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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 九一八震惊中外！一二九激荡天安门(7)
东北大学一学生在搏斗中发现一女学生被抓，他机智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石灰，向军警脸上撒去。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军警，他们虎视眈眈地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古城再一次怒吼了！
宋哲元的大刀、水龙头扑不灭北平学生的抗日怒火。
蒋介石“晋京聆训”的命令破产了。
一个农民酸楚地说：“糠菜只能吃到年底，过了年关就没吃的了！”
“一？二九”与“一二一六”
1935年12月9日，这是一个阴云密布、朔风凛冽、滴水成冰的日子。清晨，当北平这座文化古城还在沉睡的时候，城内外参加游行的爱国学生，已经按预定计划迎着刺骨的寒风出发了。
北平警察当局事先听到了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清晨就下了戒严令。他们紧闭城门，并在城内派出警察包围各校，学校当局也奉命把守校门，禁止学生出入，妄图阻止这次运动。但是，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市立女一中等校的爱国学生，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重重包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在突围中，各校同学与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东北大学一学生在搏斗中发现一女学生被抓，他机智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石灰，向军警脸上撒去。军警因眯了眼，才松开了那名同学。到上午10点多钟，这里已汇集了城内十多个学校的约1000多名学生。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大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就在中南海里面的居仁堂办公。这天，新华门大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队，还有手持明晃晃刀枪的内二区警察、北平警备司令部的宪兵、平津卫戍司令部特务营的士兵，杀气腾腾，如临大敌。广大爱国学生在广场上，挥舞着旗帜、标语，不停地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学生们还临时推选出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和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刚等12人，作为代表，前往居仁堂请愿。代表们临时草拟了六项请愿要求，得到全体学生的一致通过：（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类似组织；
（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直到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才出来“抚慰”学生，而何应钦本人则早已闻风躲到平西小汤山去了。
这时，各校代表看请愿不成，决定进行示威游行。游行的路线是：队伍先经西单、西四牌楼、去西直门迎接清华、燕京的队伍入城，然后转到沙滩，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并决定由东北大学学生宋黎担任示威游行总指挥。当宋黎宣布游行开始后，上千人的抗日救亡洪流，在一片口号声、呐喊声、歌曲声中，向西进发，涌流在西长安街上。领导整个游行队伍的负责人是中共北平市临委的彭涛和学联负责人郭明秋、姚克广等。此时，他们正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通过交通员掌握情况，传递消息。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当队伍来到北京大学红楼门外时，游行队伍的宣传员跑到校内高喊“北大，起来！”“北大，恢复‘五四’精神！”游行队伍齐声高喊“欢迎北大同学参加！”北大因事前没有得到游行的通知，一院（文学院）学生正在上课，听到喊声，200多名学生跑出校门，举起临时赶制的北大校旗，参加了游行队伍。沿途还有陆续冲出军警包围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弘达中学、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市立女一中、女二中、志成中学、成城中学、镜湖中学、汇文中学、艺文中学、河北高中、河北省立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汇入大队。队伍抵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超过3000.将近黄昏，队伍的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而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这时，一场更加残酷的斗争开始了。只见街道两旁和大街中间，站满了手持大刀、木棍等凶器的军警，他们虎视眈眈地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消防队在东安市场前东单二条胡同口设置了不少水龙。爱国学生没有被这杀气腾腾的局面吓退，继续前进。
这时，站在水龙旁边的警察，突然打开水龙向学生们喷射起来，大批军警也挥舞皮鞭、枪柄、木棍从西侧夹击过来，走在队伍最前边的学生和纠察队员，全身被浇透了，40多名同学受伤，东北大学的林铎被打断了鼻梁骨，女二中的毛真左臂被砍伤，鲜血淋漓……经过二三十分钟的英勇搏斗，游行队伍还是被打散了。在这种情况下，游行队伍中的交通员根据指挥部的意见，向同学们喊：“快到北大三院集合！”被冲散的游行队伍，很快汇集到北大三院，宋黎当场传达了北平市学联关于从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和准备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其后，爱国学生高呼口号，返回各自的学校。
西北郊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1000多名学生，由于城门紧闭，被阻止在城外。其中一部分人沿着城墙奔走，向城上的军警挥泪讲演，一部分守候在西直门外，向周围的市民悲愤地控诉，这支请愿游行队伍，从黎明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
