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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 九州同忾讨国贼！英烈血沃天安门(6)
过了三五天（日期记不清了），司法部、高等法院、陆军部联合组成了一个处理这个案子的机构，要我们卫队旅派人去对质作证。我当时因为另有一个重要会议，打算找少校参谋王子江去出庭对质，因为他当时正是负责在执政府门口指挥警卫的人。当我面告王子江时，他神色不定，连声说：“我不能去，我不能去，还是请参谋长去吧！”我当时莫名其妙，不知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胆小。稍后，上尉军械员邱霖（现是北京市民革成员）偷偷告诉我说：“寿图（王子江号）不能去，您知道开枪时的实在情形吗？”我说：“我不知道当时实在情形。”他说：“当学生向执政府门口拥挤时，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曾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门口时，寿图就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原来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了就算了，不料东西辕门的守卫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了，以致酿成当天的惨案。”我这才彻底了解了具体情况。既然没有人肯去出庭作证，我只好自己去了。
当时为了颠倒是非，旅部就开会决定，马上找来几枝旧手枪，说是学生们的凶器；又找了几把笤帚和几个煤油桶，装了一些煤油，说学生拿这些东西准备放火烧执政府；同时还拿了学生们的各色纸旗子一大捆（这捆旗子是真的证据，我记得旗子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字样）；并且以执政府南面楼上玻璃被子弹打穿的圆孔作为学生先由南向北开枪的证据，这个圆孔是真的当场被打穿的，不过不一定是学生打的，也许是东西辕门的卫队士兵向北打偏了的。当时卫队旅也有一名士兵被枪弹打死，于是又以此来诬赖学生先开枪、卫队旅是被迫自卫开枪的。到底被打死的这个卫队旅士兵是怎样被枪弹打死的，我们也搞不清，可能是混在学生群众中被流弹打死的。
陆军部、高等法院和司法部当然袒护段祺瑞卫队旅，偏听卫队旅这方面的一面之词。当时问案子的法官，我只熟悉一个高等法院法官蒋贡梁（直隶博野县人），其余全不认识。
这个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地结了案，官兵未受到处分，被打死的学生也就含冤而死，无声无息地被埋葬了。
以上的经过，是我亲眼看到的、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事实。我今天追忆这一段历史事实，目的就是为了揭露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残酷与无耻。从这一段事实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动统治政权是怎样地在迫害、残杀爱国青年学生；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青年学生们在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终于和党领导的全国人民革命力量汇在一起，将反动统治阶级埋葬。
我亲身经历的“三一八”惨案实况
国内对“三一八”的回忆文章颇多，因此我们摘选几个亲历者的回忆与时文，以飨读者：我亲身经历的“三一八”惨案实况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曹祥华同志的《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的订正》后，我认为这个订正是很有必要的，楚溪春的报道与我自己亲身看到的情况，大有出入。我愿将我自己亲身经历写出来，以正视听，为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同志提供一些参考。
1926年3月18日惨案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是学运的积极参加者。
那天早晨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前广场集合开群众大会。
