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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8)
宋哲元很害怕闹出事来，便给左右两边的河边和松室孝良悄声说了几句什么，之后，转过脸来对大家说：
“今天的联欢会开得很好，不，应该说我们的宴会很成功，大家都吃得可口，玩得也开心。刚才河边旅团长说中日亲善长存，我很同意，中日亲善长存！”
河边站起来带头鼓掌。
宋哲元宣布：“联欢宴会到此结束！”
中日两国的军官们陆续走出怀仁堂。
宋哲元破例没有先走，他是最后一个走出怀仁堂的，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脚步变得好沉重，好沉重……
回到住所，宋哲元的胸腔里还像灌了铅一样沉闷得难以平静。自责、羞愧、怨恨、失意各种复杂的情绪纠缠在一起，折磨着我们这位心里堵着难言苦楚的军长！
他想：
也许不该举办今天的这个宴会；
也许就不该以我的名义，以29军的名义，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义举办这个宴会；
也许就不该在宴会上唱那些歌儿练那些武术……
他的思绪很乱，比一团交错得没有头绪的乱麻还乱！
今夜，在这个无法平静下来入睡的北平夜晚，他的心情被“联欢宴”的余波撞击着，不是兴奋，也不完全是一种心灰意冷，而是对往昔的深情的追忆。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毛泽东。
怎么会忘记呢？那是几个月前，他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来信，正是这封信，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使他对日寇的态度趋向强硬。
事情是这样的：
在日本大量增兵华北，以武力威胁中国的时候，宋哲元确实有些不知所从，而身为华北地面上的军政要员，他多么需要一个明晰而坚定的思想。他感到自身力量的有限，除了请示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外，还想到了在大革命时期给过他许多帮助的那些朝夕相处的共产党员，于是他派刘子青专程到延安，向毛泽东主席转达了自己“情殷抗日”的心情，希望与共产党合作。毛泽东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也派代表张金吾（张经武）到宋哲元处，担任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代表，决定双方密切合作。
毛泽东给他的信就是这时候写的。他很荣幸今生有了这样一个得到毛先生亲笔信的机会，那封信至今仍然完好无缺地保存着。
毛泽东的信上写道：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29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乃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长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
专此。即请勋祺。
弟 毛泽东 拜启
八月十四日
今夜，宋哲元想起这封信，并默默复诵了信中的主要语句，心中被一种难言的愧疚撕咬着。他宋哲元并没有放弃抗日的主张，如当初一样一直率领29军将士在这形势一触即发的卢沟桥前线与日军周旋，而且还准备作更复杂的残酷的周旋乃至斗争。可是，他也觉察到自己似乎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与自己意愿相悖的一条路。打心里讲，他宋哲元不愿意走这条路……
夜，已经很深了。天上的几颗星星悄悄地钻进了一朵浮云里打盹去了。
宋哲元仍无睡意。他长叹一声：
下步路该怎么走呢？
是的，该怎么走呢？
丰台已经给日军让出来了！
他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夜，很茫然……
下一个目标：强占卢沟桥
不管宋哲元和别人怎么认为，这样一个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29军眼下和以后能大义凛然地站在平津前线抗击日军，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大量工作及全国民众的支援分不开。
29军不是孤军作战。
但是，民众支持、团结宋哲元抗日却走过一段曲折的路……
毫无疑问，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活跃也最有朝气的一支力量，可他们的偏激情绪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学生与29军及平津军警、保安队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反对宋哲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北方党的工作。他一到天津就遇到了“抬棺游行事件”――
