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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7)
段祺瑞说冯国璋有“钱癖”，并非无端攻讦之词，实有其事。冯国璋不仅是个大军阀，而且还是个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兼大官僚资本家。他在诗经村一带有土地千余亩；在苏北，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占地70万亩；在北京、天津和南京等地设有数处钱庄，较为著名的有华建银行和华充银号。此外，他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还有大量的投资。他如此巨富，仍不能满足其贪欲。中南海里养了不少历代珍贵的鱼，包括袁世凯执政时期河南进贡的黄河大鲤鱼，据说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42斤重的鲫鱼，这条鲫鱼系着两道金圈，挂着两块金牌，相传它已有六七百年了。他当上代理大总统后，下令把这些鱼一网打尽，高价卖出，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一时间，北京的饭馆子里高声叫卖“总统鱼”，与“东坡肉”相竞争。于是，在冯国璋活的时候，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在他死了的时候，有人又写了一条挽联：“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从而，无情地嘲讽和揭露了他及其同类们的丑恶的灵魂和嘴脸。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抵京就职。到京后，他干了四件事，一是拜访黎元洪，二是派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入清宫答谢，三是为夫人周砥治丧，这三件事勿庸细说，单说这第四件事，叫“三杰相会”。他把段祺瑞、王士珍一齐请到了总统府，紧紧地握着这一“龙”一“虎”的手，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府院之争了。”他对别人也说：“从此府院一体，内外一心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冯国璋、段祺瑞二人本是同学，又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府院之争不会重演了。于是乎，出现了“三位一体”之说。其实，大谬不然。就在这些论调高唱的同时，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了。
当时，段祺瑞拒绝恢复民初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势。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决心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派兵入川、湘，借南伐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冯国璋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援，与西南军阀有着长期密切的关系，更不愿意为人做嫁衣，使皖系势力得到扩张，所以极力倡导“和平”，美其名曰：“和平统一”政策。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的直接目的是以维持西南军阀地位和地盘，来换取他们对北洋政府的承认，对自己的推重，为将来当上正式大总统创造条件。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一个坚持用兵，一个主张言和，相互是对立的，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维持北洋军阀集团的利益，为自己扩大势力捞取资本。正因为这样，“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伊始，冯国璋就采取“拖”的办法，迟迟不下“讨伐令”，段祺瑞天天催促，他的回答是：“且慢一步吧，看看形势再说吧。”与此同时，他秘密派人南下，口传他的锦囊妙计，指示参战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于是，10月，在湘作战的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通电主和，并自动撤兵，从而打了段祺瑞一闷棍。这时，段祺瑞突然想起来有人告诉过他一句话：“对黎易而对冯难”，悔之晚矣！入湘的傅良佐弃长沙仓皇出逃，成了“短命督军”，入川的吴光新也损兵折将，败退下来。接着，直隶督军曹锟、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也相继发表主和的通电。北洋军阀集团就公开“分家”了，一派为皖系，一派为直系。
