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目击天安门-（二）
> 第116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4)
第116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4)
谁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谁都在防着对方的进攻、而自己又绝对不会放弃进攻。
日方推荐他们所豢养的直系余孽齐燮元担任天津市长。
宋哲元断然拒绝。
日方在变化着花招，他们开出了一张不能出任天津市长的19人名单，来限制宋哲元。
宋根本不理睬这个名单，按自己既定的方针行事，建议南京国民党中央将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调为天津市长。这是蒋介石早就所盼的，很快就批准了。
在此之前，蒋就起过一个心思：用张代宋。蒋介石对宋哲元存有戒心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蒋的肚量再大，也不会允许一个曾反对过他的主要对手长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晃悠。蒋想控制华北军政大权之心一日不灭，就一日不可能不设法让宋哲元靠边。于是，就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政权诞生不久，他就特派前西经军二号人物鹿钟麟到北平策反。他得到了一些消息，宋哲元与张自忠之间有矛盾，便想利用这种矛盾，促其内部分化，最后顺其自然地以张代宋。哪知，鹿钟麟来到北平一了解，宋与张的矛盾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剧烈，更重要的是张自忠对南京方面并没有多少好感。蒋介石的此次策反也就没有再进行下去的实际意义了。
蒋介石一直想把宋哲元搞掉，但由于难以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却一直没有搞掉。他们的微妙关系就这么若即若离维系着，犹如沙漠里的幻景，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但总也消失不了……蒋、宋都是具体的人，他们不可能逃脱人世间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只能这样说：他们遇到的矛盾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多、更激烈，因而也更使其烦恼。
宋哲元总是两头奔忙：29军――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29军。两头都是他宣泄自己情绪的场所。一次，宋给官兵们训话，他突然给大家提了个问题，问：
“我们的敌人是谁？”
官兵们齐声回答：“日本军阀！”
宋哲元点了点头，但是好像还不放心，又叮嘱大家说：
“你们心里明白就好，不要那么大声喧嚷。哦！干叫唤那是一个钱也不值的。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坚忍’与‘备战’并行并重的。你们千万要牢牢记住呀！”
这话乍听含含糊糊，好像缺少主语。但是稍微一琢磨全能明白，即是说给南京方面听哩！
开会下来，有人给宋哲元递了个话，说眼下国人对29军的首脑人物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暧昧不明的态度有所微词，舆论界很不满。宋哲元听了显得格外激动，忿忿不平地说：
“张学良走了，何应钦走了，华北就应该白白送给日本人吗？中央要我负责，守大门，又要我本着不抵抗政策，与日本敷衍，又骂我投降日本当汉奸，你看这日子怎么过？”他冷笑一声，声音低了下来：“不管人家骂我们是石敬瑭也好，是张邦昌也好，咱们不卖国，不投降，问心无愧，管他妈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懒得理他！”
继张自忠调为天津市市长之后，宋哲元又让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随之，他便建议将冯治安委任为河北省省长、赵登禹为河北省保安司令。至此，平、津、冀、察两省两市之大权全操于29军将领之手了。
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日本帝国主义从1935年开始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表明他们用政治手段侵吞华北的阴谋遭到失败。
新接任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气得耳旁的一撮毛都翘了起来。他从天津专程赶到北平，问他的部属：
“我们的‘自治’没有成功，什么的原因？你们还有什么招？”
部属们大眼瞪小眼，不知该如何回答。
田代又回到天津，还用那句话问他们在天津的官员，同样没人回答。
田代没有疯，但是他说了一句疯话加浑话：八格牙鲁，我们的帝国八格牙鲁！
留下这句浑活，他又到北平去了……
中日的矛盾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双方正在向战争的道路上迈进，且步伐越来越快。
从1936年初开始，日本又改变了策略，用以经济手段为主来侵略、控制华北。
1936年8月11日，日本内阁在《对华施策》中表现了急欲占有华北资源的野心：“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使该地区作为防共和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可以防备苏联的侵入，另一方面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
同一天，日本内阁在《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中则更明确地露出了带血的贪婪的牙齿：以中日经济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面，形成日、满、华经济集团，使华北政权保持亲日态度，特别是要迅速开发日本国防需要的资源。