一名叫郭清的爱国学生被冀察当局逮捕，惨死于狱中。国民党的暴行激起学生们极大的愤慨，他们抬着郭清的尸体举行了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宋哲元是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镇压，50余人被捕，多人受伤。
刘少奇立即给北平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对几天前发生的“抬棺游行”进行了中肯的批评。他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在华北，不团结宋哲元，不联合29军，抗日救亡就很可能是一句空话。宋虽然有对日军妥协的一面，但我们要看到他率领的29军是一支有爱国光荣传统的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他决不肯做汉奸。如果我们放过这支抗日力量，那就等于给日寇帮了忙。
少奇还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董振堂、赵博生能够参加宁都起义，我们也就可以做宋哲元的工作使他打日本。
这期间，少奇同志在天津亲自布置了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抵制日货、制止走私和清查海河浮尸案为主要内容的“五二八”和“六，一三”游行示威，这两次游行对消除学生和宋哲元的对立情绪起了很好作用。游行的起因是：当时日寇加紧了华北武器走私，并给华北增兵一万多人，进占北宁铁路线；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天津肆无忌惮地修筑工事和兵营，完工后将被迫参加卖苦力的中国民工集体屠杀，然后将尸体抛入海河……
两次游行中，民众首次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拥护29军抗日”“发扬29军抗日传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等。果然，沿路军警没有对游行队伍实行镇压，只是跟着队伍两旁走。
日本人强烈抗议共产党组织的两次游行，宋哲元则公开发表谈话，称学生运动并没有越轨。这表明党的统一战线是有成效的。
1936年岁末，29军针对日军的大演习，也在固安举行了三次对抗大演习，宋哲元亲临现场指挥，中共领导的学委组织清华大学的同学到演习地去参观慰问，献旗致词，鼓舞演习将士；北师大的学生自治会特地组织学生到29军的南苑驻地，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直到七七事变的前两天，北平学生还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到宛平城慰问29军指战员……
中国共产党还在29军内部开展地下工作，秘密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使抗日统一战线深入到29军的要害部门。
中国共产党是一双坚强有力的手，推动着29军在卢沟桥畔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
……
眼下，日军把丰台镇得到手以后，便紧锣密鼓地猎取下一个目标：强占卢沟桥。
日军几乎连气儿都没有歇喘，就迈出了占领卢沟桥的第一步：他们提出要在丰台、卢沟桥之间建造营房。
――又来了，故技重演。
谁都能看透，日寇要向卢沟桥旁边的宛平县渗透。宛平是丰台西南大门上的一颗铆钉。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这个明目张胆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
不同意绝不等于能使日寇收敛自己的狼子野心。他们变着法儿向宛平扩展兵力。
日军的一帮兵到宛平县城周围观察地形，来去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好像在他们自家门前一样逍遥。
中国的士兵质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
日本兵回答：“搞军事演习。”
在他们看来，当兵的搞军事演习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管不着。确实，刚开始对鬼子兵的这种行动无人管，他们每个月或半个月搞一次演习，使用的都是教练弹，而且时间都安排在白天。中国方面不过问，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是，很快日军就得寸进尺了，青面獠牙地露出了凶相，他们的演习频繁起来，每三日至五日就举行一次，教练弹也换成了实弹，且是夜间行动。
29军出面干涉了，要求日军停止这种威胁性的演习。
日方不仅不接受中国的要求，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队伍要穿过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到永定河西岸去进行野外演习。
野外？
自从搞军事演习以来，他们哪一次也不是在屋内进行的呀！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29军坚决给以拒绝。
日军我行我素，根本不把29军的拒绝放在眼里。他们偏偏就在中国驻军的眼皮底下整好队伍，准备开到永定河对岸去。
中国士兵坚守岗位，寸土不让，就是不许日军过去。
