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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九一八震惊中外！一二九激荡天安门(8)
学生们遭到的真正使他们困惑难解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宣传对象――农民。虽然早在出发前同学们就决议入乡随俗，不穿皮鞋，一律穿蓝布大褂。但他们的装束仍然引起农民的惊异。农民们望着这些足登胶鞋、头戴航空帽、一路走一路唱的长袍先生和烫发的小姐们，竟有人说：“大冷天，吃教的还下乡来宣传，嘴里还唱着赞美诗呢！”学生们的讲演、口号和歌曲，老乡们也听不大懂。由于摸不清学生们的来历，有的见他们到来就把大门关了，悄悄地从门缝里往外看。宣传团员们对此深感苦恼和担忧，不理解农民为什么躲着他们，从而意识到自己与农民的距离。
当学生们走进农家阴暗而狭小的土坯房进行调查访问时，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这些来自平津的大学生，多数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有些是资产阶级、地主官僚的子女，他们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从未见过这样的惨景。在这严寒的季节，有些学生穿着皮袍还冻得发抖，而那些农家小孩只围了一块单布片，一家五口只有一床破棉被。不少农家吃的是很稀的糠菜粥，有的竟连这也吃不上。一个农民酸楚地说：“糠菜只能吃到年底，过了年关就没吃的了！”农民牛马般地干了一年，倒要“二八分粮”，地主拿走八成，再加上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农民还能剩下几粒粮食呢？
一个佃户告诉学生，他以高利借来的20块洋钱佃了三亩地，一场大水，地全被淹掉了，地主把地收回去，还逼着还债，“我们到哪里去找饭吃啊！”
一户人家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户主每天要走70多里路去集市卖柿子，一天只能卖得几十枚铜板换饭吃。昨天他没有回来，全家老小只好挨饿，“要等他回来才有饭吃啊！”
此情此景，刺痛了每一位爱国学生的心。这些想下乡来“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学生，自己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们开始了解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了解了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感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再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要真正挽救危亡，仅仅有爱国心是不够的，还应当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奋斗，抗日救国必须和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成功。渐渐地，学生能够接近农民了，他们学着用农民的语言进行宣传，他们从农民的生活说起，说到横在眼前的年关，说到地主豪绅的剥削，说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宣传生动具体，贴近生活，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第三团在马头镇宣传，当他们讲到沦亡后的东北同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时，许多农民愤怒地喊道：“干掉这些日本鬼子！”街头剧《打回老家去》的演出，更激起了群众的民族仇恨，台上台下一齐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怒不可遏地走上台，大声喊道：“我们若不打日本，日本就要打我们。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日本人来一个杀一个，来十个杀十个！”
农民们开始把学生看成自己人了。有的给学生烧水送茶；有的老人给学生讲当年义和团和外国强盗拼杀的故事；有的农民把学生拉到家里，悄悄地讲述大革命失败后高阳、蠡县农民举行暴动的情况，还挽留学生多住几天。这一切使学生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开始意识到，民族革命的力量深藏在工农群众中间。
南下途中，宣传团还组织了有关抗日救国理论和政策的学习讨论。有时开时事座谈会，有时开全团大会，发动大家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经过广泛的讨论，初步认清了敌我，明确了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动全民坚决抗战，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许多宣传团员通过这次南下扩大宣传的实际斗争，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些当年的宣传团员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很有感触地说：“只有工农群众才是革命的力量，只有工农群众才是我们的前途和希望。跟着工农走，尽管要抛掉优裕的生活，经受艰苦的考验，但我宁愿如此，这是一条惟一的光明大道。”“十多天南下扩大宣传……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倒是非常深刻的。要改变人们的思想，现实生活毕竟是最有说服力的，最能打动人心的。”“当时我下决心要参加革命。”