把这些称作日本全面掠夺华北资源的经济侵略计划并不过分。他们要梦想成真，便时刻进行着使蓝图变成现实的或是海盗式的夺抢或是强人之难的要求。
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发出通牒，胁迫他成立“华北国”。遭宋哲元拒绝。
田代皖一郎退一步，以退掩进，又提出了“中日经济提携”具体计划。
宋哲元没言声，当然也没摇头。
就在这时候，南京政府电告宋哲元，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的事业都必须与中央主管部洽商。这实际上是拒绝了田代的要求。
日军非常恼火，田代拳头狠劲地砸在了桌子上，一瓶茶水滚翻在地。
他们最恼火的还不是这些。田代以及站在田代身后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尤其可怕的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可以与曾经抵挡过无数次侵略者的万里长城齐名媲美的另一道铜墙铁壁。
中国的大地此刻到处是一片由仇恨的烈火点燃起来的能焚烧一切、淹没一切的汪洋大海。企图偷走太阳的人必然会变成被烧死的野兽。
这个谁也抹不掉的基本事实不仅被当时的实践、也被后来的实践一再的验证，因而成为亘古不变的评估：日本强盗的烧杀掠夺越疯狂，它从正义在胸的民众手中得到的惩罚就越丰盈。
这是一组记载东北抗日联军最初打击日寇的历史数字：
“1932年，日本关东军死伤突破了三万人，1933年死伤高达四万二千余人；1934年死伤近五万五千人。为了维护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关东军出动了仅有的三个师团的主力‘讨伐’抗日武装，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关东军付出了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
这就是一切侵略者无法抗拒的应得的报应。
华北大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睁开了愤怒的眼睛，直视着强盗手中的酒杯。
1935年11月，就在日寇不遗余力地通牒宋哲元宣布“自治”的时候，清华大学等十校学生联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义愤填膺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以及禁止抗日的人的嘴脸，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抗日救国的自由。多么滑稽，抗日受限制，救国没自由！十校的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他大中学校的支持、响应。11月18日，北平各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12月初，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2月9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随之，指挥总部、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和宣传队都成立了。
12月9日清晨，北平市的万余名学生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冒着严寒，走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响亮的口号震撼民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武装保卫华北”……民心沸腾，众志成城。学生要求向南京政府驻平长官何应钦面交请愿书，何应钦根本不在他住的中南海居仁堂，躲进了西山的别墅，拒绝会见学生代表。尤其令人气愤的是警察对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他们封闭了西直门，阻止学生入城参加游行，派出军警用水龙驱散游行队伍，用大刀、木棍袭击游行学生，逮捕30余人，打伤100多人。
这就是震惊历史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大地到处是民众为日寇设置的陷阱。
太行山的石头已经在燃烧，为遍野越烧越旺的抗日烈火增添了一缕光焰。
也是在这时候，发生在南京的同样是震惊历史的“汪精卫遇刺”事件，也许更能说明日寇在中国民众中培植的仇恨达到了怎样一种不可遏止的程度。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100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均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很得意地说：“这次全会显示国内趋于团结的喜人形势。”
9点钟，中央委员们从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之后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了开幕式。会后，代表们步出大礼堂，集合到中央政治会议厅前等候摄影。可是蒋介石迟迟不到场，合影无法进行。
代表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摄影机前，静悄悄地等候着。
蒋还是没有来。
也许主持会务工作的人觉得这样无限度地等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只好宣布拍照。9点35分摄影完毕。缺了主帅，气氛有些沉闷，照片上每个人的脸肯定是半阴半睛。