在12月9日的请愿示威中，北京大学许德珩、中国大学吴承仕等教授也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战斗。燕京大学教师雷洁琼与美籍教授夏仁德一起，为在西直门外坚持斗争的学生，送来了食品。此外，《世界日报》、《北平晨报》的记者，以及驻京的外国通讯社、报社的记者，也跟随游行队伍进行采访。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不仅亲身参加了请愿游行，还拍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并于当晚给纽约《太阳报》发了一条长长的电讯，称这次行动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
通过请愿示威，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纷纷表示：我们不能再做依赖政府抗战的迷梦了。他们坚信这次行动仅是一个小火花，而“这小小火花，将会燃起全国民众革命的烈火”。10日，全市学生在北平学联领导下，开始总罢课。在罢课中，许多学校首先建立和健全了学生自己的组织，公开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救国会等，引导学生讨论华北的局势及青年人的任务等问题。此外，有些学校还组织了文艺社、国内外宣传队、翻译组、纠察队等组织，出版了《一二？九特刊》、《怒吼吧！》等刊物，团结了同学，扩大了“一二？九”的宣传。
“一二？九”爱国游行使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许多人强烈要求“再来一次”，迫切要求参加行动。全国许多城市和农村的大、中、小学及工会等组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热情地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的领导下，决定进一步发动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和教师，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北平学联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制定了示威游行的口号、路线，划分了发动区域和若干路游行队伍，成立了示威游行指挥部。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的消息，学联立即将示威游行定在这一天，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5日，各校学生接到通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鉴于上次被阻城外的教训，决定各校抽出30人组成先遣队提前进城，以便第二天接应大队入城。城内北京大学等校组织了纠察队、交通队，赶制了各种宣传品，整整忙了一夜。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古城再一次怒吼了！
这天，示威游行队伍共分为四个大队：城内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率领，包括平大工学院、第三中学、平民中学、北平师范大学、民国大学、民国学院附中、镜湖中学；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包括弘达中学一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包括东北中山中学、求实中学、贝满女中、两吉中学、河北高中、辅仁大学、华北中学、中法大学、竞存中学、女中、精业中学、温泉中学；城外为第四大队，由清华大学率领，包括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孔德中学、成达中学、弘达中学二院等，参加学生总计约1万人。
早晨，城内三路学生队伍分别出动，他们冲破军警的包围和阻拦，汇集在一起。队伍在南长街南口、新华门附近先后遭到军警的水龙冲射。同学们不畏强暴，勇往直前。其中十几名同学奋力夺过军警手中的水龙，向军警反射。经过几次搏斗，队伍终于在上午11时左右汇集到天桥广场。当示威游行总指挥部宣布市民大会开始时，广场上旗帜翻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声此起彼落，声震云霄。大会通过决议，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收复东北失地，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并决定立即到东交民巷示威。
大会结束后，长达二里（1000米）的示威队伍继续游行，当行至珠市口时，清华、燕京等校组成的第四大队正好赶到，于是四路大队有秩序地向前门进军。此时。守城军警已将城门关闭，大批军警和保安队拦截示威队伍，不许通行。在这种情况下，游行指挥部决定在前门外西车站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会议重申了天桥市民大会的决议内容。
会后，示威学生分三队从正阳门、宣武门进城。在宣武门，宋哲元部队和武装警察先后制造了三次大的血腥镇压，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斗争一直持续到深夜一两点钟。在“一二一六”这一天，全市共有二三十名学生被捕，400人左右受伤。但是，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群众的支持。宣武门外的许多居民为学生送来了热腾腾的豆浆、茶水和大饼；一些洋车夫主动拉受伤学生去医院；不少医院不顾当局的禁令，收容和抢救受伤学生。
北平广大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的两次大规模示威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行径，“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延期成立。尽管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封锁消息，严禁各报报道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但是，这一重大新闻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出去了。《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大公报》等报的爱国记者巧妙地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广大读者。他们在当天报纸的“教育界”一版里满版开天窗，横七竖八地塞了一些同样内容的广告，使人一看便知这里的重要新闻被抽掉了。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爱国学生，群起响应，先是发出慰问电和宣言，随后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天津、上海、广州、青岛、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南宁、长沙、扬州、徐州、保定、苏州、张家口、宁波、南通、重庆、芜湖、常州、香港……到处爆发了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救国运动的序幕，吹响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号角。
