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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 九州同忾讨国贼！英烈血沃天安门(10)
我为了在当晚离京前争取时间向大钊同志最后请示工作及转达先生对他的关怀，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来看先生，除告辞请示指教外，还打算向先生提出一个要求、一个建议。”我说：三一八烈士遗体，我们大家决定已经暂时埋葬在圆明园废止的一块平地上，埋得很浅，虽然临时立了一块墓碑标志，恐日久湮没，要求老师再为墓碑题字纪念。先生带着悲伤的心情说：“暂时掩埋了就好”，“不久会有人为他们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塔式的纪念碑。他们是为爱国牺牲的，千千万万人永远纪念在心里。千千万万人的崇敬就是万古不磨的‘无字碑’。此时大家应该全力为烈士复仇，不必另树碑了。”“无字碑”三字的声音，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沉默了片刻，建议老师写一篇文章，一则揭露章士钊为段祺瑞出谋定计、屠杀爱国群众的罪行；同时也是给张作霖一个严重警告。老师的文章如果写好了，我已嘱托《世界日报》记者黄少谷同学（北师大学生）要他届时来取稿，在《世界日报》头版用大字标题发表。先生听了要他写文章，便用仇恨鄙视的语气说：“苍蝇总要靠粪坑生活，职业刽子手，靠爱杀人的魔鬼吃饭、抽大烟，有什么奇怪，随他去吧！”“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着瞧吧。他们的头很快会挂在天安门示众。看他横行到几时。”看来先生对我的建议似乎不大感兴趣，从他的讲话中，我意识到他聚精会神考虑的似乎不是做文章，而是用无言的热情，鼓励我们抓紧时间，加强对敌斗争的实际行动――军事的、组织群众及宣传的现实工作。此时要不要做文章揭露章士钊，在他看来是不屑为的。我站起来恋恋不舍地向他告辞，并问了一声：“老师还有什么嘱咐的话？”在分手的一刹那，他改变了平时对我们讲话慢吞吞的声调，在房门口稍停了一刻，用轻快流利、语重心长的声音，讲了以下使我永生不能忘记的教诲。
“青年人是国家的命脉，最重要的是认清时代。时代的精神是前进，它是真理的象征。跟着时代前进，就是跟着真理走。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会有岔道，有歪路，但时代总的方向是前进。跟紧时代前进，就会对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时代就是锻炼青年人的最好老师”。“你要我指教吗？我不是孔老二说教。正确认识时代，诚心诚意跟着时代走，就是青年人的出路……”。
“三一八”那一天：
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
在朝阳里三号，我们又重新安了一个新家。这是父亲自己找下的房子，自然很合他的心愿。因为这所房子很适中，从这里到东城上学，不像过去那样远了；距离女高师虽然没有过去那样近，但父亲在那里担任的课程不算多，稍稍远一点关系也不算大。最使他满意的是这个地方比较僻静，也不像过去住过的那些房子，总是别在小小的一条胡同里。这房子从南到北共有三排；从东到西，一排住着四户人家。我们的家是从南数第一排靠东边的那一所。街门前很空阔，我们可以在那块空场上随便玩耍；正月里还可以在门前放风筝；要是闲暇的时候，大人孩子也到那个地方散步。想租这样的房子是父亲老早的宿愿，现在总算是达到愿望了。可是，我们全家在这所新房子里还没有住暖，我的家庭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6年的三月里，我们家里空气显得是那样的紧张。父亲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很少见到他的面；母亲天天手里拿着报纸，专心致志地在阅读。这天晚上，她还和哥哥热烈地谈论时，紧紧关闭着的执政府的门前，执政府里边的正面楼上，有一伙人伏在栏杆上看热闹。群众公推了五位代表上前要求会见段执政，卫兵队长蛮横地回答：