正当代表们转身要迈上台阶，打算登楼进入会议室接着开会时，突然从照相机、电影机旁的记者群中“叭”射出一颗子弹，命中站在第一排正在转身的汪精卫的左眼外角下左颧骨。汪还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又飞来第二颗子弹，命中了左臂腕部。汪满脸是血，疼痛难忍，他懵了，直愣愣地呆站，一时不知咋办。就在第三颗子弹刚要射出来的一瞬间，紧挨汪坐着的何应钦说了声“危险”，将汪推向一旁，汪半倒了下去。那颗子弹已经飞出，射中了汪的后背第六、第七脊椎骨旁部位。接着又是“叭”一声，这是第四颗子弹，未击中。
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下。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他手握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喊着“打倒卖国贼”。孙原先是19路军的一名排长，怀着对淞沪抗战被出卖的旧恨和东北沦亡的新仇，他才采取了这么一个“民粹派式”的行动。他的目的在于刺杀蒋介石，因蒋介石未出场，临时决定将枪口对准汪精卫。
孙凤鸣在现场被捕――
在慌乱中，第一个起身和孙搏斗的是站在汪身旁的文官张继，他急忙奔到孙凤鸣背后将其拦腰抱住，孙挣扎着又射出两发子弹。
紧接着武将张学良奔上去猛踢一脚，托起孙的手臂，孙手腕一松，手枪落地。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孙凤鸣胸肺中二弹倒地。
“停止射击！怎么可以不留活口呢？”
蒋介石从屋里冲了出来，这样大声喊着。他奔向倒在血泊中的汪精卫跟前，跪下左腿将汪抱在自己右膝之上，问：
“汪先生，你，不要紧吧？”
汪撑着双手半坐起来，脸色苍白，血气全无。
10时半，汪精卫被送进了中央医院，他神志清醒，言语清楚，左眼下面肿得胀乎乎的。医生问他感觉如何，他说：背痛得像穿刺……
亲日派汪精卫落得这样的下场似乎毫不奇怪。年初，他发表了卖国投靠的亲日演说，当时遭到了国人上上下下的痛斥他一点也不在乎。此刻，那股伏着主子发威的劲头哪里去了？
汪精卫遇刺，给人们留下太多的谜。尽管蒋介石说“要留活口”，但仍然是一个死结。
因为孙凤鸣是个硬汉。
他被卫士放枪击中，流血过多，送进医院后濒临死亡。
南京当局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为的线索，指使医院每小时给他注射强心针十多次。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长陶履谦等亲自守在病房，追问孙凤鸣是受了谁的指派。
孙凤鸣的肉体正承受着残忍的折磨，他绝不会给这些刽子手留下一句供词。但是，该说的话他不会带走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从微微张着的嘴唇间迸发出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留给“追究”他的人：
“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精卫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是签字，再不打日本，我们就要亡国，中国人要做亡国奴了！”
第二天清晨，孙凤鸣就平静地死去了。
后来，冯玉祥就孙凤鸣的事发过几次感慨，称赞孙凤鸣的行为。他说：
“姓孙的青年真令人佩服，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可是，我们就容不得这样的人，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后来汪精卫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那青年被弄死了，我们却养活了一个汉奸，我们要为那姓孙的青年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国民党的高层将领里也有说公道话的人。
河流改道，那不是水的错。但是，水的力量确实可以走出新的河道。
第二节 凭空启衅侵宛平，暴雨电闪卢沟桥（二）
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1936年5月，华北驻屯军擅自将兵力由2000人增加到6000人。
紧接着，日军又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联手，签订《华北防共协定》，企图将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增加到两万人。
宋哲元真不可琢磨，有时候表现得对日军十分强硬，你瞧多气派，把政务委员会里的日军亲信撸掉了好几个；有时又那么孙子，日军给他头上撒尿他连个屁也不敢放。6000兵力、两万兵力？日军想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竟然允许他们增兵。这个宋哲元，在关键时刻挺不起腰了。怎么办？外力促他站起来。
华北的民众不答应了。
先是天津的万名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他们愤怒地高呼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口号，像潮水似的从大街上漫过。
随之，北平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天津人民斗争的游行示威。
全国各地抗日团体都纷纷来电来函，或举行活动，表示支持天津民众的正义斗争。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急剧分化。广西军阀李宗仁、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之后，两广组织“抗日救国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江西南部。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阻止两广军队北上，一面收买两广军队将领，他的收买奏效，7月4日，驻广东空军驾机投奔南京，使两广出兵失败。
难怪历史在某个章节显得那样沉重，甚至窒息，原来它的出口处密密匝匝地堆满了路障和清除这些重石的呐喊。
