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周恩来魅力外交！克什米尔堪闹剧(1)
第一节 微笑外交显智慧雄才大略惊南亚
登上飞机后，中国代表团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莫洛托夫极其诧异而惊愕地说：“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国的礼仪和道德准则：看见了自己心爱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不亲吻，不拥抱！”
赴莫斯科取经
这是1954年春末，中南海西花厅庭院里的海棠花开了！它们一朵朵，一枝枝，挺直了腰身，张开了笑脸，吐露着芳香，随着轻风摇曳，向这庭院的主人问好。周恩来最喜欢海棠花，他说，因为海棠花是“群花”。邓颖超在工作余暇也爱观赏，可是今年花开，周恩来哪里去了呢？
此时，周恩来正在日内瓦会议厅。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党中央十分重视，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有关的原则、方针。身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我国被邀参加这次会议初步议定之日起，就着手布置各项工作。
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这样回忆：
在这段时间里，总理的外交秘书陈浩常常晚上打电话把我找去。我去西花厅时走大门进去，谈完工作后，往往已是后半夜了。陈浩把我从西房后的夹道送出来，边走边解释：大家都睡了，大门已关了，只好走小夹道。当年的陈浩是个年轻的女同志，做事十分认真负责，细心周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切安排就绪后，周恩来和少数同志先行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协商有关事项。
在出发之前，李克农和师哲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她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杰出地完成任务。然后，又极其关心地讲了周恩来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她说周恩来时常流鼻血，嘱咐李克农和师哲对周恩来多加关心和照顾。
周恩来到苏联进行工作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商议和协调中苏双方对日内瓦国际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价。
4月1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后，中苏双方一连进行了多次会谈协商。因为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所以，赫鲁晓夫把这些会谈称作圆桌会议。除赫鲁晓夫外，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然后，赫鲁晓夫简单地讲了对会议的设想和看法，指出这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齐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是有益的收效了。对会议不可以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结果，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要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同时指出，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场合中，很难预料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的预定方针或计划进行。因此，对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都不要认为它会依照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去发展，尽管我们对一些问题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设想、要求、愿望。因此，我们事先只应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或意欲达到的目标。自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原则，但同时必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恩来讲话，他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周恩来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周恩来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
周恩来还指出，我们对苏联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并确定协作原则。
中国方面的这些要求，苏方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
双方在会谈中还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必须注意的各项事宜。
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恩来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然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中国客人。席间，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恩来劝酒。周恩来虽酒量过人，却患有肝脏病，过量地饮酒引起了不适，加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同他拥抱旋转，终于出现了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无所措手足。莫洛托夫急忙陪同张闻天，把周恩来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不久以后将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周恩来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随行人员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地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8点左右，周恩来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涨。接着他问翻译师哲：“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儿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师哲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儿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
“没有！确实没有！”
周恩来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涨，不清醒了。”
师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8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周恩来。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长途跋涉。周恩来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启程回国了。
周恩来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他对师哲等不曾离开莫斯科的我方人员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了丢丑。
起初师哲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谈完后，他们才明白，师哲不以为然地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周恩来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这回，周恩来在莫斯科又耽搁了两天，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正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化名丁同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利用逗留两天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8号公寓来座谈，回答中方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
座谈中，中方代表提出的问题很多，苏联外交人员回答得也比较细致。给中方代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取、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取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中国代表团飞抵日内瓦
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方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200多个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完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主持。
4月24日上午，我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飞机在东柏林短暂停留。民德总理格罗提渥到机场迎送。当代表团正在机场中心大楼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洛托夫的专机即将来临，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中国代表起飞继续前进。
登上飞机后，中国代表团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来执行任务的。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经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事先照会在西德的美国驻军，西方驻军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行越过西柏林和西德领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看样子，他只有20多岁，红红的脸蛋儿，满脸的稚气，笑眯眯的容貌，惊奇地张望着机舱里的乘客。中国代表团谈笑风生，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受此气氛的感染，不由得独自笑了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对机舱里任何人的言行表现，无不觉得新奇、惊愕。