我与师大国文系同学范士融同住一个寝室。他在我之先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宣外区党部执行委员。我之加入国民党，正是受他的影响，由他和另一山东同学张郁光介绍的。我和范士融，既是同乡，又是同志，交情很深。那天早晨，我与范士融手持小旗，在出发之先，跑到各个自习室去动员同学们参与集会。我们大喊大叫：“不愿做亡国奴的同学，赶快集合去，我们快出发了。”有的同学听到呼唤，就放下书本，跑出自习室集合去了。也有少数同学，不睬不理，照样读书。
队伍大约在早晨9点钟左右出发。参加的同学相当踊跃，留校未去的不及十分之一二。范士融和当时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如邵式平（解放后任江西省主席、省长，已病故）、张郁光（抗战初期在山东聊城牺牲）等是学生会的负责人，担任领队。我从那年开始学照相，拿着照相机在队前队后乱跑。
天安门前搭有临时主席台，北京各大中学生高举校旗，队伍整齐，精神焕发地高呼着口号，由四面八方潮涌而来。估计到会群众不下一两万人。大会大概是10点多钟开始，主席台上有好些位人士演讲。我印象深刻的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徐谦的讲演。我曾挤上主席台，为徐谦照了一张相。另外，刘清扬女士的清脆、嘹亮、富有激情的讲演，虽已事隔半个世纪以上，至今犹有印象。
大会决议：游行示威，并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些中小学校的学生也来参加。因为游行路线太长，由大会劝阻他们不必参加游行，但好像芝文中学等校的学生还是参加了。
游行队伍秩序非常好，口号声此起彼落地喊个不断。午后1点多钟，队伍走到东四牌楼北面的执政府，由东面入口处（即东辕门）很有秩序地鱼贯而入。各校学生按学校单位由北到南列队在执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执政府门前有一对石狮子，石狮子后面就是全副武装的四五排卫队，和学生的队伍面对面地站着。执政府的广场相当大，但全被有秩序的学生的行列站满了。各校的校旗都树立在队伍的前头。人山人海，旌旗招展，雄壮的口号声不断，真是振奋人心。卫队与学生之间并未发生任何争吵或谩骂。学生派代表团向卫队交涉，要求见段祺瑞。这些代表被引进执政府，久久不见出来。同学们站在队里有些疲劳，口号声不如初入场时那样热烈了，不少同学在谈心说笑。东边石狮子上有一位男同学用喇叭筒向群众讲话，说段祺瑞不肯见学生代表。群众应声而起，高喊：“一定要见段祺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我看见西边石狮子上没有人，我就爬上石狮子照了一张。但那时我刚开始学照相，发现日光照射着镜头，我还不懂得照逆光和遮光，以为违背了照相原理，就跳下石狮子，从队伍中向南边挤去，另觅角度拍摄。快到南面照壁前碰上了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同乡黄云谷，正握手寒暄之际，前面的队伍突然向后挤退，而且还听到前面的同学高喊：“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话音刚落，执政府的卫兵们就把枪打响了。站在东边石狮子上传话的同学，首先被射落倒地。一时秩序大乱，各校同学都向东西辕门奔逃。
我跑到离东辕门还有二三十步的时候，一看东辕门被逃难的群众堵塞了。枪声大作，谁也顾不了谁。前面的同学摔倒在地，后面跑来的同学又被绊倒。于是人压人，东辕门的人堆有好几尺高。
我仍向东跑，快到达东辕门之际，跑在我前面的同学被一个便衣侦探用木棒朝后脑打去，鲜血四溅，几乎溅到我身上。我若再继续向前，就要受到第二棒的打击。忙乱中，我转向南跑。跑到照壁的东南角，一看里面是个院落，院落的西面和南面是马厩。在枪声中，那些马都直立起来，但被缰绳拴在木槽上，挣脱不得。有几个便衣侦探用鞭子一直追赶着向里跑的同学打。我亲眼看见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云南同乡姚宗贤被侦探打得无处可钻，又向马厩外面跑。姚宗贤同学也是这个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之一。他可能是由马厩旁向外跑时被枪弹射中的。
院落的东面是一排三间小屋，靠北一间，门是向南开的。我奔到门前，屋门关着。我一推门，看见四个不相识的同学躺在地下避难。其中一个胖子，满脸通红，脸上汗珠像豌豆一般大；另一个较瘦的，面色苍白得可怕。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急忙将门关上躺下，并用脚将门顶住。原来这间房子是士兵的宿舍，屋里有四张单人床，自北朝南地平行排列着，白布单和白布棉被和一般兵营一样，铺叠得整整齐齐。有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马026模样的士兵也在屋里。在急促的枪声中他不是恶意地在喃喃自语：“他妈的，今天这些洋学生可糟心了。”我们看到屋内东墙高处有一道玻璃窗，就向他请求将窗打开，让我们逃出去。他指指窗子，意思是叫我们仔细看看，窗外还有铁栏杆拦着，如何逃得了。他仍惋惜又似恐吓地对我们说：“他妈的，今天你们可完蛋了。”