宋哲元不得不拒绝了日寇增兵的要求。
我们面前站的不是一个杀手，而是整个仇恨。
1936年末，华北驻屯军在北平近郊举行了持续一周的军事演习。日军的这次举动，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却给了北平军民以新的刺激。敌人发泄一次，我们的人民就成熟一次。大概这就是对侵略者在人民面前示威的最本质的诠注。
就在日军演习后的第5天，29军也针锋相对地举行了一周的军事演习。
也许深陷的春天才格外真实。
也许残缺的年代更能激励人们去追求完美。
在冲锋号声里，抗日的中国人永远无法终止自己坚定的步子。
每个人每天都在行路，因而对自己对事物都会有新的感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逐渐地强硬了起来。日寇企图用经济手段掠夺和吞并华北的计划一次又一次遭到碰壁，失败。
一种等待交锋的希望在侵略者的心中萌生，这也是一种动力。他们有几分恼羞成怒，将子弹推上了膛：“用武力征服中国！”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咬出这句话时，嘴里分明像含着一杖苦涩的核仁，咽不下，又不想吐出。
咬碎它！这当然是一种仇恨的发泄。
他们的目的暂时没有达到；他们的野心一定不会收敛。
脆弱，有时也显得很坚强。
时间，不会因为想拖住它的人而就得慢条斯理地迈八字步，也不会因为急于打发它的人而变得转瞬即逝。1936年似乎是不紧不慢地晃悠走了。
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个局势呢？
不知道。
它挖中国人的肉，喝中国人的血，民心浮躁，矛盾交错，气候多变，前景莫测。
有多少中国人夜里不敢睡觉，白天无心做工，在家防着暗杀，出门不知去处。刺刀总在他们眼前浮动，狞笑老在他们耳畔响着。人人随时都可能挨一刀，伤不着内脏也会砍着骨头。不管刀刃落在何处都会有鲜血流出。
中国在哭泣。
民众在怒吼。
人们期望黑暗中会有一盏灯，哪怕是一盏比黑暗稍稍显得光明的小灯。绝望中的人往往把死亡当成一种义务。
不尚武的“佐藤外交”
出人意料的是，当1937年在一个霪雨霏霏的凌晨踏着铺雪的小路不知不觉来到后，在不算短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们预料中的那种狂风卷着的枪声以及刺刀送来的婴儿的哭啼。
野兽没有了残忍的发作，世界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平静，人们反而觉得不习惯了。大家太惧怕那种平静之后突然而来的狂飚了，那是一种摧毁人类的腥风血雨。但是，感情脆弱的民众还是希望这种短暂的平静能延长时间而维持下去，哪怕多维持一天也是好的。
这年之初，的确是风平浪静的。
一只鸽子正唱着有魔法的歌。
日寇突然变得温和起来，强硬之中好像兑了一点人情味！1月底，日本的所谓“稳健派”、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行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而是与南京政府实行‘提携’共同反共反苏，建立一个‘思想一元化、国防共国化、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化’的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联盟。”
日方推荐他们所豢养的直系余孽齐燮元担任天津市长。
宋哲元断然拒绝。
日方在变化着花招，他们开出了一张不能出任天津市长的19人名单，来限制宋哲元。
宋根本不理睬这个名单，按自己既定的方针行事，建议南京国民党中央将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调为天津市长。这是蒋介石早就所盼的，很快就批准了。
在此之前，蒋就起过一个心思：用张代宋。蒋介石对宋哲元存有戒心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蒋的肚量再大，也不会允许一个曾反对过他的主要对手长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晃悠。蒋想控制华北军政大权之心一日不灭，就一日不可能不设法让宋哲元靠边。于是，就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政权诞生不久，他就特派前西经军二号人物鹿钟麟到北平策反。他得到了一些消息，宋哲元与张自忠之间有矛盾，便想利用这种矛盾，促其内部分化，最后顺其自然地以张代宋。哪知，鹿钟麟来到北平一了解，宋与张的矛盾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剧烈，更重要的是张自忠对南京方面并没有多少好感。蒋介石的此次策反也就没有再进行下去的实际意义了。
蒋介石一直想把宋哲元搞掉，但由于难以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却一直没有搞掉。他们的微妙关系就这么若即若离维系着，犹如沙漠里的幻景，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但总也消失不了……蒋、宋都是具体的人，他们不可能逃脱人世间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只能这样说：他们遇到的矛盾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多、更激烈，因而也更使其烦恼。
宋哲元总是两头奔忙：29军――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29军。两头都是他宣泄自己情绪的场所。一次，宋给官兵们训话，他突然给大家提了个问题，问：
“我们的敌人是谁？”
官兵们齐声回答：“日本军阀！”
宋哲元点了点头，但是好像还不放心，又叮嘱大家说：
“你们心里明白就好，不要那么大声喧嚷。哦！干叫唤那是一个钱也不值的。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坚忍’与‘备战’并行并重的。你们千万要牢牢记住呀！”
这话乍听含含糊糊，好像缺少主语。但是稍微一琢磨全能明白，即是说给南京方面听哩！