24日下午，我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一下飞机，各国摄影记者发疯似地拍摄镜头。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代表团驱车到驻地――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
到驻地不久，周恩来又带领必要的人员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这回机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不少外国代表团都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周恩来握手、拥抱。
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尽速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他同周恩来并肩而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摄影师扒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周恩来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周恩来的机敏与智慧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担任大会主席。每个会议主席可以选两名助手坐在主席台。当莫洛托夫担任主席时，宣布葛罗米柯和师哲为他的助手。美国代表一看中国人走上主席台，大惊失色。
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个国家，其中有14个国家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侵朝的联合国军再加上大韩民国，都是朝中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他们对中、苏、朝的态度是可想而知了。会议的成员国中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中国代表在活动中自然受到了限制，遇到些困难。但周恩来这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却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也没有受到旧时代外交界遗留下来的那些陈规俗套的约束，他以极其机敏的智慧、超凡的目光、宽阔的胸怀、灵活的手法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顺利地打开了局面，不仅使中方代表没有陷于孤立地位，而且还帮助有些国家代表团打开了局面，争取到不少新朋友，沟通了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关于日内瓦会议，当时“政治顾问”（实际任务仍离不开俄文翻译），离休前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兼外文出版社社长的师哲，后来回忆了以下几件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这次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撤退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举行朝鲜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一方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但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要求根据李承晚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全朝鲜选举。他们忘了美国是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参加侵朝战争的。联合国已失去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地位。美、韩顽固坚持不解决问题的立场。
美国人倚仗美国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开会时，他们不顾礼节，将两只脚跷在桌子上。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讲了句话，不符合美国的口径。因为卞荣泰想多少解决一些问题。美国代表马上跳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呵斥他，如同在家里呵斥自己的孩子一般。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真是有强权无公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资本主义各国基本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加拿大是跟得最紧的一员。
会场休息室摆了咖啡、糕点、水果。休会时，大家一边吃一边谈，可以随意走动。这也是各国代表交谈、接触的好机会。休息时加拿大的代表悄悄对中国代表说，他听了周恩来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中方代表对他的态度信以为真，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高兴，以为他会讲几句公道话。谁知休息过后，加拿大代表发言，又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污蔑，骂我国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散会后遇见中方代表，他又主动同我国代表握手，请我国代表原谅，说他必须听美国的话，照美国的意图讲话不能越雷池一步。
中方代表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灵魂的傀儡，也由此发现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于是也随之调整了对他们的政策，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在中、朝、苏三国联合斗争下，美国的恐吓政策失败了。5月30日，杜勒斯就离开日内瓦回国，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出席会议。史密斯多少有点民主作风，但他不敢破坏杜勒斯不准同周恩来握手的规定。休息时，周恩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师哲为他们翻译。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史密斯挤进来，同莫洛托夫握手，然后用手拉了拉周恩来的衣袖。这样表示既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又向周恩来打了招呼。
周恩来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中国代表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章法和规定，所以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切场面。
6月15日的大会，斗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已是第51天了。这天是由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首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相提出新的6点建议，主要内容是：
（1）建议各有关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遵照按比例的原则尽速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2）在不超过一年的期限中，缩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军队力量，双方军队不得超过10万人。
（3）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创造逐步解除战争状态的条件，将双方军队转入和平时期状态等问题，并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缔结相应的协定。
（4）认为不论南北朝鲜，同其他国家订有牵涉到军事义务的条约，是同和平统一朝鲜的利益不相容的。
（5）为了创造使南北朝鲜接近一致的条件，成立一个全朝鲜委员会来拟订建立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措施，并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措施。
（6）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从而为尽速解决把朝鲜和平统一为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的任务创造有利的条件。
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讲话中，周恩来揭露了美国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最后，莫洛托夫发言，提议与会的19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这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15国及南朝鲜紧急磋商。复会后，首先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建议。泰国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再次发言，深感遗憾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末，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起而响应，说：“周总理的意见有合理成分，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抓住时机第三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巴克接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瞪着眼睛看着斯巴克。但是比利时毕竟不是南朝鲜，史密斯不好发作，急忙派人送了一张条子给斯巴克。
这时，艾登主席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
美国人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史密斯仓皇站起来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周恩来以缓慢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会场鸦雀无声，静得让人心跳。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周恩来的入情入理、机敏智慧的发言，将美国政府顽固好战的立场揭露无遗。
这场舌战真是妙不可言。
后来，史密斯私下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再干这个副国务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