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南下扩大宣传团各团在固安会合后，召开了全团大会，重新制定了行动计划，调整了组织，决定以团为单位分几路前进。由于第四团人少，指挥部决定将第四团并入第一团，去雄县、高阳，第二团去新城、容县，第三团经涿州沿平汉线南下，约定十天后三个团在保定会师。
平津学生的南下扩大宣传震动了北平反动当局。最初，他们责令学校当局派人劝说学生回校，并下令沿途各县随时进行封锁和破坏，但均未奏效，于是便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宣传团前堵后截，武装强迫学生返平。
12日，第二团由固安出发，次日到新城县的辛立庄，住在小学校里，14日，宣传队员利用辛立庄大集，召开了群众大会。第二天，冀察政务委员会专门派人来“劝说”学生返平。此人自称“王委员”，带着警察和特务，新城县长带着保安队，分别乘坐几辆汽车耀武扬威地来到学校。“王委员”当即对学生训话，劝学生回校读书，不要自找苦吃，被“共匪”利用。他的话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师大学生曹国智即席演说，宣传中国人应当热爱祖国，并痛斥汉奸卖国贼的无耻行径。激情满怀，声泪俱下。同学们怒骂汉奸不止，并高喊“打倒亲日派走狗”等口号。“王委员”等人见状，只好灰溜溜地离去。次日一早，特务们开来几辆大卡车，把小学校里的学生绑架到车上，押送回平。
二团的一小部分同学在当日深夜跑出学校后门，追上了几十里地（1里=500米）以外的一团，继续前进。指挥部的董毓华、宋黎连夜赶回北平，向北平市委汇报南下情况。
第三团10日从固安出发，14日到高碑店，住在小学校里，各小分队分散到各村进行宣传。下午4时左右，学校里突然冲进便衣特务和军警20多人。他们腰间挂着手枪，手里拿着绳子，到处搜查，没收了宣传品，撕掉了学生的臂章，并把整个三团围困在一间教室里。这时，大家明白再向南走已经不可能了，宣传团即将被解散。领导小组的几个同学用英语讨论着回去后怎么办的问题。接着又向全体团员传达了回去以后决不能解散，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的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热烈拥护。晚8时，学生们自动排好队，四人一排，手挽着手向火车站行进，于15日清晨乘车回北平。16日，三团在燕大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决定凡是参加过高碑店战斗的宣传团员，就是该团的基本成员。
一团及二团的一部分同学于21日到达保定。这时，他们已得到三团被押解回平以及成立永久性团体的消息；市委要求停止南进，立即回平的指示，也传到宣传团。
一、二团在保定住下后，因大家心中有事不能安眠，就通宵开会讨论宣传团回去后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要成立组织，继续宣传抗日救亡。随后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组织名称，提了几个都不满意，最后北师大女生曹国智提议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场一致鼓掌通过。
次日，一、二团被军警锁进铁皮闷罐车，武装押送回平。
回平后，三个团联合开会，决定采纳一、二团所取的名称，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或民先）。1936年2月1日，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民先队成立大会。会议决定宣传团员自愿加入民先者皆为第一批队员。会上产生了民先领导机关――总队部。队长敖白枫（高锦明），秘书刘文卓（刘导生），组织部长萧敏颂，宣传部长王仁忱。俞启威任民先党团书记。这时队员约有300人左右，下设26个分队。全市设4个区队部。因民先队成立之初，只有平、津两个地区，因此，北平民先队部代行全国民先队部的职责。
成立大会还讨论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规约》等，并发表成立宣言。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所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与共青团组织并存。它要求队员“站在最前列，参加一切救亡工作……与各种救亡团体取得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还要学习理论，学习军事，“准备参加就要到来的战争”。
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在白区的一支有力的青年骨干队伍，它的建立，不仅使党的号召得以在广大学生中贯彻执行，使学联所发动的各次行动有了组织上的保证，而且把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向全国、向海外发展。它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卓有成效地协助共产党领导和推动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向广阔深入方向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一二？九”运动中，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作用，随着“一二？九”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在平津学生下乡宣传的前后，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全国各地爱国学生也纷纷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国，结果均被军警强制解散了。但是，各地学生的扩大宣传活动，在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自己也都受到了一次艰苦的锻炼和深刻的阶级教育。