由于冯国璋的掣肘，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受到严重挫折而不得不暂告一段落。段祺瑞在盛怒之下，于11月16日向冯国璋提出辞职。冯国璋自以为得计。可是，当他刚为自己占了上风而兴致勃勃的时候，就立即尝出了段祺瑞送给他的是一个酸果；几年来，他一直向往着新华宫，甚至做梦都在当这里的主人。可是，当他真正走进新华宫的时候，才发现这里并不是人间的仙境，而是一座华丽的人间地狱。其实，他所感受到的痛苦，黎元洪都早已经受过了。过去，黎元洪天天想罢免段祺瑞，就是找不到一个敢当国务总理的人来。现在，他也是这样。最后终于找到一个人，这就是病态恹恹的汪大燮。而汪大燮还提出了“只做一天的总理，只签署两个文件”的滑稽条件。就是这样，他也只好苦笑着答应了。11月23日，他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由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的命令。这是汪大燮签署的第一个文件。接着，汪大燮又在一个空白命令上签了名，也就是汪大燮要签署的第二个文件。此后，这位汪代总理天天找冯国璋，逼着他在空白命令上填写继任总理的名字。他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天天去向王士珍作揖打躬，带着哭腔说：“你不能望着我活受罪呀！”王士珍确实很帮他的忙，到处找人当国务总理。可是找到的人都望而生畏，冯实在没办法了，也不管王士珍愿意不愿意，硬是在那张空白命令上写上了王士珍的名字，并亲自到王士珍家中，哀求说：“请你看老朋友的老脸，莫再弃我如遗。”就这样，这位信奉黄老之道好言和平的“北洋之龙”，出山继任国务总理了。
段在台下兴风作浪，冯大总统作茧自缚
段祺瑞下台不久，又任“参战督办”，当上了太上皇。这位国务总理在台上时，治国无方，看不出有多大的本事；下台后，祸国殃民、争权夺势、兴风作浪的本领却大得很，使冯国璋在总统的宝座上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在段祺瑞的唆使下，督军团在天津、徐州开会，要挟冯国璋继续对南方用兵，他们扬言：如果不采纳，将以对付黎元洪前总统的手段对付今大总统。段祺瑞又以“未来副总统”为诱饵，把曹锟拉到主战派方面，还派阴谋家徐树铮游说张作霖，抢劫了军火，派兵入关支持皖系。最后一招使冯国璋想起当年辫子军赶走了黎元洪，觉得今天胡子兵进关是赶自己来了，他越想越怕，不寒而栗，于是，态度渐渐软下来了。有一次他和王士珍谈话，王士珍叹着气说：“这年头，不独对南难疏通，对北也难疏通，我实在干不了啦。”他也长吁短叹道：“我也干不了啦，要走我们一起走。”
1918年1月26日下午，冯突然以南下当面征求各省督军关于战和的意见为名，带领十五师部分官兵1500人，子弹200箱，辎重车数十辆，偷偷出京，实则是奔赴南京，不再北归。27日，到达蚌埠，向安徽督军倪嗣冲大发牢骚，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要反抗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这时，皖系发现他逃出北京去南京，实行其与南合作、向北讨伐的计划时，段祺瑞密令倪嗣冲把他截住，逼他返回北京。结果，他不仅未能跳出火炕，不得已又返回了北京，还被迫发表了对南方的“讨伐令”，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部进剿，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在皖系武人接二连三的攻击下，他招架不住，于2月5日又发表了一个“罪己诏”，责备自己“无知人之明”，“无料事之智”，以平息皖系军阀们的怒气。
他如此软弱无能，国务总理王士珍更受窝囊气，闹着向他辞职。他对着王士珍作揖说：“老哥，你叫我为难了，我受了半年的活罪，比项城、黄陂（指黎元洪）受的罪更多。老哥又要离开我，叫我怎么办呢？”王士珍说：“我替总统受的罪也不少了，找个替身替总统帮忙吧。”2月20日，王士珍说什么也不到国务院办公了，冯国璋不得不准其辞职。这时，他又矮了大半截，去请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淡淡地一笑说：“现在已不是责任内阁，人人可以干，何必一定要我来干呢！”他无计可施，又到处磕头作揖，任命了内务总长钱能训代总理。他在泥潭中不能自拔，又无路可走，3月4日，拟就了辞职电。总统府秘书长闻讯后，急忙把电稿追回，并去安慰他。他说：“谁想到时局！总理没人干，请东海（徐世昌），东海不来；请芝泉，芝泉不理；请杏城（杨士琦），杏城没有回音。钱斡臣（钱能训）天天闹着不肯代，难道叫我自己兼国务总理不成！政令不出都门，不知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好，你们替我预备两部骡车吧。”不管他是否真心要下台，但他所说的处境确实是真实的。此后，他逢人就表示自己决不恋栈，并说：“做一个无忧无虑的老百姓，总比在这儿活受罪的好。”