到民间去
国民党反动当局看到宋哲元的大刀、水龙扑不灭北平学生的抗日怒火，转而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把学生运动控制在他们手中。“一二一六”刚过，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立奎，以北平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的名义宴请学联代表。杨立奎是北平师范大学反动势力的代表，是CC和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他不仅是学校反动的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头子，专门对付进步学生，而且掌握了大学教师联合会，并以此与其他院校反动势力串联，到处发表反动演说，影响极坏。学联派俞启威（黄敬）、姚克广等三人决定赴宴，与其谈判。宴会地点设在西长安街一家南方馆子里。杨立奎在宴会上说，蒋介石是“有决心抗日的”，黄河南岸筑有地下长城，准备抗日。他表示愿意调解学联和当局的对立，向政府转达学生们的要求，但甚望北平学联能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政府可以出钱“援助”学联。俞启威当场作答。他首先揭露了黄河抗日工事的谎言，再次重申了学生抗日救国的要求，并申明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是自愿的，不需要政府的金钱援助。会谈无结果而散。
御用文人胡适之流，也大造舆论，宣传“读书救国”，劝学生停止罢课。他指责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强调学生的基本责任还在于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救国的真正准备功夫”。北平各大学校长在“一二一六”以后的20多天里，几乎天天开会，商讨对策。他们一方面劝学生复课，“努力培植自己”，走“读书救国”的道路；一方面威胁学生“如有不听劝诫，鼓动罢课者，一经查明，即予开除学籍”。
12月23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于翌年1月15日到南京“聆悉政府方针，贡献维护国家意见，俾政府与青年之意见贯通，以达共同救国之目的”。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当局采取了提前放假的办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宣布全国各校提前放假，并强行规定学生在12月25日前一律离校。北平学校当局随即给学生家长发出了“督促子女早日回家”的通知。
错综复杂的局势，给北平学生运动带来很多问题，使之面临着新的考验。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在游行示威中涌现出的学生骨干队伍保存下来，如何将抗日救亡运动坚持下去。广大进步学生对此意见不一、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袭击派出所、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有的主张打进地主武装联庄会；有的主张去南京请愿，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
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号召，号召学生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同胞武装抗日的共同战斗。中共中央北方局也给北平党组织发出指示，指出北平党这时的主要任务在于能够及时地有力地团结一切学生群众，“坚决地反对提前放假，反对绑架式的强迫离校，反对摧残华北教育、解散华北学校，积极地扩大平津学生群众运动。”并要求“立即经过平津学联，组成代表团，到津浦线之沧州一带，北宁线之唐山、迁安、遵化，平汉线之保定、大名、石家庄，与察哈尔之沽源、张北等地，进行广泛的工农群众的工作，发动与开展各地工农士兵群众的反日反蒋斗争。”
中共北平市委根据党的指示和形势的变化，及时召集学联领导成员中的共产党员俞启威、姚克广、郭明秋和宋黎等人开会，对在罢课和放假期间做些什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后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农村扩大抗日宣传。
12月下旬，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召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清华、东大、燕大、北大、师大、中大、女一中、汇文、镜湖、文艺等校代表80多人。由郭明秋担任执行主席，会议就究竟是南下宣传还是赴京“聆训”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赞成去南京“聆训”者竟意外地占了多数。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呢？大会执行主席郭明秋机智地宣布临时休会。学联党团的彭涛、黄敬、孙敬文等利用休会期间，在代表中做了很多工作。复会后，北大代表刘江陵作了长篇发言，他从“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一直讲到“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史，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不抗日、打内战的事实，说明学生应该和民众团结起来，扩大抗日战线。他的演讲，效果很好。当即有人提出，学联原是团体会员制，一个学校应当只有一票表决权，大家同意了，重新进行表决。结果，赞成到农村扩大宣传者占压倒多数，从而否决了赴京“聆训”。于是，平津学联发表了对时局的通电，历数“九一八”以来，国民党政府对外屈辱妥协、对内残酷镇压的种种事实，并尖锐指出：“三年前之进京听训，已熟稔政府之因循政策，前言既无济于事，此举更何补时艰？况借训导之名，而行欺骗收买之实”表明学生抗日救亡的决心，绝不上国民党政府的当。