“段执政不在这里！这里一个负责人也没有！”
群众的正当要求，遭到了无理拒绝。有一位青年代表，爬上了石狮子，向群众报告说：
“同志们，他们说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怎么办？”
群众立刻骚动起来，大家纷纷喊叫：
“我们到吉兆胡同去！”
“打倒卖国政府！”
“打倒军阀……”
口号和愤怒震破了反动武装们的耳鼓；卖国政府的大门却紧紧地关闭着。不一会，只见那些穷凶极恶佩戴着缀有金光闪闪的“府卫”二字的红领章的卫队们，在卫队长的指挥下，脱下手套，端起枪，把子弹推上了膛。正在这时，父亲从影壁的后面转了出来，大家出乎意外地看见了父亲，有人吃惊地说：
“呀，李先生！他怎么也来了！”
一部分代表，负责指挥、联络的同志们，急忙聚到他跟前，商量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们准备推代表到吉兆胡同去；但是，刚在推选代表的工夫，就听见卫兵队长下了命令：
“向中间开枪！”
忽然一声枪响，刚刚站在石狮子上面讲话和指挥队伍的青年，第一个中弹从石狮子上面倒下来了。带着白箍黑字的敢死队员们，立刻拿起木棒就要冲上去，父亲把他们制止住了。他向大家说：“卖国政府是蛮横无理的，我们一定要保全自己的力量！”
他让大家赶快从东西两门走出去。而这时，卫队队长鸣起了警笛，跟着又是一排枪声，随后警笛一声连接一声，枪声也稠密起来了。那指挥杀人的笛声是多么凄厉恐怖，它似乎有一定的拍节。队伍继续向两旁涌去。枪弹不住地射在影壁上，直打得土片刷刷地往下直落。父亲和一部分青年趴在影壁前面的一块大石头后面。他的身上和头上立刻蒙上了一层尘土。
在群众往胡同外走的时候，街南马圈里埋伏的卫兵忽然出人不意地冲了出来；东西辕门也埋伏有卫兵，专等群众们走过辕门时，随出随打；胡同西边是一伙拿棍子的打手，连打带捉人；胡同东边是从吉兆胡同开来的一支手枪卫队，朝着从胡同里面闯出来的群众瞄准射击；他们原是在吉兆胡同里保护卖国贼的住宅的，这时也走出胡同行凶来了。徒手请愿的爱国群众们，这时完全处在阴险毒辣的包围袭击中。
堂堂的执政府前，在光天化日之下，已经变成一个宰割青年爱国志士的屠杀场。执政府前那块空场上，鲜血横流，陈尸遍地；当“府卫”队疯狂杀人的时候，伏在府里正楼栏杆上看热闹的匪徒们，喜得手舞足蹈，拍手叫好。父亲看到这种情况，遏制不住内心的痛楚和愈烧愈激烈的怒火，但是他暂时捺下这股怒火。他没有先走。他一方面要指挥群众们撤退，一方面要观察观察匪徒们的蛮横举止。在刚一开枪，群众一拥挤的时候，他曾被人群挤倒在马路旁的一个小沟里，脸上擦破了一层皮，还挤掉了一只鞋；但他自己却没有发觉这些。枪声响过半小时以后，慢慢间息下来，他正随着最后一批群众朝东边走，被卫队发觉了。卫兵正要向他开枪，他听见有一个人喊叫：
“不要开枪，拿活的！拿活的！”那个人边喊边向父亲跑了过来。到了跟前，父亲一看，是一个警察，但这个警察没有捉他，反倒用手向东边一指，小声说：
“朝那边走！快走！快走！”
父亲并不认识这个警察，可是他却把父亲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当父亲在人群中走出铁狮子胡同东口的时候，大街上正戒严，摆小摊的全收摊了，各个商店全都上了门板。街上除了警察、侦缉队来回巡逻，还有各校派来的人，抬着受伤学生往医院里送。这时街上很少有行人的踪影。父亲沿着墙根向南走，听见距离不远的地方，隐隐又鸣起一阵枪声，但辨不出枪声的方向。
父亲向南继续走了一会儿，走到一个小饭铺时，铺门忽然打开一条缝，有个人探头向外面窥看，父亲对那个人说：
“我可以进来休息一会儿吗？”
那人说：
“赶快进来！”