日军领队的军官撕破嗓门似的下达了口令：
冲，冲过去！
中国士兵打开刺刀，威风凛凛地站在大路中央。
“你们不要忘了这是中国的地盘，我们是守卫国土的中国士兵。”
“支那兵小小的，你们太不知趣了，我们进城、过河是要执行重要任务的。”
日军的队伍硬往前冲。
中国的哨兵持枪怒视，山样地站着不让路。
双方对阵，舌枪唇战，只剩下扣动扳机了……
冀察政务委员会出面了，给29军下了一道命令：放行，准予日军进宛平城。
委员会的理由是：要给“亲善者”找个台阶下。不，这是给侵略者垒起了一道前进的高台。
中国的官兵们敢怒敢言，大家心里憋着气，冲着北平的方向叫着宋哲元的名字质问：“日本鬼子是你干爹吗？你们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优待？”
宋军座的耳朵根能不发烧么？
日本军队第一次进入宛平县城时，中国士兵的心像被铁钳咬住了一样难受。看着那些耀武扬威的鬼子，气得战士们牙都咬得咯嘣响，真恨不得撂倒几个才解恨。
但是，不能！鬼子进城是军长的命令，部属不敢违抗！
日本兵的傲慢和横蛮并没有因为领到了一张穿越宛平城和卢沟桥的“通行证”而有所改变。一个日本军官折断了一棵小树，拿在手里摇着作乐，看把他美的，好像打了一次大胜仗！破坏了一棵树，值得这么自豪吗？
29军的几个战士受不了这种刺激，他们决心要杀杀这家伙的威风，使他们明白马王爷的三只眼有多厉害。
“赔！你要赔偿这棵树。”几个战士把那个日本军官挡住，围上了。
没想到日本军官竟然听懂了，也用中国话回答道：“赔？树是你们家的吗？它长在大街上管你们屁事！”
说着，他挣脱包围圈，想走开。
几个战士又拦住他，说：
“树长在中国的土地上，你弄坏了当然要赔！”
日本军官实在赖不过去了，只好掏出两角钱扔了过来。
战士们不是图这几个钱，日本兵身上的钱是臭的，他们争的是这口气。
穿城而过的日军队伍渐渐远去，战士们的心里像被人摘掉了五脏六腑一样难受，空虚。中国的军事重镇可以让鬼子兵自由穿行，这是哪一家的规矩？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几乎每天日军的演习队伍都要从宛平城穿过，无人阻拦，无人过问。宛平城变成了日军通向军事前沿的“安全走廊”。
日寇与29军的冲突也随之增多，两国军队的关系呈现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张的趋势。
卢沟桥上的石狮处在动荡、浮躁的氛围中。它们瞪大了眼睛，那表情不仅仅是愤懑、惊异，还有一种等待。
等待什么呢？
夜风传来低缓的涛声絮语，它串起夜色的神秘与朦胧。
这一次日军的军事演习是空前的。
参加演习的部队近一万人，假设进攻目标为北平。卢沟桥、宛平城则是重点攻击点。演习范围达四万平方公里。
鬼子兵是一群凶残的土匪，对演习地域内的老百姓、庄稼、建筑物任意摧残、破坏。小粮、台潞至河台一带刚刚熟透的棉花和小红门附近的白菜全部被踏毁无遗。还没有成熟的高粱及其他庄稼被日军勒令全部砍倒；农民的不少房屋也被毁坏了；有五个收庄稼的农民因为不识字误入日军警戒线，凶暴的鬼子便用蘸水皮鞭将他们抽打而死……
世界变得残酷了，夏日的窗外有一股寒风唱着只有它自己才懂的歌。
多少女儿没有回家，爸爸出门去寻找……
日军演习队伍在经过朝阳门时，横行霸道，鸡狗猪鸭统统被枪杀。有的鬼子冲进居民的家里逞凶。
一个11岁的女孩看不下去了，大声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口号是她从爸爸、妈妈那儿学来的，他们每天夜里都在家里这么喊着。
几个鬼子听见了，上去就把小女孩抓小鸡似的抓起来，痛打一顿。
他们怒向小女孩：还骂不骂皇军？
小女孩又喊了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鬼子便把小女孩扔进了隆隆行进的坦克履带下，立马就碾成了肉泥……
民众在哭泣！
北平在呐喊！
卢沟桥却没有流泪。只是那些石狮子闭上了双眼。
一个鬼子兵望着隆隆的坦克履带，得意地说：我最高兴听到戮杀中国人时发出的哭喊声。
不，他说错了。履带是碾不碎小女孩的怒骂的。听，全中国都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黄河和长江一齐在怒吼！
战备！战备！
日本的“求和”“让步”政策只能是一个阶段的权宜之计。
果然，日寇不再主张对华北实行“自治”了。用日本参谋本部的话说，在对华北“经过最大的忍耐后，准备给予致命的痛击”。
带血的牙齿露出后终于使那张笑脸变得扭曲了。
这应该算是很权威的说法了――1937年初夏，日本驻华武官嘉多城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佐向参谋本部汇报工作时，这样说：
“认为在华北由于我方让步，即可以消灭抗日政策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最有利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蒋介石政权无论表面上或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元化。日本应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应铭记不论在任何场合，采取软弱政策的结果，只会使现在的形势逐步恶化。”
这话是针对林铣十郎内阁讲的，因为“让步”政策是这个内阁实施的。其实，真实情况是：林铣十郎内阁在推行“让步”政策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弃血淋淋的战争屠刀。即使这样，日本国仍然嫌他“软弱”，宣布他的对华政策已经过时。