3月7日，他以无副总统可代，无正式内阁可摄行大总统的职权、无国会为由，向不伦不类的督军团提出了辞职。电文中说自己“因缘时会，谬摄政权，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烛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也益深，郁爱国之诚而国之不颠覆者亦仅。澄清无术，空挥三舍之戈。和平误人，错铸九州之铁……虽名义同于守府，而号令不出都门，瞻望前途，莫知所属，何忍久居高位，自误以误国家。”他自从发了讨伐令，罪己诏和辞职电后，收拾时局的能力全然丧尽，以往骗得的对西南的“信誉”一扫而光。“和平统一”政策也随之成为泡影了。
1918年3月，督军团要求段祺瑞出山，冯国璋被迫再次请段祺瑞组阁，但段祺瑞却假意不肯。于是，他主动向段祺瑞订城下之盟，表示今后国务院的文件总统不得擅改一字：阁员由总理选用，不必征求总统同意；总统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总统府与各省来往电文由国务院核发。这些条件，远远超越了责任内阁的权限，这样，他才把段祺瑞请出来再次组阁。
段祺瑞上台后，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冯国璋则阳奉阴违，表面上不见客，也不办公，一切从不过问，而背后仍从中作梗。8月7日，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阳首先发难，公开通电指责武力统一是“亡国之策”，提倡“和平”。21日，吴佩孚又领衔通电，请冯国璋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令。长江三督则提议先解决时局而后选举总统。段祺瑞认为，这一切都是冯国璋的阴谋，置之不理。10月，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以冯国璋代理总统期满为由，将他赶下了台。他未下台时一再要求辞职，而当被段祺瑞及其皖系赶下台后，又极端不满。他为了发泄不满，发表了一个报告自己代理总统情形的通电说：“查兵祸之如何酝酿，实起于国璋摄政之前，而兵事之不能结束，则在国璋退职之后，其中曲折情形，虽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国璋无德无能之所致。兵连祸结，于斯已极……人非木石，宁不痛心？”还说今后“绝无希望出山之意”。他下台之后，段祺瑞也虚晃了一枪，来了个自动辞职。然而这种戏法并没有消除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冯国璋仍想再拼一场，他给身边的亲信说：“我们这次栽给芝泉，不算什么，以后再看我们的。”后于1919年回河间老家去了，其后，徐世昌坐上了中国政坛的第一把交椅。
第三节 徐世昌：以“文”临“武”
徐世昌居于两派之间，举足轻重，一身进退系全局。
徐世昌就职后，副总统虚悬，不愿身边有个跋扈专横的军人，时常放出空气，属意于南方之岑春煊。
“北有东海（徐世昌），南有西林（岑春煊），看这两个东西，怎样调和南北。”
徐世昌以“文”临“武”，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操纵各派争斗来维持其地位。
徐世昌看到倒段形势成熟，于7月4日不顾段祺瑞反对，下令裁撤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徐世昌密电召张作霖进京，商议内阁问题。
段冯鹬蚌相争，徐世昌坐收渔人之利
徐世昌，天津人，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斋。早年结识袁世凯，由袁资助入京应考中举。1886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他兼管营务处，成为袁世凯的主要谋士。1901年，被袁保荐任国子监司业。1903年成立练兵处，他以内阁学士任练兵处提调。次年署兵部左侍郎，后兼会办练兵处；不久授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1907年任东北三省第一任总督、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1909年被调任邮传部尚书兼津浦路督办。次年，再任军机大臣，授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任奕匡力内阁的协理大臣。武昌起义时，力主起用袁世凯，并赴彰德与袁密谋，挟持清帝让位，助袁窃取总统职位。1914年任国务卿。袁帝制自为，他辞职退居河南省辉县水竹村，自号“水竹村人”。被袁封为“嵩山四友”之一。
由此可见，袁世凯生前，徐世昌无法取代，只能屈居“辅佐”地位；袁世凯死后，则以其历史形成的“元老”地位利用擅长操纵的手腕，伺机问鼎了。
黎元洪在袁世凯死后顺利继任总统。黎非北洋系，又无武力作后盾，以北洋派正统自居的段祺瑞，手握军权，控制北京政府，视黎元洪为摆设。黎不甘任人摆布，“府院之争”迭起。1916年徐世昌两次出面调停，尤其是11月间，由王士珍至辉县邀请来京后，宣布不入政界，不受职掌，专任调解，以元老身份，“正色教诫、若师保然”。将府、院秘书长孙洪伊、徐树铮同时免职，劝段祺瑞打消辞意。府院矛盾表面缓和。徐欲再回铮县，黎、段挽留再三，遂移居天津。徐世昌两出调停总统、总理之间矛盾，虽然声明无意权位，但确实增加了政治生活中的分量，调停成为积累声望的手段。