饭铺的掌柜和伙计们，一看就知道这位来客是参加游行的人。因为那时父亲脚上只穿着一只鞋，背上全是尘土，脸上还带着轻伤，显出一副气愤的样子。掌柜的和伙计让他赶快休息，还给他找了一双旧鞋换上。随后，小伙计又给父亲盛来一碗炒饭。他那个时候气得哪里吃得下去！大伙问起他这回请愿的事来，他就和铺伙宣传了为什么要请愿的道理，并把段政府惨杀爱国青年学生的暴行详细叙说了一番。铺伙们听了，连声叹息不止。饭铺掌柜几次到门口看戒严撤销了没有，直等到街上有了行人，他才让父亲走了出来。
父亲从小饭铺走出来以后，转了几个弯，便直奔党的地委会去了。他当晚在那里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合会议，讨论今后继续斗争的问题。会议上是这样决定的：一定把斗争坚持到底，组织推派党、团员同志们，立刻到医院及学校慰问受伤的人；又动员各校学生会，组织为死难学生开追悼会，进行安葬，进一步揭露卖国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妥协阴谋，让群众对黑暗的统治者有更清楚的认识。
就在父亲离开家的第二天，穿着灰色长衫的便衣队们，布满我家的门前房后。那天早上，报上登着反动政府下令四处缉拿领导爱国运动的“魁首”，公布了一个所谓“暴徒”名单，其中就有父亲的名字。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浇不息扑不灭的，全北京各学校都停了课。不论是小学、中学、大学，都在为死难烈士筹备开追悼会。那天，一整天，都在刮风飘雪，真是天哭人怨。在石附马大街女高师的大礼堂里，女高师的师生们，围绕着刘和珍和杨德群两烈士的棺材，沉痛地哀悼着她们。我们孔德学校也开了一个追悼会，校长痛哭流涕地把匪徒的暴行详细地给我们讲了一遍。追悼会开罢以后，我同很多同学，跑到后面大操场里，从短墙跳到北大第三院，直奔三院的礼堂去参加了北京大学追悼死难烈士的大会。刚一踏进礼堂的门坎，就看见礼堂的四壁上挂满烈士们的血衣、血帽，还有烈士们被难后的照片，使人目不忍睹。礼堂的中央，摆着死难烈士们生前的遗像，前后左右摆满花圈挽联。“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八个鲜红的血字，很醒目地横书在粉白的横幅上，直到现在好像还映在我的眼前。在开追悼大会时，有多少爱国的志士们，在烈士的像前表示自己的决心，也有很多青年，气愤填胸地咬破了手指，扯下了自己的衣襟，在上面用鲜血写出自己的誓言。
这一天，在我的家里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天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家的门环急促地响了一阵，雨子妈到前面正要去开门，听见门外一阵吵闹的声音。她从门缝朝外面一看，见一个穿绿衣的邮差工人，正在和一个幽灵似的灰衣侦探夺东西。那个邮差工人，一边抗拒，一边气呼呼地喊叫说：
“你算什么东西，敢从我的手里抢夺信件！”
那个穿灰长衫的幽灵，一句话也没说，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硬纸片，在邮差工人面前晃了一晃。穿绿衣服的人又说：
“这个，我不管。我没有责任把姓李的信件交给你，我的责任是把信送到收信人的手里！”
接着绿衣人又朝着大门高声喊叫着：
“开门哪！这里有人抢你们的信呢！”
雨子妈立即打开了大门，从邮差的手里把信接了过来，她连忙又把大门关好，就跑回家里来了。
在家里，母亲带着我们，整理父亲的一些书信、报刊和文件。我们把一切准备妥当以后，时刻提防着那些匪徒再来捉人。但他们也知道父亲没有在家里，总在门前一带盯着，始终没有冲进家里来。
他们这些恶魔的阴恶用心是白费的。鼓动爱国运动的所谓“暴徒”和“魁首”，卖国政府连个影儿也没有看见。他们早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各处追悼会开得是那样轰轰烈烈，激起了群众对卖国政府更大的愤怒。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浇不息的，火焰越来越燃烧得大了。
哭我的同学和珍
