七七事变前，北平地区的鸦片年均消费量为1100万两，大部分是西口货（西北产），小部分是北口货（热河产）。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口货输入困难，鸦片价格猛涨，日伪政权见有利可图，设立清查课，征收鸦片通过税。
1938年2月，伪政权首脑王克敏提出：“希望日本方面明确允许鸦片专卖。”6月1日，伪临时政府公布管制鸦片的临时措施：作为营业，允许在娼寮、旅馆和市内的150所烟馆吸食鸦片；对未登记者课以2至10倍的罚金，对无营业执照而提供他人吸食鸦片课以30至50倍的罚金；烟馆月每月应交灯捐十元；吸食鸦片者应领取“限制戒烟执照”，每月交纳手续费一日元，北平伪政府每月征收的鸦片税超过20万元。
1938年10月，日本驻华大使馆制订的《对华北地区鸦片与毒品的方针》。
北平地区的鸦片毒化日益严重。平谷、通州、丰台、长辛店、门头沟、昌平等地相继设立鸦片加工厂。
1942年底，北平全市经北京禁烟分局许可营业的鸦片零售所300多家，白面及吗啡房200家，地下私营的吸毒馆多达3000余家。
全市有烟民15万，白面、吗啡、海洛因吸食者10万人，共计25万，占全市人口的1/7.其后，毒品的销售越来越猖獗，日伪经营的洋行、旅馆、赌场、妓院等处公开贩卖鸦片。经注册的鸦片批发零售商及鸦片烟馆近千家，仅1942年至1943年3月，全市销售鸦片1200万两，登记吸食者超过30万。
北平的大街小巷，土膏店处处可见，整个城区空气中弥漫着鸦片烟味。鸦片毒品的泛滥严重地摧残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天桥著名艺人“八大怪”之一的拉洋片艺人“大金牙”，嗜毒日深，倾家荡产，无力卖艺，沦为乞丐惨死在白云观乞丐收容所。
在鸦片泛滥的同时，娼妓成群。
据燕京大学外籍教授培克调查，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每250人中，有一名妇女沦为娼妓，仅次于当时世界各大城市中最为严重的上海。
北平城内的“献铜献铁”运动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更趋恶化。为支持侵略战争，日伪政权疯狂搜刮战略物资，以至敲骨吸髓。
年初，日军征集军用物资，发动献铜运动。
北平市伪政权奉命组织人力，搜掠故宫内铜佛、铜器等2095斤，毁坏国家宝贵文物，献给日军。
2月10日，伪市公署再次强行收缴铜品40万斤，供给日军制造武器。
3月8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东单召开大会，向日军捐献飞机62架。
但日本侵略者仍贪心不足。14日，日伪政府组织“北京市献机委员会”，决定自4月1日起，增收筵席捐、娱乐捐、游兴捐。至5月中旬又搜刮民财30万元。与此同时，伪政权强令推行献木运动，在北平大肆砍伐树木，5月份伐树5000多株，占成材树木的1/4.这年下半年，日伪政权濒临穷途末路，强制居民献铜献铁，每户至少5斤。不仅民房商店的门环、门窗、铁栏杆被拆抢走，就连伪警察局的铁栏杆也全部被拆除。
日军新兵缺衣，向布店征布，在街头、澡堂抢掠市民衣服的丑闻接连不断，穷困已极，丑态百出。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北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27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要求庞炳勋军迅即集结静海、独流镇一带，以便策应天津。蒋没有答应；29日上午，宋哲元又致电何应钦，再次要求增援，结果电报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李文田和刘家鸾实在无法支撑眼下的战局，便在29日下午决定撤退，到静海县和马厂两地集中。
次日，天津沦陷。在这之前的头一天，北平已经失守。
张自忠大概没有想到29军这个七零八落的摊子，还有华北这片被日寇和汉奸糟践得千疮百孔的天下，最后轮到他来收拾。不是拖卸责任，这个残局他实在无法修补，无法改变。
但是，最终他还是挑起了这副他难以胜任的重担。那是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集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等。宋对与会者说；敌人集中兵力打上门来，蒋介石不让还击；现在，敌人进一步逼着我和37师全部撤离北平。在既不能打、又无法谈和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到了那里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
宋哲元当时并没有说出谁是留在北平的合适人选。不过，他把目光停留在张自忠身上。这已经再也明白不过了，他在张自忠身上打着主意。果然，就在这天下午，宋哲元写下手谕，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张自忠接过手谕，心中激动与气愤交加，他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哲元也有千言万语难以说清，他和张自忠相对而泣，久久不语。临别前，张自忠沉痛万分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当晚，宋、冯、秦等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平津地面留下了孤苦零丁的张自忠。29日凌晨，29军全部撤离北平。天亮以后，北平街头静悄悄的。转瞬，人声鼎沸，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一夜之间，29军竟消失得无踪无影。街头处处可见代委员长张自忠的布告，大意是说中日战局发展，29军为缩短防线，退出北平，向保定一带集中兵力，继续抵抗。劝告民众各安生产，不要惊慌自扰。北平已经沦陷，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何谈人心安定？