1917年5月，“府院之争”因“参战”问题再次爆发。23日，黎元洪通电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敦劝徐世昌出山。段则通电以更换总理命令，未经副署，一切后果概不负责。段派北洋军人齐集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并准备设立临时政府，召集临时议会，密电张勋联合各省公推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因张勋拒绝未果。而徐世昌向以沉稳见称，也未敢轻于一试。以复辟清室为己任的“辫帅”张勋召集的四次徐州会议，徐均与闻其事。徐念念不忘食禄清室之恩，不绝还政清室之想，企图通过复辟清室，携北洋军阀势力，取得主持朝政的权位。日本支持段祺瑞，但反对复辟清室，使徐世昌更加谨慎。6月，张勋借调停黎、段冲突进京，途经天津会晤徐世昌，徐认为“今非其时”。张勋发动复辟后，清室委任徐为弼德院院长，又晋太傅，促其迅速来京，徐均推脱不就。复辟失败后，全国纷纷通电要求严惩祸首张勋，取消优待清室条件，贬溥仪为平民，以正本清源。徐世昌斡旋于段祺瑞、冯国璋等之间，为清室洗刷，为张勋开脱，清室优待条件得以继续保持。徐对清室竭尽傅保之责，也保全了本人清室遗臣的“名节”。
靠张勋驱走黎元洪，解散国会，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政治资本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同时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黎段之争让位于冯、段之争，直皖之争。徐世昌以清客超脱于直、皖两派之间，再一次处于调和者的有利地位，观风望气，捕捉机会。
冯、段上台后，即推翻旧约法，召集临时议会，重订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总统”，进一步加强军事独裁统治。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于8月25日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9月1日，成立护法军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护法烽火燃遍十数省。日、美帝国主义携手支持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讨伐西南。段祺瑞不甘心冯国璋担任总统，冯也欲以直系实力取得北洋领袖地位，把北京政权完全控制在本派手中。对南方的“统一”中，交织着冯、段争斗。对川湘战事失利后，段祺瑞于11月20日辞职，王士珍出任国务总理。日本帝国主义则表示，此后的对华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徐世昌居于两派之间，举足轻重，一身进退系全局。段祺瑞下台并不善罢干休，他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策划“联奉制直、倒王拥段”、准备迫退王士珍，让徐抑节组阁以为过渡，最终拥段任总统，张作霖任副总统，自任内阁总理。徐非居于冯、段之下的角色，则段的出头成为必然。徐世昌居于幕后，暗中偏向于皖段，把矛头指向居于总统之任的直系首领冯；皖系各督军一再联电向冯施加压力倒王，徐拒绝出面调停。当王士珍称病请假后，时奉军入关顿扎军粮城，日本公使出面促段出山，徐世昌一锤定音，迫使冯国璋于1918年3月23日明令免王任段。
段祺瑞再次上台，但与冯国璋仍相争不已。梁士诒请徐出面作调停人，徐回答说：“往者府院明争，吾能解，今则暗斗，无从为役，奈何？”梁说：“旧事如此，宁忍其日益糜烂？”徐良久说：“惟改弦易辙耳！”遂于1918年4月18日出京再次退隐河南辉县水竹村。
6月初，梁士诒等联合名流，主张调和南北，推徐世昌出面斡旋。徐翩然入京。冯、段交讧，两败俱伤，调停不成，必然形成徐世昌出山的局面。9月4日，安福国会开会，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出席436人，徐世昌得425票。徐世昌久久觊觎的大总统地位，水到渠成，唾手而得。冯国璋、段祺瑞同时辞职。在选举时，有一议员投了“渔翁”一票，暗讥冯、段鹬蚌之争，徐世昌得渔翁之利。
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以自己的题名照片分赠议员，藉资笼络。各方贺电纷至，很多人登门促驾早日就职。当选次日，徐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西南之岑春煊、伍廷芳及在野之赵尔巽、张謇等，以循例之辞让，试观风色。冯国璋于6日通电各省表示拥护，北洋直、皖、奉各系将领均响应拥戴。9月17日，徐通电允就总统。唱反调者，惟有北洋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劝先调停南北，改造国会议员后再选总统。西南的岑春煊、伍廷芳复电，反对徐任非法总统，虽然有些异议，拥戴者在北洋派中仍居多数。徐乃于10月10日宣誓就职。时人以徐隐居辉县旧事，撰一联讽诮之：“芒鞋布袜从此脱，三海原来水竹村。”