这样，北平学联“到农村去”的号召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响应，蒋介石“晋京聆训”的命令破产了。
1935年底，平津学联共同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约500人左右。宣传团下分四个团，第一团由北京大学等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以北大为团长；第二团由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法商学院等西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以法商学院为团长；第三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西郊和北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长由清华大学担任；第四团由天津北洋工学院、河北法商学院等组成，团长由北洋工学院担任。“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设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宣传团党团书记由彭涛担任。他们四人组成宣传团党团。总指挥部及所属团队，各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调查等专职人员。
出发前，宣传团总指挥部制定了行动计划、工作方式，规定了各团的出发时间、地点、路线。第一、二团由北平出发，经南苑、黄村到固安；第三团由平西沿平汉路南下，经卢沟桥、良乡、琉璃河，再东折固安；第四团由天津北上，经北仓、杨村、安次、永清，向固安集中。全团在固安会合后，再分头至保定集中。各团均有先遣队打前站，了解情况。每到一处，各团要举行讲演，组织市民大会、抗日救国会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醒民众，团结民众。
待到南下扩大宣传的准备工作就绪后，500多名爱国学生怀着抗日救亡的赤子之心，勇敢地踏上征途，这将是他们思想认识上的突破与转折。
难忘的一课
1936年1月初，正是北平最冷的日子。学生们为了分散军警的注意力，三三两两地来到城外，他们以散兵线的行军方式，巧妙地避开了军警的阻拦，按计划分头前进。
第一、二团于3日傍晚从西郊罗道庄平大农学院集合出发，经过黄村，于次日傍晚到了北宁线上的青云店。队员们忍饥挨冻，一天跑了100多里（1里=500米）路。有的脚上打起了血泡。5日晨，队员们开始宣传活动，召开了群众大会。6日，经过安定村和火车站、河北头，下午抵达礼贤镇。7日，在礼贤镇进行宣传、讲演，而后赴固安。
第三团于4日分别从各校出发到蓝靛厂集中，经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琉璃河，6日中午到达涿州的马头镇。宣传团所到之处，都向群众宣传救亡道理，演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发传单，召集群众大会，帮助乡镇学校组织救亡团体。7日、8日，四个团分别到达固安。
学生们一离开学校，生活上就完全变了样。在学校，他们吃的是大米白面、荤素俱全，住的是温暖明亮的楼房；而现在，简直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奔走，吃的是大饼咸菜，睡的是冰冷的土炕，用的是刺骨的冷水。但是，艰苦的生活对那些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爱国学生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以顽强的毅力闯过了南下扩大宣传的第一关――生活关。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军警，他们虎视眈眈地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古城再一次怒吼了！
宋哲元的大刀、水龙头扑不灭北平学生的抗日怒火。
蒋介石“晋京聆训”的命令破产了。
一个农民酸楚地说：“糠菜只能吃到年底，过了年关就没吃的了！”
“一？二九”与“一二一六”
1935年12月9日，这是一个阴云密布、朔风凛冽、滴水成冰的日子。清晨，当北平这座文化古城还在沉睡的时候，城内外参加游行的爱国学生，已经按预定计划迎着刺骨的寒风出发了。
北平警察当局事先听到了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清晨就下了戒严令。他们紧闭城门，并在城内派出警察包围各校，学校当局也奉命把守校门，禁止学生出入，妄图阻止这次运动。但是，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市立女一中等校的爱国学生，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重重包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在突围中，各校同学与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东北大学一学生在搏斗中发现一女学生被抓，他机智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石灰，向军警脸上撒去。军警因眯了眼，才松开了那名同学。到上午10点多钟，这里已汇集了城内十多个学校的约1000多名学生。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大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就在中南海里面的居仁堂办公。这天，新华门大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队，还有手持明晃晃刀枪的内二区警察、北平警备司令部的宪兵、平津卫戍司令部特务营的士兵，杀气腾腾，如临大敌。广大爱国学生在广场上，挥舞着旗帜、标语，不停地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学生们还临时推选出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和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刚等12人，作为代表，前往居仁堂请愿。代表们临时草拟了六项请愿要求，得到全体学生的一致通过：（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类似组织；
（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直到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才出来“抚慰”学生，而何应钦本人则早已闻风躲到平西小汤山去了。