和珍，和珍！为甚么竟死了？真死了么？我哪里能信你是死了！真死了！
阴惨的天气，雪豆雪花，打到我脸上，堆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湿，我忘记了冷，只是等着你从杀人不偿命的地狱门前搬回来。我这里那里跑着，无目的地跑着，脑子里不住的复现你：红红的两腮，活泼的一对长眼，常常含笑的样子好像站在我面前；但是想和你说话你怎么不答呢！和珍，和珍！我无论怎样设想也想不出你惨死的情状呵！
问先生问同学，你甚么时候回来，呀！你可回来了！没见你的脸先看见血了；小白木的棺材上一块一块的血迹，我的心跳了，眼前发黑不敢去近你；但是总要看看你和乐的面孔，见最后一面，鼓起勇气跟着几个朋友进去了。
白白的棺材一块一块的血迹，心又跳动了；但是我觉着不应怕你，同和黑暗势力奋斗的朋友呵，我看见你了！青白的两腮，闭紧了的眼睛，上下的牙齿白白的露着……衣上一条一条的鲜血，一片一片的泥土……和珍！我几乎不认得你了！你的血为谁流的？谁教你流的？我要哭也哭不出，只能跺两脚，咬紧了牙齿，心弦痛疼，沉沉地不知它上面压了多重的东西！
我十分的惭愧没和你同死，因为我的病救了我。不过像这样的黑暗世界那里找得着光明？虽然光明早晚是被我们找着，但我们总归要牺牲了性命的呵！你为救国而死，求光明而死……总比作玩物而死，自私自利而死……好的多，有价值的多。早死也就早脱离痛苦了！
杀人不偿命的“政府”说你们是赤化，是暴徒……他们真知道赤化怎么讲么？暴徒还赤手空拳的请愿么……可怜呀，冤枉呵；为甚么向豺狼口里讨生活？仇敌面前去请愿？找光明反向黑暗地狱里钻，错了，死的冤枉呀！未死的民众当另找道路走了！另一条道路虽一样的要流血，到底代价比你们多呵！可怜的和珍！同时又感谢你给我们的教训。
我的同学和珍！直到今日才能大哭出来；因为他们要装殓你，我们真要永别了，我大哭，她们也大哭；这是做中国学生的结果，有志青年的模范的代价。我痛哭，谁和我们同救危险的学校？谁和我们一同去争女子的人格？患难与共的和珍，你到底有知无知？可能来告诉我一声！
吊刘杨二女烈士记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我拿了一副自己做句的挽对，徒步走到女子师范大学去吊谒被所谓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段祺瑞、国务总理贾德耀和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这伙东西所杀死的刘和珍、杨德群两位女暴徒。我将跨进礼堂的时候，背心忽打了个寒噤――并非因为天气冷，也不是礼堂内充满着阴气，仿佛是两位女暴徒的悲壮淋漓的英气，把我抓住了。但我抬头看见礼堂内有几个男吊客在端详那挂在墙上的挽对，似有徘徊不忍去的光景，便使我胆子壮了不少，因为我的一点卑怯的诚心，似乎比较会容得我进去。
跨进礼堂，首先掠入我那虚弱的眼帘底，是红绿相映的灿烂的花圈，这是两位女烈士底被杀于我佛如来的戒刀下的惟一象征吧！走近了花圈，便看见两个雄伟的黑漆而有光辉的灵柩，庄严地静默地并睡在一起，在阳光和花圈相映射所发出的光彩下面。我的寒噤几乎又打起来了！我在默祝他们平和地舒畅地清静地安眠着，在一回流着血猛力地挣扎之后。也许她们的灵魂还是赤裸裸的和许多中国青年叛徒们在国务院门前奔跑，遍身流着鲜红的血，披散了头发，手里拿着“反抗八国通牒”，口不绝地在喊：“打倒帝国主义！”“杀尽卖国凶贼！”但这是我们微弱的肉眼所看不见的！我又一转念，也许她们坐在黑漆而有光辉的宝座里，张开慧眼，在端凝我们这些行尸，卑怯地向她们鞠躬，并且把我们那卑怯的起颤抖的心灵看得明明的，一个个加以批评，或者要说这伙陌生而只忙着叩头的东西真令人讨厌！这一个转念，把我吓退了三步，并且我的背脊里霎时间跳出无数汗珠。我再也不敢走近去鞠躬了。的确的，我终于没有鞠躬，却静寂地恭敬地在灵旁立了三分钟光景，我现在想这三分钟的静寂，尽够表现我那一点卑怯的诚心了，而且自己解说一个人走进礼堂便向灵位鞠躬，是机械的常套，是虚伪的仪式。平常一个人死了，另一个活人向他三鞠躬了事，已经表出人与人之间的薄情了，况且我们对于这样具着反抗的精神为我们全民族去流血并牺牲的女子，更其不是机械的仪式所能报答的。我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到在挽对下徘徊的吊客！