枪声响了几分钟，突然听到哨子声，枪声立即停止。枪声刚停，一个持枪的士兵推开门，望望我们，匆匆忙忙地由一张床单下面取出一把刺刀又走出去。这时，我的心凉了半截，我以为今天确实完了，外面杀完，就会进来杀我们几个“笼中鸟”。
枪声停止不到两分钟，哨子又响，像爆竹一般的枪声又继续大作。屋瓦打得直响。在第一次枪声中还掺杂着群众的惨叫声，令人十分心酸。射击约两三分钟，哨子又响，枪声又停。停不到两分钟，哨子又响，枪声又起。这样一共三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枪声里，只听得见屋瓦被打的响声，却听不见惨叫声了。第三次射击大约又是几分钟，哨子又响，枪声又停。停了好几分钟，不再听到哨音，也不再听到枪声。这可怕的沉寂，使我的心慌乱起来了。我试探着将门轻轻打开，我的视线恰巧和一个持枪士兵的视线碰在一起。我好似触电一般，立即爬起，向外冲去。持枪的士兵忙着去打“财喜”，他们没有管我。我由死伤者身上和血泊中跨越逃出。小院里和广场上横七竖八地躺满死伤的人，持枪的士兵正在忙着搜索死伤者的钱包、手表、眼镜等，连毡帽、围巾他们也要。我逃出小院时，有两个士兵由广场上拖着一个死者的尸体进入小院。一个拖着左脚，一个拖着右脚，死者的头擦着地。可能也是为了打“财喜”。我由他们侧边跑过，他们也没管我。
回到学校，知道同班的四川同学李如锦的腿被打断了，被送进协和医院（即现在的首都医院）。后来李同学的腿终于锯掉，装上一只橡皮假腿。我的好友范士融却不见归来。当晚学生会忙碌地在死者名单中清查、打电话到收容受伤同学的各医院查询，都没有范士融。再了解，当天也没有被捕的同学。范为什么失踪了呢？大家焦急万分，学生会的同学忙乱了一整夜，仍得不到结论。
第二天，3月19日，一清早下起雪来。学生会派我和范的同班同学李世军再到执政府停尸场上去寻找。几十具白木棺材停放在执政府东北角的院落里。棺盖尚未钉钉，有武装士兵把守。这院落和东南角有马厩的院落相似。棺材侧面都用粉笔写上死者的姓名。在旧社会，一般知识分子都随身带着自己的名片，那些死者的姓名，就是根据在他们身上搜出的名片写下来的。范士融那天可能没带自己的名片，在天安门时可能新认识一位朋友，那位朋友给他一张名片。装棺时搜出这张名片，就在他的棺侧写上那名字。我们对每具棺材都看过，就是找不到范士融。后来在一口棺材盖下发现一个死者的衣角，我一看是范所穿的长衫，而名字则是别人的（这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们请求守卫的士兵让我们揭开棺盖看看，士兵不许，经再三说明理由，最后终于同意我们揭棺，一看，果然是范士融！一颗子弹由范士融的前额洞穿过去，子弹入口处仅有筷子头一般大，但后脑壳却有拳头大的伤口。这说明他不是在逃跑中被打死，而是遭到突然袭击，由正面被击中的。
这个惨案当场被打死的共42人，受伤者近200人。这个死伤数字也说明一个问题，这次的屠杀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不是全部枪弹都向密集队伍平射，而是有重点有目标地射击，否则死伤人数就不堪设想。比如站在石狮子上传话的青年，是射击对象之一；范士融站在北师大队伍前面，手执小旗，是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也就成了射击的目标。牺牲的女同学都是剪掉辫子的。当时的女同学都留着辫子，只有少数思想进步敢于革命的才剪去辫子。反动派正是最恨这些进步学生，剪掉辫子的刘和珍女士的牺牲，尤令人悲愤。她中弹后，女师大的另两个同学杨德群、张静淑忙去救护她，反动派向这两位女同学射击，杨德群当场被打死，张静淑重伤。刘和珍当时没有死，手持木棒的便衣侦探跑过去狠狠打了她两棒才把她打死。
读了楚溪春的《“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令人十分吃惊，我们看他是怎样报道的。
楚文说：“‘三一八’惨案前一天，卫队旅接到上级命令说，第二天学生要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请愿，要我们旅告知守卫官兵到吉兆胡同和执政府分别严加戒备，并一再叮嘱在与学生接触的时候，要万般忍耐，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嘴，以免发生意外不幸事件。”事实是那一天学生根本没有和卫队发生冲突，而是赤手空拳很有秩序的学生队伍突然遭到袭击，枪弹、棍棒和皮鞭出人意外地向学生无情地打来。
