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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28)
眼下，蒋介石和陈布雷都不可能明晰地知道这次“庐山谈话”会产生多么强烈的轰动效应，更无法预测一年后的“告全国军民书”会被国人高度称赏。但是，不管他们有意还是无意，都必须肯定，此刻两人策谋、对话，那是为即将诞生的“名篇”铺砌着垫脚石，是在给一道算式的分子加大着含量。
蒋示意陈在他的对面坐下。之后，他摇晃着手中的电文，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处心积虑地谋算我们，难道我们就甘心做瓮中鳖？”
陈布雷立即预感到总统今日会有重大决策出台，心头便不由得产生几分兴奋，说：“就在我们力求和平之时，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连世界舆论也震惊异常。日寇天天都在逼着我们抗战。”
蒋介石：“近日以来，我常常有一种事态恶化的不祥征兆，恶梦夜夜不断，不仅仅是个卢沟桥，这座桥以及桥头的宛平一旦失守，北平为何不可能变为沈阳？南京又为何不可能变为北平？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卢沟桥事件的推演，关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陈布雷：“日军一面搞谈判，一面调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他们要干什么，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的准备不能不搞，不能不早搞，不能不大搞！”
蒋介石：“布雷，你刚才那句话说得极好，现在是日本人逼着我们抗战，我们不能再犹豫了，要真刀真枪地拼民族的性命，才可求得最后的胜利。”
陈布雷作着记录。
蒋介石将手中那份电文递给陈布雷，说：“我要找一些人就抗日问题谈一次话，你先拟个稿子，我们刚才谈话的主要内容都可以写进去。当然是越快越好。应该说这个谈话很重要，它是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在公开场合第一次动员军民奋起抗日的谈话，要看出政府和我个人的决心。好，就这样，现在你就去写，晚上我要看初稿，咱们再一起合议一次。”
陈布雷愉快地答应了。他将倾注全部身心去写这篇讲话。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中国人都会在这时候为抗日出力的。
整个庐山静极了，仿佛只有一个声音在轻轻地犹如蚕吃桑叶似地在响动着，那是陈布雷在奋笔疾书……
7月17日，庐山正在召开100多人的谈话会。与会者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会长蒋介石联名邀请的全国各大学校长、教授和各阶层代表、各社团领袖、新闻界知名人士等。他们就当时对日外交关系问题及国内政治经济教育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称之为共同谈话会。16日举行了第一期谈话会。蒋介石那篇著名的《庐山谈话》，便是在17日的第二期谈话会上发表的，后来被国人称之为《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我们从1976年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的《革命文献》第69辑中，引来了全文：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世界舆论也都非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安，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29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惟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察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是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以来的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保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
毛泽东主席在这四天后所著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指出：“7月17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毛泽东还把蒋介石的谈话和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向全国发表的抗战宣言并列起来，称：“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妥协退让。”
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这次谈活的评价。
还有一个外国人――美国记者白修德后来谈到了他当时对蒋先生的印象：
“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尽管表面上的尊严被瘟疫、灾荒、侵略和残忍行为荡涤殆尽；尽管古老的文化被崭新的革命理论所窒息，但在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面，一直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遗传所致，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蒋介石具体体现了这种梗着脖颈的中国人的傲气。”
要说蒋介石没有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痛苦，那是不现实的。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最终能抗战，而不投降，于民族大义上，尚是凛凛一躯。