我走向灵前的右旁，便亲切地看见玻璃柜里的血衣血裤和血鞋――是刘和珍女烈士生前所穿着的最后的一套衣服。浸透了的鲜血，已成块块变作褐色，切贴看。这一看，真使我的心灵狂跳了，眼圈霎时湿起来。呆立着在凝想那时的情境。仿佛看到一个凶野的兵士对准她的――刘女烈士的后背射进一弹，那弹粒吱的一声，从这套衣服飞进她的洁白的肉里去，又从她的洁白的肉里面穿过这套衣服飞了出去，鲜红的血从这胸前背后的弹孔飞射出来，浸透了全身的衣服。她倒在地上了，两手紧扪着胸口，不住地喊“救命，救命！”不住地在污地上乱滚。忽然涌出奔潮般的群众和凶野的兵士，任意在她的身上猛力踏过，于是她伏在地上死了！唉，我想到这里，情绪忽然紧张起来，只恨那时候我没有站在她的面前，勇敢地突出我的全身，迎受飞弹，把她蔽护着，使她得着生路，让我倒在地上死着。于是我便自己诅咒：“我该死，何不去死在那里！”
“青年人是国家的命脉，最重要的是认清时代。时代的精神是前进，它是真理的象征。跟着时代前进，就是跟着真理走。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会有岔道，有歪路，但时代总的方向是前进。跟紧时代前进，就会对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时代就是锻炼青年人的最好老师”。“你要我指教吗？我不是孔老二说教。正确认识时代，诚心诚意跟着时代走，就是青年人的出路……”。
“三一八”那一天：
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
在朝阳里三号，我们又重新安了一个新家。这是父亲自己找下的房子，自然很合他的心愿。因为这所房子很适中，从这里到东城上学，不像过去那样远了；距离女高师虽然没有过去那样近，但父亲在那里担任的课程不算多，稍稍远一点关系也不算大。最使他满意的是这个地方比较僻静，也不像过去住过的那些房子，总是别在小小的一条胡同里。这房子从南到北共有三排；从东到西，一排住着四户人家。我们的家是从南数第一排靠东边的那一所。街门前很空阔，我们可以在那块空场上随便玩耍；正月里还可以在门前放风筝；要是闲暇的时候，大人孩子也到那个地方散步。想租这样的房子是父亲老早的宿愿，现在总算是达到愿望了。可是，我们全家在这所新房子里还没有住暖，我的家庭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6年的三月里，我们家里空气显得是那样的紧张。父亲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很少见到他的面；母亲天天手里拿着报纸，专心致志地在阅读。这天晚上，她还和哥哥热烈地谈论时，紧紧关闭着的执政府的门前，执政府里边的正面楼上，有一伙人伏在栏杆上看热闹。群众公推了五位代表上前要求会见段执政，卫兵队长蛮横地回答：
“段执政不在这里！这里一个负责人也没有！”
群众的正当要求，遭到了无理拒绝。有一位青年代表，爬上了石狮子，向群众报告说：
“同志们，他们说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怎么办？”
群众立刻骚动起来，大家纷纷喊叫：
“我们到吉兆胡同去！”
“打倒卖国政府！”
“打倒军阀……”
口号和愤怒震破了反动武装们的耳鼓；卖国政府的大门却紧紧地关闭着。不一会，只见那些穷凶极恶佩戴着缀有金光闪闪的“府卫”二字的红领章的卫队们，在卫队长的指挥下，脱下手套，端起枪，把子弹推上了膛。正在这时，父亲从影壁的后面转了出来，大家出乎意外地看见了父亲，有人吃惊地说：
“呀，李先生！他怎么也来了！”
一部分代表，负责指挥、联络的同志们，急忙聚到他跟前，商量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们准备推代表到吉兆胡同去；但是，刚在推选代表的工夫，就听见卫兵队长下了命令：