楚文说：“第二天，即三月十八日下午，为了怕学生开会后到吉兆胡同请愿，闹出事故，我便亲身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备事宜……布置时要求警备部队前几排的士兵不许扎皮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无理的殴打；中间几排的士兵可扎皮带，但不准拿武器；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请看我在开枪前不到两三分钟所拍的照片，可清楚地看出站在学生队伍前面的卫队，排排都是肩挎子弹带，手持步枪。
楚文说：“我就下车向西步行，出了十条西口，就到执政府门前。进入东辕门，看见约有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满身是血，有的还在呻吟。卫队旅的警卫士兵还在端着枪四下搜寻。我立即吹哨命令士兵赶快集合到营房里去，大声命令他们赶紧回去！”“三一八”惨案的死伤者都是有名有姓的，有具体数字，当时的报刊上不难找到具体材料。以我亲眼所见及记忆所及，惨案中被打死的共42人，伤者180余人。楚溪春的文章如果来自间接材料，那还情有可原，但楚明明是亲自去现场看到的。200人以上的死伤，竟说约有十几人，这就令人难解了。
楚文说：“卫队旅的警卫士兵还在端着枪四下搜寻。”楚没有说出搜寻什么。我亲眼见到的是他们在搜寻学生的财物。楚是没有看见呢？还是看见了而有所忌讳，不敢说出来？
楚文说：“那一天是阴天，天上飘着小雪花，当我再经过执政府门前时，就看见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摆在执政府门前。”实际那天是晴天，并没有下雪。雪是第二天或当天晚上才下的。楚看见一二十具白皮棺材，与前面他所说“看见约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满身是血，有的还在呻吟”的话自相矛盾。难道“还在呻吟”的学生也装进了棺材不成？而且棺材也不是摆在执政府门前，而是摆在执政府东北角的院落里。经过执政府门前是看不见这些棺材的。
楚文描述上尉军械员邵霖告诉他的惨案发生情况说：“当学生向执政府门口拥挤时，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狗’，当时士兵曾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门口时，寿图（王子江）就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原来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了就算了。不料东西辕门的守卫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了，以致酿成当天的惨案。我这才彻底了解了具体情况。既然没有人肯出庭作证，我只好自己去了。”这段文字是凭空捏造的谎言。
楚文说：“当时为了颠倒是非，旅部就开会决定，马上找来几枝旧手枪，说是学生们的凶器；又找了几把笤帚和几个煤油桶，装了一些煤油，说学生拿这些东西准备放火烧执政府；同时还拿了学生们的各色纸旗子一大捆（这捆旗子是真的证据，我记得旗子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字样）。”这段话的前一部分，倒是道出了反动派惯用的阴险伎俩，但最后几句是扯谎。历来反动派对一切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都污蔑为“赤化”，是共产党暗中操纵，甚至说成是苏联用卢布收买策动的。“三一八”的反帝斗争，是出自北京广大知识青年的爱国热忱，共产党当然是积极支持的。所以当天党的领袖李大钊先生亲自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群众大会和请愿的行列。但是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共产党并没有将党的组织公开在敌人面前，党是具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楚所说他看见旗子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字样，明明又是反动派伪造证据，污蔑学生的爱国运动为“赤化”的一种阴谋手段，和反动派找来几枝旧手枪，几把笤帚、几桶煤油，污蔑学生企图杀人放火，是同一目的同一手法。
我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全过程，我有责任指出楚文中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如有不妥之处，请知情者予以指正为感。