林内阁被迫在1937年5月31日辞职。
四天后，即6月4日，新组阁的近卫文磨内阁宣布成立。这是个转折点。从此，日本对华政策便正式进入了以军事侵略为主的时期。
近卫文磨，这是个战争魔王。他的所有工作都放在一个立足点上：
战备！战备！
他在发表了就职演说后，就中国问题专门发表了谈话，其内容概括起来就恶狠狠的一句话：必须征服中国！
永定河畔，一堵残墙倒了。
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残骸。它倒了，在枪声还未响起的时候就倒了……
历史就是这般沉重而空虚。
“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距离卢沟桥事变只剩下不足一个月时间了。
当然，那时候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有个“七月七日事变”。但是，置身在卢沟桥畔的人们都有一种感觉：说不定哪一天要出什么事的。
日本鬼子的一连串的异乎寻常的动向使中国人有了这种预感。作为军人，29军的指战员们不得不从这时候起以临战的姿态出现在北平以南的卢沟桥头。
从6月初开始，他们加强了对北平市区、郊区的巡逻和城门的守卫。在卢沟桥一带设了阵地，也增加了兵力；
从6月26日起，他们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警戒，由37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这当然是宋哲元的决定了；
也是从6月下旬起，宋军座指示将卢沟桥和宛平城作为重点防守阵地。219团驻守在宛平和长辛店地区，其中，第3营被指定为加强营，专门负责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
其实，金振中营长在头年春天就驻守在此地了。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地物、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心中有数。眼下，担负了特殊的任务，金营长深感肩头的担子很重，他按照预定的防御计划，将部队进行了临战部署。
全营共六个连队，计1400余人：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两个轻重迫击炮连。
金营长对兵力的部署如下：
铁路桥以东及其以北是重点防守地域，将战斗力较强的11连置于此处；
12连负责防守宛平城以南的地方；
9连驻扎在宛平城内；
10连集结在卢沟桥西首大王庙内，为全营的预备队；
重迫击炮连配置于铁路桥西头，负责歼灭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
“今天的联欢会开得很好，不，应该说我们的宴会很成功，大家都吃得可口，玩得也开心。刚才河边旅团长说中日亲善长存，我很同意，中日亲善长存！”
河边站起来带头鼓掌。
宋哲元宣布：“联欢宴会到此结束！”
中日两国的军官们陆续走出怀仁堂。
宋哲元破例没有先走，他是最后一个走出怀仁堂的，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脚步变得好沉重，好沉重……
回到住所，宋哲元的胸腔里还像灌了铅一样沉闷得难以平静。自责、羞愧、怨恨、失意各种复杂的情绪纠缠在一起，折磨着我们这位心里堵着难言苦楚的军长！
他想：
也许不该举办今天的这个宴会；
也许就不该以我的名义，以29军的名义，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义举办这个宴会；
也许就不该在宴会上唱那些歌儿练那些武术……
他的思绪很乱，比一团交错得没有头绪的乱麻还乱！
今夜，在这个无法平静下来入睡的北平夜晚，他的心情被“联欢宴”的余波撞击着，不是兴奋，也不完全是一种心灰意冷，而是对往昔的深情的追忆。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毛泽东。
怎么会忘记呢？那是几个月前，他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来信，正是这封信，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使他对日寇的态度趋向强硬。
事情是这样的：
在日本大量增兵华北，以武力威胁中国的时候，宋哲元确实有些不知所从，而身为华北地面上的军政要员，他多么需要一个明晰而坚定的思想。他感到自身力量的有限，除了请示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外，还想到了在大革命时期给过他许多帮助的那些朝夕相处的共产党员，于是他派刘子青专程到延安，向毛泽东主席转达了自己“情殷抗日”的心情，希望与共产党合作。毛泽东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也派代表张金吾（张经武）到宋哲元处，担任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代表，决定双方密切合作。
毛泽东给他的信就是这时候写的。他很荣幸今生有了这样一个得到毛先生亲笔信的机会，那封信至今仍然完好无缺地保存着。