“向中间开枪！”
忽然一声枪响，刚刚站在石狮子上面讲话和指挥队伍的青年，第一个中弹从石狮子上面倒下来了。带着白箍黑字的敢死队员们，立刻拿起木棒就要冲上去，父亲把他们制止住了。他向大家说：“卖国政府是蛮横无理的，我们一定要保全自己的力量！”
他让大家赶快从东西两门走出去。而这时，卫队队长鸣起了警笛，跟着又是一排枪声，随后警笛一声连接一声，枪声也稠密起来了。那指挥杀人的笛声是多么凄厉恐怖，它似乎有一定的拍节。队伍继续向两旁涌去。枪弹不住地射在影壁上，直打得土片刷刷地往下直落。父亲和一部分青年趴在影壁前面的一块大石头后面。他的身上和头上立刻蒙上了一层尘土。
在群众往胡同外走的时候，街南马圈里埋伏的卫兵忽然出人不意地冲了出来；东西辕门也埋伏有卫兵，专等群众们走过辕门时，随出随打；胡同西边是一伙拿棍子的打手，连打带捉人；胡同东边是从吉兆胡同开来的一支手枪卫队，朝着从胡同里面闯出来的群众瞄准射击；他们原是在吉兆胡同里保护卖国贼的住宅的，这时也走出胡同行凶来了。徒手请愿的爱国群众们，这时完全处在阴险毒辣的包围袭击中。
堂堂的执政府前，在光天化日之下，已经变成一个宰割青年爱国志士的屠杀场。执政府前那块空场上，鲜血横流，陈尸遍地；当“府卫”队疯狂杀人的时候，伏在府里正楼栏杆上看热闹的匪徒们，喜得手舞足蹈，拍手叫好。父亲看到这种情况，遏制不住内心的痛楚和愈烧愈激烈的怒火，但是他暂时捺下这股怒火。他没有先走。他一方面要指挥群众们撤退，一方面要观察观察匪徒们的蛮横举止。在刚一开枪，群众一拥挤的时候，他曾被人群挤倒在马路旁的一个小沟里，脸上擦破了一层皮，还挤掉了一只鞋；但他自己却没有发觉这些。枪声响过半小时以后，慢慢间息下来，他正随着最后一批群众朝东边走，被卫队发觉了。卫兵正要向他开枪，他听见有一个人喊叫：
“不要开枪，拿活的！拿活的！”那个人边喊边向父亲跑了过来。到了跟前，父亲一看，是一个警察，但这个警察没有捉他，反倒用手向东边一指，小声说：
“朝那边走！快走！快走！”
父亲并不认识这个警察，可是他却把父亲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当父亲在人群中走出铁狮子胡同东口的时候，大街上正戒严，摆小摊的全收摊了，各个商店全都上了门板。街上除了警察、侦缉队来回巡逻，还有各校派来的人，抬着受伤学生往医院里送。这时街上很少有行人的踪影。父亲沿着墙根向南走，听见距离不远的地方，隐隐又鸣起一阵枪声，但辨不出枪声的方向。
父亲向南继续走了一会儿，走到一个小饭铺时，铺门忽然打开一条缝，有个人探头向外面窥看，父亲对那个人说：
“我可以进来休息一会儿吗？”
那人说：
“赶快进来！”
饭铺的掌柜和伙计们，一看就知道这位来客是参加游行的人。因为那时父亲脚上只穿着一只鞋，背上全是尘土，脸上还带着轻伤，显出一副气愤的样子。掌柜的和伙计让他赶快休息，还给他找了一双旧鞋换上。随后，小伙计又给父亲盛来一碗炒饭。他那个时候气得哪里吃得下去！大伙问起他这回请愿的事来，他就和铺伙宣传了为什么要请愿的道理，并把段政府惨杀爱国青年学生的暴行详细叙说了一番。铺伙们听了，连声叹息不止。饭铺掌柜几次到门口看戒严撤销了没有，直等到街上有了行人，他才让父亲走了出来。
父亲从小饭铺走出来以后，转了几个弯，便直奔党的地委会去了。他当晚在那里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合会议，讨论今后继续斗争的问题。会议上是这样决定的：一定把斗争坚持到底，组织推派党、团员同志们，立刻到医院及学校慰问受伤的人；又动员各校学生会，组织为死难学生开追悼会，进行安葬，进一步揭露卖国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妥协阴谋，让群众对黑暗的统治者有更清楚的认识。