北京“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事件是段祺瑞临时政府对爱国学生的一次屠杀，早已为前人备述。我们今天选登一组亲身经历过这一惨案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作者有的当时在北京学联工作，有的是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校的学生。他们真实描述了事件的各个不同侧面，既有背景、内幕和经过，也有各校的反响、个人的目击和亲身感受。往事历历在目，再现于读者眼前，特以此纪念死难的烈士。
当时为了颠倒是非，旅部就开会决定，马上找来几枝旧手枪，说是学生们的凶器；又找了几把笤帚和几个煤油桶，装了一些煤油，说学生拿这些东西准备放火烧执政府；同时还拿了学生们的各色纸旗子一大捆（这捆旗子是真的证据，我记得旗子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字样）；并且以执政府南面楼上玻璃被子弹打穿的圆孔作为学生先由南向北开枪的证据，这个圆孔是真的当场被打穿的，不过不一定是学生打的，也许是东西辕门的卫队士兵向北打偏了的。当时卫队旅也有一名士兵被枪弹打死，于是又以此来诬赖学生先开枪、卫队旅是被迫自卫开枪的。到底被打死的这个卫队旅士兵是怎样被枪弹打死的，我们也搞不清，可能是混在学生群众中被流弹打死的。
陆军部、高等法院和司法部当然袒护段祺瑞卫队旅，偏听卫队旅这方面的一面之词。当时问案子的法官，我只熟悉一个高等法院法官蒋贡梁（直隶博野县人），其余全不认识。
这个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地结了案，官兵未受到处分，被打死的学生也就含冤而死，无声无息地被埋葬了。
以上的经过，是我亲眼看到的、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事实。我今天追忆这一段历史事实，目的就是为了揭露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残酷与无耻。从这一段事实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动统治政权是怎样地在迫害、残杀爱国青年学生；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青年学生们在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终于和党领导的全国人民革命力量汇在一起，将反动统治阶级埋葬。
我亲身经历的“三一八”惨案实况
国内对“三一八”的回忆文章颇多，因此我们摘选几个亲历者的回忆与时文，以飨读者：我亲身经历的“三一八”惨案实况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曹祥华同志的《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的订正》后，我认为这个订正是很有必要的，楚溪春的报道与我自己亲身看到的情况，大有出入。我愿将我自己亲身经历写出来，以正视听，为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同志提供一些参考。
1926年3月18日惨案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是学运的积极参加者。
那天早晨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前广场集合开群众大会。
我与师大国文系同学范士融同住一个寝室。他在我之先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宣外区党部执行委员。我之加入国民党，正是受他的影响，由他和另一山东同学张郁光介绍的。我和范士融，既是同乡，又是同志，交情很深。那天早晨，我与范士融手持小旗，在出发之先，跑到各个自习室去动员同学们参与集会。我们大喊大叫：“不愿做亡国奴的同学，赶快集合去，我们快出发了。”有的同学听到呼唤，就放下书本，跑出自习室集合去了。也有少数同学，不睬不理，照样读书。
队伍大约在早晨9点钟左右出发。参加的同学相当踊跃，留校未去的不及十分之一二。范士融和当时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如邵式平（解放后任江西省主席、省长，已病故）、张郁光（抗战初期在山东聊城牺牲）等是学生会的负责人，担任领队。我从那年开始学照相，拿着照相机在队前队后乱跑。