毛泽东的信上写道：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29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乃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长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
专此。即请勋祺。
弟 毛泽东 拜启
八月十四日
今夜，宋哲元想起这封信，并默默复诵了信中的主要语句，心中被一种难言的愧疚撕咬着。他宋哲元并没有放弃抗日的主张，如当初一样一直率领29军将士在这形势一触即发的卢沟桥前线与日军周旋，而且还准备作更复杂的残酷的周旋乃至斗争。可是，他也觉察到自己似乎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与自己意愿相悖的一条路。打心里讲，他宋哲元不愿意走这条路……
夜，已经很深了。天上的几颗星星悄悄地钻进了一朵浮云里打盹去了。
宋哲元仍无睡意。他长叹一声：
下步路该怎么走呢？
是的，该怎么走呢？
丰台已经给日军让出来了！
他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夜，很茫然……
下一个目标：强占卢沟桥
不管宋哲元和别人怎么认为，这样一个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29军眼下和以后能大义凛然地站在平津前线抗击日军，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大量工作及全国民众的支援分不开。
29军不是孤军作战。
但是，民众支持、团结宋哲元抗日却走过一段曲折的路……
毫无疑问，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活跃也最有朝气的一支力量，可他们的偏激情绪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学生与29军及平津军警、保安队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反对宋哲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北方党的工作。他一到天津就遇到了“抬棺游行事件”――
一名叫郭清的爱国学生被冀察当局逮捕，惨死于狱中。国民党的暴行激起学生们极大的愤慨，他们抬着郭清的尸体举行了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宋哲元是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镇压，50余人被捕，多人受伤。
刘少奇立即给北平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对几天前发生的“抬棺游行”进行了中肯的批评。他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在华北，不团结宋哲元，不联合29军，抗日救亡就很可能是一句空话。宋虽然有对日军妥协的一面，但我们要看到他率领的29军是一支有爱国光荣传统的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他决不肯做汉奸。如果我们放过这支抗日力量，那就等于给日寇帮了忙。
少奇还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董振堂、赵博生能够参加宁都起义，我们也就可以做宋哲元的工作使他打日本。
这期间，少奇同志在天津亲自布置了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抵制日货、制止走私和清查海河浮尸案为主要内容的“五二八”和“六，一三”游行示威，这两次游行对消除学生和宋哲元的对立情绪起了很好作用。游行的起因是：当时日寇加紧了华北武器走私，并给华北增兵一万多人，进占北宁铁路线；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天津肆无忌惮地修筑工事和兵营，完工后将被迫参加卖苦力的中国民工集体屠杀，然后将尸体抛入海河……
两次游行中，民众首次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拥护29军抗日”“发扬29军抗日传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等。果然，沿路军警没有对游行队伍实行镇压，只是跟着队伍两旁走。
日本人强烈抗议共产党组织的两次游行，宋哲元则公开发表谈话，称学生运动并没有越轨。这表明党的统一战线是有成效的。
1936年岁末，29军针对日军的大演习，也在固安举行了三次对抗大演习，宋哲元亲临现场指挥，中共领导的学委组织清华大学的同学到演习地去参观慰问，献旗致词，鼓舞演习将士；北师大的学生自治会特地组织学生到29军的南苑驻地，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直到七七事变的前两天，北平学生还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到宛平城慰问29军指战员……
中国共产党还在29军内部开展地下工作，秘密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使抗日统一战线深入到29军的要害部门。