一只受伤的军犬从西单牌楼下慌慌逃过。
张自忠不断接到令人心碎而又气愤的消息：有人不战自退；还有人当了无耻之徒，投降了日军；最后，北平城仅留下一个保安旅，也被迫缴械……他悲愤得五脏俱痛，几乎晕倒。
8月7日，张自忠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秘密住进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
三天后，他化装成学者，住进了东城区礼士胡同美国侨民福开森家中。
就在这当儿，张的旧部将领联名写了一封信，派人辗转送到北平，希望他早日回军，率部抗日。张南下心切，便着手准备奔赴前线之事。
9月7日清晨4时，张自忠着工装出门，坐在美国商人的汽车内，出朝阳门，过通县，到达天津。
9月10日拂晓，他悄然离开华北，南下奔赴抗日前线……
枪声，炮声，从远方的天际掠过。
它留在天空的沟壑比地上的更多更深。那是敌人在召唤我们去抗日，去战斗。梦的碎片在飞，血肉的粉末在溅。
日本帝国主义就这样在卢沟桥畔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狼烟就这样从这里点燃起来了！一声炮弹的轰鸣，就是一个巨大的墓坑。
卢沟桥上的一只石狮随着一声枪响栽下，它不会消失。大地是它的母亲，她会紧紧地搂抱着它。
一只倒下的石狮，一座愤怒的石碑。它身上记载的不仅仅是强盗的罪恶，还有中国军人的辉煌。
1937年7月，这个多雨的季节，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1937年7月，这个中华儿女的心先热起来的日子，众多的中国人背起最后的希望，从遥远的道路上走来。枪声伴着沉重的、创世纪的脚步……
（摘自《睡狮怒醒》）
第九节 天安门在含愤悲泣
喜多诚一面在平津网罗各色汉奸，一面派特务前往香港，劝说王克敏重返北平。
1937年8月17日，北平沦陷不到20天，日军即闯入天安门内的故宫，把大量的文物抢走。
1937年12月14日，华北地区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中南海匆匆粉墨登场。
1941年8月中旬，当局开始挨门逐户劝募，并向全市各同业公会指令摊派。
北平的大街小巷，土膏店处处可见，整个城区空气中弥漫着鸦片烟味。
北平市伪政权奉命组织人力，搜掠故宫内铜佛、铜器等2095斤，毁坏国家宝贵文物，献给日军。
汉奸组织“新民会”对北平的控制
加了加强对北平城和华北地区的控制，日本侵略者又建立了汉奸团体――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第十天，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的导演下，“中华民国新民会”宣告成立。
会长由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兼任，副会长由东北汉奸组织协和会干将张燕卿担任。新民会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汉奸组织。其章程规定“本会为信奉新民主义、与政府表里一体之民众团体，以实现中日满之共荣，并期剿共灭党之彻底，而贡献世界和平为目的”。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缪斌在“论证”新民主义时说，“新民”一词源于儒家典籍《大学》。书中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新民会动员组织民众，通过“礼治主义”“德治主义”“生产主义”和“平天下”，去达到新民主义的理想境界，为日本侵略者用军刀建立的殖民统治，披上合理的外衣。
新民会为使殖民统治深入社会基层，建立了庞杂的织织系统。它实行“政会合一”的体制，规定各级行政首脑是该级新民会的当然会长。
1938年3月20日，新民会首都指导部成立，由伪北京市市长余晋和兼任部长，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训练四科，城郊各区设办事处。
首都指导部成立后，通过“整顿全市民众团体”，建立各种职业分会，相继组建了农民分会、报夫分会、啤酒分会、粪夫分会、国剧分会、国医分会、印刷分会、纸香业分会、理发分会、教育分会等。
同时，新民会首指部组织外围群众团体，如：妇女会、青年团、少年团等，并将其伸展基层的各个角落，城区的坊巷组织、四郊的保甲、联庄会都成为新民会的基层组织。随着新民会的日益膨胀，其组织机构日趋涣散。
新民会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教化。日伪统治时期，北平地区的所有宣传运动都由新民会主持。
日本侵略军对此十分重视，称之为“思想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中华民国新民会指导要纲》，对宣传的方针、内容、方法做了原则规定。新民会公开声称其宣传工作的方针是“剿共灭党联日救国”，完全服从于日本侵略战争。每逢日军发动重要的侵略攻势，日军报导部便制订详细的宣传计划，通过新民会日本顾问的指导，由新民会的汉奸出面组织形形色色的宣传活动。