天安门前搭有临时主席台，北京各大中学生高举校旗，队伍整齐，精神焕发地高呼着口号，由四面八方潮涌而来。估计到会群众不下一两万人。大会大概是10点多钟开始，主席台上有好些位人士演讲。我印象深刻的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徐谦的讲演。我曾挤上主席台，为徐谦照了一张相。另外，刘清扬女士的清脆、嘹亮、富有激情的讲演，虽已事隔半个世纪以上，至今犹有印象。
大会决议：游行示威，并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些中小学校的学生也来参加。因为游行路线太长，由大会劝阻他们不必参加游行，但好像芝文中学等校的学生还是参加了。
游行队伍秩序非常好，口号声此起彼落地喊个不断。午后1点多钟，队伍走到东四牌楼北面的执政府，由东面入口处（即东辕门）很有秩序地鱼贯而入。各校学生按学校单位由北到南列队在执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执政府门前有一对石狮子，石狮子后面就是全副武装的四五排卫队，和学生的队伍面对面地站着。执政府的广场相当大，但全被有秩序的学生的行列站满了。各校的校旗都树立在队伍的前头。人山人海，旌旗招展，雄壮的口号声不断，真是振奋人心。卫队与学生之间并未发生任何争吵或谩骂。学生派代表团向卫队交涉，要求见段祺瑞。这些代表被引进执政府，久久不见出来。同学们站在队里有些疲劳，口号声不如初入场时那样热烈了，不少同学在谈心说笑。东边石狮子上有一位男同学用喇叭筒向群众讲话，说段祺瑞不肯见学生代表。群众应声而起，高喊：“一定要见段祺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我看见西边石狮子上没有人，我就爬上石狮子照了一张。但那时我刚开始学照相，发现日光照射着镜头，我还不懂得照逆光和遮光，以为违背了照相原理，就跳下石狮子，从队伍中向南边挤去，另觅角度拍摄。快到南面照壁前碰上了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同乡黄云谷，正握手寒暄之际，前面的队伍突然向后挤退，而且还听到前面的同学高喊：“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话音刚落，执政府的卫兵们就把枪打响了。站在东边石狮子上传话的同学，首先被射落倒地。一时秩序大乱，各校同学都向东西辕门奔逃。
我跑到离东辕门还有二三十步的时候，一看东辕门被逃难的群众堵塞了。枪声大作，谁也顾不了谁。前面的同学摔倒在地，后面跑来的同学又被绊倒。于是人压人，东辕门的人堆有好几尺高。
我仍向东跑，快到达东辕门之际，跑在我前面的同学被一个便衣侦探用木棒朝后脑打去，鲜血四溅，几乎溅到我身上。我若再继续向前，就要受到第二棒的打击。忙乱中，我转向南跑。跑到照壁的东南角，一看里面是个院落，院落的西面和南面是马厩。在枪声中，那些马都直立起来，但被缰绳拴在木槽上，挣脱不得。有几个便衣侦探用鞭子一直追赶着向里跑的同学打。我亲眼看见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云南同乡姚宗贤被侦探打得无处可钻，又向马厩外面跑。姚宗贤同学也是这个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之一。他可能是由马厩旁向外跑时被枪弹射中的。
院落的东面是一排三间小屋，靠北一间，门是向南开的。我奔到门前，屋门关着。我一推门，看见四个不相识的同学躺在地下避难。其中一个胖子，满脸通红，脸上汗珠像豌豆一般大；另一个较瘦的，面色苍白得可怕。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急忙将门关上躺下，并用脚将门顶住。原来这间房子是士兵的宿舍，屋里有四张单人床，自北朝南地平行排列着，白布单和白布棉被和一般兵营一样，铺叠得整整齐齐。有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马026模样的士兵也在屋里。在急促的枪声中他不是恶意地在喃喃自语：“他妈的，今天这些洋学生可糟心了。”我们看到屋内东墙高处有一道玻璃窗，就向他请求将窗打开，让我们逃出去。他指指窗子，意思是叫我们仔细看看，窗外还有铁栏杆拦着，如何逃得了。他仍惋惜又似恐吓地对我们说：“他妈的，今天你们可完蛋了。”
枪声响了几分钟，突然听到哨子声，枪声立即停止。枪声刚停，一个持枪的士兵推开门，望望我们，匆匆忙忙地由一张床单下面取出一把刺刀又走出去。这时，我的心凉了半截，我以为今天确实完了，外面杀完，就会进来杀我们几个“笼中鸟”。