开会下来，有人给宋哲元递了个话，说眼下国人对29军的首脑人物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暧昧不明的态度有所微词，舆论界很不满。宋哲元听了显得格外激动，忿忿不平地说：
“张学良走了，何应钦走了，华北就应该白白送给日本人吗？中央要我负责，守大门，又要我本着不抵抗政策，与日本敷衍，又骂我投降日本当汉奸，你看这日子怎么过？”他冷笑一声，声音低了下来：“不管人家骂我们是石敬瑭也好，是张邦昌也好，咱们不卖国，不投降，问心无愧，管他妈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懒得理他！”
继张自忠调为天津市市长之后，宋哲元又让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随之，他便建议将冯治安委任为河北省省长、赵登禹为河北省保安司令。至此，平、津、冀、察两省两市之大权全操于29军将领之手了。
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日本帝国主义从1935年开始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表明他们用政治手段侵吞华北的阴谋遭到失败。
新接任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气得耳旁的一撮毛都翘了起来。他从天津专程赶到北平，问他的部属：
“我们的‘自治’没有成功，什么的原因？你们还有什么招？”
部属们大眼瞪小眼，不知该如何回答。
田代又回到天津，还用那句话问他们在天津的官员，同样没人回答。
田代没有疯，但是他说了一句疯话加浑话：八格牙鲁，我们的帝国八格牙鲁！
留下这句浑活，他又到北平去了……
中日的矛盾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双方正在向战争的道路上迈进，且步伐越来越快。
从1936年初开始，日本又改变了策略，用以经济手段为主来侵略、控制华北。
1936年8月11日，日本内阁在《对华施策》中表现了急欲占有华北资源的野心：“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使该地区作为防共和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可以防备苏联的侵入，另一方面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
同一天，日本内阁在《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中则更明确地露出了带血的贪婪的牙齿：以中日经济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面，形成日、满、华经济集团，使华北政权保持亲日态度，特别是要迅速开发日本国防需要的资源。
把这些称作日本全面掠夺华北资源的经济侵略计划并不过分。他们要梦想成真，便时刻进行着使蓝图变成现实的或是海盗式的夺抢或是强人之难的要求。
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发出通牒，胁迫他成立“华北国”。遭宋哲元拒绝。
田代皖一郎退一步，以退掩进，又提出了“中日经济提携”具体计划。
宋哲元没言声，当然也没摇头。
就在这时候，南京政府电告宋哲元，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的事业都必须与中央主管部洽商。这实际上是拒绝了田代的要求。
日军非常恼火，田代拳头狠劲地砸在了桌子上，一瓶茶水滚翻在地。
他们最恼火的还不是这些。田代以及站在田代身后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尤其可怕的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可以与曾经抵挡过无数次侵略者的万里长城齐名媲美的另一道铜墙铁壁。
中国的大地此刻到处是一片由仇恨的烈火点燃起来的能焚烧一切、淹没一切的汪洋大海。企图偷走太阳的人必然会变成被烧死的野兽。
这个谁也抹不掉的基本事实不仅被当时的实践、也被后来的实践一再的验证，因而成为亘古不变的评估：日本强盗的烧杀掠夺越疯狂，它从正义在胸的民众手中得到的惩罚就越丰盈。
这是一组记载东北抗日联军最初打击日寇的历史数字：
“1932年，日本关东军死伤突破了三万人，1933年死伤高达四万二千余人；1934年死伤近五万五千人。为了维护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关东军出动了仅有的三个师团的主力‘讨伐’抗日武装，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关东军付出了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
这就是一切侵略者无法抗拒的应得的报应。
华北大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睁开了愤怒的眼睛，直视着强盗手中的酒杯。
1935年11月，就在日寇不遗余力地通牒宋哲元宣布“自治”的时候，清华大学等十校学生联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义愤填膺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以及禁止抗日的人的嘴脸，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抗日救国的自由。多么滑稽，抗日受限制，救国没自由！十校的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他大中学校的支持、响应。11月18日，北平各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12月初，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2月9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随之，指挥总部、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和宣传队都成立了。