第六节 曲折发展坎坷路，冲破藩篱迎光明
清华大学学生以2/3的多数通过了褫夺该校“代表”的公权。
师生们说：“堂堂高等学府，岂能容忍军警如此无理！”
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达200余人。
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达200余人。
到会学生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到会学生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杀爱国运动。”
驻天津的日军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杀害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军事工程的数百名中国工人，将尸体投入海河。
傍晚时分，5000多名军警，包括29军的大刀队、机枪连以及保安队，再次层层包围清华园。
英勇而缺乏策略的斗争
“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唤醒了民众，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凶焰。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此惊恐万状，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与破坏。
1936年1月，由北平各校当局背着学生自治会和救国会指定的所谓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回校后，气势汹汹，为虎作伥，鼓吹要绝对信任政府，并要求政府严惩闹事学生。他们公开纠合反动组织，出版反动刊物，如《学生时报》《清华评论》等，妄图分裂学生运动，瓦解学生的斗志。广大学生对“代表”的“晋京聆训”已是非常气愤，他们回来后又如此蛮横，犹如火上浇油，便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清华大学学生以2/3的多数通过了褫夺该校“代表”的公权，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则将他们驱逐出校。北京大学一名“代表”丢失了一张国民党中央发给的几千块钱的巨额支票，被进步同学捡到，同学们便以“拾物招领”的方式把它贴了出去，致使国民党特务的面目在广大同学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就这样，猖獗一时的国民党特务学生，在进步同学坚决而有效的回击下，在广大同学心目中变得声名狼藉、不可收拾了。现实斗争不仅教育了那些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的中间学生，而且使反动当局分裂学生运动的阴谋破产了。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文规定解散救亡团体，军警可以逮捕甚至枪杀抗日群众，钳制救亡言论。19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又密电平、津两市长，取缔两地学联：“若不取缔，势将燎原，拟请明令严行取缔，以弭隐患。”紧接着，反动当局便在全国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进行镇压，军警捕人的消息不断传来。
2月29日拂晓，400多名反动军警闯进清华园，包围了各学生宿舍。一批批武装军警手持黑名单，冲进学生住室，进行搜捕。因清华园内的一批进步学生早有准备，已转移他处，军警搜捕了半天，一无所获。反动军警在各宿舍大搜捕落了空，便闯进图书馆和二院、三院等处，先后扣留了清华中共支部负责人蒋南翔、纠察队长方左英、学联负责人姚克广，还有一位烧锅炉的工人。
光天化日之下反动军警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学生和教师的愤怒，连一向不问政治、只埋头学习和教课的学生和教师也被激怒了。他们说：“堂堂高等学府，岂能容忍军警如此无理！”为了团结广大学生和教师，共同粉碎反动军警的大搜捕，清华学生救国会提出了“护校”和“驱逐反动军警”的自卫口号，马上得到学生和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于是，在民先队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冲出宿舍，与军警展开了搏斗，反动军警被打得狼狈不堪，败阵而去。同学们追至西校门，奋力夺回了被反动军警捆绑的蒋南翔、姚克广、方左英等，并拆散、捣毁了反动军警开来的八辆汽车，使反动军警在逃跑时只得拖枪曳刀，悻悻而去。
傍晚时分，5000多名军警，包括29军的大刀队、机枪连以及保安队，再次层层包围清华园，他们在校园内整整搜了一夜，而黑名单上的学生早已分散避开或改名换姓了。最后，他们便胡乱抓了20多个学生，回去交差。