周恩来的才略与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
登上飞机后，中国代表团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莫洛托夫极其诧异而惊愕地说：“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国的礼仪和道德准则：看见了自己心爱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不亲吻，不拥抱！”
赴莫斯科取经
这是1954年春末，中南海西花厅庭院里的海棠花开了！它们一朵朵，一枝枝，挺直了腰身，张开了笑脸，吐露着芳香，随着轻风摇曳，向这庭院的主人问好。周恩来最喜欢海棠花，他说，因为海棠花是“群花”。邓颖超在工作余暇也爱观赏，可是今年花开，周恩来哪里去了呢？
此时，周恩来正在日内瓦会议厅。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党中央十分重视，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有关的原则、方针。身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我国被邀参加这次会议初步议定之日起，就着手布置各项工作。
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这样回忆：
在这段时间里，总理的外交秘书陈浩常常晚上打电话把我找去。我去西花厅时走大门进去，谈完工作后，往往已是后半夜了。陈浩把我从西房后的夹道送出来，边走边解释：大家都睡了，大门已关了，只好走小夹道。当年的陈浩是个年轻的女同志，做事十分认真负责，细心周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切安排就绪后，周恩来和少数同志先行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协商有关事项。
在出发之前，李克农和师哲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她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杰出地完成任务。然后，又极其关心地讲了周恩来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她说周恩来时常流鼻血，嘱咐李克农和师哲对周恩来多加关心和照顾。
周恩来到苏联进行工作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商议和协调中苏双方对日内瓦国际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价。
4月1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后，中苏双方一连进行了多次会谈协商。因为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所以，赫鲁晓夫把这些会谈称作圆桌会议。除赫鲁晓夫外，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然后，赫鲁晓夫简单地讲了对会议的设想和看法，指出这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齐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是有益的收效了。对会议不可以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结果，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要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同时指出，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场合中，很难预料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的预定方针或计划进行。因此，对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都不要认为它会依照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去发展，尽管我们对一些问题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设想、要求、愿望。因此，我们事先只应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或意欲达到的目标。自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原则，但同时必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恩来讲话，他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周恩来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周恩来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
周恩来还指出，我们对苏联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并确定协作原则。
中国方面的这些要求，苏方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
双方在会谈中还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必须注意的各项事宜。
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恩来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然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中国客人。席间，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恩来劝酒。周恩来虽酒量过人，却患有肝脏病，过量地饮酒引起了不适，加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同他拥抱旋转，终于出现了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无所措手足。莫洛托夫急忙陪同张闻天，把周恩来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不久以后将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周恩来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随行人员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地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8点左右，周恩来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涨。接着他问翻译师哲：“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儿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师哲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儿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
“没有！确实没有！”
周恩来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涨，不清醒了。”
师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8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周恩来。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长途跋涉。周恩来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启程回国了。
周恩来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他对师哲等不曾离开莫斯科的我方人员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了丢丑。
起初师哲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谈完后，他们才明白，师哲不以为然地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周恩来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这回，周恩来在莫斯科又耽搁了两天，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正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化名丁同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利用逗留两天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8号公寓来座谈，回答中方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
座谈中，中方代表提出的问题很多，苏联外交人员回答得也比较细致。给中方代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取、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取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中国代表团飞抵日内瓦
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方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200多个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完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主持。
4月24日上午，我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飞机在东柏林短暂停留。民德总理格罗提渥到机场迎送。当代表团正在机场中心大楼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洛托夫的专机即将来临，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中国代表起飞继续前进。
登上飞机后，中国代表团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来执行任务的。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经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事先照会在西德的美国驻军，西方驻军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行越过西柏林和西德领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看样子，他只有20多岁，红红的脸蛋儿，满脸的稚气，笑眯眯的容貌，惊奇地张望着机舱里的乘客。中国代表团谈笑风生，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受此气氛的感染，不由得独自笑了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对机舱里任何人的言行表现，无不觉得新奇、惊愕。