就在父亲离开家的第二天，穿着灰色长衫的便衣队们，布满我家的门前房后。那天早上，报上登着反动政府下令四处缉拿领导爱国运动的“魁首”，公布了一个所谓“暴徒”名单，其中就有父亲的名字。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浇不息扑不灭的，全北京各学校都停了课。不论是小学、中学、大学，都在为死难烈士筹备开追悼会。那天，一整天，都在刮风飘雪，真是天哭人怨。在石附马大街女高师的大礼堂里，女高师的师生们，围绕着刘和珍和杨德群两烈士的棺材，沉痛地哀悼着她们。我们孔德学校也开了一个追悼会，校长痛哭流涕地把匪徒的暴行详细地给我们讲了一遍。追悼会开罢以后，我同很多同学，跑到后面大操场里，从短墙跳到北大第三院，直奔三院的礼堂去参加了北京大学追悼死难烈士的大会。刚一踏进礼堂的门坎，就看见礼堂的四壁上挂满烈士们的血衣、血帽，还有烈士们被难后的照片，使人目不忍睹。礼堂的中央，摆着死难烈士们生前的遗像，前后左右摆满花圈挽联。“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八个鲜红的血字，很醒目地横书在粉白的横幅上，直到现在好像还映在我的眼前。在开追悼大会时，有多少爱国的志士们，在烈士的像前表示自己的决心，也有很多青年，气愤填胸地咬破了手指，扯下了自己的衣襟，在上面用鲜血写出自己的誓言。
这一天，在我的家里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天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家的门环急促地响了一阵，雨子妈到前面正要去开门，听见门外一阵吵闹的声音。她从门缝朝外面一看，见一个穿绿衣的邮差工人，正在和一个幽灵似的灰衣侦探夺东西。那个邮差工人，一边抗拒，一边气呼呼地喊叫说：
“你算什么东西，敢从我的手里抢夺信件！”
那个穿灰长衫的幽灵，一句话也没说，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硬纸片，在邮差工人面前晃了一晃。穿绿衣服的人又说：
“这个，我不管。我没有责任把姓李的信件交给你，我的责任是把信送到收信人的手里！”
接着绿衣人又朝着大门高声喊叫着：
“开门哪！这里有人抢你们的信呢！”
雨子妈立即打开了大门，从邮差的手里把信接了过来，她连忙又把大门关好，就跑回家里来了。
在家里，母亲带着我们，整理父亲的一些书信、报刊和文件。我们把一切准备妥当以后，时刻提防着那些匪徒再来捉人。但他们也知道父亲没有在家里，总在门前一带盯着，始终没有冲进家里来。
他们这些恶魔的阴恶用心是白费的。鼓动爱国运动的所谓“暴徒”和“魁首”，卖国政府连个影儿也没有看见。他们早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各处追悼会开得是那样轰轰烈烈，激起了群众对卖国政府更大的愤怒。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浇不息的，火焰越来越燃烧得大了。
哭我的同学和珍
和珍，和珍！为甚么竟死了？真死了么？我哪里能信你是死了！真死了！
阴惨的天气，雪豆雪花，打到我脸上，堆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湿，我忘记了冷，只是等着你从杀人不偿命的地狱门前搬回来。我这里那里跑着，无目的地跑着，脑子里不住的复现你：红红的两腮，活泼的一对长眼，常常含笑的样子好像站在我面前；但是想和你说话你怎么不答呢！和珍，和珍！我无论怎样设想也想不出你惨死的情状呵！
问先生问同学，你甚么时候回来，呀！你可回来了！没见你的脸先看见血了；小白木的棺材上一块一块的血迹，我的心跳了，眼前发黑不敢去近你；但是总要看看你和乐的面孔，见最后一面，鼓起勇气跟着几个朋友进去了。
白白的棺材一块一块的血迹，心又跳动了；但是我觉着不应怕你，同和黑暗势力奋斗的朋友呵，我看见你了！青白的两腮，闭紧了的眼睛，上下的牙齿白白的露着……衣上一条一条的鲜血，一片一片的泥土……和珍！我几乎不认得你了！你的血为谁流的？谁教你流的？我要哭也哭不出，只能跺两脚，咬紧了牙齿，心弦痛疼，沉沉地不知它上面压了多重的东西！