这时，各校代表看请愿不成，决定进行示威游行。游行的路线是：队伍先经西单、西四牌楼、去西直门迎接清华、燕京的队伍入城，然后转到沙滩，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并决定由东北大学学生宋黎担任示威游行总指挥。当宋黎宣布游行开始后，上千人的抗日救亡洪流，在一片口号声、呐喊声、歌曲声中，向西进发，涌流在西长安街上。领导整个游行队伍的负责人是中共北平市临委的彭涛和学联负责人郭明秋、姚克广等。此时，他们正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通过交通员掌握情况，传递消息。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当队伍来到北京大学红楼门外时，游行队伍的宣传员跑到校内高喊“北大，起来！”“北大，恢复‘五四’精神！”游行队伍齐声高喊“欢迎北大同学参加！”北大因事前没有得到游行的通知，一院（文学院）学生正在上课，听到喊声，200多名学生跑出校门，举起临时赶制的北大校旗，参加了游行队伍。沿途还有陆续冲出军警包围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弘达中学、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市立女一中、女二中、志成中学、成城中学、镜湖中学、汇文中学、艺文中学、河北高中、河北省立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汇入大队。队伍抵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超过3000.将近黄昏，队伍的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而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这时，一场更加残酷的斗争开始了。只见街道两旁和大街中间，站满了手持大刀、木棍等凶器的军警，他们虎视眈眈地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消防队在东安市场前东单二条胡同口设置了不少水龙。爱国学生没有被这杀气腾腾的局面吓退，继续前进。
这时，站在水龙旁边的警察，突然打开水龙向学生们喷射起来，大批军警也挥舞皮鞭、枪柄、木棍从西侧夹击过来，走在队伍最前边的学生和纠察队员，全身被浇透了，40多名同学受伤，东北大学的林铎被打断了鼻梁骨，女二中的毛真左臂被砍伤，鲜血淋漓……经过二三十分钟的英勇搏斗，游行队伍还是被打散了。在这种情况下，游行队伍中的交通员根据指挥部的意见，向同学们喊：“快到北大三院集合！”被冲散的游行队伍，很快汇集到北大三院，宋黎当场传达了北平市学联关于从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和准备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其后，爱国学生高呼口号，返回各自的学校。
西北郊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1000多名学生，由于城门紧闭，被阻止在城外。其中一部分人沿着城墙奔走，向城上的军警挥泪讲演，一部分守候在西直门外，向周围的市民悲愤地控诉，这支请愿游行队伍，从黎明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
在12月9日的请愿示威中，北京大学许德珩、中国大学吴承仕等教授也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战斗。燕京大学教师雷洁琼与美籍教授夏仁德一起，为在西直门外坚持斗争的学生，送来了食品。此外，《世界日报》、《北平晨报》的记者，以及驻京的外国通讯社、报社的记者，也跟随游行队伍进行采访。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不仅亲身参加了请愿游行，还拍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并于当晚给纽约《太阳报》发了一条长长的电讯，称这次行动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
通过请愿示威，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纷纷表示：我们不能再做依赖政府抗战的迷梦了。他们坚信这次行动仅是一个小火花，而“这小小火花，将会燃起全国民众革命的烈火”。10日，全市学生在北平学联领导下，开始总罢课。在罢课中，许多学校首先建立和健全了学生自己的组织，公开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救国会等，引导学生讨论华北的局势及青年人的任务等问题。此外，有些学校还组织了文艺社、国内外宣传队、翻译组、纠察队等组织，出版了《一二？九特刊》、《怒吼吧！》等刊物，团结了同学，扩大了“一二？九”的宣传。
“一二？九”爱国游行使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许多人强烈要求“再来一次”，迫切要求参加行动。全国许多城市和农村的大、中、小学及工会等组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热情地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的领导下，决定进一步发动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和教师，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北平学联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制定了示威游行的口号、路线，划分了发动区域和若干路游行队伍，成立了示威游行指挥部。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的消息，学联立即将示威游行定在这一天，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5日，各校学生接到通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鉴于上次被阻城外的教训，决定各校抽出30人组成先遣队提前进城，以便第二天接应大队入城。城内北京大学等校组织了纠察队、交通队，赶制了各种宣传品，整整忙了一夜。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古城再一次怒吼了！
这天，示威游行队伍共分为四个大队：城内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率领，包括平大工学院、第三中学、平民中学、北平师范大学、民国大学、民国学院附中、镜湖中学；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包括弘达中学一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包括东北中山中学、求实中学、贝满女中、两吉中学、河北高中、辅仁大学、华北中学、中法大学、竞存中学、女中、精业中学、温泉中学；城外为第四大队，由清华大学率领，包括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孔德中学、成达中学、弘达中学二院等，参加学生总计约1万人。