就在同一天上午，北平宪兵第五队队长盛宣中带领二十中队宪兵，会同公安局侦缉队、内六区署巡官长、警察等50余人，闯入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学生宿舍，大肆搜查，抄走进步书刊、文件、相片等物品近200件，逮捕了地质系、物理系学生三人，拘于宪兵第五队队部。在此以前，1000多名军警还包围和闯进了中国大学，捕去学生50余人。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也先后遭到搜查，数十人被捕。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达200余人。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北平学生运动中的部分领导骨干转移阵地。将姚克广、郭明秋、孙敬文等人先后调至天津、沧州工作。北平城内由于国民党反动的血腥镇压和少数国民党御用教授鼓吹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学生的抗日救亡阵线产生分化，有些人思想动摇彷徨，主张钻入书斋；有的自由散漫，恋爱第一，放弃工作，甚至个别一度在救国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的同学，也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退却了。但是，更多的进步学生被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所激怒，竭力主张对反动派的镇压予以还击。“二二九”反逮捕斗争的胜利，使他们产生了轻敌思想，一种急躁、盲动的情绪滋长蔓延起来。
3月9日，爱国学生郭清被反动派折磨致死的噩耗从狱中传来，北平爱国学生悲痛异常，气愤填膺。郭清，1919年生，山西省灵石县人，1933年考入河北高中（即十七中）。他努力学习，思想进步，是一位极有爱国热情的进步青年。在2月反逮捕斗争中，郭清因抗议校方开除进步学生被捕入狱。在狱中，军警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学联负责人的姓名、住址，逼他承认自己是学运领袖，对他严刑拷打。郭清拒绝回答。最后因身染重病，得不到治疗而惨死狱中。临终前他说：“我决不怕死，因为我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必须救中国！”死时，年仅17岁。北平学联党团在进步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决定于3月31日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追悼大会。
3月31日，参加追悼会的大约千人左右，大多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礼堂里燃着蜡烛，四周布满各校敬献的大批花圈和挽联，平津学联送来了白布横幅，上写：“郭清今日不死，为民族而奋斗，虽死犹生！”整个会场庄严肃穆，充满沉痛气氛。东北大学学生王庸自己花钱从棺材店里租来一口棺材，放在主席台上，棺材前挂着郭清的遗像。会上还散发了《郭清烈士及被迫害的事迹》《告各界同胞书》《告警察及士兵书》等宣传品。学生代表含着热泪，宣读了祭文，祭文中说道：
“我们要把这血淋淋的事实大声告诉全世界，我们要清算这一笔血债。”
“我们今天在你的灵前宣誓，要踏着你的血迹，一齐前进。”
到会学生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最后，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捕学生，禁止再出现逮捕学生的事件。
这时，会场外大批军警、特务、打手包围了北大三院，并在校门口架设机关枪，禁止学生出入。到会学生愤怒了！有人提议抬棺游行，立刻得到全场同学的热烈响应。学联党团接受了同学们的意见，临时确定了游行路线和队伍序列。北大三院的大门已为反动军警封锁，同学们推倒了北大三院与孔德中学之间的一堵墙，便从孔德中学出去，开始了抬棺游行。清华、燕京学生打前锋，北大学生压后尾，杨学诚等人抬着空棺走在队伍中间。许多同学拿着追悼郭清的大字横幅、花圈，唱着《五月的鲜花》等歌曲，参加到游行队伍中。队伍一走出长安街，就被保安队的摩托车队追上，截住去路。反动军警向游行队伍横冲乱打，队伍被打散，54人被捕。
在学生被捕后，学联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一直奔波了两个星期，才知道他们被关在陆军监狱。随后，便发动各校学生，不遗余力地组织营救。在学联、民先队及各方人士的积极营救下，4月13日-5月13日，被捕学生先后被全部释放。暗无天日的铁窗生活不但没有销蚀学生们的革命意志，反而使他们磨炼得更加坚强了。出狱后，他们紧握同学们的手，激动地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为抗日救国奋斗了！”
“三三一”抬棺游行是白色恐怖下北平青年又一次英勇的行动，它使反动当局受到一定的震动，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正面目。但是，这次斗争又是一次失策的行动。由于对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使敌人费尽心机抓不到的学联干部、民先队骨干暴露在敌人面前。有些学生对反动派的镇压产生了恐惧情绪，他们感到进步同学的爱国精神虽然可敬，但他们的行动似乎有些过激、有些冒险，为保证自身的安全，他们不再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埋头于书本和实验室了。
从此，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异常艰苦困难的境地，暂时出现了低潮。
学运新风辟天地