人们高兴地看到，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的同一天，还亲率张冲、邵力子与应邀前来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双方的谈话都很诚恳，富有成效。
也是这一天，国民党炮兵第7团开到保定，商震部一个师奉命星夜进驻石家庄。
只有敌人才可以让我们变得坚强。这时候每一个中国士兵握着打开了刺刀的枪都会这么想。
19日下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就日本提出的有限期交涉问题，照会日本驻华使馆。这一天是限期的最后一天。照会如下：
自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我国始终不欲扩大事态，始终无挑战之意，且屡次表示愿以和平方法谋求解决。乃日本政府虽亦曾宣示不扩大事态之方针，而同时调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迄今未止，显欲施用武力。我国政府于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做自卫之适当准备，然仍努力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维持。现在我国政府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两方约定一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部队撤回原地……至本事件解决之道，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协商，俾得适当之解决。
像蒋介石的声明一样，国民党政府的照会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扩大事态的阴谋，重申了中国所采取的不得已的、也是必须付诸行动的自卫立场。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地从中日双方的刺刀尖上不时地冒出信号。
枪膛里的弹丸静悄悄地窥视着对方的死亡旅程。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在发表了“谈话”的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已写，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惟此一着耳！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他把生与死都放在了世纪的天平上，不仅仅是为了称出自己的价值，而是要显示一种尊严。
他夜不能寝，当窗站立，谛听夏声，体验人生。
远方，三叠泉的流水声徐徐传来……
瓜田里的贼兵
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日军用枪炮声欢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
河边正三在蒋介石谈话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谈话的内容，他似乎连想也没想就说：
“好嘛，让他知道一下自己招来的后果是什么滋味。进攻！”
他肯定是用牙齿咬出了“进攻”两字，要不为什么那么生硬、恶狠。
19日，日军再次向卢沟桥前线的中国部队发动炮火袭击，那是给蒋介石看的。
中国军队还击。
双方的交锋持续了近四个小时，都有惨重的伤亡。
正午时分，枪声、炮声渐渐停息。
毒阳喷射出毒辣辣的光波，烘烤着田野。本来并不干渴的庄稼地经过这些天多次的战争扫荡像烧焦了似的显得疲惫、贫瘠。
燃烧的村庄仍在冒着硝烟。
庄稼苗衰了，野草在焦灰里悄悄地繁衍着。
田头、地角、坟地……时不时能看到有一两具尸体。
蝉也学会了沉默，泥团似地呆趴在树杆上。
……
失血的田野！
沉重的土地！
这时，一伙日军兵从被炮弹削掉了一个角的碉堡里跑出来，饿狼似的扑进了河滩里的西瓜地……
这片西瓜地足足有3亩。日本兵渴极了，七手八脚地摘扯着西瓜在膝盖上碰破，熟的，狼吞虎咽般吃着；生的，甩掉，继续去摘……
满地的日本兵，满地的西瓜皮，满地的磕碎了的还未熟透的破瓜……
吃饱了，喝足了，鬼子们开始丧尽天良地做坏事，他们用刺刀把地里所剩的西瓜全部捅烂，将瓜蔓撕拽得滚了一地。然后，放一把火，烧着瓜地……
河滩上，一位老者挑着一担水艰难地举步移动。一个鬼子举起枪瞄准老人，扣动了扳机，老人应声倒下……
一队中国士兵从河上游追击而来，对行凶作恶的日本兵进行射击。
瓜田里倒下了一片鬼子的尸体。
燃烧的瓜蔓冒着湿漉漉的烈烟。
田野又归于死寂……
正是在这种浓浓硝烟的掩护下，日军按既定方针长驱直入地向华北推进――
19日，奉命增援华北的日军第20师团近万人在师团长川岸元三郎的率领下，由朝鲜龙山开往天津，一部分已集结于唐山、山海关；
20日，关东军独立第11旅团主力达到高丽营待命。
至此，日军第一批增援兵力全部进入华北。
华北危在旦夕。
永定河畔，农人们在田里用钝镰刀割着熟透了的谷子，那一阵阵缓慢的声音像叹息一样沉重。
一阵暴风雨把农人们打散。
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发表声明：
“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自由”行动？
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手段侵略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为什么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如此充分的“自由”？
20日凌晨1时30分，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
“目前事态恶化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一面阻碍协定，一面不断调中央军北上。当此时机南京政府倘不翻然醒悟，解决时局将全然无望。”