枪声停止不到两分钟，哨子又响，像爆竹一般的枪声又继续大作。屋瓦打得直响。在第一次枪声中还掺杂着群众的惨叫声，令人十分心酸。射击约两三分钟，哨子又响，枪声又停。停不到两分钟，哨子又响，枪声又起。这样一共三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枪声里，只听得见屋瓦被打的响声，却听不见惨叫声了。第三次射击大约又是几分钟，哨子又响，枪声又停。停了好几分钟，不再听到哨音，也不再听到枪声。这可怕的沉寂，使我的心慌乱起来了。我试探着将门轻轻打开，我的视线恰巧和一个持枪士兵的视线碰在一起。我好似触电一般，立即爬起，向外冲去。持枪的士兵忙着去打“财喜”，他们没有管我。我由死伤者身上和血泊中跨越逃出。小院里和广场上横七竖八地躺满死伤的人，持枪的士兵正在忙着搜索死伤者的钱包、手表、眼镜等，连毡帽、围巾他们也要。我逃出小院时，有两个士兵由广场上拖着一个死者的尸体进入小院。一个拖着左脚，一个拖着右脚，死者的头擦着地。可能也是为了打“财喜”。我由他们侧边跑过，他们也没管我。
回到学校，知道同班的四川同学李如锦的腿被打断了，被送进协和医院（即现在的首都医院）。后来李同学的腿终于锯掉，装上一只橡皮假腿。我的好友范士融却不见归来。当晚学生会忙碌地在死者名单中清查、打电话到收容受伤同学的各医院查询，都没有范士融。再了解，当天也没有被捕的同学。范为什么失踪了呢？大家焦急万分，学生会的同学忙乱了一整夜，仍得不到结论。
第二天，3月19日，一清早下起雪来。学生会派我和范的同班同学李世军再到执政府停尸场上去寻找。几十具白木棺材停放在执政府东北角的院落里。棺盖尚未钉钉，有武装士兵把守。这院落和东南角有马厩的院落相似。棺材侧面都用粉笔写上死者的姓名。在旧社会，一般知识分子都随身带着自己的名片，那些死者的姓名，就是根据在他们身上搜出的名片写下来的。范士融那天可能没带自己的名片，在天安门时可能新认识一位朋友，那位朋友给他一张名片。装棺时搜出这张名片，就在他的棺侧写上那名字。我们对每具棺材都看过，就是找不到范士融。后来在一口棺材盖下发现一个死者的衣角，我一看是范所穿的长衫，而名字则是别人的（这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们请求守卫的士兵让我们揭开棺盖看看，士兵不许，经再三说明理由，最后终于同意我们揭棺，一看，果然是范士融！一颗子弹由范士融的前额洞穿过去，子弹入口处仅有筷子头一般大，但后脑壳却有拳头大的伤口。这说明他不是在逃跑中被打死，而是遭到突然袭击，由正面被击中的。
这个惨案当场被打死的共42人，受伤者近200人。这个死伤数字也说明一个问题，这次的屠杀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不是全部枪弹都向密集队伍平射，而是有重点有目标地射击，否则死伤人数就不堪设想。比如站在石狮子上传话的青年，是射击对象之一；范士融站在北师大队伍前面，手执小旗，是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也就成了射击的目标。牺牲的女同学都是剪掉辫子的。当时的女同学都留着辫子，只有少数思想进步敢于革命的才剪去辫子。反动派正是最恨这些进步学生，剪掉辫子的刘和珍女士的牺牲，尤令人悲愤。她中弹后，女师大的另两个同学杨德群、张静淑忙去救护她，反动派向这两位女同学射击，杨德群当场被打死，张静淑重伤。刘和珍当时没有死，手持木棒的便衣侦探跑过去狠狠打了她两棒才把她打死。
读了楚溪春的《“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令人十分吃惊，我们看他是怎样报道的。
楚文说：“‘三一八’惨案前一天，卫队旅接到上级命令说，第二天学生要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请愿，要我们旅告知守卫官兵到吉兆胡同和执政府分别严加戒备，并一再叮嘱在与学生接触的时候，要万般忍耐，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嘴，以免发生意外不幸事件。”事实是那一天学生根本没有和卫队发生冲突，而是赤手空拳很有秩序的学生队伍突然遭到袭击，枪弹、棍棒和皮鞭出人意外地向学生无情地打来。
楚文说：“第二天，即三月十八日下午，为了怕学生开会后到吉兆胡同请愿，闹出事故，我便亲身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备事宜……布置时要求警备部队前几排的士兵不许扎皮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无理的殴打；中间几排的士兵可扎皮带，但不准拿武器；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请看我在开枪前不到两三分钟所拍的照片，可清楚地看出站在学生队伍前面的卫队，排排都是肩挎子弹带，手持步枪。