12月9日清晨，北平市的万余名学生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冒着严寒，走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响亮的口号震撼民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武装保卫华北”……民心沸腾，众志成城。学生要求向南京政府驻平长官何应钦面交请愿书，何应钦根本不在他住的中南海居仁堂，躲进了西山的别墅，拒绝会见学生代表。尤其令人气愤的是警察对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他们封闭了西直门，阻止学生入城参加游行，派出军警用水龙驱散游行队伍，用大刀、木棍袭击游行学生，逮捕30余人，打伤100多人。
这就是震惊历史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大地到处是民众为日寇设置的陷阱。
太行山的石头已经在燃烧，为遍野越烧越旺的抗日烈火增添了一缕光焰。
也是在这时候，发生在南京的同样是震惊历史的“汪精卫遇刺”事件，也许更能说明日寇在中国民众中培植的仇恨达到了怎样一种不可遏止的程度。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100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均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很得意地说：“这次全会显示国内趋于团结的喜人形势。”
9点钟，中央委员们从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之后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了开幕式。会后，代表们步出大礼堂，集合到中央政治会议厅前等候摄影。可是蒋介石迟迟不到场，合影无法进行。
代表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摄影机前，静悄悄地等候着。
蒋还是没有来。
也许主持会务工作的人觉得这样无限度地等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只好宣布拍照。9点35分摄影完毕。缺了主帅，气氛有些沉闷，照片上每个人的脸肯定是半阴半睛。
正当代表们转身要迈上台阶，打算登楼进入会议室接着开会时，突然从照相机、电影机旁的记者群中“叭”射出一颗子弹，命中站在第一排正在转身的汪精卫的左眼外角下左颧骨。汪还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又飞来第二颗子弹，命中了左臂腕部。汪满脸是血，疼痛难忍，他懵了，直愣愣地呆站，一时不知咋办。就在第三颗子弹刚要射出来的一瞬间，紧挨汪坐着的何应钦说了声“危险”，将汪推向一旁，汪半倒了下去。那颗子弹已经飞出，射中了汪的后背第六、第七脊椎骨旁部位。接着又是“叭”一声，这是第四颗子弹，未击中。
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下。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他手握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喊着“打倒卖国贼”。孙原先是19路军的一名排长，怀着对淞沪抗战被出卖的旧恨和东北沦亡的新仇，他才采取了这么一个“民粹派式”的行动。他的目的在于刺杀蒋介石，因蒋介石未出场，临时决定将枪口对准汪精卫。
孙凤鸣在现场被捕――
在慌乱中，第一个起身和孙搏斗的是站在汪身旁的文官张继，他急忙奔到孙凤鸣背后将其拦腰抱住，孙挣扎着又射出两发子弹。
紧接着武将张学良奔上去猛踢一脚，托起孙的手臂，孙手腕一松，手枪落地。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孙凤鸣胸肺中二弹倒地。
“停止射击！怎么可以不留活口呢？”
蒋介石从屋里冲了出来，这样大声喊着。他奔向倒在血泊中的汪精卫跟前，跪下左腿将汪抱在自己右膝之上，问：
“汪先生，你，不要紧吧？”
汪撑着双手半坐起来，脸色苍白，血气全无。
10时半，汪精卫被送进了中央医院，他神志清醒，言语清楚，左眼下面肿得胀乎乎的。医生问他感觉如何，他说：背痛得像穿刺……
亲日派汪精卫落得这样的下场似乎毫不奇怪。年初，他发表了卖国投靠的亲日演说，当时遭到了国人上上下下的痛斥他一点也不在乎。此刻，那股伏着主子发威的劲头哪里去了？
汪精卫遇刺，给人们留下太多的谜。尽管蒋介石说“要留活口”，但仍然是一个死结。
因为孙凤鸣是个硬汉。
他被卫士放枪击中，流血过多，送进医院后濒临死亡。
南京当局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为的线索，指使医院每小时给他注射强心针十多次。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长陶履谦等亲自守在病房，追问孙凤鸣是受了谁的指派。
孙凤鸣的肉体正承受着残忍的折磨，他绝不会给这些刽子手留下一句供词。但是，该说的话他不会带走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从微微张着的嘴唇间迸发出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留给“追究”他的人：
“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精卫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是签字，再不打日本，我们就要亡国，中国人要做亡国奴了！”
第二天清晨，孙凤鸣就平静地死去了。
后来，冯玉祥就孙凤鸣的事发过几次感慨，称赞孙凤鸣的行为。他说：