早晨，城内三路学生队伍分别出动，他们冲破军警的包围和阻拦，汇集在一起。队伍在南长街南口、新华门附近先后遭到军警的水龙冲射。同学们不畏强暴，勇往直前。其中十几名同学奋力夺过军警手中的水龙，向军警反射。经过几次搏斗，队伍终于在上午11时左右汇集到天桥广场。当示威游行总指挥部宣布市民大会开始时，广场上旗帜翻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声此起彼落，声震云霄。大会通过决议，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收复东北失地，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并决定立即到东交民巷示威。
大会结束后，长达二里（1000米）的示威队伍继续游行，当行至珠市口时，清华、燕京等校组成的第四大队正好赶到，于是四路大队有秩序地向前门进军。此时。守城军警已将城门关闭，大批军警和保安队拦截示威队伍，不许通行。在这种情况下，游行指挥部决定在前门外西车站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会议重申了天桥市民大会的决议内容。
会后，示威学生分三队从正阳门、宣武门进城。在宣武门，宋哲元部队和武装警察先后制造了三次大的血腥镇压，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斗争一直持续到深夜一两点钟。在“一二一六”这一天，全市共有二三十名学生被捕，400人左右受伤。但是，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群众的支持。宣武门外的许多居民为学生送来了热腾腾的豆浆、茶水和大饼；一些洋车夫主动拉受伤学生去医院；不少医院不顾当局的禁令，收容和抢救受伤学生。
北平广大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的两次大规模示威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行径，“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延期成立。尽管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封锁消息，严禁各报报道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但是，这一重大新闻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出去了。《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大公报》等报的爱国记者巧妙地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广大读者。他们在当天报纸的“教育界”一版里满版开天窗，横七竖八地塞了一些同样内容的广告，使人一看便知这里的重要新闻被抽掉了。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爱国学生，群起响应，先是发出慰问电和宣言，随后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天津、上海、广州、青岛、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南宁、长沙、扬州、徐州、保定、苏州、张家口、宁波、南通、重庆、芜湖、常州、香港……到处爆发了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救国运动的序幕，吹响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号角。
到民间去
国民党反动当局看到宋哲元的大刀、水龙扑不灭北平学生的抗日怒火，转而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把学生运动控制在他们手中。“一二一六”刚过，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立奎，以北平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的名义宴请学联代表。杨立奎是北平师范大学反动势力的代表，是CC和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他不仅是学校反动的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头子，专门对付进步学生，而且掌握了大学教师联合会，并以此与其他院校反动势力串联，到处发表反动演说，影响极坏。学联派俞启威（黄敬）、姚克广等三人决定赴宴，与其谈判。宴会地点设在西长安街一家南方馆子里。杨立奎在宴会上说，蒋介石是“有决心抗日的”，黄河南岸筑有地下长城，准备抗日。他表示愿意调解学联和当局的对立，向政府转达学生们的要求，但甚望北平学联能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政府可以出钱“援助”学联。俞启威当场作答。他首先揭露了黄河抗日工事的谎言，再次重申了学生抗日救国的要求，并申明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是自愿的，不需要政府的金钱援助。会谈无结果而散。
御用文人胡适之流，也大造舆论，宣传“读书救国”，劝学生停止罢课。他指责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强调学生的基本责任还在于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救国的真正准备功夫”。北平各大学校长在“一二一六”以后的20多天里，几乎天天开会，商讨对策。他们一方面劝学生复课，“努力培植自己”，走“读书救国”的道路；一方面威胁学生“如有不听劝诫，鼓动罢课者，一经查明，即予开除学籍”。
12月23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于翌年1月15日到南京“聆悉政府方针，贡献维护国家意见，俾政府与青年之意见贯通，以达共同救国之目的”。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当局采取了提前放假的办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宣布全国各校提前放假，并强行规定学生在12月25日前一律离校。北平学校当局随即给学生家长发出了“督促子女早日回家”的通知。
错综复杂的局势，给北平学生运动带来很多问题，使之面临着新的考验。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在游行示威中涌现出的学生骨干队伍保存下来，如何将抗日救亡运动坚持下去。广大进步学生对此意见不一、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袭击派出所、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有的主张打进地主武装联庄会；有的主张去南京请愿，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