1936年春，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的到来，对北平学生及整个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刘少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了华北的形势、河北省委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状况。他看到这里的党组织仍然存在着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成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障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便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结合华北形势和党的状况，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了党在华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学生们走进农家阴暗而狭小的土坯房进行调查访问时，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这些来自平津的大学生，多数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有些是资产阶级、地主官僚的子女，他们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从未见过这样的惨景。在这严寒的季节，有些学生穿着皮袍还冻得发抖，而那些农家小孩只围了一块单布片，一家五口只有一床破棉被。不少农家吃的是很稀的糠菜粥，有的竟连这也吃不上。一个农民酸楚地说：“糠菜只能吃到年底，过了年关就没吃的了！”农民牛马般地干了一年，倒要“二八分粮”，地主拿走八成，再加上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农民还能剩下几粒粮食呢？
一个佃户告诉学生，他以高利借来的20块洋钱佃了三亩地，一场大水，地全被淹掉了，地主把地收回去，还逼着还债，“我们到哪里去找饭吃啊！”
一户人家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户主每天要走70多里路去集市卖柿子，一天只能卖得几十枚铜板换饭吃。昨天他没有回来，全家老小只好挨饿，“要等他回来才有饭吃啊！”
此情此景，刺痛了每一位爱国学生的心。这些想下乡来“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学生，自己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们开始了解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了解了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感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再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要真正挽救危亡，仅仅有爱国心是不够的，还应当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奋斗，抗日救国必须和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成功。渐渐地，学生能够接近农民了，他们学着用农民的语言进行宣传，他们从农民的生活说起，说到横在眼前的年关，说到地主豪绅的剥削，说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宣传生动具体，贴近生活，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第三团在马头镇宣传，当他们讲到沦亡后的东北同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时，许多农民愤怒地喊道：“干掉这些日本鬼子！”街头剧《打回老家去》的演出，更激起了群众的民族仇恨，台上台下一齐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怒不可遏地走上台，大声喊道：“我们若不打日本，日本就要打我们。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日本人来一个杀一个，来十个杀十个！”
农民们开始把学生看成自己人了。有的给学生烧水送茶；有的老人给学生讲当年义和团和外国强盗拼杀的故事；有的农民把学生拉到家里，悄悄地讲述大革命失败后高阳、蠡县农民举行暴动的情况，还挽留学生多住几天。这一切使学生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开始意识到，民族革命的力量深藏在工农群众中间。
南下途中，宣传团还组织了有关抗日救国理论和政策的学习讨论。有时开时事座谈会，有时开全团大会，发动大家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经过广泛的讨论，初步认清了敌我，明确了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动全民坚决抗战，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许多宣传团员通过这次南下扩大宣传的实际斗争，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些当年的宣传团员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很有感触地说：“只有工农群众才是革命的力量，只有工农群众才是我们的前途和希望。跟着工农走，尽管要抛掉优裕的生活，经受艰苦的考验，但我宁愿如此，这是一条惟一的光明大道。”“十多天南下扩大宣传……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倒是非常深刻的。要改变人们的思想，现实生活毕竟是最有说服力的，最能打动人心的。”“当时我下决心要参加革命。”
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南下扩大宣传团各团在固安会合后，召开了全团大会，重新制定了行动计划，调整了组织，决定以团为单位分几路前进。由于第四团人少，指挥部决定将第四团并入第一团，去雄县、高阳，第二团去新城、容县，第三团经涿州沿平汉线南下，约定十天后三个团在保定会师。