民脂民膏尽入总统私囊
徐世昌就职后，副总统虚悬，不愿身边有个跋扈专横的军人，时常放出空气，属意于南方之岑春煊。曹锟始终有意于这个席位，徐派秘书长吴芨孙劝说，副总统只设一人，总统左右为难，曹只好表示放弃。终徐之任，副总统迄未产生。徐就任后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大权独揽，使责任内阁徒具形式。其内阁成员多为旧日僚属，如素有渊源的旧交通系的周树模、朱启钤、梁士诒、叶恭绰、周自齐等。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抵京就职。到京后，他干了四件事，一是拜访黎元洪，二是派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入清宫答谢，三是为夫人周砥治丧，这三件事勿庸细说，单说这第四件事，叫“三杰相会”。他把段祺瑞、王士珍一齐请到了总统府，紧紧地握着这一“龙”一“虎”的手，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府院之争了。”他对别人也说：“从此府院一体，内外一心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冯国璋、段祺瑞二人本是同学，又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府院之争不会重演了。于是乎，出现了“三位一体”之说。其实，大谬不然。就在这些论调高唱的同时，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了。
当时，段祺瑞拒绝恢复民初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势。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决心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派兵入川、湘，借南伐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冯国璋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援，与西南军阀有着长期密切的关系，更不愿意为人做嫁衣，使皖系势力得到扩张，所以极力倡导“和平”，美其名曰：“和平统一”政策。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的直接目的是以维持西南军阀地位和地盘，来换取他们对北洋政府的承认，对自己的推重，为将来当上正式大总统创造条件。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一个坚持用兵，一个主张言和，相互是对立的，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维持北洋军阀集团的利益，为自己扩大势力捞取资本。正因为这样，“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伊始，冯国璋就采取“拖”的办法，迟迟不下“讨伐令”，段祺瑞天天催促，他的回答是：“且慢一步吧，看看形势再说吧。”与此同时，他秘密派人南下，口传他的锦囊妙计，指示参战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于是，10月，在湘作战的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通电主和，并自动撤兵，从而打了段祺瑞一闷棍。这时，段祺瑞突然想起来有人告诉过他一句话：“对黎易而对冯难”，悔之晚矣！入湘的傅良佐弃长沙仓皇出逃，成了“短命督军”，入川的吴光新也损兵折将，败退下来。接着，直隶督军曹锟、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也相继发表主和的通电。北洋军阀集团就公开“分家”了，一派为皖系，一派为直系。
由于冯国璋的掣肘，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受到严重挫折而不得不暂告一段落。段祺瑞在盛怒之下，于11月16日向冯国璋提出辞职。冯国璋自以为得计。可是，当他刚为自己占了上风而兴致勃勃的时候，就立即尝出了段祺瑞送给他的是一个酸果；几年来，他一直向往着新华宫，甚至做梦都在当这里的主人。可是，当他真正走进新华宫的时候，才发现这里并不是人间的仙境，而是一座华丽的人间地狱。其实，他所感受到的痛苦，黎元洪都早已经受过了。过去，黎元洪天天想罢免段祺瑞，就是找不到一个敢当国务总理的人来。现在，他也是这样。最后终于找到一个人，这就是病态恹恹的汪大燮。而汪大燮还提出了“只做一天的总理，只签署两个文件”的滑稽条件。就是这样，他也只好苦笑着答应了。