紧接着，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以外交谈判终究不能解决事变，为使平津地区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因此，应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给予新的任务，并把在南满洲待命的临时航空兵团编入中国驻屯军管辖下。同时，着手准备进行国内师团的动员，将以前应急动员的第20师团纳入本动员，还要进行属于这次动员的有关部队的动员，并把这些部队派住华北。”
天气预报说，卢沟桥地区一连三天都有暴雨。
雷声已经从路的尽头传来……
宋哲元至死也不放弃“和平梦”
人的灵魂一旦麻木，一切都成为多余的宣言，多余的姿态。
宋哲元感到很冤，一肚子的委屈、抱怨。他说：
“我错了吗？我成为罪人了吗？打心里说，我是想给国人争来一个和平的没有贼兵的天下，让大人和娃娃都在闻不到硝烟的环境里过日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想，不这样做？”
坐在他对面听他发泄的是秦德纯、张自忠、张克侠等。他们只是听着，什么也不说，脸上没有十分的不耐烦，但可以看出内心已经是按捺不住的无奈了。有什么意义呢？日军已经把华北推进战争的深渊了，还在愚蠢地为自己辩解、表白。
宋哲元确实走得很远了。也许他钟爱和平，可和平之神却远他而去；也许他是为了民众，可民众却谴责他的无情。
最可怕的是，他还在继续远去，还在不遗余力地为民众“着想”。瞧，就在他坐在太师椅上，给秦德纯和二张发泄心头怨气的时候，没有一点要收敛自己主张和行动的意思。他不顾日军屡次挑起事端，而且继续在挑起事端的事实，断然决定还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示他的“和平诚意”。
这是1933年7月19日上午11时――记下这个日子是十分重要的。此刻，日军正炮火连天地进攻中国卢沟桥前线的军队。
宋哲元仍然坐在太师椅上，说：“我想了好久，我们既然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项要求，就应该拿个姿态出来，免得让人家又说我们一方面在搞现地停战协定，一方面又在调兵遣将。当然喽，该调动的部队我们还是按原定计划去办，我是说从另一方面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了我们有力争和平解决事端的义务和责任。比如关于撤退的问题，关于部队换防的问题，还有增援部队是不是都要一窝蜂似地往前拥的问题……”
他列举的这事情无一不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他根本不是征求在座的各位意见，只是通报情况，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不要到时候感到突然，无所适从。
他说：“你们不用表态了，我知道你们很可能不同意我的这些想法、做法，或者说不完全同意。没关系，我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了我的反对者很可能不会少。昨天我跟德纯交换意见时，他就用沉默回答了我。这还不是等于投了反对票吗？我是这样想的，我问心无愧，我出于公心，我是冒着风险来进行一件许多人摇头的工作的。但是，我相信，时间会检验我的作为，事实会验查我的行动。我今天把这些心里话掏出来，当然是希望得到各位的谅解以至支持……”
蒋示意陈在他的对面坐下。之后，他摇晃着手中的电文，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处心积虑地谋算我们，难道我们就甘心做瓮中鳖？”
陈布雷立即预感到总统今日会有重大决策出台，心头便不由得产生几分兴奋，说：“就在我们力求和平之时，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连世界舆论也震惊异常。日寇天天都在逼着我们抗战。”
蒋介石：“近日以来，我常常有一种事态恶化的不祥征兆，恶梦夜夜不断，不仅仅是个卢沟桥，这座桥以及桥头的宛平一旦失守，北平为何不可能变为沈阳？南京又为何不可能变为北平？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卢沟桥事件的推演，关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陈布雷：“日军一面搞谈判，一面调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他们要干什么，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的准备不能不搞，不能不早搞，不能不大搞！”
蒋介石：“布雷，你刚才那句话说得极好，现在是日本人逼着我们抗战，我们不能再犹豫了，要真刀真枪地拼民族的性命，才可求得最后的胜利。”
陈布雷作着记录。
蒋介石将手中那份电文递给陈布雷，说：“我要找一些人就抗日问题谈一次话，你先拟个稿子，我们刚才谈话的主要内容都可以写进去。当然是越快越好。应该说这个谈话很重要，它是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在公开场合第一次动员军民奋起抗日的谈话，要看出政府和我个人的决心。好，就这样，现在你就去写，晚上我要看初稿，咱们再一起合议一次。”
陈布雷愉快地答应了。他将倾注全部身心去写这篇讲话。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中国人都会在这时候为抗日出力的。
整个庐山静极了，仿佛只有一个声音在轻轻地犹如蚕吃桑叶似地在响动着，那是陈布雷在奋笔疾书……