楚文说：“我就下车向西步行，出了十条西口，就到执政府门前。进入东辕门，看见约有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满身是血，有的还在呻吟。卫队旅的警卫士兵还在端着枪四下搜寻。我立即吹哨命令士兵赶快集合到营房里去，大声命令他们赶紧回去！”“三一八”惨案的死伤者都是有名有姓的，有具体数字，当时的报刊上不难找到具体材料。以我亲眼所见及记忆所及，惨案中被打死的共42人，伤者180余人。楚溪春的文章如果来自间接材料，那还情有可原，但楚明明是亲自去现场看到的。200人以上的死伤，竟说约有十几人，这就令人难解了。
楚文说：“卫队旅的警卫士兵还在端着枪四下搜寻。”楚没有说出搜寻什么。我亲眼见到的是他们在搜寻学生的财物。楚是没有看见呢？还是看见了而有所忌讳，不敢说出来？
楚文说：“那一天是阴天，天上飘着小雪花，当我再经过执政府门前时，就看见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摆在执政府门前。”实际那天是晴天，并没有下雪。雪是第二天或当天晚上才下的。楚看见一二十具白皮棺材，与前面他所说“看见约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满身是血，有的还在呻吟”的话自相矛盾。难道“还在呻吟”的学生也装进了棺材不成？而且棺材也不是摆在执政府门前，而是摆在执政府东北角的院落里。经过执政府门前是看不见这些棺材的。
楚文描述上尉军械员邵霖告诉他的惨案发生情况说：“当学生向执政府门口拥挤时，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狗’，当时士兵曾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门口时，寿图（王子江）就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原来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了就算了。不料东西辕门的守卫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了，以致酿成当天的惨案。我这才彻底了解了具体情况。既然没有人肯出庭作证，我只好自己去了。”这段文字是凭空捏造的谎言。
楚文说：“当时为了颠倒是非，旅部就开会决定，马上找来几枝旧手枪，说是学生们的凶器；又找了几把笤帚和几个煤油桶，装了一些煤油，说学生拿这些东西准备放火烧执政府；同时还拿了学生们的各色纸旗子一大捆（这捆旗子是真的证据，我记得旗子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字样）。”这段话的前一部分，倒是道出了反动派惯用的阴险伎俩，但最后几句是扯谎。历来反动派对一切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都污蔑为“赤化”，是共产党暗中操纵，甚至说成是苏联用卢布收买策动的。“三一八”的反帝斗争，是出自北京广大知识青年的爱国热忱，共产党当然是积极支持的。所以当天党的领袖李大钊先生亲自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群众大会和请愿的行列。但是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共产党并没有将党的组织公开在敌人面前，党是具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楚所说他看见旗子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字样，明明又是反动派伪造证据，污蔑学生的爱国运动为“赤化”的一种阴谋手段，和反动派找来几枝旧手枪，几把笤帚、几桶煤油，污蔑学生企图杀人放火，是同一目的同一手法。
我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全过程，我有责任指出楚文中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如有不妥之处，请知情者予以指正为感。
北京“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事件是段祺瑞临时政府对爱国学生的一次屠杀，早已为前人备述。我们今天选登一组亲身经历过这一惨案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作者有的当时在北京学联工作，有的是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校的学生。他们真实描述了事件的各个不同侧面，既有背景、内幕和经过，也有各校的反响、个人的目击和亲身感受。往事历历在目，再现于读者眼前，特以此纪念死难的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