11月23日，他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由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的命令。这是汪大燮签署的第一个文件。接着，汪大燮又在一个空白命令上签了名，也就是汪大燮要签署的第二个文件。此后，这位汪代总理天天找冯国璋，逼着他在空白命令上填写继任总理的名字。他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天天去向王士珍作揖打躬，带着哭腔说：“你不能望着我活受罪呀！”王士珍确实很帮他的忙，到处找人当国务总理。可是找到的人都望而生畏，冯实在没办法了，也不管王士珍愿意不愿意，硬是在那张空白命令上写上了王士珍的名字，并亲自到王士珍家中，哀求说：“请你看老朋友的老脸，莫再弃我如遗。”就这样，这位信奉黄老之道好言和平的“北洋之龙”，出山继任国务总理了。
段在台下兴风作浪，冯大总统作茧自缚
段祺瑞下台不久，又任“参战督办”，当上了太上皇。这位国务总理在台上时，治国无方，看不出有多大的本事；下台后，祸国殃民、争权夺势、兴风作浪的本领却大得很，使冯国璋在总统的宝座上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在段祺瑞的唆使下，督军团在天津、徐州开会，要挟冯国璋继续对南方用兵，他们扬言：如果不采纳，将以对付黎元洪前总统的手段对付今大总统。段祺瑞又以“未来副总统”为诱饵，把曹锟拉到主战派方面，还派阴谋家徐树铮游说张作霖，抢劫了军火，派兵入关支持皖系。最后一招使冯国璋想起当年辫子军赶走了黎元洪，觉得今天胡子兵进关是赶自己来了，他越想越怕，不寒而栗，于是，态度渐渐软下来了。有一次他和王士珍谈话，王士珍叹着气说：“这年头，不独对南难疏通，对北也难疏通，我实在干不了啦。”他也长吁短叹道：“我也干不了啦，要走我们一起走。”
1918年1月26日下午，冯突然以南下当面征求各省督军关于战和的意见为名，带领十五师部分官兵1500人，子弹200箱，辎重车数十辆，偷偷出京，实则是奔赴南京，不再北归。27日，到达蚌埠，向安徽督军倪嗣冲大发牢骚，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要反抗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这时，皖系发现他逃出北京去南京，实行其与南合作、向北讨伐的计划时，段祺瑞密令倪嗣冲把他截住，逼他返回北京。结果，他不仅未能跳出火炕，不得已又返回了北京，还被迫发表了对南方的“讨伐令”，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部进剿，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在皖系武人接二连三的攻击下，他招架不住，于2月5日又发表了一个“罪己诏”，责备自己“无知人之明”，“无料事之智”，以平息皖系军阀们的怒气。
他如此软弱无能，国务总理王士珍更受窝囊气，闹着向他辞职。他对着王士珍作揖说：“老哥，你叫我为难了，我受了半年的活罪，比项城、黄陂（指黎元洪）受的罪更多。老哥又要离开我，叫我怎么办呢？”王士珍说：“我替总统受的罪也不少了，找个替身替总统帮忙吧。”2月20日，王士珍说什么也不到国务院办公了，冯国璋不得不准其辞职。这时，他又矮了大半截，去请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淡淡地一笑说：“现在已不是责任内阁，人人可以干，何必一定要我来干呢！”他无计可施，又到处磕头作揖，任命了内务总长钱能训代总理。他在泥潭中不能自拔，又无路可走，3月4日，拟就了辞职电。总统府秘书长闻讯后，急忙把电稿追回，并去安慰他。他说：“谁想到时局！总理没人干，请东海（徐世昌），东海不来；请芝泉，芝泉不理；请杏城（杨士琦），杏城没有回音。钱斡臣（钱能训）天天闹着不肯代，难道叫我自己兼国务总理不成！政令不出都门，不知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好，你们替我预备两部骡车吧。”不管他是否真心要下台，但他所说的处境确实是真实的。此后，他逢人就表示自己决不恋栈，并说：“做一个无忧无虑的老百姓，总比在这儿活受罪的好。”
3月7日，他以无副总统可代，无正式内阁可摄行大总统的职权、无国会为由，向不伦不类的督军团提出了辞职。电文中说自己“因缘时会，谬摄政权，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烛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也益深，郁爱国之诚而国之不颠覆者亦仅。澄清无术，空挥三舍之戈。和平误人，错铸九州之铁……虽名义同于守府，而号令不出都门，瞻望前途，莫知所属，何忍久居高位，自误以误国家。”他自从发了讨伐令，罪己诏和辞职电后，收拾时局的能力全然丧尽，以往骗得的对西南的“信誉”一扫而光。“和平统一”政策也随之成为泡影了。
1918年3月，督军团要求段祺瑞出山，冯国璋被迫再次请段祺瑞组阁，但段祺瑞却假意不肯。于是，他主动向段祺瑞订城下之盟，表示今后国务院的文件总统不得擅改一字：阁员由总理选用，不必征求总统同意；总统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总统府与各省来往电文由国务院核发。这些条件，远远超越了责任内阁的权限，这样，他才把段祺瑞请出来再次组阁。