中国共产党是一双坚强有力的手，推动着29军在卢沟桥畔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
……
眼下，日军把丰台镇得到手以后，便紧锣密鼓地猎取下一个目标：强占卢沟桥。
日军几乎连气儿都没有歇喘，就迈出了占领卢沟桥的第一步：他们提出要在丰台、卢沟桥之间建造营房。
――又来了，故技重演。
谁都能看透，日寇要向卢沟桥旁边的宛平县渗透。宛平是丰台西南大门上的一颗铆钉。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这个明目张胆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
不同意绝不等于能使日寇收敛自己的狼子野心。他们变着法儿向宛平扩展兵力。
日军的一帮兵到宛平县城周围观察地形，来去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好像在他们自家门前一样逍遥。
中国的士兵质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
日本兵回答：“搞军事演习。”
在他们看来，当兵的搞军事演习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管不着。确实，刚开始对鬼子兵的这种行动无人管，他们每个月或半个月搞一次演习，使用的都是教练弹，而且时间都安排在白天。中国方面不过问，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是，很快日军就得寸进尺了，青面獠牙地露出了凶相，他们的演习频繁起来，每三日至五日就举行一次，教练弹也换成了实弹，且是夜间行动。
29军出面干涉了，要求日军停止这种威胁性的演习。
日方不仅不接受中国的要求，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队伍要穿过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到永定河西岸去进行野外演习。
野外？
自从搞军事演习以来，他们哪一次也不是在屋内进行的呀！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29军坚决给以拒绝。
日军我行我素，根本不把29军的拒绝放在眼里。他们偏偏就在中国驻军的眼皮底下整好队伍，准备开到永定河对岸去。
中国士兵坚守岗位，寸土不让，就是不许日军过去。
日军领队的军官撕破嗓门似的下达了口令：
冲，冲过去！
中国士兵打开刺刀，威风凛凛地站在大路中央。
“你们不要忘了这是中国的地盘，我们是守卫国土的中国士兵。”
“支那兵小小的，你们太不知趣了，我们进城、过河是要执行重要任务的。”
日军的队伍硬往前冲。
中国的哨兵持枪怒视，山样地站着不让路。
双方对阵，舌枪唇战，只剩下扣动扳机了……
冀察政务委员会出面了，给29军下了一道命令：放行，准予日军进宛平城。
委员会的理由是：要给“亲善者”找个台阶下。不，这是给侵略者垒起了一道前进的高台。
中国的官兵们敢怒敢言，大家心里憋着气，冲着北平的方向叫着宋哲元的名字质问：“日本鬼子是你干爹吗？你们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优待？”
宋军座的耳朵根能不发烧么？
日本军队第一次进入宛平县城时，中国士兵的心像被铁钳咬住了一样难受。看着那些耀武扬威的鬼子，气得战士们牙都咬得咯嘣响，真恨不得撂倒几个才解恨。
但是，不能！鬼子进城是军长的命令，部属不敢违抗！
日本兵的傲慢和横蛮并没有因为领到了一张穿越宛平城和卢沟桥的“通行证”而有所改变。一个日本军官折断了一棵小树，拿在手里摇着作乐，看把他美的，好像打了一次大胜仗！破坏了一棵树，值得这么自豪吗？
29军的几个战士受不了这种刺激，他们决心要杀杀这家伙的威风，使他们明白马王爷的三只眼有多厉害。
“赔！你要赔偿这棵树。”几个战士把那个日本军官挡住，围上了。
没想到日本军官竟然听懂了，也用中国话回答道：“赔？树是你们家的吗？它长在大街上管你们屁事！”
说着，他挣脱包围圈，想走开。
几个战士又拦住他，说：
“树长在中国的土地上，你弄坏了当然要赔！”
日本军官实在赖不过去了，只好掏出两角钱扔了过来。
战士们不是图这几个钱，日本兵身上的钱是臭的，他们争的是这口气。
穿城而过的日军队伍渐渐远去，战士们的心里像被人摘掉了五脏六腑一样难受，空虚。中国的军事重镇可以让鬼子兵自由穿行，这是哪一家的规矩？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几乎每天日军的演习队伍都要从宛平城穿过，无人阻拦，无人过问。宛平城变成了日军通向军事前沿的“安全走廊”。
日寇与29军的冲突也随之增多，两国军队的关系呈现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张的趋势。
卢沟桥上的石狮处在动荡、浮躁的氛围中。它们瞪大了眼睛，那表情不仅仅是愤懑、惊异，还有一种等待。
等待什么呢？
夜风传来低缓的涛声絮语，它串起夜色的神秘与朦胧。
这一次日军的军事演习是空前的。
参加演习的部队近一万人，假设进攻目标为北平。卢沟桥、宛平城则是重点攻击点。演习范围达四万平方公里。
鬼子兵是一群凶残的土匪，对演习地域内的老百姓、庄稼、建筑物任意摧残、破坏。小粮、台潞至河台一带刚刚熟透的棉花和小红门附近的白菜全部被踏毁无遗。还没有成熟的高粱及其他庄稼被日军勒令全部砍倒；农民的不少房屋也被毁坏了；有五个收庄稼的农民因为不识字误入日军警戒线，凶暴的鬼子便用蘸水皮鞭将他们抽打而死……