新民会设置宣传局，其“中央指导报纸”为《新民报》。
1937年底，武田南阳强行接收《世界日报》，逼迫全体职员拼命突击。
四天之后，1938年1月1日，《新民报》创刊号问世。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该报发展极为迅速，到1939年初，各地分社已达134处。
1939年底，报社引进德国先进的印刷设备，每小时可印报32万份，使报纸印数猛增。
《新民报》是日伪统治华北地区的主要舆论工具。它大力鼓吹日伪政府的各项殖民政策，派记者随日伪军进行战地报道，发表社论吹嘘日军侵华的“战绩”。
日军大将山下奉文为该社题词，标榜其为“兴亚之先锋”。
新民会首都指导部还出版地方刊物，如《青年》《首都画刊》《青年呼声》《教育月刊》《模范村》等，宣扬新民主义的汉奸理论。
除发行报纸处，新民会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宣传教化。
新民会中央总会教化部利用放手电台，每天定时播放新民新闻，每适要闻，组织民众统一收听。
北平各个城区都建有新民教育馆，每周举行演讲，为吸引群众，还举办宣讲游艺大会。各地均设置新民阅鉴室，并推广巡回图书车，走街串巷，进行宣传。在天桥开设新民茶馆，通过曲艺说唱，化解枯燥的政治说教。
新民会还组建了新民映画班，摄制颂日反共的新闻片，到各地放映。这些宣传为侵略者摇旗呐喊，欺骗麻醉中国人民，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在学校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城内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政府为建立“日华提携之文教体制”，派遣一批中坚人才来华，指导“临时政府”，“确立亲日教育之牢固基础”。
为培训汉奸骨干，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北平成立了新民学院。军部派遣原关东军退役中将佐藤三郎指导教务。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华北各地的伪政权中充任官吏。
在推广奴化教育的过程中，新民会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为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新民会专门成立新民青年实施委员会，研究控制教师、学生的策略。
青施会审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查禁抗日书籍。它经常组织大中小学生进行作文、演讲比赛，输新民精神，举行讲习会、座谈会、暑期俱乐部等活动，引诱青少年。新民会于1938年4月在北平成立师资讲肆馆，培训中小学校长。为造就人才，新民会还设立青年训练所，学员由各地保送，训练数月，再派往各地新民会、伪政权。统治建立的初期，日伪当局推行的奴化教育猖獗一时，但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抵制。
疯狂的掠夺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立即开始了疯狂的掠夺。
1937年8月17日，北平沦陷不到20天，日军即闯入天安门内的故宫，把大量的文物抢走。
接着，日军又跑到颐和园，把很多珍宝劫去。
37年前，日军在北京城内大肆抢劫。37年后，日军又重演了同样的一幕。除了公开抢劫外，日本侵略者还操纵北平的伪政权，以“合作开发”为名，采用行政手段，加速华北地区的经济殖民化，先后采取了组建殖民经济垄断公司、发行伪货币等手段，加强经济掠夺。
随着不断升级东亚战争，日本的战争资源日益匮乏。日本华北方面军利用伪政权，大力推行以掠夺为目的的经济开发方针。
1941年3月7日，日本在北平设立华北垦业公司，专门策划掠夺劳工和粮食、棉花等战略资源。它圈占土地，经营农场，雇用中国农民，进行超经济性的剥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进一步控制战略资源，1942年1月1日，日伪华北政权宣布开始实行面粉配给制度。北京特别市公署加强粮食的管理，2月25日强令市民填报存粮。
据统计，北平全市有居民300977户，1656025人，共存粮6339099斤，平均每人不足四斤，可见粮食的短缺。
同年5月，伪市公署成立粮食联合办事处，购买大米也开始实行配给缺额。由于日伪政权加紧掠夺，粮荒日益严重，粮食配给日减。
这年底，公职人员亦停止供应大米，白面由每人一袋减至半袋，普通市民只供粗粮。粮价暴涨，玉米面每斤1.05元，比1939年上涨了11倍，还常常供不应求。
12月初，北平城内发生饥民抢粮暴动。西直门外粮库被一抢而空。
中旬，粮店发生抢购惨案，市民因抢购粮食，挤压践踏死5人，伤30多人。入冬以来，市内每天因饥寒交迫而死去的常常在百人以上。
随着战争不断升级，日伪政权公开强征暴敛。
1941年6月，新民会北京总会开展募捐献机运动，遭到民众冷遇。
8月中旬，当局开始挨门逐户劝募，并向全市各同业公会指令摊派。次年，市公署将搜刮来的民财，相继购买飞机八架，献给日军。