段祺瑞上台后，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冯国璋则阳奉阴违，表面上不见客，也不办公，一切从不过问，而背后仍从中作梗。8月7日，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阳首先发难，公开通电指责武力统一是“亡国之策”，提倡“和平”。21日，吴佩孚又领衔通电，请冯国璋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令。长江三督则提议先解决时局而后选举总统。段祺瑞认为，这一切都是冯国璋的阴谋，置之不理。10月，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以冯国璋代理总统期满为由，将他赶下了台。他未下台时一再要求辞职，而当被段祺瑞及其皖系赶下台后，又极端不满。他为了发泄不满，发表了一个报告自己代理总统情形的通电说：“查兵祸之如何酝酿，实起于国璋摄政之前，而兵事之不能结束，则在国璋退职之后，其中曲折情形，虽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国璋无德无能之所致。兵连祸结，于斯已极……人非木石，宁不痛心？”还说今后“绝无希望出山之意”。他下台之后，段祺瑞也虚晃了一枪，来了个自动辞职。然而这种戏法并没有消除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冯国璋仍想再拼一场，他给身边的亲信说：“我们这次栽给芝泉，不算什么，以后再看我们的。”后于1919年回河间老家去了，其后，徐世昌坐上了中国政坛的第一把交椅。
第三节 徐世昌：以“文”临“武”
徐世昌居于两派之间，举足轻重，一身进退系全局。
徐世昌就职后，副总统虚悬，不愿身边有个跋扈专横的军人，时常放出空气，属意于南方之岑春煊。
“北有东海（徐世昌），南有西林（岑春煊），看这两个东西，怎样调和南北。”
徐世昌以“文”临“武”，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操纵各派争斗来维持其地位。
徐世昌看到倒段形势成熟，于7月4日不顾段祺瑞反对，下令裁撤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徐世昌密电召张作霖进京，商议内阁问题。
段冯鹬蚌相争，徐世昌坐收渔人之利
徐世昌，天津人，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斋。早年结识袁世凯，由袁资助入京应考中举。1886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他兼管营务处，成为袁世凯的主要谋士。1901年，被袁保荐任国子监司业。1903年成立练兵处，他以内阁学士任练兵处提调。次年署兵部左侍郎，后兼会办练兵处；不久授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1907年任东北三省第一任总督、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1909年被调任邮传部尚书兼津浦路督办。次年，再任军机大臣，授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任奕匡力内阁的协理大臣。武昌起义时，力主起用袁世凯，并赴彰德与袁密谋，挟持清帝让位，助袁窃取总统职位。1914年任国务卿。袁帝制自为，他辞职退居河南省辉县水竹村，自号“水竹村人”。被袁封为“嵩山四友”之一。
由此可见，袁世凯生前，徐世昌无法取代，只能屈居“辅佐”地位；袁世凯死后，则以其历史形成的“元老”地位利用擅长操纵的手腕，伺机问鼎了。
黎元洪在袁世凯死后顺利继任总统。黎非北洋系，又无武力作后盾，以北洋派正统自居的段祺瑞，手握军权，控制北京政府，视黎元洪为摆设。黎不甘任人摆布，“府院之争”迭起。1916年徐世昌两次出面调停，尤其是11月间，由王士珍至辉县邀请来京后，宣布不入政界，不受职掌，专任调解，以元老身份，“正色教诫、若师保然”。将府、院秘书长孙洪伊、徐树铮同时免职，劝段祺瑞打消辞意。府院矛盾表面缓和。徐欲再回铮县，黎、段挽留再三，遂移居天津。徐世昌两出调停总统、总理之间矛盾，虽然声明无意权位，但确实增加了政治生活中的分量，调停成为积累声望的手段。
1917年5月，“府院之争”因“参战”问题再次爆发。23日，黎元洪通电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敦劝徐世昌出山。段则通电以更换总理命令，未经副署，一切后果概不负责。段派北洋军人齐集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并准备设立临时政府，召集临时议会，密电张勋联合各省公推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因张勋拒绝未果。而徐世昌向以沉稳见称，也未敢轻于一试。以复辟清室为己任的“辫帅”张勋召集的四次徐州会议，徐均与闻其事。徐念念不忘食禄清室之恩，不绝还政清室之想，企图通过复辟清室，携北洋军阀势力，取得主持朝政的权位。日本支持段祺瑞，但反对复辟清室，使徐世昌更加谨慎。6月，张勋借调停黎、段冲突进京，途经天津会晤徐世昌，徐认为“今非其时”。张勋发动复辟后，清室委任徐为弼德院院长，又晋太傅，促其迅速来京，徐均推脱不就。复辟失败后，全国纷纷通电要求严惩祸首张勋，取消优待清室条件，贬溥仪为平民，以正本清源。徐世昌斡旋于段祺瑞、冯国璋等之间，为清室洗刷，为张勋开脱，清室优待条件得以继续保持。徐对清室竭尽傅保之责，也保全了本人清室遗臣的“名节”。