24日下午，我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一下飞机，各国摄影记者发疯似地拍摄镜头。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代表团驱车到驻地――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
到驻地不久，周恩来又带领必要的人员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这回机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不少外国代表团都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周恩来握手、拥抱。
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尽速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他同周恩来并肩而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摄影师扒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周恩来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周恩来的机敏与智慧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担任大会主席。每个会议主席可以选两名助手坐在主席台。当莫洛托夫担任主席时，宣布葛罗米柯和师哲为他的助手。美国代表一看中国人走上主席台，大惊失色。
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个国家，其中有14个国家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侵朝的联合国军再加上大韩民国，都是朝中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他们对中、苏、朝的态度是可想而知了。会议的成员国中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中国代表在活动中自然受到了限制，遇到些困难。但周恩来这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却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也没有受到旧时代外交界遗留下来的那些陈规俗套的约束，他以极其机敏的智慧、超凡的目光、宽阔的胸怀、灵活的手法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顺利地打开了局面，不仅使中方代表没有陷于孤立地位，而且还帮助有些国家代表团打开了局面，争取到不少新朋友，沟通了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关于日内瓦会议，当时“政治顾问”（实际任务仍离不开俄文翻译），离休前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兼外文出版社社长的师哲，后来回忆了以下几件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这次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撤退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举行朝鲜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一方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但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要求根据李承晚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全朝鲜选举。他们忘了美国是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参加侵朝战争的。联合国已失去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地位。美、韩顽固坚持不解决问题的立场。
美国人倚仗美国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开会时，他们不顾礼节，将两只脚跷在桌子上。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讲了句话，不符合美国的口径。因为卞荣泰想多少解决一些问题。美国代表马上跳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呵斥他，如同在家里呵斥自己的孩子一般。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真是有强权无公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资本主义各国基本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加拿大是跟得最紧的一员。
会场休息室摆了咖啡、糕点、水果。休会时，大家一边吃一边谈，可以随意走动。这也是各国代表交谈、接触的好机会。休息时加拿大的代表悄悄对中国代表说，他听了周恩来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中方代表对他的态度信以为真，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高兴，以为他会讲几句公道话。谁知休息过后，加拿大代表发言，又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污蔑，骂我国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散会后遇见中方代表，他又主动同我国代表握手，请我国代表原谅，说他必须听美国的话，照美国的意图讲话不能越雷池一步。
中方代表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灵魂的傀儡，也由此发现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于是也随之调整了对他们的政策，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在中、朝、苏三国联合斗争下，美国的恐吓政策失败了。5月30日，杜勒斯就离开日内瓦回国，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出席会议。史密斯多少有点民主作风，但他不敢破坏杜勒斯不准同周恩来握手的规定。休息时，周恩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师哲为他们翻译。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史密斯挤进来，同莫洛托夫握手，然后用手拉了拉周恩来的衣袖。这样表示既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又向周恩来打了招呼。
周恩来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中国代表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章法和规定，所以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切场面。
6月15日的大会，斗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已是第51天了。这天是由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首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相提出新的6点建议，主要内容是：
（1）建议各有关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遵照按比例的原则尽速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2）在不超过一年的期限中，缩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军队力量，双方军队不得超过10万人。
（3）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创造逐步解除战争状态的条件，将双方军队转入和平时期状态等问题，并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缔结相应的协定。
（4）认为不论南北朝鲜，同其他国家订有牵涉到军事义务的条约，是同和平统一朝鲜的利益不相容的。
（5）为了创造使南北朝鲜接近一致的条件，成立一个全朝鲜委员会来拟订建立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措施，并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措施。
（6）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从而为尽速解决把朝鲜和平统一为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的任务创造有利的条件。
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讲话中，周恩来揭露了美国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最后，莫洛托夫发言，提议与会的19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这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15国及南朝鲜紧急磋商。复会后，首先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建议。泰国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再次发言，深感遗憾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末，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起而响应，说：“周总理的意见有合理成分，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抓住时机第三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巴克接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瞪着眼睛看着斯巴克。但是比利时毕竟不是南朝鲜，史密斯不好发作，急忙派人送了一张条子给斯巴克。
这时，艾登主席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
美国人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史密斯仓皇站起来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周恩来以缓慢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会场鸦雀无声，静得让人心跳。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周恩来的入情入理、机敏智慧的发言，将美国政府顽固好战的立场揭露无遗。
这场舌战真是妙不可言。
后来，史密斯私下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再干这个副国务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
周恩来的才略与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