世界变得残酷了，夏日的窗外有一股寒风唱着只有它自己才懂的歌。
多少女儿没有回家，爸爸出门去寻找……
日军演习队伍在经过朝阳门时，横行霸道，鸡狗猪鸭统统被枪杀。有的鬼子冲进居民的家里逞凶。
一个11岁的女孩看不下去了，大声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口号是她从爸爸、妈妈那儿学来的，他们每天夜里都在家里这么喊着。
几个鬼子听见了，上去就把小女孩抓小鸡似的抓起来，痛打一顿。
他们怒向小女孩：还骂不骂皇军？
小女孩又喊了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鬼子便把小女孩扔进了隆隆行进的坦克履带下，立马就碾成了肉泥……
民众在哭泣！
北平在呐喊！
卢沟桥却没有流泪。只是那些石狮子闭上了双眼。
一个鬼子兵望着隆隆的坦克履带，得意地说：我最高兴听到戮杀中国人时发出的哭喊声。
不，他说错了。履带是碾不碎小女孩的怒骂的。听，全中国都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黄河和长江一齐在怒吼！
战备！战备！
日本的“求和”“让步”政策只能是一个阶段的权宜之计。
果然，日寇不再主张对华北实行“自治”了。用日本参谋本部的话说，在对华北“经过最大的忍耐后，准备给予致命的痛击”。
带血的牙齿露出后终于使那张笑脸变得扭曲了。
这应该算是很权威的说法了――1937年初夏，日本驻华武官嘉多城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佐向参谋本部汇报工作时，这样说：
“认为在华北由于我方让步，即可以消灭抗日政策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最有利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蒋介石政权无论表面上或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元化。日本应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应铭记不论在任何场合，采取软弱政策的结果，只会使现在的形势逐步恶化。”
这话是针对林铣十郎内阁讲的，因为“让步”政策是这个内阁实施的。其实，真实情况是：林铣十郎内阁在推行“让步”政策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弃血淋淋的战争屠刀。即使这样，日本国仍然嫌他“软弱”，宣布他的对华政策已经过时。
林内阁被迫在1937年5月31日辞职。
四天后，即6月4日，新组阁的近卫文磨内阁宣布成立。这是个转折点。从此，日本对华政策便正式进入了以军事侵略为主的时期。
近卫文磨，这是个战争魔王。他的所有工作都放在一个立足点上：
战备！战备！
他在发表了就职演说后，就中国问题专门发表了谈话，其内容概括起来就恶狠狠的一句话：必须征服中国！
永定河畔，一堵残墙倒了。
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残骸。它倒了，在枪声还未响起的时候就倒了……
历史就是这般沉重而空虚。
“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距离卢沟桥事变只剩下不足一个月时间了。
当然，那时候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有个“七月七日事变”。但是，置身在卢沟桥畔的人们都有一种感觉：说不定哪一天要出什么事的。
日本鬼子的一连串的异乎寻常的动向使中国人有了这种预感。作为军人，29军的指战员们不得不从这时候起以临战的姿态出现在北平以南的卢沟桥头。
从6月初开始，他们加强了对北平市区、郊区的巡逻和城门的守卫。在卢沟桥一带设了阵地，也增加了兵力；
从6月26日起，他们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警戒，由37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这当然是宋哲元的决定了；
也是从6月下旬起，宋军座指示将卢沟桥和宛平城作为重点防守阵地。219团驻守在宛平和长辛店地区，其中，第3营被指定为加强营，专门负责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
其实，金振中营长在头年春天就驻守在此地了。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地物、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心中有数。眼下，担负了特殊的任务，金营长深感肩头的担子很重，他按照预定的防御计划，将部队进行了临战部署。
全营共六个连队，计1400余人：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两个轻重迫击炮连。
金营长对兵力的部署如下：
铁路桥以东及其以北是重点防守地域，将战斗力较强的11连置于此处；
12连负责防守宛平城以南的地方；
9连驻扎在宛平城内；
10连集结在卢沟桥西首大王庙内，为全营的预备队；
重迫击炮连配置于铁路桥西头，负责歼灭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