平津学生的南下扩大宣传震动了北平反动当局。最初，他们责令学校当局派人劝说学生回校，并下令沿途各县随时进行封锁和破坏，但均未奏效，于是便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宣传团前堵后截，武装强迫学生返平。
12日，第二团由固安出发，次日到新城县的辛立庄，住在小学校里，14日，宣传队员利用辛立庄大集，召开了群众大会。第二天，冀察政务委员会专门派人来“劝说”学生返平。此人自称“王委员”，带着警察和特务，新城县长带着保安队，分别乘坐几辆汽车耀武扬威地来到学校。“王委员”当即对学生训话，劝学生回校读书，不要自找苦吃，被“共匪”利用。他的话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师大学生曹国智即席演说，宣传中国人应当热爱祖国，并痛斥汉奸卖国贼的无耻行径。激情满怀，声泪俱下。同学们怒骂汉奸不止，并高喊“打倒亲日派走狗”等口号。“王委员”等人见状，只好灰溜溜地离去。次日一早，特务们开来几辆大卡车，把小学校里的学生绑架到车上，押送回平。
二团的一小部分同学在当日深夜跑出学校后门，追上了几十里地（1里=500米）以外的一团，继续前进。指挥部的董毓华、宋黎连夜赶回北平，向北平市委汇报南下情况。
第三团10日从固安出发，14日到高碑店，住在小学校里，各小分队分散到各村进行宣传。下午4时左右，学校里突然冲进便衣特务和军警20多人。他们腰间挂着手枪，手里拿着绳子，到处搜查，没收了宣传品，撕掉了学生的臂章，并把整个三团围困在一间教室里。这时，大家明白再向南走已经不可能了，宣传团即将被解散。领导小组的几个同学用英语讨论着回去后怎么办的问题。接着又向全体团员传达了回去以后决不能解散，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的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热烈拥护。晚8时，学生们自动排好队，四人一排，手挽着手向火车站行进，于15日清晨乘车回北平。16日，三团在燕大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决定凡是参加过高碑店战斗的宣传团员，就是该团的基本成员。
一团及二团的一部分同学于21日到达保定。这时，他们已得到三团被押解回平以及成立永久性团体的消息；市委要求停止南进，立即回平的指示，也传到宣传团。
一、二团在保定住下后，因大家心中有事不能安眠，就通宵开会讨论宣传团回去后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要成立组织，继续宣传抗日救亡。随后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组织名称，提了几个都不满意，最后北师大女生曹国智提议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场一致鼓掌通过。
次日，一、二团被军警锁进铁皮闷罐车，武装押送回平。
回平后，三个团联合开会，决定采纳一、二团所取的名称，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或民先）。1936年2月1日，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民先队成立大会。会议决定宣传团员自愿加入民先者皆为第一批队员。会上产生了民先领导机关――总队部。队长敖白枫（高锦明），秘书刘文卓（刘导生），组织部长萧敏颂，宣传部长王仁忱。俞启威任民先党团书记。这时队员约有300人左右，下设26个分队。全市设4个区队部。因民先队成立之初，只有平、津两个地区，因此，北平民先队部代行全国民先队部的职责。
成立大会还讨论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规约》等，并发表成立宣言。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所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与共青团组织并存。它要求队员“站在最前列，参加一切救亡工作……与各种救亡团体取得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还要学习理论，学习军事，“准备参加就要到来的战争”。
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在白区的一支有力的青年骨干队伍，它的建立，不仅使党的号召得以在广大学生中贯彻执行，使学联所发动的各次行动有了组织上的保证，而且把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向全国、向海外发展。它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卓有成效地协助共产党领导和推动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向广阔深入方向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一二？九”运动中，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作用，随着“一二？九”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在平津学生下乡宣传的前后，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全国各地爱国学生也纷纷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国，结果均被军警强制解散了。但是，各地学生的扩大宣传活动，在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自己也都受到了一次艰苦的锻炼和深刻的阶级教育。
第六节 曲折发展坎坷路，冲破藩篱迎光明
清华大学学生以2/3的多数通过了褫夺该校“代表”的公权。
师生们说：“堂堂高等学府，岂能容忍军警如此无理！”