我十分的惭愧没和你同死，因为我的病救了我。不过像这样的黑暗世界那里找得着光明？虽然光明早晚是被我们找着，但我们总归要牺牲了性命的呵！你为救国而死，求光明而死……总比作玩物而死，自私自利而死……好的多，有价值的多。早死也就早脱离痛苦了！
杀人不偿命的“政府”说你们是赤化，是暴徒……他们真知道赤化怎么讲么？暴徒还赤手空拳的请愿么……可怜呀，冤枉呵；为甚么向豺狼口里讨生活？仇敌面前去请愿？找光明反向黑暗地狱里钻，错了，死的冤枉呀！未死的民众当另找道路走了！另一条道路虽一样的要流血，到底代价比你们多呵！可怜的和珍！同时又感谢你给我们的教训。
我的同学和珍！直到今日才能大哭出来；因为他们要装殓你，我们真要永别了，我大哭，她们也大哭；这是做中国学生的结果，有志青年的模范的代价。我痛哭，谁和我们同救危险的学校？谁和我们一同去争女子的人格？患难与共的和珍，你到底有知无知？可能来告诉我一声！
吊刘杨二女烈士记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我拿了一副自己做句的挽对，徒步走到女子师范大学去吊谒被所谓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段祺瑞、国务总理贾德耀和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这伙东西所杀死的刘和珍、杨德群两位女暴徒。我将跨进礼堂的时候，背心忽打了个寒噤――并非因为天气冷，也不是礼堂内充满着阴气，仿佛是两位女暴徒的悲壮淋漓的英气，把我抓住了。但我抬头看见礼堂内有几个男吊客在端详那挂在墙上的挽对，似有徘徊不忍去的光景，便使我胆子壮了不少，因为我的一点卑怯的诚心，似乎比较会容得我进去。
跨进礼堂，首先掠入我那虚弱的眼帘底，是红绿相映的灿烂的花圈，这是两位女烈士底被杀于我佛如来的戒刀下的惟一象征吧！走近了花圈，便看见两个雄伟的黑漆而有光辉的灵柩，庄严地静默地并睡在一起，在阳光和花圈相映射所发出的光彩下面。我的寒噤几乎又打起来了！我在默祝他们平和地舒畅地清静地安眠着，在一回流着血猛力地挣扎之后。也许她们的灵魂还是赤裸裸的和许多中国青年叛徒们在国务院门前奔跑，遍身流着鲜红的血，披散了头发，手里拿着“反抗八国通牒”，口不绝地在喊：“打倒帝国主义！”“杀尽卖国凶贼！”但这是我们微弱的肉眼所看不见的！我又一转念，也许她们坐在黑漆而有光辉的宝座里，张开慧眼，在端凝我们这些行尸，卑怯地向她们鞠躬，并且把我们那卑怯的起颤抖的心灵看得明明的，一个个加以批评，或者要说这伙陌生而只忙着叩头的东西真令人讨厌！这一个转念，把我吓退了三步，并且我的背脊里霎时间跳出无数汗珠。我再也不敢走近去鞠躬了。的确的，我终于没有鞠躬，却静寂地恭敬地在灵旁立了三分钟光景，我现在想这三分钟的静寂，尽够表现我那一点卑怯的诚心了，而且自己解说一个人走进礼堂便向灵位鞠躬，是机械的常套，是虚伪的仪式。平常一个人死了，另一个活人向他三鞠躬了事，已经表出人与人之间的薄情了，况且我们对于这样具着反抗的精神为我们全民族去流血并牺牲的女子，更其不是机械的仪式所能报答的。我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到在挽对下徘徊的吊客！
我走向灵前的右旁，便亲切地看见玻璃柜里的血衣血裤和血鞋――是刘和珍女烈士生前所穿着的最后的一套衣服。浸透了的鲜血，已成块块变作褐色，切贴看。这一看，真使我的心灵狂跳了，眼圈霎时湿起来。呆立着在凝想那时的情境。仿佛看到一个凶野的兵士对准她的――刘女烈士的后背射进一弹，那弹粒吱的一声，从这套衣服飞进她的洁白的肉里去，又从她的洁白的肉里面穿过这套衣服飞了出去，鲜红的血从这胸前背后的弹孔飞射出来，浸透了全身的衣服。她倒在地上了，两手紧扪着胸口，不住地喊“救命，救命！”不住地在污地上乱滚。忽然涌出奔潮般的群众和凶野的兵士，任意在她的身上猛力踏过，于是她伏在地上死了！唉，我想到这里，情绪忽然紧张起来，只恨那时候我没有站在她的面前，勇敢地突出我的全身，迎受飞弹，把她蔽护着，使她得着生路，让我倒在地上死着。于是我便自己诅咒：“我该死，何不去死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