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号召，号召学生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同胞武装抗日的共同战斗。中共中央北方局也给北平党组织发出指示，指出北平党这时的主要任务在于能够及时地有力地团结一切学生群众，“坚决地反对提前放假，反对绑架式的强迫离校，反对摧残华北教育、解散华北学校，积极地扩大平津学生群众运动。”并要求“立即经过平津学联，组成代表团，到津浦线之沧州一带，北宁线之唐山、迁安、遵化，平汉线之保定、大名、石家庄，与察哈尔之沽源、张北等地，进行广泛的工农群众的工作，发动与开展各地工农士兵群众的反日反蒋斗争。”
中共北平市委根据党的指示和形势的变化，及时召集学联领导成员中的共产党员俞启威、姚克广、郭明秋和宋黎等人开会，对在罢课和放假期间做些什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后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农村扩大抗日宣传。
12月下旬，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召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清华、东大、燕大、北大、师大、中大、女一中、汇文、镜湖、文艺等校代表80多人。由郭明秋担任执行主席，会议就究竟是南下宣传还是赴京“聆训”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赞成去南京“聆训”者竟意外地占了多数。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呢？大会执行主席郭明秋机智地宣布临时休会。学联党团的彭涛、黄敬、孙敬文等利用休会期间，在代表中做了很多工作。复会后，北大代表刘江陵作了长篇发言，他从“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一直讲到“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史，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不抗日、打内战的事实，说明学生应该和民众团结起来，扩大抗日战线。他的演讲，效果很好。当即有人提出，学联原是团体会员制，一个学校应当只有一票表决权，大家同意了，重新进行表决。结果，赞成到农村扩大宣传者占压倒多数，从而否决了赴京“聆训”。于是，平津学联发表了对时局的通电，历数“九一八”以来，国民党政府对外屈辱妥协、对内残酷镇压的种种事实，并尖锐指出：“三年前之进京听训，已熟稔政府之因循政策，前言既无济于事，此举更何补时艰？况借训导之名，而行欺骗收买之实”表明学生抗日救亡的决心，绝不上国民党政府的当。
这样，北平学联“到农村去”的号召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响应，蒋介石“晋京聆训”的命令破产了。
1935年底，平津学联共同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约500人左右。宣传团下分四个团，第一团由北京大学等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以北大为团长；第二团由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法商学院等西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以法商学院为团长；第三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西郊和北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长由清华大学担任；第四团由天津北洋工学院、河北法商学院等组成，团长由北洋工学院担任。“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设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宣传团党团书记由彭涛担任。他们四人组成宣传团党团。总指挥部及所属团队，各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调查等专职人员。
出发前，宣传团总指挥部制定了行动计划、工作方式，规定了各团的出发时间、地点、路线。第一、二团由北平出发，经南苑、黄村到固安；第三团由平西沿平汉路南下，经卢沟桥、良乡、琉璃河，再东折固安；第四团由天津北上，经北仓、杨村、安次、永清，向固安集中。全团在固安会合后，再分头至保定集中。各团均有先遣队打前站，了解情况。每到一处，各团要举行讲演，组织市民大会、抗日救国会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醒民众，团结民众。
待到南下扩大宣传的准备工作就绪后，500多名爱国学生怀着抗日救亡的赤子之心，勇敢地踏上征途，这将是他们思想认识上的突破与转折。
难忘的一课
1936年1月初，正是北平最冷的日子。学生们为了分散军警的注意力，三三两两地来到城外，他们以散兵线的行军方式，巧妙地避开了军警的阻拦，按计划分头前进。
第一、二团于3日傍晚从西郊罗道庄平大农学院集合出发，经过黄村，于次日傍晚到了北宁线上的青云店。队员们忍饥挨冻，一天跑了100多里（1里=500米）路。有的脚上打起了血泡。5日晨，队员们开始宣传活动，召开了群众大会。6日，经过安定村和火车站、河北头，下午抵达礼贤镇。7日，在礼贤镇进行宣传、讲演，而后赴固安。
第三团于4日分别从各校出发到蓝靛厂集中，经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琉璃河，6日中午到达涿州的马头镇。宣传团所到之处，都向群众宣传救亡道理，演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发传单，召集群众大会，帮助乡镇学校组织救亡团体。7日、8日，四个团分别到达固安。
学生们一离开学校，生活上就完全变了样。在学校，他们吃的是大米白面、荤素俱全，住的是温暖明亮的楼房；而现在，简直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奔走，吃的是大饼咸菜，睡的是冰冷的土炕，用的是刺骨的冷水。但是，艰苦的生活对那些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爱国学生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以顽强的毅力闯过了南下扩大宣传的第一关――生活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