7月17日，庐山正在召开100多人的谈话会。与会者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会长蒋介石联名邀请的全国各大学校长、教授和各阶层代表、各社团领袖、新闻界知名人士等。他们就当时对日外交关系问题及国内政治经济教育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称之为共同谈话会。16日举行了第一期谈话会。蒋介石那篇著名的《庐山谈话》，便是在17日的第二期谈话会上发表的，后来被国人称之为《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我们从1976年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的《革命文献》第69辑中，引来了全文：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世界舆论也都非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安，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29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惟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察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是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以来的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保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
毛泽东主席在这四天后所著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指出：“7月17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毛泽东还把蒋介石的谈话和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向全国发表的抗战宣言并列起来，称：“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妥协退让。”
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这次谈活的评价。
还有一个外国人――美国记者白修德后来谈到了他当时对蒋先生的印象：
“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尽管表面上的尊严被瘟疫、灾荒、侵略和残忍行为荡涤殆尽；尽管古老的文化被崭新的革命理论所窒息，但在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面，一直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遗传所致，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蒋介石具体体现了这种梗着脖颈的中国人的傲气。”
要说蒋介石没有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痛苦，那是不现实的。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最终能抗战，而不投降，于民族大义上，尚是凛凛一躯。
人们高兴地看到，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的同一天，还亲率张冲、邵力子与应邀前来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双方的谈话都很诚恳，富有成效。
也是这一天，国民党炮兵第7团开到保定，商震部一个师奉命星夜进驻石家庄。
只有敌人才可以让我们变得坚强。这时候每一个中国士兵握着打开了刺刀的枪都会这么想。
19日下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就日本提出的有限期交涉问题，照会日本驻华使馆。这一天是限期的最后一天。照会如下：
自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我国始终不欲扩大事态，始终无挑战之意，且屡次表示愿以和平方法谋求解决。乃日本政府虽亦曾宣示不扩大事态之方针，而同时调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迄今未止，显欲施用武力。我国政府于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做自卫之适当准备，然仍努力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维持。现在我国政府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两方约定一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部队撤回原地……至本事件解决之道，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协商，俾得适当之解决。
像蒋介石的声明一样，国民党政府的照会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扩大事态的阴谋，重申了中国所采取的不得已的、也是必须付诸行动的自卫立场。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地从中日双方的刺刀尖上不时地冒出信号。
枪膛里的弹丸静悄悄地窥视着对方的死亡旅程。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在发表了“谈话”的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已写，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惟此一着耳！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他把生与死都放在了世纪的天平上，不仅仅是为了称出自己的价值，而是要显示一种尊严。
他夜不能寝，当窗站立，谛听夏声，体验人生。
远方，三叠泉的流水声徐徐传来……
瓜田里的贼兵
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日军用枪炮声欢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
河边正三在蒋介石谈话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谈话的内容，他似乎连想也没想就说：