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达200余人。
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达200余人。
到会学生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到会学生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杀爱国运动。”
驻天津的日军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杀害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军事工程的数百名中国工人，将尸体投入海河。
傍晚时分，5000多名军警，包括29军的大刀队、机枪连以及保安队，再次层层包围清华园。
英勇而缺乏策略的斗争
“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唤醒了民众，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凶焰。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此惊恐万状，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与破坏。
1936年1月，由北平各校当局背着学生自治会和救国会指定的所谓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回校后，气势汹汹，为虎作伥，鼓吹要绝对信任政府，并要求政府严惩闹事学生。他们公开纠合反动组织，出版反动刊物，如《学生时报》《清华评论》等，妄图分裂学生运动，瓦解学生的斗志。广大学生对“代表”的“晋京聆训”已是非常气愤，他们回来后又如此蛮横，犹如火上浇油，便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清华大学学生以2/3的多数通过了褫夺该校“代表”的公权，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则将他们驱逐出校。北京大学一名“代表”丢失了一张国民党中央发给的几千块钱的巨额支票，被进步同学捡到，同学们便以“拾物招领”的方式把它贴了出去，致使国民党特务的面目在广大同学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就这样，猖獗一时的国民党特务学生，在进步同学坚决而有效的回击下，在广大同学心目中变得声名狼藉、不可收拾了。现实斗争不仅教育了那些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的中间学生，而且使反动当局分裂学生运动的阴谋破产了。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文规定解散救亡团体，军警可以逮捕甚至枪杀抗日群众，钳制救亡言论。19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又密电平、津两市长，取缔两地学联：“若不取缔，势将燎原，拟请明令严行取缔，以弭隐患。”紧接着，反动当局便在全国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进行镇压，军警捕人的消息不断传来。
2月29日拂晓，400多名反动军警闯进清华园，包围了各学生宿舍。一批批武装军警手持黑名单，冲进学生住室，进行搜捕。因清华园内的一批进步学生早有准备，已转移他处，军警搜捕了半天，一无所获。反动军警在各宿舍大搜捕落了空，便闯进图书馆和二院、三院等处，先后扣留了清华中共支部负责人蒋南翔、纠察队长方左英、学联负责人姚克广，还有一位烧锅炉的工人。
光天化日之下反动军警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学生和教师的愤怒，连一向不问政治、只埋头学习和教课的学生和教师也被激怒了。他们说：“堂堂高等学府，岂能容忍军警如此无理！”为了团结广大学生和教师，共同粉碎反动军警的大搜捕，清华学生救国会提出了“护校”和“驱逐反动军警”的自卫口号，马上得到学生和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于是，在民先队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冲出宿舍，与军警展开了搏斗，反动军警被打得狼狈不堪，败阵而去。同学们追至西校门，奋力夺回了被反动军警捆绑的蒋南翔、姚克广、方左英等，并拆散、捣毁了反动军警开来的八辆汽车，使反动军警在逃跑时只得拖枪曳刀，悻悻而去。
傍晚时分，5000多名军警，包括29军的大刀队、机枪连以及保安队，再次层层包围清华园，他们在校园内整整搜了一夜，而黑名单上的学生早已分散避开或改名换姓了。最后，他们便胡乱抓了20多个学生，回去交差。
就在同一天上午，北平宪兵第五队队长盛宣中带领二十中队宪兵，会同公安局侦缉队、内六区署巡官长、警察等50余人，闯入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学生宿舍，大肆搜查，抄走进步书刊、文件、相片等物品近200件，逮捕了地质系、物理系学生三人，拘于宪兵第五队队部。在此以前，1000多名军警还包围和闯进了中国大学，捕去学生50余人。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也先后遭到搜查，数十人被捕。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达200余人。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北平学生运动中的部分领导骨干转移阵地。将姚克广、郭明秋、孙敬文等人先后调至天津、沧州工作。北平城内由于国民党反动的血腥镇压和少数国民党御用教授鼓吹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学生的抗日救亡阵线产生分化，有些人思想动摇彷徨，主张钻入书斋；有的自由散漫，恋爱第一，放弃工作，甚至个别一度在救国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的同学，也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退却了。但是，更多的进步学生被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所激怒，竭力主张对反动派的镇压予以还击。“二二九”反逮捕斗争的胜利，使他们产生了轻敌思想，一种急躁、盲动的情绪滋长蔓延起来。