“姓孙的青年真令人佩服，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可是，我们就容不得这样的人，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后来汪精卫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那青年被弄死了，我们却养活了一个汉奸，我们要为那姓孙的青年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国民党的高层将领里也有说公道话的人。
河流改道，那不是水的错。但是，水的力量确实可以走出新的河道。
第二节 凭空启衅侵宛平，暴雨电闪卢沟桥（二）
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1936年5月，华北驻屯军擅自将兵力由2000人增加到6000人。
紧接着，日军又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联手，签订《华北防共协定》，企图将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增加到两万人。
宋哲元真不可琢磨，有时候表现得对日军十分强硬，你瞧多气派，把政务委员会里的日军亲信撸掉了好几个；有时又那么孙子，日军给他头上撒尿他连个屁也不敢放。6000兵力、两万兵力？日军想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竟然允许他们增兵。这个宋哲元，在关键时刻挺不起腰了。怎么办？外力促他站起来。
华北的民众不答应了。
先是天津的万名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他们愤怒地高呼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口号，像潮水似的从大街上漫过。
随之，北平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天津人民斗争的游行示威。
全国各地抗日团体都纷纷来电来函，或举行活动，表示支持天津民众的正义斗争。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急剧分化。广西军阀李宗仁、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之后，两广组织“抗日救国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江西南部。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阻止两广军队北上，一面收买两广军队将领，他的收买奏效，7月4日，驻广东空军驾机投奔南京，使两广出兵失败。
难怪历史在某个章节显得那样沉重，甚至窒息，原来它的出口处密密匝匝地堆满了路障和清除这些重石的呐喊。
宋哲元不得不拒绝了日寇增兵的要求。
我们面前站的不是一个杀手，而是整个仇恨。
1936年末，华北驻屯军在北平近郊举行了持续一周的军事演习。日军的这次举动，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却给了北平军民以新的刺激。敌人发泄一次，我们的人民就成熟一次。大概这就是对侵略者在人民面前示威的最本质的诠注。
就在日军演习后的第5天，29军也针锋相对地举行了一周的军事演习。
也许深陷的春天才格外真实。
也许残缺的年代更能激励人们去追求完美。
在冲锋号声里，抗日的中国人永远无法终止自己坚定的步子。
每个人每天都在行路，因而对自己对事物都会有新的感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逐渐地强硬了起来。日寇企图用经济手段掠夺和吞并华北的计划一次又一次遭到碰壁，失败。
一种等待交锋的希望在侵略者的心中萌生，这也是一种动力。他们有几分恼羞成怒，将子弹推上了膛：“用武力征服中国！”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咬出这句话时，嘴里分明像含着一杖苦涩的核仁，咽不下，又不想吐出。
咬碎它！这当然是一种仇恨的发泄。
他们的目的暂时没有达到；他们的野心一定不会收敛。
脆弱，有时也显得很坚强。
时间，不会因为想拖住它的人而就得慢条斯理地迈八字步，也不会因为急于打发它的人而变得转瞬即逝。1936年似乎是不紧不慢地晃悠走了。
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个局势呢？
不知道。
它挖中国人的肉，喝中国人的血，民心浮躁，矛盾交错，气候多变，前景莫测。
有多少中国人夜里不敢睡觉，白天无心做工，在家防着暗杀，出门不知去处。刺刀总在他们眼前浮动，狞笑老在他们耳畔响着。人人随时都可能挨一刀，伤不着内脏也会砍着骨头。不管刀刃落在何处都会有鲜血流出。
中国在哭泣。
民众在怒吼。
人们期望黑暗中会有一盏灯，哪怕是一盏比黑暗稍稍显得光明的小灯。绝望中的人往往把死亡当成一种义务。
不尚武的“佐藤外交”
出人意料的是，当1937年在一个霪雨霏霏的凌晨踏着铺雪的小路不知不觉来到后，在不算短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们预料中的那种狂风卷着的枪声以及刺刀送来的婴儿的哭啼。
野兽没有了残忍的发作，世界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平静，人们反而觉得不习惯了。大家太惧怕那种平静之后突然而来的狂飚了，那是一种摧毁人类的腥风血雨。但是，感情脆弱的民众还是希望这种短暂的平静能延长时间而维持下去，哪怕多维持一天也是好的。
这年之初，的确是风平浪静的。
一只鸽子正唱着有魔法的歌。
日寇突然变得温和起来，强硬之中好像兑了一点人情味！1月底，日本的所谓“稳健派”、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行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而是与南京政府实行‘提携’共同反共反苏，建立一个‘思想一元化、国防共国化、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化’的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