“好嘛，让他知道一下自己招来的后果是什么滋味。进攻！”
他肯定是用牙齿咬出了“进攻”两字，要不为什么那么生硬、恶狠。
19日，日军再次向卢沟桥前线的中国部队发动炮火袭击，那是给蒋介石看的。
中国军队还击。
双方的交锋持续了近四个小时，都有惨重的伤亡。
正午时分，枪声、炮声渐渐停息。
毒阳喷射出毒辣辣的光波，烘烤着田野。本来并不干渴的庄稼地经过这些天多次的战争扫荡像烧焦了似的显得疲惫、贫瘠。
燃烧的村庄仍在冒着硝烟。
庄稼苗衰了，野草在焦灰里悄悄地繁衍着。
田头、地角、坟地……时不时能看到有一两具尸体。
蝉也学会了沉默，泥团似地呆趴在树杆上。
……
失血的田野！
沉重的土地！
这时，一伙日军兵从被炮弹削掉了一个角的碉堡里跑出来，饿狼似的扑进了河滩里的西瓜地……
这片西瓜地足足有3亩。日本兵渴极了，七手八脚地摘扯着西瓜在膝盖上碰破，熟的，狼吞虎咽般吃着；生的，甩掉，继续去摘……
满地的日本兵，满地的西瓜皮，满地的磕碎了的还未熟透的破瓜……
吃饱了，喝足了，鬼子们开始丧尽天良地做坏事，他们用刺刀把地里所剩的西瓜全部捅烂，将瓜蔓撕拽得滚了一地。然后，放一把火，烧着瓜地……
河滩上，一位老者挑着一担水艰难地举步移动。一个鬼子举起枪瞄准老人，扣动了扳机，老人应声倒下……
一队中国士兵从河上游追击而来，对行凶作恶的日本兵进行射击。
瓜田里倒下了一片鬼子的尸体。
燃烧的瓜蔓冒着湿漉漉的烈烟。
田野又归于死寂……
正是在这种浓浓硝烟的掩护下，日军按既定方针长驱直入地向华北推进――
19日，奉命增援华北的日军第20师团近万人在师团长川岸元三郎的率领下，由朝鲜龙山开往天津，一部分已集结于唐山、山海关；
20日，关东军独立第11旅团主力达到高丽营待命。
至此，日军第一批增援兵力全部进入华北。
华北危在旦夕。
永定河畔，农人们在田里用钝镰刀割着熟透了的谷子，那一阵阵缓慢的声音像叹息一样沉重。
一阵暴风雨把农人们打散。
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发表声明：
“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自由”行动？
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手段侵略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为什么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如此充分的“自由”？
20日凌晨1时30分，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
“目前事态恶化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一面阻碍协定，一面不断调中央军北上。当此时机南京政府倘不翻然醒悟，解决时局将全然无望。”
紧接着，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以外交谈判终究不能解决事变，为使平津地区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因此，应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给予新的任务，并把在南满洲待命的临时航空兵团编入中国驻屯军管辖下。同时，着手准备进行国内师团的动员，将以前应急动员的第20师团纳入本动员，还要进行属于这次动员的有关部队的动员，并把这些部队派住华北。”
天气预报说，卢沟桥地区一连三天都有暴雨。
雷声已经从路的尽头传来……
宋哲元至死也不放弃“和平梦”
人的灵魂一旦麻木，一切都成为多余的宣言，多余的姿态。
宋哲元感到很冤，一肚子的委屈、抱怨。他说：
“我错了吗？我成为罪人了吗？打心里说，我是想给国人争来一个和平的没有贼兵的天下，让大人和娃娃都在闻不到硝烟的环境里过日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想，不这样做？”
坐在他对面听他发泄的是秦德纯、张自忠、张克侠等。他们只是听着，什么也不说，脸上没有十分的不耐烦，但可以看出内心已经是按捺不住的无奈了。有什么意义呢？日军已经把华北推进战争的深渊了，还在愚蠢地为自己辩解、表白。
宋哲元确实走得很远了。也许他钟爱和平，可和平之神却远他而去；也许他是为了民众，可民众却谴责他的无情。
最可怕的是，他还在继续远去，还在不遗余力地为民众“着想”。瞧，就在他坐在太师椅上，给秦德纯和二张发泄心头怨气的时候，没有一点要收敛自己主张和行动的意思。他不顾日军屡次挑起事端，而且继续在挑起事端的事实，断然决定还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示他的“和平诚意”。
这是1933年7月19日上午11时――记下这个日子是十分重要的。此刻，日军正炮火连天地进攻中国卢沟桥前线的军队。
宋哲元仍然坐在太师椅上，说：“我想了好久，我们既然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项要求，就应该拿个姿态出来，免得让人家又说我们一方面在搞现地停战协定，一方面又在调兵遣将。当然喽，该调动的部队我们还是按原定计划去办，我是说从另一方面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了我们有力争和平解决事端的义务和责任。比如关于撤退的问题，关于部队换防的问题，还有增援部队是不是都要一窝蜂似地往前拥的问题……”
他列举的这事情无一不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他根本不是征求在座的各位意见，只是通报情况，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不要到时候感到突然，无所适从。
他说：“你们不用表态了，我知道你们很可能不同意我的这些想法、做法，或者说不完全同意。没关系，我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了我的反对者很可能不会少。昨天我跟德纯交换意见时，他就用沉默回答了我。这还不是等于投了反对票吗？我是这样想的，我问心无愧，我出于公心，我是冒着风险来进行一件许多人摇头的工作的。但是，我相信，时间会检验我的作为，事实会验查我的行动。我今天把这些心里话掏出来，当然是希望得到各位的谅解以至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