3月9日，爱国学生郭清被反动派折磨致死的噩耗从狱中传来，北平爱国学生悲痛异常，气愤填膺。郭清，1919年生，山西省灵石县人，1933年考入河北高中（即十七中）。他努力学习，思想进步，是一位极有爱国热情的进步青年。在2月反逮捕斗争中，郭清因抗议校方开除进步学生被捕入狱。在狱中，军警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学联负责人的姓名、住址，逼他承认自己是学运领袖，对他严刑拷打。郭清拒绝回答。最后因身染重病，得不到治疗而惨死狱中。临终前他说：“我决不怕死，因为我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必须救中国！”死时，年仅17岁。北平学联党团在进步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决定于3月31日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追悼大会。
3月31日，参加追悼会的大约千人左右，大多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礼堂里燃着蜡烛，四周布满各校敬献的大批花圈和挽联，平津学联送来了白布横幅，上写：“郭清今日不死，为民族而奋斗，虽死犹生！”整个会场庄严肃穆，充满沉痛气氛。东北大学学生王庸自己花钱从棺材店里租来一口棺材，放在主席台上，棺材前挂着郭清的遗像。会上还散发了《郭清烈士及被迫害的事迹》《告各界同胞书》《告警察及士兵书》等宣传品。学生代表含着热泪，宣读了祭文，祭文中说道：
“我们要把这血淋淋的事实大声告诉全世界，我们要清算这一笔血债。”
“我们今天在你的灵前宣誓，要踏着你的血迹，一齐前进。”
到会学生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最后，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捕学生，禁止再出现逮捕学生的事件。
这时，会场外大批军警、特务、打手包围了北大三院，并在校门口架设机关枪，禁止学生出入。到会学生愤怒了！有人提议抬棺游行，立刻得到全场同学的热烈响应。学联党团接受了同学们的意见，临时确定了游行路线和队伍序列。北大三院的大门已为反动军警封锁，同学们推倒了北大三院与孔德中学之间的一堵墙，便从孔德中学出去，开始了抬棺游行。清华、燕京学生打前锋，北大学生压后尾，杨学诚等人抬着空棺走在队伍中间。许多同学拿着追悼郭清的大字横幅、花圈，唱着《五月的鲜花》等歌曲，参加到游行队伍中。队伍一走出长安街，就被保安队的摩托车队追上，截住去路。反动军警向游行队伍横冲乱打，队伍被打散，54人被捕。
在学生被捕后，学联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一直奔波了两个星期，才知道他们被关在陆军监狱。随后，便发动各校学生，不遗余力地组织营救。在学联、民先队及各方人士的积极营救下，4月13日-5月13日，被捕学生先后被全部释放。暗无天日的铁窗生活不但没有销蚀学生们的革命意志，反而使他们磨炼得更加坚强了。出狱后，他们紧握同学们的手，激动地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为抗日救国奋斗了！”
“三三一”抬棺游行是白色恐怖下北平青年又一次英勇的行动，它使反动当局受到一定的震动，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正面目。但是，这次斗争又是一次失策的行动。由于对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使敌人费尽心机抓不到的学联干部、民先队骨干暴露在敌人面前。有些学生对反动派的镇压产生了恐惧情绪，他们感到进步同学的爱国精神虽然可敬，但他们的行动似乎有些过激、有些冒险，为保证自身的安全，他们不再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埋头于书本和实验室了。
从此，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异常艰苦困难的境地，暂时出现了低潮。
学运新风辟天地
1936年春，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的到来，对北平学生及整个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刘少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了华北的形势、河北省委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状况。他看到这里的党组织仍然存在着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成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障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便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结合华北形势和党的状况，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了党在华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