靠张勋驱走黎元洪，解散国会，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政治资本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同时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黎段之争让位于冯、段之争，直皖之争。徐世昌以清客超脱于直、皖两派之间，再一次处于调和者的有利地位，观风望气，捕捉机会。
冯、段上台后，即推翻旧约法，召集临时议会，重订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总统”，进一步加强军事独裁统治。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于8月25日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9月1日，成立护法军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护法烽火燃遍十数省。日、美帝国主义携手支持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讨伐西南。段祺瑞不甘心冯国璋担任总统，冯也欲以直系实力取得北洋领袖地位，把北京政权完全控制在本派手中。对南方的“统一”中，交织着冯、段争斗。对川湘战事失利后，段祺瑞于11月20日辞职，王士珍出任国务总理。日本帝国主义则表示，此后的对华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徐世昌居于两派之间，举足轻重，一身进退系全局。段祺瑞下台并不善罢干休，他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策划“联奉制直、倒王拥段”、准备迫退王士珍，让徐抑节组阁以为过渡，最终拥段任总统，张作霖任副总统，自任内阁总理。徐非居于冯、段之下的角色，则段的出头成为必然。徐世昌居于幕后，暗中偏向于皖段，把矛头指向居于总统之任的直系首领冯；皖系各督军一再联电向冯施加压力倒王，徐拒绝出面调停。当王士珍称病请假后，时奉军入关顿扎军粮城，日本公使出面促段出山，徐世昌一锤定音，迫使冯国璋于1918年3月23日明令免王任段。
段祺瑞再次上台，但与冯国璋仍相争不已。梁士诒请徐出面作调停人，徐回答说：“往者府院明争，吾能解，今则暗斗，无从为役，奈何？”梁说：“旧事如此，宁忍其日益糜烂？”徐良久说：“惟改弦易辙耳！”遂于1918年4月18日出京再次退隐河南辉县水竹村。
6月初，梁士诒等联合名流，主张调和南北，推徐世昌出面斡旋。徐翩然入京。冯、段交讧，两败俱伤，调停不成，必然形成徐世昌出山的局面。9月4日，安福国会开会，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出席436人，徐世昌得425票。徐世昌久久觊觎的大总统地位，水到渠成，唾手而得。冯国璋、段祺瑞同时辞职。在选举时，有一议员投了“渔翁”一票，暗讥冯、段鹬蚌之争，徐世昌得渔翁之利。
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以自己的题名照片分赠议员，藉资笼络。各方贺电纷至，很多人登门促驾早日就职。当选次日，徐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西南之岑春煊、伍廷芳及在野之赵尔巽、张謇等，以循例之辞让，试观风色。冯国璋于6日通电各省表示拥护，北洋直、皖、奉各系将领均响应拥戴。9月17日，徐通电允就总统。唱反调者，惟有北洋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劝先调停南北，改造国会议员后再选总统。西南的岑春煊、伍廷芳复电，反对徐任非法总统，虽然有些异议，拥戴者在北洋派中仍居多数。徐乃于10月10日宣誓就职。时人以徐隐居辉县旧事，撰一联讽诮之：“芒鞋布袜从此脱，三海原来水竹村。”
民脂民膏尽入总统私囊
徐世昌就职后，副总统虚悬，不愿身边有个跋扈专横的军人，时常放出空气，属意于南方之岑春煊。曹锟始终有意于这个席位，徐派秘书长吴芨孙劝说，副总统只设一人，总统左右为难，曹只好表示放弃。终徐之任，副总统迄未产生。徐就任后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大权独揽，使责任内阁徒具形式。其内阁成员多为旧日僚属，如素有渊源的旧交通系的周树模、朱启钤、梁士诒、叶恭绰、周自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