1942年初，北平当局成立大东亚战争金品献纳委员会，加紧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力。8月下旬，市公署将强行搜集的金属制品四万多斤，献给日军。10月，日伪政权进一步开始强行收缴铜制品，规定北平市一个月内，必须交纳100万斤。结果，金品献纳委员会仅征集到22万斤。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统治，除了成立新民会外，还颁布一系列政令，加强行政治理。1938年11月3日，北平市公署警察局公布《北京四郊保甲法》，开始编制保甲，实行保甲连坐制度。
它规定：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一乡镇内各保连合为连保，四郊建立的连保总计119处，它还强制18至40岁的男子编入保甲自卫团受训。
同时，京畿的大兴、宛平、通县等地也开始推行保甲制度。至次年3月，北平地区保甲编制完毕。
为严密控制地区，警察局又发布城区街巷公益会规则，自3月28日起实施。内外城区每五户编为一邻，共建1095个公益会，每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每30户设一干事，各会设干事3至9人不等。8月底编制完毕，公益会成为日伪统治下北平街巷的基层行政机构。
日本侵略者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的初期，仅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禁止伪政权编制军队，不准设立军事性机构。随着抗日武装在敌后日益活跃，日军疲于奔命，四面楚歌，只得改变战略，开始编练伪军。
1939年10月，日军在北本正式组建伪军，名为治安军，任命汉奸齐燮元为司令。第一期编制三个集团，下辖八个步兵团。伪军追随日军，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
毒品娼妓泛滥的北平
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北平市内鸦片毒品泛滥猖獗。
日本侵略者公然废除禁烟政策，以渐禁为名，实行鸦片专卖制度，榨取惊人的超额利润，买卖与吸食鸦片公开合法化，毒品泛滥成灾。
七七事变前，北平地区的鸦片年均消费量为1100万两，大部分是西口货（西北产），小部分是北口货（热河产）。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口货输入困难，鸦片价格猛涨，日伪政权见有利可图，设立清查课，征收鸦片通过税。
1938年2月，伪政权首脑王克敏提出：“希望日本方面明确允许鸦片专卖。”6月1日，伪临时政府公布管制鸦片的临时措施：作为营业，允许在娼寮、旅馆和市内的150所烟馆吸食鸦片；对未登记者课以2至10倍的罚金，对无营业执照而提供他人吸食鸦片课以30至50倍的罚金；烟馆月每月应交灯捐十元；吸食鸦片者应领取“限制戒烟执照”，每月交纳手续费一日元，北平伪政府每月征收的鸦片税超过20万元。
1938年10月，日本驻华大使馆制订的《对华北地区鸦片与毒品的方针》。
北平地区的鸦片毒化日益严重。平谷、通州、丰台、长辛店、门头沟、昌平等地相继设立鸦片加工厂。
1942年底，北平全市经北京禁烟分局许可营业的鸦片零售所300多家，白面及吗啡房200家，地下私营的吸毒馆多达3000余家。
全市有烟民15万，白面、吗啡、海洛因吸食者10万人，共计25万，占全市人口的1/7.其后，毒品的销售越来越猖獗，日伪经营的洋行、旅馆、赌场、妓院等处公开贩卖鸦片。经注册的鸦片批发零售商及鸦片烟馆近千家，仅1942年至1943年3月，全市销售鸦片1200万两，登记吸食者超过30万。
北平的大街小巷，土膏店处处可见，整个城区空气中弥漫着鸦片烟味。鸦片毒品的泛滥严重地摧残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天桥著名艺人“八大怪”之一的拉洋片艺人“大金牙”，嗜毒日深，倾家荡产，无力卖艺，沦为乞丐惨死在白云观乞丐收容所。
在鸦片泛滥的同时，娼妓成群。
据燕京大学外籍教授培克调查，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每250人中，有一名妇女沦为娼妓，仅次于当时世界各大城市中最为严重的上海。
北平城内的“献铜献铁”运动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更趋恶化。为支持侵略战争，日伪政权疯狂搜刮战略物资，以至敲骨吸髓。
年初，日军征集军用物资，发动献铜运动。
北平市伪政权奉命组织人力，搜掠故宫内铜佛、铜器等2095斤，毁坏国家宝贵文物，献给日军。
2月10日，伪市公署再次强行收缴铜品40万斤，供给日军制造武器。
3月8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东单召开大会，向日军捐献飞机62架。
但日本侵略者仍贪心不足。14日，日伪政府组织“北京市献机委员会”，决定自4月1日起，增收筵席捐、娱乐捐、游兴捐。至5月中旬又搜刮民财30万元。与此同时，伪政权强令推行献木运动，在北平大肆砍伐树木，5月份伐树5000多株，占成材树木的1/4.这年下半年，日伪政权濒临穷途末路，强制居民献铜献铁，每户至少5斤。不仅民房商店的门环、门窗、铁栏杆被拆抢走，就连伪警察局的铁栏杆也全部被拆除。
日军新兵缺衣，向布店征布，在街头、澡堂抢掠市民衣服的丑闻接连不断，穷困已极，丑态百出。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北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